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浅析中国佛教孝道观
浅析中国佛教孝道观
一、佛教、中国佛教简介
佛教起源于印度,当时印度处在一个诸国纷争,战乱不断的时代。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在现实生活中感到人生的种种苦恼,立志要找到一条能够解脱苦恼的道路,于是便决定出家修行。他在印度各地寻访名师,经过多年的苦行,还经历了禅定、冥想等各个阶段,最后终于在菩提树下大彻大悟,成为一个觉悟者。为了使众生也能像自己那样解脱生命流转过程中遭受的种种痛苦和烦恼,达到觉悟境界,于是佛陀把他所觉悟的道理传授给众生,由此产生了佛教。
公历纪元前后,也就是两汉之际,佛教开始由印度传入中国,经长期传播发展,形成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中国佛教。由于传入的时间、途径、地区和民族文化、社会历史背景的不同,中国佛教形成三大系,一是经北印度和西域诸古国而沿丝绸之路往东传入中国的汉传佛教。二是藏传佛教(藏语系),藏传佛教一方面是指在藏族地区形成和经藏族地区传播并影响其他地区(如蒙古、锡金、不丹等地)的佛教;另一方面指用藏文、藏语传播的佛教,如蒙古、纳西、裕固、土族等民族即使有自己的语言或文字,但讲授、辩理、念诵和写作仍用藏语和藏文的佛教。三是云南地区上座部佛教(巴利语系)。上座部佛教又称南传佛教、巴利语系佛教。云南傣族等少数民族佛教,属巴利语系,也就是南传的上座部佛教,它们有自己的民族特色;它和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在教义上有很大的不同。
二、中国佛教孝道观产生的原因
佛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外来宗教,作为一种外来的宗教思想文化,它的教义思想、仪轨制度、戒律规范等,在许多方面都与中国的传统思想和传统礼教有差别,甚至许多方面是与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相矛盾的。佛教要在中国生存和发展,必然要与中国文化有一个磨合过程。如何调和、融合佛教思想与中国思想文化传统间的差别和矛盾,是佛教在中国发展过程中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个磨合的过程是漫长的,但只有经过这个过程,来自异域的佛教教义和思想才能脱胎换骨,由一种外来的宗教文化经过演变和发展,最后吸收和融合本土文化的精髓,形成一种适应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能为普通的中国老百姓所接受的宗教文化,并使它的教义思想融合到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由于中国传统社会思想是以伦理观为基础,而孝道又是中国传统伦理观的核心,因此佛教要与中国文化相融合,孝道观是核心和契机。正是在这样的条件和思想文化背景下,佛教吸收融合了中国传统的孝道观念,渐渐形成了中国佛教的孝道观,中国佛教的孝道观成了佛教与中国传统伦理思想融合的契合点。
三、中国传统孝道思想与佛教中孝的思想
中国的“孝”作为传统伦理道德规范,具体内容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孝”的基本内容是赡养父母。父母在世当善
养,父母过世当定期祭祀,配之以享。在物质上满足父母的需要,还远远不是孝的全部,还要以恭敬地心情和态度来奉养父母,“尊亲”“敬亲”。除此之外,所谓“孝”,还必须以一切行为不违背父母的意愿为准,“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按照孝的伦理原则,在家庭关系中,子女对父母应当行孝,父母对子女应当以慈;兄长对幼弟应当以爱,弟弟对兄长应当事敬,父慈子孝,兄爱弟敬,这些都是家庭生活中应当遵循的伦理原则。值得一提的是,在周代以来确立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维系的宗法等级制社会中,“国”是“家”的延伸,“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家庭伦理中的父子关系延伸到社会中就变成了君臣关系,以孝悌为主要内容的儒家仁学思想,推广于社会,就体现为了忠君爱国精神。“忠”和“ 孝”就理所当然的被结合在一起。
