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和平崛起的中国
和平崛起的中国
“中国崛起”已成为国际社会不争的事实,关于中国崛起的发展道路问题,我国领导人曾多次指出中国的发展道路是和平崛起。2003年12月10日,温家宝总理访美期间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讲。在这次演讲中,温总理首次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提出,“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改革开放与和平崛起的大国”。同年12月26日,胡锦涛主席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的座谈会上再次强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坚持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2004年3月,在第十届人大二次会议的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总理具体阐述了中国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
中国走和平发展通路,不同于以往西方列强通过侵略、征服、控制的途径,掠夺、攫取别国的财富来实现自身的发展,而是通过自身的努力和自主创新,采取和平的方式,增加财富,实现自身的发展。
和平崛起,作为我国的国家发展道路提出后不断引起了我国社会各界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并且这一决策是党的新一届领导集体的一项重要决策,是代表中国人民向全世界作出的庄严承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我国,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有着深刻的历史性和现实性。
一)历史性
中国人民历来酷爱和平、重视文化。以和为贵的价值取向在我国根深蒂固,中华民族的血液中,始终流淌着“和”文化的传统,有着“和而不同”、“厚德载物”的宽大胸襟。中国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就是深深根植于“和”文化的底蕴之中,正如温家宝总理在哈佛大学演讲时所阐释的:“中国的和平崛起道路是建立在中华民族和为贵和和而不同的文化基础之上的”。中华民族曾经饱受战乱之苦,深知和平的可贵。中国人民从苦难经历中养成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价值取向,铸就了酷爱和平的民族性格。中国发明了火药,却没有首先用做战争工具。“自古知兵非好战”,成为历代军事家的格言。
二)现实性
一是我国政府提出和平崛起发展道路也是基于对现时代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正确把握。中国的和平发展的道路,是由各种条件决定的。如我国的国家性质、社会制度、党的领导、人民的愿望等。中国越发展、越强大,越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人类历史证明,任何民族要想跻身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都必须以抓住机遇为前提。谁抓住机遇,谁就能争取主动,赢得发展;反之,就会丧失机遇,陷入被动和落后。
放眼世界。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世界要和平,人民要合作,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是时代的潮流。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中国选择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是顺应时代的战略选择。俗说:“机不可失,时不我待。”正如胡锦涛主席在2004年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上所强调的,“能否顺应时代潮流,依靠人民的智慧和力量,走出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是一个国家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加快发展的关键。”
回看国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新世纪开始,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发展阶段。我们成功的开辟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找到了社会安定和谐、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和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当代的中国正在步入一个更加开放的世界,一个全面竞争的世界,一个全新的发展环境。21世纪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键历史时期,也将是我国和平崛起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机遇难得,能否抓住这个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是关系到我国能否加快实现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问题。
二是我国今天奉行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就国内来说,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是我国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因为我国的独立和主权,是一国能否自主于世界的重要条件,也是国家安全有无保障的基本标志。从国际方面看,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符合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和根本利益,是时代的要求,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通过外交活动,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正是这一民族品格的承继和光大,所以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是我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
在这一外交政策的指引下,我们跟众多国家建立了伙伴或合作关系。本着“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妥善解决同周边邻国的边界领土争端。同世界各国携手反对恐怖主义,积极参与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如在朝鲜半岛无核化和伊朗核问题上坚持促谈促和。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改变旧的国际秩序,建立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国际新秩序,如在美国攻占伊拉克战争问题上是坚决反对和批评,凡此种种,都反映了中国对促进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高度负责感。
所以我相信中国的明天一定是一个繁荣富强的明天。
长沙县一中k278杨灿
指导老师:
第二篇:国庆60周年征文:中国和平崛起
很小就记得一张画,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高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今天,成立了!”.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丰富,渐渐明白了,毛爷爷当年那一呼,惊天动地,气壮山河.那一呼,冲破云宵,响彻宇宙!
