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我国的对外开放战略

第一篇：浅析我国的对外开放战略

浅析我国的对外开放战略

摘要：本文简要回顾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发展成就，对中国开放思想的形成历程进行了总结。详细分析了作为我国一项长期基本国策的对外开放战略的特色以及在未来发展中可能遇到的来自国际和国内的挑战。最后根据这些战略重点以及新战略面临的国际背景．分析了新时期战略实施的可行性及相关战略目标。

关键词：对外开放经济发展经济全球化

一、我国对外开放概述

（一）我国对外开放历程

自西方列强用武力敲开清政府闭关锁国的大门后，我中华民族的一些有识之士如清末的林则徐、康有为和梁启超已有了开放的思想，但并没能在中华大地上真正实施。孙中山先生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开放”的思想，他认为要振兴中国必须实行开放主义，要实行“开放主义”，首先必须反对闭关主义和排外主义，其次必须反对“欧化主义”和“全盘西化”。但在没有主权和独立的中国依然不能实现孙先生的开放思想。

真正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对外开放是指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扩展对外经济关系，加速社会主义的建设的一项重要政策。邓小平同志在总结我国历史上以及建国后前30年闭关自守导致落后的教训的基础上，明确指出：“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经验表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时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邓小平文选》）。他主持制定了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并强调将其作为一项长期持久的政策来贯彻实施。

从1978年至2001年间我们可以称为是以改革促开放的阶段，首先开放沿海地带划定经济特区实现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跟着发展沿江沿边地区，着重发展外向型经济，改革外贸体制，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在取得初步成果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联系实际提出“引进来”和“走出去”紧密结合的发展方针，更加积极主动地发展经济参与国际竞争。同时，继续推进外贸体制改革和外汇体制改革，和国际接轨，增强国际市场竞争力。

自2001年我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中国的发展进入了以开放促改革的阶段。中国开始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根据WTO的规则和所做的承诺中国政府有计划地对与贸易有关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进行了调整，中国直接成为全球经济一体化中的一部分，并且面临着与机遇共存的激烈市场竞争。

（二）我国的对外开放战略的特点：

1、对外开放的思想符合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及经济学原理。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达到一定阶段，就会越出国界，成为世界性的生产力，形成生产的国际分工，国际分工创造了新的生产力，促进各国经济的发展。认识生产力发展的世界性，并促使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这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依据。他们指出：“由于机器和蒸汽的应用，分工的规模已使大工业脱离了本国基地，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我国的对外开放战略顺应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中国的对外开放战略的实施是在国家发展的进程中顺应了整体的趋势。（1）生产力发展的结果。第三次产业技术革命的发生，使人类的生产力水平迈入了新纪元，新的生产关系和生产联系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了新的调整，随着计算机电子及网络技术的发展，地域的距离和差距正在不断的缩小。国际大分工及世界性的生产使国家间的联系不断加深，国际交换和国际贸易进一步扩大了世界市场。完全封闭的独立经济体受资本技术市场等的限制很难发展达到高水平。开放的环境是经济发展的温床。（2）我国经济进步的需要。二战后世界格局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美国这个新兴的超级大国和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强国占据了世界市场的绝大部分技术和资本，而我国由于长期的闭关锁国，科技文化领域先进国家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发展受到了很大程度的限制，对外开放，吸收先进工业国家的发展经验以及知识技术使我们快速发展的必要选择。（3）世界格局的变化。美苏两大阵营长期冷战的结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阵营的缓和为我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实施提供了必要的政治保障。不仅如此东西方气氛的缓和加速了全球化的进程，各国的对外开放渐渐成为必然选择。

3、我国的对外开放战略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有着丰富的内涵，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都是在总结现代中国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紧密联系中国实际的重要思想瑰宝，从经济、文化等社会发展的各个层面进行了重要指导，是中国今后继续健康发展的行动指南。

二、对以往对外开放战略的评价

改革、开放和发展是中国30年来的三大主题，在已经过去的30多年中，对外开放既是推动改革的基本动力，也是解决经济发展矛盾的基本手段。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在体制方面面临的巨大矛盾，是如何使已经持续了30年的传统体制顺利转轨。由于传统体制在意识形态方面拥有强大势力，以及长期”条块分割”所形成的部门与地方的独立利益，使中国在引入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过程中，经常面临着重重阻力 而中国通过对外开放，使经济发展不断与国际的市场经济体制接轨，Le_使传统体制所把持的领域不断受到外部市场经济体制的冲击和压缩，从而使对外开放成为推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的基本动力源。到目前为止，中国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可以说已基本上完成，如没有对外开放的促进，改革的成功是不可想象的。从发展方面看，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城乡”二元”结构所带来的经济发展障碍。在新中国成立后长达30年的经济发展中，中国由于采取了军重工业超前发展的特殊工业化战略，导致大量工业企业长期缺乏技术改造与更新，技术设备严重落后，而长期城乡分割的工业化政策，又导致在农村内部积聚了巨大的剩余劳动力，按照库兹涅茨等人的分析，在20世纪80年代的所有发展中国家中，非农业部门与农业部门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差距，最大为3．2倍，而中国1 978年为5．1 9倍。1 978年中国制造业工人平均拥有的固定资本已经达到了人均3 000美元以上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但农业劳动力所占比重却高达78％，是典型的人均收入200美元以下国家的水平。在国内资本积累能力极度有限的条件下，如何兼顾城市大工业技术基础的改造与升级和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就成为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1 978年以来，中国的对外开放及时抓住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产业结构调整和东亚发达经济体产业升级的机会，大量吸引国际投资，充分发挥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大力促

进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创汇，大量吸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也

为中国的工业结构升级创造了条件。在过去的28年中，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累计创汇约1．5亿美元，吸引国际直接投资近1．3万亿美元，进口机电设备约3．6万亿美元，使中国的城乡”二元 结构矛盾大为缓解，也极大地提升了国力．从而使中国经济创造出连续28年平均9．6％高增长的世界奇迹，若没有对外开放，这个世界奇迹也是绝不可能出现的。

三、在未来的发展中我们面临的挑战

（一）自主创新能力不足。许多领域的关键技术操控在外国手中，本国技术水平低，自主知识产权少，发展受制于发达国家。以贸易出口为例，尽管我国的工业制成品出口已战整个货物出口的90%以上，但仍然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制造环节上，出口商品附加值较低，我国出口产品的企业中拥有自主品牌的不足20%，自主品牌产品出口不及10%。粗放型出口超高速增长同时带来贸易条件恶化、贸易摩擦哦加剧和国家出口退税负担沉重等后果。

（二）贫富差距拉大，人口呈现老龄化趋势，社会负担重、存在不安定因素。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基尼系数就已经超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而80年代初期的基尼系数仅为0.288，表明我国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同时我国也过早的进入了老龄化的进程，这些使部分民众负担过重，影响社会的稳定发展。

