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01论中国政治改革
论中国的政治改革
政治改革是中国近来的最热门话题。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中国内部矛盾的发展，政改的讨论仍将持续下去，甚至越来越猛烈之势。在这种形势下，中国总理温家宝自8月22日温家宝总理在深圳提出政治改革以来近40天时间内，他8次提到政改并誓言：在其“能力范围内，推动政治改革，风雨不倒，至死方休。”
其实，温家宝从推崇普世价值到倡导政改，除了他学贯东西等个人因素之外，更主要的是与中国当前现实、改革困境。最明显的是，从2005年“国八条”、2006年“国六条”等等到今年1月10日“国11条”和4月17日“国十条”，国务院、国土部、国资委、银监会等中央各大部委联合频频出击调控房地产，可谓规模空前，最终均是一次次败下阵来，房价越调越高，调控变成了“空调”，房地产泡沫恶性膨胀已严重威胁到中国经济的稳定。
同样的是收入分配改革。改革至今已提出6年，却一直没有实质进展。而这6年间，居民收入比重不断下降、消费率持续下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已经严重影响了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的进程。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今年3月曾上报国务院，后被退回，直到现在仍在修改过程中。其根本原因是那些既得利益者的利益阻挠。其它种种庄严的改革承诺，迄今也均无重大突破。
从现实方面看，中国内部出现越来越激进化趋势。笔者早在今年3月《南风窗》中撰文便断言：中国“现实情况是，一方面，执政者越
来越感觉权力不够，控制不了而不得不加强自身的权力及不断加强社会各方面、各层次的控制；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民众感自己的权益无法得到伸张，而为了伸张自己正当、合法的权益不得不激进，甚至铤而走险。”随后频频发生校园杀童案和为阻止撤迁而出现的自焚案则证实了笔者的判断。而政府过于激进压制措施则可能从根本上颠覆了改革的成果及合法性。
更具体点，社会矛盾的激化则进一步消减了政府改革雄心。中国大陆的群体性事件从1993年的8709起，增加到2003年的“6万起，2008年是12万起，5年间翻了一倍。2009年，是建国60周年大庆，中共下达死命令严防死守，但到年底，群体性事件仍然达到了创纪录的23万起，相比上一年又翻了一番。”这是香港商报副总编辑周刚在其文章中透露的数字。如果上面数字可疑的话，那么今年国庆警方68万治安志愿者的基础上，日均投入超过1.1万人警力巡逻则是官方数字。同样，国庆60周年阅兵及今年“两会”也都动员了70万人参与保安。在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中依然看到同样维稳模式——公安部长孟建柱在北京奥运会刚结束时提出的要把“奥运经验转变为长效机制”。从付出的代价上更是惊人，2009年预计投入的“维稳”经费已达5140亿人民币，和中国人民解放军5321亿的军费相差无几。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革命家列宁的理论来看，统治者无法按原来方式统治下去，被统治阶级无法按原来方式生活下去，意味着革命时机成熟并爆发。实际上，中国在“维稳”上投入和动员程度几乎与打一场局部战争相似，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内部早已开始了一
场不见硝烟的“内战”并不为过！
在这种情况下，老的办法已走不通，中国改革与治理模式急需突破。面对空前困境与压力，绝大部分压力无疑落到中国政府CEO——温家宝的头上。推动中国的政改，以寻求改革新突破也就成为想有所作为的领导人的不二选择，这也是温家宝不断宣示推动政改的大背景和真正原因，但他不真正掌控中国政改的金钥匙。
其实，作为中国国家主席、中共总书记的胡锦涛也始终在讲民主与政改。2004年1月27日胡锦涛在法国国民议会的演讲时指出：“中国的改革是全面改革，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我们不仅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也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我们明确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民主的具体制度，保证人民充分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的权利。”
政治改革实际滞后30年
2005年4月，胡锦涛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座谈会的讲话中，“要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2006年4月，胡锦涛访美在耶鲁演讲时重提“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以后胡在不同场合也有相关表述，但总体比温相对要模糊，但胡温在改革上相互配合是可见的。
