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形成原因

第一篇：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形成原因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形成原因

1、历史基础。新中国成立时，各省区的经济发展差距就已非常突出，2、地理位置及资源因素：区位条件优越,交通便利，也有利于发展经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使沿海地区成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3、制度因素：中国自1978年以来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由于各地区体制转轨的程度不同, 中国东部地区市场化程度都明显高于内地.从而导致了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4、政策倾斜效应：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给予沿海地区的倾斜政策,包括投资,财税,外资外贸,金融等方面,使得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在发展能力上产生了极大的差距.5、人力资源差异：区域间人力资源差异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存在差异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思想文化和教育存在着较大差异。东部地处沿海，对外开放较早，国内外经济技术和文化交流频繁，人们更富有改革开拓的精神,市场观念和创新意识强烈。而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边远地区人们普遍思想观念保守，缺乏开放意识，易于满足，不愿冒险，安于现状。

第二篇：城乡收入差距形成原因调查

话题缘起 缩小贫富差距，实现社会公平是今年“两会”上最热门话题之一。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的收入普遍提高，生活有了很大改善，但与此同时收入差距也在逐渐拉大甚至悬殊，成为困扰我国改革和发展的一大社会难题，并直接影响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如果说贫富差距扩大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一道绕不过的坎的话，那么有效遏制不合理贫富差距，合理兼顾效率与公平，更好地统筹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和利益要求，则是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解决的问题

人们在探讨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时，提出了种种解释。有一种观点认为，“收入差距主要是市场发挥作用的一个正常结果，”因此“市场取向的改革”是收入差距扩大的直接原因。持这种看法的人，不管是否意识到，他们的观点必然会得出这样的逻辑结论，缩小收入差距的有效办法是限制市场机制，最好取消市场经济。显然，这样的结论是不能接受的。

我们知道，库兹涅茨提出了收入分配的倒U假设，意思是说，在经济发展初期，会出现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态势，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收入分配差距会逐渐缩小。我不想讨论库兹涅茨的倒U假设对中国是否适用，而是想沿用库兹涅茨的研究方法，探讨一下中国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

地区差距扩大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发展速度的差异

中国居民收入差距有所扩大的现象，最突出地表现在不同地区之间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从全国来说，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的差距有所扩大。在一个省内不同地区的居民收入差距也有明显扩大的趋势。

造成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在于经济发展速度。地区居民收入差距本质上是一个经济发展问题，而不是采取了市场取向的改革思路。改革开放以来，不论东部沿海地区或中西部地区，都出现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例如1991年至2003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递增率，广东省高达21％，贵州省为14％，与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比较，贵州14％的年增长率也是相当高的，但是与广东等沿海地区相比，差距迅速拉大。这样就得出一个判断，中国地区差异的扩大，是在各地区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发生的，是前进中的问题。当然我们不能因为是前进过程中的问题而掉以轻心。中央多年来已采取了有力措施，推动了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在于二元经济结构

中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第二个表现，就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三大差别之一，是历史遗留下来的老问题。但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但没有随着经济发展有所缩小，反而有所扩大，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问题。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实际上是二元经济结构的反映。农民从事的产业是传统农业，传统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比较低，刘易斯认为只能“维持生计”。农民收入低是传统农业的产物。城镇居民从事的产业，刘易斯称之为“现代产业”，就是现代制造业、信息业和服务业。现代产业的劳动生产率高，职工能够得到较高的工资收入。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二元经济结构的产物。正确的政策思路有两条：一是把传统产业改造成为现代产业，从而从根本上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二是将传统产业中大量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的现代产业中去，从而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现在的问题是，传统农业改造成为现代产业的速度

不理想，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也遇到了一些困难。中央已经发现了这些问题，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取消农业税等一系列有力措施，已经对从根本上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贫富差距的成因符合库兹涅茨的倒U型假设

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第三个表现是，在城镇居民中先富裕起来的群体与贫困群体的收入差距有所扩大；农民中先富裕起来的群体与贫困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有所扩大。这是最为人们关注的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

先富群体与贫困群体之间收入差距扩大原因有多种，第一，占有资产等要素多少不同，而且随着市场经济的发育，资产等要素带来的非劳动收入可能还会有所增加，这就使可以取得非劳动收入的群体与贫困群体收入差距出现继续扩大的趋势。第二，人力资本投资多少不同。人力资本投资的差别表现为工资收入的差别是世界各国普遍出现的一个经济社会现象。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发育，人力资本投资差距造成的收入差别越来越明显。这种差别表现在能不能找到工作以及工资收入多少。第三，体制等原因造成的收入差距。目前的就业体制、社保体制等不尽合理，有可能造成某些群体的收入高一些，某些群体的收入低一些。

