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文中的学术生涯

第一篇：裴文中的学术生涯

裴文中的学术生涯

裴文中出生于清贫的教师家庭。他从青少年时代起就追求进步，追求真理。

裴文中认为，劳动手段遗物的研究是恢复社会生产发展状况的可靠物证，如何鉴定人工制品和非人工物，成为史前考古学理论和实践的关键。裴文中以敏锐的观察力和认真的对比实验，在周口店发掘中便从岩石痕迹上弄清了人工打击和自然破碎的区别，从而明确中国猿人石器的存在。在法国留学期间，裴文中结合人工打击的实验及国外收集的自然破碎的岩石标本，深入分析人类制作的石器与自然形成的“假石器”之间的根本区别。以“史前人类使用的硬岩石的破碎和形成中自然现象的作用”为题的博士论文获得学术界的好评，它既为“曙石器”的破产作了有力的诠释，又在史前考古方法论上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裴文中在周口店的发掘标本和新生代所藏标本的基础上研究分析非人工破碎的骨化石，并指出其成因包括啮齿类动物咬碎的骨化石、食肉类动物咬碎的骨化石及其所呈现的食肉类动物爪痕、骨骼腐蚀后所出现的曲纹以及化学作用和水蚀作用的变形等，以物标本为依据并通过实验证明的观察使非人工破碎骨化石的性质和特征更加明确。裴文中对中国旧石器时代的文化体系和年代分期也作了开创和深入的综合研究。1937年美国费城举行了早期人类国际学术研讨会，会上裴文中宣读的“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是中国学者首次发表的全面总结，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重视。这篇论文把中国猿人文化、河套文化和山顶洞文化列为早、中、晚三个阶段，奠定了中国旧石器文化的分期基础，并指出它不同于欧洲的旧石器文化。1955年、1959年和1965年，他发表了一系列总结性论文，根据新的发现和研究，不断扩充其内容和提出新的认识，如用水洞沟文化和萨拉乌苏河文化来代替过去的河套文化等。裴文中对中国旧石器文化的体系和分期的论述领域的轮廓和基础，在中国旧石器时代的研究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裴文中还把研究领域扩大到中石器和新石器时代，为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发展做出贡献。《中国史前时期的研究》一书便是具体的代表。中国的中石器时代是裴文中首先提出的研究课题。1935年在广西发现大批打制石器和个别的磨制石器，共生的动物又是现生种，裴文中提出这些遗存可能属于中石器时代。1943年裴文中在内蒙古调查试掘，否定这里属于旧石器遗存，把该遗址和黑龙江哈尔滨1927年周口店挖掘现场

顾乡屯都作为中石器来处理，并强调细石器在这个时期的作用。在上述论点的启示下，随着新发现的增多，有关细石器的起源、时代和分布等有了更深入的认识，裴文中的开创之功诚不可没。有关新石器时代考古，裴文中也做了不少野外工作。1947年他在甘肃渭河上游，西汉水流域、洮河流域及兰州附近做了三个月的调查试掘，共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达93处之多。通过这次调查，对甘肃史前遗存的分布、分期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并对过去的错误有所纠正，对JG安特生(Andersson)所谓“六期”体系作了首次的突破。1948年他又继续在甘肃河西走廊和青海湟水流域以及青海湖附近做了三个月的考古调查，对这一带遗址的分布、分期以及史前时期的“丝绸之路”等，都有了更深入的认识，特别是沙井文化的命名又是对“六期”说的再次突破。裴文中同时还注意到某些器物的考古研究，如论述陶鬲和陶鼎的论文(1947)便是一例。该文首先对三足器的定义、分类及有关部位的名称及其演化趋势进行了阐述，并指出鬲、鼎的形制为中原文化的代表，而边陲地区的变形鬲则受到黄河流域的影响，这是国内以陶鬲和陶鼎为专题的最早论文，树立了器物类型学研究的典范。

裴文中在第四纪哺乳动物化石和地层学研究上，也做出重大的学术贡献。早期研究是环绕周口店发掘进行的，如第十三地点、第一地点、第四地点、第十五地点和山顶洞的动物化石研究，明确了不同地点的相对年代及其演化过程，为中国第四纪哺乳动物学的研究奠定基础。后期则集中于华南一带，如巨猿化石，巨猿调和巨猿动物群便是在他的领导和参加下发现的。他从古生物学和地层学上建立了华南早更新世的标准剖面。裴文中经过广泛调查和研究后指出：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在整个更新世都有生存，早更新世以巨猿洞动物群为代表，中、晚更新世可以智人化石的出现作为晚更新的标准。在第四纪哺乳动物化石的研究中，裴文中提出划分为华北、江南、东北和淮河四大区的概念，指出淮河是华北和江南的过渡地带，包括两大区的典型种属，有利于全面性的分析。他对三门系的划分和第三纪、第四纪的分界线以人类的出现为标志等都提出了特有的见解。裴文中在50多年的科学生涯中，刻苦钻研，重视野外实践。他曾到全国19个省、市、自治区作广泛的史前考古学、古生物学和地质学的调查、发掘，共发表论文、专著168种。他关心考古人才的培养，曾担任四届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的班主任，并亲自授课和辅导野外实习，培养大批考古工作者。他还常常利用外出考察之际举办有关考古学、第四纪哺乳动物的讲座。广泛的考古实践和渊博的知识素养，是他在学术研究中取得丰硕成果的保证。他热爱考古事业、爱护青年、治学严谨、富于创造和进取精神。作为中国猿人头盖骨的发现者，裴文中的名字将永远为后人所铭记。

裴文中科学生涯数十年间，足迹几乎遍及全国，领导并参与了许多大型的古人类调查与发掘。如1955－1957年广西山洞的调查，发现了巨猿的确切产地和层位，为华南建立了第一个早更新世洞穴堆积标准剖面。50年代山西襄汾县丁村旧石器地点群的发掘和研究，改变了对红色土层时代的部分看法。为华北建立起了晚更新世早期的标准剖面。坚实的野外工作，精心的室内研究，使他对第四系与第三系界线问题、第四纪哺乳动物区系、体形变化规律、中国旧石器文化特征和多样性，以及原始社会理论等方面都有独到见解，取得卓越成就。

裴文中也是杰出的科普作家，他的科普著作《周口店洞穴层采掘记》（1934）《中国石器时代》等等，对于进行爱国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宣传教育工作，效果十分显著，影响极为深远。

第二篇：浅谈裴氏家族

浅谈裴氏家族

在中华民族的诸多姓氏中，无论是以《百家姓》还是以人口多少来论，在排列上裴氏都不能算是一个大姓，但在西汉以后的二千多年历史中，裴氏家族中所产生的历史名人数量之多却非他姓家族可比，从这个意义上说，裴氏就不能不算是个大姓了。

裴氏家族自古为三晋望族，也是中国历史上声势显赫的名门巨族。裴氏家族“自秦汉以来，历六朝而盛，至隋唐而盛极，五代以后，余芳犹存。在上下二千年间，豪杰俊迈，名卿贤相，摩肩接踵，辉耀前史，茂郁如林。”其家族人物之盛、德业文章之隆，在中外历史上堪称独无仅有。千余年来，裴氏家族将相接武，代有伟人，确实是中外历史上的一大奇观。

一、天下无二裴

裴姓，中华姓氏之一，在《百家姓》中排第197位。裴氏出自有熊氏，风姓，以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黄帝为远古始祖，为嬴秦始祖非子之后，非子的支孙封（左非右邑）乡，因以为氏。周僖王时，六世孙陵封为解邑君，乃去“邑”从“衣”，以“裴”为姓。后裴氏分为三支，分居河东、燕京、西凉等地，但考其谱系源流，皆出于闻喜之裴氏，裴柏村是海内外裴氏的发源地，故有“族人遍九州，天下无二裴”之说。

闻喜裴氏，是闻名天下的中华望族，是名副其实的宰相门第。历代所修的县志、州志、府志、省志中，裴氏名人几乎占了乡贤录中四分之一强的条目，由此可见其家族英才之盛，德业文章之隆。千年兴旺之族，宰相频出一望，功在中华盛世，史书犹沁余芳。这样的望族，这样的门第，其背后有很深的思想内涵和文化内涵。穿透千年风云，穿透历代名相，我们可以看到裴氏家族是儒家标榜的“修身、治国、平天下”典范。

一代伟人毛泽东1958年曾告诉时任山西省委书记的陶鲁笳：中国出宰相最多的就是你治下的闻喜县（裴姓）。裴度是唐朝的宰相，也是闻喜人。裴氏家族千年荣显，是历史上最有名的家族。胡耀邦曾说：研究中国的人才学，不能不研究裴氏家族。