（三）金融市场不成熟，存在风险隐患。我国金融市场尚不成熟，相关政策体制还不规范，缺乏合理有效的监管机制，仅以银行业为例，据有关方面估计，我国国有银行的坏账总额已经达到GDP的40%，为世界坏账率最高的国家之一。2007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中中国金融业没有像美国一样遭受重创但并不意味着中国金融市场有很强的抗风险能力，2008年-2009年大量热钱流入中国股市应该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四）资源耗费多，生态环境脆弱。由于我们的经济发展靠的是土地、资金和其他稀缺资源的高投入、高消耗，不仅造成对资源依赖程度的不断提高也产生了严重的环境污染，我国的人口基数过大，也增大了资源的消耗和环境的负担。如果中国继续走高能耗的发展道路，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将面临严重的威胁。

四、关于“十二五”对外开放的战略重点与战略措施

（一）、大力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营造良好外部环境。“十二五”时期，我国应牢牢把握后危机时期国际格局剧烈变动带来的机遇，充分发挥新兴大国的影响力，积极参与后危机时期全球经济秩序与全球治理改革，为未来重构国际经济秩序奠定基础。

（二）、实施可持续外贸发展战略，实现外贸在经济、社会、环境效益的有机统一。“十二五”时期，虽然面临劳动力成本上升和环境压力加大等压力，由于在生产规模、配套能力、国内市场等方面的明显优势，我国作为全球制造业中心的地位不会动摇，贸易大国的地位将得到进一步巩固。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实施可持续外贸发展战略，实现外贸在经济、社会、环境三个方面的可持续发展。

三、利用全球资源，推进自主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

四、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增强服务业竞争力。

五、大力推进“走出去”战略，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

六、扩大国际资源产业投资，保障海外资源安全。随着我国经济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对海外能源资源的依赖程度将进一步上升。保障海外资源安全是“十二五”开放战略的重要内容。

七、优化对外开放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我国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与各地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程度差异有密切关系。促进区域良性互动、协调发展，是我国“十二五”时期转变增长方式的重要内容。

八、审慎稳步推进金融开放，维护国际收支基本平衡。

第二篇：我国保险业的对外开放历程

我国保险业的对外开放历程

自1980年中国进行改革开放以来，短短20多年的时间，中国的保险业经历了从小到大、从封闭到开放的发展历程，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特别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保险业不断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形成了中、外保险公司良性互动、共同发展的双赢局面。2004年12月11日，按照入世协议，保险业的入世过渡期结束，中国保险业全面对外开放，中国保险业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与挑战。回顾中国保险业对外开放的历程，总结中国保险业在对外开放中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有利于我们在新的形势下进一步做好保险业的对外开放工作，有利于促进保险业又快又好做大做强。

一、中国保险业对外开放的四个阶段

中国保险业的对外开放历程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阶段：

（一）1980年至1992年，是保险业对外开放的准备阶段。八十年代初，我国开始允许一些外资保险公司在华设立代表处。外资保险代表处为增进中外保险业相互了解与合作发挥了积极作用，为外资保险公司下一步进入中国市场奠定了基础。

（二）1992年至 2001年12月（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前），是保险业对外开放的初步发展阶段。国务院选定上海作为第一个保险对外开放试点城市，标志着这一阶段的开始。1995年，保险对外开放的试点城市从上海扩大到广州。1992年9月，美国友邦公司作为第一家外资保险公司在上海设立分公司。随后，有一批外国保险公司获准进入我国保险市场。截至入世前，共有来自12个国家和地区的29家外资保险公司在华设立了营业性机构。其中，中外合资保险公司16家，外国保险公司分公司13家。2000年，中国保监会加入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进一步加强了我国与国际保险界的联系与合作。

（三）加入世贸后的三年过渡期：从2001年12月加入世贸组织开始，我国保险业进入对外开放的新阶段。入世后，中国严格履行承诺，不断扩大保险业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市场主体不断增加：截至2004年9月9日，已有14个国家（地区）的39家（含4家筹建）外国（地区）保险公司在华设立了70个（含7家筹建）营业性机构。此外，还有124家保险机构在中国共设立了187个代表处；保险对外开放城市已由加入时的上海、广州、深圳、大连和佛山等五个城市，扩大到了北京、天津、苏州、成都、重庆、厦门、宁波、沈阳、武汉和福州等城市；外国非寿险公司可以设立独资子公司，并向外国和国内客户提供全部非寿险服务。

与此同时，中资保险公司的海外融资也取得重大进展。2003年至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平安保险（集团）公司分别在境外上市，三家公司共筹集资金折合人民币480亿元左右，改善了资本结构，提高了偿付能力，向建立现代保险企业的目标迈出了重要一步。

（四）过渡期之后的全面对外开放：2004年12月11日，按照入世协议，保险业的入世过渡期宣告结束，中国保险业实现全面对外开放。自该日起，允许外资寿险公司提供健康险、团体险和养老金/年金险业务，取消对设立外资保险机构的地域限制，设立合资保险经纪公司的外资股权比例可至51%。寿险除外资比例不超过50%及设立条件限制外，对外资没有其它限制；法定再保险比例将逐步取消。这意味着中国保险业将在更高领域和更深层次参与国际保险市场的竞争与合作。2005年是我国保险业实行全面对外开放的第一年，我国保险业坚持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实现了对外开放的平稳过渡。

二、外资保险公司在国内市场的发展状况

（一）公司数量不断增加

2005年，外资保险公司数量已从入世前的18家公司、44家总分支公司，增加到年末的41家公司、99家总分支公司。世界上主要跨国保险金融集团和发达国家的保险公司都已经进入我国。《财富》杂志评选的世界500强企业中的40多家外国保险公司已经有27家在我国设立了营业机构，19个国家和地区的128家外资保险机构在华设立了192个代表机构和办事处。在中国巨大市场潜力的吸引下，还有来自众多国家和地区的相当数量的外资保险公司在排队等候进入。

（二）业务范围和经营区域进一步扩大

从经营的业务范围来看，根据入世协议，从2003年12月11日起，在华的外资非寿险公司已经可以向国内客户提供除法定业务外的全部非寿险服务；合资寿险公司可以向外国公民和中国公民提供个人（非团体）寿险服务。而到2004年底，它们可以向外国公民和中国公民提供健康险、团体险和养老金/年金服务，经营业务范围大大拓宽。

从外资保险公司的经营区域来看，根据入世协议，到2003年12月11日，外资保险公司已经可以在包括上海、广州、大连、深圳、佛山、北京、成都、重庆、福州、苏州、厦门、宁波、沈阳、武汉和天津的15个对外开放城市经营，而入世前在其他地区已开设营业机构的仍持续经营；到2004年底，地域限制已被全面取消。从实际开业的外资保险公司经营地区来看，外资保险公司主要集中在上海、广州、深圳等地；在作为保险业开放试点城市的上海，外资保险公司的数量已经超过中资公司数量。