新中国建国之初,百废待兴.用一句不好听的话说就是:中国能种稻子,种麦子,还能磨成面粉.但我们连一
根钉子,一个汽车轮胎都造不出来.这种景况,持续了很久很久.基础工业的薄弱,让这个刚刚建立的伟大国家处处受气.夹杂在美苏两个大国间,时时刻刻都得求着人家的日子不好过.中国在军工产业和基础工业的落后直接导致我们国防的落后,落后就要挨打,这个定理不会变.于是,看到机会的美国人来了.朝鲜半岛的枪声给新中国带来了极大的压力.我们反击,直到今天,很多人依然认为,那场战争我们赢了.而实质上呢,包括平民在内,中朝一共死亡了六十多万人.这是个巨大的代价,也是个警醒.随后,中国和越南,印度都爆发过小规模的边界战争,虽然中国都取得了胜利,但不得不承认的现实是,中国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而我们今天来反观美国打伊拉克,到全部占领伊拉克,美军的伤亡人数几乎为零.也就是说,随着战争的现代化,0伤亡越来越重要,否则,损失实在是太大太大.从两弹一星的爆炸发射,到神州七号和094潜艇下水,再到今年的航母计划,中国的国防实力正在成长中.护航索马里,成为中国崛起,成为海陆空三大强者的标志.而青岛多国海上军演,更让人们看到,世界的中心,正在向东方转移,这片红色的土地,正闪烁着她独有的魅力.比美国,俄罗斯,我们还有更长更远的道路要走,也更艰难的多,但我坚信,伟大的祖国必将和平崛起,屹立在世界东方,接受全世界的礼赞!
毛主席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第三篇:中国和平崛起中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模版)
中国和平崛起中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即中华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源远流传、绵延不绝,在漫长的历史演变发展过程中,一直闪耀着璀璨的光芒。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包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推己及人”的仁道,“和为贵”“睦仁善邻”的共处共生之道等内容,是民族强大和团结的源泉,是国家建设和发展的推动力,同时也是相互依存时代处理国际关系不可或缺的基本原则。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而不同”哲学思想是中国“和平崛起”外交新战略中的核心价值思想,形成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现实外交战略的历史的具体的统一,必将为建立国际新秩序作出积极的贡献,促进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进而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正文: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
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早在数千年以前,中国就以独具特色的黄河文化而闻名世界。其后,经过炎黄子孙的长期创造和沉淀,中华文化愈加丰富多彩,博大精深,其影响,其成就,举世罕见。中国国土辽阔,地大物博,自周秦以来,除个别分裂割据时期之外,在大部分时间内保持着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这一政治机构。因而在中华传统文化这一体系之中,既有源自黄河流域的华夏文明作为主体,也有多样的少数民族文化作为补充,相得益彰,在许多方面,中华民族的祖先曾非常勇敢地、毫不犹豫地吸收外来文化因素,并加以改造,不断丰富中华文化的内涵。独特的地理造就了独特的中华文化,也就对中国的发展和人文历史产生了不同影响。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仅养育人的肉体,更滋养人的精神和灵魂。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地理因素、人文因素的综合结果。中国传统文化讲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特别注重道德修养,其中心环节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修身的必然结果。修身是立身之道,也是立国之道,主张通过自身的修养和学习,成为高尚的人,有理想的人,其最高目标和终极价值是实现人与群体,个人与社会的统一及协调发展。中国的传统文化包括多个方面,具体有:
