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公共伦理制度建设意义

第一篇：加强公共伦理制度建设意义

加强公共伦理制度建设意义

公共伦理制度建设是指政府公共管理人员的伦理道德要通过制度资源和制度设计体现出来，以制度的威力来规范公共管理人员履行自己的职责。

公共管理中的公共伦理制度建设，即公共伦理制度化，是时代的大趋势。是公共管理的历史性进步，是《公务员法》实施的必然。

任何一种新的理念的提出都有坚定的理论为依据和基石。公共伦理制度建设是以英国著名的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说为理论依据。即不论社会性质和制度如何。制度建设的根本在于其社会是“人治”社会还是“法治”社会。但一个社会是“人治”还是“法治”，从理论说。与对“人”的假设有关。“人治”把“人性善”作为前提，这是我国奉行千年的孔子的管理理念，笃信每个人经过教育可以克服自私心和自利行为，而不必要进行制度化的约束与管理。“法治”的前提则承认人并不善，还藏有私欲，用黑格的话说，甚至是恶的。因此，需要设计一种制度，使人生活于制度环境中，由于有了制度的约束和制约，人就是有自利之心，也会做出对整个社会有利之事。而且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面前，制度的约束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公共伦理制度化建设是一种必须，也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和文明的结果。

除此，我们还必须看到，在社会中个人的心理伦理和道德理性在市场经济道德体系下表现为有限性，这也要求并决定公共伦理必须进行制度化建设。个人心性伦理侧重于从个体方面来解决社会公共管理中的伦理道德问题，表现为通过伦理教育促使个体行为自律，并在发生不道德问题时追究个体的责任。从公共管理的理论与实践角度看，也要承认个人心性伦理道德具有极其重要的自律约束和规范作用，但必须看到，个体的道德理性、意志和能力是有限度的，它仅是一种软约束。因此，在个人心性伦理之外还必须配之以制度伦理。

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特别是27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由小农经济向商品经济特别是市场经济的转变，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进一步扩展，血缘宗法关系和地域狭隘性逐渐被打破，人们的伦理道德获得新的形式、新的内容。特别是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由于其巨大的利益驱动和利益的引诱，社会主体仅靠自身的自律及伦理道德规范已不起多大的作用。所以有些人为某种私利，也铤而走险，进而出现了官场的腐败。这样就需要建设和形成一种与市场经济内在要求相符合的公共伦理和制度伦理。以制度性的力量来建立和维系符合社会道德要求的公共秩序，这是市场经济道德体系区别于自然经济和小农经济条件下道德体系的根本特征，这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内在要求。

公共伦理在少数行政主体身上失去应有的调控作用，数使公共权力偏离了权力运行的健康轨道。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从反面说明了公共伦理制度建设势在必行。一是公共行政成本高，办事效率低下，人浮于事，官僚主义严重。二是干部人事体制上的委任制导致的官场腐败，权力寻租现象严重。三是少数公务人员道德败坏，以权谋私。

四是公共权力腐败的主体越来越法人化、集团化、年轻化、团体化。总之，以权谋私、行政不作为、乱作为、犊职犯罪等行为，是行政运作过程中缺乏最基本的公共管理伦理规范和法制秩序的典型反映。以上诸种公共伦理失落的一个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的公共伦理建设缺乏制度约束机制，对公务人员管理失控，制约不到位，出现公共权力腐败，是我国公共伦理制制度建设滞后的原因所造成的。

第二篇：我国旅游伦理建设及意义解析

我国旅游伦理建设及意义解析

摘 要

简要阐述旅游伦理的概念，从旅游消费者、旅游经营者和服务人员及政府部门几个方面分别论述了旅游伦理建设的问题及措施，最后指出了我国旅游伦理建设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

旅游伦理建设

内容

意义

一、旅游伦理的概念

对于旅游伦理这一概念的界定，学者们从不同角度给予了各自的见解，至今还没有统一的定论。徐少锦、温克勤指出旅游伦理是约束和调整旅游活动中旅游工作人员与游客、游客与游客、游客与社会之间关系的道德和行为规范，它主要包括旅游职业道德和旅游者道德两部分。[1]李健将旅游伦理定义为：“旅游伦理是人们在旅游活动中所应遵循的道德规范的总和”。[2]夏赞才认为旅游伦理是关于旅游者和旅游利益相关者的道德学说。[3]

