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调查与决策——《应对金融危机加快成都企业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调查与决策——《应对金融危机加快成都企业发展的对策与建议》总第342期
调查与决策(内参)
第10期
应对金融危机加快成都企业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成都市委政策研究室 向进 罗蓉 王吉泉
目前,全球金融危机已经对我国实体经济发展产生较大冲击,成都市企业发展和招商引资工作也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为促进我市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我们先后对全市26家企业进行了调研,情况如下:
一、金融危机对我市企业发展的主要影响
调研的26家企业中,出口型企业8家,内向型企业18家;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企业15家,劳动密集型企业11家。受金融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国内外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我市企业发展速度总体趋缓,外贸出口型企业面临严峻考验,招商引资工作也面临不少困难。
(一)受外需缩减和内需乏力的影响,企业生产普遍萎缩,部分外贸企业生存困难
金融危机导致国外消费者购买力下降,加上内需乏力,产品竞争十分激烈,我市一些企业生产萎缩,特别是部分出口型企业更是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一是出口形势严峻,订单大幅缩减。企业普遍反映国外市场新订单大量减少,原有订单也纷纷要求延期交货,企业不得不减少生产。某企业销往乌克兰、俄罗斯、韩国的电子产品采购量减少2/3,某果业企业国外订单下降了50%,某进出口公司外贸出口下滑98.7%,一些小型外贸企业基本处于停产状态。以俄罗斯、蒙古、中亚等国家为主要出口对象的鞋业生产企业受这些地区“灰色清关”影响蒙受巨大损失,出口锐减。二是沿海出口企业大量缩减生产,影响我市初级产品销路。以沿海地区为目标市场的纺织等加工企业订单下降,开工不足。一些印染企业订单量减少2/5,已出现部分歇工现象。一些能源化工等企业已部分歇业。三是出口受阻后大量产品转为内销,国内市场竞争激烈。一些电子产品价格在6个月内下跌40%以上。9个月内每吨猪肉售价从16.4元/公斤下降到6元/公斤,肠衣、猪皮、1号肉分别下降了64%、48%和31%。丝织产品售价已从22万元/吨下降到14万元/吨,部分企业已是亏本经营。
(二)受生产成本上升的影响,企业盈利空间压缩,生产经营困难
受访企业纷纷表示,去年以来先后受宏观调控、地震、奶粉事件和金融危机的影响,企业生产成本压力越来越大。一是政策性因素。受人民币升值和出口退税率降低的影响,出口型企业利润大多下滑10%左右,某科技企业因此损失600万元人民币。一些企业甚至不敢结汇,现金流动效率变低。二是人力成本上涨过快。企业普遍反映,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在维护工人权益的同时,也使企业人力成本上升,一些流动性大、生产季节性强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感觉尤为明显,一些科技型企业也表示人力负担较大。有企业反映为员工缴纳的社保、住房、医疗等费用占员工实得工资的比例较高,降低了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三是能源和原材料价格波动较大。服务业企业认为水电气价格比工业用价高。由于下游产品滞销,原材料价格极不稳定,而企业从原材料购进到产品销售有一个周期,往往原材料购进价格较高而产品售价较低,企业陷入卖出亏损、不卖则增加库存的两难境地。丝绸、印染等加工企业反映年内煤炭价格曾经从320元/吨上涨到900元/吨,现在又大幅回落,企业很难消化。一些企业因库存较多出现较大亏损。农业龙头企业由于与农民订购的农产品价格较高,市场不景气后也导致企业亏损。
(三)受市场信用衰退影响,企业资金周转困难,发展后劲不足
企业普遍认为,金融危机对信心的打击比其他打击更大。企业和金融机构均高估未来风险,市场信用衰退,不少企业面临资金困难。一是市场信用衰退导致企业对现金过度依赖。无论上游的供货商还是下游的采购商都要求现款现货,一些中小企业因回款拖延和销售停滞造成资金流转困难。有2000万元固定资产的某制鞋企业,可能因200万元的流动资金缺口陷入生产停业。个别制鞋企业因资金周转问题已倒闭。二是风险高估导致金融机构放贷仍较谨慎。尽管央行已放开信贷规模,但商业银行在当前形势下更加“惜贷”,贷款难不仅困扰中小企业,一些规模较大的企业融资也出现困难。部分房地产企业的资金链已处于断裂边缘。一些想搞技改或新上项目的企业反映,抵押担保门槛较高,一方面因土地使用证办理滞后或租赁厂房经营,缺乏合格抵押担保物,企业贷款难;另一方面通过担保公司融资,不仅担保费率高,而且反担保条件也高。有些企业不得不把业主甚至中层干部的私房用作抵押。三是企业融资渠道单一。多数企业依靠银行贷款,没有直接融资,企业发展后劲因“贫血”乏力。受访的企业没有一家上市,高新区10多家中小企业本来正在运作上市,但因资本市场不振,计划延缓。
(四)受生产萎缩的影响,一些企业开始裁员减员,就业形势不容乐观
由于市场萎缩,一些企业在压缩生产的同时,开始裁员减员,就业压力增大。一是隐性失业人员增多。新劳动合同法实施后,企业裁员的经济责任较大,一些企业不得不采取放假、间歇停工、减少工时等方式消化冗员。如果明年经营状况持续低迷,有可能将大量员工推向社会。二是劳资纠纷可能增多。为降低成本,一些企业开始降薪,或选择人力成本较低的农民工或退休工人,辞退社保成本较高的城镇职工,增加了引发劳资纠纷的可能性。三是稳定就业形势的成本增大。一些企业虽可以通过培训、上新项目来缓解生产不足、就业过剩的矛盾,但增加了成本,如果政府不能及时给予相应补贴,势必被拖垮。
(五)原有政策落实不到位,工业集中发展区配套不尽完善,企业亟待政府落实和出台扶持政策
受访企业从不同层面反映了产业政策和发展环境存在的问题。一是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进展迟缓。2008年4月,国家科技部、财政部和税务总局要求对高新技术企业进行重新认定,但认定进程较慢,一些高新技术企业难以享受15%的所得税优惠政策。二是环境影响评估工作应加快步伐。一些纺织企业反映环评已申报2年仍未批复,导致在这次争取国家纺织行业优惠政策时缺乏必备条件。三是土地使用证应及时办理。多家企业反映土地使用证迟迟未办理,致使企业缺乏抵押资产难以融资,影响企业扩大生产经营规模。四是工业区内外设施不配套。一些企业反映工业区的水电气等硬件配套尚不完善,工业区周边生活配套也未及时跟进,影响签约企业入驻,企业为留住人才不得不增设小卖部、客房等不必要的设施。电子信息、汽车等行业企业反映产业配套能力亟待加强。五是政策整合不够,一些支持政策缺乏操作性。企业希望在品牌推广、技术更新、产品认证、市场拓展等方面出台配套支持政策。六是希望降低税费负担。企业反映应梳理各类政策,避免政策叠加导致企业税费负担过重。
二、金融危机给我市企业发展带来的机遇
尽管金融危机对我市企业眼前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但因我市经济外向依存度不高,经济基础未受到较大冲击。从长远看,这次危机将促使我市企业结构和产业结构加快调整,进一步增强企业的市场适应能力和竞争能力,企业发展面临一些难得机遇。
(一)有利于加快推进企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调整
