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实说明近代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

第一篇：以史实说明近代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

以史实说明近代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

近代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结果，是历史的选择。

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种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必须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才能获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晚清时康有为、梁启超等发动的戊戌变法运动有可能引导中国走向资本主义社会，但是戊戌维新未能成功。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是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它有可能通过推翻清政府把中国引导到资本主义社会，但是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辛亥革命后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窃取。民国初年，军阀混战，国家分裂，人民涂炭。五四运动后，国家情势发生很大变化，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在中国迅速传播开来。1921年，中国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逐渐主导了中国革命的方向。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一向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号召，鼓舞着广大人民。1929年—1933年，由美国引起的经济危机使资本主义世界深陷经济、政治、信仰灾难的恐慌之中，资本主义的吸引力在危机中不断下降。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辉煌成绩，社会主义的影响力迅速彰显。在经济危机打击下，资本主义国家加强了对华经济掠夺，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民族危机促使人们寻找新的出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大多对苏联社会主义表达了好感，将苏联的成功归因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和马克思主义。知识界中不少人表达了对社会主义的热切追求，社会主义思想由此达到高潮。1944年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役中大溃败，引起大后方知识界、工业界人士对国民党政府执政能力的怀疑。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悍然撕毁“双十协定”，发动内战，使期望和平的人民和知识界更加坚定地站在了中国共产党一边。民主党派纷纷明确表态支持中共的政治、经济主张。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得到了工农大众的支持，得到了知识分子的理解，得到了民主党派的拥护。国民党政府发动的内战的彻底失败，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真正成为推动中国社会前进的主导力量，决定了中国由新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的必然性。

总之，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使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历史也已经证明，这一选择为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第二篇：以史实说明近代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

以史实说明近代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

历史是不能被假设的，中国最终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这足以说明近代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

然而，纵观中国发展的整个近代史，从以农民阶级为主体的太平天国运动、封建统治者“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到知识青年幻想的维新运动，再到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辛亥革命，近代中国中，几乎所有的阶级都以自己的方式尝试过对中国的救亡。但是，随着天京的沦陷、北洋军舰的沉没、谭嗣同的呐喊和袁世凯的复辟，有志之士的一腔热血被历史的大潮所吞灭，最终归于沉寂，于是中国无产阶级被推上了历史的舞台，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据实看来，中国的农民阶级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故不能建立起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中华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弱小，本身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因此不能使中国走向独立和富强。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这是由中国的具体国情、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所决定的。

首先，近代中国是一个经济文化非常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对中国人民残酷的经济剥削、政治压迫、文化奴役，是造成中国贫穷、落后和一切灾难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社会走向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进步方向的主要障碍。因此，清除这一障碍就成为近代中华民族和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而其中最首要的就是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专制政治制度，代之以完全新型的广大劳动人民当家作主，而只有无产阶级可以代表最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

其次，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中国封建势力的强大，特别是由于中华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和政治上的软弱性，没有能力担负起中国革命的领导责任，使得中国多次丧失掉了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机遇。中国革命的领导责任历史地落到了无产阶级身上，由此也就改变了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资本主义主义让位于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于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就成为中国社会必然的历史选择。

总之，中国开辟的社会主义道路是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情况相结合的伟大创造，是我国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必然。

第三篇：近代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

从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演变看。鸦片战争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只有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才能获得民族独立和民主进步。在中国，哪一种政治势力能够领导人民赢得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就会取得引导中国走何种道路的主导权。