我们可以把广义的旅游伦理定义为，围绕一切旅游活动所产生的伦理行为和所应遵循的伦理准则规范的总和。主要包括旅游消费者伦理、旅游经营者和服务人员伦理及政府部门伦理道德。

二、旅游伦理建设的内容

根据旅游伦理的概念，我们可以把旅游伦理建设分为旅游消费者伦理建设、旅游经营者伦理建设、旅游服务人员伦理建设和政府部门伦理建设。

（一）旅游消费者伦理建设

由于旅游具有异地性、暂时性等特点，旅游者进行旅游活动时暂时脱离了熟人的目光和日常环境的约束，加上旅游在本质上对于消遣、娱乐等愉悦体验的追求，往往诱发旅游者人性中潜在的恶的东西在旅游行为中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流露。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讲，旅游是放松自我，从现实生活的约束中释放自己。于是有些人就把旅游当成从现实生活枷锁中的一种挣脱，在旅游行为中可以不承担责任和义务，可以随心所欲。在旅游活动中，旅游者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情感支配而不是理性支配。在这种情况下，旅游者的行为表现为约束松弛和占有意识外显。具体表现为道德感弱化、挥霍消费、物质摄取(或占有)、破坏旅游资源与环境(如乱刻乱画、乱扔垃圾)等。

旅游消费者伦理建设是旅游伦理建设中的基础，也是难点。李健研究认为：旅游伦理基本规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按旅游者所协调的基本关系主要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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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和人与自我的和谐四个方面的内容。[2]只有做到这四个方面的和谐，才能达到旅游消费者伦理建设的最高境界。

（二）旅游企业经营者伦理建设

目前我国旅游企业经营面对的一个严峻的问题就是信用问题，在市场恶性竞争条件下，企业采取不诚信的经营手段给游客设下种种陷阱，以至于游客对我国旅游行业整体印象较差。最明显的就是不按旅游合同提供标准的服务，降低标准或者随便转团。因此，目前旅游企业经营缺的不是人才和资金，而是建立和完善信用体制，主要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第一、倡导和谐经营的新商道伦理。在经济发展的今天，随着对金钱的追逐，人们对商道伦理越来越淡漠，倡导和谐经营的新商道伦理有利于旅游企业经营者的利益和整个社会的和谐。

第二、实行旅游伦理营销。把旅游伦理作为一种营销手段，真实促销，让游客真正理解旅游活动，减少旅游活动中的误解和矛盾。

第三、加强企业文化建设。旅游企业文化建设作为旅游企业道德系统的背景要素，对于道德观念培养、道德计划安排以及道德决策实施等都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作用。旅游企业文化建设为旅游企业建立信誉机制提供了良好的伦理氛围与思想基础，而一旦信誉机制最终建立又可以反过来继续促进企业文化建设的深入发展，两者互相促进，相辅相成。

（三）旅游服务人员伦理建设

在旅游活动中，导游人员贯穿始终，在此，我们就以导游人员职业道德建设为例进行分析。导游人员职业道德的建设和培养是个综合的系统工程，需要方方面面的共同努力。谢冽等人研究认为可以通过以下几条主要途径加强导游人员职业道德的建设：[4]

第一，制定科学合理的导游人员职业道德规范。

我国旅游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导游人员职业道德规范。但在旅游业迅速发展的今天，原有导游人员的职业道德规范的某些方面已经不适应现代社会(如关于回扣、小费等的问题)。为适应社会的发展，制定科学合理的导游人员职业道德规范尤为重要。我们可以借鉴海外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一些经验，同时结合中国实际对现有的职业道德规范进行修改、完善，使之切实可行又易于操作和管理，有章可循。

第二，建立健全的导游人员职业道德监督机制。

利用法律的强制性、社会舆论的压力及媒体的高曝光率，充分发挥行政、社会、媒体三位一体的监督保障作用，使导游市场监督体系得到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应建立健全旅游行政监督机制，不断完善社会监督体系，强化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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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加强导游队伍建设，完善导游管理体制与管理机制。