1、“仁”的思想。“仁”的思想源自古代大教育家大思想家孔子,在今天,对我们的社会生活和各个方面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仁者爱人”思想有利于维护家庭的稳定,家庭又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家庭的稳定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有利于加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与爱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中国的“和平崛起”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思想是人际交往的理想境界,是形成良好社会道德风尚的要求。“克己复礼为仁”思想要求人们抑制私心杂念,遵守社会秩序,有助于社会形成良好的社会制度秩序,维护社会稳定全面发展。
2、“和”的思想。“和合”思想在现代具有重要影响。“和合”思想强调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交往、吸收、融合,对推进人类文明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今天,在不同民族和地域的文化特点和差异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减少摩擦、增加共识,发扬“和为贵”、“和而不同”的思想显得更为重要。为此,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共生、共存共赢的“和合”思想,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和平崛起”战略的重要指导思想之一。中国在融入世界的过程中,领悟了传统文化“和为贵”、“和而不同”的启示,中国所倡导的“和谐世界”理念,必将推动全球多元文化的共同发展,成为引领国际关系的新潮流。
二、“中国威胁”与“中国和平崛起”
中国的迅速崛起使得国际社会一度刮起了“中国威胁论”风暴。美国兰德公司最近发表的长篇论著——《解释中国的大战略:过去、现在和未来》,从两方面论证了中国崛起可能给别国造成威胁:一方面,中国对于自己古昔辉煌伟大的历史记忆和重获先前显赫荣光的复兴渴求;中国雪洗鸦片战争后中国百年民族耻辱的强烈意愿;中国关于自己在历史上的外部安全主要由能够控制周边战略地带的强大国家力量来保证的信念等。另一方面,根据国际政治中的安全疑惧法则和决定强国兴衰、驱动霸权争夺的“权势转移”机理进而认为中国为了保持自己的利益和权利会威胁他国。
显而易见,西方人的这种惯常理论忽略了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文化中的和平思想对中国外交的深远影响。受儒家文化中和平思想传统的影响,并结合现实国情,中国一直强调并切实奉行和平的外交政策,中国的崛起只会是“和平崛起”,而不会像个别国家鼓吹的那样对别国构成威胁。
三、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促进和平崛起
中国儒家文化有着丰富的和平思想,并自古延续形成了中国和平文化的优良传统,主要有三大方面:
1、“和而不同”——国家间相处的和谐理念;
2、行“仁政”,修“文德”——国家内政外交的和平理想;
3、“诚”、“敬”、“信”——国民个人修身的温和信条。
当代中国的外交就在切实践行着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文化的和平思想。中国政府领导全国人民以积极姿态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既注意吸收国外先进文化成果,更没有放弃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合理内核,而儒家思想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形成的主要价值源泉。当代中国的和平外交实践不仅深深汲取了儒家的和平思想这一精华和内核,而且真正贯彻到当代中国外交政策的目标、宗旨及原则诸方面之中。中国强调,坚持发展理念和模式的多样性,才能坚持走符合中国实际的发展道路,才能充分理解和尊重别国对自己发展道路的选择。
1954年,中国总理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提出:在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上我们遵循的原则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我们主张维护世界的多样性,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的多样化。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世界上的各种文明、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应彼此尊重,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
2002年10月,江泽民主席访问美国。江主席在布什图书馆发表演讲时引用《论语》“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指出“中美之间、国家之间应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中华民族自古就有以诚为本、以和为贵、以信为先的优良传统。”“国家之间、民族之间、地区之间,存在这样那样的不同和差别是正常的,也可以说是必然的。我们主张,世界各种文明、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应相互交流和相互借鉴,在和平竞争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