清末，曾爆发过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但是农民运动无法克服小生产者的阶级局限性，从而导致了它的失败。19世纪90年代，中国一批先进人士发动的戊戌变法引导了近代中国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发展。但由于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还十分薄弱，民族资本主义阶级的社会基础十分狭窄，并且严重脱离群众，从而维新运动仅仅坚持了百日，便宣告失败。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社会矛盾的激化。在以孙中山为首的资本阶级革命派的带领下爆发了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的统治，结束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但是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使得中国又回到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状态。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随着五四运动的爆发，无产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1921年，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并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共产党依靠自身力量克服了“左”、“右”倾的错误，深入到人民中去发动、组织、武装和教育人民，在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发展壮大，并逐渐主导了中国革命的方向。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统治集团作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其根本目的是实现蒋介石的独裁统治，继续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老路。国民党自恃有优势的兵力和美国的支持，悍然撕毁双十协定，全民发动内战，违背了全国人民迫切需要休养生息、和平建国的意愿。同时国民党内部腐败现象日益严重，对人民征收苛捐杂税，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从此彻底失去民心。同时，共产党代表了人民大众的利益，在解放区掀起了土地革命的热潮，民心所向。率领着人民军队，依靠着人民群众，为中国的光明道路而斗争。国民党内战的彻底失败，决定了共产党成为推动中国神会前进的主要力量，决定了中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必然性。

总之，近代中国的发展史使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历史也证明，这一选择为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奠定了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第四篇：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必然性

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必然性：

事实表明，不触动封建根基的自强运动和改良主义、旧式的农民战争，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民主革命，及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其他种种方案都不能完成救亡图存的民族使命和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中国期待着新的社会力量寻求先进理论。这时俄国十月革命

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而五四运动促进了其在中国的传播和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所以这种全新的社会力量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基础是必然的。

正确性：

（1）马克思主义使得中国先进分子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马克思社会科学主义

（2）当时经济文化落后，军阀混战，帝国列强侵略下的中国只有靠马克思主义的指引才能找到真正的解放之路

（3）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是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关键，它联合了工人农民和士兵等，具有雄厚的群众基础

（4）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创造了思想条件，其理论也成为共产党党内的指导理论。

历史证明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

选择共产党的必然性：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给因辛亥革命失败而迷茫的人民群众带来了光明和希望，为他们的斗争开拓了通向胜

利的新航道。从此，领导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振兴中华的伟大使命，历史地落到了中国共产

党的身上。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为之一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以后，“中国改

换了方向”。

正确性：中国共产党一开始便旗帜鲜明地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来观察和分析中国的问题，并且深入到工人中做群众工作，它作为最先进的阶级——工人阶级的政党，不仅代表着中国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着中国广大人民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是

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根本对立的；它掌握着马克思主义这个锐利的思想武器，正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为中国人民对于

中国社会问题的解决指出了一条基本线索，指明了走向胜利的道路。中国共产党破天荒地第一次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人民指示了明确的斗争目标.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它的全部活动都是为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谋利益的，是为他

们的解放事业服务的，它就敢于相信、发动和依靠群众。中国共产党采取群众路线的革命方法，这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党和政

治派别没有也不可能采取的。它解决了其他党派、团体所解决不了的中国革命的对象和动力问题，采取了其他党派、团体所没有采取

过的依靠群众的革命办法。这个情况表明，它能够胜利地担当起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责任。选择社会主义的必然性：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不适合中国国情,不符合中国人民的意志，不为中国人民所欢迎.也是是中国国内封

建势力所不允许的。总之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从根本上决定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政策及

其领导的中国革命的不断胜利，促使民族资产阶级放弃了“第三条道路”。资产阶级的共和

国让位于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是近代中国

历史发展的必然。

进步性：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最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能最大限度发展社会生产力，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消灭了剥削，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五四精神

时代在变，五四精神没有变。五四精神说到底就是振兴中华的爱国主义精神。当代青年要肩负起时代赋予的崇高责任，经受住这场金融危机考验，就必须弘扬五四精神，在战胜金融危机中，不屈不挠，顽强进取，杀出一条成功之路来。战胜金融危机，在危机中求得生机，要知难而进，迎难而上，摆脱浮躁，耐得寂寞，绝不好高骛远。战胜金融危机，还要勇于创业，善于创业。金融危机确实给我国经济发展，特别是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带来了很大的冲击，但只要我们不为危机所吓倒，能够看到危机中所孕育的机遇和希望，就一定能够在挑战中寻得自我发展的良机。