从印度传入的佛教也是讲孝道的。佛教的经典中有论述孝道观的,佛教的教义中有发扬孝道思想的,佛教的创立者佛陀是实践了孝道的。佛教的孝道思想是与佛教的报恩思想结合在一起的,报恩思想是佛教教义学说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强调“报恩”,认为人生在世有许多因果。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因果关系贯穿于人生的整个过程。人的一生得益于外界的各种恩赐,对于这样的恩,应该有所回报。佛教有“报四恩”之说。所谓的“四恩”就是指父母恩、众生恩、国王恩、三宝恩。在佛教中,报恩思想还被落实到了日常行动中,佛陀释迦牟尼是实践报恩行孝最有说服力的典范。
佛教认为,真正要报父母养育之恩,就应该让父母接受佛法,懂得离苦得乐之道,这才是大孝,是出世间之孝。而侍养父母,及时供给父母衣食,或是恭恭敬敬的服从父母,即世人常说的“孝养”“孝敬”,这仅仅是世间之孝。佛教关于孝道思想的经典有很多,如:《佛说孝子经》《佛说盂兰盆经》《地藏菩萨本愿经》等。
四、佛教与中国传统孝道观念之争
自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由于基本伦理思想和价值观念的不同,历代都有儒家知识分子反对佛教,认为佛教的流传,将毁坏中国伦理道德观念的基础。唐代韩愈在《谏迎佛骨表》中说:“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行,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佛教伦理思想与中国传统伦理观的差别,导致了两者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具体表现在:
1、关于身体发肤之争。中国传统伦理思想认为,人的生命来源于父母,人的身体是由父母给的,因此人身上的一切,包括头发皮肤等,都是来源于父母,是父母的恩赐,因此要好好保护,不能随便毁坏,不然就是对父母不敬,就是违背了孝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但佛教教义与此却正好相反。佛教认为,肉体是精神的枷锁,人是因为有了肉体就会产生欲望,修行者视肉体为禁锢。由一种修苦行的,就是用一切奇奇怪怪的方法来对付自己的肉体。此外,佛教还认为人的头发是修行的累赘,所以出家修行必须剃除须发,表示自己“断绝烦恼,断绝尘缘”的决心。
2、关于孝养尊长的问题上。佛教出家修行须离别父母妻子,人们认为这样就再也不能事养父母亲长,也不能对家庭承担责任,这是违背中国传统关于孝行的认识的。
3、关于服饰制度上。中国封建社会伦理思想是以仁和礼为核心的。所谓礼,简单的说就是长幼有序,尊卑有别。而服饰就是区别人们上下等级尊卑的重要标志。中国传统社会中不同身份的人有不同的衣冠服饰,不能混淆。而佛教则规定出家者不能穿色泽鲜艳的、华丽的衣服,衣服都是一致的。
4、关于香烟嗣祀问题上。中国传统观中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之说,这是因为中国古代社会的结构就是以家族血缘关系为纽带,代代相传,一代一代延续下去的。后代子孙要保持祖先的血脉不断繁衍。而佛教提倡出家修行,过佛教所要求的宗教修行生活。出家修行放弃了家庭离开了父母妻儿。如果还未婚嫁选择了出家修行之路,从世人眼光来看,那是断绝了家族后嗣。从儒家伦理观来看,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五、中国佛教孝道观的形成佛教虽然在有些方面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相冲突、相矛盾。但经过长时间的调和与融合,还是形成了独特的中国佛教孝道观。