此外，我国商业再保险业务向来重视在国际市场分散和转移风险，国际化程度一直较高。我国在加入世贸组织时即已承诺，允许外国（再）保险公司以分公司、合资公司或独资子公司的形式提供寿险和非寿险的再保险业务。

（三）业务规模迅速扩大，市场份额稳步上升

2005年，外资保险公司保费收入341.2亿元，市场份额占6.9%，同比提高4.7个百分点。其中，外资财产险公司保费收入16.8亿元，同比增长24.5%，市场份额为1.3%，同比上升0.1个百分点；外资人身险公司保费收入324.4亿元，同比增长近3倍（扣除中意人寿大单因素，实际增长约55%），市场份额为8.9%，同比上升

6.3个百分点。虽然从全国来看，外资保险公司的市场份额较低，但是在对外开放较早的上海、广州等地，市场份额已达到15%左右。

目前，外资进入中国保险业主要有分公司、中外合资公司和战略投资者参股三种形式。伴随外国资金进入中国的，还有大量能够有效提高资产质量的创造性资源，例如高管人才、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对客户需求的理解和挖掘能力等，这些对于提高我国保险业的经营管理水平、提高我国保险业的市场化程度，推动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企业经营、管理体制和经营理念的形成，都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三、我国保险业对外开放的经验总结

（一）分阶段、有计划逐步开放

综合其它发展中国家对外开放的经验，我们明确了应树立阶段性开放的观念。一方面，我国保险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业务发展水平、承保能力、产品开发能力等各方面都同西方发达国家存在很大的差距，中资保险公司提高竞争力需要时间；另一方面，过快的地域和业务范围开放速度，也不利于外资公司的经营和整个保险市场的繁荣。分阶段、逐步地对外开放有利于国内保险公司在引进资金的同时，学习外资保险公司先进的经营理念、产品创新能力、营销方式等，有利于更稳定、快速地发展我国的保险业。

（二）有效地推动中外资保险公司的合作共赢

在保险业加入世贸组织和全面开放的严峻形势下，加快改革发展步伐，国内保险公司的竞争实力、经营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都有了新的提高。中资保险公司在激烈的竞争中，保持了市场份额的基本稳定，与此同时，支持和引导外资保险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持有中资保险公司股份，作为市场参与者积极拓展中国保险市场。鼓励外资保险公司与中资公司在客户、产品和渠道上进行差别竞争，建立公平竞争的良好市场秩序，使外资保险公司在分享中国保险市场快速增长利益的同时，避免与中资保险公司的恶性竞争，实现中外保险公司的合作共赢。

（三）搞好对外开放和风险控制的统筹协调

我们贯彻落实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认真履行入世承诺，注意树立我国保险业信守承诺的良好国际形象。我们坚持安全可控的开放政策，充分考虑中国保险市场对国际化和国际竞争的承受程度，综合运用世贸组织有关条款、市场准入的国际惯例，循序渐进把握对外开放节奏，防止对国内保险市场造成大的冲击。我们高度重视国家金融保险安全，密切监控和防范对外开放可能产生的风险，坚持以公司内控为基础，以偿付能力监管为核心，以现场检查为重要手段，以资金运用监管为关键环节，以保险保障基金为屏障，构筑了保险业风险防范的五道防线，实现了对外开放的速度、广度和深度与风险可控程度的统筹协调，较好地防止了国际化和国际竞争的风险。

四、对保险业进一步全面开放的建议

总体上看，对外开放对保险业发展是有利的，只要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采取合理的开放政策，就可以趋利避害，通过对外开放进一步促进保险业的改革与发展：

（一）坚持“引进来”、“走出去”并重

一方面，主要跨国金融集团和保险业发达国家的保险公司已进入中国，外资保险公司的领域基本放开。有选择地引进优秀外资保险公司进入中国市场或成立中外合资保险公司可以引入国外资金、先进的管理制度和技术人才，有助于国内保险公司改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增强业务发展和产品创新能力、提升承保能力和风险防范能力。

另一方面，要鼓励“走出去”。鼓励民族保险业走出国门，设立海外保险机构，大力拓展海外保险市场，开展国际保险和再保险业务。对于有条件的中资保险公司鼓励到国际资本市场上市，主动参与国际竞争。提高按国际规则办事的能力，在与国际化大公司的竞争中提高自身经营管理水平，尽快缩短同西方发达国家保险业的差距。

目前中国人寿、中国人保、平安集团保险公司通过在境外上市筹集资本，显著增强了公司的资本实力。中国人保股份和中国人寿股份通过海外上市还解决了偿付能力不足的问题，两家公司偿付能力分别达到监管标准的1.9倍和5.6倍。太平洋保险公司、新华保险公司、华泰保险公司、泰康保险公司等，都与国外战略投资者签订了合作协议，资本构成已经开始国际化。

（二）有效引导外资发展

随着外资保险主体的不断进入，我国保险市场开始呈现出区域和结构不平衡的局面。外资保险公司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先开放城市，中西部地区保险业发展缓慢；保险高端产品竞争激烈、中低端产品发展缓慢。因此对于资金实力和产品开发能力都具有很大优势的外资保险公司，我们应引导其积极参与我国保险业重点发展技术含量高、经营管理难度大的责任保险、信用保险、农业保险、再保险和新险种等保险业务。鼓励和支持外资保险公司在保险业发展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设立机构，开展业务。鼓励和支持外资保险公司引进国际著名的金融保险集团作为战略投资者，充分发挥外资战略投资者在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方面的积极作用。

（三）加强监管，防范对外开放风险

坚持扩大对外开放，实施“引进来”战略，就不可避免地面临强大跨国公司的竞争和国际市场动荡对金融稳定造成的冲击。因此，必须坚持安全可控政策，严密监控国际保险市场动向，防止外资保险公司传导国际金融保险风险，防范虚报注册资本、洗钱和资本外逃等行为，坚决维护国家利益和金融安全。

（四）加快中资保险公司建设，提高市场竞争力

面对强大的外资竞争对手，中资公司基础薄弱，经验不足：各公司险种结构趋同，市场细分不足，传统保险市场竞争激烈，而诸多保险需求又得不到满足。在对其长远发展至关重要的长期发展战略、人才储备、经营管理、服务等方面关注不够，致使“造血”能力不强，与外资保险公司竞争优势明显不足。我们应该立足于长远发展，从加强公司治理结构、探索推进保险营销体制改革、提高技术创新水平、加强风险防范能力上着手，加快中资保险公司的建设和发展。

第三篇：关于金融对外开放战略的调研思考

中国加入wto后，金融业不仅全部履行了当初的承诺，而且作出了许多超出承诺的金融市场开放。在金融某些领域，中国的开放程度远远大于一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甚至欧美发达国家。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我们应力图在与他国的经济往来和市场竞争中取得有利地位，本着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实施自主、公平、对等、均衡和可持续的金融对外开放战