考虑到邓小平在1979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便明确提出：
“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中国的政治改革实际已滞后30年。正如前面论述的那样，中国的现状已是不可持续的。正因为如此，温家宝罕见地以总理身份对执政党的腐败提出
“人亡政息”的警告，当然意在加速政改。
但在中国现实情况下，依靠政治强人强力推行政改已不现实，中国的改革应该从由原来自上而下转变为自下而上式地推进。那么中国政改的“金钥匙”到底在哪里呢？其实在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深圳特区成立30周年讲话中已亮出了“金钥匙”——“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其中的“四权”——
“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亦是指明了中国政治改革的清晰路径，解决了当今中国所有问题的症结所在——人民权利缺乏。这“四权”演绎成通俗语言，政府必须公开、透明、向人民负责；人民则享有言论、结社及抗议示威的自由和不受任何干扰地选举自己政府的权利。这其实只不过是世界发展几千年沉淀的政治文明与普世价值，也是当今政治野蛮与文明的分水岭。
因此，只要胡锦涛先生把此“金钥匙”真正放手并交还给中国民众，中国政改才可能避免既得利益的羁绊和延误，从而开放亿万民众参与并积极投身到改革中来，中国政改由此也才算真正地上了路，也才能不会偏离中国改革设计师——邓小平先先前所设计的改革方向。也只
有尽快开放并落实“四权”，让亿万的普通民众成为政改的推动者，中国才有可能建立起惠及中国全体百姓的民主、宪政与法治。这也是中国避免分裂、动荡及和平转型、中华民族实现真正复兴的唯一可行的现实路径。
第二篇：中国政治改革
2.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共“十四大”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立，三十年的经济改革，使中国经济越来越繁荣，但是政治改革却步履维艰，官员腐败问题层出不穷，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就业形势依旧严峻...........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现今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中国政治改革之路将走向何方？
中国政治改革
《一》前提：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饱和程度时，国家和人民迫却需要进行政治改革.《二》中心：政治民主.言论自由.维护人权.《三》方向：中国共产党——深得民心，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巩固中共的执政党地位.政府——建设依法行政的法治政府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服务型政府.《四》具体措施：
1.进一步健全中国的法律制度，使中国各项事业做到有法可依。加大法律宣传工作，使法律观念深入人心，让广大人民群众重视法律在国家和社会的重大作用，同时让每一位国民充分意识到依法治国的核心不是治民，而是治官.治权.治政.可借鉴秦国商鞅变法。
2.强化行政体制改革，简化行政部门，提高工作效率，建立并完善官员权力行使监督体制，监督官员行使权力，预防官员腐败，加强官员队伍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建立高度廉洁政府.可借鉴新加坡的高薪养廉政策。
3.深化落实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权，保障立法的独立性，简化立法手续，推进立法进程，建设法治国家.可借鉴美国的1787年宪法。
4.充分发挥全国人大和政治协商的重大作用，让广大人们群众真正地参与管理国家各项事务，行使言论自由的权利，全国人大.政协.人民群众.社会广大新闻媒体共同监督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可借鉴欧美的民主政治体制。
标注：中国在学习其他国家的强国之策时，一定要结合本国国情，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第三篇：政治改革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
邓秀芬