首先,中国佛教的孝道是与关于报恩的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佛教的报四恩之说在中国社会流传后,由于与中国传统思想有相符的地方,特别是报父母恩,与中国儒家孝道观念相吻合,因而成为中国佛教孝道观的重要内容。
其次,佛教讲求众生平等,佛教的这种平等观也影响了中国的孝道观。在实践上,父母和子女之间,并不是仅仅是在下者简单的侍奉和顺服在上者这样的关系,而是相应的权力和义务的结合。这样形成的中国佛教孝道观就打破了中国传统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僵化观念。
第三、中国佛教的孝道观,是与佛教的戒律结合的。佛教传到汉地之后,汉地的佛教学者又以不杀、不盗、不邪淫、不饮酒、不妄语等五戒配合儒家仁、义、礼、知、信五常。以不杀生为仁,不偷盗为义、不邪淫为礼、不饮酒为智、不妄语为信。奉为五戒五常,既有利于佛道修行,也是在社会上安生立命的重要行为准则。于是顺理成章,佛教的戒律与中国传统思想紧密结合,成了中国佛教孝道观最基本的内容。
第二篇:浅析当代孝道观的问题及对策
浅析当代孝道的现状及对策
摘要:孝道是中国传统社会十分重要的道德规范,也是中华民族尊奉的传统美德。在中国传统道德规范中,孝道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良传统。但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我们对孝道的含义变得越来越模糊,并且我们可以发现家庭、学校和社会对当代人关于孝道的教育都是不够的。本文将对当代孝道进行一个全面的现状剖析,发现其中的问题,采用教育与宣传等多种方式唤醒人们的人性善,弘扬传承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关键词:孝道,问题,原因,教育对策
古人说:“百善孝为先”、“以孝治天下”、“忠臣必出于孝子之门”。有子说:“孝悌,就是仁的根本吧!”孔子说:“孝是德行的根本,教化的开始。”佛经里说;“父母是神圣的。”《三字经》里说:“人之初,性本善。”可见,“孝”是包含于人性善中,并且是最首要的。“孝”是我们精神文明的精髓。在传统思想里,孝是一切德行之根本,人生哲学的基础。几千年来,我们对“孝”的认识、奉行以及赞誉,都是毫无疑虑的,但是现在,当今这个经济社会高速发展,人们生活质量提高,节奏加快,竞争日益激烈化的时代,我们的孝观念越来越薄弱,关于孝道及孝文化的传播教育越来越稀少,我们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在了如何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而不是关爱、关心自己的父母。如今有太多的人认为,“孝”是给钱,而不是陪伴,是电话的问候,而不是回家看看,是物质,而不是时间。由此出现的“空巢老人”等一系列问题不得不引人深思。
一、当代孝道存在的问题
1、孝道意识、责任意识淡薄,缺乏感恩之心。
当今社会的主力军变成了还在为房子、车子、奶粉拼搏的80后,和多数还在校园的90后,很多人说80后是尴尬的、不幸的一代,而90后是垮掉的一代,有人指责道,80后成为各种奴,自己都难生活,更别说孝敬父母,而90后的很多大学生不体谅父母,不认真学习,特别缺乏感恩意识。其实反驳说其错误,可事实却真有其事。错就错在我们自己并没有发现自己的问题,或是发现了也装作没发现或无所谓的样子。确实生活在这样一个年代,每一个年龄段的人都有自己的苦楚,但是基本的孝道、责任感与感恩之心我们能够找借口舍弃吗?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恩,动物都尚有感恩意识,我们人类的感恩意识难道还无法唤起吗?
