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小松在华事业发展阶段
小松在华事业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
1956年-1978年(整机出口阶段)
上世纪50~70年代,小松向中国出口
了大量工程机械设备,为新中国建国初
期国民经济基本建设做出了贡献。与此
同时,“KOMATSU 小松”品牌逐渐为
中国广大用户所熟悉。在此期间,时任
小松公司会长的河合良成先生顶住日
本国内多方压力,积极倡导中日友好,成为中日友好交往史上著名的民间友
好人士。
第二阶段:
1979年-1994年(TQC指导、技术合作阶段)
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根据中国政府
积极引进国外先进制造技术的国策,小
松与中国多家重点工程机械企业及机
械制造企业开展技术合作。先后向中国
提供了近20个机型的工程机械及产业
机械的全套生产制造技术,为日后中国
工程机械及产业机械制造行业的发展
打下坚实基础。
第三阶段:
1995年-2000年(投资建厂阶段)
进入90年代后,中国出台鼓励外商直
接投资的一系列政策,小松开始在中国
直接投资建厂,并先后建立起二十多家
独资、合资企业,小松在华事业由此进
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第四阶段:
2001年-至今(战略性发展阶段)
以中国加入WTO为契机,作为小松集
团在华地区总部,成立小松(中国)投
资有限公司。启动统一的销售、服务网
络的建设工作。中国事业成为小松集团
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启小松在华事业发展的新纪元。
1956年 1984年 参展在北京、上海两地举办的第一届日本以“技贸结合”方式,在提供技术支持的同工业品博览会,与中国签订20台推土机时,与中国多个工程机械厂家合作生产推大型出口合同,由此拉开小松中国事业的土机、装载机等。序幕。1987年 1962年 开始向中国出口矿用大型工程机械中日民间贸易机构---“LT贸易”*设立之后,D475A、HD680、WA800等产品。小松通过产品出口等贸易活动,积极为新 中国提供国民经济基本建设所需的施工1989年 机械,并为中日友好做出贡献。小松公司河合良一会长率团访华,受到邓 小平、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的亲切接见。1964年小松公司河合良成会长率团访问中国,受1995年 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开始在中国直接投资建厂,并于当年在山与中国签订1510台推土机的贸易合同,东省济宁市及江苏省常州市分别投资建立并积极接纳中国相关人员到日本进修。小松山推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小松(常州)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小松(常州)铸造有1973年 限公司三家公司。与中国签订出口1169台工程机械的大型 合同项目。2001年在上海设立中国地区总部——小松(中国)1975年 投资有限公司,实行对中国事业的集中统周恩来总理亲切接见来访的小松公司社一管理。长河合良一,并以“吃水不忘挖井人”来表 达中国人民对小松公司长期以来为中日2006年 友好所做贡献的感谢。举办小松中国事业50周年庆典活动。1977年 2007年 在小松公司社长河合良一的倡导下,小松开始在中国地区开展普及小松精神的活与中国机械进出口总公司签订全面质量动。管理合作协议,之后向北京内燃机总厂传 授小松的全面质量管理(TQC)的经验和2011年 做法,并为中国国有企业培养了大批质量小松(中国)产品技术发展中心及小松(常管理的专业人才。州)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新工厂开业。1979年 ———————————— 派遣第三批TQC技术交流团到北京内燃*注:LT贸易:根据《中日长期综合贸易
机总厂进行为期2个月的TQC指导,并备忘录》进行的易货贸易。取廖承志和高在此后的几年内多次接受中国国有企业碕达之助姓名发音的首字母而称之为LT人员到小松工厂进行QC研修和技术研贸易。
修。
1980年
小松北京办事处成立。
第二篇:20世纪基督教在华医疗事业研究综述
20世纪基督教在华医疗事业研究综述
作者:李传斌 文章来源:《南都学坛(南阳师范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06第4期 更新时间:2008
年01月09日
19世纪中后期,基督教在华医疗事业的研究就已开始,但是研究主要局限在传教界,研究的目的也是为了传教的需要,学术性不强。20世纪前半期,传教界、医学界从传教史和医学史的角度对教会医疗事业做了研究。20世纪后半期,宗教史、医学史、历史学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教会医疗事业及其影响做了研究,研究的视角和方法也发生了变化。
作为传教事业的一部分,基督教(新教)在华医疗事业有着较大的发展规模,对近代中国影响深远。近年来,这一领域越来越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本文拟对20世纪基督教在华医疗事业研究的发展状况做初步的梳理,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20世纪前半期的研究
正如教会史的研究始于教会一样,有关近代中国教会医疗事业的研究首先是由传教士进行的,其中尤以医学传教士为主。教会医疗事业开始于19世纪,教会医疗事业的研究也肇始于19世纪。
