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开放与中国兴衰的周期律[合集]

第一篇：文化开放与中国兴衰的周期律

文化开放与中国兴衰的“周期律”

初兴后亡的“周期律”，几千年来一直困扰者历代统治者。毛泽东曾与黄炎培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即历史上著名的“窑洞对”。1945年7月，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访问延安，在与毛泽东的一次对话中说： “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期聚精会神，办事尽心尽力。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历史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一部历史，‘效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初兴后亡的‘周期律’。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律的支配。”当时，毛泽东的回答是：“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松懈，只有人民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隐藏在“周期律”背后的历史兴衰规律究竟是什么呢？

在中国二千多年的大一统封建社会里，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当一个新生的封建政权建立后，旧的政治集团和利益集团遭到农民起义的沉重打击，新兴的统治阶级仿佛是在一张白纸上开始建设新的王朝。他们开始时往往对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有比较清醒的了解，采取了一些迎合人民群众要求的措施，以民为本，励精图治，从而巩固新生的政权，甚至能够开创一个盛世的局面。然而，随着国家政权的稳定，中国封建统治文化中的“周期律”基因就开始发作了。

家庭/家族历史主义意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一个新王朝建立后，围绕在皇权周围的各种政治集团与利益集团开始应运而生，这些集团绝大部分都包含有家族的背景；此外，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建立在家庭/家族基础上的土地和社会财富开始向少数人手里集中。社会逐步形成从家庭/家族式小占有到集团/阶层/阶级/专制/皇权式的大占有，社会矛盾越来越激化。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便产生了“变法”的念头。所有封建王朝的“变法”，其核心都是对统治者内部利益的调整。局部利益的微调往往能够成功，但整个社会的利益大调整，特别是触及政治集团与利益集团核心利益的调整总是以失败告终。

在唐朝，唐自“安史之乱”后，各种社会矛盾就更加充分暴露出来，以至于国势日衰，民困政废。当时由于土地兼并严重，唐初实行的“均田制”早已被破坏，“租庸调”的税制已无法推行。德宗时改行“两税法”，即并田赋户调与徭役为一，根据政府支出用途的需要，按照人们的贫富定出等第高下，分夏秋两季收税。这样虽给政府增加了收入，但“藩镇州县，多违法聚敛”，政府增加的收入原来只是更加沉重地加在农民的身上。同时，由于藩镇割据和宦官当权，政治集团与利益集团争权夺利的斗争更加激烈。当时各地藩镇的节度使各自拥兵自重，与朝廷对抗，结果连年内战不已。宦官大权在握，他们和他们的亲友无恶不作，鱼肉人民。加之从汉魏以来门阀士族的势力不断发展，他们享有政治和经济特权，逐渐形成中国封建社会发展中的主要障碍。顺宗年间，有一批出身于庶族地主的士大夫看到社会政治的黑暗，对封建统治的巩固感到忧虑，主张打击宦官势力、革新政治，史称“永贞革新”，又称“二王八司马事件”。改革派颁布一系列的政令，严明赏罚、停止苛政，罢免贪官，提拔贤良。改革取得一定的积极效果，当时社会的反应是“人情大悦”、“市里欢呼”。但这次改革的打击面过大，触动的利益过广，所以遭到许多元老重臣、地方节度使的反对，更遭到宦官集团的抵制。宦官俱文珍、刘光琦等联合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荆南节度使裴均、河东节度使严绶反对王叔文的改革集团，而且他们计高一招，逼迫改革派的后盾顺宗让位于太子李纯，太子即位，就是唐宪宗。而宪宗并不支持改革派，所以改革派很快失势，王叔文等人遭到贬逐与杀害，这场以打击宦官势力为目标的改革只进行了一百多天就宣告失败。为

了消除阉党势力，由此便引发了文宗时期的另一场反对宦官的斗争——“甘露之变”，结果也遭到失败。这种斗争极大的消耗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力量，国家正常的政治生活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地方割据势力更加有恃无恐，唐政权的统治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政治集团与利益集团的扩张如癌细胞一样无法扼制，等待封建王朝命运的就是农民起义的熊熊烈火了！

人类文化的核心内容就是通过约定、风俗、道德、宗教、哲学、政治、法律等各种形式协调、满足人的占有欲，维持个体、群体、种族乃至人类的存在。因而，文化的一个主要功能就是协调个体与群体乃至社会之间的关系，使个体与群体、社会处于辩证统一的关系之中。当一个社会大部分个体的生存出现危机时，社会动荡便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当文化调节社会利益的功能能够起到积极作用时，社会动荡就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当文化调节社会利益的功能不能起到积极作用时，社会动荡就会加剧，直至王朝的垮台。

由此看来，造成“周期律”的根源恰恰在于，政治集团与既得利益者形成的利益集团一旦产生，文化对于社会机体内部利益的调整功能就会逐步丧失。

中国王朝更替的“周期律”是否适用于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呢？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政权怎么能与封建王朝相提并论！从理论上说，任何一个政权自产生之日起，就有一个生存、发展直到消亡的过程。苏联、东欧的巨变，给我们敲起了警钟，党和国家改变颜色决非危言耸听，已经有了活生生的现实。

为了 “跳出周期律”魔咒，毛泽东直到去世一直都在考虑这个问题。众所周知，毛泽东曾经说过，他一生就做过两件大事，一是打败了蒋介石，一是搞了“文化大革命”。在毛泽东看来，文化大革命不仅要搞，而且要每隔七、八年来一次。他在政治上强有力地抑制权力集团和利益集团的出现，他似乎非常清楚，历史上出现的所有统治集团或者利益支撑集团都是反人民的。在毛泽东看来，如果不采取一定的政治运动的形式，中国就会像历史上的王朝时代一样出现政治集团和形形色色既得利益者形成的利益集团，中国又早早地回到革命的原点——封建官僚主义时代——打着社会主义旗帜的封建官僚主义时代。那些与他一同打过江山的人，可能最终成了那样的人。在那个没有改革开放时代形成的官僚集团和利益集团，对新生而脆弱的中国，其危害将会更大！从1951年三反五反运动开始，每隔三、五年就开展一次政治运动，以强有力的形式不间断地打击形形色色的权力集团与利益集团的出现。这也是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根源。通过政治运动等政治高压手段，从而使中国人民始终处于同一个起跑线上。毛泽东非常清楚自己一辈子究竟做了什么，他的二件大事分明可以解读为：他领导人民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新中国，使中国人在政治上站了起来；在他离开这个世界后，他为中国人民留下了一个一干二净的中国。在我看来，这应该算是他对中国最大的二个贡献吧！