由此得出结论，收入差别产生的根本原因是经济发展问题，而不是市场取向的改革思路。这符合库兹涅茨的倒U型假设，即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长期趋势可以假设为，在经济增长的早期阶段会迅速扩大，尔后暂时稳定，在增长的后期逐渐缩小。目前中国可能正处于收入差距扩大的阶段。

当前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既有体制的因素，也有政策的因素；既有市场竞争的因素，也有行政垄断的因素；既有历史积累的因素，也有经济发展阶段的特定因素；既有正常的因素，也有不正常的因素。主要因素是：由过渡体制弊端和法治漏洞造成的公有资产流失和不公平竞争；历史上形成并继续扩大的城乡差距和工农差距；由市场扭曲造成的企业和个人在经济上的分化；由某些倾斜政策和行政性垄断造成的地区差别和行业差别；由自然地理因素造成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差别；由于财政转移支付功能缺乏和社会保障制度缺陷而未能抑制差别迅速扩大等。

最突出问题不是收入的不公平，而是机会的不平等

平等的不一定是公平的，而公平的可以是平等的，也可以是不平等的。如对于市场经济来说，平均主义的分配就是不公平的。目前最突出的问题实际上不是收入的不公平，而是机会的不平等，或者是由不平等导致的不公平。

机会平等被看作是实现社会收入公平的根本途径，这种源于现代福利经济学的观点，把社会成员的经济平等规定为机会平等和结果的公平。机会平等的意思是，所有具有工作能力的人，其就业、投资、职务升迁、赚钱盈利的机会都是均等的，作为竞争主体他们都处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结果的公平指个人的努力与所得的对称。一个人只要有能力，勤奋努力，抓住机会，就可以从低收入者进入高收入者行列，所以机会平等可以促进结果的收入公平。机会平等意味着对身份特权的否定、对财产权的有效保护、对未来均等机会的开放。

机会平等关键要有有效的市场机制和合理的政策机制

在机会平等中改善公平，关键在于两个方面：一是有效的市场机制，二是合理的政策机制。

现在的收入分配不公首先是市场平台的不公，远没有形成统一开放、有序竞争的市场格局。如目前的要素市场没有市场化，距离统一、开放、竞争、有序这四个要求差距很大。劳动力市场依然受到城乡二元体制的阻隔、土地市场受到产权模糊的约束、资金市场受到若干歧视政策的影响。

即使是市场机制运行良好，它所带来的收入分配格局也不能说是正确、合理、公平或合乎道德的。市场竞争机制本身有加剧贫富差距的特性。因此，政府有责任通过政策机制对过大的收入差距进行补救，如对弱者的援助、对垄断的遏制、对收入的调节等，从而改善公平。

机会平等核心是保证受教育机会、就业机会和起点公平

推进机会平等，要在制度上保障人民平等竞争的权利，核心是保证受教育机会、就业机会、社会保障方面的起点公平。

每个人的能力不等、贡献不同。之所以贡献不同，基本问题是他们所受的教育不同。社会成员受教育程度的高低与其收入的多少成正比例关系，受教育机会的不均衡导致了收入的巨大差距。柬埔寨、尼泊尔、越南这些人均GDP是中国1／3的国家，都在教育上完全免费了，中国现在完全有能力让农村的义务教育免费，同时对农民工和城市失业人员进行培训和职业教育。

中国目前有近8亿农民，占总人口的60％以上，但农业在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却不到15％。据估计，目前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多达3亿—4亿。如果一大堆人挤在一小块土地上的情况不改变，那中国的农民怎么也不会富起来。因此，必须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进程，并使他们享有平等的就业机会。

社会保障体系十分不足。覆盖劳动者的养老保险只有20％，医疗与失业保险的覆盖率不到20％。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不仅有利于起点公平，也是市场竞争的社会安全阀。

强化税收调节功能

税收是国家调控经济的重要杠杆之一。强化税收的调节作用，对于缩小贫富差距，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有重要意义。

扩大消费税征税范围

消费税是我国流转税中以调节消费结构，引导消费方向为主要特征的税种。现行消费税的征税范围比较窄，只对11类产品征收。为了更好地发挥消费税对消费结构和消费行为的调节作用，应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逐步扩大消费税的征税范围，如在适当提高名牌轿车消费税负担的同时，把高尔夫球等高档休闲娱乐项目列入征税范围，调节高收入者的收入。