早在19世纪40~50年代,传教士所办的《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就刊发了一些医院报告和涉及早期教会医疗事业的文章。1861年,医学传教士雒魏林出版了《医学传教士在中国》(William Lockhart, The Medical Missionary in China: a Narrative of Twenty Years' Experience, London: 1861.)一书。作为医学传教士和当事人,他在书中对1860年以前的医学传教做了全面、细致的叙述。1868年和1887年,《教务杂志》、《中华博医会报》先后创刊,它们都刊发有传教士撰写的关于教会医疗事业历史发展的文章。19世纪末,一些医学传教士的传记性资料先后问世。除《教务杂志》、《中华博医会报》发表有医学传教士的短篇传记文章外,一些相关著作先后出版,如《马根济:来华的医学传教士》(Mrs.Bryson, John Kenneth Mackenzie: Medical Missionary to China, London:1891.)、《伯驾生平、书信和日记》(George B.Stevens, The Life, Letters, and Journals of Rev.and Hon.Peter Patter, Boston:1896.)等。自传性著作有司督阁的《满洲十年》(Dugald Christie, Ten Years in Manchuria:A Story of Medical Mission Work in Moukden(1883-1893)J.and Padane, Paisley.1893.)等。
进入20世纪以后,基督教在华传教已达一个世纪,教会医疗事业也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各差会对在华传教史表示了关注,除教会刊物上发表的相关文章外,中、英文的教会史和医学传教史的著作相继出版。教会史著作中比较著名的是季理斐的《基督教差会在华百年史》(D.MacGillivray, 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907.),该书对1807年~1907年间来华的基督教差会的历史做了较为具体的介绍,同时对各差会的医疗事业做了相应的介绍。有些差会在其在华传教史的著作中对本会的医疗事业也予以关注。如浸信会的《浸会在华布道百年略史》(吴立乐编,中华浸信书局1936年版)、卫理公会的《卫理公会年议会简史》(罗运炎编,中华基督教卫理公会出版,1947年版)等。专门的医学传教史著作主要有:《医学传教在中国》(W.Arthur Tatchell, Medical Missions in China: in Connexion with the Wesleyan Methodist Church, London: 1909.),《杭州医学传教会的故事》(Kingston De Gruche, Doctor Apricot of “Heaven-Below”:The Story of Hangchow Medical Mission, London & Edinburgh: Marshall Brothers,LTD.)等。前者是关于英国循道会在湖北、湖南等地教会医疗事业的著作,后者介绍了英国安立甘会医学传教士在杭州从事医学传教的活动。
有关教会医院历史的著作有:关于广州博济医院的《博济医院百年史》(William Warder Cadbury and Mary Hoxie Jones, At the Point of A Lancet:One Hundred Years of the Canton Hospital 1835-1935, Shanghai:1935.)、关于上海仁济医院的《仁济医院95年史》(E.S.Elliston, Ninety-five Years:A Shanghai Hospital, 1844-1938.)等。另外,不少教会医院出版了医院的纪念册,如《苏州博习医院五十周年纪念册》(1933年)等。著名医学传教士的传记相继问世,如胡美自传性质的《道一风同》(Edward H.Hume, Doctors East Doctors West:An American Physician's Life in China, 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 Inc.,1946.)、《满洲的司督阁——先锋和医学传教士》(Dugald Christie's Wife ed., Dugald Christie of Manchuria: Pioneer and Medical Missionary, London: James Clarke & Company, Limited, 1932.)、《杭州的梅滕更》(Alexander Gammie, Duncan Main of Hangchow, Picketing & Inglis,)、《远东传教的先驱——麦嘉缔传》(Robert E.Speer edite, A Missionary Pioneer in the Far East, A Memorial of Divie Bethune McCartee, New York: 1922.)等,另外马林、柏乐文、罗感恩等著名医学传教士的传记均在民国时期出版。以上这些著作多为史事性的记叙,而非专门的学术研究性质。不过,它们展现了教会医疗在不同时空范围的发展历史,具有相当重要的史料价值,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文献资料。
20世纪上半叶,一些基督教史学家对中国基督教史表示了相当的关注,推出了几部著名的中国基督教史著作。1929年,美国著名的教会史专家赖特烈出版的《基督教在华传教史》(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 in China, London: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 1929.)一书即是代表。在这部经典著作里,赖特烈利用英文文献对基督教在华传教史做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并分不同时期对1927年前基督教、天主教在华医疗事业做了论述。王治心所著的《中国基督教史纲》是关于中国基督教史的中文著作中的代表性作品,该书对近代中国的教会医疗事业做了简明扼要的概述。
