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近代中国改革中的阻力以及其社会文化根源
近代中国改革中的阻力以及其社会文化根源
关于近代中国(1840年以来)的历次变法,革新,我想其中许多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多数却胎死腹中,或没有进行下去,这其中的原因,有政治的,文化的,外交的,更有其民族性,社会性的因素。中国数千年历史所形成的一套特殊的民族心理与统制理念,巡回往复的朝代更替,等等造成了中国社会的一些特性,而这些特性正是造成中国迈入近代化社会的难题之一。
一.沉重的包袱。中国传统社会,科举高度发达。诚然,科举制度在其创立之初有其合理性,如此众多之国民,单靠几个当权的统治阶层来管理显然是不够的。但是如果一人中举当官,得到实惠的不仅仅是他一个人,而是整个一个家族甚至全村,中国社会错综复杂的各种关系牵一发而动其全身,例如:出生于一省一县。是为“乡谊”。同一年考中举人或者进士,是为“年谊”,之类之类。(万历十五年)正是这种错综复杂的在科举制度下衍生出来的种种关系,在遇到社会政治改革时,遭遇到的阻力,会比预想到的大得多。由于各个官员的利益关系相互纠缠在一起有时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马克思说历史的进步总是以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作为代价的。由于改革的结果可能是某具有权势官员利益的损失,所以与他有利益关系的官员必然会纷纷反对。这是历史的悲剧。
二.传统的阴影。自1644年清军入关,一统中华,满族从而成为中国历史上继蒙古之后统治中原的第二个少数民族。由于其对于汉族文化上的先天自卑性,在深受汉文化影响并在文化上与汉民族同化之后,其作为满族对于汉族的戒心依然是无法,也是不可能消除的。
三.尴尬的学生。中国人有中华文化自我骄傲的心理。中国历史上有具有先进文化的宋朝在军事上敌不过辽国金国等文化上相对落后一些的少数民族国家这段历史,但从文明的层面上讲中原的文化早已征服了这些少数民族政权。因此,这丝毫不影响中国人心中的中华中心论。因此当西方列强的炮火轰开了中国的大门时,统治者所关心的也不过是列强的武器装备,练兵方法,“师夷长技以制夷”这句话本身也没有跳出历代中原王朝对付少数民族政权的思想圈子,甚至有些类似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这样的学习西方,怎能将其精髓学到?
四。麻木的国民。传统儒家宣扬正统观,宣扬世世代代效忠君主,但是当一个王朝终结,另一个王朝兴起的时候,国民普遍表现出来的往往是对于前朝相当麻木而与新王朝合作的态度。我想还是一个国民性的价值观问题,即先有家再有国,正统不正统,在中国历史上,也仅仅是一些官僚统治者关心的问题,老百姓所关心的仅仅是自己的温饱,生死等一些切身实际的问题。而试看近代以来的欧美的政治经济改革与革命,群众在当中起的作用不言而喻。
五.邻居的启示。上文的种种论述,仿佛在阐释:传统的东方式社会是迈入不了近代文明的,但是事实却告诉我们,我们的邻国日本,在相对很短的时间内,一跃成为世界强国,无不在告诉我们:传统东方社会也能进入近代文明的大门。为什么呢?我想从社会文化氛围进行分析。
1. 不同的忠君概念:中国传统儒家对于天命有着自己的概念,倘若一个君主残暴无道,那天命就会离他而去,新立的君主将继承天命。但是日本人对于君主的理解则是需要绝对的忠诚,当道德形成一种无形的规范时,其爆发出来的力量是可怕的。
2. 单一的民族构成:由于日本这个岛国本身民族成分的单一性,加上传统的道德文化等级等等的作用,关键时刻所表现出来的民族凝聚力是惊人的。当然,我们之所以不能做到这几点,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我国承受着过多的历史包袱,过复杂的民族成分以及过于庞大的幅员面积。
所以,关于近代中国社会的一些变革中的阻力,以上五点便是其社会层面原因的分析,当然其造成阻力的原因还有很多,例如当局者的一时决策,外交手段的应用,列强之间的争斗,强弱势力的增减等等,本文所探讨的只是关于中国社会内部的一些因素。
第二篇:读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有感
读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
《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社会化》,由李喜所编著,全书共八百四十八页。由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1月1日出版。此书为2003年在天津召开的“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全书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等各方面,对梁启超的政治活动,学术思想进行了全面的探讨、研究。关于梁启超研究的首次国际学术会议,引起海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共有一百五十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其中,内地学者一百多人,港台地区以及美国、法国、德国、加拿大、意大利、日本、韩国学者三十多人,梁启超的后代二十多人。会议收到论文138篇,涉及梁启超的生平、交友、政治活动、价值取向、社会关系,对外交往、家庭生活、晚年走向、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哲学思想、文化思想、教育思想、新闻思想以及史学、文学、伦理、佛学、女性解放等,有关梁启超的学术文化的论文更多,也更具深度。总之,这是一次高水平的学术交流,将梁启超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梁启超,(1987——1929),汉族,广东新会人。字卓如,号任公,饮冰子、哀时客。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学者。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者,深度参与了中国从旧社会向现代社会变革的伟大社会活动家,民初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教授之