在山西运城闻喜县裴柏村，村口的墙上赫然写着斗大的3个字：“宰相村”，另一边也是大大的5个字：“天下无二裴”，字有1.5米见方，气势非凡。这都是著名书法家董寿平先生书写的。两排字中间书写着顾炎武的《裴村记》。裴柏村是有亮出这么大阵势的底气的，裴柏村的裴氏家族历史上出过59位宰相、59位大将军以及3000多名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的卓越贡献者，列入正史的裴氏子孙达600多人。

二、裴氏家族的崛起

汉景帝时，裴盖公，时任执掌上林苑、兼管皇家财物和

铸钱的水衡都尉一职。虽说职位并不高，却开始了裴氏家族登上中国历史舞台的新局面。自此，裴氏家族在这个舞台扮演了重要角色，创造出裴氏家族光辉而灿烂的历史。

裴氏家族自汉开始登上政治舞台，由于涉及政治、军事、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的人才颇多。代表人物有：秀、楷、宪、开、元略、苞、骑、恒、敏、松之、子野、叔业、邃、方明、之高、畿、忌、骏、子烈、宣、询、良、子通、伯茂、佗、让之、诹之、果、谒之、孝仁、宽、汉、尼、鸿、侠、文举、芬之、植、约、炯、堪、粲、衍、政等等，数不胜数。真如群星灿烂，令人目不暇接。因而在近四百年的“你方唱罢我登场”，国家分裂，频繁地改朝换代，战争连年不断的历史舞台上，裴氏家族扮演着重要角色，发挥着重要作用，积累了丰富的从政经验，到了南北朝后期已发展成为号称“冠盖三河”的著名的士大夫家族了。为隋唐时期走向鼎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南北朝后期，河东裴氏有诸多家族活跃在北方，而南方相对要少得多。北周时，活跃在南方政坛的裴氏精英纷纷北归，与北方的裴氏家族组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为隋王朝的建立、一统、以及尔后的治理、巩固政权提供了政治、军事等各方面的人才，实现国家第二次大统一的局面。

总之，以这些杰出人才为代表的裴氏家族，参与了隋建立、统一、治理国家、巩固政权的整个过程，为使自己在唐走向鼎盛进行了一场出色的预演。

三、裴氏家族的鼎盛

裴柏村之所以成为“宰相村”，主要是在唐朝形成的。据《裴氏世谱》记载，在李氏统治唐朝的200多年间，裴氏家族先后出过宰相34人，中书侍郎4人，尚书38人，侍郎27人，常侍4人，御史9人，使21人，大将军31人，皇后、太子妃、王妃7人，驸马18人。所以有“无裴不成唐”的说法。

裴氏家族首先进入唐朝宰相行列的是裴寂和裴矩。裴寂鼎助李渊太原起兵，裴矩在窦建德失败后，奉国玺以山东之地归唐，奠定了他们在唐初的政治地位。其他著名的宰相还有为唐献身的裴炎、裴居道，平定突厥的裴行俭，御书褒奖的裴光庭，鼎新漕运的裴耀卿，慧眼识人的裴垍，中兴元和的裴度等。裴氏家族的兴盛使得李唐王室不得不倚重它来巩固自己的统治，于是，联姻就成了最好的办法。在唐初高祖时，宰相裴寂就把自己的女儿嫁与高祖的儿子赵王李元景为妃，他的儿子裴律师又娶高祖的女儿临海公主为妻；宰相裴居道的女儿嫁唐中宗，被封为孝敬皇后。在唐王室中，有多位公主，特别是唐玄宗把自己的6个女儿都嫁入了裴门。而玄宗的宠妃杨玉环的姐姐虢国夫人也是裴门的媳妇。今天，依然耸立在裴柏村裴氏碑馆中的唐代裴氏家谱碑，仍然在无声地诉说着裴氏家族在唐王朝的辉煌。

唐代的裴氏家族在许多领域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出现了一大批如政治家裴宽、裴伷先、裴敦复，文学家裴说、裴迪，书法家裴漼，音乐家裴知古、裴兴奴，史学家裴光庭等著名人物。唐代小说家裴铏著《传奇》一书，首先提出的“传奇”这个专有名词，以后发展成为一种新兴的小说文体，且愈来愈富有生命力，深得世人喜爱。仅从自张九龄到李商隐等名师大家的100多首赠答诗中就可以看出当时裴氏的才干和辉煌。其中，诗仙李白就写有13首，诗圣杜甫也写有10首。就连皇帝也为裴氏赠诗，如唐玄宗给裴宽赠诗曰：“德比岱云布，心如晋水清。”柳宗元、韩愈等46人为裴氏撰写的碑文、墓志、记序等50篇，骆宾王、刘禹锡等为裴氏撰写的表启36篇，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裴氏家族在唐代的鼎盛局面。

裴氏家族在政治上的衰落是从唐朝末年开始的。特别是朱全忠在建立后梁政权过程中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白马之祸”惨案，裴氏共有114名大小官吏或被杀，或被贬，使这个从裴柏村走出的世族名门遭受到沉重打击。唐朝之后的五代战乱不断，逆境中的裴氏家族仍然走出了后梁宰相裴迪、后晋宰相裴皞。

四、裴氏家族经久兴隆的原因

翻阅厚厚的两卷《裴氏世谱〃列传》，从汉到清，近200人的传记，每一个人都在中国历史上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要记述完他们的业绩，恐怕得写一部巨著。

裴氏家族自魏晋以来辉煌1900多年的史实，给人们提供了一份家族健康发展的标本。追溯裴氏家族经久兴隆的原

因，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总结了3条，即联姻、世袭与自强不息。

裴氏家族历史上共出过驸马、皇后、太子妃、王妃、公主、荫袭95人。由联姻、世袭所结成的封建裙带关系，这无疑是促成裴氏人物显露头角的优越条件，但并不是主要原因。对于公侯将相数以千计的裴氏家族来说，起决定作用的原因在于他们重视教育，自强不息，顽强拼搏。

“重教守训，崇文尚武，德业并举，廉洁自律”是裴氏家风的主要特征。裴氏曾有家规，子孙考不中秀才者，不准进入宗祠大门，谨遵“玉不琢，不成器；人不教，不知义”。在《裴氏世谱》的《列传》、《列女传》中，我们看到了这样几个例子：裴炎在弘文馆就读时，“每逢休假，他生或出游，炎读书不废。”裴休“童时与兄俦、弟俅偕隐济源别墅，昼讲经，夜著书，终年不出户”。而裴植的母亲夏侯氏管教子女，“小有罪过，必束带伏阁，经五、三日乃引见之，督以严训。”正是由于裴氏子弟的勤奋好学与家人的严格管教，才使裴氏“将相蝉联出，公侯奕叶长”。

另外，裴氏家族还通过灌输“忠君报国，光宗耀祖”的思想，给子孙以潜移默化的教育。我们从《裴氏世谱》中绘制的“裴氏祖庙”图中可以看出，他们在祖庙的门口立有“气众山河”、“忠孚华夏”两个牌坊，在牌坊里立有世系碑、宰相碑、状元碑三块石碑。他们把裴门子弟中功高德彰者的列传、优秀的诗赋文章、皇帝下的诏命、历代名人为裴氏写的

赠答诗、墓志、碑文、表启等录入《裴氏世谱》，以此来教育和激励裴门后人。裴柏村至今仍保留着重视教育的传统，几乎家家门楼上都有“耕读传家”的大字，初中以下没有不上学的孩子。改革开放以来，村里考上大学的有60多人。

裴氏为千年荣显望族作为一种独特的历史文化现象，两千余年来，裴氏家族的兴隆与辉煌，引发着人们的深思。7

第三篇：裴健心得体会

“百万公众网络学习工程”学习心得体会

洒基镇云尚小学

裴健

按照盘县教育局的统一部署，在工作和生活中运用“贵州数字图书馆”这个网络平台，勤奋学习、努力学习，为促进学习型、创新型社会的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通过一段时间的网络学习活动，我对“活动”体会深刻。作为一名教师，借助“贵州数字图书馆”平台学习，不但为提高个人科学素质提供了重要途径，而且对提高自身的工作质量也大有裨益。故此，心得体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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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知识经济日趋成熟，人才竞争日趋激烈。面对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人只有不断学习才能应对挑战、把握机遇，从而适应这些剧烈的变化。作为教师，只有不断学习掌握专业知识、不断更新专业知识结构、不断学习掌握法律法规，才能对教学工作做到全面细致，才能有效指导学生学习，确保青少年健康成长，才能熟练运用专业知识优质的完成自身本职工作。知识经济的一个突出表现是现代网络技术的使用，充分利用网络资源的丰富和便捷开展学习，掌握更加丰富多样的各个领域的知识，也为个人的更好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知识基础。贵州

