犀利公：对曲啸现象和郭沫若现象的反思

第一篇：犀利公：对曲啸现象和郭沫若现象的反思

犀利公：对曲啸现象和郭沫若现象的反思

(2012-01-06 17:46:33)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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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很早就拟定但一直没动笔的题目，原本想从郭沫若说起。近日翻读阎润涛先生的回忆文章，决定提起笔从曲啸说起。

阎文所回忆的20多年前曲啸败走美国的事件，当时的犀利公无法知晓。但同时期的另一件事却有点熟悉，这便是著名的“蛇口**”事件。当时作为青年党员的我，事后参加了军校举办的讨论会，我是支持专家而反对“思想不太先进”的蛇口青年的。

先回顾这一事件，作为本文的引子。

一、引子

1988年1月13日，蛇口举办了一场“青年教育专家与蛇口青年座谈会”，与会的3位“青年教育专家”分别是：

“当代牧马人”——中宣部局级调研员曲啸；

“启迪青年心灵的灵魂工程师”——北京师范学院教授李燕杰；

“党的文艺工作者”——中央歌舞团演员彭清一。

李和彭的头衔简明易懂，曲先生的头衔源自1982年由谢晋执导并在全国热映的电影《牧马人》。影片改编自张贤亮的小说《灵与肉》，原本与曲啸无关，但几年后因演讲而出了名的曲先生，人们发现他也有在嫩江草原放马的经历，“当代牧马人”的头衔便应运而生。一时间，人借“影”势，影借人威，人们便把影片和小说里的主人公说成是曲啸本人，曲先生也便超越李和彭而位列“新中国三大演讲家”之首（也有人将国务院稽查特派员刘吉先生加上合称为“四大演讲家”）。其实，单就演讲本身而言，李的忽悠劲更大一些，诸如“西点军校学

雷锋”等著名桥段，都是李炮制的。此话头先打住。

座谈会上，曲啸说：“淘金者不是为深圳特区的发展来创业，而是看上了这样一个经济非常活跃、利也很厚的地方，为了个人利益到这里来的……特区不欢迎这样的淘金者。”一位青年反驳说：“创业和淘金，为自己打算和为社会考虑，这些东西在人身上是交织在一起的，不大容易分得清楚。在一个人身上，为自己、为别人、为社会各占多少比例，说不清楚。有的人他自己也弄不清楚，但他觉得自己好像挺清楚似的……”

曲先生很生气，但并未发作。在会上“以激动的心情回忆了他在舞蹈演出中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并有幸握了毛一个手指头的场面”的彭清一，忍不住质问那位青年说：“敢不敢把你的名字告诉我？”没想到，这位青年当场递上了名片。会后第二天，李燕杰起草了一份题为《“蛇口座谈会”始末》的材料，分送给中央和有关领导，并点了那位青年的名，以“把个别青年的错误言论实事求是地反映出来”。

今天看来，22年前的那场因空洞说教而引发的新旧观念冲突，实在不值一谈，但在当时，舆论几乎都站在专家一边，包括自以为“思想先进”的犀利公。

二、当曲啸遇到了汪荣祖

尽管事隔20多年，但作为曲啸访美的接待者之一，阎先生这篇题为《曲啸在美国遭遇滑铁卢》的回忆文章，脉络依然很清晰，除主角已故之外，其他当事人都还健在，情节是可靠的。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曲啸由国务院刘中海先生陪同来到美国给留学生做巡回演讲。第一场报告在“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举办。会员中有两位爱国华侨，是从台湾到美国留学并留下来当教授的，由于他俩恨透了蒋介石的国民党，于是就反过来热爱自己并不熟悉的共产党，并拒绝参加台湾的联谊会，而专门参加大陆的联谊会。其中一位是弗吉尼亚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汪荣祖先生。

曲啸的演讲从“当年我也有跟你们一样出国留学的机会，虽然那时只能是去苏联。可是，我却被打成右派还进了监狱。”开始，到“党就是妈妈，妈妈打错了孩子，孩子是不会也不应该记仇的！”结束。跟在国内一样，演讲中曲啸深情回忆了从1957年被打成“右派”到1979年无罪释放，期间共接受“妈妈”长达22年折磨的经历。

在国内听惯了说教的留学生们并没有感到异常，但经常向大陆学生控诉蒋介石独裁残忍的汪荣祖教授却“不正常”了。他脸色通红，站起来激动地说：“我过去只知道蒋介石国民党是如何独裁，如何玩政治，不诚实，专门欺骗台湾人说共产党毛主席是多么独裁，多么血腥，多么残酷地对待不同政见者。对国民党的宣传我从来都反着读，绝不相信国民党的骗子把戏，而真心相信大陆共产党的报纸，因为那些报道都是跟国民党的说法相反的。可是今天，曲啸教授的演讲，当真是血泪的控诉，句句血，声声泪！一个青年学者平白无故就坐牢22年！而这些，我在台湾时也看到过类似的报道，但报道的事件没有这么邪乎，没有这么真切，没有这么令人愤怒。”

感觉不对头的刘中海先生试图打断汪教授的发言，但汪的那种被欺骗后幡然醒悟的愤怒情绪已无法阻止：“什么党是亲娘，可如此长期地打自己的孩子，那还是亲娘吗？比后娘都残忍，还有什么资格要求被虐待的孩子忠诚于她？母亲这样对待自己的孩子，在任何文明国家都是非法的，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的。”

至此，局面已然不可收拾。阎润涛回忆道：“我忍不住去看曲啸教授，他的嘴唇在颤抖，他的腿也在颤抖，突如其来的打击如同晴天霹雳打得他晕头转向。他不知道是该坐下听，还是继续站着等待问问题的讲完后给出回答……我当时担心曲啸教授的心理崩溃会导致精神崩溃，他那极端心理崩溃的眼神在苍白的脸上折射着死人般的昏暗，令你感到寒冷和哀凉。那已经不是失望，那是绝望。”