为了扼制政治集团和利益集团的出现，毛泽东一直将反“右”反到了尽头，反“右”已反到了无路可走。在他的晚年，尤其是他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分明是他在精神上挣扎的表现。文革后期，特别是在经历了林彪事件之后，他更感到绝望、痛苦而孤独。毛泽东一定是在精疲力竭中离开这个世界的。

毛泽东是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他一辈子都在从事他的革命理想——只不过，他在社会政治理想的革命中，最终输掉了。他的理想主义的失败，其实是传统文化的失败。在激烈的国际化竞争面前，不引进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无异于自寻死路。与西方“帝国主义”为敌的毛泽东和他的国人怎么可能学习西方文化呢？于是，一场悲剧就不可避免了......“江山”是毛泽东领导人民打下来,所有的土地、河流、城市、矿产等一切资源都为国家和人民所有。在毛泽东离世的时候，中国仿佛依旧是一张洁净的白纸。正是在这张白纸上，中国的改革开放才有可能走向成功！为什么邓小平的改革走向了成功？如果在邓公改革之先，中国有了集团势力的存在，邓公的改革能成功吗？这可能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毛

泽东式的政治运动虽然扼制住了政治集团与利益集团的出现，但他却未能阻止政治权力的滥用，结果导致了全国的无序状态，怨假错案遍及全国，人民生活十分贫困，经济到了行将崩溃的边缘，中国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

中国向何处去？

文化大革命在闹剧中收场，在悲剧中结束。

七、八年来一次的“文革”是不可能的了。邓小平在总结毛泽东晚年所犯错误的过程中，认识到必须坚定地推进体制改革，主要是反“左”。

体制改革在本质上是体制内部利益的调整，而内部利益调整过程中必然产生矛盾，各种权力集团与利益集团的势力就会卷土重来。体制内的改革如果没有体制外的因素作为改革的动力，改革是不可能走向成功的。在政治体制改革没有较大进展的情况下，仅仅依靠体制内的改革——甚至可以说，任何体制内改革都不可能解决收入不公、贫富分化、集团占有、官商结合等社会问题。因此，在改革的同时，必须开放。

一旦涉及发展起经济，解放社会生产力，整齐划一的“人”们之间就会出现差距。于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初期，在体制内部的利益调整中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出现官倒、双轨制、分配不公等现象。在社会财富并没有迅速地大量增加的情况下，财富只是实现了转移，只是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有人富了，就有人财富减少了，仿佛是博弈中的零和游戏，而减少了的财富被人们普遍认为是被少数不法分子利用政治经济权力非法占有的国家财富。社会不公导致人们对政治的不满，以及对财富的仇视。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左”的势力相当强大的情况下，很多理论上的问题困扰着中国人，经济体制改革没有十分明确的方向，无论是改革，还是开放，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不敢迈开大步。在体制改革不能有所突破的情况下，只能在其内部的利益分配方式上进行调整。这便是传统式的改革。从中国式的历史规律来看，改革者历来是没有好下场的，于是，一场政治**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这场**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邓小平语）。

这是改革中的阵痛，是大国成长中的烦恼。这场政治**之后，中国改革继续在艰难中前进。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以后，中国改革开放的步子明显加快。改革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攻坚战，而开放也涉及到了中国政治文化的核心领域。事实证明：改革是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法宝，而开放却是平抑内部矛盾的一把利剑。

从广义的意义上说，人类文明活动的一切结果都表现为文化，因此我们可以把中国对外一切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交流等各种活动统称为文化开放。经济崛起在本质上说是文化崛起的一部分，经济往来是文化交流的一部分。中国对外开放在最初的时候只涉及经济领域。中国经济在实施外向带动战略中实现了全面提升。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门渐开，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多。特别是在加入WTO之后，中国经济的活力更加明显地呈现在世人面前。中国文化的魅力成了中国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软实力。

经济得到全面发展之后，正如毛泽东在世时所预料的那样，中国社会矛盾就会转化为集团占有与民众利益之间的矛盾。改革涉及政治、经济以及意识形态等领域，但单纯的体制内改革是无法解决国内众多问题的，改革不可能取得成功。改革如果没有开放作为缓解、调节社会矛盾的手段，中国国内利益的调整就会归于失败。历史是一面镜子。改革的阻力正是来自于政治集团和利益集团的阻挠。唯有开放，将中国传统文化精华与西方普世价值观结合起来才能以消解政治集团（主要是“左”倾思想顽固坚持者）对中国发展的消极影响；引进西方竞争性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实行充分竞争，大力推进全球化，以消解利益集团对国家和人民权益的垄断式占有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文化开放推进经济崛起；经济崛起加速文化开放；文化开放推进文化融合；文化融合加速文化开放。世界文化走进中国，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文化开放给中国人物质生活带来了极大便利，中国产业快速实现从引进、消化、吸收到生产制造乃至对外大规模出口的重大变化；与此同时，中国人的精神面貌也有了巨变，中国与世界文化实现了越来越快的交流与融合。毛泽东担心的“周期律”问题已经转化为国内与国际两个部分，而消解“周期律”的手段也实现了多元化。从国内来看，快速致富了的中国人，更加渴望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从国际上看，形形色色的“中国崩溃论”已悄然演变成“中国威胁论”。