一、著名新闻报刊活动家。曾倡导文体改良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梁启超一生勤奋,著述宏富,在将近36年而政治活动又占去大量时间的情况下,每年平均写作达39万字之多,各种著述达1400多万字。代表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少年中国说》,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对中国近代文化有十分深远的影响。本书共十六章,分别介绍了梁启超对中国近代政治和法律以及对中国传统的墨学,儒学,佛学和中庸之道等的深入研究,很值得一读。要了解中国近代文化必须要了解梁启超。梁启超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显著。在文学理论上引进了西方文化及文学新观念,首倡近代各种文体的革新。文学创作上亦有多方面成就:散文、诗歌、小说、戏曲及翻译文学方面均有作品行世,尤以散文影响最大。在政治方面他提出应仿效英国实行平税政策,便民利民而后求富强。这是一种把经济发展放在首位,财政税收放在其基础之上的观点,对当时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在思想文化方面,学者普遍认为, 梁启超中西文化观的实质 中西调和 论。梁启超的文化观是以中国文化为本位调和中西文化的健全、先进的文化观。他站在心物调和的文化立场上, 即中西文化相互吸收, 批判继承, 不可盲目排外, 更不可一概接受。当然梁启超最传奇地方并不仅在于这些地方,其在子女培养方面尤为出色。梁启超有9个子女,人人成才,各有所长: 长女梁思顺,诗词研究专家;长子梁思成,建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次子梁思永,考古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三子梁思忠,先后在弗吉尼亚陆军学院和西点军校学习,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炮兵上校;次女梁思庄,著名的图书馆学家 ;四子梁思达,著名的经济学家 ;三女梁思懿,著名的社会活动家 ;、四女梁思宁,光荣的革命军人;五子梁思礼,火箭系统控制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位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享誉海内外的百科全书式的学术大师。他对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及政治的走向都产生了较为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他晚年寓居津门,写出了大量的学术著作,给后世留下了相当有价值的文化财富,值得后人认真研究借鉴。
第三篇:当代中国改革的阻力
一、洋务运动的制约因素有:
1、封建中国皇室独揽大权,很难实行真正的自上而下的改革
2、固守中华文化中心主义和一厢情愿的外交追求。
3、甲午战争大量的赔款和北洋水师的全军覆灭,宣告洋务运动的失败,彻底打乱了中国现代化的内在进程,中断了经济结构的转换,4、洋务运动具有封建性、依赖性、和腐朽性。
二、当代中国改革的历史、现状和前景: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30年的历史历程,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发展很快,成绩很大,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问题也很多,问题同样也不能忽视。改革初期以求效率为其主要特征,提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大大地刺激了经济发展,然而片面追求效率而没有辅之于较完善的政治、法律、文化思想体系和较为有效的调节手段,造成了目前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式增长方式未根本转变,能源、资源、环境、技术的瓶颈制约日益突出,农业基础薄弱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保持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难度增加,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任务十分艰巨,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有相当数量,包括就业、看病、上学、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生态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社会治安在内的一些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亟待解决,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的难度加大,人民内部矛盾处于多发时期,社会建设和管理面临一系列新问题,人们思想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等诸多问题。(1)贫富差距问题(2)既得利益集团的权力寻租问题。以求平衡求和谐为其特点的所谓科学发展阶段。在上一个阶段造成的问题需要很好地解决,其解决的办法只有坚持改革一条路。而继续坚持改革阻力很大,其阻力我认为主要来源于第二阶段的既得利益者。一个是行业既得利益者。一个是地区既得利益者。当改革之初,决策者们为了减少改革的阻力,采取了市场经济的非常态形式。一些官员错把这些当成正常现象,千方百计地把持着“权力租”不放,或者干脆“设租”。这些不但不是改革造成的,而且是改革开放的重大阻力,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若要推向前进,必须清除这些“权力租”。(3)资源和环境的巨大代价。改革开放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也伴随着资源和环境的巨大代价,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同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呈逐步增大的趋势。