与此同时,医学传教士对教会医疗事业进行专门的研究,《教务杂志》、《中华博医会报》、《中国基督教会年鉴》等教会刊物都发表过研究教会医疗事业的论文。巴慕德等医学传教士还出版了一些较有影响的研究著作。主要有:齐鲁大学医学院院长巴慕德所著《中国和近代医学:医学传教研究》(HarDld Balme, China and Modern Medicine: A Study in Medical Missionary Development, 1921.),该书研究了医学传教的起源、方式、教会医院的变迁、医生和护士等新式职业、医学研究与公共卫生及前景展望等;马雅各的《中国的教会医院》(The Mission Hospital in China, 1933.)此书是在全面调查统计的基础上,对当时中国教会医院的分布、设备、运作等做了详细的分析。马氏的著作由《中华博医会报》刊出,同时发行有单行本。此外,还有启尔德的《治病:呼吁医学传教士来华》(Omar L.Kilborn, Heal the Sick:An Apeat for Medical Missions in China, Toronto:The Missionary Society of the Methodist Church, 1910.),蓝华德的《医学传教:两重任务》(Walter R.Lambuth, Medical Missions: The Twofold Task, New York: 1920.)等。值得注意的是,蓝著是以世界各地教会医疗事业为着眼点,但书中有许多地方是以中国为个案的,对研究中国教会医疗事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以上这些著作的重点在于研究传教或医学传教本身,对医学传教与中国社会的关系虽有涉及,但未做深入的研究。
20世纪30年代,中国医学界的王吉民等人开始注意并发起中国医学史的研究。王吉民、伍连德、李涛等人从中国医学史的角度撰写了不少与教会医疗事业有关的论文。民国时期,中国医学史的著作中比较重要的有两种:一是王吉民与伍连德所著英文版《中国医学史》(1932年出版第1版,1936年出版修订后的第2版),该书在叙述中国近代医学史时,充分利用了教会文献等史料比较完整地叙述了教会医疗事业的发展变迁。二是陈邦贤的《中国医学史》。该书对教会医院、教会医学教育的情况有所关注。不过,以上二书偏重于医学史,对教会史相关的问题以及教会医疗事业对中国的影响较少考虑。
史学界对教会医疗事业的研究较少,而且成果多体现在中西文化交流史的著作中。如张星烺的《欧化东渐史》从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肯定了教会医疗事业在传播西医的作用。
由上可见,20世纪上半叶,教会医疗事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传教界和医学界,重点在传教史和医学史。史学界涉及不多。
二、20世纪后半期国内的研究
20世纪50、60年代,受政治史观和时代氛围的影响,学术界对近代在华基督教及其相关事业基本上持否定态度。教会医疗事业被斥为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因此,真正的研究成果并不多。当时比较重要的文章有医学史界王吉民的《伯驾利用医药侵华史实》(《医史杂志》第3卷第3期)、顾杏元的《基督教会医院与帝国主义侵略》(《人民保健》1960年,第1号)。两者虽然资料比较丰富,但有很强的时代印痕和片面性。史学界的研究或多或少地涉及教会医疗事业,而且都将之看作是帝国主义进行文化侵略的工具。如:刘大年的《美国侵华史》(人民出版社,1951年第1版,1954年第2版)在论述近代美国对华进行文化侵略时,将教会学校、教会医院、麻风病院等传教事业均看作是文化侵略的重要表现;卿汝楫的《美国侵华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2年)将教会医疗事业作为美国侵华活动的一个方面做了论述;李时岳的《中国近代反洋教运动》将教会医院视为帝国主义进行文化侵略的工具,认为它是传教的一种“钩饵”。
1978年以后,由于国内学术研究新局面的开创,国内学术界对基督教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逐渐改变态度。从80年代初开始,医史学者开始重视教会医疗事业对西医传播的影响,其他领域的学者也开始着手研究这一领域。就墓督教在华传教史的研究而言,顾长声先后出版了《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近代来华新教传教士列传》两部著作。此后,学术界在教案史、教会教育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近年来,近代基督教在华传教史成为一个颇受学术界关注的课题。另外,在史料整理方面,《反洋教书文揭帖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清末教案》等有关近代中国基督教史文献相继问世。薛愚的《中国药学史料》对有关医学传教士的医药传播史料给予了重视。上述研究和史料在不同程度上都涉及教会医疗事业。在这种学术研究的背景下,近代中国教会医疗事业的研究得到国内学术界的重视,并取得一些成就。
教会医疗事业的一般性研究在一些宗教史、通史、专门史著作中都有所体现。顾长声的《传教士与近代中国》、顾卫民的《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陶飞亚的《基督教与近代山东社会》、钱宁主编的《基督教与少数民族社会变迁》等近代基督教史著作对教会医疗事业整体历史或区域历史均有较为集中的论述;一些地方宗教史著作如《上海宗教史》、《宗教与上海社会变迁》等对本地的教会医院有所论述。