四、网络学习充分满足个性学习需要。

学习型社会的学习是学习者满足个体实际需要，符合个性需求的一种自我导向的学习，数字图书馆开放无时间限制，学习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自主确定学习目标，规划学习进程、制定学习方案、运用学习资源。根据个人实际，我通过贵州数字图书馆提供的数字资源，下载了近100册电子学术书籍，其中多数是绝版图书或市面上难以买到的发行量不大的科技类图书。结合个人对历史、文学、军事知识的爱好，借助贵州数字图书馆，能够下载或通过网络浏览众多历史人物传记、中国历史朝代变迁、世界历史演变、中外文学名篇名著、中外文学大家介绍、中国文字史、世界著名战例、二战诸多史料，个人阅读兴趣得到了极大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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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裴毅然：延安文化生活

裴毅然：延安文化生活

一军事共产主义

1940年前的延安，沿袭南方苏区，实行军事共产主义，即以资历为据，稍作区别，级差甚微，男女无别，追求绝对公平，以体现人人平等的价值理念。因为，每一场革命的发动阶段都会提出高于既有政权的道德标准。斯诺夫人描绘：“中国的共产主义是最原始的共产主义，平分了又平分，一直分到原子……｀各尽所能——各取最低需要ˊ。”

延安官兵级差微弱，据艾青、卞之琳提供的资料，1938年的津贴标准为：士兵(包括班长)l元、排长2元、连长3元、营长4元、团长以上一律5元，毛泽东、朱德也是5元，惟著名文化人、大学者5一10元。1938一1939年抗大主任教员艾思奇、何思敬、任白戈、徐愁庸每月津贴10元。1940年代初期，延安经济困难，高知待遇降下来。中央研究院的范文澜、艾思奇、王实味、陈伯达每月津贴4.5元，虽略低于朱、毛的5元，但高于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的4元。徐愁庸还兼着鲁艺的一点课程，每月另有5元津贴，加上稿费，“所以，我是很富的，生活过得很舒服”。当然，特权还是存在的，只是较隐性。如按延安物价，哈德门牌香烟3一4角一盒，毛泽东每月抽烟就得百多块钱，自己付不起的，得靠公家发。

安娜·路易丝·斯特朗记载：“像贺龙这样的师长，每月的工资为中国币五元，朱德为六元，折合成美金连两个美元都不到，只抵得上其他中国指挥官通常工资的一个少得可怜的零头”。据胡乔木记载：“当时国民党的县长月工资为180元，边区的县长津贴仅二元，边区政府主席的月津贴也不过五元”。其时，阎锡山晋军士兵月晌11元法币、少尉24元、中尉33元、少校96元，升官确实带着发财。1939年，国军士兵月晌8元“。1944年，重庆《新华日报》短评：国民党上将月薪1.6万元法币，中将1.1万，少将8千，一等兵55元，二等兵50元(只能买最劣香烟三四包、火柴五六盒)，最高与最低相差320：1。相比之下，中共的“官兵平等”，确具可比性。

延安生活虽苦，但对中共革命者来说，安全感是第一位的。有过地下工作经历的曾志抵达延安后的感觉：“不但有安全感，而且精神生活乃至物质生活都是很富足的。作为来自国统区的地下工作者，我对延安的体验可能是与众不同的。”她不仅得到安全感且感觉舒适，并不认为延安物质生活有什么艰苦。不过，这只是地下工作者曾志的个人感受，对绝大多数赴延文化人及其他革命者来说，延安生活应该说还是十分艰苦的。

1936年8月，斯诺记述：“在这里陕甘边区，人们就像五千年前他们祖先那样生活在这黄土群山里。男人蓄发梳辫，妇女全都裹足。他们难得洗澡。据说陕西老乡一生只干净过两次：结婚喜日他自己洗一次澡，再就是出殡那天别人帮他洗”1938年3月，《扫荡报》记者原景信从西安赴延，一路上“既少村庄，又乏人烟，荒凉得不堪人目……种的是山坡，住的是破窑，吃的是小米，窑洞就是原始人住的ˋ穴ˊ，又黑又臭……人民生活表面上虽比原始人好一些，但个个有菜色，实际上却还不如原始人！”

抗战初期，边区政府辖地26个县(后缩至23县，l州年扩至30县一市)，面积12.9万余平方公里，地广人稀，人口150万(一说135万)，另有资料表明仅50万。1936年7月9日，周恩来对斯诺抱怨：“在江西和福建，大家都带着铺盖卷来参加红军，这里他们连双筷子都不带，他们真是一贫如洗”。

环境卫生更是原始简陋，远离文明“窝窝头上叮满苍蝇，坑上满是跳蚤，被子缝里挤着虱子，在这种环境，你就需要吃得下、躺得下的勇气和毅力”大生产运动掀起后，种菜必须与粪便打交道，“半天下来，任凭你怎么洗，端饭碗的手都是臭烘烘的”。延安饭馆“醉仙楼”(全城共两家)，“停留在菜刀上的苍蝇，多到好像铺上层黑布”。

于光远到达延安首夜大战跳蚤，落荒逃出房间，抱被睡在场院几根原木上。胡绩伟也记述了终生难忘的大战臭虫：

我一个人睡在一个旧窑洞里，臭虫多得可怕，一排排一串串地从各种缝隙中爬出来，结队进攻，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令人毛骨慷然的怪事。开初我用手指抹杀，以后用手掌抹杀，弄得满手奥黄水，还是杀不完。好在我随身带了针线，赶快把自己带来的床单缝成一个口袋，把身体装在里面，尽管这样，还是辗转反侧，到天快亮时才迷糊了一小会儿。起床一看，床单上血迹斑斑。

丁玲纪实小说《医院中》记述了老鼠溜被迈头的细节。女生早晨照镜子也是麻烦事，得排队，轮到者左顾右盼不愿离去，镜子女主人终于摔镜四分：“咱们还是ˋ共产吧ˊ。一镜成多镜，增扩利用率。同时，每人腰间永远挂着一个用雄头盒做的大茶缸，女生用它吃饭喝水！刷牙洗脸，甚至冲脚！洗屁股”。

抗战初期，延安知青吃小米蔬菜、穿土布蹬草鞋，一周才能吃一次面条或饺子。陕公早晨四人共用一盆洗脸水，三餐小米，四人合吃一铁盒土豆或南瓜。燕京生、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教育长黄华记述：“伙食很简单：小米饭和七八个人共吃的一小盆水煮萝卜，偶然有一两片土豆”。落实到人的定额具体为：每人每天一斤粮(高粱粗小米，只能喝稀饭)，二钱盐，三钱油“。南方“资产阶级小姐”常吃小米可就受罪了，她们抱怨：“过去在家时，这都是喂小鸟儿的，嚼啊嚼啊，唾沫都咽干了，怎么也归不拢”。有的半年多肠胃都无法适应：“到延安后半年多，还是不适应，吃了小米饭大便不通，憋死了”。一位粤籍女生：“我们这些由祖国南端而来到北国的女青年，由于气候、环境、饮食的巨大变化，一月三次月经来溯，举步维艰。当时月经使用的粗草纸，把皮肤都攘破。”

睡也是大问题。陕公、抗大的学员七八人挤睡窑洞土坑，只铺一层茅草，挤得连翻身都困难。女大生的卧位宽度只有一尺半，起夜回来常常发现没了位里，要拱进去慢慢挤几下才能占领自己的空间。从小养成蜷身睡习者，很快得到纠正——直腿挺睡。延安保育小学，“我们一个窑洞要挤十几个人，睡在一个大通铺上，夜里翻身都喊ˋ一二ˊ，一齐动作，否则是翻不动的”。相比京津沪穗城市生活，相隔天壤。一些赴延青年悄然离延，转去川渝。

平均主义的供给制，从分配方式上体现为人人都是“革命螺丝钉”，苏联的共产国际称为“蓝布蚂蚁群”、“红色工蜂群”，对改造有棱有角的个人主义大有裨益，非常有利于加强组织纪律性。这一延安经验成为日后“大跃进”的历史根据。1958年8月21日，“大跃进”进入高潮，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根据延安经验说：

要考虑取消薪水制，恢复供给制的问题。过去搞军队，没有薪水没有星期天，没有八小时工作制，上下一致，官兵一致，军民打成一片，成千成万的人调动起来，这种共产主义精神很好。人活着只搞饭吃，不是和狗搞点屎吃一样吗？搞供给制，过共产主义生活，这是马克思主义作风与资产阶级作风的对立；还是农村作风、游击习气好，22年的战争都打胜了，为什么建设社会主义就不行了呢？为什么要搞工资制？这是向资产阶级让步，是借农村作风和游击作风来贬低我们，结果是发展了个人主义；建议干部带头恢复供给制；恢复供给制好像是“倒退”，“倒退”就是进步，因为我们进城后退了，现在要恢复进步，我们带头把六亿人民带成共产主义作风。