略，强化我国的国家主权和安全，不断提高中国人民的福利水平。

一、对中国银行业对外开放的基本评估

据银监会统计，截至2007年底，在华外资法人银行26家，外国银行分行117家，中资银行引进境外机构投资者33家，外资银行在华资产总额1.25万亿元，占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的2.38%。同时，中国银行业通过并购、设立新机构等方式，积极拓展海外市场。截至2007年底，中国共有5家中资银行控股、参股9家外资金融机构，中资银行业金融机构在海外设立60家分支机构，海外总资产达2674亿美元。

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约翰·瓦莱(johnwharley)教授认为，中国最初作出开放承诺是因为中国希望融入世界，希望以外力促使国内金融业的改革和发展。为了加入wto，中国在金融领域的开放承诺是世界各国历史上所没有的。事实上，中国金融业不仅全部履行了当初的承诺，而且作出了许多超出承诺的金融市场开放。超出承诺的开放包括:容许外资银行入股中资银行，将单个外资参股中资银行比例从15%提高至20%;减少外资银行分行营运资金的档次和数量要求;允许外资银行从事衍生品业务和保险公司外汇资金境外托管业务;允许境外投资者参股国内商业银行;颁布和实施了《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暂行办法》;允许外国投资者对已完成股权分置改革的上市公司进行战略性投资。

中国银行业的这种开放速度，从全球来看，属于较快之列。许多发达国家虽然加入了wto，签署了服务贸易条款，但迄今为止仍未对外资银行开放本币业务，并对外资银行实行地域限制。1995年，美国外资银行资产仅占其全部银行体系资产的3%，澳大利亚、比利时为5%，加拿大为7%，法国为8%，南非为2%，意大利、瑞士、挪威为1%，而丹麦、芬兰、瑞典竟为0%。只有英国(19%)、德国(25%)、西班牙(31%)、新西兰(91%)较高。而目前，通过参股和控股，外资银行直接和间接控制的资产占中国银行体系总资产的比重已达16%以上，大大高于美国、法国和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金融对外开放中“引进来”和“走出去”间的失衡，有悖于我国对外开放战略的最终目标-提高中国人民的福利水平和强化我国的国家主权和安全，而且不具备可持续性。我国金融对外开放战略面临着必须调整、非调整不可的问题，也面临着更为强调实施自主、公平、对等、均衡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问题。

二、金融对外开放失衡的主要表现

（一）金融对外开放的目的不明确

我国银行业改革进程已经证明，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仅仅依靠注资、不良贷款处置，并不能解决其根本问题。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央召开了第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对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与发展作出重要部署，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推进国有商业银行的综合改革进程。

1998年财政部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用于补充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1999年四大银行向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剥离1.4万亿元不良资产。虽然国家对商业银行采取了一系列救助行动，但到2002年底，四大国有银行不良贷款比例（加权平均）又达到了26.12%，其中实际形成的损失占全部贷款的7%左右。多次财务重组本身就意味着国有银行尚未建立起自我发展、自我约束、自我防范和消化风险的机制。只有目标明确的股份制改革，实现股东多元化，国有商业银行才有可能建立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改革才有可能取得实质性进展。因此，国家为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设计了一条“注资-引资-上市”的改革道路，引资只是作为一个过渡环节，直接目的则是上市。政府寄希望于来自境内外公众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及境内外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要求，会迫使上市银行在信息披露、业务经营、市场战略方面必须更多考虑股东利益，有利于维护包括国有股股东在内的全体股东的长期利益。

然而，推进国有商业银行内部治理结构的改革和完善，并不一定需要通过向外国投资者出售股权的方式来实现。招商银行虽然没有引进战略投资者，但通过其自身努力，也表现出良好的发展前景，其核心竞争力在国内各家银行中居于前列，在国际上也显示出强劲的竞争力。为推进商业银行的改革而学习国外商业银行先进的管理理念、技术、产品、运行机制是必要的，甚至把引进外国战略投资者作为我国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一种途径也是合适的，但以此作为我国商业银行改革的必然步骤未免缺乏充分的依据。

对外开放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而我们却把作为重大战略原则的市场化和开放几乎提高到最高的战略原则这个高度，把它当做目的本身，目的和手段颠倒了，真正的目的-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提高国民福利-被淡化了、遗忘了、不见了。

（二）金融对外开放的边界不清晰

银监会2003年12月发布的《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

构管理办法》规定-单一境外金融机构，向中资金融机构投资的入股比例，不得超过20%；多个境外金融机构对非上市中资金融机构投资的入股比例，合计不得达到或超过25％。

2008年3月27日，中国银监会发布《银行控股股东监管办法》（征求意见稿），将国内银行的控股股东，区分为境内金融机构、境内非金融机构、境外金融机构三类。其中对境外金融机构，获得国内中资银行控股权的规定，与当年的《管理办法》多有雷同，唯独少了投资入股的比例限制。

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在接受英国媒体访问时曾表示，如果中国的银行获得在美国经营的牌照，中国政府可能会提高国际投资者在中资银行的持股上限。

那么，金融对外开放到底有没有边界，边界到底在哪里？

银行业控制权是关系到一国金融安全的核心问题。当国有商业银行的控股权租金大到足以弥补控股风险成本和股权交易成本时，被打破的国有股一股独大的局面可能被新的股权集中模式所替代，而外国战略投资者更可能寻求获得银行的控制权，造成银行价值的额外损失，甚至影响到国家的金融主权和金融安全。

据统计，截至2006年末，外资入股中资银行后获得的股权约为79亿美元，已占国内银行总资本的16%左右。而中石油购买美国的优尼科石油公司的股份，美国全国上下都反对。法国有11个战略领域是不允许外资进入的，俄罗斯有47个战略领域是不允许外资进入的。

金融是一种资源，是一种稀缺的社会资源，金融主权与安全是国家主权与安全的重要构成部分，金融也是21世纪大国间博弈、竞争与争夺的重大战略领域之一。世界战略学家，美国的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一书中，向美国政府提出，必须争夺和控制的14大战略领域，其中将“控制全世界的硬通货”、“控制全世界的银行体系”和“控制全球资本市场”分别列为第一、第二和第四战略地位，而将国防排列到倒数第二。由此可见，金融的战略重要性早已超过了能源和国防。