有的通史著作对教会医疗事业也有所涉及。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熊月之主编的《上海通史》、章开沅等主编的《湖北通史》等不同程度上涉及教会医疗事业。虽然这些著作的论述都比较简略,却表明通史著作越来越注意到了教会医疗事业在近代中国社会的地位和影响。
一些文化史和医学史著作对教会医疗事业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做了研究。龚书铎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化史》、史全生主编的《中华民国文化史》、熊月之的《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等文化史著作对晚清和民国时期的教会医疗事业均有论述。甄志亚的《中国医学史》等医学史著作对教会医疗事业在西医传播中的作用有充分的肯定,而论述最充分的当属新近出版的《中国医学通史·近代卷》。有的医史学者从医学文化交流的角度,对教会医疗事业在近代中西医学文化交流中的作用给予充分肯定,马伯英等所著《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史——中外医学跨文化传通》、李经纬主编的《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史》即是近期的代表作,前者对教会医疗事业的一些社会影响也做了论述。教会医学教育研究方面,一些前身是教会医学院校的医科大学出版了各自的校史,如:《华西医科大学校史》、《山东医科大学史志》、《湘雅春秋八十年》等。这些著作在追溯1949年以前历史的同时,对其贡献有充分的肯定。另外,李经纬、鄢良的《西学东渐与中国近代医学思潮》注意到了教会医疗事业在西医东渐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其对中国医学思潮变迁的影响。上述研究对教会医疗事业在西医传播上的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但是除个别著作有所涉及外,它们对教会医疗事业的发展变迁及社会影响未做全面的研究。
在教会医疗事业的专门研究方面,医学史界重视较早,并做了最初的研究。较早的有赵璞珊的《西洋医学在中国的传播》(《历史研究》1980年第3期),1992年他又撰《合信〈西医五种〉及在华影响》(《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2期),对合信所撰西医著作及其影响做了全面的研究。与此同时,不少医学史学者进行了一些个案研究,主要集中在西医传播、个别教会医院史、早期的西医教育等。其中不少论文史料比较缺乏,论述较为简单,有的史实陈述尚有待考证。不过,有的医学史和科技史学者并未局限在医学史的范围内,他们在深入发掘史料的基础上对教会医疗事业的诸多方面的联系做了研究。高晞在这方面有较多成就。如:她从医学与传教的关系入手,认为教会医疗事业在传播基督教和西医上不可能结合,是“道不同不相为谋”,行医和传教必然分离[1]。有的科技史学者对教会医疗事业在科学传播中的作用做了探讨。如张大庆对中华博医会在科学名词统一中的作用有较深入的研究[2]。
史学工作者对教会医疗事业的专门研究起步较晚。在个案研究方面,有学者对个别医学传教士与教会医院、医学院校做了研究。关于医学传教士,中山大学梁碧莹教授从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对嘉约翰、伯驾等医学传教士做过研究[3]。顾长声在专著《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中对嘉约翰、伯驾、雒魏林做了研究。学术界对马林、罗光普等医学传教士也有探讨。但是,对影响较大的德贞等医学传教士却少有研究。在教会医院的研究方面,梁碧莹对广州博济医院及其影响做过较深入的研究,宋家珩主编的《加拿大传教士在河南》一书在利用档案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对加拿大医学传教士在卫辉、安阳等地的教会医院做了较详细的介绍。在教会医学院校的研究方面,饶怀民等对湘雅医学院、齐鲁大学医学院、华西大学牙医学院的历史作用有充分的肯定[4]。关于教会护士教育,史学界尚缺乏研究。在区域教会医疗事业的研究方面,有人探讨了山东、广西以及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等区域性的教会医疗事业[5]。在教会医疗事业的宏观研究方面,田涛对清末民初教会医疗卫生事业的产生、发展及其专业化和影响等做了比较全面的探讨[6]。何建明撰文对教会医疗事业在近代中国社会中的影响做了宏观论述,认为它在物质、精神层面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7]。
宗教学界对教会医疗事业也有不少专门的研究。如陈建明对教会医疗事业与基督教慈善精神及其在华传教、社会改良活动的关系做了宏观上的探讨[8]。
国内学术界对于教会医疗事业的研究主要是由三个方面的研究力量进行的,即医学、史学、宗教学界。不同学科之间互有渗透,取得了不少有影响的成果。这些研究也体现了中国基督教史研究范式的转换,即由文化侵略的研究范式,逐渐过渡到文化交流的研究上,近年来又将注意力转向了传教事业对中国社会变迁的影响上。但是,与教会史、教案史、教会大学史、中西文化问题的研究相比,学术界对教会医疗事业的研究仍然比较薄弱。表现在个案研究上,不仅涉及个案较少,研究也不深入,尤其缺少教会文献的补证;区域研究主要集中在上海、山东、河南等地,其他地方的教会医疗事业少有系统研究;在宏观研究上,学术界对整个教会医疗事业的发展变迁尚缺乏完整的论述;关于它的西方背景,学术界少有探讨;关于其社会影响,目前的研究过多地集中在文化交流上,对其与近代中国政治、思想观念、风俗习惯、医疗卫生的关系很少有人做系统的研究。
三、20世纪后半期港台与海外的研究
(一)港台的研究
20世纪下半叶,港台地区的基督教史研究开展得比较早,成果也比较多。与其他方面的研究相比,教会医疗事业的研究比较逊色。虽然如此,港台学者在个案和区域研究上还是有相当成就的。