五四运动所倡导的民主科学，实际上就是一种“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创新精神既然是中国青年的光荣传统，是五四精神的灵魂所在，就必须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发扬。其实，当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的青年们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更需要大力弘扬创新精神。青年是国家的未来，是民族的希望，只有不断提高青年们的创新能力，才能提高国家的创新能力，并形成一套完整的创新体系，把我国各项事业推向一个新高潮。五四”精神对塑造育人观的重要作用

１、什么是五四精神

五四运动的意义在于它既是一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群众爱国运动，又是一个伟大的新文化运动。而这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內容是提倡民主和科学。就连我们现在所用的白话文，都是从「五四」开始倡导的。纪念五四运动,就是为了发扬五四精神。那什么是五四精神呢?有的人认为是爱国主义,有的人认为是民主与科学,有的人认为是解放思想、不断创新,有的人认为是理性精神、个性解放,有的人认为是勇于探索、追求真理,有的人认为是破旧立新的革命或变革,有的认为是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等等。实际上这些说法之间有一定的联系，它们都是“五四精神”的方方面面。爱国主义是其精神泉源,民主与科学是其中的核心,勇于探索、敢于创新、解放思想、实行变革是民主与科学提出和实现的途径，理性精神、个性解放、反帝反封建是民主与科学的内容。五四运动的精神可以用「爱国、进步、民主、科学」这八个字来概括。

2、弘扬“五四”精神对塑造教育者育人观的作用

“五四”精神同育人观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五四”精神是教育者育人观的一种表现形式，“五四”精神是育人观的精神支柱，是教育者育人观的灵魂，也是教师师德的重要保证。所以，应认识到弘扬“五四”精神必须与育人观的塑造结合起来。

“五四”精神是教育者育人观的蓝本，“五四”精神的主要内涵“爱国、进步、民主、科学”正是育人观的最好体现。试想，没有爱国精神的育人观能培养出为国家作贡献的人才吗？没有进步、民主和科学的育人观，国家能培养出能为人类文明的进步而奋斗终身的人吗？全民素质的提高、中华民族的复兴难道不需要“五四”精神吗？因此教育者对育人观的塑造必须体现在“五四”精神的内涵，并在继承“五四”精神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将其发扬光大。传递好“五四”神圣的火炬，把“五四”精神一代代继承下去。

教育要不断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培养高素质的劳动者、建设者、管理者和领导者，并对教师提出了新要求：“志存高远、爱国敬业、为人师表、教书育人、严谨笃学、与时俱进。”

新课程的培养目标要求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体现时代要求。要使学生具有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热爱社会主义，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革命传统；具有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意识，遵守国家法律和社会公德；逐步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有社会责任感，努力为人民服务；具有初步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科学和人文素养以及环境意识；具有适应终身学习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和方法；有健壮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养成健康的审美情趣和生活方式，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