（三）金融对外开放的成本与收益失衡

从引进战略投资者的角度看，外资的收益远大于他们所付出的成本。外资只花了100亿美元就换来国内三大国有商业银行10%～15%的股权。美国银行（前美洲银行）作为战略投资者入股建设银行时，仅投资了30亿美元，美国银行的首席财务监理官普莱斯曾公开地说，他们持有的银行股权所带来的直接的和间接的收益已经达到320亿美元，二者相差10倍以上。虽然我国政府为推进商业银行改革，仅仅将引进战略投资者作为一种手段，直接目的是上市，但从短期的效果来看，成本远大于收益。首先，从金融主权和金融安全的角度，国家为保证对金融业的绝对控制权，不可能全部出售上市银行的股权，因此无论从绝对收益还是相对收益来看都无法与境外战略投资者相提并论。其次，从中外资银行间竞争的角度看，出于自身在华发展战略考虑的战略投资者一方面积极入股我国商业银行，另一方面又在我国直接设立分支机构，他们可以通过股权合作的方式逐渐熟悉并带走国内最优质的市场和客户，而将风险较高的客户留给中资银行；同时，其在信用卡、零售银行业务、资产管理业务等银行高端业务的优势也会夺走中资银行未来增值潜力巨大的中间业务，这些中间业务是中资银行调整赢利结构、资产结构和产品结构的重要手段，外资银行的进入无疑将对中资银行未来的赢利能力和发展速度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第三，上市银行资本金充实后的信贷扩张冲动，对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调控带来的冲击使得国家需要付出额外的成本去稀释、消化和吸收。第四，外资获利后的集体出逃也会给金融安全和经济增长带来冲击。因此，从这一角度讲，我国银行业对外开放的收益要小于我们付出的成本。

（四）金融开放不对等

金融对外开放应该是“走出去”和“引进来”双向的开放。“引进来”是手段，让外资为我所用和更好地“走出去”，利用国外的资源和市场以提高我们的国民福利才是目的。当然，客观地看，不能说现在的开放是完全单向的，但大体上是单向的。

2008年6月17日，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sed)在美国开幕当天，英国金融时报透露，美联储已暂缓批准中国最大两家银行（工行、建行）在美经营执照。在第四次中美sed正式会晤前，双方均曾表示反对对外开放上的保守主义。但就在美方积极游说中方开放金融市场的同时，美方似乎在银行业务市场准入上暂时并不打算作出进一步开放姿态。与此相反的是，此前一天，中国金融服务市场准入大门再度打开。6月16日，中国证监会批准瑞士信贷与方正证券成立合资券商，其中瑞信占股33%，方正占股67%，这被解读为中国第二轮券商开放启幕。对于工行、建行设立分行被推迟颁发执照，美联储(federalreserve)称，是因为这两家银行的最大股东由一只主权财富基金控制。而美联储官员从一开始就声明，汇金公司将必须遵守美国的《银行控股公司法》(bankholdingcompanyact)。该法要求进行某些披露，还对控股股东投资美国其他行业的能力予以限制。美国银行在华远超过10家，而除了早先在美设立分行的中行、交行外，20年来中国只有招商银行一家于2007年11月份获准在纽约开设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郭树清指出，建行与美国银行的合作协议中，已明确规定可以在美国设立机构。他认为美国政府和监管机构对于中国在美设立机构一直采取这种不太积极的态度“很不正常”，对中国也是“不平等的做法”。中国银行业对美国开放了很多年，美国的很多银行在中国都设有网点。建行在美国设立几个零售网点，不会对美国银行的业务造成冲击。郭树清希望“中美双方的监管机构可以进一步加强磋商，以利于问题的解决”。

事实上，对于对等原则，两国在签署协议时都会有，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很难实现。中美双方在签署wto协议中国民待遇原则下是有例外原则的，其中之一就是威胁到国家安全，美国对中投公司的种种限制正是利用这一例外原则。由于中国金融业发展相对落后，目前很少使用到这一原则。因此，中美之间的金融开放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种单向的、非对等的开放，而不是“走出去”“、引进来”这样双向的过程。

（五）金融对外开放缺乏自主性

引进战略投资者这一政策是在我国履行加入wto承诺，中资银行必须在2007年1月1日资本充足率达标的外部压力下出台的。

2004年，银监会颁布了新的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要求各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巴塞尔协议规定的8%的标准，且达标的最后期限为2007年1月1日。而至2003年底，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平均资本充足率仍距8%的标准相去甚远。这实际上锁定了国有银行的改革进程。银监会2003年7月24日印发的《推动公司治理结构建设制定重组改制方案的通知》中明确指出：“引进战略投资者特别是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有利于借鉴国际先进管理经验，如公司治理、财务管理、风险管理、产品研发、信息科技发展等。根据未来几年的发展战略重点，有条件上市的，应在上市前就开始这项工作，改变单一的股权结构，并着力建立业务合作关系”。这样就确定了股改上市的前提条件是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来自政府的时间目标，迫使国有商业银行必须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引资谈判，在这种“倒逼机制”情况下，实际在引资前，就已把谈判的主动权全部交给了国外投资者。

三、金融对外开放战略调整的原则与建议

（一）我国金融对外开放必须坚持五大

基本原则一是坚持自主开放的原则，明确金融开放的目标，解决是“我利用外资还是外资利用我”的问题，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二是坚持维护金融主权和安全的原则，不能为了追求短期的经济发展而盲目对外开放金融，忽视经济金融安全问题。三是坚持成本和收益均衡的原则，在制定每一项金融对外开放政策时都应认真地进行一番成本收益分析，只有当一项金融对外开放政策最终有助于、有利于和有益于提高国民福利，那么它才有实施的必要和可能。四是坚持对等开放的原则，不仅要“引进来”，还要“走出去”，一方面，在引进国际知名的大型商业银行的同时，可考虑引进实力较强的保险、证券、基金、信托等金融机构，并努力争取交叉持股；另一方面，作为对等互换，中资银行可以要求其在外资银行中也具有一定的参股权或期权。五是坚持内外开放均衡发展的原则，允许国内民间资本参与国有银行股改，积极引导非公有资本采取集合投资、或建立其产业基金、或采取私募基金等方式参与国有商业银行改革。

（二）完善立法体系，创造良好的金融开放法治环境

健全完善的法律不仅可以为银行的长远发展提供制度环境，同时也为银行提供权力边界，从而使银行高管领导层的寻租成本最大化。鉴于我国目前立法体系不完善的现实，参照国际做法，可将目前散见于各部门的规章和负责人讲话稿中的政策、要求汇总起来，进行系统的梳理和编撰，制定统一的外资并购法律法规，规制银行业的外资参股行为，规范和引导战略投资者的行为，减少政策的随意性和波动性，为国内外投资者树立信心。在对外国投资者的选择上，不仅要对外资银行的入股比例，还要对入股金额、多头尤其跨行业参股进行总量上的控制。重视对合格战略投资者筛选的各环节，辨明对方的身份定位，通过严格的标准和条件审慎选择外国投资者，从源头上切断战略投资者蜕变为战略投机者的路径。