2003年12月,中国总理温家宝访问美国。在哈佛大学他作了题为《把目光投向中国》的演讲,主张以平等和包容的精神,努力寻找中美双方的共同点,增进两国人民之见的相互了解。他较为全面地阐述了中国和平崛起的理念:“中国的发展和崛起是和平的崛起,我们要走一条和一些大国不一样的道路,这条道路就是和平崛起的道路。”同时,还特别从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方面阐述了中国选择和平方式崛起的缘由:“因为我们有自己的文化,源远流长的文化,这种文化的核心又是以和为贵,就是和的文化,当然我们还要和而不同,这种不同是相互补充,是相互借鉴,而不是冲突的来源。”这段话所表述的另一个重要观点是,“和平崛起”要以“和而不同”为条件和目标;和谐而不千篇一律,不同又不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同时,也重申了中国主张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和反对霸权主义的一贯外交政策,显然,其实质深受儒家“克己复礼”,“己所不欲,勿施与人”等和平思想的影响。
上述诸多事例及两位中国领导人在对外实践中的言行正是他们践行儒家和平思想的具体体现,展示了中国儒家和平思想的魅力和深远影响,是儒家和平思想与中国共产党和平外交政策在新形势下的完美结合,表达了中国和平崛起的真实期求和意义。
四、总结
中国儒家和平思想分别从国际、国家、个人三个不同的层面强调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和平性质与内涵,它的包容性、和平性与某些西方大国宣扬的引起“文明的冲突”的普世文明具有截然不同的本质内涵。儒家和平文化中的“和而不同”的思想正适应了全球化的需求,有助于在世界范围内形成并维护和平共存的理想局面。中国的“崛起”源自和平,而“和平”又推进了崛起。儒家文化中的和平思想对中国的发展起到内在文化保障功能。因此,中国的崛起不会对它国构成潜在或实在的威胁。相反,中国的和平崛起将使人类的文明和文化更为丰富多彩,为人类提供更多的模式和文化借鉴。中国的和平崛起将为国际关系的历史带来新的范例和素材,证明人类可以通过理性和和平的方式处理好国家冲突这一千古难题。
第四篇:论中国和平崛起(形势与政策论文)
随着当前主流意识形态有关“和平崛起”口号的提出,社会各界对于这个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问题展开了广泛的争论,包括对于中国目前是否具备了提出这个国家战略的资格或本钱,对于我 国的和平崛起究竟能否成为现实,以及对于国人可能起到的麻痹作用,对于目前的国际政治秩序,特别是周边的军事、经济和地缘方面的实际状况,以及我国当前国 家发展的战略规划的设想,等等。下面我从政治哲学的角度谈一下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一、“崛起论”的定位是否准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国正处于一个关键的历史转折时期
中国“崛起论”就国内来说,具有把政治共同体的认同,从过去的政党认同转向国家认同的政治意义。这里涉及一个国家利益的合法性转向,如何凝聚 几近崩溃的人民的政治认同,用国家形态来重新塑造国民对于国家的认同,这是我从这个理论中读出的潜在意义,我认为可以在这个问题上做些文章,有利于推进 政治改革从一般行政领域上升到国家政体的层面。现代国家对于中国来说,还是一个新的政治形态,近百年来,我们不乏民族意识、政党意识、阶级意识,但国家意 识、国家利益却只是限于一个狭窄的被垄断起来的外交领域,还没有深入每一个国家公民的心灵。所以,我认为虽然这个问题的提出更多的是基于执政者的对外关系 的考虑,但完全可以通过国家利益问题的探讨,来整合目前混乱的社会政治意识。它的潜在的内政意义大于外交意义。
建设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家,是我们当今的时代主题,也是现代中国的历史主题,因为从新旧两个政治传统 来看,有关现代国家的理论与实践都远没有完成,甚至还只是刚刚开始。因为现代国家涉及国家的主权、政体、公民权利与义务、法制、民主与宪政,以及公共德性 等多方面的内容,而这些在我国都很缺乏,甚至需要从零开始建设。一个强大的宪政国家,加上公民自由权利的充分保障,再加上一个繁荣的市场经济社会,这些是 现时代的中国国家建设的主题,也是我们为之奋斗的内政目标。从历史上看,它们也是西方发达的民族国家在三、五百年所大致走过的历程。