事实证实了阎的担忧。国务院的这位刘先生先是怀疑书生气十足的汪教授是台湾特务，继而果断终止演讲计划，带着曲啸回国。不久，曲啸的大脑就出了毛病，1991年9月瘫痪，2003年8月病逝。

三、“捂着伤口唱赞歌”的两种形式

曲啸现象，犀利公称之为“捂着伤口唱赞歌”。

唱赞歌有两种形式：一是捂着自己的伤口唱，二是捂着别人的伤口唱。前者如曲啸、郭沫若；后者如余秋雨、王兆山、《八天八夜》编导组等。

还是说一说构思本文的最早引子郭沫若先生吧。

1967年4月12日，因“录音机事件”从中央音乐学院退学转入海军当兵的郭民英自杀身亡，时年24岁。在弟弟自杀一年零10天的1968年4月22日，因“X小组事件”被劳教而后转入中国农大学习的郭世英也跳楼自杀，时年26岁。郭沫若的女儿和秘书在郭世英跳楼后3小时赶到农大，只见尸体伤痕累累，捆绑的绳索深深地勒进了肉里。

贵为“国家领导人”的父亲——郭沫若怎么样呢？

郭民英自杀一个多月后的6月5日，在亚非作家常设局举办的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5周年讨论会上，郭沫若神情激昂地作了题为《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的闭幕词，并当场朗诵一首题为《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的诗：“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你奋不顾身地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在郭世英被造反派控制直到他自杀的一个多月时间里，身为母亲的于立群，多次建议郭沫若向周恩来求救。但几乎每天都陪同周搞外事活动的郭，始终未开口，直到儿子惨死。于立群悲愤地责问郭，他莫名地辩解说：“我也是为了中国好呵。”（冯锡刚《郭沫若的晚年岁月》）

“对于家庭，郭沫若是个罪人”，郭博（安娜生）这样评价自己 的父亲。

随着共和国历史面纱的缓慢揭开，“伟人们”的面目越来越清晰。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我国杰出的作家、诗人和戏剧家，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邓小平《郭沫若悼词》），49年建政后，郭是怎样继一面故旗（鲁迅）之后成为新中国的一面“活旗”的呢？在政协会上敢与毛泽东正面冲突（1953.9.18）的梁漱溟老先生的回忆，可以帮助我们管窥个中缘由：1951年国庆节，梁和郭都应邀上了天安门城楼。当毛泽东出现时，郭突然打出一面旗子来，上写一行大字：“毛主席，我们永远跟着你。”

于立群自己回忆的一件事，可以让我们领教郭那令人吃惊的“人格魅力”。文革中，郭让擅长颜体字的妻子，用丈二宣纸一张一个字地书写36首毛泽东诗词，用纸两千多张，耗墨一千多斤。郭派吉普车把这些重达一吨的“榜书”装入两个大木箱运到了中南海，毛连声说好，并立即给于写了一封答谢信。毛死后，于立群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深情怀念这件事。有人用“吮痈舔痔”的典故形容郭-于二人的献媚高才，很是中肯。也有人称郭是大陆四大无耻文人之首，实不为过。

如果说捂着自己的伤口唱赞歌多少还有点不易的话，那么，捂着别人的伤口唱赞歌则轻易得多。汶川地震后，余秋雨的“含泪劝灾民”，王兆山的“党疼国爱，纵做鬼也幸福”等等诗章，听听，犬吠似的歌声是多么轻松！

今年“3.28”王家岭事故，38名遇难矿工的冤魂尚未散去，“党的文艺工作者们”便迫不及待地动用山西电影制片厂史上最大的投资，拍摄名为《八天八夜》的影片，作为今年国庆节重点献礼片，计划在“十一”前后隆重推出，以歌颂各级组织和领导的英明，最终在民众的唾骂声中尴尬收场。

四、“捂着伤口唱赞歌”产生的根源——极权主义的扭曲和诱惑

1、曲啸现象剖析：来自极权主义的扭曲

曲啸败走美国事件，引出两个需要我们思考的问题。

问题一：历经22年磨难的曲啸，神经不可谓不坚强，为何被汪先生的几句发言就轻易击倒了呢？

问题二：同样的报告内容，为什么国内的听众认同曲啸的“母亲打孩子”论，认为“一个受组织迫害长达22年却在平反后更加热爱组织”这样一件事例充分证明了这个组织非常伟大和可爱；而来自台湾的一介书生却能够极简明地道出一个常识——曲先生的经历说明那个组织比后娘都残忍。

问题一解答：

解答前，先让我们简要回顾一下曲啸的经历：

1932年出生于辽宁省金县，父母以挖煤为生。

1951年大年初一，父亲被苏联汽车轧死。

1953年考入东北师大。

1957年被打成“右派”，不久被开除公职并送劳教，与第一任妻子离婚。

1961年10月，右派摘帽，到嫩江草原放马兼做小学教师。

1965年被遣送回辽宁盘锦县，在新安农场小学教书，并与妇女队长冯玉兰结婚。

1966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1968年被判20年有期徒刑。

1979年被无罪释放。

这样的经历真可谓步步血泪。可以想象，在汪先生一击之下，曲啸万般苦痛浮于眼前，千种思绪涌上心头：

——他想起了本来是父亲被苏联汽车轧死，反而被东北师大的革命者指责他“与苏联有仇”，并进而定他个“诬蔑苏联外交政策罪”一事，这是他被打成右派的三大罪名之一。

——他想起了因自己谴责调戏女同学的领导，反而被学校党委指责他“目无党组织”，并定了个“反党罪”一事，这是他被打成右派 的三大罪名之二。

——他想起了要求儿子抚养权时法官那轻蔑的回答：“右派要什么孩子？”

——他想起了11年铁窗生涯。

……

是的，一桩桩，一件件，都是撕心裂肺的痛楚，不是“青年教育专家”头衔可以补偿的，不是风光的“当代牧马人”桂冠可以抚慰的，也不是一句“母亲打孩子”就可以释怀的。

对于曲啸的心理崩溃，有一种分析颇有见地：“曲啸不是一个纯粹的骗子，因为他的宣传除了骗别人，还有自欺＋自我实现的成分。他对于他自己给别人那套说法是有一定真诚的，否则的话，即使他的宣传术被人家道破，也不会崩溃。”（邝海炎《曲啸事件的政治学分析》）