30年的激荡改革，30年的风雨兼程，中国已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为之感到欢欣鼓舞。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作为中国整体改革的关键环节，始终是一个备受国内外、党内外关注的敏感话题。多年来，一种较为流行的观点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政治体制却没有实质性变化，有人认为党和政府采取的是“先经济，后政治”，甚至是“经改政不改”的策略。
然而我觉得这是对中国整个改革的一种很大的误读和误解。事实上，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能够拉开中国改革的大幕，就在于当年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造就了思想解放的氛围和民主政治的发展。也就是说，我国的改革一开始就是在民主政治的推动下起步的。事实上，在30年的改革历程中，我们既可以看到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战略和策略，也可以看到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实践和成果。所以说我们有并正经历着政治体制改革：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党制度、人民民主专政制度。
30年来，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从战略和策略上相结合，把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结合起来，并且以经济体制改革的名义推进；把政治体制改革与尊重和保障人权结合起来，依法保证全体成员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民主选举、政治参与、政务公开、干部选拔、权力监督、立法改革、司法改革、决策改革等都是“结合”的具体产物，同时也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成果和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有力支撑。所以，胡锦涛总书记说，如果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仅仅归因于中国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这显然是不全面的，也是完全不符合实际的。事实是，从1979年以来，中国进行了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等在内的全面改革。凡是对中国有比较深入了解的人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是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还是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中国都取得了重要成果。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事实也表明，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基本适应中国经济发展的要求的。
当然，中国过去30年搞经济改革取得了成功并不是说我国的政治体制已经完全适应了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发展。恰恰相反，在我国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我们在看到成果和优势显现的同时，也看到了问题的存在。这正如一个硬币的两面一样，比如沿海先于内地改革带来了地区差别和收入差别的扩大；“分步走”的渐进改革带来了既得利益者的产生以及既得利益者想方设法阻碍新的改革；“先易后难的渐进改革带来了社会矛盾的积累和后移；类似于“先上车后补票”的改革带来了法治的滞后，使社会无序化的现象到处存在等等。所有这些问题，让我们把目光最后聚焦到了政治体制改革上，看到了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之间还存在着许多不平衡、不匹配、不适应的地方，看到了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由共产党领导进行渐进的政治改革，我想是绝大多数尊重现实的人们的共识。问题是渐进的程度？如果说渐进的政治改革是中国需要80年或一个世纪才能搞民选的领导人和政府，可能很多人会付之一笑。渐进的改革更不能被作为有意推诿改革的理由。这在中国历史上慈禧的“预备立宪”和国民党的“训政立宪”都有其教训。从现在起进行认真的、脚踏实地的政治体制改革可能是很好的选择。
30年我们杀出了一条经济体制改革的“血路”，收获了累累战果，创造了“中国奇迹”，我们同样要杀出一条政治体制改革的“血路”，并对此充满自信充满期待充满梦想......2009-11-25
第四篇：中国--经济增长与政治改革