但是,问题在于面前的世界格局和21世纪的国际新秩序正在经历着一个重大的变化,我们正处在一个世界政治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的历史时期,而这个 所谓新时代所面临的主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与我们的国家主题不一致的,甚至是相反的。应该看到,西方主流社会早已经走完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阶段,它们主 导的世界格局正进入一个后国家(post——state)的时代。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环境等方面的问题已经逐步纳入一个后国家的国际新秩序 中加以解决,现代民族国家的核心问题不再是国际政治的首要问题,国际机制、国际联盟和跨国经济等逐渐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中心问题。而这样一个全球化日益密切 的时代,任何一个国家都显然不能脱离国际社会而单独发展自己的国家经济,构建自己的国家利益,因此,在与国际主流社会的交往中,几乎所有的后发国家都不可 避免地要面临一个两难的困境。一方面要建设自己的现代国家,这是一个必须但又没有时间可以从容完成的补课内容,但另一方面,又必须适应国际的主导趋势,加 入世界秩序的去国家化的议题之中。
特别是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它在世界格局中日益占据一个重要的地位,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其经济的持续发展如果能够长期保持的话,它作为一 个地区性大国的位置显然无可争议,甚至在今后还具备了发展为世界大国的潜力。但是也正是因为此,我们面临的两难困境也就格外严峻。一方面,我们要构建我们 的现代国家,真正到在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方面为国家的发展奠定基础,通过国家来凝聚人民的认同,并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使中国成为与其历史、地域、人口和 文化相匹配的现代国家;但另一方面,一旦中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现代国家,它不可遏制地就势必对现有的国际格局产生影响,与其他国家或国家联盟发生利益冲 突,因此难免引起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发出质疑。
二、“和平崛起论”的战略意义大于政策意义,它符合我们国家的根本利益
政治家们提出的和平崛起,或许难免有欺骗的意义,但把“和平”与“崛起”联系在一起,其实开启了一个新思维的空间。根据有关的资料显示,“和平崛起论”的提出,主要是针对国际上的“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两种论调,不过,这个论题远远大于上述的国家间关系的政策意义。为什么这样说呢?因 为这里涉及一个有关国家利益的根本考量。
按照政治现实主义的一贯理论,国家间利益的获取主要依靠各自的实力,特别是军事权力的能力,因此,一个大国的崛起必然会引起国际秩序和利益格 局的变革,对现在的大国构成挑战,冲突,乃至剧烈的冲突就是势所难免的,所谓和平的崛起只不过是政治家们的修辞。所以他们的观点是悲观的,认为世界权力的转移往往伴随着战争,中国目前的崛起也不会例外。政治自由主义在如何看待大国和平崛起的问题上,出现了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是所谓“民主化好战论”,一种是“民主和平论”。按照第一种理论,中国以民主化方式和平崛起的立论便不能成立。因为这个理论暗含着一个前民主大国崛起的“和平悖论”:它要和平崛起,必须以民主化方式崛 起;而民主化将使它更富侵略性,使和平成为泡影。这等于说,中国要和平便不能崛起,要崛起便不会和平。“民主和平论”与之相反,它的基本看法是:民主国家 不会或很少对其他民主国家发动战争。这个理论如果成立,中国的和平崛起是个可能的事件;如果不能成立,中国的和平崛起则是个不可能的事件。
值得注意的是,民主论的两派观点,都涉及一个重要的维度,即国际秩序中的国内政治结构或政体问题,无论是战争论的还是和平论的,都认为一个大 国在国际关系中的权力格局的变化,与其政治制度有关。其实,自由主义的战争与和平观,其政治哲学的前提在于康德主义的永久和平论,只不过康德的宪政共和主 义的人类和平图景,在我看来比民主论更为深刻的揭示了世界秩序的本质,当今“欧盟”的理论与实践就是康德主义的一个前奏。暂且不说上述的三种主要观点的是 非,而且按照建构主义的观点,国家利益、战争与和平等等,都是建构出来的,本来就没有一成不变的必然。从我国的长远目标来看,致力于一种和平的国家崛起战 略,是至关重要的,这符合我们的根本利益,也符合我们的实际情况。但要达到这一点,必须超越目前的地缘政治理论和国际经济理论,建立一种超越战争与和平论 的国家哲学。
第五篇:论国防建设在中国和平崛起中的作用
论文题目:国防建设在中国和平崛起中的作用姓名: 学号: 专业班级:所在学院:任课教师:手机号码:本人签名:
论国防建设在中国和平崛起中的作用
摘要:通过对国防建设的剖析和了解,分析国防建设在和平发展中的重要性,进一步对国防建设所需要的意识和理念进行探讨。在未来发展中,国防教育在高校的教育中应该被重视起来,并且为大学生树立人生观价值观起到积极的作用。
关键词:国防建设 国防意识 国防教育 和平发展
国家繁荣富强是中国人梦寐以求的最高心愿。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让中国栖身于世界的大国之列,作为中国人,我们骄傲和自豪。在通往崛起的道路上虽然有坎坷,但是在和平的氛围和稳定的国防环境下,让崛起的速度变得快了起来。可见,国防建设的重要性是重中之重。