人们可能会说：曲啸不记仇可以理解，但反过来唱赞歌却令人费解。其实不知，极权主义宣传可以将人性扭曲到无耻的地步：在清楚地知道欺骗不了他人的情况下，只要还能说服自己，他就可以继续自欺下去。只有当完全不能说服自己时，精神支柱才轰然倒塌，精神分裂便在所难免。曲啸先生在汪发言时突发精神崩溃，一定是因为说服不了自己了，一定是无法再强迫自己捂着伤口唱赞歌了。

“榜书”大师于立群于1979年2月25日自缢身亡。有研究者说她是因为不堪忍受失子之痛，这不太符合实情，因为：（1）此时距失子已过11年，心理已经过较长时间调整；（2）身边还有一子一女两个亲生骨肉陪伴；（3）作为“国家领导人”的各种待遇已经全部恢复。犀利公倾向于认为老人像曲啸一样，在反思条件具备之后（文革结束），对荒唐岁月和荒唐行为幡然醒悟，以至于心如死灰，自寻解脱。曲啸在醒悟之后已经无力了断（瘫痪在床），而于立群却果决出手。无论是对曲还是对于，我们都应该向醒悟者致以敬意。“曲啸最后精神崩溃，说明他没有完全丧失人性，终于醒悟，知道做施暴者的御用工具是违背良心的。”（雷崇功《母亲打儿子——荒谬的命题》）

问题二解答：荒诞的国民性——群体性捂着伤口唱赞歌

1949-1976年间，蒋氏台湾与毛氏大陆尽管都是独裁专制政体，但却有显著的不同。（1）台湾始终对欧美开放，西风传导从未断绝，蒋是开着大门搞专制，异见人士有路可走；而大陆则完全封闭，毛是关起门来搞独裁，异见人士无路可逃。（2）蒋氏恐怖是地下的、小范围的，社会主流意识仍旧崇尚民主；而毛氏恐怖却是公开的、全国性的，社会风行的就是红色恐怖，全民性反右，全国性文革。因此，两岸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就表现出不同的生存状况和思维形态：在台湾，政见不同可以避走欧美（如汪荣祖教授），民众并没有丧失基本的常识性判断能力；而在大陆，政见不同只有死路一条（发生了反右、文革等几轮大屠杀），存活下来的知识分子大多采取知而不言的态度，普通民众基本上丧失了常识判断力，纷纷加入“捂着伤口唱赞歌”的队伍。这就是曲氏演讲轰动神州的历史背景。

群体性捂着伤口唱赞歌，的确是一种病态的国民性。

当然，在万民癫狂的年代，也有“众人皆醉我独醒”者。林昭，一位曾经尊呼毛泽东为父亲并积极批评右派言论的北大才女，在识破毛的政治流氓手腕后，义无返顾地坚持“决不再说违心话”。在历经长达10年的折磨后，于1968年4月29日被残酷杀害，在狱中留下了“只应社稷公黎庶，那许山河私帝王”的凛然诗句（《血诗题衣中》）。而曲啸留下的是“男儿当有凌云志，不爱香风爱党风”（《赠同事诗》）；郭沫若留下的是“人间出现双太阳，天上地下增光彩”（《宇宙充盈歌颂声》）。同样是面对极权、身处逆境，但人格的差异竟然如此惊人！

2、郭沫若现象剖析：来自极权主义的诱惑

如果说曲啸和于立群现象主要缘于被极权主义宣传所扭曲了的话，那么郭的谄媚无底线与亲情丧失症则是缘于极权主义的诱惑。当过副总理、副委员长的郭沫若，一生对名誉、地位的异乎寻常的追求，几乎所有他同时代的人的回忆以及后世研究者们的发现，都指向这一点，无需犀利公再饶舌。

为了保住“国家领导人”的地位，郭像变色龙一样，用他那拙劣的诗句，不停地变换着歌唱或谩骂的对象。1969年4月，他斥责刘少奇“大工贼，黄粱梦”。1976年5月，他响应江青指挥的反右倾翻案风运动，骂“走资派，奋螳臂。邓小平，妄图倒退”；5个月后，江青垮台，他又写“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而此前（1967.6.5）他曾当着亚非拉朋友们的面朗诵过“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的壮美诗篇。

对极权主义狂热分子而言，“令人惊异的是，如果他遭到厄运，甚至自己变成被迫害的牺牲品，被整肃出党，被送进苦役营，极权主义的魔鬼开始吞噬它自己的孩子，他也不会动摇。”（《极权主义的起源》第十章），汉娜.阿伦特早在郭世英兄弟遇难前16年所写下的这一论断，无论是应验在他们的父亲郭沫若身上，还是应验在刘允斌遇难时的刘少奇身上，或孙维世遇难时的周恩来身上，都是那样地精准。

令人钦佩的是，郭世英的“X小组”在40多年前所探讨的问题的深度甚至是今天的部分青年人都难以达到的，如，共产主义是否是乌托邦、毛泽东思想是否也要一分为

二、修正主义是否全无真理、现行政治的种种弊端……尽管伟大的革命家父亲们用儿子青春的血无情地浇灭了他们思想的火花，但留给今人的启迪却仍然闪现出耀眼的光芒。我们在记住林昭、李九莲、张志新、遇罗克这些体制外的反极权青年们的同时，也不应该忘记那些体制内的叛逆青年——他们更能够证明一条真理：邪恶的东西终究是邪恶！这对今天热衷于到重庆红歌会赶场子的朋友来说，尤为重要。