个人所得税应重点调节高收入者

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制是1994年税制改革时制定的，随着形势的发展，已暴露出不少问题。如征税的目标不够明确；实行分类征收制，不能体现量能负担的原则；费用扣除制度不够完善，费用扣除额过低；税率档次过多，规定复杂；没有把个人的各种收入项目纳入征税的范围等等。笔者认为，应进一步完善个人所得税制。首先，在指导思想上，要明确我国个人所得税在现阶段应以调节收入特别是高收入为主、组织财政收入为辅；其次，应改分类征收制为分类综合征收制，改按月、按次征收为按年、按次征收；再次，规范税率，贯彻合理负担原则。按照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简税制、低税率精神，笔者建议，个人所得税的税率设计应以保护低收入者、适当照顾中等收入者、重点调节高收入者为原则，对综合所得征税实行超额累进税率，对分项征收的所得则继续实行比例税率。对按年计征的综合所得实行5％～40％的5级超额累进税率：年应税综合所得额在2.5万元以下的，税率为5％；超过2.5万元至8万元的部分，税率为12％；超过8万元至25万元的部分，税率为20％；超过25万元至75万元的部分，税率为30％；超过75万元的部分税率为40％。最后，规范减免税，调整费用扣除标准。除抚恤金、救济金、离退休工资、见义勇为奖励金等少数列举的收入给予免税外，其余各种收入如各类奖金、补贴等都应列入征税收入的范围。费用扣除标准应考虑抚养子女、赡养老人，以及教育制度改革、住房制度改革、医疗制度改革、保险费用支出、物价变动等所带来的影响，允许以家庭为单位计算纳税。不同家庭人口结构不同，费用开支不同，费用扣除额应当有别。如一时难以按各个家庭的实际情况确定费用扣除额，也可继续实行法定费用扣除制度，但不搞“一刀切”。对个人所得税的费用扣除标准也不应“一刀切”，建议由中央统一规定个人所得税的幅度费用扣除标准，具体标准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此外，应强化对个人所得税的征收管理，改变目前个人所得税主要依靠代扣代缴，主要来源于工薪阶层的状况。

改革财产税制：开征物业税、遗产税和赠予税

财产税是所得税的补充税，是在所得税对收入调节的基础上，对纳税人占有的财产作进一步的调节。财产的多少反映着纳税人的贫富，因此，财产税调节的重点是富人。强化财产税的调节作用，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当前，我国的财产税税种单一，制度不规范，内外不统一，税负不合理，应加以改革和完善。按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开征物业税的设想，应把现行的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土地增值税、契税以及政府对开发商凭借政治权力征收的费如绿化费、防洪费、人防设施费等合并为物业税。在税率上，全国宜采用幅度比例税率，定为0.5％～2％比较合适，适用税率由省级人民政府确定。另外，应建立健全纳税人财产的认定和申报制度，创造条件，开征遗产和赠予税，充分发挥财产税的调节作用。

健全特定行为税制度

为了加强对高收入的调节，逐步缩小贫富差距，要进一步完善车辆购置税和车船使用税制度，在合并车船使用税和车船使用牌照税的基础上，合理确定征收标准，强化征收管理，发挥特定行为税的调节功能。

创造条件开征社会保障税

在发挥税收调节高收入的同时，也应发挥税收对低收入者的扶持作用。近年来，我国城乡低收入者和困难群体的人数在不断增加，必须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在建立健全城乡居民最

低生活保障制度和社会保障统筹制度的基础上，积极创造条件，改社会保险费为社会保障税，通过税收形式保证社会保障基金的收入来源，切实保障低收入者的生活，解除劳动者的后顾之忧。

改革分配制度 理顺分配关系

国际经验表明，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均收入达到1000美元左右的时候，将进入一个非常关键的发展期。这一时期，社会经济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社会阶层多元化，社会利益关系复杂化，是社会问题多发期。目前我国正处于这样一个时期，我们必须吸取国际上的经验和教训，正确应对当前出现的各种复杂的经济与社会问题。尤其需要引起我们重视的是城乡居民的收入分配问题，要逐步形成公平的收入分配机制，努力实现个人收入分配的社会公平。

目前在世界上普遍被认同的分配公平的判断标准是公民收入差距适中。差距过小，趋于平均化，显然不能形成激励机制，不利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反之，差距过大，贫富悬殊，将会导致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甚至出现社会的激烈动荡，从而也不利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我国目前的收入分配状况已经从改革开放前过于平均转变为差距过大，并且存在许多分配不公的现象。这些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劳动力价格双轨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相同岗位以及素质相近的劳动者，在同一区域无论在什么企业工作，其收入水平理应差不多。但现实并非如此。这种现象实质就是劳动力价格的双轨制，即市场化与非市场化两种劳动力价格。物价双轨制在市场经济中的不公平性是显而易见的。同样，劳动力价格的双轨制对于不同轨的劳动者来说，也明显是不公平的。