同年8月31日，毛泽东又对供给制与薪给制发表看法，不同意平均主义会出懒汉的说法，“我不相信实行供给制，人就懒了，创造发明就少了，积极性就低了，因为有几十年的经验，证明不是这样的”。作为政治家，毛泽东十分清楚供给制的政治效用，故以政治挂帅为旗号要求恢复供给制。1958年8月9日，毛泽东视察山东历城县北园乡，对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说：“人民公社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8月13日《人民日报》报道毛视察山东的新闻时，特意点明这句话，并在引题中以醒目位置刊出。

军事共产主义是延安文化人生活的社会天幕，对延安文化人来说，从价值方向与经济可能等各个方面，即从形而上至形而下全方位规定了他们文艺活动的质与量，是研究延安文化人一个有趣视角。

二延安物价

抗战前期，全国物价尚低。何满子1938年入武汉《大汉晚报》，月薪40元。“至少可以解决生活问题了”。1940年，何满子在成都编《黄埔日报》“血花”副刊，以少校速记员名额开薪，每月80元，还可负担一位失业朋友的生活费；所编副刊稿费千字两元，每月掌握约300元稿费，都甚至想用这笔钱自办一份32开小型张刊物。1939年10月的河南洛阳地面，物价之低廉让走南闯北的职业革命者曾志印象深刻。她在晚年回忆录中记述：

我对河南小摊小铺价格之低印象很深。一大碗面条，一碟咸菜，加住宿一夜，只要两毛钱。糊辣汤在这一带很有名，无论到哪里都有卖的，一汤碗糊辣汤加四个油炸馓子只要五分钱。一毛钱买一碟熟驴肉(约三两重)，两毛钱买三四斤煮熟的花生。这些价格比起湖北襄樊来要便宜许多，但也说明这里的消费水平低，群众生活较苦。

1936年8月，甘肃边区一只鸡2角钱，一头猪1元，一头羊3元。老乡们用这些牲畜换钱买食盐、棉布、大烟。除此之外，钞票就毫无价值了。

1938年，山西汾阳东南一带，八路军685团团长杨得志请带路老乡帮忙买一块钱的鸡蛋，竟买来20斤。一位当地老乡替尚未婚娶的杨团长找来一位高小毕业的俊姑娘，两头都愿意，但女方父亲要杨团长出100块钱彩礼，杨最多只能给几百斤粮食，人家不干。杨得志后升任3科旅代旅长，过汾河前，杨得志还想带走这位姑娘，“可最后还是没有带成，主要还是因为拿不出那100块钱来”。可见，此时币值还相当坚挺。

1937年4月，曾与瞿秋白同赴苏俄采访的俞颂华(1893一1947)，以《申报》记者身份采访肤施(延安)，记载所见：“愈是往北，人民的生活愈是苦。当地的人以灰色的面条或馍馍和以戏的辣椒酱及灰色的盐果腹。吃不起面的人，即以山芋或小米当饭。我们在路上常常以鸡蛋充饥。那边鸡蛋不贵，且到处可买，一角大洋可买六枚煮熟的”。延安物价低廉，一说猪肉每斤2角，1角钱可买十来个鸡蛋。陈明远先生折算延安1元相当于1990年代末的30—35元。若依相对标准，至少合2008年人民币百元以上。当时延安整肃贪污的红线沿袭江西苏区标准：贪污500元以上枪毙。

曾志回忆录所记述的延安物价还要便宜：

延安的群众很少种菜，也不太会种菜。可是大路菜，例如萝卜、白莱、土豆、红枣都还容易买到，就是猪肉、鸡蛋之类也并不缺，还便宜。一斤猪肉就两角钱。延安人还有个习惯，不吃“猪下水”，因此猪的肝、心、肺、肠、肚就尤其价贱。

于光远回忆延安文化沟口的“胜利食堂”，虽然只摆得开两三桌，烹饪水平亦仅相当于如今北京街头的小饭馆，但已是延安的最高档次饭店。几十年后，于光远还津津有味地记得那里有一道用蛋面白糖食油炸制的甜食：“三不粘”，这道“三不粘”乃是袭留至今的延安名点，即油炸鸡蛋羹，用鸡蛋、面粉、白糖、食油炸制而成的甜食，不粘碗、不粘筷、不粘嘴。

像如今涉外宾馆一样，延安也内外有别，涉外物价甚高。1938年3月下旬访延的武汉记者原景信，人住中华旅社，小小的屋子，泥炕占了一半，炕上挤睡五六人，每晚收费4角；用餐一盘菜3角，一碗汤3角，如果每顿吃一个菜，一个汤，一盘面条，几个馒头，差不多就须一块大洋。来延安的大多是文人，文人的钱多半是绞脑汁换来，被这样的剥削，实在有点不甘心。所以每顿饭吃完的时候，大家总爱说一句：“县太爷的一月薪金，又被我们一顿吃光了！”但旅馆老板回报的，却是一阵得意的微笑。包括雇佣脚夫，八路军每天只给3角/人，穿绿军装的国军就得给3元/人。

三延安稿酬

有资料表明，江西苏区时期就已出现稿酬。创刊于1931年12月11日的《红色中华》是中央苏区政府机关报，发行量最大。1931年12月18日《红色中华》第二期，刊登征稿启事，欢迎论文、时评、社会调查、各项新闻等稿件，要求、通俗简明，一经发表，从优酬谢。每篇稿费“|二毛至一元不等”。延安时期，至少从1936年6月出现稿费。人民抗日剧社乃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组建的演出团体，直属红一方面军政治部，社长危拱之。1936年6月3日，剧社在《红色中华》报上发布“征求剧本启事”：“凡是经过审查后，有小部分修改尚可表演的各种剧作品，一律给以酬报：一话剧、歌剧，一般每出大洋贰元；二活报每个五角；三歌及土调每个两角；四倘有特别出色，表演有很大成功而受看者称许的，给以特等酬报；五双簧及滑稽的短小作品与活报大洋贰角”。

1936年8月，红二、四方面军还在长征途中，为“在全国和外国举行扩大红军影响的宣传，募捐抗日经费”，中共中央决定出版《长征记》。因此，8月5日，毛泽东、杨尚昆联名向红一方面军各部参加长征者发出征稿电报与信函，希望积极撰稿，展示长征实况。征稿信曰：“来稿请于九月五日以前寄到总政治部。备有薄酬，聊致谢意”1936年10月28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布《红军故事》征文启事：“为着供给红军部队的课外教育材料，为着宣红军的战斗历史，特决定编辑《红军故事》丛书。每稿至多不超过二千字，来稿采用后，酌致现金或物质报酬”。1937年5月10日，毛泽东、朱德联名发出《中央军委关于征集红军历史材料的通知》，以纪念“八一”十周年，为编好军史材料，组建了11人的强大编委会。徐梦秋、张爱萍、陆定

一、丁玲、吴奚如、舒同、甘泅淇、傅钟、黄镇、肖克、邓小平等。通知明确说：“一切创作稿件和纪念品，送来经采用后，均给以五角至二十元的现金酬报”。此书后由徐梦秋、成仿吾、丁玲编成，1942年11月出版。

1940年4月巧日，隶属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的《大众文艺》创刊，毛泽东题写刊名，萧三主编，第一期刊登稿约：”来稿一经登载，酌致薄酬“。1940年8月1日，中共西北局宣传部的边区大众读物社创刊《大众习作》，毛泽东题写刊名，致信社长周文，对该刊赞赏有加。创刊号“约稿”：寄来的稿子，凡是登载出来的，每一千字送稿费一元“。

1941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在延安创刊，博古任社长，毛泽东题写报名与发刊词，“创刊号”报眼刊出“本报启事”(二)：本报竭诚欢迎一切政治、译著、文艺作品、诗歌、小说……等等之稿件。一经揭载，当奉薄酬。1941年9月，延安业余杂技团登报征集魔术、武术、双簧、大鼓、相声等稿件，说：“来稿经采用者，致以每千字三至五元稿费。未经采用，但本团认为有保留与研究价值者，亦致稿酬，余稿一律退还”，这个启事的特别之处有二：一是以千字为计酬单位，同时照顾到稿件质量；二是留下的稿件也给一些稿费，这是比较合理的。