香港的李志刚先生对教会医疗事业有较深入的研究。他的《基督教早期在华传教史》一书专辟“基督教士之医药传教事业及其影响”一章,对鸦片战争前后的教会医疗事业做了实证研究[9]。他在《基督教对近代中国文化的影响》一文中概述了早期教会医疗事业及其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并认为“中国近代医学之建立及发展,应该说是以教会医药事业为基础的”[10](P15)。关于香港的教会医疗事业,他从本色化的角度研究了香港雅丽氏纪念医院和香港西医书院[11]。G.H.Choa所著的《新教医学传教士在中国》(“Heal the Sick” Was their Metto: Protestant Medical Missionaries in China, The China University Press, 1990.)对在华新教医学传教士的活动做了研究,该书以伯驾、合信、雒魏林等医学传教士为主要个案,论述了医学传教士在传教、行医以及传播西医中的作用,全书的最后几章则介绍了几所教会医学院校的发展变迁。此外,香港道声出版社于1987年出版了汤清所著的《中国基督教百年史》,该书论述了基督教“开创时期”(1807~1842)、“广传时期”(1842~1907)的医药事业,而且该书在论述各差会的传教史时对其医药事业有所涉及。相比之下,台湾在这方面的研究要比香港胜出一筹。在杨森富的《中国基督教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68年)、邵玉铭编的《二十世纪中国基督教问题》(正中书局,1980年)等著作中,教会医疗事业受到相当重视。台湾学者研究教会医疗事业的一大特色就是将其纳入区域现代化研究中,认为它是外力冲击中的一种,对近代中国区域现代化有影响。苏云峰等人关于湖北、山东、闽浙台、湖南、江苏等省区的现代化研究均论及教会医疗事业[12]。这些研究不仅注意到教会医疗事业在治病救人方面的作用,而且考虑到了它对近代中国人的观念和习俗等变迁的影响。但是,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1860~1916年间,对此前此后的各省教会医疗事业涉及较少。此外,魏外扬对台湾的早期教会医疗事业做了专门研究[13]。在个案研究上,王尔敏对上海仁济医院做了实证的研究[14]。林治平对雅礼会在湖南创办湘雅医学院做了专门研究[15]。史料整理方面,台湾学者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先后整理出版了《教务教案档》、《中西闻见录》、《教会新报》、《万国公报》、《中外新闻七日录》等一批重要的教会文献。这些史料对于研究教会医疗事业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上述研究对教会医疗事业及其在文化传播、社会现代化中的作用做了充分的肯定,但对整个教会医疗事业及其影响尚无全面的研究,个案研究也比较少。
(二)国外的研究
20世纪下半叶,由于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的终结,各差会对于过去在华传教的成败得失进行了思考,关于在华传教史的著作相继出版。费正清等国外学者对基督教在华传教史进行了较多的研究[16]。一些关于中国近代史、基督教史的著作或论文集对教会医疗事业的作用有所注重。如《剑桥晚清史》就对教会医疗事业的作用做了充分估价。
在教会医疗事业的专门研究中,美国、加拿大等国的学者多集中在阶段性的、个案的或区域的研究上。阶段性的研究有小海亚特的《新教在华的传教活动(1877~1890):慈善工作的制度化》,他以传教士1877、1890年两次大会记录和相关文献为主,对1877~1890年间的教会医疗事业的制度化做了较深入的研究[17](PP.93-126)。有学者在研究19世纪20年代英国新教传教士对华文化贡献时,对其在19世纪20年代医疗卫生方面的贡献做了较全面的研究[18]。
西方学者在个案研究方面比较深入。对某一差会医疗事业的个案研究,以张延华的《教会医学在中国》(Yuet-Wah Cheung, Missionary Medicine in China: a Study of Two Canadian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Before 1937,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8)一书研究最为深入。他以加拿大教会在广东、四川的两个传教地的教会医疗事业为个案,将其分成两个不同的类型,在广泛征用教会档案文献的基础上,运用社会学的方法对两种不同类型的教会医疗事业进行了研究。通过个案研究,他不仅剖析了教会医疗事业的内部结构的多样性,而且分析了教会医疗事业与近代中国社会的多样关系。该研究对于从总体上认识教会医疗事业及其影响很有意义。鲁本·霍尔登在研究雅礼会时,也研究了该会所办的医疗事业。(Reaben Holden, Yale in China: The Mailand 1909-1951, New Haven: The Yale in China Association, Inc.1964.)。
医学传教士的个案研究方面出版了不少著作。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些医学传教士的传记先后出版,如《罗维灵》(Muroe Scott, McClure, Penguin Books Canada limited, 1979.)、《她的心留在中国》(Jame Wright, She Left Her Heart in China: the Story of Dr.Sally Wolfe, Medical Missionary, 1915-1951, Cloverhill Press, 1999.)、《一个美国教会医生在中国》(Edward Bliss Jr., Beyond the Stone Archer: An American Minionary Doctor in China, 1892-1932, John Wiley & Sons,Inc,2001.)