一、国防建设的发展历史及意义
国防建设指的是为国家安全利益需要,提高国防能力而进行的各方面的建设。包括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的建设,是为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需要,建立和发展国防力量的措施和行为,是国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1]
国防是为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防备外来侵略和颠覆,所进行的军事及与军事有关的政治、外交、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建设和斗争。[1]
国防建设的内容主要包括:武装力量建设;战场建设,人力物力的多种动员准备;边防、海防,空防和人防建设,战略物资的储备,国防工业建设和国防科学技术研究;对人民群众和学生进行国防教育和军事训练,发展国防体育事业,建立,健全国防法规体系;军事理论研究,发展军事科学,制定并完善符合实际的战略战术原则;后备力量的建设,以及与国防相关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电、能源、水利、造林、气象、卫生、航天等方面的建设。重点是武装力量建设。[1]
对于中国国防建设的发展历史来说,国防的建设就是中国成长的一步步的探索。有很多的专家学者也对中国国防建设进行了历史的阶段划分。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史要》[2]一书依据重大军事或政治事件将其划分为四个阶段 : 起步辉煌1949年10月至1959年8月),曲折历程(1959年9月至1978年12月),改革创新(1979年1月至1989年12月),跨越发展(1990年1月至今)。与此划分大致相仿,徐焰将我国国防建设划分为三个阶段:一边倒”背景下的国防建设(1949年10月至20世纪50年代末),冲破苏联模式后经历的曲折(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末),在社会结构的整体现代化中建设国防(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3]张驭涛也主张划分为四个阶段,但时间划分不同:基本完成社会义改造时期(1949年10月至1956年9月,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1956年9月至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76年10月至今。[4]这些划分主要由于依据不同和视角差而呈 现出各自的特点,至今尚未完全统一认识。通过对国防建设的历史划分,我们能更清晰的了解到国防建设的历程和重要性。
二、国防建设为中国的和平发展保驾护航
和平发展的根本是以经济制度为主的国家制度创新,但国家制度的创新必须在安全稳定的内外环境下进行。强大的国防是营造安全稳定的内外环境的基本手段,是国家制度创新的基本保障。和平发展的基础是经济发展,随着中国经济深入融入世界,中国的经济发展越来越需要有效的国防建设支撑,强大的国防是维护中国经济发展动力的基本要求。中国要实现和平发展更需要强大的外交能力,但当代及未来可预见的时期内,军事实力仍是国家外交能力的重要标志,强大的国防是培育、发展外交能力的基础。国家发展有着重要的文化根源,中国的和平发展首先是中华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振兴与凝聚,尚武精神是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强大的国防是先进文化的重要母体和基本保障。
在和平发展的进程中加强国防建设,实现“富国”与“强军”的辩证统一,只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中正确认识,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积极推进,在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实践中才能得以实现。[5]富国才能强军,强军才能安邦。经济建设是国防建设的基本依托,只有国家经济实力增强了,国防建设才能有更大发展。国防建设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只有把国防建设搞上去,经济建设才能有更加坚强的安全保障。历史上,弱国落后挨打的惨痛经历深刻昭示,国不富不可以养兵,兵不强不可以摧敌。
在现代化大力发展的今天,我们应该秉承着多方面互通融合的理念,打造经济与国防建设融合发展,共同提升。更应该增强国民意识,加强国防教育,从根本上达到富国民强。
三、提升国防意识,稳固国防建设
如果说国防是民族生存之盾,那么国防意识就是民族生存之魂。强烈的国防意识是一种重要的精神力量,是制止战争、威慑敌人的重要因素。公民国防意识的强弱关系到国家的强弱、民族的兴衰。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所谓固国家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其道何在?精神为也。”先驱者在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国防巩固与否不应只以“山溪之险,兵革之利”来衡量,还应看其国民的国防意识和精神状态如何。[1]