当然，在政治体制改革没有较大突破的情况下，贫富悬殊与集团利益等诸多问题依然难以解决，中国人以文化大开放的胸襟赢得了中国崛起的宝贵时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机遇期！

“周期律”这个紧箍咒依然没有完全消失，但文化开放使中国国内更稳定，国际更安定，中国人民更自信！

“周期律”如同一把利剑时刻高悬在中国政治家们的头顶上。只有加快开放步伐才能消解乃至最终跳出“周期律”的历史宿命！

第二篇：中国白酒文化营销十年兴衰与回归（最终版）

中国白酒文化营销十年发展与回归

2012年7月底八月初，围绕着国酒茅台商标注册初步通过审定话题，国内白酒行业选起了一场抵制茅台申请国酒茅台商标的运动，首先是以汾酒为首的公然提出异议，行业专家也纷纷就这次申请国酒茅台商标做出回应，认为茅台有悖于国家商标法并且不利益行业竞争。其次以川酒为核心的企业，则匆匆召开了高层闭门会议，以寻找更好的办法应对茅台申请国酒茅台商标的问题。事实上，回购头来看看整个中国白酒黄金十年，我们不难发现，从2000以来，中国白酒经历了高速发展的十年，这十年里中国白酒走出了一条璀璨的道路，产品从低端到高端、竞争从低级到高级转变、品牌从区域到全国越位：水井坊、洋河等，一系列白酒获得了升级。在这十年里，品牌的文化和历史，成为了营销的主旋律。

可以说正因为白酒企业纷纷以文化图为的方式，使得市场竞争的层次越来越高，以至于从白酒行业最初的寻找品牌历史底蕴的文化营销，向更高层次的消费文化营销角度发展，再到后来的以国家为高度的品牌文化竞争发展，所以才有了今天关于国酒茅台商标的争议。过去10年来，中国白酒产业可以说是把文化营销发挥到了极致，大致发展成了以下三种文化营销的样板：

历史文化营销：以水井坊为首的白酒品牌对历史文化的挖掘，开创了中国白酒企业历史文化营销的潮流，在这种历史文化营销的运作下，全中国白酒浮现出了各种白酒历史文化牌，如剑南春的盛唐文化、五粮液的明代文化、西风的商周文化„„，将原本历史并不长久的白酒文化，顺间上溯到了几千年。

水井坊的元明清文化打造，使得全兴从一个低端品牌实现了向高端的跨越，并且一度成为中国高端白酒的风向标，现在则被国际奢侈品巨头帝亚吉欧成功收购，成为进驻伦敦市场的中国高端白酒品牌。

个性文化营销：以金六福为首的对品牌本身文化烙印提炼的潮流下，孔府家的儒文化、洋河的蓝色文化、舍得酒的舍得文化、蒙古王的草原文化„„众多白酒品牌，纷纷通过各种形式和手段，推动了中国白酒文化营销的潮流。

金六福，“福”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点之一。自从有阶级压迫以来，劳苦大众就把“幸福”当成了最基本的精神追求之一，而这种简单的追求却常常要付出毕生的努力和惨重的代价，于是人们也最珍惜得之不易的幸福，对亲友最深情的表达也是祝“福”。“福”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依然被人们所追求。金六福准确的把握了这一深层的民族情感，并把它建立在酒文化上。“福”文化营销使得金六福在2011年进入“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排行榜，品牌价值为92.86亿。

国家文化营销：以国窖1573的国宝国家地位的文化营销，开创了中国国字文化营销的潮流，比如说汾酒国藏汾酒、西风的国脉凤香、扳倒井的国井、五粮液的国五液、洋河的中国梦„„，真可谓忽如一夜春风来，大家都来把国光沾。以国字地位文化营销潮流下，企业纷纷占领行业的高度，中国非物质文化一场、中华老字号等系列背书成为了这个时候的法宝。

因为这样地国字营销氛围，很多企业被迫进行国字化应战，包括早已有国酒之称的茅台，最后也被迫以国酒赋予品牌荣耀，在文化上来继续巩固茅台作为国酒的地位。

众多白酒文化营销也取得了不凡的收获，在这种历史文化营销中，中国白酒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却经过10年的发展，目前的中国白酒文化营销越来越浮躁和孵化，大多数企业往往以传说当历史，以表达自己品牌的悠久历史和文化底蕴，在实际酒文化营销中出现了很多拉郎配文化、捆绑文化、浮躁文化、快餐文化现象，没有搞清楚什么是酒文化，什么是酒文化营销力量，没有弄清楚酒文化的本体文化精髓和衍生文化内容。目前白酒文化营销呈现出来的是，品牌形象的同质化、产品的雷同化；带来的是市场垂暮的形象和气质、历史的虚假化。你300年历史，我500年历史，他1000年历史„„大家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只要能够靠边的文人都想尽办法断章取义与品牌关联起来，在这种营销氛围下，白酒文化牌让你根本无法辨别真假，而且以中国白酒的历史来说，绝大多数品牌都无法找到根源，稍微遇到专家和懂行的，都知道那些文化是站不住脚跟的。

酒文化本质上是一种消费文化，是建立在消费观念和消费形态上的一种意识行为和表现，实际上，在中国很多消费者的认识水平中，还远没有达到品牌消费意识和品牌文化消费意识的水平阶段，仅仅只是跟风顺应潮流而已。未来白酒文化营销和推动中国白酒繁荣的，一定是文化的回归，首先找到真正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文化基因，其次从消费者出发，找到感动消费者的文化，并且发扬广大。著名白酒专家沈怡方认为，中国白酒企业对文化和品牌的塑造应该从“厚古薄今”向“厚今薄古”转变。对于白酒行业来说，研究古代的历史文化再多，如果跟现代生活挂不上钩，也没有任何意义。在这样同质化、空洞化和古董化的文化营销下，白酒企业其实更需要现代化的价值观，更需要与当下社会主流人群和主流价值观对接，抓住时代的潮流，才能让品牌跟上时代的步伐，始终与社会主流价值观站在一起，才能不会被时代所抛弃。不管是茅台、五粮液，他们的成功其实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与当时的社会主流价值观对接的。所以要想实现品牌文化营销的升级，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突破。