调研发现,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中小型企业普遍经营困难,甚至面临倒闭的危险,而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效益高的高新技术企业和现代服务业企业普遍看好发展前景,甚至认为有进行并购和扩大市场份额的机遇。一些消耗低、污染小、有效益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经营也较稳定。在金融危机背景下,科学发展观将得到更有效落实,优胜劣汰机制将充分发挥作用,有利于加速企业优化组合,促使产品升级换代,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企业反映,“两枢纽、三中心、四基地”的发展定位,明确了我市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既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也符合产业发展趋势,应该毫不动摇,抓住机遇,全面实施。
(二)有利于拓展我市企业发展空间
成都面临灾后重建和扩大内需的双重机遇,国家将加快灾后重建进度,启动一批支持“三农”、改善民生、完善基础设施、促进结构优化、节能环保等方面的重大工程,我市作为中西部地区人居环境最佳、创业环境最优的特大中心城市,作为西部大开发的重点区域和国家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市场前景广阔,投资领域众多,体制优势明显,必将在吸引投资方面占得先机,为我市企业发展和产业发展创造更大的空间。
(三)有利于提升我市企业的总体竞争力
金融危机对企业的影响,本质上是对企业素质的考验。面对现实,绝大多数企业提出要苦练“内功”,既应对当前的危机,又为危机后的长远发展打下基础。当前,由于能源、原材料等生产要素成本大幅回落,为企业发展或扩大投资创造了一定空间。同时,企业有机会吸纳更多高层次人才,更加自觉地降低消耗水平、提高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提升总体竞争力。
三、帮助企业应对金融危机的建议
当前,既要看到金融危机带来的诸多困难和问题,也要看到企业发展、产业发展的新机遇;既要充分发挥企业的市场主体作用,也要加大政府和金融机构的帮促力度;既要出台近期的应对之计,也要谋划帮助企业转型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发展方式转变的长远之策。为此,特提出以下建议。
(一)积极引导企业实现转型发展
1.鼓励企业自主创新。参照外地做法,建议成立一定额度的中小企业转型基金,对中小企业技术改造、兼并重组、技术创新和产品换代给予贴息、补助等支持。
2.支持企业拓展市场。对我市企业在国内外开展的营销活动,根据获得的订单大小给予一定经费补贴。鼓励高新技术企业进行海外扩张,对高新技术企业的海外注册和产品认证、市场营销等费用给予一定补贴。
3.鼓励企业吸纳高端人才。建议建立高端人才基金,对企业吸纳的实用型、创新型、稀缺型高端人才给予一次性奖励,对企业高管人才给予减免个人所得税支持。
4.优化生产要素资源配置。坚决防止高耗能、高污染、低水平重复建设,切实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将有限的要素资源和环境容量配置给符合产业发展规划、市场竞争力强的企业。大力支持能够扩大最终消费需求、带动中间需求的项目,积极支持内部管理好、就业容量大、市场效益好的劳动密集型企业。
(二)切实帮助企业解决融资难题
1.引导金融机构扩大信贷规模。力争2009年信贷投放量增长30%以上。探索扩大抵押或质押物范围,鼓励创业投资、风险投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推行应收账款抵押贷款等信贷产品。完善征信体系,推行信用担保贷款。
2.向政府担保机构注入资本金。建议以财政注入方式将现有市级政策性担保公司的资本金增大一倍,并适当放宽担保限额。
3.发展壮大民营担保机构。积极发展非营利性中小企业担保机构。采用定向募集再担保基金的方式,组建中小企业再担保公司。积极争取一批非营利性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再担保机构免征营业税。
4.适当降低政策性担保费率。参照外地做法,建议2009年内新增的担保项目,担保费率降低10%,贷款如期归还后产生的再担保贷款,担保费率优惠15%。
5.大力发展地方金融机构和小额贷款公司、社区银行、村镇银行。做大做强投资控股集团、成都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争取成立地方保险公司。力争未来两年成立3-5家小额贷款公司、4-6家社区银行,每个区(市)县至少设立一家村镇银行。鼓励地方银行将部分支行建设为中小企业贷款专业行。积极探索民间融资依法、公开、规范经营试点。
6.鼓励企业直接融资。力争2009年企业债券发行额度超过100亿元。推进中小企业上市,鼓励企业股权融资,增持回购上市公司股份。积极探索信托融资、并购贷款、保险资金债券投资、信贷资产证券化、金融租赁等融资创新方式。
(三)切实减轻企业负担
1.适当调整企业税收政策。对部分经营困难的企业,应实行“放水养鱼”,不收过头税。建议适当减免地方所得税,或延期缴纳增值税和营业税。土地使用税可实行缓期征收。加快落实增值税转型改革和最新税收返还政策。
2.免收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完善收费许可制度。除土地出让金、报建费等主要费种外,建议一定期限内免收其他面向企业的行政事业性收费。
3.降低企业生产要素成本。对列入国家鼓励类的企业总部和生产性服务业项目的水、电、气等要素资源价格,建议通过政府补贴等方式,实行与工业基本同价。建议对工业集中发展区内租赁厂房、生产经营困难的企业给予一定期限、一定比例的房租补贴。
4.帮助企业降低人力成本。利用失业保险基金,对按规定参保并连续2年未向社会推出失业人员的单位给予员工转岗培训和转岗安置补贴。对吸纳就业人数200人以上的企业适当降低社保缴存基数,对新吸纳失业人员50人以上的企业给予一定补贴。建立农民工返乡就业情况监测预警机制。
(四)加大招商引资力度
1.发布新一轮投资导向目录。为用好用活灾后重建和扩大内需政策,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和提高投资效益,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建议及时调整和发布成都市高新技术产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现代农业投资指南,以及基础设施建设、城乡建设、公共服务和
社会管理、民生工程、生态建设等投资指南。
2.着力抓好产业链招商。按照三次产业发展重点,围绕11个重点产业集群,突出延伸、做大产业链的高端环节、关键环节和薄弱环节,抓好“补链式”重大项目的招商引资工作。
3.利用和创造招商引资的比较优势。一是利用优势资源招商。发挥工业集中发展区和优质农产品生产基地的承载功能,积极引进重大产业化项目。推广“青羊置信”招商模式,在中央商务区、“198”可利用区域和天府新城重点吸引总部企业入驻。二是利用优势产业招商。积极引进石化产业链下游企业和太阳能、汽车、电子信息等产业的上下游关联企业。三是利用市场优势招商。加大城乡建设、旅游、文化、教育、卫生等投资领域的开放力度。四是利用政策优势招商。利用扩大内需和灾后重建政策,发挥西部大开发和国家级试验区的政策和体制优势,吸引国内外投资者参与成都建设。
(五)努力改善企业发展环境
1.强化经济运行监测预警机制。为有效应对市场变化,防范和化解各种风险,建议成立市级经济运行指挥部,负责掌握经济运行动态,及时分析经济运行中的困难和问题,提出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保障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工作措施。