经济增长是经济学家的研究对象，而政治改革则通常属于政治学家的研究范围。然而，在象中国这样的转型中国家里，经济增长却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命题，它涉及到与政治改革相关的制度变革；同样，政治改革也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学课题，它的推动和进展与经济增长有密切关系。把经济增长和政治改革这两个课题放到一起来思考，属于跨学科研究，谨守学科分际的学者往往不愿轻易涉足。于是，在中国问题研究领域里，把这两个本来密切相关的课题割裂开来孤立分析的方法就盛行起来。可是，那种就经济谈经济或就政治谈政治的研究方式，却很可能给种种似是而非的无根之说创造条件，也给政客的诡辩留下了空间。笔者试图在本文中讨论中国的经济增长与政治改革的相互关系。虽自知才疏力薄，恐难深入周全，仍欲一试，旨在抛砖引玉，以引起社会科学界学者们的进一步探讨。
一、关于经济增长与政治改革相互关系的四种假说
首先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谈的经济增长是指健康、稳定、具长期潜力的经济增长，而不是那种靠“吃老本、欠新帐”、浪费资源、破坏生态而维持的、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对中国而言，经济增长及经济发展的目标是实现工业化、信息化和城市化。本文所说的中国政治改革，则是指以建立自由民主制度为导向的民主化改革。达伦多夫(Dahrendorf)认为自由民主制度有四个要件：必须在机会均等的基础上实现公民的（个人的、政治的、社会的）基本权利；社会冲突应当被认可为积极的、创造性的，解决冲突时应有理性控制；社会利益的多样性必须通过领导群体（精英）的竞争表现出来；在追求私人利益的同时，作为共同利益的“公众道德”必须发挥其作用。[1]进一步概括就是：平等人权、多元利益、竞争性选举和对民主价值观的宪法共识。
在讨论当代中国的经济增长与政治改革的相互关系时，有两个流行的假说。流行假说之一是，只要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中国的政治改革就自然会被提上议事日程并顺利实现。笔者在此对这一假说提出质疑和批评。政治是经济的上层建筑，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得到广泛的认同；否则，马克思的一些观点也不会在西方社会科学教科书中占据相当的地位。显然，在渔猎社会不可能建立国家，农业社会也不会诞生自由民主制度，民主政治是近现代人类社会的制度成果。上述假说的缺陷在于，在现代社会里，适合一个国家推行政治改革的所谓“一定程度”的经济发展究竟指的是什么，有没有确定性含义，能否作国际比较？这个假说显然无法解释历史。远在清军开进山海关的时候，英国国会已经把政府的钱袋子攥在自己的手里了，形成了政治上的制衡机制的雏形。那时英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否就高于明末清初的中国，英国政治制衡机制的出现在多大程度上与经济发展本身直接相关？上述假说恐怕难以自圆其说。进一步看，今天的中国经济比16世纪的英国经济还落后吗，如果说当时英国的城市化水平尚且可以支撑民主政治，为什么今天中国如此现代化的大都市里却连街道办事处主任都不能直接民选？马克思和恩格斯曾高度评价那时美国的言论自由，今天北京、上海居民的识字率难道比当时的美国还低，以致于不能开放言论和新闻自由？
大约50年前，刘少奇在制定1954年宪法草案的报告中说过：“由于现在的各种具体条件，我国在选举中还必须依照法律在一定时期内剥夺封建地主和官僚资本家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还必须规定城市和乡村选举代表名额的不同的人口比例，实行多级选举制，并且在基层选举中多数是采用举手表决的方法。我国的选举制度是要逐步地加以改进的，并在条件具备以后就要实行完全的普遍、平等、直接和秘密投票的制度。”[2]时间已经过去了近半个世纪，国民经济也翻了几番，究竟中国的人均GDP要达到多少美元，中国公民才能有资格直接选举全国人大代表或国家主席？到底什么时候中国能具备刘少奇承诺过的直接选举的“条件”，上述假说其实给不出答案。
持上述观点者有一种错误认识，似乎只要有了经济增长，有朝一日自由民主制度就会像个成熟的果子落在中国大地上。然而，民主并不是一种装置或技术专利，可以轻而易举地“拿来”或“引进”。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制度演化进程。有了漂亮的宪法文本不等于就有了真正的宪政机制，宪政的牢固根基必须扎在人们的心中，形成一种保障基本人权、限制政府行为的宪法共识。宪政民主的政治传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经济增长的天然“副产品”，而是在民主的实践中逐渐养成的。发达国家建立比较成熟的自由民主制度经过了几百年的努力，现在还在继续改进完善；中国具有后发优势，或许会缩短这一进程，但绝不可能一蹴而就。民主化启动得越迟，实现得越晚，没有自尊自由的生活也就拖延得越长。若国人满足于只有生存而无自由的生活，那么，即使人均GDP达到3万美元仍然可以安安稳稳地做奴隶、臣子、顺民；如果还有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梦想，就必须从现在做起，积极稳妥地逐步走向民主化目标。