现在的子女一成家就分家经营自己的小窝,不愿与父母同住的现象越来越多。而一些与父母居住在一起的已婚子女也往往在经济上独立,感情上与父母疏远,缺乏必要的心灵沟通,老一辈普遍缺乏亲情照料和精神慰藉,两代人之间的鸿沟在拉大。并且现代家庭,往往是“宠爱身边小宝宝,淡化薄生养一对老”。子女集万般宠爱于一身,而下一代对父母、祖父母却缺乏基本的孝道常识,缺乏责任感和感恩之心。
2、自我感强烈,敬孝行为弱化
我国于1978年开始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使得当代年轻人很多为独生子女,这些人群在家里备受父母的宠爱,这也造成了作为独生子女的他们在很多问题上往往是以自我为中心,较少去考虑别人的感受,不懂得去照顾别人、关心他人。尽管父母给予了他们生命,并把他们养大,但是他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对于报答父母、孝顺父母却更多的是不理解,往往做出让父母伤心的事情。还有一些子女在之间在赡养父母问题上相互推诿责任;有的甚至视老人的再婚要求为大逆不道,干涉老人婚姻;更甚者还为正确财产折磨父母,抢占老人的住房,抛弃虐待老人。当今青年群体中孝道的缺失已是不争的事实,同时社会上对于“养儿防老”观念的改变,也能看出社会上对于年轻人尽孝前景的不看好。
物质可以满足老人,但精神上的慰藉却成了他们的奢望。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日益激烈的工作竞争标志着生活节奏的加快,每个人的时间都变得紧张,天天加班,无尽应酬。这足以让我们想象出“空巢老人”的落寞。人生在世,不是物质满足丰富人生,而是爱与陪伴,对这世上我们最亲的亲人——父母,我们都没有做到基本的爱与陪伴,我们的人生会没有残缺吗?对于老年人来说,他们不需要太多的钱,太多的物质享受。他们有了太多的生活经历,对一切的态度已经不是那么的苛刻了。物质固然重要,但感情关爱也是非常需要的。
3、“啃老族”的涌现
进入21世纪以来,不断有一些新的群体被发现,而“啃老族”就是其中之一,“啃老族”年龄都在23-30岁之间,有谋生能力,却仍未“断奶”,得靠父母供养的年轻人。他们并非找不到工作,而是主动放弃了就业的机会,赋闲在家,不仅衣食住行全靠父母,而且花销往往不菲。由于从小受到父母家人的宠爱和过度保护,社会适应能力差,抗挫折能力低下,在社会上一遇到挫折就重新退缩到家人保护的羽翼之下。事实上,现在的很多“啃老族”反而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现在大学毕业人数逐渐增加,因为高学历的心态,使他们不愿意从事较低的薪资工作,感觉心理上不平衡,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现在部分被称为“草莓族”的青年吃不了苦,太辛劳的工作不愿意从事,要求工作轻松薪资高,就呈现空等状态,没工作也没读书。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中的啃老族队伍也在日益壮大,并且在农村 的蔓延的趋势日益加快。现在许多人都认为在家里吃老人的、用老人的、要老人的都是应该的。子女成年后,本应该是要立身,学会独立生存,学会承担起家庭的责任,去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但是现在在农村中越来越多的家庭,出现了“农家养贵子”的现象。
二、当代孝道存在问题产生的原因
1、孝道宣传教育弱化。
当前我们的公民道德教育是我们教育的软肋。在我国的各行各业中都有许多尊老爱幼的先进典范,但是我们的新闻媒体对他们的宣传的深度和广度远没有娱乐头条大,我们的网民对这些孝道之行也远没有对八卦新闻有兴趣。甚至在一些地区还出现打骂、虐待、抛弃老人的现象,他们认为善待老人是政府、社会应该做的事,而他们只用享受自己的安逸生活。正由于对孝道宣传教育的力度不够,这种不良思想文化时刻危机着我们整个国家及社会,这也是造成我们经济与国民素养不同步的主要原因。
2、国内外经济文化冲击。