（三）建立具有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的现代商业银行

巴塞尔委员会《加强银行机构公司治理》告诉我们如何衡量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有效性，其从银行价值取向、战略目标、责权划分、管理者相互关系、内控体系、特殊风险监控、激励机制和信息透明等八个方面阐述了良好的银行公司治理机制应具备的要素。在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改革的道路上，虽然不乏先进的国际经验，但没有现成的模式可循，中国的银行业只能也必须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革之路，这是由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特有的缺陷造成的。出资人的缺位和越位、人事制度和激励约束制度的扭曲、风险管理的失控构成了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中的三个关键性的缺陷。基于此，完善公司治理机制的最终力量仍存在于银行内部，且主体是国有银行自身。在试图寄希望于外部力量，通过外国投资者的“输血”来脱胎换骨的效力弱化的情形下，有关部门必须考虑一种综合性策略。对于像国有商业银行这样一股独大的公司而言，民间监督更有效率。在不涉及银行商业秘密的情况下，应将银行的议决事议程和经营情况最大限度地向社会公开，加强信息披露的力度和幅度，借助于全社会(也包括外国投资者)的监督资源，保证其经营的合规化、透明化，以此来取信于民，受信于众。

第四篇：“十三五”时期我国对外开放辉煌成就

“十三五”时期我 国对外开放辉煌成就

“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十三五”时期，面对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等重大风险挑战，中国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推动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逐步健全、全面开放新格局加快形成，开放型经济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

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实实在在的数据是最有力的注脚。“十三五”时期，我国贸易大国地位更加巩固，货物贸易进出口额从 2015 年的 3.95 万亿美元增加至 2019 年的 4.58 万亿美元，连续3 年保持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连续 11 年保持第一出口大国地位；利用外资水平不断提高，保持稳中向好的发展势头，在全球跨境投资持续低迷背景下，我国利用外资逆势增长，2017 年成为全球第二大外资流入国，2016—2019 年吸收外资合计达 5496 亿美元；对外投资有序发展，2016—2019 年，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合计达6344 亿美元，稳居世界前列。

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是“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的选择。对外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就是对外开放。近年来，经济全球化遭遇倒流逆风，经贸摩擦加剧，一些国家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盛行，加之又遭遇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国际社会对经济全球化前景有不少担忧。但从长远看，经济全球化仍是历史潮流，各国分工合作、互利共赢是长期趋势。中国将继续一以贯之地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持续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更高水平开放的脚步不会停滞，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脚步不会停滞，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脚步不会停滞，从而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更多“强心剂”。

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体现了中国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气度。不拒众流，方为江海。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五年来，从放宽市场投资准入、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到出台《外商投资法》、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国坚持开放共赢，勇于变革创新，推出一系列扩大开放重大举措，兑现了“中

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的郑重承诺，更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为各国带来更多市场机遇、投资机遇、增长机遇。

封闭的池塘缺乏生机，通海的江河才有活力。今日之中国，不仅是中国之中国，而且是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我们坚信，站在新起点上，中国必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以更有活力的发展成就贡献世界，创造更加美好的新未来。

第五篇：改革开放30年我国对外开放取得巨大成就

改革开放30年我国对外开放取得巨大成就

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经济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形成了从沿海到沿江沿边、从东部到中西部区域梯次开放的格局，实现了从贸易到投资、从货物贸易到服务贸易领域不断拓展的开放格局，呈现了从数量小到数量大、从质量低到质量高的开放新趋势。中国正在以开放的新英姿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一、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

（一）对外开放从局部地区向全国推进

（二）对外开放从商品贸易向投资和服务贸易领域推进

二、对外贸易连上新台阶

（一）货物贸易规模增长超过100倍

（二）货物贸易结构不

（三）服务贸易取得长足发展断优化

三、利用外资发展迅速，连续多年位居发展中国家首位

（一）利用外资规模不断扩大，外商直接投资渐成主流

（二）利用外资方式不断拓展

（三）利用外资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四、“走出去”战略实施取得初步成效

（一）对外经济合作范围不断扩大，竞争力逐步增强

（二）对外投资规模增势强劲

五、多双边经贸合作成就瞩目

一、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

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国开始了对外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开放格局经过先试验后推广，采取了分步骤、多层次、逐步推进的战略，经历了一个不断扩大和深化的过程。

（一）对外开放从局部地区向全国推进

1979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的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优惠措施，1980年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航船正式扬帆起程

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对外开放的范围由特区逐步扩大到了沿海、沿江、沿边地区，初步形成从沿海向内地推进的格局。1992年相继开放沿江城市和三峡库区、边境和沿海地区省会城市、沿边城市，开放太原等11个内陆省会城市。随后几年，又陆续开放了一大批符合条件的内陆县市。

2001年12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原区域性推进的对外开放转变为全方位的对外开放，中国的对外开放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至此，一个从沿海到内地、由南向北、自东向西、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区域格局基本形成。

（二）对外开放从商品贸易向投资和服务贸易领域推进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对外开放以“出口创汇”为切入点，千方百计扩大出口成为政策的基本指向。针对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邓小平同志指出，对外开放不仅要继续扩大商品贸易，而且可以让外商来华直接投资办企业、搞加工贸易。这样就使原来的对外经贸交流从贸易领域扩展到投资和生产领域。外商直接投资、借用外债、到国际市场融资等多种方式被广泛采用。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服务领域开放步伐不断加快，服务贸易迅速发展。

二、对外贸易连上新台阶

对外贸易是一国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重要方式和渠道，是我国对外开放的核心内容与出发点。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对外贸易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一）货物贸易规模增长超过100倍

2007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从1978年的206亿美元猛增到21737亿美元，增长了104倍。其中，出口总额从98亿美元增加到12178亿美元，增长了124倍；进口总额从109亿美元增加到9560亿美元，增长了87倍。1979-2007年进出口贸易年均增长17.4%，其中出口年均增长18.1%，进口年均增长16.7%。

特别是2001年12月正式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抓住国际产业加快转移的历史性机遇，对外贸易发展焕发出勃勃生机，赢得了历史上最快最好的发展时期。2002-2007年，我国进出口贸易以年均28.5%的速度增长，其中出口年均增长28.9%，进口年均增长27.3%。2001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为5097亿美元，2004年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大关，2007年又一举突破2万亿美元大关。

自1950年起的58年历程中，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突破200亿美元用了29年，从200亿美元到5000亿美元用了23年，从5000亿美元到1万亿美元用了3年，从1万亿美元到2万亿美元也仅用了短短的3年时间。2002-2007年入世6年间，进出口贸易总额合计已超过1979-2001年即从改革开放到入世之前23年的总和。

30年来，进出口贸易从逆差转变为顺差，使我国从一个外汇捉襟见肘的国家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从改革开放到1993年，除少数年份进出口贸易有小规模顺差外，多数年份均为逆差。进入1994年以来，进出口贸易均保持顺差，且规模不断扩大。1995年贸易顺差突破100亿美元，达到167亿美元。2005年又突破1000亿美元，达到1020亿美元。2007年再突破2000亿美元，达到2618亿美元。2007年我国外汇储备从1978年仅有的1.67亿美元迅速扩大到1.5万亿美元。

进出口贸易的快速增长不断提升我国在世界贸易中的位次，改革开放初期位居第32位，2004－2007年稳居第3位。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由1978年的不到1%提高到2007年的近8%，成为名副其实的贸易大国。其中，2007年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提高到8.8%，世界排名跃居到第2位；进口额占世界进口总额的比重也提高到6.7%，位居世界第3位。