2.完善产业发展配套设施。建议两年内对工业集中发展区基础设施建设的贷款利息降低20%,贷款担保额度增加50%,担保费率降低20%。按照“一区一主业”的要求,提高产业配套能力,加快产业集中集群集约发展。
3.严格执行市场准入制度。工商、质监等部门应加强市场监管,严格把好产品质量关和安全关,让不合格产品及时退市,为合格产品提供更大市场空间,提高优质地方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4.切实改进政府服务工作。深化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建设,进一步清理和规范行政权力,提高行政审批效率。清理和规范企业年检项目。尽快协调解决企业反映强烈的土地使用证、环评批复、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等问题。整合建立面向企业的综合信息服务平台,统一发布行业动态、投资指南、重大项目、要素资源、扶持政策、办事程序等有效信息。实行网上办事,推进网络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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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调查与决策——《关于扩大我省就业的对策建议》
调查与决策——《关于扩大我省就业的对策建议》总第326期
调查与决策(内参)
第216期
关于扩大我省就业的对策建议
由于实体经济受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全国经济增长势头放缓,沿海部分企业出现停产、减员、减薪的现象。四川是个劳动力大省,也是劳务输出大省,目前经济发展所遇到的困难对我省就业究竟有多大影响,我们该如何应对这一严峻的挑战?下面是我们的分析和建议。
一、基本情况
在遭受“5o12”汶川特大地震灾害的严重影响下,我省就业再就业人数仍有所增加,但就业形势依然不容乐观。前三季度全省城镇新增就业51.5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55万人)的93.7%,比全国低0.3个百分点;下岗失业人员和失地无业农民再就业26.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26万人)的100.8%,比全国高18.8个百分点;就业困难对象再就业8.5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8万人)的106.4%,比全国低12.6个百分点。
前三季度,全省组织19.59万名下岗失业人员和失地无业农民参加再就业培训,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98%,比去年同期减少3.6万人,减幅为15.6%,培训后14万人实现再就业,再就业率为71.4%。参加创业培训3.95万人,完成全年目标的98.8%,比去年同期减少0.23万人,减幅为5.5%,培训后有8547人成功创办小企业,16123人自谋职业,创业培训成功率为62.4%。培训农民劳动力50.6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112%,同比增长4.3万人,增长9.3%,培训后38.2万人实现转移就业,转移就业率达75%。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总数达到2000万人以上,省外、境外务工人员超过1100万人,大部分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地区。7-9月,全国20个对口支援省市累计帮助地震灾区实现异地转移就业21.9万人,就地就近就业86.5万人。
二、影响分析
1.金融危机影响省外企业效益,我省外出务工失业人数增多。受金融危机的影响,省外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外向型企业和民营企业,以及其他经济实体效益明显下滑,导致部分企业减产减员。我省务工人员数量庞大、层次较低、相对集中在东南沿海,受减员影响极大。据我省8个城市的数据统计表明,近期我省外出务工人员返乡人数呈现递增趋势。9月1日以来,因企业倒闭或减员而返乡的农民工占返乡总人数的47.3%。其中,长三角、珠三角地区返乡人数占返乡总人数的53.5%,在深圳务工总人数的20%已经返乡。未还乡者寻找工作十分困难,预计12月以后全省将迎来外出务工人员返乡高峰。
2.地震灾害影响省内企业,就业压力增大。我省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吸纳就业人员占总就业人员的70%以上。震灾造成了灾区,特别是重灾区部分企业减产、停产,导致用工量大幅减少。虽然对口援助工作在解决灾区群众就业方面富有成效,但无法从根本上缓解我省的就业压力。我省吸纳劳动力量大的旅游业是遭受地震重创且难以短期恢复的产业。据统计,5-6月,全省旅游总收入同比分别下降64.9%和63.7%,前三季度,旅游总收入同比下降18.0%。旅游业利润的大幅下降,导致了旅游从业人员失业率上升。这些都给我省稳定扩大就业带来了困难。
3.新增待业人数进入峰值期,就业形势严峻。我省已经进入新增就业人员的高速增长期,城镇登记失业率近年来一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农村目前仍有700万富余劳动力需转移就业。高校应届毕业生数量逐年大幅递增,而本科毕业生就业率却已连续三年下滑,毕业即失业的人数正在上升,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因此逐年增大。再加上外出农民工返乡,以及仍有部分下岗待业和“4050”就业困难人员,我省比全国的就业形势更加严峻。
4.投入、发展不足,新增就业岗位较少。一是受地震影响,5月份全社会投资下降了7.1%,虽然灾后重建等有利因素拉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迅速回升,但这种回升更多的是靠财政对基础设施投入的拉动,对全社会投资的影响还不明显。企业、个人和外商投资明显萎缩,直接影响了新增就业岗位的增加,导致城镇新增就业岗位数小于新增待业人数。二是我省二、三产业发展不足,就业比例偏低,劳动密集型企业、服务行业企业、民营企业承载就业的功能没有充分发挥。三是大部分产业发展不足,产业链条不长。重视生产环节过多,发展产品设计、营销策划、广告宣传、批发销售、物流配送、终端销售不足,不能为高技能和高素质劳动者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
最后,我省人均耕地少,农业现代化水平不高,农业本身能够产生的效益短期很难提高,很难设想在外打工年挣万余元工资的农民,在用光了积蓄之后能够安心在家种地。对今后几年农业吸纳劳动力的估计不可过高。
三、对策建议
1.抓住国家拉动内需和我省承接产业转移的机遇,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在大力发展二、三产业过程中,重视服务业的发展,充分发挥其投资小、提供就业岗位多的作用。重视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承接,充分发挥其稳定和扩大就业的作用。