五、极权主义变种

在对曲啸现象所引发的问题二的思考中，我描述了，被极权主义洗脑后的民众失去了判断常识的能力，也失去了正常的逻辑推理能

力，以至于从曲啸受迫害22年却能够华丽转身的事例中，竟然得出了两条变态逻辑：（1）虐待你越厉害的组织越伟大；（2）组织越迫害你而你却越爱它，那么你就越伟大。许多被平反的“右派”，听曲啸的报告以至于感慨泣涕，甚至登上本单位的小舞台也作起了报告，就是基于上述逻辑，一方面认为组织伟大，另一方面又觉得自己也挺伟大。坦率地承认，犀利公当年没少听曲、李二人的报告，也是感动非常，持有的正是这样的逻辑。

然而，认识到此不能算完。上述那两条变态逻辑以及“母亲打儿子论”，还有许多新的变种。

1、“新父母论”

通常从“我代表电视机前的观众”开口说话的全国政协委员倪萍女士，在劝导民众不要埋怨政府以及解释自己从不投反对票时，说过几句名言：“我爱国，我不添乱，从不反对或弃权……就像一个家里一样，特别知道自己父母不容易……你还得体谅父母，得知道父母的难处……这就像孩子能理解父母在抚养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有时候顾得上老大顾不上老二。”

倪女士所言的“父母”是指政府，她穿上“爱国”的盔甲来为自己不给“父母”添乱作辩解，企图占据道德制高点，以阻止别人“添乱”。这种“新父母论”是曲啸“母亲打儿子论”的变型，是极权主义宣传的新变种，其实质就是欺骗民众不要给政府“添乱”，至于政府给百姓添乱（诸如任由房价上涨、任由开支失控、任由腐败蔓延），她则不管。

2、“多难兴邦论”

热衷于捂着别人的伤口唱赞歌的犬儒，千百年来从未断绝，毛时代尤甚。新时代的文犬们更是练就了一身与时俱进的功夫，每当灾难（多是人祸）发生时，他们首先嗅到的总是诸如“党员干部起到了模

范带头作用”之类的闪光点，对灾难背后的贪腐和渎职刻意掩藏，炮制出一篇篇充满谄媚和冷血的犬文。“变坏事为好事”，这种极权主义宣传之风至今仍在盛行，涂抹的结果必然是“难很多、邦难兴”。

3、“自我纠错论”

不管开多少次大会，只要下一“大”能够认识到上一“大”的错误（不一定能够纠正），那么组织就是伟大的，因为它有自我纠错的能力。民众希望建设一种权力制衡机制，以走出下一“大”否定上一“大”的循环怪圈，“绝不们”是不赞同的，因为那样就没有证明自己伟大的机会了。只有巩固能够继续创造失误的体制，才能为组织源源不断地提供“领导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战胜N年不遇之自然灾害”以证明其伟大的机会，如同无良软件商先制造病毒然后再向群众证明其杀毒软件好使一样。

4、“纵向比较论”

极权主义洗脑，通常要洗到你只知道纵向比而不知道横向比的程度。他们这样教导民众：甭管62年前与我们一样落后的日韩台如今怎么样，只看“旧社会”咱们自己怎么样，今天的我们比62年前的祖爷爷们吃得饱，那就说明组织伟大。

尽管在斯大林死后，阿伦特也曾说过苏联不再是典型意义上的极权主义；尽管万岁毛死后中国逐步从极权时代走向了威权时代，但极权主义宣传却仍然存在。反思曲啸和郭沫若现象的意义就在于：别忘了，那部宣传机器还在！

第二篇：考试现象反思

考试现象反思

考试时检验学生学习效果的一种方式，但是经过我的观察，我发现了一个不好的现象。考前学生是不知所措；考中是惊慌失措；考后是手足无措。

考前学生是不知所措。考试的每一科内容都是很多，导致不少同学表现出无从下手，把课本翻来翻去，感觉自己什么都会，没有什么不会的啊！还有一部分学生感觉自己脑子里一片空白，好像什么都不会。这样就导致时间在流逝，复习显得很被动，很低效。其实工作应该做在平时，在学习时，每一节内容或每一天的内容应该有个小结，用不同的符号或者不同颜色的笔标出易错点，自己没有掌握的点，做题高频点。这样的话，考前只要专攻这些知识点就可以了。同时，要定期（一周、一月、一学期各一次较好）对自己的知识进行整理，找出各知识的联系，这样让学习成为一个体系，掌握就相对比较容易，考试也就会得心应手了。考中学生是惊慌失措。考试开始之后，不少学生在答题过程中发现自己不会或记不清的知识点，就会拼命的想，这样使得自己心里认为自己什么也不会，什么也没有理解，导致自己的心情急躁，从而发挥不好。甚至有的学生产生偷看、抄书等等想法，使得精神更加紧张。考试中应该认真对待每一个题，保证有好的状态。如果有不确定的或者不会的，应该先放一放，放松心情，保证自己会的一定不错。当一切都做完之后，在考虑自己不会或弄不清的题，此时依然要冷静。选做题可以凭感觉定一个答案，填空可以猜一个答案，计算题要有步骤分析，毕竟步骤会给自己思路，如果对的话，还给分数。

考后学生是手足无措。考完之后和同学一对答案，才发现自己的和他们不一样，导致自己手足无措。当考试成绩出来之后，发现自己考的不理想（退步、失误较多、目标没有实现），也会导致手足无措。我们应该正确对待考后的结果，想解决问题的方案，可以反思自己失误的原因，哪些知识自己没有理解或者记混了，还是学习方法不恰当。要做到及时补救，及时调整。

同学们，相信经过我的分析，大家应该清楚自己该做什么了吧。一句话送给大家：考试不是靠运气，学习不是靠应付。自己只有付出了，才会有收获。希望大家认真分析，细心准备，下次考出自己的理想成绩。