另一个流行假说是，只有实行民主化改革，中国的经济增长势头才能够保持下去。从长时段来看，政治对于经济具有举足轻重的反作用，这一论点肯定是可以成立的。在19世纪，中国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三分之一强跌至百分之几，单纯从劳动力和资本的角度分析是找不到令人满意的答案的。西欧11世纪开始的法律革命、17世纪开始的政治革命（包括英国和法国的不同模式），对19世纪的产业革命具有难以估量的推动作用。而在中国，统治者排拒向法治社会的转型，这无疑妨碍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孕育，严重影响到技术创新、海外贸易和现代企业的形成。显然，政治、行政、财税体制的落伍，是近代中国经济停滞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若从短时段（十几年乃至几十年）来看，上述假说就不一定能成立了。在西方，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瑞典和德国对政治体制的选择不同，但它们都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工业化；如果用自由指标来衡量80年代以前的东亚“四小龙”，则它们之间相距甚大，从最不自由的军人独裁统治的韩国到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香港，但这样的政治制度差异并未影响它们在经济上同时崛起与腾飞。所以，政治改革在短时段上并不一定是经济增长的直接诱因。
有学者指出，泰国就出现过经济高速发展与政治低度发展并存的奇特局面。1932年至1992年，泰国共发生19次政变，其中有13次成功；同一时期，20位首相相继组建了48届内阁，其中24届内阁属军人政府、8届是军人为主的政府、16届为文官政府；共通过了15部宪法，举行了18次大选。从1932年到现在，泰国有80％的时间处在军人的统治之下，最近的军事政变发生在1991年，并导致了大规模的冲突。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泰国的经济仍然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并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从1951年到1961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为7.4％；1960年至1970年，泰国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为8.4％；1970年至1982年为7.1％。[3]世界银行认为：在过去20多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泰国是发展中国家中经济发展最为成功的国家之一”。该行专家从泰国模式得出的结论是：“如果说经济发展意味着给大部份人提供了致富的机会，从而很容易获得人们的拥护，而政治发展则不仅意味着权力模式的重新构建并使得一些人有可能丧失自己拥有的特权，同时也意味着一个民族的政治文化价值的转变，换言之，政治发展意味着整个民族的整体现代化，也意味着人的观念的彻底现代化。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真正的政治发展比经济发展更为艰巨、更为困难，一个民族必须付出比经济发展更为艰苦的长期的努力，才可能在政治现代化方面取得相应的进展。”[4]显而易见，如果以政治改革作为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无论从逻辑上还是事实上都很难说得通。
上述两个假说都有决定论色彩，或强调经济决定政治，或认为政治决定经济。丹尼尔?贝尔认为，现代社会不是统一的而是分裂的，由三个特殊领域（经济──技术体系、政治体系与文化体系）组成，它们之间不存在简单的决定性关系，未必相互一致；三个领域由不同的、甚至相反方向的轴心原则加以调节，各有自己的模式。经济──技术体系的轴心原则是功能理性，其调节方式是节俭（本质上即讲求效率，以最小成本换回最大收益）。政治的轴心原则是合法性，在民主政体中它表现为被统治者授权政府从事管理，这种合法统治的暗含条件是关于平等的思想，即认为所有人在政治上都有发言权。政治的轴心结构是代表选举制或参与制，由几个政党或社会团体反映不同的特殊利益。政治体系的管理方式带有技术官僚倾向，且将日益明显，然而政治决策主要还是依靠利益代表的谈判协商或法律仲裁，而不是技术官僚的理性判断。卡西尔意义上的文化指的是象征形式的领域，现代文化的特性就是极其自由地搜捡世界文化仓库，贪婪吞食任何一种抓到手的艺术形式，这种自由来自它的轴心原则，就是要不断表现并再造“自我”，以达到自我实现和自我满足。不同领域间的冲突决定了社会的各种矛盾，它们存在于官僚等级制的社会结构与要求平等参与的政治体系之间，存在于依据角色和专业分工建立的社会结构与迫切希望提高自我和实现个人“完美”的文化之间。[5]贝尔把现代市场经济、自由民主政治与多元文化视为现代社会的三大要件。