2.抓住灾后重建和对口支援的机遇,促进灾区扩大就业。一是应继续争取国家更多的灾后重建资金和对口支援省市的支持,扩大对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加快城市建设步伐,优先安排符合条件的灾区失业群众参与重建,同时为其他劳动者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二是应对援助灾区的用工企业实行更加优惠的政策。按招收灾区失业群众数量,给予相应优惠。三是应继续实施就业对口援助,创新培训方式。对灾区失业群众实行“订单式培训”或“输入地培训”,对接企业用工需求,解决灾区群众技能短缺和结构性“民工荒”的矛盾。
3.把农民工回流的就业压力变为动力,缓解农民工就业供需矛盾。一是要将返乡农民工的就业与加快我省工业化发展和承接产业转移结合起来,不断提升我省劳动者的整体素质;与灾后重建项目结合起来,为加快建设美好新家园提供大量的熟练工;与发展现代农业结合起来,加快农村土地流转,优化农村劳动力结构,为现代农业发展提供素质更高的农业产业工人。二是要准确掌握农民工回流动态,做好调查统计工作,加强动态监控和统计分析,建立农民工返乡回流基础台帐。三是要加强对农民工的信息引导和就业服务。在主要输入地的劳务市场设立四川农民工接待处,加强联系衔接和信息沟通,实现务工和用工信息共享。大力举办各种专项活动,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有序外出务工。四是要加强区域劳动合作,拓展农民工输出新渠道,不断调整改善我省农民工输入地结构。重点争取在环渤海区域建立新的劳务输入地。环渤海地区是受这次金融危机冲击较小的一个地区,也是我省劳务输出相对薄弱的一个地区。应该加强与环渤海地区用工综合管理部门的沟通,积极开展“订单式培训”,或联办职业技术培训班,重点输出“川建工”、“川技工”、“川妹子”、“川味餐馆”、“川籍旅游商贸服务人员”、“川籍农业工人”等用工量大的工种。五是目前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熟练
工仍然缺乏,要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培训,提高农民工的劳动技能,以适应产业结构调整对人才的需求。六是要鼓励支持有创业愿望的农民工返乡创业,在场地、税收、信贷、服务等方面给予优惠。
4.加强就业帮扶和教育引导,提高大学生就业率。一是要加强就业指导,搭建平台,拓宽就业渠道。二是要坚持就业帮扶,引导和鼓励未就业毕业生参加“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农村教师特设岗位计划”、“三支一扶计划”和“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等基层就业项目,为基层建设增添新生力量。三是要加强就业观念的教育,解决本科生就业率持续下降或难以提高的问题。四是要大力开展创业培训,提供更优惠的信贷、税收和管理服务,引导大学生自主创业,促进创业带动就业。
5.落实相关政策措施,稳定和扩大就业。一是要落实扶持政策,加速推进小额担保贷款工作,在金融信贷、税收减免、社保补贴、岗位补贴、培训补贴等方面加大对我省劳动密集型企业、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扶持力度,对国有企业要适当让利,帮他们渡过难关,以稳定和扩大就业。二是大力实施增值税改革,加速企业科技进步和转型,创造更多就业岗位。三是要加强就业指导,鼓励自主创业,鼓励发展个体经营,鼓励支持劳动者到基层和偏远地区就业。四是要加强城乡就业服务体系建设,进一步完善落实就业援助制度和措施,切实帮助困难人员和零就业家庭就业。五是要切实加强劳动保障监察执法,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本室社会处:吕焱飞(统稿)殷铁松
唐力(执笔)
(提供单位:发布时间:2008-12-24录入用户:admin-swzys)
第三篇:调查与决策——《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 返乡农民工就业情况分析与对策
调查与决策——《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 返乡农民工就业情况分析与对策》总第339期调查与决策(内参)
第7期
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 返乡农民工就业情况分析与对策
中共四川省委政策研究室调研组
目前,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实体经济的影响正在加深,珠三角和长三角等地的出口导向型中小企业受到较大冲击,我省农民工返乡人员日益增多。理性审视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积极主动谋划承接,帮助返乡农民工就业,是当前一个十分重要而紧迫的问题。
一、农民工返乡影响分析
据调查,我省2008年外出农民工人数达2023万人,其中省外务工人员近1188万,约占全省总人口14.6%,截至2009年1月底,全省共有212万农民工返乡。如此众多的农民工失去在城镇的工作和主要收入来源,将对我省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形成很大压力和影响。
一是农民增收面临巨大压力。我省农民工失业返乡数量多、规模大,将直接导致农民收入大量减少。2008年第四季度全省劳务收入减少100亿元左右,农民人均减少劳务收入170元左右。我省农民工劳务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50%以上,收入减少直接影响农民的生产生活。
二是农村消费市场的开拓面临巨大压力。农民工失去工作提前返乡,严重影响农民工及其家庭的收入增长和生活水平提高,影响其对子女教育的投资和现实购买力,这势必阻碍我省农村消费需求的扩大。
三是农村公共服务面临巨大压力。大批农民工举家返乡,直接面临子女回乡后上学、农村医保、困难补助等民生需求问题,农村公共服务面临严峻挑战。
四是总体就业形势面临巨大压力。我省城镇职工、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本来就很大,大量农民工返乡,给我省原本吃紧的劳动力就业市场造成冲击,总体就业形势更加严峻。
五是农村社会和谐稳定面临巨大压力。据统计,去年9月至11月,我省农民工77万多人失业返乡,其中有33万多人无地可耕、无业可就,加之不少农民工特别是年轻农民工在心理上已经认同了城市人的身份,返乡后因为缺乏必要的农业生产技能和无法重新适应农村生活环境而产生失落和不满情绪,给社会和谐稳定带来不利影响。
六是农村基层组织执政能力面临巨大压力。我省出现大批失业返乡农民工现象,既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解决不好更是政治问题。面对如此规模巨大的社会群体,能否妥善地、全面地解决好返乡农民工就业问题,是对基层党政执政能力和行政管理能力的巨大考验。
二、返乡农民工就业的不利因素和有利条件
影响农民工就业的因素,既有农民工自身素质等主观因素,但更主要的还是国际国内经济形势这个大背景的影响。在看到不利因素的同时,也要充分认识到促进农民工就业的有利条件。
(一)不利因素
1、收入因素。中国外贸出口增长大幅度滑落主要来自收入需求效应。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许多国家的进口需求迅速下降,中国出口企业的订单减少、推迟或取消。中国海关数据显示,2008年11月份,我国出口额较上年同期下降2.2%,出现自2001年6月份以来首次同比负增长,进口额较上年同期大幅下降17.9%。由于进口中有较大比例用于来料加工,进出口下降自然带来企业开工不足、减产或停产,形成有别于往年的反常局面。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2009年全球经济增长将降至0.5%,比上年下降将近3个百分点。美国、欧盟和日本将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这种衰退将进一步降低发达国家的进口需求,加重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