二是国有垄断行业收入明显偏高。行业之间存在一定的收入差距是一种正常现象，但问题是国有垄断性行业始终维持着大大高于竞争性行业的收入水平，这就有失公平了。这既可能是制度安排不合理，也可能是制度执行上存在问题。

三是农民工收入偏低。我国长期存在城乡与工农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近十年来，无论是人均GDP还是城乡人民的生活水平都有大幅度的提高，唯独农民工工资升幅不明显。这种状况已导致目前使用农民工较多的企业明显感到了招工难。

我国现阶段收入差距过大，分配不公的问题已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也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温家宝总理在刚刚闭幕的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整顿和规范分配秩序，逐步理顺分配关系，努力解决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促进社会公平。”缩小过大的收入差距，实现收入分配公平，当然不是走平均主义的老路。对于高收入人群，应区别对待。要鼓励勤劳致富，保护投资者以及高级人才的合法收入。坚决取缔非法收入，严厉惩罚贪污、受贿、生产经营假冒伪劣产品牟取暴利的犯罪行为。

对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职工的收入分配，应建立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对大中型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的收入要建立规范的管理制度，同类规模企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不能过大。对垄断性行业普通职工的收入水平应适当控制和调整工资与效益挂钩的比例。

对非公有制职工的收入，要确保各地政府制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得到执行，保障劳动者的基本权益，并继续完善各地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位制度，定期向社会公布各类职业(工种)的工

资价格。

对公务员的收入分配，就我省来说，主要是规范津贴标准，各地区同级别公务员收入差距不能过大。工资(津贴)调整要参照本地区人均GDP和财政收入增长以及当地企事业单位的收入水平。

要继续采取各种措施增加农民收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和国务院关于“三农”问题的政策，加快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和产业化的步伐，逐步缩小城乡的收入差距。

宣恩李家河种植班

陈洪毅

第三篇：甘肃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现状

甘肃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现状、成因及对策研究 作者：杨清 查…文档来源：本站原创点击数：2267更新时间：

2008-12-18文字控制：[小][大]

（２００８年第２期）

2007年甘肃区域经济呈现出竞相加快的发展势头，全省14个市州的经济增长速度均达到两位数。同时，区域发展不平衡加剧，区域发展差距不断扩大。如果区域发展差距扩大趋势得不到及时、有效遏制，不仅会导致区域间的经济冲突，弱化区域已经形成的分工和合作，而且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将形成负面影响，最终将影响构建和谐甘肃、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的进程。因此，甘肃应高度重视区域经济发展差距问题，深入探究区域差距产生的根源，制定切实有效的政策，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一、区域发展差距现状

从甘肃14个市州看，兰州市和河西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其他市州经济发展相对落后。

（一）经济总量。兰州市经济总量最大。2007年，兰州市贡献了全省近1/3的GDP,其他13个市州的贡献率都在10％以下；其中嘉峪关、临夏、定西、甘南、陇南等5市州的贡献率均不足5％。

（二）人均经济发展水平。在全省14个市州中嘉峪关市人均经济发展水平最高，2007年人均GDP达到58856元；定西市最低，为3418元，嘉峪关是定西市的近17倍。

（三）城乡收入。2007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最高的是嘉峪关市，达到13442元，最低的是临夏州，仅为5873元，嘉峪关是临夏州的2倍。农民人均纯收入差距也比较明显，最高的是嘉峪关市，为5836元，最低的是临夏州为1595元，嘉峪关是临夏州的3.7倍。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重要课题。

（四）财力贡献。2007年，兰州市实现地方财政收入46.55亿元，贡献了全省地方财政收入的近1/4。武威、定西、临夏、甘南等四市州对全省地方财政收入的贡献均在2％以下。市州财力贡献能力差距悬殊。

（五）人均财政收入。人均财政收入差距悬殊。2007年嘉峪关市最高，人均为2733元。定西市最低，人均仅为111元，嘉峪关是定西的近25倍。

（六）工业化进程。据相关研究表明，嘉峪关市已步入后工业化阶段；而经济发展落后的定西市则刚完成前工业化阶段，步入工业化初期。同时，在14个市州中，处于工业化初期的有8个市州，占总数的57.14%。

二、原因分析

区域发展差距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本文主要从自然区位因素、经济结构因素、市场化因素、人力资本因素、社会因素等五大方面来分析。