第三篇：对不及格现现象的反思

对不及格现现象的反思

新课程改革要求课堂教学要面向全体学生，关注每个学生的全面发展。然

而在实际的数学教学中，却一直存在着不及格现象。

2003年秋季，江苏省南通市教研室对全市小升初的学生进行了一次质量大

抽测，抽测的数学成绩不容乐观，不及格率高达150%以上，竟然还出现了好

几个0分。人们不禁质问：一位小学生学了六年数学，竟然连简单的口算都做

不出来，那这六年里，老师是怎么教的，学生又是怎么学的？估且不管那几个

学生是不是弱智生，不及格现象的确是一直困扰着小学数学教师的难题。

对智力正常的学困生来说，语文常能考及格，而数学要及格却很难。究其

原因，这一方面是由于数学知识的内在逻辑性强，前面的知识学不好，后继学习就会困难重重；数学学习的难点是掌握解题思路、数量关系和解题方法，以

一变应万变，问题解决的综合性、灵活性、变式性较强，死记的知识很少；数

学学习的内容较抽象枯燥，如果教师不注重教法的革新和学法的指导，势必影

响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和能力的提高。

当然，中国小学数学的难度系数是世界第一的。新课程改革正在将小学数

学向大众化、生活化、趣味化方向发展，让人人学有价值的数学，人人在数学

学习中有所发展。

那么是不是意味着随着小数教材难度的不断降低，数学学困生现象将在中

国消失？事情远非如此简单。数学学困生的产生不能全归咎于数学本身，还应

从许多人为的因素中寻找。但愿我们能借助新课改的理念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给学生以空间，让学生自由地活动

创新需要时间，创新更需要空间。学生只有在活动的过程中才能感悟出数学的真谛，才能逐渐养成自主学习的习惯，才能培养创新的意识和能力。离开了空间、离开了学生的活动，创新能力的培养就成了无根之木、无源之水。给学生创设一个良好的活动空间，让学生在这个空间中去发现、去探索、去创造是十分重要的。在教学“相遇问题求路程”的一课中，其中一个教学难点是让学生理解什么是“相向而行”、“背向而行”、“同向而行”。其实五年级的学生有一定的生活体验和语言基础，我觉得学生看着字面也能理解这些词语，关键是怎样令他们印象深刻。于是我设计了这样一个环节：我只出示了“相向而行”、“背向而行”、“同向而行”这三个词语，让学生先自己理解，然后找自己的好朋友在教室里走一走。让学生通过自己走，自己的活动亲身体会什么是“相向而行”、“背向而行”、“同向而行”。学生不是坐在教室里听教师讲解，而是能够站起来，离开座位在教室里走，还有机会表演，他们的兴趣一下子就来了。这样课堂气氛马上活跃起来，学生学习也更有劲头了，难点不攻自破，对新知识的理解更加深刻了。所以，在课堂上不防多给学生一点的时间和空间，让学生展开想象的翅膀，这样会有意想不到的教学效果。

第四篇：反思莫言现象

2012年岁末给人带来的惊喜莫过于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这对于中国广大文学爱好者、读者及莫言本人无疑是最大的喜事，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给国人或是中国当代文学带来了光彩。

然而对于这样的一种景状，我们看到的不是惊喜，却是一种悲哀。莫言获得了诺贝尔奖，固然值得围观和庆贺，可是当全国人民都为此而陷入了一种极度崇拜和迷恋之中的时候，这是不是一种畸形的狂热，是不是一种堕落的表现?——从莫言10年前的手稿飙升至120万元、网店出现特别标注“莫言故乡”的“高密火烧”和烤鸡，到莫言签名书在网上加价售卖，最贵的《透明的红萝卜》网上要价10万元;从莫言家乡要种万亩红高粱、打造莫言体验区建旅游大县，到6年前以1000元随意注册白酒商标“莫言醉”飙升至1000万元。难怪对于这种颇有“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的消费现象，作家北村发出了“好端端的一个莫言就要被你们给毁了”的无限愤慨。

一个成熟的社会是应该用一种比较平和的态度来面对莫言获奖的。而网络和媒体对莫言获奖的持续深挖和追踪、公众对莫言的狂热和迷乱，却不亚于作家创造的那个虚构世界，甚至还多少带有一些荒诞的色彩。这说明了什么?是美德还是低俗，是褒扬还是诋毁，是中肯还是功利?

“消费莫言”的形式花样百出，归根到底就为了借助名人效应来获取自己的财富。对于此种状况，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陆建德教授提示国人应“走出诺贝尔奖的迷失”。莫言本人则说，“围绕着诺贝尔文学奖这个问题诸多的争论是一面镜子，透过这面镜子看到了人心，看到了世态。”可见我们并没有做到正确对待诺贝尔奖，更没有做到正确对待莫言!

是该对莫言现象进行反思了

莫言不自觉的成为东方文明的罪人。在东西方文明的碰撞中，他不自觉的成为西方进攻的急先锋。

他的文章让世界对于中国的认识误解更加增大，让中国人特别是海外华人矮人一等。

在今天，大多数人西方人对于中国的认识还处在一种愚昧，落后和暴力的形象之中。仅仅是部分人对于中国有了一点新的认识。而莫言的文章加重了前一种认识。

中西方的文明碰撞，在古代仅仅是几个远途跋涉的人，像马可波罗一类，对于中华文明也不过是眼中所看到的描述，而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仅仅是瞬间的表面。直到1840年，中西方开始了真正的碰撞，但在这个时候，西方已经完全放弃了因传说而对古中国的敬仰。因为西方的文化革命，变得强大起来，在世界各地进行殖民。在他们的征服中，诸如美洲，非洲，印度，那些落后的民族和部落都成为野蛮的代名词。而1840年以后，中国对于西方的侵略的暴力反抗也形成西方心中的野蛮形象。西方人一直都是这样，直到今天，他们所带来的流血在他们看来都是正义的和先进的，而对于反抗一概都被他们视为愚昧。落后和野蛮。

中华民族经历了一百年的痛苦，经历了一百年非人的折磨，就像一个长期被蹂躏的妇女，佝偻不已，即使我们的精英也在骂中国的落后。这一百年，无数的中华英雄用鲜血来捍卫华夏文明的延续。这一百年来的风风雨雨，在西方来看，就是野蛮，落后，暴力的。