等。与这些传记不同的是,一些学者对医学传教士做了专门研究,其中较重要的著作有《伯驾与中国的开放》(Edward V.Gulick, Peter Parker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该书对伯驾在传教、外交等方面的活动及其影响做了全面的研究。加拿大学者邝兆江对伦敦会医学传教士马尚德做了研究,他以伦敦会文献为主,对马氏在武汉活动时与伦敦会及当地社会的关系做了实证的研究,并探讨了他与谭嗣同的关系,认为马氏对谭氏世界观的演进有所影响[19]。有学者从不同角度对雅礼会的胡美做了研究,有人从自由主义的角度研究胡美的活动及其思想观念变化。史景迁从外国人对中国影响的角度论述厂胡美的生平活动和影响[20]。周以德从政前曾在中国做过医学传教士,因此有的学者在研究他时,对其在华传教活动有所涉及。但是,与对戴德生、李提摩太、林乐之等传教士的研究相比,西方学者对医学传教士的个案研究还是较少的。
关于在华教会医疗事业的区域研究,以加拿大教会在四川的教会医疗事业的研究较为突出。主要著作有文佳兰《传教士、医学和现代化:加拿大医学传教士在四川》(Minden Karen Paule, Misionary, Medicine and Modernization: Canadian Medical Missionaries in China, 1925-1952, York Univ.1981.)、张延华的《教会医学的社会组织:在华两个加拿大教会研究(1911-1937)》(Cheung Yuet Wah,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Missionary Medicine:A STtudy of Two Canadian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1911-1937.Toronto: 1982)等。有学者在研究美国南长老会在江阴传教时,对该差会所办医疗事业做了研究(Lawrence D.Kessler, The Jiangyin Minion Station 1895-1951: An American Missionary Community in China,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6.)。
教会医学教育作为教会医疗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得到教会大学史研究者的关注,如卢茨的《中国与教会大学》(曾钜生教授译为《中国教会大学史》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一书对教会医学教育的兴起、教会医学院做了概述,并对教会医学教育对近代中国妇女的影响给予了关注,该书同时介绍了近代中国护十职业的兴起。与教会医疗事业密切相关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得到西方学术界的重视,主要研究有《一项移植:洛克菲勒基金与北京协和医学院》(Mary Brown Bullock, An American Transplant: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nd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等。有学者研究了湘雅医学院的创办,威廉姆·芮韦斯的《中美医学合作:湘雅的起源(1902-1914)》(William Reeves Jr, Sino-American Cooperation in Medicine: The origin of Hsiang-Ya(1902-1914)一文详细论述了耶鲁大学海外布道与湘雅医学院的创办[17](P129-182)。文佳兰著《竹石:中国医学精英的演进》(Minden Karen Paule, Bamboo Stone: The Evolution of a Chinese Medical Elite,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4.)一书对华西协和大学医牙学院的发展变迁及其毕业生的贡献做了深入的研究。此外,有学者在研究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妇女时,对教会医疗事业的影响也做了考察[21]。
以上著作对教会医疗事业多方面的影响均有肯定性的评述。总的来看,海外学者对教会医疗事业的研究在个案和区域研究上成绩很大,他们充分利用了教会文献,研究非常深入。但是与加拿大在华教会医疗事业的研究相比,美、英等国在华教会医疗事业的研究比较薄弱,个案研究与整体研究均显不足。
以上即是近代中国教会医疗事业研究的大概情况,与近代中国基督教史其他方面的研究相比,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全面、系统的研究几乎没有。之所以如此,与学术界重视不够是有关系的。早在1994年,高晞就指出了这一点[1](P213)。近年来,情况已发生较大改变,教会医疗事业的研究吸引了历史学、宗教学、医学等学术界的兴趣,并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学术界在个案、区域、宏观上对其进行了多方位的研究,推出了一批新成果。相信在宗教学、医学史、历史学界的共同努力下,这一领域必将会取得更多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参考文献】