因此，我们必须做到：

1、了解五四运动内涵，学习“五四”精神，继承中华传统文明的优秀成果，把握中华人文精神的精髓，弘扬爱国主义。

首先，我们必须了解五四运动，学习“五四”精神的精髓，先贤们所追求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说到底就是为了振兴中华民族。我们本身必须先要有爱国主义精神，才能培养出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学生。其次，学习中华传统文化、了解诸子百家，把握中华人文精神的精髓。五四运动砸烂了代表封建思想的“孔家店”，但是与先驱们的期望不相吻合的是在打破封建桎梏的同时，中华文化存在了一定程度的断裂；现在我们对美国、日本、欧洲，外面形形色色的其他事物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但是对我们自己民族的文化知之甚少，特别是在经过十年浩劫之后，知识青年鲜见能够无障阅读先秦诸子文章。今天社会的科学、技术与经济得到了高速的发展，但人们在科技与经济的疾速变换面前迷失了自我；在西方道德相对主义对我们也造成的某种程度的混乱，人们也存在过度物质追求的趋向，而面对这种情况有识之士四处寻求能够统一人们思想、能够统一自我的观念、信念，西方也掀起了一阵对中国传统的儒释道三大思想流派的研究热潮；在方法论方面，西方传统的分析方法无法更为有效地在日益错综复杂人与人、人与环境、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中运用，中国与东方传统的整体思维方法日益为人们所认识、也越来越多地运用到我们的生活中；作为中国人，更有必要回顾民族灿烂的文化、从中汲取养分，从而认识人存在的意义、把握人与社会发展的方向，续写民族伟大的历史。总之，没有民族性就没有世界性。

2、要善于学习，提高专业知识水平，发展自己的艺术修养、陶冶情操，培养自己的创新意识，全面提升自身作为人的素质，从而使自己获得更好的进步。

要学习现代科学知识与哲学思想，正确而深刻地认识随着科学技术发展的世界，对我们生存的空间有一个更为广泛、更为深入的了解，作为教师必须涉猎类别宽泛的学科知识，以期能够较为全面的了解本身、了解学生、了解我们的世界。世界上不存在孤立的知识。为此，哲学的修养必不可少。只有健全我们头脑中的科学理性、不断充实科学知识，才能保证我们的实践合乎于理性，才能保证我们的实践真实有效。

文学与艺术不同于科学，它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我们所生存的世界的本质；它为我们的头脑松开理性的约束、插上想象的翅膀，我们的感性直接触摸活生生的世界，让我们直接领悟到存在的真谛，让我们的心灵与创造直接相连。文学与艺术不同于科学，它从另一个角度使我们更深刻认识自己，它为人类生命力的勃发引导方向；文学曾经是我们了解人类的重要素材，现在人们更多依赖那些大众心理学、人际交往的学科知识；但是文学对人类的内心与本质的反映比起诸如大众心理学等学科更为深刻。只要人文艺术修养与科学修养并举的人才是一个平衡的健全的人。

3、树立崇高的师德。

新课程改革的各个环节是为适应新时期条件下的培育现代新人这个目标服务。要实现这个目标，要求广大教师务必树立崇高的师德。《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倡导的依法执教、爱岗敬业、热爱学生、严谨治学、团结协作、尊重家长、廉洁从教、为人师表，既是良好的师德的体现，又是我们要大力弘扬的正气。人才的培育呼唤着崇高的师德。全面贯彻党的教

育方针，促进学生思想政治道德的发展也呼唤着师德。因此我们要大力倡导教师职业道德八条规定，弘扬人民教师的浩然正气。弘扬师德和弘扬正气，对教师来说，就要做到爱岗敬业、教书育人、为人师表，这是最基本的要求。热爱学生、教书育人是师德建设的好传统，集中反映了中小学教师的崇高使命和中心任务，体现了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的实质和精髓，要发扬光大师德精神，教师要不断提升自我职业道德的意识和能力，与时俱进，言传身教，身体力行，以自身职业道德水平的提升来促进教育工作质量的提高。

4、崇尚民主、科学，培养民主、科学的育人观

二千多年的封建专制思想，使传统文化存在一些消极因素，比如“师道尊严”观念。这种观念对人的影响至今尚未彻底肃清，不少教师的民主意识还比较淡薄。教师缺乏民主、科学意识，也就不可能培养出具有民主、科学精神的学生。而“今日的学生，就是将来的公民”(陶行知)，建设国家的“接力棒”不久将传到他们手上，如果他们从小缺乏民主、科学精神的培养，试问他们怎么能担当起“把我国最终建成高度富强、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历史重任呢？没有民主、科学的教育，便没有民族的未来。因此，教师是否崇尚民主、科学绝不是一件小事，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民主首先是一种思想,一种精神,一种权利。我们应大力学习和宣传民主精神,使每个人牢固地树立民主精神。作为科学,则是科学精神、科学态度、科学方法。不管对于什么事情,都应该主观符合客观,理论符合实际,从客观事实出发,反对从迷信和主观想象出发。如果离开科学精神、科学态度、科学方法，科学就成为一种纯粹的技艺。所以为了育人，教师必须从自身做起，才能培养民主、科学的育人观。