所以，西方对于中国文明的认识是建立在一个这样的意识基础上。即使中国在建国后取得的伟大成就，比如战争的胜利，他们也认为是暴力的升级。而对于中国社会的进步，由于长期的封锁，根本没有机会在世界上展示出来。故而西方即使在今天，大多数人对于中国的认识还处在一种愚昧，落后和暴力的形象之中。仅仅是部分人对于中国有了一点新的认识。

而莫言的作品为了用自己的审美特点来表现一种特殊的效果，把很多人写成扭曲的，甚至幻觉的，更增加了一种原始的味道。这种味道中不可避免的渗入了暴力，强力，野蛮和非洲式的夸张。如果从艺术的角度，这种形象 未必不可。但是，莫言生错了时代，也生错了地方。在一个被误解的国度和被误解的文明中，他的描述增加了西方对于他们原来固有的中国形象。这种形象来自一个中国人的书写，又怎能不让不理解中国人的西方人认为自己原来的认识是正确的？

这种认识会形成一种力量，那就是西方人会决定用西方的文明来取而代之。

历史证明，人类任何的流血冲突都是意识在作怪。几百年来，西方总是自以为是，以文明的卫道士来消灭了别人。而对于把愚昧落后和暴力从世界上抹掉也成为西方人的理想和伟大的象征。

中国人并不是莫言文章中的原始、野蛮、暴力。诺贝尔奖的评委不懂中华文明，莫言先生不能不说不懂。在人类的几大文明中，只有中华文明融合了天地文明，道教文明，儒教文明，佛教文明，特别是中国的天地文明成为任何文明无法战胜的，也成为任何文明闯入，最后被融化的母体。中国的古代人敬仰天地，以天地之变化来约束自己的行为，这种天人合一的文明营养了古代的中国人，从那时起，中国人已经摆脱了愚昧。道教文明中和了人本文明，增强了对于人本身这个肉体宇宙的认识，增加了人类对于未来的预感认识，这种对于未来的认识在今天也比很多仪器有用。这种文明在今天也不能说落后。而儒教文明则是对于人口聚集而成为一个有机整体的伦理管理，这种管理既包含了对于生命如蚂蚁和蜜蜂的生态效仿，也包含了人身修养的行为方式，形成的人伦道德礼义仁智信不能不说是对于中华文明和世界的贡献。这种人本修养不能不说中国人已经摆脱野蛮。在世界的其他任何角落，都没有这样的文明，也没有这样的人民。佛教让中国人柔软，对于隐形世界有着畏惧，对于轮回有着信念。这一切的中和就是中国人。而不是莫言先生的野蛮和残忍。莫言先生反其道而行，增强了中国人的愚昧落后和野蛮，难道不是对于中国文明的背叛吗？一个忘记自己是怎样的人，是怎样的文明孕育出来的人，只能在毁灭自己文明的道路上越走越深。

在中国的历史中，有孔子，也有盗拓。不能说中国没有一点那种愚昧。但是从历史的长河中来看，毕竟盗拓是很少的一部分，而代表整个民族文明走向的还是正义的。这种少的东西也许也正是莫言先生所能申诉的理由。假如在一个强大的德国或者其他国家，这种对于愚昧的挖掘或许是一种鞭策，也是文人的为人的理由。但是在今天的中国，我一直说莫言先生生错了时代，也生错了地方，在现在的中国，存在着一个文明的战争。

这个文明和其他几个文明曾经在世界上放过异彩，那就是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再晚一点还有希腊文明。忘了，还有玛雅文明，从实际意义上来说，这几个文明都是在文明的碰撞中形成的战争中烟消云散。唯有中华文明存在下来。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从1840年开始，这种碰撞并没有停止，而这种碰撞的程度也随着正弦曲线在不断的往前延伸。这中碰撞带来的就是战争，融合，再战争，再融合。每次规模大小不同。

假如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我们也就明白了西方列强为何在我国周围摆下了弯月形的核包围。历史不是过去，在冷兵器时代，我们能够用长城挡住匈奴的大兵。现在科技的发展，把地球已经缩小，碰撞形成的种族灭亡时刻可能发生。

在几千年前，以色列人还能够在哭墙边痛苦，然后流浪世界几千年，而对于中国人来说，我们也去毁灭自己，我们恐怕连痛苦的机会也没有。别人也不会给我们和别人争饭碗的机会。当然，也有些人或许认为中华文明不见得很好，说不定西方文明更好。那我们就要看我们怎样接受西方文明。我们从来不排斥西方文明，哲学家毛泽东一直说，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假如这种接受掌握在西方的手中，我们就如同阿富汗、伊拉克。大量的人民会生灵涂炭。假如我们不能守住自己的家园，我们的下场不比古代以色列人好，在世界给各地会因为我们抢饭碗会对我们进行排斥，甚至屠杀。

莫言无形中在意识上帮助了西方，对于本民族进行了误伤，降低了本民族的威信，让海外华人都和野蛮，原始、暴力沾上了光，这种情况我们不能不进行深刻的思考。假如我们这样下去，我们不但不理解我们的文明，不去弘扬她，却在无形中糟践，而西方人更不懂我们的文明，那我们许多人或许几代后将后悔不已。

比如我们最熟悉的就是莫言的《红高粱》。在莫言获奖之后，我也感到骄傲，但是听到是《红高粱》的作者，我很是不安。西方人按照自己的感知来发奖，会不会对我们是一种伤害。而莫言的作品能否像长江黄河的水一样，滋润我们的民族。最后看了他的一些书，我更是不安起来。

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最深刻的莫过于《红高粱》了。一直到现在，许多人对于《红高粱》都是深恶痛绝的。因为《红高粱》的出现时晴天霹雳，彻底震毁了中国人的道德防线。