延安作曲者协会和音协，1942年4月发起“聂耳创作奖”，为当时较高有奖征曲活动。合唱：甲等90元，乙等印元，丙等40元；齐唱与独唱，甲等70元，乙等50元，丙等30元(得奖作品之歌词另致稿酬)。1941年前钱物稿酬并存，之后多为现金稿费，但“物酬”并未绝迹。在物资极端匾乏的延安，“物”是人们生活所必须的，同样珍贵。“物酬”包括毛巾、肥皂、笔记本、纸张、铅笔等。这些物品当时奇缺，公家所发根本不够用。文化人每月按规定、分级别供给几张纸，领取时要严格登记。人们写稿子多是一张纸当做两张用(两面写字)。能用上新毛巾和肥皂，就属于“上档次”的人物了，令人羡慕不已。所以，写稿得到“物酬”，是很自豪、很骄傲的大事。还有的物酬为赠送书刊，以刊为酬。1940年9月创刊的《歌曲月刊》的“稿约”：来稿发表后，以本刊一册为酬，版权归作者所有，但本刊有选编权。一年后该刊改为《歌曲半月刊》，仍是：来稿选用者，可以本刊为酬。当时该刊约为2一5角。

延安早期油印刊物基本无稿费，以赠送一份当期刊物为酬。后来的铅印报刊才支付稿酬。1941年物价飞涨前，稿酬标准大体为1元/千字。也有铅印刊物不给稿酬的，如《文艺突击》。1939年初，毛泽东委托边区教育厅长周扬参与《陕甘宁边区实录》编纂：备有稿酬(每千字一元五角)。1941年9月10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对研究实际问题的文章，要多给稿费。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教员，才算好教员，要多给津贴”。明显表示出政治价值对稿酬的调节。

还有一种特殊稿酬。1943年，鲁艺的秧歌剧《兄妹开荒》演遍延安，中央党校几位炊事员托人给演员送来两双袜子、两条毛巾、两块洗衣皂，“这些东西在当时是非常珍贵的，这是由于炊事员工作的特殊需要专门发给他们的，他们的舍不得用，送给我们。面对这些东西，我们感动得都哭了”。

不过，1941年延安出版物有60余种，整风后1943年只剩三种。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面向文化程度很低者的《边区群众报》(西北局机关报，常用字仅四百的通俗读物，发行量万余)。仅供一定级别者的《参考消息》，其他出版图书均须经中宣部审查。《解放日报》不仅成为唯一信息来源，而且还提供最标准的思想观点。每天下午16一17时，从中央到基层都派通讯员去领报，清凉山下《解放日报》社十分繁闹，领报回来的通讯员此时成为最受欢迎的人。级别化《参考消息》的出现，标志性地说明延安开始信息控制，普通延安知识分子只能读到《解放日报》。

此时的延安作家可驰骋之地就十分狭促了，文艺类作品只有一家去处《解放日报》第四版综合副刊，稿费每千字二升小米。这点“稿费”相对于延安作家当时供给制收人，不无小补。《解放日报》是延安时期中共中央机关报，印数七千余份，是延安影响最大的媒体。1944年6月访延安的重庆记者赵超构，如此评价《解放日报》四版编辑艾思奇：他既然掌握着延安文坛的天秤，我们就无从否认他的权威。

四稿费用途

一般作者得到稿费，多买些书刊或是生活必需品。文化人或专业文学艺术家有了稿费，多是主动与人共享，或是被朋友们“共产”，独自享用的情况极少。这几乎成了一种特有的“时代风气”或约定俗成的“规矩”。在这个问题上如“小气”|，会受到人们非议。延安作家卞之琳回忆：谁要是从邮局接到重庆、香港以至上海孤岛汇来的一笔稿费，就招呼朋友，三三五五，一分而光。《一个中国革命者的私人纪录》一书，详细记述了萧三夫妇、萧军夫妇，用稿费在餐馆消费的生动场面。它说：萧军那时有点钱，点菜花样多，酱牛肉、卤鸡、卤肝、叉烧肉样样都点一些，喝了白酒，剩下的菜，统统打包带走。萧三一家刚来胜利食堂，多吃西餐，慢慢地他们一家改吃中餐，点一份炒肉丝，简简单单，吃饱为止。萧夫人(俄罗斯人)很会点菜：糖醋里脊、青椒肉丝如此等等。周立波、陈学昭、曾克、张季纯、钟敬文、马可等都谈到过当年延安“一人得稿费，大家去消费”的愉快经历。

1941年，鲁艺文学系学员穆青的几篇通讯发表于延安、重庆。这在同学中引起了反响，一来那时很少有人在报刊上发表作品；二来能收到10元！20元的稿费，这对每月仅发二元津贴费，只能吃到南瓜、土豆的同学们来说无疑是个福音。因此，不管每次是谁收到稿费，大家便欢呼雀跃，到桥儿沟街上买些热烧饼和一碗碗羊杂碎，饱惬一顿。穆青也因为有点文名，学校动员他上《解放日报》，由鲁艺各级领导动员谈心，要他上《解放日报》去当记者。“当时我们都不愿当记者，一心想努力成为一名作家”。最后，由副院长周扬亲自约穆青于延河边，从组织纪律性说到爱伦堡)——当记者并不妨碍当作家，“沿着河岸走了几十个来回，终于被他说服了”。1942年8月30日，穆青与同学张铁夫一起来到《解放日报》，“从此，我便结束了令人留恋的鲁艺文学系的学习，走上了新闻工作岗位，直到今天，整整45年”。1945年8月田家英刚收到一点稿费，邀请老友陆石进延安北门外的小饭馆，要了一盆回锅肉、一个“三不粘”、两碟小菜、两碗陕北黄米酒。39年后陆石仍感慨不已：“这在当时，已是很丰盛的午餐了。”

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著作得到稿费，大都把这些“外快”用于赞助公益或个人应酬。1940年“延安各界纪念五四青年节筹委会”发起有奖征文，历时一年多，征得作品150篇。第二年6月9日评选结束，毛泽东捐赠300元为奖金，周恩来、王稼祥各捐200元，吴玉章捐100元，董必武捐50元。征文圆满结束。

毛泽东用《论持久战》的稿费请许多人“搓”了一顿，并组织一个延安哲学研究会。1939年初，延安民众剧团经济拮据，李富春送来100元，毛泽东送来100元，贺龙送来20元，柯仲平一宣布消息，全团欢腾，买了一头驮驴、一盏汽灯、一些化妆颜料，服装则是从当地群众中临时借用，老百姓大多把演出当真人真事。这些延安首长的钱主要来自稿费。1940年，毛泽东再送给剧团300元(据说是《论持久战》稿费)，周恩来、董必武、博古也各给剧团送了50元，陈云捐助一台照相机，剧团大大“阔”了一把，该团开办费也仅40元，除了买骡子、毛驴、衣箱，还剩100多元。又有资料说毛在延安用稿费请许多人吃饭，并组织延安哲学研究会。

博古也经常拿自己的稿费给新华社、《解放日报》社俱乐部做文娱活动费用，俱乐部每周六组织舞会与娱乐晚会，多少要用点钱。延安知青何方说：当时延安只有一辆自行车，主人是罗瑞卿。据说是罗用《八路军的政治工作》在大后方出版所得稿费购得。

1939年6月下旬，延安举行欢迎周恩来、秦博古从重庆归来的晚会，一把“大提琴”是一把胡琴固定在一只空“美孚”汽油筒上。

五经济的放射效应

虽说泛政治化是延安文艺的基本特色，但经济对延安文艺仍具有不可小觑的制约力。如延安知青的汇聚，就离不开经济力量。陕西临渔知青何方，距离延安不过800里，似仅一箭之遥，仍需筹集路费才能前往。那个时候参加革命是要花钱的，一路上吃的、用的、住的，一切都是自己拿钱。路费和行李要自理。所以那个时候去延安参加革命的穷人不多。一是大多不知道延安是怎么回事；二是即使听说过，一时也不容易筹到路费和准备好行李。从国民党地区去延安，太穷的人还真参加不起这个革命呢！成都的田家英、曾彦修因路远，参加革命各需60块钱，两人都是好不容易才凑够。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只管开赴延介绍信，并不管路费，搭乘办事处的卡车去延安，每位车资14块大洋。因此，当年赴延知青绝大多数都出身不佳，均为地富、资本家、官员、教师等“剥削阶级”或中产家庭，无产阶级家庭很少能出读书郎，尤其远赴延安，没有钱是到不了的。

经济理所当然地还制约着延安文艺的方方面面。1941年春，绥德的几位诗歌爱好者张蓓(沛)、高敏夫、郭小川等人自费创办《新诗歌》，1941年8月15日出了第三期，主编“延安新诗歌会绥德分会”，出版“警备区文化协会”，经售“绥雄西北抗敌书店”，价目“每张二角”，这一期上发表诗歌的作者有：高敏夫、张蓓、郭小川、公木、萧