三、从改革开放新阶段的矛盾的阶段性特征出发,下一步的改革至少有四大任务。
第一,以市场化改革实现可持续发展。一是资源环境约束的制度安排。解决资源环境问题,制度建设至关重要。关键是推进资源的价格改革,资源价格改革的主要任务有两条,一是资源价格改革,二是粮食价格改革。从现有的资源价格上来讲,存在两个突出问题:一是不反映市场供求关系;二是不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环境保护的突出体制缺陷是,环境的外部成本难以内部化。二是继续加大宏观调控力度。从近几年的宏观调控看,现行的经济增长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体现为政府主导的特点。三是坚持市场化改革。新阶段的市场化改革,首先要通过资源价格的市场化,实现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变,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全面加强,为新阶段的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安排。
第二,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社会和谐建设。一是解决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总量。要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全覆盖,从全国总体情况看,主要矛盾不是财力问题,而是财政支出结构问题,不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建设公共财政体制,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就很难实现。 二是解决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均衡程度。现在城市、农村,东部发达地区和中西部贫困落后地区的公共服务供给差别很大。尽管在较短的时间内,达到完全均衡很难,但是应该朝着这个目标前进。
第三,政治体制改革要同步进行。一是行政体制的合理安排。从总体上分析,现行的行政体制上存在几个突出的问题包括:中央与地方事权和财力的制度安排矛盾问题太多;行政体制范围内实现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的相互协调相互制约尚未破题;长期权力结构和短期权力结构的关系没有解决好。相对来说,政府的工作目标大部分是短期的,而人大 这样的立法机构应该考虑更长期的目标。就是说,长期的权力结构和短期的权力结构要取得平衡。 二是公民社会的有序发展。比如说社会组织的发展问题;比如说在利益多元化的前提下,社会协商制度的安排问题;再比如说社会监督体制的建立问题等等。 三是政府转型的进程。有效的公共治理结构最关键的是推进政府转型,政府转型问题解决不好,有效的公共治理结构就很难建立起来。为此,要加快从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变为公共服务型政府。[13]
第四,加大力度,促进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其中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建设是重点也是难点。
第四篇:公立医院改革阻力来自内部
公立医院改革阻力来自内部 默认分类 2011-02-15 19:51:57 阅读928 评论7字号:大中小 订阅
公立医院改革“期中考试”恐难及格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刘武/北京、上海、成都、马鞍山报道
拿什么应对这场“内部考核和外部评估相结合”的“期中考试”?目前试点城市的改革动力和改革信心均不足,中期评估恐将不容乐观
(正文)
作为医改难点、重点的公立医院改革,正处重要的时间节点。
公立医院改革“仍然停留在试点层面上或者说纸上谈兵层面!”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任茂东说。2010年12月2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期间举行联组会议,就国务院的医改工作报告进行专题询问。
2011年是新一轮医改前3年安排的完成之年。公立医院占据绝大多数医疗资源,它的改革推进程度,决定新医改成败。
卫生部部长陈竺在应询时说,16个国家联系的试点城市,以及各省市确定的31个试点城市在重大体制机制改革探索上,“还是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已经产生了一些经验。”
然而,对于公立医院改革的进展,各相关部门的表述并不一致乐观。
就在2010年12月22日,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的医改工作报告中坦言,“虽有进展,但距离社会各界的期待尚有较大差距。”
目前,距2010年2月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关于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简称《指导意见》)已有一年。公立医院试点改革进展究竟如何?本刊记者走访若干试点城市进行了调查。
部长说见成效 基层不叫好
“我感觉公立医院改革进展并不明显,与医改方案及配套文件设定的改革目标相比,差距明显。”1月底,安徽省马鞍山市公立医院集团总院长何少锋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欲言又止:“有时甚至感觉改革已经出现偏离,渐行渐远。”
“改革的顶层设计还不够,改革缺少其他方面的支撑,步子更不敢迈大。”何少锋如此分析自己在改革过程中遇到的困惑。