但是，在前现代的社会或转型中的社会里，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比现代社会更为密切。例如，在政教合一的社会里，政治与（宗教为代表的）文化之间有高度的统一性，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总体性社会里，政治与经济之间是密不可分的。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不可能是一个单纯的经济过程，而必然会表现为政治与经济的互动。从这种角度来看，再结合中国现在的国情，可以提出以下两个假说，中国改革以来的社会现实也基本上支持这两个假说。
假说之三：经济衰退或经济危机通常会诱发政治改革或革命。由于人普遍存在惰性，在经济增长尚属顺利时，往往容易满足现状，民众如此，统治者亦如此。历史学家发现，绝大多数统治集团主持的改革都是财政危机的结果，而民众揭竿而起则通常是天灾或政府过多征用劳役造成大饥荒、大流亡的结果。回顾20多年来的中国改革史，虽然80年代中国的改革派政治家和知识精英一再呼唤政治改革，但由于城乡居民的生活提高得较快，政治改革的社会动力明显不足；到了90年代末，虽然见诸舆论的政改呼吁如凤毛麟角般罕见，但由于农村粮食主产区农民的收入连年下降，城市下岗工人多达几千万，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革命情绪的潜流正在暗中滋生与蔓延。历史的悲剧往往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演：能够主导改革的时候不想改革，想要改革的时候又很难再控制住局面了；在经济增长情况尚好的阶段，政治保守主义的鼓吹者往往大行其道，而一旦经济陷入停滞或爆发危机，他们的观点对执政者毫无助益，结果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革命的降临。因此，在历史上成功或不成功的政治革命比政治改革更为常见。
经济增长与政治改革是两个相对独立的发展目标，彼此之间并不存在决定性关系，但有一定的关联和相互影响。欲求政治举措与经济政策彼此促进、相得益彰，决非易事；但二者相互干扰、政治腐化与经济失策恶性循环，却是司空见惯的。要使经济增长与政治改革都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就要详尽地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按照它们各自的特性与轴心原则把握好改革的节奏。
二、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因与政治稳定
基于上一节的分析，笔者不认为政治改革是经济增长的直接诱因，当然更不认可经济增长是政治专制所赐。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因，还是要从劳动、资本、技术、市场等经济因素方面分析；而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障碍，不论是从历史还是从现状来看，却是经济以外的其他因素。也就是说，政治等非经济因素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各种经济因素则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充份条件。
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经济性因素
影响经济增长的劳动因素主要指劳动力总量和劳动生产率。在德国、俄罗斯、日本等国，阻止劳动力总量下降的趋势已成为维持经济增长的关键；而中国的国情却是劳动力大量过剩，禁锢在农村土地上的劳动投入的边际产出已经为零，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的主要是劳动生产率。以往中国经济学家只关注工业、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现在则应把注意力转向社会综合劳动生产率[6]，全社会综合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比单纯的工业或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更为重要。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在70、80年代已达到顶峰，然后开始了所谓的“逆城市化（郊区化）”进程，它们当然无法再从城市化过程中获得经济增长的动力。在韩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城市化也已接近于完成，这是近年来东亚经济初现疲态的重要内因。国内常有人提到，改革开放时代的经济增长是以毛泽东时代的遗产为基础的。其实，这种见物不见人的说法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由于1957年至1978年间中国农民的劳动生产率和生活水平长期停滞乃至下降，结果毛泽东时代留给中国的最大遗产是比世界平均水准低一半的城市化水平，这为1978年以后经济的快速增长预留了较大的空间。