三、李雷、贺敬之、胡代炜、冯牧、余修、侯唯动、袁烙、隐夫、俞波、李立方、李子奇。

赴延知青多为中小知青，搞思想搞研究是不行，搞热情浅表的文学倒是正好，一时间延安出了200多个大小诗人。只要在报纸上发表几首诗，便是诗人一个。1940年，延安大诗人萧三：“在延安的青年写的诗最多(文学刊物，例如《大众文艺》上，75-83%是诗歌)。”

“馋”是延安人生活的主旋律。一位1938年初访延的美军上校写道：“伙食是每日两餐，只有单调的小米。身上有钱时，他们就到镇上一家饭馆，把钱花在八宝饭上，因为他们太缺少甜食了。”中国女大生王紫菲晚年回忆：到延安后最深的感受就是馋，又身无分文，走在延安街上，见了摊上雪花银似的白面馒头，真眼晕，真想偷几个吃。一次，三位中国女大生逛市场，兜里总共只有二分钱，只能买一瓶老陈醋，在瓶上刻划下三等份，先是很珍贵地用舌尖舔，觉得味道好极了，酸酸甜甜香香的，就再也忍不住，小狼一般咕嘟嘟一口所喝下自己那一份。原来就空腹无油水，其中一位回窑洞不久就肚子剧痛，满床打滚，呕吐不止，从此该女生不再沾醋。君武刚到延安，参加晚会回来，肚饿无食，将白天糊窑洞窗纸的半碗面粉调的粗糊当了宵夜，时隔43年，似乎还回忆起那碗浆糊的美味，当然，这并不是说经常有浆糊可做宵夜的。直到抗战胜利，延安交际处长金城：“边区的生活虽然经过大生产运动，比抗战最困难时期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总的来说还是比较艰苦的。比如一般大灶虽然油、肉和菜蔬比过去有了很大增加，各种粗粮也可任你吃饱，但大米白面还是不充裕的，往往一个星期只能吃上一两次。”

抗大生何方说：二两大的馒头，有的北方男生一顿起码能吃十三、四个，女生也有能吃十一、二个的。一次改善生活吃包子，一位食量大的抗大生卢振中(后任武汉华中工学院副院长)，二两一个的包子连吃24个才问：“什么馅？”至于下饭的菜，春夏还有自己种的青菜，秋冬就只能吃晒干的白菜叶子，放点盐撒一点生棉籽油。开展大生产后，生活改善较大，每隔十天半月可会餐一次，每人分到一碗红烧肉，吃得不少人撑得无法爬山回宿舍，东一个西一个仰倒路边，还有的人得靠不停跑步消食，有人则拉了肚子。即使如此，人们还是惦着盼着会餐。1940年的延安自然科学院，14岁的罗西北领回节日会餐：每人一斤面、一斤馅，本应自己包好饺子到食堂去煮，但他等不了，包一个在炭火盆里烤一个吃一个，包完了也吃完了。

延安文化人中流传一句玩笑“客请”，即延安人太穷，得由外来客人掏兜做东。1938年8月31日，卞之琳到达延安，每月领取2元津贴。最多到街头小吃摊买5分一碗的醪糟鸡蛋打牙祭，几分钱买一包花生也会数人共享。粤籍留欧舞蹈家戴爱莲到访延安，就是由她反客为主请的客。最有趣的是1938年5月上旬，美国驻华使馆参赞卡尔逊上校在延安郊村遇上老外医生马海德，约他去一家八宝饭出名的馆子吃晚饭。一路上，许多人向马海德打招呼，有学生、店员、男人、妇女，马海德便邀他们一起去吃饭，“他如此大方地利用了我的好客使我发笑，他知道我手头不紧。我们走到饭馆时，后面跟随了十几个年轻的男女，他们笑着闹着，完全沉浸在聚餐的快乐中。每个人点了自己要的菜，有人吃完了站起身就走人，有的围坐在一起大讲过去的经历，谁也不感到拘束，谁也没想到要回报点什么。真有点吃大户的味道了。”

经济上的紧张自然会影响人们的情绪。艾青、田间、凌子风、欧阳山、孔厥、袁静、张仃等延安文化人，多为中灶(营团级)待遇，伙食一般、津贴很少，一上市场明显缺钱，无法购买书籍字画与邀友聚餐，自然经常会表示不满，闹闹情绪发发牢骚说说怪话。艾青、孔厥便因此犯“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错误，不时遭到组织“修理”。

若脱离延安的经济体制想得到某种自由，怕是不行的。整风后期审干阶段，延安四怪之一的萧军因不服中组部招待所蔡主任的刁难(萧妻怀孕八月，蔡坚持必须本人下山就餐，不同意萧递送，而蔡本人却仍由小鬼送至山上窑洞)，1943年12月上旬，携家前往延安县川口区第六乡刘庄，公家断绝供给，萧率妻儿劳动垦荒，过着几近穴居的原始生活，三月后胡乔木由县委书记陪着找来，劝他回城，萧军思虑再三，全家返城，回入体制。

1939年9月创办的《文艺突击》是延安第一份文艺杂志，最初由抗大政治部秘书科奚定怀、郑西野发起，约请“文协”柯仲平、刘白羽等人参加，并请毛泽东写了刊名，得到抗大政治部主任张际春、秘书科长谭冠三在人力物力的支持。最初两期为油印，后改铅印。先为旬刊，后改半月刊、月刊，每期定价五分、一角。出版经费原为捐款，在毛泽东带动下，其他领导也捐款支持，款额达二三百元。但铅印至总第六期，经费告罄。奚定怀回忆：“为了解决经费不济，曾到晋西北一带募捐，但终因经费困难而被迫停刊。”

1941年5月《解放日报》初创时售价一角，后涨至二角、五角，1943年2月再涨至一元，当然只有公家订阅，私人无力独订。虽然延安文化阵地局促单一，稿费总量低薄，物质刺激力量不强，但正面效应则是聚焦集中，一文既出，万目争睹，社会关注度极高。1944年，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在延安翻版四万册，一个礼拜销光。

政治类书籍是那一时期最抢手的杨销书，在国统区也一样。1945年7月，前清举人黄炎培访问延安五日，回重庆后出版《延安归来》，他违背书报检查制度径直印刷。黄说：我不是替谁宣传，不过是受“良心的使命”。《延安归来》初版两万册，几天之内抢购一光，此后印刷了十几万册，成为轰动一时的畅销书，影响巨大。黄炎培的拒绝送审点燃轰轰烈烈的“拒检运动”，国民党中常委通过决议，宣布撤销新闻图书检查制度。

1946年初，文坛老编辑赵景深总结抗战时期文艺：要指出那一本是划时代的伟大作品，或抗战期间有什么大著作，几乎使我回答不出来。赵景深的这一评价当然也包括延安文学。

从总体上，延安生活的窘迫(包括夜间照明都受限制)，使延安文化人可利用时间甚受制约，半饥饿状态又使他们失去潜心创作的心态。泛政治化则更使他们必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失去关注自身感受的“合法性”，因为“小我”已联系上不甚光彩的“小资”，阶级学说使他们只能沿着一条轨道行走，失去价值多元化与思维丰富化的理论支撑。

如今回首，拂去历史风尘，延安文艺无论从思想上还是艺术上，均有一股掩饰不住的扁平化特质。深究其源，经济因素多多少少也是必须追溯的源头之一。

第五篇：裴氏家规

裴氏家规

裴氏家规的形成经历漫长的历史沿革。北朝名臣裴良奉公之余，着手整理祖上口碑相传遗训，动笔撰写了《宗制》10卷。隋唐时期，河东裴氏发展到鼎盛阶段，其家规也日臻完善。明万历二十四年，裴氏五十五世孙裴濂修订《河东裴氏族诫》9条。一代代裴氏族人在先祖留下的家规的基础上，结合时代发展，不断对其进行完善和充实。

现存的裴氏家规最终修订于清末民初，有《河东裴氏家训》和《河东裴氏家戒》两大部分，内容十分广泛。其中，《河东裴氏家训》共12条432字，包括敬奉祖先、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协和宗族、敦睦邻里、立身谨厚、居家勤俭、严教子孙、读书明德、淳厚戚朋、慎重言语、讲求公德等方面内容。《河东裴氏家戒》共10条637字，它连立10个“毋”，要求子孙后代毋忤尊亲、毋辱祖先、毋重男轻女、毋事赌博、毋为盗窃、毋贪色淫、毋吸烟毒、毋酗酒好斗、毋忘本崇洋、毋入帮派。可以说，《家训》是要求裴氏子弟“必须怎么做”，而《家戒》则是要求裴氏子弟“不能怎么做”。