我们知道，有一位哲学家毛泽东用以权制权的方法来进行权利的共产主义运动，对中国文明进行改革。这个改革失败了。中国人没有上升到哲学人。这是毛泽东最大的手笔，但是用他的同志作了试验品，而且失败了。但是，在这种失败的后面却提高了一群人的素质。这群人就是当年的工人阶级，这个阶级养成了爱学习，爱劳动，爱生活，能吃苦耐劳，能自力更生，一不拍苦二不怕死，能够中西结合，能够古为今用，能够认真做事，踏踏实实，能够朴实做事，厚道为人，能够贫贱不能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他们爆发的生命力在那个时代焕发了青春。

莫言应该就是那个时代的人。那个时候，认真朴实是人生之道，是信仰之道。所以当这种语音还在的时候，《红高粱》的肉欲，野蛮，原始对于这个民族造成多大的精神震动是可想而知的。在破坏原来的中华文明精神方面，莫言虽然不是主力，但是在那个时代，却成为破坏者的急先锋。在很多中年人的心理都有着种感觉。很多年过去，许多人都能感觉到《红高粱》是个分水岭，之前的人吸取了中国的古人的文明，只不过多了一种向天斗，向人斗的斗争精神。这种精神在我的一篇关于红玉的的文章中进行了论述。中国古代文明实际上就是玉石文明。这种文明表现为一种礼义仁智信的道德规范。而在中国的毛泽东时代，由于敌人的包围，我们表现为一种斗争，一种敢于流血的红玉精神。我曾经给一位画家写的文章中就提到这种精神。

改革开放后，莫言没有描写时代的中国人，没有真实的挖掘中国当时的人心，却依照西方的审美意识来进行原始，野蛮的塑造。

诚然，艺术的变化对于文学家来说是应该的。在人们已经满足红高亮的时候，就像吃饭已经到腻味的时候，就要改变伙食的时候，改革开放开始了。恰恰在这个时候，我们还没有找到我们自己的新伙食，没有找到新的艺术方法，于是我们不少人就把传入的西方思潮作为一种模式进行运用。

但是我们从历史上知道，流感病毒最易传染，坏的东西跑的最快。从文艺复兴开始，正规的塑造成为一种模式，从而出现了西方文化的大繁荣，达芬奇，米格朗斯诺，拉斐尔无不是在正正经经的知识规律中徜徉。在几百年中，西方的艺术就在情感和写实中斗争，在富丽堂皇和朴实无华中斗争，在概念和非概念中斗争，在贵族和平民中斗争。这几百年的变化没有逃脱人类的形式和逻辑。而当印象派出现后，色彩深奥使人成为一种骗子，骗那些更不理解的人们。这是一种人类发展的足迹，因为知识的爆炸，我们每个人只能知道自己行业的知识。我们时刻可能接受知识的欺骗，成为被别人咋骗的对象。在艺术上也是这样，当西方人在左右冲突中寻找新的哲学突破的时候，垃圾就应运而生。有些人用自己的身体涂上颜料滚出了画，有人用小便池反成了高档艺术品。野兽主义，表现主义，连带蒙克的精神变形都成了艺术品。文学艺术也紧跟着美术，各种表现手法出现，甚至神经病的喃喃之语也会成为大师的作品。

西方的世纪末的神经的艺术如此堕落，说明自文艺复兴而来建立的一切在接受生命轮回的考验，在疯狂中走向没落。而他突然跑进了中国。就像一个华丽狐臊的人跑进了老实巴交的关中平原。却因为能够攫取，而受到一些精英的追捧。《红高粱》便应运而生。虽然在年轻的莫言来说，可能是为了追潮流，或许为了尽快出名，但是却成为西方进攻中国的急先锋。所有中年的人都能记得，从红高粱后，中国人的性情大变。虽然不尽是红高粱有这样巨大的威力，实用主义也起到了主要作用。但《红高粱》赤裸的先锋作用是很多人能看到的。从此中国人渐渐失去本来的伦理道德，假货满天飞，各种缺德的事情穷不尽。淫荡漂浮在中国的上空，一切在溃废中出现。无怪乎一个为民族呐喊的作家——贾平凹写了《废都》之后写废乡（《秦腔》）。

没有几个人能够看到这种文化的碰撞。本来是西方难以摆脱的世纪末情感，也就是让西方的情感危机，传染到中国，让中国疯狂。而西方得救了。这种传染真难以用逻辑说明。就像经济危机的输送，他送给你，他就得救了。实际上这也是意识危机的输送。也是大碰撞中的一种现象。就像要毁灭一个人一样，给你吃上几口鸦片，你就完蛋了。

1840年，英国人用鸦片撬开中国的大门，当代，西方人又把精神鸦片传进来，让我们的道德、我们的文明在崩溃。

我们很多人意识不到这一点，当我们做的符合西方的时候，西方还会给我们一些奖赏。这是中国的悲哀，在几十年前，阿Q只会对权贵哈腰，对下层怒喝，今天的人们还不如祖先阿Q。在自残中接受西方的奖赏，并且整个中国为之欢呼。

现在，是该对莫言现象进行反思了。假如我们不去思考，华夏文明也和其他文明一样消失，海外华人也和当年以色列人一会受到歧视。

有些人则不以为然，会说，中华文明不就是现在不如西方文明，我们本身就是有许多黑暗，难道还不能说出？非也，天时地利人和，中国人讲究在这个。

可以这样的打比方，西方想让你洗牌，加入他们的文明与丑恶，不管你的文明还是丑恶都完蛋。在这种情况下，你是希望重新洗牌还是希望自我觉醒，进行系统修复。纯粹的自我揭露，给了洗牌以口实。对于修复没有很大的帮助。而希望修复的在揭露的同时对正义进行了歌颂。中国的华夏文明应该被洗牌还是被修复，在世界发展的今天，中华文明中的伦理文明，天地文明和修养文明都是对霸权后的地球之伤的维护和愈合。故而我希望不是洗牌，而是修复。