2、价格因素。人民币升值会产生出口产品的价格效应,这种价格效应不容忽视。从2005年7月到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人民币升值21.2%。在最初的两年时间里,人民币升值步伐比较缓慢,为10.9%。但从2007年9月以来,人民币升值速度加快,一年时间上升10.3%。随着人民币加速升值,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受到很大冲击。以服装衣着类纺织品为例,从2005年7月到2008年1月,出口同比增长速度基本保持在22.0%以上,但此后一路下降,2008年第四季度的同比增长率平均只有2%左右。尽管金融危机爆发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保持相对稳定,但对欧元、英镑和日元等汇率出现大幅升值。这种升值相当于产品的价格效应,在收入不变的情况下,价格上升会导致进口需求下降,削弱中国出口的国际竞争力。
3、投资因素。外商直接投资和出口下降诱发的投资减少,减弱了投资拉动就业效应。中国是全球吸收FDI投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一些跨国企业或投资者由于受到资本市场筹资和融资的约束,无法筹措资金对新兴市场进行投资。而且,中国制造业成本上升和利润率较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也减少了对投资盈利预期,从而减弱对中国的投资意愿。在外部订单减少和人民币升值效应影响下,不少出口导向的外商企业或国内企业面临亏损和倒闭的威胁,在资金链出现断裂的情况下,不得不削减生产或关门倒闭,从而造成就业问题。据商务部统计,2008年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7514家,同比下降27.4%;实际使用外资金额923.95亿美元,同比增长23.58%。但2008年11月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同比下降36.5%。外商投资拉动就业的效应明显减弱。
4、间接因素。金融危机对服务业贸易带来一定的影响。随着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长放缓,为货物贸易提供服务的服务业遭受影响,比如外贸服务等部门。同时,出口下降还通过乘数效应放大对投资、消费和总体经济的负面影响,进而对不同行业就业产生程度不同的冲击。
(二)有利条件
1、内需政策。中央出台了《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计划到2010年加大投资4万亿元。通过加大投入的政策措施,增加就业岗位,无疑给返乡农民工就业带来了及时雨。
2、减负政策。为减轻企业负担、稳定就业形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三部门出台了“五缓四减三补两协商”的“组合拳”,提高外贸企业的出口退税率、降低企业的税率、增加中小企业的信贷规模、降低企业社会保障缴费费率等等,这些措施将有助于减轻出口企业面临的经营压力,解决中小企业流动资金短缺问题,从而为稳定就业和扩大就业需求提供
保障。初步预计,这些政策可以减轻企业负担2000亿元,稳定上千万个岗位。通过减轻负担、稳定和扩大就业岗位的政策措施,无疑减缓了返乡农民工的就业压力。
3、扶持政策。针对农民工就业困难,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扩大就业和促进创业。加大政策扶持力度,鼓励和支持有利于扩大就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小企业、非公有制经济和服务业更好发展,更多吸纳就业。积极推动以创业带动就业工作,完善支持创业的财税、金融、工商、场地等政策体系,改善创业环境,为创业创造更好的条件。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切实做好当前农民工工作的通知》,要求加强农民工技能培训和职业教育,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和投身新农村建设,为农民工提供帮助和扶持。通过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创新创优环境,无疑给返乡农民工就业开辟了广阔的空间和舞台。
三、解决农民工返乡就业问题的基本模式和主要路径
返乡农民工就业问题,具有复杂性、艰巨性、紧迫性的特点。各级党政要加强领导,科学统筹,综合协调,多策并举。当前,应对我省返乡农民工就业问题的重点在农村,难点在劳务输出大县。
(一)返乡农民工就业的“五种模式”
一是返乡观望型。在外出务工的年青人中,有较好较稳定的收入,因企业精简等原因回乡,如经济形势好转,要继续回原务工地就业。
二是返乡创业型。基本以高学历及多年打拼积累一定资金、经验者为主,有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返乡后要寻找合适的项目进行自主创业。
三是返乡就业型。以年龄偏大技能单一的体力劳动者为主,难于适应在外竞争激烈的职场环境,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失去岗位,返乡后要在当地寻找相对合适和稳定的工作。
四是技能就业型。多数为在外打工多年、有一定专业技能和知识,是当前许多工业园区企业急需的技术岗位人员,“回流”后要在当地企业重新就业。
五是返乡务农型。以年龄偏大,有一定资金积蓄者为主,在当前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的吸引下,在沿海企业裁员、关停之机回乡,要从事种养等农业事业。
(二)返乡农民工就业的“六条路径”
一是加强领导。一要组建领导机构。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建立由劳动保障、农业、教育、财政、司法、工会、统计、农办等部门组成的领导机构,重点加强我省农民工输出大县的相关机构和职能,做到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统一管理、统一资金使用、统一工作经费。二要建立协调机制。建立健全省、市、县、乡、村五级自上而下、横向平行的协调联络机制,明确职责、严格责任。三要建立应急机制。充分发挥农村基层政权组织的基础作用,建立各级政府应对返乡农民工的应急预警工作机制。农村基层政府和组织要直接面对返乡农民工问题,时刻关注农民工返乡的情况,加强与返乡农民工的沟通与交流,及时了解返乡农民工的思想动向,有效处理农民工返乡后出现的各种问题。
二是破除障碍。一要致力破除体制障碍。建立将返乡农民工就业纳入城乡统筹就业目标的长效机制,按照推进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的思路解决返乡农民工就业问题,确立城乡统筹、城乡一体的城乡就业发展格局,切实维护返乡农民工的平等就业权、劳动报酬权、生命健康权,积极稳妥地加快推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进程。继续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完善城乡社保。二要着力破除融资障碍。鼓励金融机构给返乡农民工发放小额担保贷款,满足创业资金需求。三要努力破除环境障碍。简化创业企业的注册登记手续,尽量免费办理各
种手续,对创业企业实行税费减免,协调各方充分履职,全方位为返乡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提供有力保障。