针对导游队伍在职业道德上暴露出的诸多问题，旅游企业和旅游组织应把导游队伍的建设和管理作为一项重点工作。一是在完善原有导游管理体制的同时，成立“导游管理服务中心”，将所有“专职导游”和“社会导游”纳入统一行业管理。并可考虑成立导游协会，通过协会的自律作用，强化导游人员的管理；二是建立合法公开的导游报酬机制，旅游部门和劳动部门联合确定导游人员劳动报酬发放及社会保险缴纳，旅行社应按规定给导游发放工资，从源头上解决导游私拿回扣、索要小费的问题；三是加强导游人员相关法律法规和职业道德的教育和培训，使导游人员学法、知法、守法以及遵守职业道德；四是将规范和树立正面典型结合起来，抓住关键，树立表率，在导游队伍中倡导文明行业之风。

第四，建立行之有效的激励机制。

我国旅行社可参照国外的一些做法，建立一种既能使尽职的导游人员获得相应回报，又能使导游人员为其不良道德行为支付成本的激励机制。如旅行社与导游人员签订相关的雇佣合同。在合同中明确规定对优秀导游人员给予丰厚的待遇。同时还规定违反合同、违反职业道德引起游客投诉后给旅行社造成其他经济损失时，旅行社将予以辞退并追究其经济责任，通过这种方法可控制导游人员职业道德的不良行为。

（四）政府部门伦理建设

政府部门伦理道德建设，主要是各级旅游政府官员应廉洁自律，不参与旅游经营；在旅游管理中坚持公平公正的原则，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为旅游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同时，应注意讲诚信，信守诺言，取信于民。具体措施如下：

第一，道德教育与制度建设并重。

政府伦理失范实际上是党政干部和公务员错误价值取向造成的，因此，应该不断加强旅游部门的党政干部、公务员的思想道德建设，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同时建设和完善制度，制度的好坏对官员的善恶走向有决定性的作用。

第二，缩小政府官员涉租的空间，以减少涉租行为。

大力提倡公共管理民营化，建立企业型政府，改善旅游政府部门办事效率低下和职能错位的现状，充分实现市场化，减少公共权力能配置的公共资源，尽可能利用市场机制来配置所有的资源，以减少旅游政府部门官员的涉租行为。

第三，完善社会监督，特别是司法监督。

在有限政府的基础上，实施民主政治，实施新闻舆论监督，加强法制建设，加强司法监督，实现伦理标准化，同时提倡处理旅游公共问题应具有的透明性，不让少数人中饱私囊，破坏旅游政府部门的整体形象和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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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国旅游伦理建设的意义

（一）有利于减少旅游活动中的问题

1.有助于旅游者旅游目的的实现。

纵观当今世界旅游业的发展，人类正在由“观光时代”和“休假时代”转向“文化娱乐时代”和“旅游文化时代”，旅游目的也正在从简单的观光游览，向知识性、趣味性、体验性、文化性等多方面发展。旅游伦理可以为旅游行为指示道德方向，并内化为行为习惯，提升游客的人格，从而自觉保护生态环境，与人和谐相处，在宽松的氛围中达到旅游的目的。

2.有利于减少旅游活动中的诸多问题。

随着我国旅游业的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普通大众参与到了旅游活动当中，这使得旅游活动的主体从层次、水平和构成上日益丰富和多样，这给我国的旅游业带来丰富经济收入的同时，也在我国旅游活动中出现了许多问题，如挥霍旅游资源，破坏生态环境；旅游服务缺乏诚信观念，经营组织者和旅游者的利益纠纷不断；旅游文化商业化现象严重等。

比如，近年来不断发生的内地游客与香港导游的纠纷事件，这些从根本上说明旅游企业和服务人员的旅游伦理问题，随着导游人员职业道德和伦理观念的树立和提高，“以人为本”理念的确立，上述问题才能从根本上杜绝。

（二）有助于生态文明建设

生态文明是一种全新的文明观，是人类与自然和谐统一、共存共荣、经济繁荣与环境优美处于良性循环的进步状态。人类是生物圈中的一环，人们在旅游活动中自觉地把自身置于整个生物圈相互依存的网络中，用旅游道德规范约束自己的行为，积极而主动地促进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有助于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三）有助于精神文明建设