[1] 高晞.传教和行医:道不同不相为谋[J].自然辩证法通讯,1996,(4);高晞.在近代中国的医学传教[A].朱维铮,主编.基督教与近代文化[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2] 张大庆.早期医学名词统一工作:博医会的努力和影响[J].中华医史杂志,1994,(1).[3] 梁碧莹.嘉约翰与西医学在中国的传播[J].中山大学学报,1996,(3);梁碧莹.“医学传教”与近代广州西医业的兴起[J].中山大学学报,1999,(5).[4] 饶怀民.从湘雅医学院的创办看教会大学的作用[J].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97,(3);包德威,陶飞亚.齐鲁大学医学院毕业生的历史分析[A].顾学稼,等.中国教会大学史论丛[C].成都: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4;姚波,刘军平.华西协合大学医牙学院述评[A].顾学稼,等.中国教会大学史论丛[C].成都: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4.[5] 陶飞亚,刘天路.基督教与近代山东社会[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5;谢铭.近代广西的教会医疗事业[J].河池师专学报,1999,(1);成先聪,陈廷湘.基督教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以医疗卫生为例[J].宗教学研究,2001,(4).[6] 田涛.清末民初在华基督教医疗卫生事业及其专业化[J].近代史研究,1995,(5).[7] 何建明.近代科技传播与中西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J].历史研究,1999,(5).[8] 陈建明.近代基督教在华医疗事业[J].宗教学研究,2000,(2).[9] 李志刚.基督教早期在华传教史[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10] 李志刚.百年沧桑,沧海一粟——近代中国基督教文化掠影[M].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7.[11] 李志刚.民国以前香港基督教之本色化事业及其影响[A].林志平,编著。基督在中国的本色化[C].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12] 苏云峰.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北省[M].“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41),1981;张玉法.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山东省[M].“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43),1982;李国祁.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闽浙台地区[M].“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44),1982;张朋园.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南省[M].“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46),1983;王树槐.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江苏省[M].“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48),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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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松小自查报告
松木坪镇中心小学党支部“五个基本”建设自查报告
为巩固扩大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成果,进一步提高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按照市委关于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要求,学校党支部积极探索党建工作的新思路、新方法,扎实推进五个基本建设,不断提高了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推进了党建各项工作的发展。现根据市委《 在全市中等职业学校和中小学党组织“五个基本”建设项目要求》通知的要求,对照《考评细则》进行了自查,自查情况汇报如下:
一、“五个基本”建设情况(一)健全基本组织
1、健全了党组织网络。根据上级党委的统一部署,按照规模适度、召集方便、有利于开展党务和业务工作的要求,设置了党支部,支部设书记一名,支部委员两名。
2、建立管理档案。建立健全了学校党组织和党员信息库,进一步完善和规范党员基础档案资料,对党员基本情况、入党积极分子基本情况、后备干部基本情况等方面建立管理台帐,并实行动态更新。
3、加强群团组织建设。根据学校实际,成立了工会、共青团、妇委会等群团组织,群团组织的成立有力的确保了依法依章开展群团工作,形成了党建带团建的良好格局。
(二)建强基本队伍
1、加强了党组织干部队伍建设。建立健全党务工作机构,按照规定配备党务干部。并注重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和后备干部队伍建设,加大党员干部的选拔培养、使用力度。每年举办一次党务干部培训班,提高党务干部的业务水平。
2、加强入党积极分子队伍建设。根据学校实际情况,确定了1名入党积极分子,并要求入党积极分子参与到党员各项活动中来。
(三)开展基本活动
1、开展了学习培训活动。利用党员活动室,开展学习培训活动,现已组织4次集中学习。