青年的特质不在于人的生理年龄，而在于活力四射的生活热情、富于批判精神、不断创新的心灵。因此我们必须学习、学习、再学习，更新观念、发展能力，不断创造一个全新的自我，创设有感情的学习情境，惟其如此才能以学生发展为本，帮助学生建构人生真理。同时我们必须以“五四”精神为指导，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使自己能更适应新时期教师职业的特点，并在此基础上适应发展，谋求进步，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终身。

第五篇：史实说明科举制度的利弊

史实说明科举制度的利弊

一．科举制度概念：

科举是历代封建王朝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科举制从隋朝大业元年（605年）开始实行，到清朝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年。

二．科举制度的利弊：

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的科举制度长存1300多年，不仅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而且对国际社会也起了一定的影响。日本、朝鲜、越南等都曾仿照中国实行科举制。在西方，有人称它是“人类所发展出的选择公仆的方法中，最奇特最令人赞赏的方法”。那么科举制度又有怎么样的利于与弊？

A.科举制度是用考试的办法选拔人才的制度，决定人才是否合格与取舍的标准是考试的成绩，它是客观的，而不是主观的，应考者是否有真才实学在这里成了决定的因素，因此科举制度是一种有利于真正的人才脱颖而出的制度，它为那些出身微贱但却富有才华的人提供了出人头地的可能和机遇，从此，一个人不凭门第和出身，依靠个人奋斗同样也可以拥有辉煌的人生。

1、公开考试，吸收了不少寒士进入政权，有益于扩大和巩固封建统治的政治基础，改变了封建社会前期豪门士族把持朝政的局面。

在中国历史上，统治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曾采用过多种方式选拔其所需要的人才。夏、商、周采用的是“分封制”和“世卿世禄制”，其结果是“龙生龙，凤生凤”。汉朝以“察举”制和“征辟”制取代世袭制，由州、郡地方长官向朝廷举荐人才，经朝廷考察后授其官职，或由皇帝特诏选任官吏，这比前代进步不少，但由于掌握选官大权的官僚们注重门第，官官相护，徇私舞弊，用人问题仍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出射底层的优秀人才难以被选拔上来。魏晋南北朝实行“九品中正制”，这在当时多少改变了州、郡地方长官随意左右、受贿营私的状况，选拔出一些比较有才能的人进入仕途，但这个制度到后来完全被世家大族所把持，家世、门第成为评定官员的唯一标准，实际上已成为豪族势力控制选官的工具，其结果必然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

科举制度的出现则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点。科举制度所坚持的是“自由报名，统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录取，公开张榜”的原则，打破了血缘世袭关系和世族对政治的垄断，对我国古代社会的选官制度是一个直接有力的改革。它给中小地主阶级和平民百姓通过科举入仕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在使大批地位低下和出身寒微的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同时，也扩大了封建统治基础。特别是在科举制度日趋完善的宋朝，历代皇帝几乎都以奖掖孤寒、抑制势家自诩，采取了特别举措限制“贵家”子弟，这客观上给了平民子弟更容易崭露头角的机会。宋朝不但出现了“平民”状元的现象，而且很多普通百姓子弟通过科举改变了自身及其家庭的命运。不少日本学者也因此把中国的宋朝称为“平民社会”。