1、与目标消费者共鸣：那些讲究品质和与消费者沟通的品牌，在这种混乱和浮躁的品牌历史文化营销下，形象变得更加鲜明和有力，以洋河蓝色经典为例，在色彩和情怀的引领下，洋河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璀璨品牌发展道路，这种不以文化为营销导向，从消费者和市场出发的差异化品牌营销，才使得洋河迅速在同质化的文化营销中，变得更加突出瞩目。而之后的山东景芝酒，虽然也有很好的历史文化，但是却只传播芝麻香型，这样以产品为原点的差异化传播和推广，让景芝变得更加标新立异。再比如说低端酒老村长只诉求消费者心态“简单快乐”，还有龙江花园诉求爽朗型白酒，以及小刀凸现的求醉心态，北京红星新的品牌定位“品不够的京味，喝不够的红星”，从目前这些二线品牌来看，从消费者出发，找到感动消费者的文化，也是一种差异化的表现。

2、与主流价值观同步：继茅台、五粮液之后，最成功的品牌当属洋河蓝色经典。很多人都在分析洋河蓝色经典为什么能够成功，其实细心的消费者不难发现，洋河的兴起是随着中国公务员群体的兴起而兴起的，洋河巧妙地抓住了这一市场机会，推出了务实的政务商务高端白酒市场，并且洋河蓝色经典在2011年发动切片《建党大业》及航母出海的一系列民族梦想广告运动，将蓝色经典品牌的价值与国家的主流价值观进行了很好的衔接，使得“洋河蓝色经典”的品牌形象有了很好的提升。除了找到真正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文化外，从消费者出发，找到感动消费者的文化也是未来白酒文化营销的回归。在没有文化依托下，这些白酒品牌反而打动了很多消费者，让消费者找到了真正品牌的感觉。

中国白酒的格局纷繁复杂，弹指间，十年已过，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已经满载而归，跟随者吃残羹冷炙，盲从者竹篮打水。要看到未来的趋势并进行白酒文化营销的回归、制定适合自己的策略，才可以稳中求发展。

中国本土文化酒的发展史主要还是以10年前算起，白酒的文化营销在中国走过了近10年的路子（以前的白酒文化主要还是静态的，以自然发散和传播为主，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白酒文化营销，主要还是小糊涂仙、水井坊、酒鬼酒、金六福等开始了酒文化营销之路），后来就走偏了，很多都是找一个故事就可以编进酒水里面去，就变成了酒文化，这样最后就泛滥了，以至于现在的人不管酒文化了，好喝才行，这样又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

第三篇：中国社会主义改革与开放

中国社会主义改革与开放

2009年是苏联帝国瓦解18周年。1990年初发生的苏东巨变对社会主义世界是一个极大的震动和冲击，它使人们不得不深刻反思现实社会主义存在的问题。社会主义苏联模式曾被认为是唯一的社会主义模式，也曾被很多社会主义国家照搬或者效仿。不可否认，社会主义苏联模式在前苏联的建设之初发挥过巨大的作用，但也存在诸多问题。

前苏联社会主义运动失败和国家解体的原因在相当程度上与斯大林确立的苏联工业化道路的模式有关。

斯大林强调苏联的工业化必须从重工业开始, 而且重工业的发展所需要的资金则主要依靠农民的贡税,也就是以牺牲农民的利益和农业的发展为代价, 走高速度、高积累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在工业化初期是很难避免。从战前三个五年计划实行的情况看, 以重工业为核心的工业经济在量上有了提高, 但农业情况十分糟糕。战争的爆发使前苏联工业化进程中断。战后,前苏联继续推行这一战略已经失去了这一前提及这一合理性，严重影响了经济的正常发展, 制约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 严重破坏了工农关系, 动摇了国家的政治基础, 并最终导致国家解体和社会主义事业失败。

苏联的教训告诉我们: 一是要从本国的实际国情出发, 处理好工业经济和农业经济、城市发展和乡村发展的关系。作为与俄国一样, 小农经济占优势、农民为主体的落后的农业国,农村人口占我国人口的绝大多数。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是我国一个全局性的根本性问题。农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 农村的稳定和繁荣是整个社会稳定和繁荣的基础, 农民是我们人民民主专政政权最重要的群众基础。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始终要从政治的高度和经济发展的全局来认识和对待“三农”问题。要顺利地完成工业化, 必须始终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农民 三农”问题。二是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观, 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 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关系。实现工业化只是一种手段, 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人民的利益, 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 更好地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邓小平同志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认为，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在党的领导下根据中国的国情实行的社会主义，它既不同于传统的社会主义，又不同于资本主义，它具有五个基本特征：

一、以民为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二、市场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运行基础

三、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四、中华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

五、民主政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保障

改革开放，是我们党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时期的伟大抉择，是我们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全国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从1978年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以义无反顾、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创新实践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新的壮丽史诗，这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改革大大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今天，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事实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中国改革开放成就斐然，通过这个大改革、大开放，实现了三个伟大的转折： 第一个伟大转折就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第二个伟大转折是从封建半封建的社会向全方位开放的社会转变；第三个伟大转折是人民的生活从温饱转向基本小康的社会转变。

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经之路，而且提出来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才能发展社会主义，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两段话，高度概括了我们为什么要改革，为什么改革是必由之路，为什么是当代中国命运的抉择，如果不改革开放，不可能发展中国，不可能发展社会主义，不可能发展马克思主义。

我们30年的改革开放，不光在中国，在国际上也有深远的影响。现在按照GDP来算，中国在世界上占第三位。现在中国拥有的外汇储备已经占到世界第一位。有这个变化，都是因为改革开放的结果。