“顶层设计”是什么?卫生部副部长马晓伟在2010年第24期《求是》杂志中撰文说,公立医
院改革试点的顶层设计即是《指导意见》中提出的“一个目标、三个领域、九项任务”。
马晓伟认为,该顶层设计“形成了比较全面、系统、完整的公立医院改革政策框架,既坚持了公立医院的公益性质和主导地位,也给各地留下了广阔的探索空间。”
但。这仍然让很多人感觉到“空”。
在试点城市的卫生界,感觉无所适从的并不鲜见。2010年4月,公立医院改革国家联系城市工作会议在镇江召开。会议通报的16个试点城市进展情况显示,只有镇江、芜湖和鞍山3个城市启动了试点工作,宝鸡、七台河、深圳等城市对改革资金需求进行了前期测算,研究落实试点补助经费和工作经费。
“有的地方,不管是院长还是政府部门,公立医院改革是什么回事都不知道,因此如何制定本地区的试点方案一头雾水。”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在一篇博客透露:“开会的时候才知道,原来大部分试点城市的进度和我们差不多,大多没有实质性进展,这让我的压力小了很多。”
卫生部随后发布的信息也表明,试点城市的改革动力和改革信心均不容乐观。有些地区、部门和医务人员对推进此项改革还在畏难观望。比如,担心改革会明显增加财政支出,担心工作压力太大、部门协调太难,医务人员担心医学技术发展受影响和个人待遇降低等情况。
顾虑重重,是基层试点单位的普遍情绪。
2010年下半年,卫生部网站上隔三差五地便发布一条部领导到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城市调研的信息:陈竺视察……张茂视察北京、上海,马晓伟视察……
在2010年11月、12月举行的多次公开会议上,卫生部部长陈竺、副部长马晓伟等经常以开展预约诊疗和分时段就诊、开展优质护理服务示范工程、开展儿童白血病和儿童先天性心脏病医疗保障试点工作、开展临床路径管理试点、开展电子病历试点、开展大医院和基层医院间对口协作等方面取得的成果,来支撑其“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工作开局良好、进展顺利”的观点。
然而,外界评价却并不高。有人认为,即便目前在缓解“看病难”方面取得一点成果,但对解决“看病贵”问题几乎没有作用,归根结底,公立医院仍然受困在补偿机制。
在镇江会议上,马晓伟强调:“公立医院改革更为迫切的任务是创新体制机制、加强内部管理,必要的花钱也是为了买机制、建机制。”
必须直面群众的关切
对下一步的工作,“的的确确要更多地回答群众直接的关切”。2010年12月24日上午,卫生部部长陈竺在回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询问时表示:“一定要在重大的体制机制问题上取得突破”。
前期公立医院改革试点,以单项改革诸多,一般选择的是操作相对容易、见效快、受环境制约因素小的任务进行推进。
马晓伟在《求是》发表的文章中曾对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启动近一年来的成效和经验做过较细致介绍。在“完善服务体系”领域,试点城市在完善公立医院规划布局方面出现组建医疗集团、建立公立医院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上下联动分工协作等尝试。
但是,公立医院改革所取得的成果相对集中在“完善服务体系”这一领域,而在“体制机制创新”和“内部管理”两大领域,改革相对较小、较少。
在体制问题上,试点城市内部已然出现争议声。
比如在医院管理方面,出现成立医院管理局,公立医疗集团等4种形式,其中部分形式在试点之前就已经在上海、无锡等地出现,且一些城市的具体做法在是否践行“管办分开”问题上也一直存在争议。
补偿机制等方面的改革,则是政府多部门协作才有取得突破的可能。云南省第三人民医院院长杨湛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公立医院能做的我们都在做,比如加强内部管理,提高工作效率。一旦涉及到补偿机制、监管机制改革等政府应该做的事情,我们医院都没法做,因为超出医院能力范围。”
有时也会遇到意料之外的阻力。如云南省在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昆明市第二人民医院等启动了药房托管试点。“效果非常好,政府没有投一分钱,药品让利给群众7%,医院的药品收入没有损失。”云南省卫生厅厅长陈觉民说:“最终没有推广开来, 阻力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我们内部。”
即便加强内部管理、提高运行绩效也非易事。中国医院协会医院经济管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院长许树强说,公立医院绩效管理要逐步走向岗位绩效管理,但“由于基础薄弱,还需要较长时间的探索。同时,绩效管理又需要清晰的岗位梳理、准确的岗位评价和强大的信息化等关键支撑。”
此外,目前我国医院院长职业化改革的条件尚有欠缺,绝大多数医院院长都是医疗专家型院长,大都没有接受过系统的管理教育。一项对全国21个省市的调查表明,96% 的医院管理人员都认为需要相关培训,却仅有28% 的医院管理者接受过短期的专业岗位培训。
2010年12月中旬,世界银行发布的《中国医改政策建议》中认为,训练高素质的医院管理骨干对于现阶段的中国医改现实尤为重要,然而“完成这项工作,需要花费多年的时间,同时需要有政策支持,进而确保医院管理工作能够吸引具备必要技能、才能和经验的人才。”
由于体制机制创新、医院内部管理两大领域改革创新不明显,与此同时公众又热切期盼公立医院改革,也就令人产生改革力度不大,效果不明显,甚至离目标渐行渐远的印象。
“就目前来看,单一方面的改革已经很难持续,必须要有综合配套措施的改革。”陈竺说。
拿什么迎接“期中考试”
在2010年12月22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张平表示,在2011年年初国家将采取内部考核和外部评估相结合的办法,对医改三年实施方案落实情况进行中期评估。
有卫生界人士对本刊记者表示,“由于医改是从4月1日开始的,因此医改的中期评估可能要到今年4月份才开始,评估报告最终公布的时间则更不好预计。”