除了河东裴氏的《家训》和《家戒》，广布于安徽、湖北、江苏、江西等15个省的裴氏后裔也都有自己的家规，但万变不离其宗，都与河东裴氏的《家训》和《家戒》一脉相承，其核心就是“重教守训，崇文尚武，德业并举，廉洁自律”。

一、重教守训

重教守训

“立志向善，做贤子孙。贻谋燕翼，勿忘祖恩。”

第一条 敬奉祖先：慎终追远①，木本水源。生事死葬，祭祀礼存。立志向善，做贤子孙。贻谋燕翼②，勿忘祖恩。

——摘自《河东裴氏家训》

【注释】

①终：人死；远：祖先。旧指慎重地办理父母丧事，虔诚地祭祀远代祖先。后也指谨慎从事，追念前贤。语出《论语?学而》：‚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②贻：遗留；燕：安；翼：敬。‚贻谋‛意指父祖对子孙的训诲，‚燕翼‛意指为子孙后代谋划。语出《毛传》:‚燕，安；翼，敬也。‛陈奂传疏:‚诒，遗也……言武王以安敬之谋遗其孙子也。‛

【释义】 慎重追寻，水有源，木有本。生前侍奉死后安葬，祭祀之礼要遵行。一心向善，做一个贤良的子孙，使后代安定，不忘祖先的恩德。

“父母恩德，同比昊天。人生百行，孝顺为先。”

第二条 孝顺父母：父母恩德，同比昊天。人生百行，孝顺为先。跪乳反哺，物类犹然。况人最灵，孺慕①勿迁。

——摘自《河东裴氏家训》

【注释】

①孺慕：孺，小孩子；慕，仰慕。

【释义】

父母的恩德，同比上天。人生的百种行为，孝顺第一。羊羔跪乳乌鸦反哺，动物都能做到这样，何况是世间最有灵性的人，要给孩子立下榜样不要改变。

“世间难得，莫如兄弟。同心同德，团结一体。”

第三条 友爱兄弟：世间难得，莫如兄弟。连气分形，友恭以礼。同心同德，团结一体。姜被①田荆②，怡怡③后启。

——摘自《河东裴氏家训》

【注释】

①姜被：姜，姜肱；被，被子。

②田荆：田，指田真兄弟；荆，紫荆树。据南朝梁吴均《续齐谐记?紫荆树》载，京兆田真兄弟三人析产，拟破堂前一紫荆树而三分之，明日，树即枯死。真大惊，谓诸弟曰：‚树本同株，闻将分斫，所以顦顇，是人不如木也。‛兄弟感悟，遂合产和好。树亦复茂。后因以‚田荆‛为兄弟和好之典实。

③怡怡：特指兄弟和睦的样子。语出《论语?子路》:‚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释义】

人世间最难得莫如兄弟，连气分形。兄友弟恭，同心同德，紧密团结。就像汉代姜肱兄弟一样，得到后人赞扬。

“曰宗曰族，一脉相传。尊卑长幼，伦理秩然。”

第四条 协和宗族：曰宗曰族，一脉相传。勿事纷争，和谐齐贤。尊卑长幼，伦理秩然。远近亲疏，裕后光前。

——摘自《河东裴氏家训》

【释义】

同宗同族，一脉相传，不要遇事纷争，要和谐向贤者看齐。尊卑长幼，伦理秩序要分明。远近亲疏，引导后人光大前人的功业。

“毋忤尊亲”

第一条 毋忤尊亲：《孝经》云：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是则之。是故子女对父母长辈，应予孝顺，听从教诲，绝不许有违忤、伤害、遗弃尊亲。

——摘自《河东裴氏家戒》

【释义】

《孝经》中写道：孝，天经地义，人之准则。子女对父母长辈必须孝顺，听从教诲，绝对不能做出违逆、伤害、遗弃父母之事。

“毋辱祖先”

第二条 毋辱祖先：木本水源，慎终追远，乃人伦之基本大道。《诗》云：毋忘尔祖，聿修厥德①。即常念尔祖，述修其德之谓。故为人子孙者，应修身明德，遵守正道，不敢为非，毋辱其祖先。

——摘自《河东裴氏家训》

【注释】

①聿修厥德：继承发扬先人的德业。语出《大雅》云：‚无念尔祖，聿修厥德。‛

【释义】

慎重追寻，水有源，木有本，这是人伦的基本的大道理。《诗经》中说：“你能不追念你祖父文王的德行？如要追念你祖父文王的德行，你就得先修持你自己的德行，来延续他的德行。”也就是常常怀念你的祖先，讲述和修行他的德行。所以说为人子孙，应该修身明德，遵守正道，不敢为非作歹，不要侮辱祖先。

“毋重男轻女”

第三条 毋重男轻女：天生蒸民①，本为平等，无分男女贵贱，是以父母长辈，不可有重男轻女之观念。教育、生活、男女一律平等，吾姓女子不得以之嫁人为妾，或溺女婴，抛弃女婴之事。

——摘自《河东裴氏家训》

【注释】

①蒸民：众民、百姓。语出《孟子?告子上》：‚《诗》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则’。‛

【释义】

天下人人平等，不分男女，无论贵贱。作为父母长辈，千万不可有重男轻女之思想，在教育、生活之间男女要一律平等。我族女子不得为人作妾，或弃溺女婴之事。

二、崇文尚武

“家庭教育，立人丕基。传子一经，金玉薄之。”

第八条 严教子孙：家庭教育，立人丕基①。诲尔谆谆，性乃不移。谨信泛爱，重道尊师。传子一经，金玉薄之。

——摘自《河东裴氏家训》

【注释】

①丕〔pī〕基：巨大的基业。语出唐?张绍《冲佑观》诗：‚赫赫烈祖，再造丕基。‛

【释义】

家庭教育，是人才成长的基础。教诲不倦，坚持不懈。教育子孙在一切日常生活中的行为要小心谨慎，言语要讲信用，和大众相处要平等博爱，重视道德的培养，尊敬师长。留传子孙多一些经书，少一些钱财。

“人不读书，马牛襟裾。学而时习，其乐有余。”

第九条 读书明德：人不读书，马牛襟裾①。学而时习，其乐有余。一技专长，生计无虞。立达希贤②，典型规模。

——摘自《河东裴氏家训》

【注释】

①襟裾：泛指人的衣服。语出唐?韩愈《符读书城南》诗：‚潢潦无根源，朝满夕已除。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裾。行身陷不义，况望多名誉。‛

②希贤：仰慕贤者，愿与之齐等。语出宋?周敦颐《通书?志学》：‚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

【释义】

人如果不读书，就和马牛一样不懂得礼节。学习的时候要经常温习，其乐无穷。人要有一技之长，生计就没有顾虑。向社会贤达看齐，争做典范楷模。

“吾家子孙，不可有忘本崇洋思想行动”

第九条 毋忘本崇洋：近世以还，崇洋泛滥。须知身、家、国、民族为其一体，而不可或分者，亦即人之大本。吾家子孙，不可有忘本崇洋思想行动，如在某种不得已之情况下，而入外国籍，亦须保持吾华固有之优良风尚习惯、语言、文字、及祖宗之渊源。

——摘自《河东裴氏家训》

【释义】

近世以来，崇洋思想泛滥。必须知道自身、家庭、国家、民族为其一体，密不可分，此乃为人之大本。我族子孙，不可有忘本崇洋思想行动，如在某种不得已的情况下，而加入外国籍，也必须保持我中华固有之优良风尚习惯、语言、文字、及祖宗之渊源。

三、德业并举

“谨身节用，明刊孝经。谦虚自牧，喜怒不形”

第六条 立身谨厚：谨身节用，明刊孝经。武侯①谨慎，昭若日星。厚德载福，宽让能宁。谦虚自牧，喜怒不形。

——摘自《河东裴氏家训》

【注释】

①武侯：诸葛亮谥号‚忠武侯‛。

【释义】

“谨身节用”，这句话明明白白地刊登在《孝经》里。像诸葛武侯，一生谨慎，其丰功伟业如日月星辰，人所共见。有道德的人能够承载更多的幸福，宽厚谦让的人心灵能够得到安宁。要谦虚谨慎，修身养性，不要把喜怒表现在脸上。

“朋友五伦，以德辅仁。益友损友，择游宜珍。”