三是注重投入。一要争取支持。各相关部门要继续积极主动争取中央的对口资金支持。二要专项投入。我省要尽力增加解决返乡农民工问题的专项资金投入。三要多元投入。鼓励我省各类企业积极参与对返乡农民工业务技能培训的投入。四要建立基金。整合全省现有的农业、扶贫、劳动保障、教育、农办等部门下拨的解决农民工问题的专项资金,建立农民工就业促进基金,统一管理、统一调配使用,在今明两年重点保证人口和农民工返乡大县的基本资金投入,人口少、返乡农民工数量少的地区可以采取先调剂、后补齐的方式处理。五要严格监管。制定严格的资金使用监管制度,保证资金统一使用的公正和安全。
四是强化培训。一要安排专项资金。根据农民工的不同情况做好各类培训计划,按2至3个月期限每天给受训农民工适当补助,稳定培训对象。二要整合教学资源。整合我省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各类职业教育技术学校等教育科研优势资源。编制符合农民工实际的教材,组织有经验的教学培训人员,筹集必要的培训经费,对农民工进行免费或者低收费的创业培训,并给合格农民工颁发证书。三要提供免费培训。鼓励国有大中型企业免费为农民工举办各种实用技术培训班。四要实行目标管理。把返乡农民工的业务技能培训工作和效果纳入各级政府的目标考核体系。
五是构建平台。一要开展中介服务。全力为返乡农民工开展职业介绍服务,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多方联系用工单位收集岗位,针对返乡农民工的实际,进行就业推荐和进场求职相结合,千方百计寻求就业岗位。二要开展技能鉴定。免费开展职业技能鉴定工作,使返乡农民工具备用工单位所需掌握的技能。三要切实加强协作。充分发挥驻外办事处和联系点的作用,加强与经济发达地区和大型企业集团的联系与协作,及时掌握用工需求,签订劳务协议,推进有组织输出。
六是广辟渠道。一要通过在川建设项目吸纳就业。所有在川的重大建设项目必须按计划录用当地或者我省的农民工,把在川建设项目雇用我省返乡农民作为一项工程监管内容来抓。二要通过援建项目吸纳就业。积极协调对口援建省市单位,让援建方积极安排雇用当地农民工参加项目建设。三要通过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吸纳就业。积极安排返乡农民工参加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在农田改造、水土保持、水利工程、乡村公路等项目中优先安排农民工就业。四要通过多业并举吸纳就业。在优化产业结构和推动产业升级的同时,大力发展农民产(创)业园,注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大力扶持发展中小企业,鼓励发展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大力发展服务业和社会公益性事业,增加返乡农民工就业岗位。
负责人:王整
成员:吕焱飞(修改)
李世金(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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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调查与决策——《美国金融危机--经济衰退的特点》
调查与决策——《美国金融危机--经济衰退的特点》总第327期
调查与决策(内参)
第217期
美国金融危机--经济衰退的特点
始于美国次级房地产贷款的危机已经演化成了一场波及全球的金融海啸,正加速向全球性经济危机演化。包括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内的西方人士普遍认为此次危机“百年一遇”,其波及范围和影响程度将大大超过1929年。现将这两次危机作一比较,分析特点,以利于进一步认识经济危机的演化趋势。
一、危机的背景是世界工业化进程加快
1929年大危机时只有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日本、苏联等少数国家进入或完成工业化,人口不多,占用地球资源有限。二战以后,新科技革命将工业化推向新高潮,生产力进入“黄金发展”时期。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信息革命推动了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型,出现了全球的制度创新与扩散。跨国公司的规模更大,对各国经济的渗透更深,企业经营的国际化程度普遍提高。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加速,超过世界人口一半的国家采用工业化的生产方式,享受到城市化的生活方式,地球资源出现严重短缺,环境受到极大挤压。此轮金融危机从表面上看是全球流动性的泛滥和金融衍生技术的不当利用,本质上是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人类进入工业化的目标、进程与地球资源、环境的矛盾。因此,只要全球工业化进程加速的趋势不被打断,石油、金属矿等主要工业资源仍将长期处于短缺状态,目前的价格下跌不过是从前一段的恶意炒作向合理价位的回归。从长远来看,如果技术上没有新的突破,工业必需资源的价格上涨仍然是大趋势。“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住了所有国家”(基辛格)这句话仍然是西方强国奉行的战略原则。
二、危机的性质是结构性金融危机
本轮金融危机的性质不同于1929年整体性金融支付危机,产生于与虚拟经济相关的金融范畴。实体经济虽然存在能源、粮食、金属矿产的短缺和生态恶化、环境容量等问题,但并不存在严重的、不可克服的供需矛盾,只是因为发达国家无限、甚至恶意透支信用,滥用美元这一国际支付货币的话语权,造成了现实支付能力迅速下降,并发了对未来信心的严重动摇,欧美市场急剧萎缩,新兴国家连带遭受严重冲击,因此属于结构性金融危机。其表现是原本急剧扩张的信贷陡然绷紧,迫使各国政府联手采取减息行动。然而所有的救市措施实际上都增加了虚拟经济的规模,在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缺乏防火墙时,虚拟经济泡沫的破裂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将会更大。由于金融危机将正常的市场秩序打乱,实体经济的运转受阻,目前已进入危机的第二阶段--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蔓延的阶段。在商业银行方面,银行受呆坏账率提高和资产减值等因素影响,资本金遭受严重损失,贷款能力受到限制。金融市场方面,多家金融机构连连破产倒闭,出于对借款人违约的担忧,市场信用价差迅速扩大,需要付出相当高昂的代价才能筹集资金。面对筹资难度增加和成本提高,实体经济运行规模将不可避免地出现萎缩,这一态势已在许多国家出现,并将延续至少两三年。
三、危机的根源是非常严重的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交织
金融创新造成的各种问题并非这次危机的主要根源,金融监管不当也只是引发危机的重要外部诱因。美国经济真正的问题出在三个方面:一是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为美联储实行长期的低利率政策、滥用货币发行权、谋取国际货币的好处提供了可能,而低利率政策助长了借款人毫无节制的借款行为,刺激了房市的非理性繁荣。二是美国泡沫不断扩大的过程是通过从全世界抽取储蓄来维系的。例如,仅2007年就有5万亿美元流入美国资本市场。美国以“金融创新”的名义造成了“穷国供养富国,小国供养大国”的局面。在全球范围内转嫁其信用风险,是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三是美国财政支出结构的矛盾显现出政府的缺位。为了维持一极独大、主宰全球的地位,联邦政府大量的财政资源被用于国防支出和海外扩张,对低收入阶层改善住宅等消费要求无力支持。政治家为了收买民心,金融家为了谋取暴利,联手以无限放大信用的办法求诸市场,其结果刺激了十多年房地产、资本等市场的繁荣,也孕育了巨大风险。因此,不得不通过所谓金融的不断创新来转嫁风险,掠夺全世界、特别是新兴经济体的财富来维护美国国内需求非理性的增长。这种盘剥全球、独利自家的发展模式是造成当前世界经济失衡的根源。