（一）自然、区位因素。自然区位因素是造成甘肃区域经济差异的客观原因。在甘肃省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如兰州市，其作为省会城市，地理条件优越，技术、人才、信息密集，交通便利，区位优势明显，是全省人才、物流、信息流的集散中心；而金昌、酒泉、庆阳等地则依托资源优势使当地的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河西地区地势平坦，农村经济发达，特色农业正逐渐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相反，在甘肃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区域，如陇南、定西、临夏等地，地处偏远，交通不便，社会生产生活条件较差，长期以小农经济或自然经济为主，经济基础比较薄弱，工业化水平较低。

（二）经济结构因素。经济结构变动是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区域经济结构层次的高低是影响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重要原因。为此我们选取了非农增加值比重、第三产业比重、城市化水平、非国有工业经济比重等4项结构指标进行评价分析，发现经济发达区域的大多数区域经济结构层次相对较高，经济欠发达和落后区域的大多数区域经济结构层次相对较低。因此，经济发展落后区域要把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来抓。

（三）市场化因素。市场化是指经济资源由计划配置为主体向由市场配置为主体的根本转变，以及由此所引起的企业行为、政府职能等一系列经济关系与上述转变相适应的过程。市场化程度本质上是市场机制在多大范围发挥其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市场化进程的差距表明了各区域在体制机制方面的差距，而体制机制方面的差距则是导致区域经济差异的重要因素。相关数据反映，兰州、嘉峪关、金昌、酒泉等地市场化程度较高，市场发育程度较好。而临夏、定西、甘南等地经济相对封闭，市场化进程滞后。这说明由市场化引起的差异是影响甘肃省区域经济差异的重要因素。

（四）人力资本因素。甘肃区域受教育程度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兰州和河

西地区的嘉峪关市、金昌市、酒泉市的人均受教育程度较高，而甘肃南部地区的天水、陇南、临夏则较低；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是人力资本的质量的体现，其虽然不是一个区域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但是却从根本上影响着一个区域经济发展的进程和水平；甘肃人力资本在质的方面的差异，是造成甘肃区域经济差异的重要因素之一。

（五）社会因素。社会的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前提，同时经济的发展又在一定程度上加快和促进社会的发展。区域经济发展过程实际上也是区域城市化水平逐步提高的过程，区域城市化水平的高低、城市数量布局、城市规模大小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的水平，对一个区域经济的发展以及综合实力的提高有着重要的影响。

三、缩小差距，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的几点建议

（一）实施非均衡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根据甘肃区域经济发展现状,可确定将兰州经济区和河西经济区作为甘肃省重点发展区域。兰州经济区是甘肃省经济核心区,要充分发挥其区位、资产存量优势及技术、人才、知识、信息等密集优势,以高新技术和重大技术装备为突破口,改造提升传统支柱产业,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加快信息化、城镇化进程,强化省会城市兰州的经济集聚功能和辐射能力。河西地区应继续贯彻落实再造河西战略的各项措施,以城市经济区为核心加快城市经济发展,以农业产业化、新材料研制和旅游业为突破口,积极建设高科技型、外向型、加工主导型的河西经济长廊,带动西部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在甘肃东部地区，将天水作为甘肃东部区域的中心城市，重点发展天水的机械制造、电子产品和旅游业，使其成为带动东部区域发展的增长极。

（二）发展区域特色经济，增强区域竞争力。甘肃经过多年的探索发展，区域特色产业正逐步形成。农业上，河西地区的制种业、中东部地区的马铃薯、中药材、果品、小杂粮、花卉等具有相对优势，应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通过激励政策，组建具有一定规模的大企业集团；工业上，大力发展以资源为依托的石化、有色、黑色等优势产业，在规模和深加工上下功夫。对机械、电子、食品等竞争性产业，大力实施“走出去、请进来”战略，鼓励有实力的大企业把研发基地建在沿海中心城市，本地仅承担生产，同时，要积极与国内外资本、技术联合，提升本地企业的竞争力。

（三）加快区域产业结构升级，提高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通过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来解决农业后续发展能力，使第一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有所下降的同时，又能

满足广大群众的生活需要；积极调整工业结构，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优先发展资源节约型、质量效益型、科技先导型产业，提高第二产业的比重；加速发展第三产业，促进结构节能、降耗和治污。

（四）提高人口素质，增加人力资本积累。提高经济欠发达区域和经济落后区域的人口素质，增强区域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第一，落实教育超前发展战略，加大教育投入。为教育发展积累充足的资金，是经济欠发达地区人口素质提高和人力资本积累的前提和基础。第二，建立地方性教育发展基金制度，为教育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为满足地方教育不断扩大的需要，教育发展基金的筹集可采取政府财政拨款、企业出资、个人捐款相结合的办法。第三，进一步加强教育资金管理工作。真正做到专款专用，同时努力挖掘出现有教育资源潜力，不断提高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