改革开放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经历了举世瞩目的历史大转折和事业大发展，由一个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农民生活在温饱线下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具有强大市场活力的经济体系，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综合国力显著提升，国际影响力和民族凝聚力大大增强，社会政治稳定，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就是在这种历史性的跨越中，使社会主义更能体现出中国特色。

改革开放是我们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各族人民进行的一次新的伟大革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提出的理论路线和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最鲜明的特征就是改革。通过改革开放，我们实现了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冲破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障碍，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形成了对外开放的全新格局，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道路。

改革开放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不断创新充满活力体制的必然要求，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过去有一段时间，我国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现在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过去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时代，现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国从封闭保守到对外开放并走向世界，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历史性突破，开创了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全面发展的崭新局面。可以说，中国经历了举世瞩目的历史大转折和事业大发展，由一个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农民生活在温饱线下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具有强大市场活力的经济体系，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综合国力显著提升，国际影响力和民族凝聚力大大增强，社会政治稳定，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就是在这种历史性的跨越中，使社会主义更能体现出中国特色。

这些年来，社会主义中国能够在国际风云变幻中站稳脚跟，能够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原因就在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带领各族人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之所以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的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重大抉择，是强国之路、富民之路，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事实证明，不搞改革开放，我们的国家只能是死路一条；只有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才能巩固成果、再创辉煌。只有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才能为中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终充满生机和活力；才能使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才能更好地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使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应当看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但成为改革开放的一个成果，更主要的是当代共产党人的伟大理论创新。在这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中，我们还要面临很多困难和问题，也会出现前进中的曲折，发展中的挑战。加快经济社会发展，解决前进中的矛盾和问题，根本出路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才能真正促进社会和谐努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和战略上的重大突破，是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新飞跃。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将中国的改革开放推向了新的阶段。

党的十四大以后，经济体制改革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推进。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构筑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对经济体制改革作出了全面部署。从1994年开始，在计划、财税、金融、外汇、外贸、投资等方面推出了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得以初步建立。

总之，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摒弃了单纯从马克思主义书本里的片言只语找答案的旧框框，努力寻找能够极大地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和一切反映社会主义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超越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深刻总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历史经验基础上形成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十七大强调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就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反映当代中国社会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理论。由此说来，中国共产党人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是一种纯主观的选择，而是一种客观的历史性的选择。3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非常鲜明地反映了这一点。

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我们十分清楚地认识到，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同坚持改革开放相联系的。正是在这个充满荆棘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不避艰险，率领全国各族人民经过艰辛探索，开辟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可以说，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和全国各族人民都参加了这一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事实上凝聚着中华民族每个人的劳动、心血和经验，是我们自己的独创。

回顾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探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和理论形成，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始终以与时俱进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不断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

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不断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是我们取得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系列伟大成就的重要原因。

改革开放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出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方针，1982年党的十二大代表大会上邓小平提出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初主要是作为一种观点、一种理论出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以说是对最初几年改革开放实践的初步概括总结和理论上的结晶。当然，改革开放也是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实践。可以说，中国改革开放实践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理论。

“文化大革命”中，原来的经济政治体制的弊端暴露无遗，人们要求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改变。然而，科学社会主义是一般的理论，它必须具有与中国国情相适应的具体内容，即中国特色，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在民主革命中，中国共产党找到了特殊的革命道路，从而取得了胜利。建国之后，中国共产党一直没有停止对这种特色的探索，只是在这种探索中有得有失，有前进有后退，还发生过“文革”的大破坏。改革开放再次开始了这种探索。这种探索性的实践虽有一般的理论指导，但还缺乏具体的理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的出现，标志着能够具体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科学理论的诞生。它是总结建国以来的正反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建设与改革开放经验的初步结晶。应该特别强调的是，中国特色不一定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所独有而其他国家都没有的特点，而是与中国国情相适应能够推动整个国家又好又快前进的特点。它可能不是中国独有的，但只要适应中国国情，也是中国特色。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30年的伟大历程和伟大成就深刻昭示我们：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这30年来，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之所以能够发生历史性变化，最根本的就是我们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始终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中国未来的发展也必须靠改革开放。

第四篇：作风建设与历史周期律

作风建设与历史周期律

——癸酉两百年祭

习骅

一

一想起1813年秋天那件事，嘉庆就感到窝囊：他差一点就当了大清的末代皇帝，并且，各级官员早就知道要出事，却都像请客一样，把问题迎进了紫禁城。

1812年一个宁静的仲夏夜，台湾知府汪楠，被淡水同知查廷华扰了美梦。

原来，查廷华他们抓了一个传教的人，此人不吃打，供出了一个可怕情报：明年中秋节，天理教徒要攻打紫禁城，目标是干掉嘉庆皇帝，建立新王朝。头子叫林清，率领突击队的叫祝现……

汪楠稍作思考说：“犯人为了保命，什么胡话都会说。你知道上报假情况的后果吗？快把那家伙宰了，免得出去瞎说，给我们惹事。”

1813年初夏的一天，豫亲王裕丰的管家祝现请假了，祝现的堂弟祝富庆偷偷来访，举报堂兄谋反，举报林清在宣武门租房子卖鹌鹑，其实是在打造枪械。

毕竟是皇室宗亲，豫亲王一听就跳了起来：“真的吗？我这就进宫禀报！”

仆人备好了轿子，豫亲王却摆了摆手，低声劝导举报人：“做事要动脑子啊！谋反是灭九族的大罪，你想害整个祝氏家族吗？千万别再提了。”

1813年8月份以来，京城卫戍司令吉伦连续接报，说天理教徒即将攻打皇宫。吉伦十分淡定：“我九门提督的职责范围是九个城门，加强巡逻就是了。紫禁城内又不归我管，我操这个闲心干啥。”