第十条 淳厚戚朋：朋友五伦①，以德辅仁。益友损友，择游②宜珍。戚党姻亲，和洽如春。岁时伏腊③，晋接礼宾。

——摘自《河东裴氏家训》

【注释】

①五伦：即古人所谓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种人伦关系。用忠、孝、悌、忍、善为‚五伦‛关系准则。孟子认为：君臣之间有礼义之道，故应忠；父子之间有尊卑之序，故应孝，兄弟手足之间乃骨肉至亲，故应悌；夫妻之间挚爱而又内外有别，故应忍；朋友之间有诚信之德，故应善；这是处理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的道理和行为准则。

②游：结伴出游，此处引申为朋友相处。

③岁时伏腊：岁时，一年四季；伏腊，伏日和腊日。

【释义】

朋友之间的伦理关系，应讲求品德和仁爱。好朋友和坏朋友，在相处时应谨慎选择，互相珍惜。亲戚朋友，如春天一样和睦相处。一年四季，接见宾客要以礼相待。

“同村共井，居有德邻。勿生嫌隙，有礼彬彬。”

第五条 敦睦邻里：同村共井，居有德邻。相维相恤，友助和春。勿生嫌隙，有礼彬彬。基层良风，家国亲仁。

——摘自《河东裴氏家训》

【释义】

同在一村共饮一井之水，居住要以有道德的人为邻。相互体恤，友爱互助，和睦相处。不要因猜疑或不满而产生仇恨和隔阂，要讲究礼节。在基层形成良好的风尚，家族国家都亲近仁人。

“置身社会，公德第一。爱惜公物，遵守序秩。”

第十二条 讲求公德：置身社会，公德第一。爱惜公物，遵守序秩。时时警惕，留心错失。祛除自私，免贻人疾。

——摘自《河东裴氏家训》

【释义】

在社会上生存，要把讲求公德放在第一位。要爱护公物，遵守社会管理秩序。时时保持警惕，防止无端错失。祛除自私自利，不要有害人之心。

四、廉洁自律

“勤能补拙，俭以养廉。秃惰奢靡，祸害无边。”

第七条 居家勤俭：勤能补拙，俭以养廉。丰家裕国，莫此为先。秃惰奢靡，祸害无边。惜时爱物，居安乐天。

——摘自《河东裴氏家训》

【释义】

勤奋能够弥补不足, 节俭可以培养廉洁的作风。家庭殷实，国家富裕，无不把勤俭放在前面。懒惰奢靡，祸害无穷。要珍惜时间，爱护家物，居安思危，乐天知命。

“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圭玷可磨，言玷永伤。”

第十一条 慎重言语：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圭①玷②可磨，言玷永伤。驷不及舌③，语出须防。少说寡祸，发言有章。

——摘自《河东裴氏家训》

【注释】

①圭：白玉。

②玷：瑕疵。

③驷不及舌：驷，古时由四匹马拉的车；舌，指说的话。语出：《论语?颜渊》：‚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

【释义】

一句良言，可以使国家兴盛；一句恶言，可以使国家灭亡。白玉如果有了玷污，尚可磨掉，但人的言行如果有了污点，那就没有办法磨掉了。一句话说出来，再也无法收回,因此说话一定要有所提防。少说话祸害少，发言一定要有章法。

李文:彪炳史册的精神力量

‚天下无二裴‛，是对河东裴氏家族的不吝褒誉。两千年间，裴氏家族冠裳不绝，德业隆盛，形成了独特的家族文化现象。究其根源，裴氏传承千年的家风和家规无疑是其彪炳史册的内在精神力量，《家训》12条、《家戒》10条则是一脉相承优秀家风的集中体现。‚训、戒‛相互依存，引导族人‚应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成为他们坚守精神家园的不二规矩。所强调的‚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协和宗族‛、‚敦睦邻里‛、‚居家勤俭‛、‚读书明德‛等，核心就是要求家族子弟崇德尚德，以孝友立身，以勤俭持家，以忠义为本，以才学自立，以仁爱待人，做到廉洁奉公、忠心效国。这是裴氏子弟从裴潜俭素、裴侠廉洁，到裴宽孝友、裴度忠于国事躬行践履的结晶，反映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信念坚守和价值追求。裴氏的《家训》、《家戒》，千百年来谆谆教化后人，激励子弟成才，倡导干事立业，成就了‚将相接武、公侯一门‛的名门望族，其延绵千年的尚德、孝友、勤俭、才学、仁爱、廉洁、忠心效国，对今天良好社会文化的培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定将鞭策和教育一代又一代后人，修身立德，勤勉行道，明廉知耻，成有用之才，做有用之人。

（运城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李文）

王振川:独特的清廉风范源自良好的家族教育

闻喜裴氏家族人才辈出，名标青史，是非常罕见的文化现象，值得人们认真研究学习。现存的《家规》、《家戒》，是裴氏后人学习先祖事迹，结合儒家经典，反复总结提炼而成，不仅反映了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也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裴氏《家规》、《家戒》最重视人的品德修养，从小家庭到大家族，从大家族到亲友邻里，乃至国家社会，都有一套切实可行的道德规范。以德行为基础，然后读书明理，学习一技之长，奉献于国家和社会，可以称是‚以德为本，以才为用‛。

裴氏清官廉吏非常多。裴潜在外做大官，家人还需要编制壁障谋生；裴侠在西魏时号称‚独立使君‛，基本上也算‚廉吏第一‛；裴佗清白任真，不事家产，其宅第只有三十步大小；裴宽收别人一只鹿，退不回去，就把鹿埋于地下，一口不吃。这些特殊的清廉风范，如果没有良好的家族教育，如何能够做到？

另外，像裴秀创制地图、裴頠（读wěi）研究哲学、裴松之补注《三国志》、裴政创制《开皇律》、裴世清出使日本、裴矩经营西域、裴行俭远征突厥、裴耀卿整顿漕运、裴度平蔡州之乱，裴氏家族的众多英才表现出各种各样的才华，建立了各种各样的功业，为后世所瞩目。如果没有良好的家族教育，如何能够做到？

现在，像裴氏这样的大家族几乎已经不存在了，社会上普遍存在的是小家庭。而教育也基本上社会化，家庭教育的比重也变小了。但是，‚以德为本，以才为用‛的理念，还是应该坚持的。

（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

王振川）

张英俊:持之以恒的家规教育形成珍贵的裴氏精神

裴氏家族一贯重视对族人的家规教育，每条家规都充满了对裴氏后人的殷殷教诲，并代代传承，养成了良好的裴氏家风和裴氏文化，从而塑造了号称‚南林北裴‛、驰名中外的华夏望族。千百年来，裴氏家族代代都有族人从事《裴氏家传》、《裴氏世谱》和《裴氏家规》、《裴氏家戒》等一类族书的编撰修订工作。不论《家传》、《世谱》、《家规》，还是石刻碑文，都详细记载了先人的功德业绩和高风亮节。每逢年节清明，全族男丁聚于祠堂，由族长向后人讲述祖先事略，进行传统教育，要求后人严守祖训，开拓进取。裴氏子弟中有背离祖规者会得到严惩。众多杰出先辈的表率和影响，加之裴氏家族持之以恒的家规教育，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种珍贵的裴氏精神，这种精神激励着后人沿着前人开辟的成功之路阔步向前。

（闻喜县博物馆原馆长 张英俊）

裴建民:吾辈当令文种勿绝

裴氏家规源远流长。早在魏晋时期，河东裴氏先祖为教育宗室子弟，根据儒家思想道德标准，制定了许多有关家规方面的训诫。如北朝裴良根据祖上口碑相传遗训撰写的《宗制》，北周裴侠根据九世祖裴潜的廉政事迹编写的《贞侯潜传》，唐代裴度临终遗言‚吾辈当令文种勿绝‛，明代裴濂修订的《河东裴氏族诫》，清代裴志灏撰《劝善戒不善文》等。历代裴氏族人在先祖留下的家规基础上，结合时代的发展，不断完善和充实，形成了今日的12条《家训》和10条《家戒》。其中《家训》注重正面的引导，《家戒》则侧重于戒饬惩处。这样正反结合，并行不悖，共同发挥着训育教化作用。可以说，裴氏一族人才辈出，各领风骚，除主客观因素外，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良好家风的熏陶。

家庭是人们接受道德教育最早的地方，高尚品德必须从小开始培养。现在的裴氏后人在启蒙时期就开始熟读学习《家训》和《家戒》，裴氏先祖人物事迹和诗文还被编印成册供小学生诵读，每逢重要节日祭祀的时候，有族内德高望重者向全体族人领诵家训。在家庭生活中，裴氏后人非常注重自己的言行举止，长辈们率先垂范，后辈们躬身践行，相互影响，互勉互励，从而形成好的家风。

（闻喜县裴氏研究会副会长、裴氏第78世孙

裴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