（五）加快县域脱贫步伐。甘肃是一个贫困人口大省，贫困县数量较多。这些贫困县主要集中分布在陇南、定西、临夏、甘南等经济落后区域。目前，解决贫困县域经济发展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从实际出发，加快贫困山区资源的综合开发和生态建设；二是加大国家、省两级财政的资金扶持力度，加快贫困县的基础设施建设；三是改善贫困县的基本医疗水平，加大教育扶贫力度，全面提升贫困地区劳动力素质；四是充分发挥贫困县区周围经济极点的辐射作用，带动贫困地区发展

第四篇：华容县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形成原因调查

华容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形成原因调查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城乡贫富差距也在不断的扩大，我国的基尼指数已经超过了国际警戒线。本文主要结合发展经济学的内容，分析我国贫富差距扩大的一些相关原因及应采取的对策。

[关键词]：二元经济结构,寻租,知识失业

一、城乡差距基本状况

一份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经过数年长期跟踪，分别于1988年、1995年、2002年展开三次全国范围的住户调查所得到的报告，就中国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得出的结论指出，从1994年开始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出现了下降的趋势，但是从1997年起又逐步扩大。2001年全国的基尼系数相对于1995年上升了大概两个百分点，如果把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是世界上最高的。从1995年到2002年，城镇内部的基尼系数的上升幅度最大，农村的基尼系数有所下降，然而城乡之间的人均收入比率从1995年的2.8扩大到了2002年的3.1。全国收入差距的扩大并不是表现为低收入人群收入状况的恶化，而是表现为高收入人群收入超高速增长。农村的低收入人群组的状况都有某种程度的改善。从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相对贡献度来看，西部地区最高，高达58.3%，而东部地区最低，为37%，表现为越是相对落后的地区，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就越加明显。由于数据反映的只是账面信息，且城市的居民享受着大量的基础设施福利，而乡村居民的消费中还包括了用于购买种子，化肥等的支出，因此我国城乡实际消费水平比可能已经达到6：1。

二、造成贫富差距主要原因

（一）农村社会保障存在很大的空洞且社会保障基金不落实

农村社会保障是目前中国社会保障工作的一个薄弱环节。不少农民没有社会保障，基本上是“养老自己靠家庭，看病自己掏钱”，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险很大方面上严重缺失。特别是我国现在老龄人口已达到11%，而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2/3。由于现在年轻人大都把重心放在事业和子女教育上，到城市寻找机遇，大多老年人口都无人抚养。城市人口社会保障工作相对良好，然而对于进城农民工，他们的工伤保险和失业保险没得到解决。这主要是从我国广大社保对象未得到保障方面来说。然而，让问题更加严重的是，社保基金的发放在体制上存在严重的漏洞和缺陷。1986—1997年间，全国有上亿社保基金被违规动用。1998年以来，全国回收的社会保障基金总额达160多亿元。最新上海社保案涉嫌人数之多，级别之高，前所未有。

（二）人们对公共财富和公共产品的关系上机会不平等成为贫富差距重要原因

中国目前过大的贫富差距，很大程度上是有人们在对公共财富和公共产品的关系上机会不平等造成的。机会平等下个人的能力不同，贡献不同，所造成的结果不平等，但却是有效率的，符合资源优化配置原则。然而，机会的不平等造成了市场的扭曲，资源的利用无效率，加剧了结果的不平等。我国的非法收入和非规范收入正是这种机会不平等的表现，如腐败、垄断问题。过度的行政审批是较为严重的问题。目前，各级行政审批范围极广，不该批，不必要审批的事项仍在审批。政府官员的索贿受贿行为正是手中把持着可以带来“寻租”利益的审批权。很多“暴发户”大多正是打通了行政审批的“关节”而获得了巨额的“寻租”利益，非法收入的大量存在与行政审批有关。还有中国市场不够开放，垄断行业获取巨额垄断收入，行业间的平均收入差距拉大。1990年，最高与最低行业人均收入比为1.29：1；至2002年这数字达到了2.55：1。

（三）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造成的累积性恶性循环扩大了贫富差距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城市积累了大量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而农村劳动力过剩，资本贫乏，使得大量受过教育和掌握技术的劳动力离开农村。城市吸收着高质量的劳动力，经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并刺激了对资本等生产要素的需求，反过来又增加了对高质量劳动力的需求。而在农村，人们收入低，资本等生产要素需求量小，随着高质量劳动力的留出和资本积累需求的不断降低，劳动报酬率低，使得劳动力继续外流。结果，形成了报酬率的差距和劳动力的互为因果，劳动力与城市经济发展的互为因果。当然，在迁徙过程中有一部分是一般劳动力，他们在农村收入低，只能勉强糊口，在城市依靠出卖劳动力，干些重、累、脏的活取得收入，虽然获得了比农村高的报酬，但由于得支付迁徙费和子女更高的教育费用，因而，他们生活的生命危险度提高了。总之，虽然在迁徙过程中包括了一般劳动力，但留在农村的绝大部分是一般劳动力，生活水平依旧没有改善，而且没有工伤保险和医疗保险，因而城市越来越富，农村越来越穷。