9月底，嘉庆帝从木兰围场回京，下一站行在是蓟县的白涧。为大老板服务的机会来了，吉伦立即率大队人马前往迎驾。

刚上路，一个参谋骑快马狂追上来，气喘吁吁地报告：不好了、不好了，天理教徒混进城了，请大人即刻处理！

吉伦火了：“你们有完没完？想立功受奖想疯了？滚开滚开！”

参谋不依不饶，一把拽住吉伦的马缰绳，苦苦哀求：“大人……大人！您真的不能走啊，要出大事啊！”

吉伦大为恼火：“我大清国泰民安，天下归心，正是太平盛世，你竟敢造谣惑众，等我办完大事再来收拾 你！”说罢，一脚踢翻可怜的参谋，拨马呼啸而去。

1813年10月7日中午，兵部尚书兼顺天府尹刘镮之，正与客人觥筹交错。宛平县令和卢沟桥巡检，匆匆进来，附耳低语：昨夜、今晨，家住宋家庄的林清等人，骗过岗哨，经卢沟桥进了城，明天午后打皇宫，情况十万火急！

刘镮之早已进入酒酣耳热状态，哈哈大笑起来：“幼稚、幼稚！难道吉伦大人的部队是摆设？皇帝老子家谁想进就能进？别没事找事了，陪我喝酒。”

第二天，1813年10月8日下午3点，天理教徒200余人装扮成卖柿子的、送货的，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由东华门、西华门攻入皇宫。两天一夜之间，皇帝家中刀光剑影，箭矢乱飞。

警卫部队惊慌失措，死伤过百，假如林清的外援及时跟进，大清皇宫将被连锅端！凑巧，嘉庆的二儿子、后来的道光皇帝，平时爱摆弄冷兵器时代最吓人的玩意儿——火枪，这次派上了用场。几声枪响，竟

人人麻木不仁，个个“炸雷都打不醒”，根子在于狭隘的人生目标：升官发财！

那怎样才能实现这个目标呢？

不犯错误才能升官。“多磕头，少说话”！三朝元老曹振镛的名言，诠释了官场成功秘诀：做事越多，错误越多，不干活最保险。所以大家遇到事情习惯绕道走、踢皮球，把犯错误的机会留给别人。汪楠杀人灭口，就是为了不惹麻烦。

白莲教起义失败后，林清等人利用大饥荒，在华北农村轰轰烈烈传播天理教。早在起事8年前，他就制定了先占皇宫、再取全国的奇特战略。“要想白面贱（便宜），除非林清坐大殿”，如此直白的民谣家喻户晓，而在中国历史上，民谣一贯具有政治风向标的意义。林清完全没有保密意识，他们的动向在社会上尽人皆知。对此，官员们个个睁一眼闭一眼，假装不知道。

上司满意才能升官。在清朝官场，官运不靠业绩靠上司。天大的事吉伦都无所谓，唯独接驾很积极，就是这个道理。

人称“溜溜球”的军机大臣王文韶，每当需要表态的时候，听力就急剧下降；事情如果足够大，干脆就彻底聋了。他是故意让领导说了算。

对于躲不掉、踢不走的皮球，官员们就稍稍糊弄一下，一旦领导追究起来，比较好解释。天理教徒都进了城里，吉伦的应对措施还是“加强巡逻”，显然是做样子。

嘉庆有一次咨询刘墉：某某人当知府怎么样？刘墉支吾半天，就说两个字：“尚可。”嘉庆慨叹：这么大官也在混日子，工作根本不用心，怎么得了！

官员们如此唯唯诺诺，真是又安全、又省劲；不但把责任推给了上司，上司还高兴，何乐而不为？

报喜不报忧才能升官。豫亲王为什么突然改变主意？头年去京南游玩，他通过祝现认识了林清，受到热情接待，酒喝多了，就住林家大院了，临走还没少拿。要是皇上知道了，一切都完了!于是，国家利益让位给个人小利。费正清分析得入木三分：报喜不报忧符合清朝官员的利益。

同豫亲王一样，洪秀全起义之初，地方官也使劲捂盖子，巴不得长毛快去别人地盘上闹。直到太平军攻克了十几座城池，朝廷才知道出了大麻烦。

78取得了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完成了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也开辟了长期执政的成功道路。

第五篇：中国影子银行的兴衰

中国影子银行的兴衰

中国的影子银行在其全盛时期常常被中国分析师视为不可避免的，因全球和国内经济状况而出现。影子银行本身也扮演了政府无法履行的角色:为经济中新的需求来源提供贷款。这个过程始于全球危机。

2008年席卷美国和欧洲的全球危机给世界各国带来了负面冲击，影响了全球股市和其他国家向这些发达国家的出口。2008年至2009年初，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大幅萎缩。作为回应，中国政府出台了一项高达5860亿美元的刺激计划，以促进经济增长。该方案引导资金升级和重建基础设施和其他项目，从而引发固定资产投资热潮。

基础设施占经济刺激方案的72%，大部分支出是由地方政府实施的。中央政府为这一揽子计划提供了30%的资金，其余资金是通过地方政府的借款筹集的。由于地方政府不能自己贷款，地方政府融资工具从银行和影子银行机构手中承担了债务。刺激计划的实施，启动了影子银行业务增长的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

影子银行的增长强化了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影子银行为风险较高的借款人提供了资金。影子银行是房地产开发商和地方政府融资工具的另一种融资来源，它们建立了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有效地创造了GDP。中国领导层承认影子银行有风险。主席习近平Jingping表示2013年10月,“…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潜在的问题和挑战从需求下降,产能过剩,地方债务和影子银行,我们密切关注可能影响来自外面的。”

为了应对这种风险的增加，政府官员选择不彻底根除影子银行业，而是加强了监管和监管。周小川,中国人民银行行长,2012年11月,说“影子银行是不可避免的在银行发展业务…“影子银行被认为是一个潜在的系统性风险的来源,和解决方式是符合金融稳定委员会监测框架。银监会密切关注银行和影子银行部门的潜在风险来源，但允许影子银行活动继续进行。