四、虚拟经济发展过速使危机不断蔓延并深化
金融创新导致连续不断的金融虚拟化。金融投机活动导致大量资金在债市、股市、汇市、期货市场、金融衍生品市场等之间循环流动、自我膨胀,并成为“有机整体”,导致了本次危机的传递渠道的复杂多样,还会出现什么新奇花招肯定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美国推动金融自由化、虚拟化、证券化和全球化,导致本国虚拟经济规模远远超过实体经济支撑。2007年底,美国虚拟经济规模为167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GDP的12倍。虚拟经济过度发展导致美国经济结构出现巨大缺陷,美国制造业仅占其GDP的15%,而包括金融业在内的服务业占其GDP的70%。在美国推动下,2007年全球金融衍生品达676万亿美元,也相当于全球GDP的12倍。虚拟经济迅速发展导致全球资本流动性过剩和无序性扩大。近20年来全球经济年均增长3.58%,而国际流动资本年均增长13.7%。2007年8月美国次贷危机爆发时,全球流动资本高达12万亿美元,2008年初仍达10万亿美元,其中美国6万亿美元。国际流动资本兴风作浪,不仅干扰国际金融秩序,而且成为国际油价、粮价和矿产资源价格暴涨暴跌的重要因素,为这轮金融危机增添了许多不确定性因素,也给本轮经济挤泡沫、消浮肿带来极大变数。
五、信息技术的进步使实体经济反应迅速,金融危机与实体经济交互作用明显1929年大危机主要表现为产能过剩,但由于当时信息技术不发达,信息传播速度慢,许多厂商在市场供求失衡的情况下仍盲目生产,导致产品价格特别是农产品大幅下跌,农业衰退由于金融的大崩溃而进一步恶化。经济衰退的后果是大规模失业,并在危机后期的1932年达到高潮,失业人口美国1370万、德国560万、英国280万。
此次金融危机发生后,信息技术的进步使生产企业反应迅速,根据市场供求状况的变化调整生产,作出减产和裁员的决定,造成失业和收入下降的时间前移。同时,金融市场尤其是股票市场的大幅度下滑带来强烈的逆向财富效应,抑制了居民消费,造成市场萎缩,推动危机深化。最终形成“金融危机冲击实体经济,实体经济加深金融危机”的恶性反馈循环。但从另一方面看,反应快,来势猛,减少了企业经营的盲目性,及时调整生产要素的投入方向和力度,降低了实体经济的损失,为复苏创造了较好的条件。
六、危机的传导、释放更趋于全球化和金融化
19世纪中期,世界市场初步形成,但经济全球化程度较低。1929年大危机时,只有西方少数工业化国家完全依赖世界市场,世界大多数人口仍处于自给自足的状态之中,受危机直接波及的国家不多。二战以后,新自由主义思潮盛行,到上世纪末几乎所有国家均实行了各种形式的市场经济。经济全球化程度空前提高,全世界绝大多数人口被卷入了市场化的国际分工。二战前,国际分工主要是殖民地和宗主国之间的垂直分工,如世界工业和世界
农业的分工,而现在更多的是网络型分工。在意识形态松动、经济制度樊篱打破之后,资本借助因特网以空前的速度、巨大的规模在国际上流动,经济联系日益紧密,风险极易传播。19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就是一次战术预演。
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美国成为世界最主要的投资目的地,欧洲、新兴经济体和石油出口国等都是美国的投资来源国,美国金融创新产品的很大一部分也被海外投资者所持有。次贷危机爆发之后,全球相关金融机构受次贷产品市场价值缩水导致损失巨大。更重要的是,许多国家的金融机构和投资者都持有美国的“两房”、投资银行,以及其他金融机构的债券和股份。在危机深化后,这些金融机构出现问题,或倒闭或被低价收购,给投资者带来巨大的损失。美国金融机构的损失迅速传递给其他国家金融机构,造成一波又一波的金融动荡。
七、各国政府对危机反应迅速,步调比较一致
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发生后,各国采取了“以邻为壑”的态度,以关税的形式强化了经济的民族主义,致使那次危机具有长期性、普遍性和空前的破坏性。在危机爆发后,为了及早摆脱困境,各国纷纷出台五花八门的自卫措施,力图将灾难转嫁他国。各国还展开了关税战、货币战、倾销战,引起各国间的经济摩擦和政治上的关系紧张,最终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此次危机发生后,美国政府放弃经济自由主义的说教,以积极的态度应对金融危机,并通过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救市行动,以避免金融市场崩盘。美国财政部实施7000亿美元救援计划,并联手各大经济体,采取全球行动,力图使金融危机的冲击力降到最低限度。虽然目前各方普遍预测明年世界经济将面临衰退风险,但各国共同采取扩张性的财政和税收政策,在相当程度上可起到防止经济陷入深度衰退的作用。当然,各国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不同,国内情况也不相同,再加上相互间存在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很多国家都是危机影响到国内时才采取防卫性自利性的措施,因此目前各国采取的政策措施效果究竟如何,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八、危机引发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迫切要求
国际本位货币美元的无节制扩张使整个国际货币体系面临巨大的危机。美元及相关资产的过度膨胀造成全球流动性泛滥。世界官方外汇储备中美元储备已经从1981年的700亿美元扩张到2006年底的3.33万亿美元,膨胀了46.6倍;与此同时国际债券和票据也在加速扩张,国际债券和票据余额从1981年的2312.8亿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216354.5亿美元,增长了92.5倍,而此间国际贸易总额不过增加了6.9倍。这些全球化的国际货币和金融资产交易因对冲基金的大量杠杆投机活动而产生风险,加上“羊群效应”、“蝴蝶效应”等放大作用更易形成金融风暴和危机。随着危机的加深,美国经济的不稳定,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动摇,欧洲联合亚洲试图改变美国主导的国际货币与金融体系,正在演变成一场国际政治力量的博弈。博弈的结果不仅影响当前世界经济的走势,还将影响未来百年的世界格局。
本室政治处:王喜梅
(提供单位:发布时间:2008-12-24录入用户:admin-swzys)
第五篇:调查与决策——《统计基础存在的突出问题与对策建议》
调查与决策——《统计基础存在的突出问题与对策建议》总第175期
调查与决策(内参)
第64期
统计基础存在的突出问题与对策建议
四川省统计局综合处 聂富强 熊建中 倪方平
近年来,各级政府统计部门把加强基层统计基础工作作为一项重点来抓,反映出统计基础仍然是决定统计质量的一个重要问题。省统计局在对四川部分地区的分层次选点调研基础上,进行了一些思考和分析,并对如何加强和完善基层统计基础工作提出了对策建议。
一、基层统计与统计基础的关系
加强基层统计和统计基础工作是近来出现比较频繁的用语,就中国统计改革的逻辑要求而言,理清二者关系十分必要。