我希望我说的是对的，因为我长期身卧病榻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还有很多，虽然我不太写文章，将来我还会说出来。就像当年我发表《生命共产主义》一样，被人们现在广泛应用，并被表明生态文明建设。我不是来驳斥莫言老师，我毕竟是晚辈，也希望莫言老师提出批评，以后我也会写出造成黑暗的哲学原因，同时希望莫言老师今后多说些歌颂华夏文明的话语，那将比原来影响还大。我希望在文明大撞击中，我们不要被一些事物蒙蔽，我们的血液中已经打上这中烙印，假如要我们的行为造成我们文明的灭亡，我们就只能死亡。这就是生物界的生态选择。

第五篇：“郭美美现象”的反思

“郭美美现象”的反思

(2014-08-04 17:37:07)转载转载 ▼

标签： 分类： 历史与地理

原文地址：“郭美美现象”的反思作者：

郭美美。

一个出身贫寒，不爱读书，贪慕虚荣的小北漂，靠着无知无畏的愣劲儿，和浑不吝的闯劲儿，在这个伟大的时代里，服用了发泡剂一样快速成长，成为了知名度居高不下的“名人”“女神”，成了众多先富男人们高价追逐的“干女儿”“玩物”，成了祸害无数却似乎无人能奈何她的“妖精”。

如今她的肥皂剧结束了，我们要问：是什么力量在孜孜不倦的“成全她”？

第一，躲避崇高、颠覆权威的社会思潮

躲避崇高，从二十多年前的王蒙、王朔就开始了。一点正经都没有，成了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反抗现实的手段。这个思潮发展到今天已经有20来年，正好与郭美美的年龄相当。

在消解一切正面权威、偶像的社会思潮下面，在摧毁雷锋、张海迪等正面偶像成为一种时髦的形势下，红十字会的崩毁缺少的只是一个机会，一个素材。可以说，这个事件迟早是会发生的，早来比晚来好。

郭美美事件发生之后，不论官方怎么解释，不论红十字会负责人怎样辩解“郭美美跟红十字会无关”，都起到了相反的作用。可以说，政府的信任危机，对郭美美事件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第二，三观尽毁的极端表演

改开这些年以来，很多中国人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出现了严重偏差。在西方也被唾弃的拜金主义、极端自我、唯利是图等等价值观，成了这边奉若神明的信条。

可以说，不择手段的成功学，寡廉鲜耻的道德观，在中国大有市场。根源也许就是“猫论”变异出来的市侩实用主义，成者王侯败者贼的传统观念也在发挥作用。

人们只关注你是否成功，对你成功过程的是否合法、规范并不在意。“出名要趁早”，张爱玲小说里的戏言，复活并实践在郭美美这一代人身上。

为了出名，为了出名之后财富的堆积和虚荣心的满足，一切都可以不用其极。

在“潜规则”成为大众日常钻研的功课和努力践行的行动指南的时代，想要年轻人拥有健康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也难。

第三，做了坏事不需要承担后果的监管失控

郭美美轰毁了中国红十字会的信誉大厦，却没有承担任何民事、刑事的后果，依然出入豪华，言行张扬，行为荒唐。

在全国人民集体创作郭美美肥皂剧的过程中，在这部充满了黑幕、情色、悬疑、商战等元素的连续剧源源不断、出格上演的过程中，有关方面无一人出来制止、干涉、澄清。甚至指名道姓的网络谣言，比如所谓王军是王震之子，当事人也无一出来澄清，甚至诉诸法律。

既然可以如此放肆的造谣、诽谤而不需要承担责任，郭美美为什么不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呢。

第四，无人监管的成长道路

一个19岁的单亲家庭女生，母亲郭登峰靠经营洗浴、足疗类业务谋生，面对镜头，竟然把自己说成一个漏洞百出的股神，一个靠炒股赚得上亿资产的富婆。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郭美美，能指望她什么呢？

涉世简单，谈吐虚荣，在她冒险赚到了第一桶金之后，显然开始了从懵里懵懂游戏人生，到精心策划（也许有幕后）苦心经营的转换，有一条清晰的曲线。她体验了“出名要趁早”的道理，也熟悉了名气能够带来的商业运作。

她拍片子，因为名人的影视剧收视率高；她炫富，因为第一次炫富出了名却没有任何人追究自己，所以继续沿用炫富出名的招数；她制造在澳门拖欠赌资2.6亿的假新闻，因为有网站需要她的名气做宣传，她开始成为别人的工具；她赌球，因为她开始在闯荡江湖的过程中练就了不少本事；她威逼利诱别人来赌博，自己抽取水息，成为有意识的商业行为；她甚至在资金紧张的时期，主动把自己变成一个妓女，直接挑战法律和道德底线。

第五，先富男人的内心空虚和丑陋，给郭美美提供了广阔天地

三十年前，刘晓庆喊出了做女人难，做名女人更难，做出了名的单身女人难乎其难的感慨。内中甘苦，也许外人难以理解。

但是从郭美美这里，可以找到有趣的佐证：出名之后，就会卖个好价钱。就会有有钱的男人主动找上门来。

郭美美出名之后，名义上是艺人，会参加一些商演，但是主要还是通过性交易获利。在男人的价值观里，能够买到名女人的性，有一种难以言传的成就感。一些没出息的臭男人，主动邀请年轻的演员、有名气的女人陪酒、陪睡，甘愿一掷千金。郭美美深谙此中奥妙，为了维持热销、畅销的行情，她不断制造热点，炒作话题，不从公众事业中消失。在汪峰挖空心机上头条而不得的情况下，郭美美则轻松愉快吸引了人们的视线，持续四五年不懈怠。

最后，我们终于看到了这样一个郭美美：前男友（干爹）说她贪婪，像一个噩梦挥之不去；经纪人说她混乱，每天都要变换不同的男友，外国男人不要钱，中国男人五六万、十几万；同伙人说她狠毒，威逼利诱参与赌博，追索赌债决不手软。但是，她显然具有了标本价值，我们必须看到，她的“诞生”，是时代、社会、家庭、个性等方面合力打造。

她是一个社会现象，一个郭美美现象，值得人们认真剖析深究。她甚至是一个反映着我们这个时代诸多方面的镜子，建议大家都来照一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