银行有从理财产品中获利的动机，因为其他资产渠道，包括向国有企业发放低息贷款和央行票据的回报，都没有获得多少回报。如果将理财产品出售的做法被证明是对中国领导层不满意的做法，那么在银行将贷款从资产负债表上剥离的做法后来被发现，整个财富管理业务很容易被禁止。事实上，这是有先例的。信托行业最早起源于80年代，将外国资金引入中国。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GITIC)由于在房地产领域的高风险投资而拖欠付款，信托和投资公司随后被暂停，并于2000年被勒令重新认证。

因此，中国领导层支持影子银行业，因为它满足了流动性供应和需求需求，推动了经济增长。更重要的是，地方政府由于过度的风险，无法从银行获得融资，因此能够获得影子银行融资，主要来自信托公司。地方政府被迫通过增加固定投资来维持增长，即使这些项目的回报很低。地方政府融资工具，地方政府的企业部门，为了以产生增长的名义为项目融资，获得了许多贷款，但这一过程充斥着道德风险。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基于地方政府(而不是地方政府融资工具本身)的信用度获得贷款，严格来说，它们不是贷款借款人。资金用于建设从未被填满的城市，以及道路、桥梁和其他基础设施项目，其中一些项目比其他项目更可行。

影子银行产品不仅满足了融资需求，也满足了投资需求，因为零售和机构投资者从影子银行产品获得的收益高于银行存款。财富管理产品经常提供比存款更高的回报。流动性过剩的个人和企业正变得越来越精明，对从金融投资中获利颇有兴趣。

据汤森路透(Thomson Reuters)的数据，影子银行业务已增长到约20%至41%的资产负债表银行贷款。如果没有影子银行，贷款总额将下降16-29%，进而影响GDP的创造。中国可能已经错过了目标增长率。

2012年前后，随着信托和财富管理产品的违约，影子银行业的风险变得明显。华夏银行(Huaxia Bank)在2012年12月允许一家理财产品违约。一些信托贷款也处于危险边缘，尤其是在房地产领域。煤炭信托贷款在2013年12月和2014年开始恶化，原因是煤炭行业的盈利能力下降。最明显的情况下,信托贷款违约的威胁,“信贷/黄金#1 ”,30亿元(4.7亿美元)财富管理产品基于信托贷款倒塌的矿工,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国有企业,秘密救助贷款产品的资金,中国工商银行,信托产品的卖方。当“信贷/黄金 # 1”被包装成信托产品，并于2010年被工商银行分行出售时，它向投资者承诺的收益率为10%。然而，2012年煤炭行业受到了中国降低污染水平的努力的沉重打击。在不景气的行业中苦苦挣扎的“真富能源”(Zhenfu Energy)在管理和现金问题上陷入困境。当还款的日子到来时，它无法拿出资金，并得到信托公司的救助。最终，信托公司或其他机构经常对信托贷款进行救助，从而避免了系统的混乱。

2014年，中国的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房地产行业为金融业和房地产业带来了悲观的基调。这种增长放缓将会在“新常态”下被接受。

随着房地产供应过剩，开发商难以找到资金，房地产业的恶化导致房地产行业的低迷。中国房地产指数系统显示，4月份在中国的44个城市的房地产销售比前一个月下降了9%，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19%。

与此同时，4月份平均房价较去年同期上涨了0.1%，比去年同期上涨了9.1%。这些连续上涨是自2012年中期以来的最低水平，当时房地产市场在上次经济低迷后开始上涨。房地产投资的数量也传递了负面信息。2014年第一季度，中国26个省份中的4个省份的房地产投资出现负增长，其中黑龙江和吉林两省的降幅超过了25%。尽管2013年和2014年房地产行业恶化，但分析师们担心的是最糟糕的情况。然而，尽管环境中弥漫着金融脆弱性，但政府的干预令经济得以持续，因为信托被下令吸收任何损失，货币政策放松，以鼓励支出，往往是目标行业，房地产购买政策也得到放松。

CBRC在2014年告诉信托公司，它们必须准备为违约公司提供资金。信托公司被要求限制业务和减少资产，或者让股东提供额外的资本。这削弱了信托行业的迅速扩张，并让信托公司注意到，它们必须小心行事。

2014年9月，中央银行出台了一些政策，允许那些已经还清抵押贷款的购房者被重新归类为首次购房者，为第二次购房者提供了打折抵押贷款，并为第三次购房者提供抵押贷款，这让人们对房地产行业的信心逐渐下降。不过，尽管中国此前曾经历过房地产泡沫破裂，但这一次，房地产市场的下跌与影子银行业紧密联系在一起，造成了更广泛的影响。随着影子银行贷款在2014年缩减规模，为规模较小的开发商融资要么完全被砍掉，要么变得更加昂贵。作为融资来源的预售业务减少，也限制了小型开发商的融资池。2014年5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了一份声明草案，建议允许地方政府将其债务转至市政债券，以维持政府运作。10个富裕的城市被允许发行市政债券，作为结束禁止发行市政债券的试点项目的一部分。