精神文明建设需要旅游伦理的有力支持。旅游伦理首先规范调节的人际关系，主要是陌生人之间的关系，“生人有助”是其重要规范。这种道德规范有助于升华旅游者的人格，进而自觉创造熟人之间和谐的人际关系，从而使整个社会呈现出良好的精神面貌。

总之，旅游伦理在确认人类发展权利的同时，还必须保证自然环境的健康延续，实现生态系统的平衡以及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

参考文献

[1]徐少锦,温克勤.伦理百科辞典[K].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2]李健.关于旅游伦理的思考[N].光明日报, 2000-04-11(C2).[3]夏赞才.旅游伦理概念及理论架构引论[J].旅游学刊, 2003(2): 30-34.[4]谢冽.导游人员职业道德建设刍议[J].湖南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1)

[5]曹诗图,林红珍.试论旅游伦理道德的建设[J].三峡大学学,2008,30(1):23-27.河南师范大学本科学年论文

[6]蔡丽梅.中国旅游伦理建设的意义及路径解析[J].商业时代,2010(35)

第三篇：行政伦理制度建设研究

行政伦理制度建设研究

[摘 要]行政伦理状况的好坏,不仅关系到政府的形象及办事效率,也关系到整个社会的道德风气和安定团结。我国社会正经历由由人治国家向法治国家的转型，这段转型期使新旧两种社会运行体制和结构要素的痕迹并存,从而使我国行政伦理制度建设面临着诸多的难题和巨大的挑战。

[关键词]行政伦理 制度建设 研究

一、加强当前我国行政伦理制度建设的必要性

行政伦理,本质上是一种政治道德。在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行政体制的不完善和行政行为的不规范引发了诸多行政问题,而这些从根本上都反映为行政伦理的失范。鉴于此,加强行政伦理的制度建设已成为了当前我国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当前,加强我国行政伦理制度建设已成为时代的必然，首先,有助于社会道德风尚的建立。行政主体是政党和政府形象的直接表现者,同时又是道德的表率者和伦理目标的焦点。主体的道德水平和道德修养能够反映出社会道德面貌,同时也直接影响全社会的道德水平和道德内涵。因此,行政主体的道德行为与风貌是社会注目的中心和仿效的模型,是社会伦理目标,直接对社会民众起示范和导向作用,影响着民德和民风。其次,有助于决策的正确制定。行政决策的正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行政主体的道德水平,即必须能够在多重利益关系及其矛盾冲突中正确地理解和把握自身的伦理责任,并依据自己的伦理责任来恰当地权衡和选择自己应如何决策。最后,有助于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市场经济离不开竞争,市场中各竞争主体之间的竞争行为既要严格依法进行,也要严格依诚信规则进行。市场竞争中-1-

诚信规则的确立、维系单靠竞争者的自身行为往往是无济于事的,而必须依赖于行政主体的诚信。

二、当前我国行政伦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宗旨颠覆。有些行政人员热衷于比物质享受、比个人财富,头脑中充满了享乐主义思想、物欲膨胀、生活腐化,背弃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借招待上级领导以及接待外商之名,大吃大喝,虚开发票,中饱私囊。经常用公款招待亲朋好友吃喝玩乐,大摆阔气,铺张浪费。公费旅游、购买豪华轿车、办公楼豪华装修等奢侈浪费之风也越刮越烈。

（二）权力滥用。有些行政人员利用手中的权力,大搞工程建设和物资采购,收受回扣,贪污公款,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将公共财产据为己有。有的挪用公款,或是用来炒股、赌博、借款生息,或是放贷、搞投资办公司,向企业或个人“出租”权力套取暴利,包括权钱交易、以权谋私、索贿受贿。

（三）作风不良。有些行政人员对待工作不再兢兢业业、勤勤恳恳,而是该自己做的不做,该自己管的不管,造成工作事务在部门之间、人员之间相互推诿,效率低下。许多单位、部门干部损公肥私,靠山吃山,财税部门乱减免,乱优惠,截收瞒报,创收提成;公安部门以钱代罚,以钱代刑,私了成风;工商部门巧立名目,滥收费用等等。