科举产生出一大批善于治国安邦的名臣、名相和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众多有杰出贡献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学者、教育家、外交家等，如唐代的王维、韩愈、柳宗元、宋代的欧阳修、王安石，明代的张居正、汤显祖、清代的纪晓岚、刘墉、郑板桥、林则徐等文化名人都出自状元、进士和举人之中，都是中华民族的英才。

2、广大庶族地主通过科举入仕做官，给封建政权注入了生机与活力。比如在唐代考试的科目分常科和制科两大类。常科每年举行。科目有“秀才、明经、明法(法律)、明字(文字)、明酸(算学)、俊士、进士”等五十多种。各科考试的内容、方式和录取标准都不相同，如秀才科试方略策五道，及第分上上、上中、上下、中上四等；明经科先帖文，后口试，经文大义十条，答时务策三道，及第亦四等。虽然考试内容有些死板，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做到这样已经是进步的了。封建统治者从参加考试者中选出有真才实学的人进入朝廷做官，这不得不说是统治者的高明之处。

3.读书一考试—做官三者联系，把权、位与学识结合起来，营造了中华民族尊师重教的传统和刻苦勤奋读书的氛围。随着科举取仕的到来，读书做官的观念才开始一步步深入人心。科举时代，读书、及第、做官成为广大读书人的追求，这个时候的启蒙教育也都强调“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以金榜题名、功名利禄的诱惑来规劝学童读书。“学而优则仕”是《论语》中子夏的名言，其实它前面还有一句：“仕而优则学。”朱熹解释说：“优，有余力也。”这句话的意思是，从政者如果尚有余力，就应该不断地学习、充实和提高自己；读书人如果有余暇时间，应该去做官，检验平时所学。子夏在这里提出了政府官员要终身学习的主张，强调学习和时间要结合。

4.促进了文学的繁荣，如唐以诗赋取士，促进了唐诗繁荣。科举制度的盛行及其造成的文化风尚对唐代小说的繁荣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具体说来主要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科举行卷之风导致唐代小说的兴起;科举制度的盛行给唐代小说创作带来了丰富的素材;科举制度造成的读书士子人群构成唐代小说作家的重要组成部分;科举制度造就的重文尚辞的文化风尚推动了小说的成熟。

B.然而，科举制度的弊端又是显而易见的。

1．由于科举考试一旦被取中就可得到崇高的荣誉和地位，所谓“十年寒窗人不知，一举成名天下闻”。对社会底层的人来说，这更是改变他们的处境和命运的唯一出路，虽然这条道路充满了艰辛，但却有着走通的现实可能性因此，科举制度有效地牢固地控制了读书人的思想，使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将科举看成了读书的唯一目的，看成了实现自身价值的唯一所在，少小开卷，皓首穷经，不断在考场博杀，耗尽了全部的心血和精力，在科举下完全丧失了自身的独立意志和人格，成为了自觉的奴隶，科举的这种效果，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早就意识到了，唐太宗就曾难以抑制得意地说道：“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2．科举制度形成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价值取向。由于通过科举获取功名是做官、在很多时候甚至还是出任宰相的必要条件，因此以后将要参加科举的读书人也受到了全社会的另眼相看，被目为“白衣宰相”。这一方面有助于知识和知识分子地位的提高，但另一方面这一价值取向又是畸形的，使读书带上了非常强的功利性，人们重视读书是因为这是通过科举最终做官的必由之路，知识的价值、读书的目的，都在于做官。在这种价值取向的影响下，一个人读书是否有成，就是看他是否通过科举做到了官，至于学问是否真有造诣，精神和人格是否健全是并不被看重的，这就严重毒化了人们的思想，对普遍的社会心理和价值取向造成了十分有害的影响，使人们对做官以外的一切实业统统视为末流，不予重视，从而严重影响了社会的进步和生产的发展。