（二）货物贸易结构不断优化

从出口商品结构看，30年来，从以初级产品为主到以工业制成品为主，以轻纺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到以机电和高新技术产品等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我国出口商品结构不断优化升级。1978年初级产品出口占53.5%，工业制成品出口占46.5%。1985年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所占比重已近平分秋色，分别为50.5%和49.5%；到1986年，工业制成品出口比重大大超过初级产品，达到63.6%，初级产品出口比重下降到36.4%。2007年，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所占比重进一步转变为5.1%和94.9%，工业制成品占据了我国出口商品的绝对主导地位。

令人欣喜的是，在工业制成品出口中，机电产品占出口总额的比重持续提高，1994年为26.4%，2000年提高到42.3%，2003年进一步提高到51.9%，2007年则达到57.6%。高新技术产品占出口总额的比重，2000年为14.9%，2003年提高到25.2%，2007年进一步提高到28.6%。机电、高新技术产品在我国出口贸易中的主导地位日益明显。

从进口商品结构看，为满足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和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的需要，进口商品结构中，资源、基础原材料等初级产品所占比重明显扩大，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快速增长。

1985年初级产品在进口商品中所占比重仅为12.5%，2007年这一比重提高到25.4%。其中，矿物燃料、润滑油及有关原料和非食用原料占进口总额的比重分别由1985年的0.4%、7.6%提高到2007年的11.0%、12.4%。近几年，大豆、铁矿砂、石油等基础原材料的进口量呈持续大幅增长之势。

与此同时，国内对国外先进技术和成套设备的需求日益增加，在工业制成品进口中，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快速增长。2007年，我国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进口额分别为4990亿美元和2870亿美元，分别是1994年的8.7倍和2000年的5.5倍；机电产品占进口额比重从1994年的49.4%提高到52.2%，高新技术产品占进口额比重从2000年的23.3%提高到30.0%。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快速增长，不仅弥补了国内经济建设资源和技术的不足，而且为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创造了条件。

从贸易市场结构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贸易伙伴已达220多个，贸易市场多元化格局逐步形成。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我国与美国、欧盟、日本三大经济体的贸易合作蓬勃发展，对东盟、俄罗斯、印度等新兴市场的开拓取得较大进展，与其他贸易伙伴往来发展较快。

1998-2003年，日本为我国最大贸易伙伴，美国和欧盟位居第2位和第3位；2004-2005年，欧盟成为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美国和日本位列第2位和第3位。2007年，中欧、中美和中日双边贸易额分别为3561亿美元、3021亿美元和2360亿美元，分别比1998年增长5.2倍、4.5倍和3.8倍。

2007年，东盟为我国第四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达2025亿美元，比1998年增长7.6倍。俄罗斯、印度分别为我国第八、第十大贸易伙伴。

（三）服务贸易取得长足发展

2007年服务贸易总额由1982年的43亿美元增加到2509亿美元，25年增长了57倍，年均增长17.6%。其中，出口额从24.8亿美元增加到1217亿美元，年均增长16.9%；进口额从18.7亿美元增加到1293亿美元，年均增长18.5%。

尤其是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严格履行服务贸易领域对外开放的承诺，极大地促进了服务贸易的发展。入世6年，服务贸易出口额年均增长24.4%，高于同期世界平均13.8%的增速，也高于同期世界主要国家服务贸易出口增长速度。同时，服务贸易的结构也逐步优化，初步形成了通讯、保险、金融、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咨询、广告等全面发展的格局。改革开放之初，以旅游、运输、建筑等传统服务贸易出口比重达80%以上，2007年这一比重已下降到60.8%。

2007年，服务贸易总额占我国全部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从1982年的9.4%上升到10.3%，占世界服务贸易的比重从0.6%升至4%；世界排名仅次于美国、英国、德国和日本位居第5位，成为世界服务贸易的重要国家，其中出口额和进口额分别位居第7位和第5位。

三、利用外资发展迅速，连续多年位居发展中国家首位

积极有效利用外资是我国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对外开放的核心内容之一。外资的进入，弥补了长期困扰我国的资金和技术双缺口，推动了经济增长，增加了税收和就业机会，促进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对加快我国经济发展，提高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起到了重要作用，加快了我国经济全面融入国际社会的步伐。

（一）利用外资规模不断扩大，外商直接投资渐成主流。

1992年以前，我国利用外资主要是对外借款特别是政府贷款，外商直接投资一直偏小。1979年至1991年，每年都是对外借款大于外商直接投资，13年间累计对外借款高达526亿美元，而外商直接投资仅为251亿美元。1992年，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首次超过对外借款，此后，外商直接投资逐年大幅度增长，成为我国利用外资的最主要的方式。

从外商直接投资情况看，1983年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仅9.16亿美元，2007年已达到748亿美元，24年增长了81倍；截止到2007年底，全国外商直接投资累计超过7700亿美元，年均增长速度为20.1%，远高于同期我国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其中，1983年至1991年吸收外资较少，平均每年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约26亿美元；1992年以后呈现出蓬勃发展势头，1992年吸收外资首次突破100亿美元，1993年登上200亿美元台阶，1994年迈过300亿美元，三年跨过三道坎，此后，我国成为全球投资热点的地位逐步确立，吸收外国直接投资规模稳步扩大。1992年至2007年平均每年吸收外资超过450亿美元，年均增速高达19.4%，比同期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额年均增速高出7.5个百分点。

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预测，2007年全球跨国直接投资流量达到创纪录的1.5万亿美元，其中发达国家吸收外国直接投资达1万亿美元，发展中国家近4400亿美元。2007年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748亿美元，加上金融领域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合计约835亿美元，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5.4%，占发展中国家的19%。我国从1993年起已经连续15年成为吸收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

2007年末在我国实有注册的外商投资企业超过28万家，实有投资总额达2.11万亿美元。2007年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额12549亿美元，占我国对外贸易进出口的57.7%，缴纳的税收超过9900亿元，占全国税收收入的20%，提供的就业岗位超过5000万个。

（二）利用外资方式不断拓展

改革开放初至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前后，我国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方式相对单一，一直以绿地投资为主，并购投资和到国际资本市场融资等方式很少。入世以来，我国认真履行加入WTO承诺，循序渐进、积极稳妥地开放资本市场，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资本市场的国际化进程正在有序推进。

首先，允许符合条件的境内企业到境外上市。中国政府支持符合条件的境内企业到境外上市，扩大融资渠道，参与国际竞争。截至2008年4月底，共有150家境内公司到境外上市，筹资总额1105亿美元，其中有55家企业同时发行A股。