（四）政绩不实。有些行政人员为追求个人“政绩”,在决策中不根据本地实际、盲目跟风,造成大量资产浪费、劳民伤财。同时,弄虚作假、欺上瞒下、虚报成绩、窃取荣誉已不是个别现象。许多单位玩数字游戏,年初层层下达目标任务,年末层层上报虚假数字,以骗取“先进单位”荣誉。许多领导干部夸大工作业绩,虚报完成目标任务数,捞得政治资本,以达到晋升之目的。

三、当前我国行政伦理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价值取向多元化。行政人员也是“经济人”,是“理性经济人”,他们也会按照成本—收益原则追求利益最大化。也就是说,在政治市场上,他们会寻求自己的最大利益——权力、地位、金钱、待遇、名誉等,从而把公共利益放在了次要的位置。这种多元化的价值取向使伦理问题出现。

（二）监督机制不健全。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 我国对权力的社会监督和制约机制已逐步建立和完善起来。我国对行政权力的监督虽有党内监督、法律监督、行政监督、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等多种形式,但缺乏完整、严密的监督制度和相应的法规。同时,与迅速发展的客观事实和层出不穷的问题相比,这些监督机制还远远不够。

（三）行政体制存弊端。我国的行政体制生成于特定的传统制度环境和制度遗产中,而又成长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进程中,传统的行政体制显现出了越来越多的滞后性。

四、当前我国行政伦理制度建设的研究

（一）以“为人民服务”为行政伦理的基本原则

1、改善行政伦理制度设计中的缺陷。人类虽不乏向善之心,但其本性中总是潜藏着某种作恶和不道德行为的基因,制度既然是“集中行动控制个体行动”,其设计和建设自然不能以人人是君子为前提,而必须立足于人人是小人。只有使国家行政人员的各种不道德的行为损失惨重,深入人心,才能在全社会形成合作博弈比非合作博弈更有利的普遍预期,人们才会看到良好的政府行政伦理状况。因此,必须加强我国行政伦理制度设计上的缺陷的改善,使行政伦理规范尽可能成为一种可操作的制度,能够落到实处,而不是空洞的“理想”或者“本份”。

2、强化行政人员“人民公仆”意识。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行政人员作为社会管理者,不是统治者,更不是压迫者,而是服务

者——人民公仆,为人民服务是人民公仆的义务和天职。这也是我国宪法规定的。我国宪法第27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因此,应通过示范、评价、鼓励、教育等方法手段提高行政人员的道德意识、道德修养和道德自律能力,做到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职守,充分体现行政人员“人民公仆”的本色。

（二）建立全方位立体式的行政伦理监督机制

1、建立专门的行政伦理监督机构。使监督机构享有广泛的授权并具有独立性,它只向最高权力机关或立法机关负责,接受它们的领导,而不从属于任何政府部门,其编制也不纳入公务员系列。只有如此,才能保证行政伦理监督的实效性。在确保人大核心监督地位的前提下,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下面设立一个“中央伦理监督委员会”作为全国最高监督机关,专门监察和追究政府行政人员违反行政伦理但又未构成犯罪的行为。同时,在地方人大常委会设立“地方伦理监督委员会”,负责监督地方政府工作,并实行垂直领导体制。地方伦理监督委员会只接受上级伦理监督委员会领导和地方人大指导,不隶属于行政部门领导。该垂直式专门监督委员会对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除了具有检查权、调查权、建议权、行政处分权外,还要有独立的考核权、弹劾权、罢免权等,以保证该委员会充分发挥其监督职能。

2、充分发挥社会监督的应有作用。要最有效地发挥监督机制的作用,必须从社会监督入手。包括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一方面,通过广大人民群众直接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社会事务,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力,使人民民主得到具体体现。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充分发挥群众与一切行政伦理失范现象作斗争,发挥群众团体的作用。另一方面,将行政行为和信息置于新闻、广播、报纸、网络等媒体的广泛监督之下,用舆论压力来约束并促使行政伦理的合理运行。

（三）转变政府职能,加快行政体制改革

1、建立现代行政体系。尽管伦理可以有超前性,但新的行政伦理要作为整体存在并在行政活动中起主要调节作用,是不能没有行政制度和体制作为基础的。因此要消除行政伦理上的消极、落后等不良现象,就不能仅仅局限在宣传和教育上,要同时坚决推行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建立完善而和谐的现代行政体系。