2、开展“城乡互联,结对共建”活动。按照市委统一安排,坚持与结对村开展好共建活动,共同建强一个好班子、建设一个好阵地、完善一套好制度。
3、开展了一系列主题实践教育活动。一是大力开展“双创四争”活动。二是开展“党员教师竞赛周”活动。通过活动增强学校活力和凝聚力。
(四)完善基本制度
1、完善了党建工作责任制。
2、完善了教育管理与民主监督制度。坚持和完善“三会一课”制度、党员组织生活会制度、民主评议党员干部制度。规范党员联系和服务群众、组织关系管理、发展党员、党费收缴等教育管理制度。进一步强化党务公开、政务公开、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健全和落实民主管理。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坚持基层党组织领导人员个人重大事项报告、诫勉谈话、责任追究等制度,强化教育监督,加大预防和惩治腐败工作力度,把反腐倡廉建设融入到学校改革发展之中。
(五)落实基本保障
1、落实组织保障。落实组织保障是推进党的基层组织“五个基本”建设基本要求,基层党组织是责任主体,确定党组织书记是第一责任人,分管党建工作的同志是直接责任人。
2、落实经费保障。党建办公经费已纳入学校经费预算,确保党建活动经费开支及时到位,党内慰问、奖励、帮扶活动等工作经费有稳定保障。
3、落实了阵地保障。建立规范的党员活动室,按照要求配备基本设施。党员活动室制作了党组织网络图、20个制度制作已上墙。
二、存在的问题
虽然我校党支部在“五个基本”建设活动中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与市委市政府的要求相比还有一定差距。主要表现在:一是“五个基本”建设规范化还不很理想,软件建设还不够规范,硬件建设上投入还不足;二是党员队伍建设还不适应新形势要求,先锋模范作用不够明显;三是党建工作载体还不够活,特色不够新、方法还不够多等。
三、下步打算
下一步,我们将针对存在的问题,认真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是做好迎检查漏补缺工作,对照市委组织部[2010]22号文件,将工作目标细化、量化,并落实具体责任人。同时,进一步加强督促检查,认真做好各项查漏补缺工作,确保各项考核指标不缺项、不丢分,顺利通过市、省各级的检查验收。
二是组织开展好创先争优活动。紧紧抓住开展“双创四争”为主题的创先争优活动,以宣传身边的典型为主线,大力宣传、报道党组织的经验、做法和典型人物的先进事迹,在支部上下形成比、学、赶、超的浓烈氛围,进一步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整体素质和服务意识,促进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
三是着力完善长效工作机制。按照“五个基本”的要求,进一步建立完善党支部议事决策、校务、党务公开制度、重大事项报告等各项工作机制。同时,继续深化“城乡互联、结对共建”活动,充分利用结对帮扶的机遇,争取工作主动,赢得上级党委政府领导的支持和重视,统筹各方资源,着力在强班子、促发展、优环境、建阵地上下功夫,使基层党组织建设始终充满生机和活力。
第四篇:《小松》教案
第十五课《小松》
一、教学目标:
1、学生感悟民族语言的魅力,聆听到古代圣贤关于做人、处世 的语重心长的教诲。
2、学生通过诵读、记背,读熟品味出道理,变成自己的东西。
3、学生深刻了解中国文化长廊,为自己身为一名中国人而骄傲。
二、教学重难点:
背诵这首描写松树的诗是重点,难点是能够理解诗的意思,并翻译出译文。
突破措施:通过配乐的经典回放,激发学生的兴趣。
三、教学过程:
1、启发导入
音乐播放:小松(唐 王建)
小松初数尺,未有直生枝。闲即傍边立,看多长却迟。让学生反复听几遍后,开始朗读,可以分角色朗读。
2、出示译文
小松树刚刚几尺高,还没有长出挺直的树枝。空闲时站在树旁边,天天看着它,只觉得它长得很慢。让学生理解后开始背诵。
3、作者简介
《小松》的作者是唐朝人王建,他以简练的语言写出了观察松树生长时的情景。
四、教学反馈
学生集体背诵,学生对抗赛。
第五篇:小松 教学设计
传统文化《小松》教学设计
课前准备:
1、师:今天老师想考考大家,看看谁会背古诗?比一比谁背得多。(学生积极背古诗)
2、你们知道的真多!都是背诗小能手!老师相信大家这节课的表现也会如此出色!
一、谜语导入
1、同学们,今天课堂上来了一位朋友。想知道他是谁吗?请你竖起小耳朵,认真听谜语,猜猜他是谁。
头顶青丝发,身披鱼鳞甲。寒冬不落叶,狂风吹不垮。(学生答)
2、你们真棒,反应真快!
3、大家好!我是小松树,真高兴和大家成为好朋友!今天,就让我带领大家一起来欣赏有关松树的古诗吧,看看诗人眼中的我都是什么样子的!(板书:小松)
二、新授
(一)《小松》的学习
1、出示: 小松初数尺,未有直生枝。闲即傍边立,看多长却迟。
2、请同学们自己大声的读一读,看看在诗人王建眼中的我是什么样子的?不会的字多读读拼音,读流利。(学生自己来读)
3、看看大家读的如何了?齐读。
4、看黑板的出示,老师泛读,去掉拼音,齐读。
5、[借助译文,了解古诗大意,感悟古诗中所描绘的意境。](1)你知道这首诗的意思吗?谁来告诉大家?
(2)说的真棒!理解的真好!那我这棵松树有个小小的疑问了:为什么嫌我长得慢呀?
(3)看看古人说话多么的简练,我们需要这么说这么长的话,古人20个字就解决了!中国的文化真是博大精深!
6、【个别读;分角色朗读。】谁能带着“盼望松树急切长大的心情”来读一下这首诗?
7、做动作、小组合作等多种有趣的方式检查背诵情况。
8、播放《小松树》歌曲,休息一下。
(二)、拓展积累
1、出示陈毅《咏松》。这里还有一位大家都认识的诗人——陈毅元帅;我们知道陈毅元帅不仅是一个孝顺父母的儿子;他还是一个品格高尚的人,从他的《咏松》中我们就看的出来。
2、自由读、小组读;齐读
3、背诵
4、欣赏《松鹤延年图》
(三)、实践画松树
1、老师范画、学生练画
2、展示画作,边展示边背诵刚学的诗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