更多的可能来自于影子银行监管的全球发展。2014年3月31日，中国银监会主席尚福林出席了在伦敦举行的金融稳定委员会全体会议，其中包括来自成员国和国际机构的约70名高级代表。其中一个关键问题是，全球金融体系核心监管改革的进展，加强了对影子银行的监督和监管。金融稳定委员会批准了其成员之间的信息共享进程，以支持除货币市场基金以外的影子银行实体的监督和监管。FSB将于今年5月启动有关部门的信息共享，并将于2015年在这一政策领域对国家执行FSB的高级政策框架进行同行审查。金融稳定委员会还批准了一份政策建议的实施时间表，以解决2013年8月公布的证券融资交易相关的金融稳定风险。金融稳定委员会还审查了公众咨询和定量影响研究的结果，该研究针对的是对非集中清算证券融资交易进行削减的监管框架。金融稳定委员会对巴塞尔银行监管框架(“BCBS”)的最终结果表示欢迎。该委员会对大型风险敞口的监管框架进行了简短的发布，并对银行在资金方面的投资进行风险敏感的资本要求，以减轻银行和影子银行实体之间的溢出效应。其中一个目标是将影子银行转变为透明和有弹性的市场化融资。为加强影子银行的监管和监管，金融稳定委员会(FSB)已同意在信息共享过程中支持实施政策框架，以监督和监管货币市场基金以外的影子银行实体。进一步制定政策框架，解决与证券融资交易相关的金融稳定风险。在此之前，对公众咨询的结果进行了回顾，并进行了进一步的全面量化影响研究。该领域的政策建议的实施时间表已经达成，并将发表。此外，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BCBS)已经完成了对大型风险敞口的监管框架，短期内公布，以及对银行股本投资的风险敏感资本要求，以减轻银行和影子银行实体之间的溢出效应。

影子银行业务的下滑也标志着一个永久性的转变。随着官员们强调经济增长将持续放缓，政治气氛发生了变化。在这一点上，领导层认识到，在制造业的增长下，以及后来在固定资产投资和影子银行业务的扩张下，数十年来令人兴奋的增长是不可能持续的。

GDP增长预计将会下降，在2015年第三季度降至7%以下，人们普遍认识到中国经济需要重组以保持增长。尽管固定资产投资在短期内提振了经济增长，但中国领导层意识到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太久。重点改革服务业和高科技制造业。

影子银行业务的下滑被纳入一个更大的政治经济姿态，警告称经济放缓是重组的自然组成部分。由于影子银行的问题，投资者的情绪并不高涨，也没有下跌。

经济放缓被认为是理性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而不是仅仅因为影子银行活动的减少而造成的，这使得领导层有很大的回旋余地。国际社会接受了这种解释;尽管对中国允许坏账累积的做法存在一些负面反应，但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影子银行和整体经济的下降是结构性变化的可接受的组成部分。

“简单的逻辑表明，中国的GDP几乎不可能以目前的速度增长，同时重新平衡其对出口和债务推动的投资过度依赖的危险。”——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北京大学金融时报教授，2013年7月28日 “(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是一件好事，它将确保中国经济在未来更稳定的增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副总裁朱民(音译)在2014年10月14日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年会上表示。

“…分析家认为市场不应该过于担心经济放缓,这可能主要是由于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路径向更可持续的增长。“劳拉，市场观察，2014年4月1日。”

经济放缓被认为是合理的，防止市场非理性反应。2014年中期，中国股市总体保持稳定，甚至在2014年年底出现反弹。交易规模在去年12月迅速膨胀，交易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以前每天的平均交易量不到3000亿元人民币。

更重要的是，影子银行系统是股票市场的主要资金来源。一些理财产品转向股票市场或赎回，因为房价缓慢下跌，投资者把钱投入股市。随着沪港通(上海和香港交易所之间的交易渠道)被执行，投资者创造了一个牛市，建立了另一个资产价格泡沫，这次是在股票市场。

影子银行资金流向股市的渠道，远不如流入房地产行业的资金流动，因为股市的投资导致了资产价格的变动，而没有伴随的建设热潮。2015年7月，网上P2P贷款平台的股票购买贷款被禁止。政府还对银行和灰色市场机构的保证金贷款进行了打击，财富管理产品对股票投资的杠杆作用有所下降。与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一样，股市泡沫破裂是由政府资金做空的，阻止了为股市繁荣融资的常规银行业和影子银行板块的挤兑。

由于影子银行一般不被视为中国经济下滑的原因，特别是在股市繁荣期几乎不可见的情况下，对影子银行的额外监管力度不够。同时介绍了法规,包括在2013年底发布的一份通知,这阐明了影子银行的范围,以及一些最初的影子银行规定,草案规定,鼓励银行直接投资基金理财产品从2014年12月,127年循环,限制贷款企业伪装成银行间拆借2014年5月,和10原则2014年9月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P2P,没有规定实施真正撤销影子银行业务的精神。事实上，尽管经济放缓，影子银行实体仍在一些方向上扩张;保险公司和证券公司增持信托产品，而众筹，一种新的融资方式，允许规模较小的投资者购买有风险的房地产项目的股票，变得越来越受欢迎。

结果，该行业既没有被根除，也没有成为替罪羊。这与美国在全球危机期间所发生的情况完全相反，当时金融部门被认为是经济放缓的原因。这个故事是不同的，因为美国经济放缓是金融失败的结果，并没有被设计出来。中国的情况是，经济放缓是必要的，从激进的立场看，甚至是有意的。尽管重点转向整体经济增长，影子银行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但行业并未消失。由于房地产行业的资金紧张和困境，信托贷款和银行承兑票据的新融资在2014年下半年有所下降，但委托贷款(以及流向公司债券和股权的流动)的额外流动是积极的。后来，资金也流向了伞形信托和P2P贷款公司，用于投资股市。

很明显的是，中国的影子银行体系与政府控制和政治意愿联系在一起，远远超过了美国和欧洲。如果中国政府希望在任何时候彻底根除影子银行，那么通过监管和指令就可以轻易做到这一点。然而，这一行业已经被允许继续生存，采取了不同的形式反映了现有的经济和政治状况。这种情况与银行和政府之间更为明确的关系并行。银行继续在某种程度上反映政府的目标和整体的经济环境，把贷款集中在特定的部门或实体上。事实上，刺激措施是直接向大型银行注入资金，用于向指定部门发放贷款。因此，中国影子银行业在其政治经济中是独一无二的。

不过，影子银行已成为中国非主流、市场化和风险更高的融资的全部。虽然中国的影子银行体系只是在最近的经济低迷中受到了轻微的惩罚，但不应想当然地认为影子银行实际上是被视为风险的。这是一个需要持续关注的领域，如果这个国家的金融体系是赞美，而不是咒骂，中国的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