2、重新定位政府角色和政府职能。完成政府角色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从行政管制向行政管理转变,从围绕权力运转的政府向为社会提供服务的服务型政府的转变。使政府职能从微观调控转变为宏观调控,克服政企不分、效率低下、关系不顺等弊端。

第四篇：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意义

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意义

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改善有其必要性。这是经济发展的奠基石，必由之路。有付出才有回报，同样，在经济学上，属于一种“社会先行资本”（Social Overhead Capital—SOC），在合理正常的情况下，投资的成本与收益的多少息息相关。就好比风行多年的地方招商引资，在招商之前那大量的准备活动大多是基础设施的改善，以达到吸引资金的目的。

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改善，在此，按区域分为两大部分：其一为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其二为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是一项利民利国的好政策。它帮助解决三农问题，改善农民生活条件，刺激农村发展，打破农村闭塞的状态，对于改造传统农业，把现代文明引入农村，改变农民的生存状态，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并一定程度上缓解城乡差距日益扩大的矛盾，增强农民的幸福感。为社会主义文明发展繁荣，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稳定做出贡献。

此外，它还具有多方面的经济意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会降低农民的投资风险，使得“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极大地刺激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并会实现农村产业的转型升级，创新技术的引入。不断地增加农民收入，由温饱迈入小康。有利于正确消费观的宣传，改善农村消费环境，刺激农民消费，拉动内需，促进国民经济稳定可持续的发展。

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改善，成本与技术含量都相对较高。一般都是聚集的工业园区或大学城之类的。

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的改善，也是有政治意义，经济意义，此外，还有文化意义。

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的改善，有利于城市的发展，这是毋庸置疑的。最能体现的是城市内部资源的分配，市中心一般会从政治中心演化为政治商业中心。而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市中心都会迁移，并在新市中心周围改善公共设施，吸引资金发展开发该地区。从而使得发展较为平衡。不仅如此，它还便利市民的生活，营造出幸福感，并一定程度上减少市民的支出，增加收入，拉动内需，促进城市的正常运转。

它的经济意义则在工业的集聚地，高新技术的集聚地，巨大的物流、能量流和信息流能够增加城市运转速度，刺激一座城市的发展。信息的交流，思想的碰撞，巨大的商业价值。集聚，基础设施的公用，成本的最小化，利润的最大化。

文化意义则在于，大学城的建立易产生思想的火花，教学资源的共享，便于教师的共同交流，以及教育资源的流通。学生与学生之间更容易沟通，文化上可能会形成竞争的良好氛围，“百花齐放”的思想盛况也是可能的。

不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基础设施的改善都促进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增加民众的幸福指数，为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做出卓越的贡献。

第五篇：医学伦理委员会制度

医学伦理委员会制度

一、医院伦理委员会是在院长领导下的、为发展在本医院内的医学伦理问题进行医学伦理决策的咨询机构。

二、医院伦理委员会遵守赫尔辛基宣言的规定，要遵循国际公认的不伤害、有利、公正、尊重人的原则以及合法、独立、称职、及时和有效的工作原则开展工作。

三、医院伦理委员会以维护人的健康利益、促进医学科学进步、提高以病人为中心的服务意识为工作目标，兼顾医患双方的利益，积极促进医院生命伦理学的实施与发展。

四、伦理委员会成员应接受有关生命伦理学和卫生法的教育和培训，委员会应制定培训计划，以不断提升委员的素质和能力。

五、医院伦理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维护患者及医务工作者的权益，论证本院的医学伦理及生命伦理问题，开展生命伦理学普及教育活动，对涉及人体或人体标本的项目进行伦理审查和批准，并提供咨询服务。

六、评价、论证本院开展的涉及人体试验的科学研究课题的伦理依据，贯彻知情同意原则，审查知情同意文件，对研究课题提出伦理决策的指导性建议。

七、讨论、论证本院临床实践中遇到的生命伦理难题，提出伦理咨询意见。

八、对本院已经实施或即将引进的医学创新技术；对已经开展或即将开展的重大医疗技术；对医务人员或病人（包括病人亲属）的咨询与请求；对院长提出委托的事件，行生命伦理的讨论、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