国防意识的重要性可想而知,那么如何来提升国防意识为我们国防建设打下基础。我们可以从以下几点出发。第一,把国防意识明确写进我们的有关法律法规,提高国防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我国颁布的《国防法》、《兵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并确定每年9月的第三个星期六为全民国防教育日,这预示着我们今后的国防意识培养将有法可依,让人民明白了国防意识的重要性,能从一定程度上刺激大众增强国防意识的信心。第二,学习历史,缅怀先烈,通过对历史的反思,在潜移默化中提高全民国防素质。中华民族历史上遭受过西方列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我们的国民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惨痛。对于我们这段沉痛的历史无疑是一笔财富,一笔能时刻激励我们牢记加强国防建设,树立国防意识的财富。第三,把提高全民国防意识与爱国主义教育相结合,强化全民国防意识。爱国主义既是国防意识的核心内容,又是形成和强化国防意识的思想基础。爱国主义精神是国防意识的最根本的思想基础。只有大力弘场爱国主义,才能使人们不致因和平环境而丧失应有的警觉,才能引导人们自觉维护国家利益,服从国家的安全需要,积极投身于国防的现代化建设活动。第四,重视学校学生的国防教育,在教育中促使学生培养国防意识。青少年是祖国现代化建设的生力军和主力军,应该广泛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强化全体师生的国防意识、增强关心支持国防建设的责任感、提高履行国防义务的自觉性。
四、高校国防教育为和平发展注入新力量
前文提到了通过教育来提高国民的国防意识,作为青年的我们更应该积极的接受爱国主义的国防教育。国防教育是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的重要环节,是提高国民素质的重要手段,是培养国防人才、增强部队战斗力的重要措施,是促进经济发展、增强国防实力的重要条件,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保证。高校在维护国家安全问题上实施国防教育意义重大。[6]大学生是国家的宝贵人才资源,是我国21世纪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他们国防意识的强弱,自身素质的高低,将直接影响到民族的振兴、国家的富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查也。”古往今来,每个国家都把国防建设摆在极为重要的位置。在高等院校中搞好国防教育,增强人们的国防意识,不仅仅是建设强大国防过程中的重要内容,更是培养跨世纪人才的客观需要。
《国防教育法》指出:“学校的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7]高等院校担负着为国家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重任,大学生作为我国人口结构中具有较高科学文化知识的群体,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他们既是祖国的建设者,同时也是祖国的保卫者。可见,在高校开展国防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作为我们当代大学生,应该清醒的认识到国防教育的重要性,深刻的了解到国防教育对于提高自身素质的一种意义。国防教育所依托的学科体系是军事科学。现代军事科学是一门范围广博,内容丰富的综合性科学。可以培养我们军事思维的创造性特点。创造性思维是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源泉和动力。不仅有利于开阔眼界,扩大知识面,而且有利于打破专业学习的思维定势,拓展思维空间,进一步提高创造力和综合思维能力,促进“智育”的发展。同时,军事科学知识也是每一个公民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知识和技能。[8]此外,军事科学本身就是人文社会科学,有利于提高人文素养。国防教育还有利于身体的发展,有利于锻炼体魄,增强体质,促进身体的发展,对于非智力因素的培育具有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百度百科
[2]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史要),军事科学出版社2005 年版 [3]徐焰,《中国国防现代化进程》,《中国党政干部论坛》;1999年第8期
[4]张驭涛,《新中国军事大事纪要》,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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