近三十多年来,孝道观念在我国受到两个方面的冲击,十年**期间,使许多美好家庭和我国的养亲、敬老的优良传统遭到空前破坏。改革开放以来,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显著变化。一些人,极端利已主义膨胀,把西方的“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的所谓格言奉为信条。自私自利,甚至心目中没有父母,更没有兄弟姐妹。不少青年不但不能自觉地履行子女对父母,对老人应尽的义务,反而把“实用主义”、“金钱至上”的一套渗透在家庭生活中。许多老人常常受到子女的歧视,甚至虐待。在社会上,有些年轻人,也不尊敬老人。这些情况,不但在家庭中破坏了友爱和睦,给父母在经济上造成困难,精神上造痛苦,而且破坏了社会的安定团结,污染了整个社会的道德风尚。
3、家庭教育方式不当。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子女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老师,我们每一个人的行为举止以及思想观念都离不开家庭对我们的影响,离不开父母对我们的教育方式。现如今有太多的独生子女,自我中心观太强,不会为别人思考,独立能力差都是社会的普遍现象,“啃老族”群体的产生与壮大这些都与家庭教育方式有关。并且子女的行为方式与思想观念很多时候受父母影响,所有家庭教育的方式直接影响子女的孝道观念。
三、解决当代孝道问题的对策
1、改变家庭教育方式
首先父母要做到言传身教,身体力行。作为父母,要在自己的子女面前做好榜样,父母要孝敬自己的父母,尊敬自己的父母,从而在孩子的心中行成良好的孝道观念,一个正确的价值观。让他们在今后的生活中也会懂得照顾别人,培养出良好的道德素质。其次,父母不要过度宠溺子女,要有正确的教育的方式,帮助子女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最后,父母要经常带着子女参加社会实践活动,例如关爱老人,做一些慈善义工,或是过马路时搀扶老人、盲人,公交车上主动给老人让座,在家时帮助父母完成力所能及的家务活,用日常的实际行动教会子女什么的孝与善。
2、加强学校思想政治教育
学校不仅仅传授学生书本上的知识,更多的是教会学生为人处世之道,帮助学生矫正思想,进行正确的引导。要改变当前孝道存在的问题,学校则应该把孝道纳入课程教育之中,让学生明白父母对子女的养育之恩,教育学生对父母的养育之恩要存感激之情,并且在教学过程中要有意无意的加入孝道教育的内容,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渗透孝道的教育,将孝道教育渗透在“两课”教学中,在“两课”教学中加强孝道教育。
3、强化社会对孝道的宣传教育
传统孝道要得到继续传承下去,首先就是不能让年轻人忘记孝道,这就需要社会通过倡导、和宣传来加强年轻人的孝道教育,在社会的参与下,形成一种崇尚孝道的氛围,提高当代年轻人自觉的遵循孝道。对于孝道的宣传,需要社会各类大众传媒的积极配合,它们要把推动青少年的孝道教育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为年轻人的孝道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在当今网络信息时代,可以充分地运用网络的形式来强化孝道观念,积极的宣传孝道的正面事迹,让年轻人在这些事迹中受到鼓舞,激励他们尊崇孝道,学习孝道文化,在实际生活中运用好孝道文化。
四、总结
“孝”本是人之本性,华人把这本性发挥得淋漓尽致,形成一个相当完整的道德系。这道德系统的价值到今天仍然有效。但在现代化的社会里,孝道的履行,显得越来越困难。我们必须正确的看待这问题,努力提倡孝道,培养我们的孝心,以期能克服新时代所带来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张莉。当代大学生孝道现状及教育对策研究,南京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
2、刘文娟。青少年孝道教育现状及应对措施,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第27卷第2期,2010.3、梁景时,关鸿静,中国“80后”年轻人孝道缺失问题成因分析及问题解决路径和举措。通化师范学院学报,第29卷第111期,2008.