对“基层统计”的理解,按照《统计法》,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设立独立的统计机构,表明县统计局为基层统计机构。根据《宪法》,我国地方人民政府包括省、直辖市、县、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等层次,广义的政府统计系统的基层在乡镇一级,或者说企业、住户、机关团体等机构单位构成了基层含义的最低一级。因此,统计的基层是一个可以从不同角度理解的概念,且理解差异也大。将其理解为县、乡两级(或者乡镇、部门与企业)的流行看法从现实看来也许不无道理,但立足点仅仅是政府综合统计系统,至少没有紧紧抓住基层统计工作中核心的东西,用于指导实践则容易导致形式主义。
对“统计基础”的理解,将其限定在“统计工作的基础”方面,也就是开展工作的条件。所谓“人、财、物”是一般的说法,而有人员、有经费、有台账、有电脑、有机构、有制度等就是基础条件的具体化。
以上分析表明,基层统计和统计基础分别从属于主体和客体概念,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具体到政府统计工作中,加强基层统计就包含了相应的加强统计基础工作的要求,而加强统计基础工作也必然不能脱离对基层统计的加强。而就政府统计的政策层面要求而言,加强统计基层的基础统计工作应该具有相当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二、困境与挑战
聚集的“脓包”、“崩溃”的边缘以及“下面真数假算、上面假数真算”等说法也许是对一些统计数据质量的片面观点,但也反映出部分统计数据源头的真实性问题较大,及转轨时期政府统计的微观基础非常薄弱的客观现实。把这些问题放在制度变迁和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来看,则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难性就更加明显。
首先,基于政府控制能力要求而形成的行政资源的自上而下配置方式是基层统计基础薄弱的根本原因。具体而论,在多级政府架构中,统计资源的分布从中央到地方其优劣程度是依序递减的。这种资源配置方式与政府统计对微观基础的内在依赖要求严重背离,结果必然使宏观数据质量的稳健性缺乏保证。由于统计资源配置的“倒三角”分布与客观统计对象的“正三角”分布之间矛盾的长期性,可以判断:基层统计基础从相对意义上将处于长期薄弱状态。
其次,渐进式改革路径的选择决定了统计资源配置的渐进性质,从总体上看县级
以下统计基础面临着绝对薄弱的状况。通过近30年以“分权”为主要特征的渐进式改革,在取得持续经济增长奇迹的同时,也使得中央、省(市、自治区)以及地(市)三级的政府统计工作条件总的说来得到了明显的改善,而县级以下的统计基础则普遍较差。概言之,县级统计——任务重、办公条件差、经费缺乏、人员不足;乡镇统计——经费没有保证、兼职人员为主且变动非常频繁、统计台帐不健全、电子化程度极低;基层政府统计基础尚且如此,村级和企业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
最后,受地方政府重视程度、经济发展水平、政府体制改革、统计体制安排和统计队伍建设等因素影响,基层统计基础状况在各层级各地区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从而给加强统计基础工作的政策选择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地方政府重视的县(区)禀承“一手抓发展,一手抓统计”的理念,能将统计工作上升为政府行为,在经费和人员等方面给予制度保证。这种政府统计地方化的必然结果,就是使数据适合于地方利益的倾向明显,统计基础加强的结果反而可能导致部分数据质量的下降。经济发达的地区,统计基础相对较好,但也普遍面临着市场化、工业化与城镇化过程中统计对象的爆炸式增长和多样性演变,基于提高数据免疫力要求的统计工作量巨大而繁重。以提高行政效率为目标的政府体制改革始终在探索中行进,最后总是要落脚到机构与人员上面,几乎每次改革的结果都导致了对基层统计基础的削弱。酝酿中的以精简为核心的新一轮机构改革将很可能对已经非常脆弱的乡镇统计基础以致命的一击。在以地方政府竞争为主要动力的中国特色经济增长方式影响下,“统一领导,分级负责”的现行统计管理体制已经演变成了“统一领导为虚,分级负责为实”的实际制度安排,“谁出钱就为谁办事”倒是不二的行为准则。统计基础工作抓得好的县(区)似乎一把手都特别“能干”,普遍受到党政领导的“厚爱”,背后的实质是层层目标考核的要求,一句话是数据。而乡镇和大中型企业的统计队伍则普遍面临着知识老化和流动性极大的困难,“内疚与无奈”表现了基层统计人员的心声,统计数据的微观基础已到了十分脆弱的地步。
三、体制改革与政策选择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体制与政策均属于制度的范畴。相对而言,政策功能在于短期,体制就明显具有中长期意义。由于体制改革的艰巨性与长期性,应对基层统计基础改善的可能选择就只能求助于政策工具了。近年来,应该说国家统计系统自上而下已经意识到加强基层统计基础建设的迫切性,并在强化领导、开展调研、制定规范化标准、纳入统计工作目标考核、加强与部门和政府的协调、加快信息化建设、评选示范单位、加大执法检查以及培训企业和乡镇统计人员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客观地说,有效果但力度不够,根本原因之一是缺乏从政府职能视角的深刻反思。作为政府统计人,我们认为当前在加强基层统计基础的实践中,各级政府必须在以下方面理清思路,切实有所作为。
第一、统计数据的公共品性质具有很强的相对性,各级政府应该承担基层统计基础建设的相应责任。统计数据是公共品已成共识,而其“准公共”性质尚未引起足够重视。具体而言,站在中央政府角度统计要为全社会服务,站在省级政府角度则又要为各省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依此类推。根据事权与责权统一的原则,各级政府必须承担相应责任。当前省级及其以下各级统计经费主要由地方分级承担的制度安排,至少说明了中央政府对责任的“拖欠”,加大中央财政中统计事业经费的投入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第二、加强基层统计基础的关键在于政策的可操作性要强,力度要大。其实核心还是经费如何增加并落实的问题。按经济发展水平和统计对象规模等因素核定基本的统计事业经费,把乡镇级统计经费纳入财政预算,既是改革中的成功经验,也受到基层统计人员广
泛认可。
第三、对企业统计基础建设要贯彻分类指导、先易后难的原则。大致来看,对规模(限额、资质)以上企业要将“几有”标准的要求与工商注册、税务登记、贷款审批等政府职能有机结合起来,充分体现统计工作政府化的本质。对大量的小型企业,重点则在于将多种调查方式有机结合,切实建立起科学推算的方法体系。
第四、树立开放统计思想,坚决推进加强部门统计的新思路。应该说四川省在这方面观念比较先进,思路也很清晰,关键是推进与总结。根据中国渐进性改革的逻辑,县级是最好的试验田。比较成功的县已经把大部分属于政府部门统计的事务交给了有关部门,完成了改革的第一步;第二步就是如何全部交出和如何审核数据质量的问题。应该重点关注这次改革,其意义对加强基层统计基础工作不言而喻。
第五、中央政府务必高度重视基层统计基础建设问题,将其作为当前最紧迫的一项任务来抓。经济普查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反映出了中国基层统计基础接近崩溃边缘的现实,我们建议国家统计局加强情况调研和问题反映,力争国务院把加强此项工作作为对各级政府的考核要求,同时积极进行“偏软”的《统计法》修订,发动全社会科研力量关注基层统计基础问题等等。
(提供单位:发布时间:2006-08-09录入用户:admin-swzy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