3．由于科举对读书人的命运关系极大，因此科举的内容自然就成了人们读书的内容、日常的功课，科举注意什么，社会也就崇尚什么。唐代科举很重诗赋，因此当时诗教成了教育的重要内容，从而直接促成了唐代诗歌的繁荣和发展，为我国文学宝库增添了丰富精彩的内容；科举要求应试者要有好的书法，因此练字成了读书人必修的功课，也促进了我国书法艺术的发展。科举的内容对社会风尚虽有过这样一些有益的导向和推动，但由于它内容的偏狭，对社会所起的负作用则是更主要的。科举考试的内容从一开始注重的就是儒家经典，从此儒学成了每一读书人自觉研习的内容，除非科场或官场失意，一些人看破红尘会到释道二门寻找精神寄托，否则儒学基本成了读书人所掌握的唯一学问。虽然汉武帝时期就已倡导“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儒学真正独尊，被所有读书人自觉尊奉，应该说还是借了科举之力。宋明理学的兴起，同样也是由于科举，因为科举考试答题必须合乎圣人之意，而宋明理学正是最合乎统治者胃口的注解儒家经典的标准答案。科举内容的狭隘，使人们不去重视儒学之外的一切经世致用的实学，甚至产生“六经外无学”的错觉，学习兴趣和研究范围变得十分狭窄，严重妨碍了自然科学和人文思想的发展。

4．科举制度后期发展的标准化，格式化的八股文的形式，严重禁锢了人们的思想。科举既然是一种通过考试选取人才的办法，对试卷的评审必然就会有客观公正的内在要求，而评卷要做到客观，尽量不受人为的主观因素影响，最简单易行的办法就是使试卷标准化、格式化，这样评卷时用标准答案一对照就可立判优劣高下。唐时已有近似现在“填空”的所谓“帖经”、“墨义”的考试方法，明以后产生的八股文，更是一种从内容到形式都高度格式化、标准化的东西，在内容上，八股文题目出自“四书”、“五经”，答题要求模仿宋儒经义，措辞要用古人口气，所谓“代圣贤立言”；结构上，八股文更有严格的程式：字数有一定限制，行文必须按起承转合的要求分八层意思(八股)，句法也要求排偶。这种对试卷标准化、格式化的要求，开始初衷也许是为了评卷更加客观公正，但造成的结果，却是完全扼杀了读书人的独立思想，使他们完全变成了只会死记硬背教条的木偶，不敢用也不会再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问题，这就严重影响了学术的进步并造成了国民的愚昧。

C.总之就科举制度的消极作用来说并不主要是制度本身的错误，制度本身来说应该承认科举是一项好的选官，选才制度。科举制度是为了先才，也是能够选出传统社会的真才并委以重任的。至于明清科举的八股文之风，加上中国传统重术不重技术，重视人文科学轻自然科学的传统，才是导致明清以后科学技落后的真正原因。许多论者把科场上的作弊如挟带、替考、贿赂考官、通关节等说成是科举制的弊端，认为晚清科场作弊盛行说明科举制黑暗。实际上，从宋代以后基本定型的科场条规来看，作弊是人的问题，而不是制度本身的问题。就是现在的高考也会有作弊现象。妇女被排除在选拔范围之外，也不能归罪于科举，没有科举制，古代妇女也一样无权参政，这是古代社会性质所决定的。

三．反思科举制度对现在的影响：

由于这些弊端，使科举这种最初有利于人才选拔的制度，最终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成了束缚教育发展、限制人才成长的桎梏。到十九世纪中叶以后，随着西学东渐，社会发展要求人才多元化，教育也应增加现代科学内容，但僵化狭隘的科举制度却无法承载这时代的重负，因此，二十世纪初，在它沿袭了一千三百年后，终于走向了自己的末路，遭到了历史的淘汰。

但是，应当指出，科举的消亡并不意味着应否定和取消考试，事实上，考

试仍是检验和选拔人才的有效方法之一，关键是怎么考和考什么？而要解决好这方面的问题，借鉴科举制在历史演变中的利弊得失，总结吸取其经验教训，将是十分必要和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