其次考虑资本因素，它也包括总量与生产率两个方面。80年代以来，中国领导人抓住了“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不再奉行“世界农村包围世界城市”的革命外交路线，降低了一度占国民生产总值百分之几的对外援助数额，并一跃成为引入外资和外援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现在，境外直接投资的来源正逐步从港澳台资本转向发达国家的大跨国公司，这标志着中国在对外引资和扩大社会资本总量方面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90年代以来，中国国内资本的性质与品质正在发生意义深远的变化。众所周知，国有经济吸收了三分之二的社会资本增加额，却只能创造三分之一的新增产值。国有资本比重下降的趋势将会显著增加国内资本的生产率，给中国经济增长注入持久的活力。
在世界经济发展的现阶段，劳动与资本所导致的增长在总的经济增长率中所占份额已经下降，技术创新（包括社会技术创新即体制创新）已是发达国家最重要的经济增长要素。技术进步因素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也日益突出。技术进步有两种实现方式：一是自己投资进行研究和开发；二是向其它国家学习、模仿，或花钱购买先进技术以实现本国的技术进步。技术开发研究的特点是成功率很低，一般而言，95的科研投资未取得任何成果，而在取得成果的技术中也仅有一小部份具有商业价值，因此发明技术的成本通常很高。象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由于技术创新的成本高，能长期维持3左右的增长率就已经很难得了。有学者认为，20世纪日本及亚洲经济发展的奇迹背后，最主要的秘密是靠成本低、时间短的模仿或购买方式实现技术进步。从二次世界大战后到80年代中期，日本维持了近40年的高速增长，“亚洲四小龙”从50年代末开始也差不多维持了将近40年的快速增长。由于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比当年日本与欧美国家之间的差距更大，假如说日本能维持40年的高速增长，那么中国从1979年算起，至少可以维持50年的快速经济增长。[7][1][2][3][4][5]下一页
第五篇：市场体系与政治改革(转载)
从市场体系到政治变革
经济观察报 记者 刘波
在经济学的内部体系划分中，政治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一向不是主流。原因之一也许是缺乏精确和数字化的分析方法和衡量工具，但这从来没有让经济学家畏难止步，意大利博可尼大学校长圭多·塔贝里尼（Guido Tabellini）便是一个好例子。
塔贝里尼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一直致力于宏观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研究，但近年来学术旨趣不断向政治经济学转向。他自1994年起任博可尼大学经济学教授，2008年11月开始任该校校长。2010年1月底，在中信《比较》、清华大学经管学院、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和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发展与转轨中的制度暨吴敬琏教授80岁生日国际研讨会”上，他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经济观察报：你长期研究制度对经济的影响，你认为制度的经济意义是什么？
塔贝里尼：人们通常的共识，同时也是得到证据支持的结论是，良好的制度可以使产权得到合理的贯彻，促使经济快速增长，社会快速发展，因此一个社会要实现经济迅速的发展，就应该拥有运行良好的、足以保障明晰产权的各项制度。良好的制度意味着一个社会应该拥有健康的政府和文官系统，不滥用权力，侵夺私人的产权。
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我们需要判断良好的制度和产权应该是什么样的。关于制度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紧密关系，人们基本上没有异议，但什么样的制度是良好的制度，这方面的争论就比较多了。
大体而言有两派观点，一派认为制度的关键在于政治力量，要利用政治力量来确保产权得到合理的贯彻；另一派则认为，单靠政治力量是不行的，要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一个社会还必须经历一种文化革新，才能促进那些足以保障产权的权力机制。
经济观察报：那么你的观点是什么？你更强调哪一方面？