由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承担的《我国公立医院改革试点若干重大问题跟踪研究》项目也已经于1月份开题。课题负责人、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课题组将在16个国家联系试点城市和部分省级试点城市选取几十家公立医院作为调查样本,对改革试点进行第三方独立评估。今年3月下旬将正式启动调研。
拿什么应对这场“内部考核和外部评估相结合”的“期中考试”?如果按照目前公立医院改革的情况,中期评估恐将不容乐观。医改相关责任部门也开始紧张起来。
马晓伟曾表示,近期拟重点推进七项工作:优化公立医院结构布局,建立公立医院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长期稳定的分工协作机制,改革医院收费方式,优先建设发展县级医院,改善医院管理和服务,开展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推进医院信息化和远程医疗系统建设。多元化办医争议
加快推进多元化办医格局是《指导意见》确定的公立医院改革试点九项任务之一,近期在一些城市出现取得一定突破。国家联系试点城市中,昆明对多元化办医体制的改革探索最多,步子也最大。
云南省卫生厅厅长陈觉民介绍说,云南省采取8种方式兴办医院,大力发展民办医院,截至2009年年底,全省共有民营医疗机构7362个,占全省医疗机构数的79.4%,民营医疗机构床位2万余张,占全省医疗机构床位数17.6%。
据悉,北京市也已经启动社会资本办医制度改革,鼓励社会办医政策也将出台。政策将引导民营医院打造高端服务平台,逐渐减少公立医院目前特需服务所占的比例。
本刊记者了解到,除国内民营资本以外,台资、港资都对在国内举办医疗机构兴趣渐浓,随着改革深入这部分社会资金或将迅速进入。此外,以美国为主的欧美医疗发达国家的资本也对在中国办医一直饶有兴趣。
虽然推行多元化办医被写入医改文件,但是对于“通过引入社会资本办医,从而形成竞争机制”的想法,云南省第三人民医院院长杨湛给予批判:“从根本出发点就是错误的。医疗行业是应该没有竞争只有合作的,医疗不具有竞争性,因为老百姓没有能力判断哪个医疗产品更具性价比。只有提供服务方相互合作,形成分级医疗模式,才能增强供应链的服务效率。”
“我们总是拿美国非盈利性医疗机构和中国比,认为我们完全可以放开市场发展非盈利性医院,这是根本性的误导。”杨湛说:“美国等西方法治国家,资产一旦投入非盈利性机构就变
成社会资产进行管理,而我国往往出现挂着非盈利性幌子却想尽办法谋取私利。比如,民营资本投入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的时候,他可能会寻求卖设备、卖药品给你。资本是一只潜藏的老虎,一旦醒过来是要吃人的。所以一定要保持公立医疗机构和真正的非盈利性机构为主体的医疗体系。”(完)
第五篇:中国改革的根源及如何认识中国的改革
改革是一场革命,是社会基本矛盾及其规律作用的结果。马克思指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这就是说,社会革命的最深刻的根源,就在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当生产关系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时,生产力的发展就需要改革来破除束缚经济发展的旧观念和旧体制,建立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新生产关系,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中国改革不是开始于一张白纸,而是对旧体制的克服。我国改革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这一性质是由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改革的内容和目标决定的,是不容改变的。只有坚持这一性质,才能不断实现、维护和发展以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工人、农民及其他普通劳动者为主体的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现实和长远利益。而改革总的目的是要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
中国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这是由改革所担负的任务所决定的。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既然要大幅度地改变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部分,改变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经济基础变化的部分,改变一切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在全面改革中,经济体制改革是重点。经济体制改革需要政治体制及其他体制改革的配合。科技、教育、文化体制等各个领域的改革也都有步骤、有秩序地全面展开,改革触及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各个层面。
改革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变化。它深刻改变了中国的面貌,极大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显著提升了中国社会的文明程度,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健全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更加完善
无论从解放生产力,还是从政策的重新选择、体制的重新构建这个转变的深刻性和广泛性,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社会生活和人们观念变化的深刻性和广泛性来说,改革都是一场新的革命,是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必由之路,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