（四）教育拉大了贫富差距

农村教育环境和城市存在很大的差距，小学基础教育的差距就显得很突出，在农村，很多小学依靠农民自己出资建校，基础设施差，师资力量弱，还存在一定比率的辍学儿童。而在城市，大多数富裕人家的孩子从小就接受幼儿园，高级小学的教育，得到了后天素质的培养，更加有利于他们今后的高级教育和能力的锻炼。在初中教育阶段，由于乡镇政府没有很大激励去完善学校基础设施，同时优秀教师往待遇好的城镇转移，因而上重点高中的农村学生数量大量减少。加上普通高中、大学学费数额巨大以及未来预期收益的低下和不确定性，很多农村学生放弃了进一步深造的机会，只达到了九年义务教育的水平。而城市学生大多数完成中等教育后选择继续接受高等教育。因此在高等教育阶段，很多放弃高等教育机会的农村学生就享受不到国家对高等教育的政策倾斜。这种情况表明，用公共基金建立起来的高补贴的大学教育。实际上是穷人对富人进行补贴和支付转移。

三、政策措施

（一）制度上进行改革社保基金的发放

撇开我国社会保障基金范围与广度的问题不说，我们应先保证现有的保障基金得到落实。腐败分子挪用保命钱的活动之所以得手，体制上的原因在于行政主管机关持有对社会保障基金的收缴权，可以既不向收益人报告，也不受收益人监督约束。为了保证社保基金能实打实到收益人手中，必须要在制度上进行改革。主要有以下两点：

1、社会保障的基金经营和社会保障的行政管理分开；

2、在养老和医疗保障中引入社会统筹和个人帐户结合制度。良好的制度是防微杜渐，不给腐败分子可乘之机的基本保证。所以解决之道在于改革攻坚，建立具有硬约束和能够有效率运转的新社会保障体制。

（二）实现权钱关系的分离并建立平等、公平、效率的市场经济

中国目前过大的贫富差距，很大程度上是有人们在对公共财富和公共产品的关系上机会不平等造成的，如腐败、垄断。因此，把我国的贫富差距归因于市场化改革，显然开错了药方。对于不把缩小贫富差距的文章做在铲除腐败、垄断上，而是做在合法收入上，显然是做错了诊断；不把矛头直接指向贪官污吏，“红顶商人”等腐败分子上，而却对准企业家、经营人员及其他专业人员，则完全做错了。具体做法应该是：

1、对于垄断性行业，逐步取消政府的管制和特惠，让其参与市场竞争或对行业进行调整改造（如股份制）从而引起行业内竞争；

2、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把政府职能转移到为市场营造良好的竞争环境上来。对审批事项进行清理，撤消不需要审批和不该的审批的事项审批权。对现行的审批权利，建立责任追究制度及相应的法律仲裁制度，监督权利行使的社会公正性。

3、要大张旗鼓地打击权利寻租制度，淡化政府的权力，使其权力行为变为服务行为。加强对工职人员的制度约束，对于渎职和乱纪行为，给予硬惩罚。

（三）改革教育经费的管理制度，并积极调节教育与就业的关系

1、通过发展经济学中的教育的社会成本和收益的分析我们知道，小学对社会效益最大，中学其次，而高等教育最小。然而国家的教育政策却向高等教育倾斜，并造成了教育的深化和知识的失业，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因此，国家应积极调整教育政策，加大对中小学的投入，完善基础设施，给贫困学生提供困难补助，给乡村教师更高的待遇。在新政策创新后，关键在于行为原则的执行。论文格式。关于教育经费的发放，应从源头上杜绝腐败现象的发生。应使实施教育的费用管理和教育费用的执行部门相分离，并把政策的落实成具体可实施的细节和步骤，切实提高中小学的学校设备，师资力量。论文格式。论文格式。