其次，主动实施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制度和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制度。目前，QFII投资额度已提高至300亿美元，54家境外机构获得QFII资格，获准投资额度约105亿美元，另有5家外资银行获准开展QFII托管业务。QDII方面，有21家基金管理公司和9家证券公司取得QDII资格，9只QDII基金产品和1只QDII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获得批准，获批投资额度已达375亿美元。

第三，在WTO框架内开放证券业。截至2008年4月底，中国证监会已批准设立7家中外合资证券公司和31家中外合资基金管理公司，其中15家合资基金公司的外资股权已达49%。

第四，改进和完善外资并购政策。2006年颁布了《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我国外资并购政策和环境全面改善。

截止到2007年底，外国投资者共并购2.18万户中国境内企业的股份，占外商投资企业实有总户数的7.6%，其中外国投资者购买1.94万户外商投资企业的中方股份，购买2373户内资企业的股份；并购的企业实有注册资本1343亿美元，占外商投资企业实有注册资本的11.6%。

（三）利用外资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利用外资总体上呈现出数量扩张型特征，为了出口创汇和引进外资，各级政府对出口导向型外商投资企业提供了用地、税收和融资等多方面的优惠，并由此形成了以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为主的外商投资格局。入世后，我国相继修订完善了相关政策，颁布了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取消了外商投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进一步扩大了服务业开放；严格限制低水平、高消耗、高污染外资项目进入。同时，充分发挥外资在自主创新中的积极作用，优化外资区域布局、创新利用外资方式，积极稳妥扩大金融、保险、电信等服务业对外开放，拓展利用外资的新领域。

在新的外商投资政策指导下，外商投资的重点，从一般制造业发展到高新技术产业、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近几年外商投资于研发中心、集成电路、计算机、通信产品等高技术项目明显增加；开放服务贸易领域后，商业、外贸、电信、金融、保险、房地产等服务业已成为外商新一轮投资的热点。

外商投资的产业构成显著改善，第三产业投资比例大幅度提高。2005－2007年，第三产业外商投资金额占全部外商投资总额的比重分别为24.7%、31.6%和41.4%；第二产业比重分别是74.1%、67.5%和57.3%，呈现出相反的变动趋势。

四、“走出去”战略实施取得初步成效

“走出去”战略的主要内容是，推动企业以对外投资、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等多种方式走出国门，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一）对外经济合作范围不断扩大，竞争力逐步增强。

对外经济合作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新生事物，经过不断努力，迅速发展成我国对外经贸的重要组成部分。

1976年，我国的对外承包劳务队伍第一次走向国际舞台，到1980年共有29家企业从事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业务，主要市场集中在西亚和北非。1981年以后，我国的对外经济合作队伍开始逐步壮大，企业的经营水平不断提高，在外承揽的业务规模扩大，综合竞争力增强，市场多元化战略初见成效。自1995年起，开展了对外设计咨询业务，对外经济合作的领域进一步拓宽。

入世以来，对外经济合作驶入良性发展的快车道。从改革开放之初仅有几家企业，到2007年已发展成为一支由1000多家企业组成的门类比较齐全、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队伍，业务范围向技术性较强的领域不断扩展，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明显提高。2002—2007年，对外经济合作签订合同累计48.6万份，合同金额2577亿美元，完成营业额1633亿美元，分别是1976—2001年对应项目总和的1.9倍、2倍和1.8倍。

2007年是我国对外经济合作取得重大进展的一年。新签合同金额853亿美元，完成营业额479亿美元，分别比上年增长19.1%和34.2%；派出各类劳务人员75.3万人。其中，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40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5.3%。业务遍及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资金技术密集的电力、冶金、石化、轨道交通和电子通讯等领域的项目已占到总营业额的一半；大项目数量增长迅速。2007年有49家企业入选美国《工程新闻杂志》（ENR）全球最大承包商225强，14家跻身百强。

（二）对外投资规模增势强劲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起步于1979年改革开放初期。当时经国家批准，只有少数国有企业主要是贸易公司走出国门，开办代表处或设立企业。

经过30年的探索和发展，我国对外投资的规模虽依然较小，但已取得积极进展。入世以来，我国企业对外投资步入较快发展期。2002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仅有27亿美元，到2007年已经上升到265亿美元，2002—2007年6年间年均增速25.1%。截止到2007年底，7000多家境内投资主体设立的境外直接投资企业已超过1万家。

对外投资的领域不断拓宽，对外投资的层次和水平不断提地区升。目前，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呈现出市场多元化发展态势，投资国别已覆盖170多个国家和，主要集中在亚洲和拉丁美洲地区。2007年，亚洲地区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比重为62.6%，拉丁美洲占18.5%，欧洲、北美和大洋洲合计占13%。

对外投资由单一的绿地投资向跨国并购、参股、境外上市等多种方式扩展。跨国并购已成为对外投资的重要方式，主要流向资源、电讯和石油化工等行业。2007年，以收购、兼并方式实现的对外直接投资占全部投资流量的23.8%。一批境外研发中心、工业产业集聚区逐步建立，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不仅采掘业、制造业和商务服务业继续加大对外投资，金融业也开始了境外投资试点。截至2006年底，中国工商银行等五大国有商业银行海外总资产达2268亿美元。国有商业银行在美国、日本、英国、澳大利亚、俄罗斯、巴西等29个国家和地区设有47家分行、31家附属机构和12家代表处。到2008年4月底，我国已批准10家证券公司、6家期货公司在香港设立分支机构，31家境内企业获准从事以套期保值为目的的境外期货交易。

截止2007年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到1179亿美元，其中，金融类企业存量167亿美元，非金融类企业存量1012亿美元。

五、多双边经贸合作成就瞩目

一是把建设自由贸易区提到战略高度。自由贸易区已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新形式、新起点，以及与其他国家实现互利共赢的新平台。我国从2000年开始建设自由贸易区，截至2007年10月，我国跟亚洲、大洋洲、拉美、欧洲、非洲的29个国家和地区建设12个自由贸易区，对其出口占到我国出口总额的四分之一以上。与东盟签署并实施了自贸区货物和服务贸易协议，促进了“10+1”、“10+3”机制的深化。

二是双多边和区域经贸合作进一步深化。我国已与123个国家签订了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与129个国家和地区、13个国际组织建立了180多个多双边联委会机制，对加强多双边经贸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是建立战略经济对话机制。2006年9月20日，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正式启动，迄今为止已举行了三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双方达成了一系列重要共识，签署了多项协议。与此同时，中国还相继与日本、欧盟、东盟等建立了相应的经济对话机制，加强了与主要经贸伙伴的协调与沟通。与俄罗斯互办“国家年”，涉及多项经贸活动。丰富了上海合作组织经贸合作内容。创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落实了8项对非经贸合作举措。建立了“中国-加勒比经贸合作论坛”、“中国-太平洋岛国经济论坛”两个机制。

展望未来，推进对外开放的任务仍十分繁重。我们要按照十七大确定的对外开放的方针路线，进一步拓展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把“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地结合起来，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性经济体系，努力创造并保持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新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