塔贝里尼：我的观点是，也许这两个方面都是很重要的。我所进行的一些研究表明，对于让制度发挥合理的作用而言，文化革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举例而言，现在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观点是，中国目前正在做的事情是先建立一个运转正常的市场体系，等市场体系建立起来之后才进行政治改革，使政治体系更为高效。二者应该分开进行，而不应毕其功于一役，因为只有先实现经济的自由化，保护私人财产，培育和发展中产阶级，在社会中形成不同的利益群体，才能改变人们的思维，形成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文化氛围。
从政治史来考察，这样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例如，在西方的政治史上，选举权的扩展经历了一个缓慢的过程，所有的民主制度都是经过几百年的时间才建立和完善起来的。从欧洲的历史来看，也是市场经济和产权制度的形成在先，民主体制的建立在后。我的观点是，不应该只强调经济发展，而应该努力培育自由流动的市场机制、言论自由和法治，以最终促使政治变革的实现。
经济观察报：你曾经仔细研究过意大利南部地区与欧洲其他较发达地区发展状况的不同，并从中得出了一些制度性的结论。在你看来，意大利的情况可以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
塔贝里尼：我认为最主要的启示有两点。一方面，一个社会要实现经济的繁荣旺盛，就应该培育良好的公民文化和社区文化，促进公民之间的相互尊重，促进政治和文化宽容，保障各项政治权利。
另一方面，上述这些良好的价值观，也需要由一种自由主义的政治制度来保障和促进。如果在一个国家的某个地区，历史上存在着长期的独裁统治或外国占领，使当地的国民遭受虐待，那么在很长时间里，当地都会存在一些文化问题，包括民众之间相互猜忌，以恶毒的态度对待彼此。意大利的南部地区就是如此，这种遗留症几百年都没有消退。
由此可见，价值观是非常重要的，但要在社会上形成良好的价值观，政治制度的演化和进步也是必不可少的，应该通过政治改革，使法治代替其他机制成为最重要的制度，保障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而如果一个政府限制公民的政治权利，将产生两方面的恶果，不仅损害公民利益，而且催生各种不利于社会进步的价值观。
经济观察报：一个社会的价值观有时是由政治力量推动的，有时则是源于各种复杂的、难以言明的历史和文化因素，所以要促使一个社会形成正确的价值观，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方法来降低这个过程的难度？
塔贝里尼：这的确是一个异常艰巨的任务，我认为至少有几个方面是非常重要的。第一，要推行广泛的、宽容开明的社会教育，改变人们的头脑。第二，要让人们畅所欲言，废除一切限制言论的措施。第三，要让民众可以接触到各种各样的思想和潮流，保持开放的思维。
我认为中国等国家现在拥有一个欧洲所没有的优势。现在欧洲的一部分国家已经拥有了完善的自由社会，那里有思想的碰撞和开放的辩论，而中国等国家只要向外部世界保持完全的开放，实现信息与观念的顺畅流通，就也可以从欧洲汲取各种思想与政治资源，为己所用。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民主制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直接联系吗？
塔贝里尼：一些证据表明，与拥有完善民主制度的国家相比，纯粹的专制国家的经济成绩要差得多。不过这也许并不是一般性的原理，一个国家转型为民主国家，也许并不一定就会让它的经济发展突飞猛进。所以我还是持有刚才所说的观点：先建立完备的、可持续性的产权和市场机制，再推进政治体系的变革，对于中国经济才是一种更好的选择。
经济观察报：那么我们应该把这两个过程截然分开吗？
塔贝里尼：我所说的这两个进程之间只有大略的、模糊的界限，并不是说在彻底完成一个进程后才能开始另一个进程。从中国的现实来考察，目前中国的经济表现是杰出的、惊人的。为了使经济在未来走上更能可持续发展的路径，中国也许应该再接再厉，使推动经济发展的发动机由出口转变为国内需求和消费。而促进政治制度的自由化、给予民众更多权利，也许可以加快这个转变过程。
经济观察报：具体而言，你认为中国目前应该尽快推进哪些制度自由化进程？
塔贝里尼：中国目前可以加快金融领域的自由化，因为目前中国的金融还没有完全对外开放。为了配合金融领域的改革，中国也许还应该加快汇率机制的转变。因为在继续保持人民币钉住美元的汇率机制之下，我们很难想象中国能实现金融业的自由化。
在目前美国实行极具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的情况下，如果中国既保持固定汇率，又完全开放金融市场，将会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风险。如果中国能使汇率机制变得更加灵活，将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从出口驱动向内需驱动转型。另外，如果中国能将政治制度进一步自由化，那将推动其建立更完善的社会保障网络和福利国家制度，从而促使人们减少储蓄，增加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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