2、不宜不恰当地，过分地扩大对教育事业，特别是对中、高等教育事业的投资。大量农村劳动力留入城市，城市中雇佣者跳级雇佣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劳动力，本来由中学生就可做的工作，他们却雇佣了高等教育水平的人。于是，农村中受教育较高的劳动力，他们所预期的城乡收入差距大，根据托达罗模式，他们就越想进入城市，然而他们在城市中不一定能找到工作，却在城市中加入了失业大军的行列。反过来，在农村却因人力资源不足、高素质劳动力缺乏而导致发展出现恶性循环，结果造成了资源的分配不合理，人力资源的浪费。

（四）取消户籍制度，改革城乡二元经济的结构

1、各地区的经济差距不宜拉得过大。当城市发展以后，为了防止二元经济的累积性因果循环造成的贫富差距无限制扩大，国家不应消极地等待城市的扩散效应来消除这种差距，而应当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来激励农村发展，缩小差距。

2、国家应采取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战略，把缩小贫富差距，开发人力资源，增加社会就业，扩大粮食生产，开发农村地区作为重点。为此，农村应因地制宜，培植特色产业，建设基础设施，国家则提供优惠的政策给予扶持。在金融方面，应该积极探索小额贷款之路，解决农村的资本不足问题。

四、结论

我国贫富差距状况日益严峻，上述是关于贫富差距的一些相关也是最显著的表现和对应的应对策略。我国的贫富差距有国家政策上失误的原因，也在依托官僚体系的市场经济中得到了深化。因此，要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首先必须做到机会上的平等，实施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战略，然后对结果的不平等用社保和转移支付的进行平衡。

参考文献：

[1]谭崇台.发展经济学概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

[2]仲崇盛、纪春艳.政府调节收入差距的欠缺与对策建议[J].辽东学院学报，2007，58-62

[3]李实、罗楚亮.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重新估计[J].北京大学学报，2007，111-120

[4]边丽洁、高墅.缩小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对策与思考[J].集团经济研究，2007，48-49

第五篇：2007年区域蓝皮书《2006～2007年：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

2007年区域蓝皮书《2006～2007年：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近日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蓝皮书指出，围绕全国“十一五”发展规划，各地均制定了各自的“十一五”发展规划，从GDP指标看，全国各地“十一五”发展规划中，GDP平均增速高于国家规划2.4个百分点。

本报告的区域划分采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5）提出的“四大板块八大经济区”方案：将全国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四大板块，并将这四大板块划分为八大综合经济区，即东部板块划分为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南部沿海三个综合经济区；中部板块划分为黄河中游、长江中游两个综合经济区；西部板块划分为大西南、大西北两个综合经济区，东北板块即东北综合经济区。其中北部沿海经济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东，东部沿海经济区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南部沿海经济区包括福建、广东、海南，黄河中游经济区包括陕西、山西、河南、内蒙古，长江中游经济区包括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大西南经济区包括云南、贵州、四川、重庆、广西，大西北经济区包括甘肃、青海、宁夏、西藏、新疆。

从各地的GDP增速目标来看，有9个省市区定在10%以下，其他22个省市区都在10%以上，其中12%以上的有4个省市区，为内蒙古、吉林、天津、西藏。与“十五”计划相比，东部地区的“十一五”GDP增速目标基本维持不变，只有天津、河北、山东三个环渤海省市上调了1～3个百分点。东北和中部各省、自治区GDP增速目标均高于“十五”计划，其中内蒙古、吉林“十一五”时期的预期GDP增长率分别为13%和12%，较“十五”计划上调4个和3个百分点，无论是GDP增速目标，还是上调幅度，都是全国前两位。西部各省、市、自治区的“十一五”增长目标，除新疆、西藏、青海外，也比“十五”计划有所调高，云南“十一五”时期GDP增长率预计为8.5%，是全国最低的，但也较“十五”计划提高了0.5个百分点。相对“十五”期间实际的经济增长而言，各地“十一五”规划中的GDP增速目标并不高，以三大经济圈前两位城市为例，北京和上海都将预期年均增幅定为9%，天津、苏州和广州则定为12%，最高的深圳也只定在13%，均比其“十五”年均增幅低1～3个百分点。

按各地的GDP增速推算，在“十一五”时期，我国GDP五年年均增长9.9%，高于国家规划（7.5%）2.4个百分点。东部、东北、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年均增速分别为9.6%、10.9%、10.4%、9.4%，东北增长速度最快，西部最慢。东部、东北、中部、西部占全国的比重从2005年的55.5%、8.7%、22.7%、13.1%变为2010年的54.8%、9.1%、23.2%、12.9%，中部的比重上升最多（0.5%），东部下降最多（0.7%）。东北、中部、西部与东部GDP之比由2005年的0.157∶0.409∶0.237∶1变为2010年的0.166∶0.424∶0.235∶1，这说明东北、中部与东部的差距将缩小，而西部与东部的差距将会略微拉大。（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