第三篇:试论《论语》中的孝道观及其现实意义
试论《论语》中的孝道观及其现实意义
【摘 要】自古以来,“孝”即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儒家经典《论语》更是将“孝”提升到道德的最高境界——“仁之本”的高度。本文阐述了《论语》中孔子的孝道观:仁是孝的本质,礼是孝的核心,并探究其对当前社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论语》 孝道 现实意义
2008年《杂文报》10月刊登了一组主要针对当今居民家庭成员隔代人之间的表情以及脸色变化的调查数据。该调查一共调查了100位老人对后辈儿孙及100位后辈儿孙对长辈的表情及脸色。调查显示,有100位老人见到后辈儿孙时,有91人表情愉悦,面带微笑;有5人显得很平静;有4人面带期待与希冀。而100位儿孙遇见长辈时,有46人板着面孔,显着冷淡,脸色难看;有41人面无表情,无动于衷;只有13人笑脸相迎,嘘寒问暖,情谊融融。这项调查让人想起《论语》中孔子关于“色难”的看法: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孔子认为:“子女在父母前经常有愉悦的容色,是件难事。有事情,年轻人效劳;有酒有肴,年长的人吃喝,难道这竟可认为是孝么?”子女孝的态度很重要,要竭力做到和颜悦色地侍奉父母。几千年过去了,晚辈对长辈依然“色难”且有加重的趋势,有必要从经典中对孝道做一番回顾,以启发当前。
一 孝的本质与核心
在春秋时代人们的心中,父母和君王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国语》中说:“民生于三,而事之如一。父生之,师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养,非教不知。”没有父母的养育、师长的教导和君主的恩赐,我们是无法生存的。因此我们要感恩于父母的养育,感恩于师长的教诲,感恩于君主的恩赐,落实到行动上就是要尽孝、尽忠、重言诺。儒家学说的显着特点就是注重家庭和伦理,夫妻、父子、君臣、朋友是伦理道德的基本内容。
《论语》中共有十九处谈及孝,在开篇——《学而》中开门见山地明确了孝的本质:有子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有子说:“若其人是一个孝弟之人,而会存心喜好犯上的,那必很少了。若其人不喜好犯上,而好作乱的,就更不会有了。君子专力在事情的根本处,根本建立起,道就由此而生了。孝悌应该是仁道的根本吧?”仁是孔子提倡的道德的最高境界,将孝看做是仁的根本,可见,若连孝都做不到,又谈何仁?孝是一个人为人处世的基本行为规范,《论语》中反复强调这一点。如: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从在家到出外再到社会实践,孔子将人的活动分为三个层次,而父母和兄弟是人最先要面对的也是最基本的一个生活圈,孝悌是为人的基础。当一个人身处社会,怎样才能被称为“士”?孔子与子贡有如下对话: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悌焉。”在论及士的标准时,孔子也是将孝悌作为基本准则。
礼和仁是孔子学说两大核心。礼着重于对上古文化传统的继承,却又并不拘守礼制的某些形式而有所修正;仁主要是孔子在新的社会背景下依据礼乐文化传统所做的理论创造。孝悌是仁的基本要求,孝的本质在于仁。仁是孔子孝道的本质,而孝的核心在于礼。《论语》中有: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孟懿子问什么是孝。孔子说:“不要违背礼节。”不久,樊迟替孔子赶车子,孔子便告诉他:“孟孙问我孝道,我答复说,不要违背礼节。”樊迟说:“这是什么意思?”孔子道:“父母活着,依规定的礼节侍奉他们;死了,依规定的礼节埋葬他们,祭祀他们。”孔子认为人们在对父母尽孝时,无论父母在世与否都要遵从礼节,不应违背礼的规定,否则就不是真正的孝。礼是孝的核心内容。
二 如何尽孝
围绕着“礼”这个核心,《论语》中有关于尽孝的行为准则的论述。
孝而有敬。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子游问孝道,孔子说:“现在所谓的孝,就是说能够养活爹娘便行了。对于狗马都能够得到饲养;若不存心严肃地孝顺父母,那养活爹娘和饲养狗马怎样去分别呢?”其实现在中国,虽然每个人都懂得赡养父母是子女应尽的义务,但不是所有人都能明白其中的含义,赡养父母不是简简单单让父母吃饱穿暖,而是在赡养的过程中始终保持一颗尊敬之心,时刻铭记父母的养育之恩。孔子将赡养最后落在一个敬字上,是要求这种赡养发自内心,而不是表面繁荣。敬是子女发自内心深处对父母尊敬的情感。
孝而诚心。回到开篇的“色难”,孝反映出子女对养育自己的父母亲情的一种回馈,也是人类得以繁衍生息的精神基础。将孝落实到行动上,孔子说和颜悦色最难。有劳累的事情晚辈先做;有精美的食品,长辈先用,这就是孝吗?恐怕还不够。
对待父母要坚持和颜悦色才是真正的孝。很多父母虽然老有所养,但仍旧寂寞痛苦,因为活着毕竟不仅仅是吃饭穿衣,尤其是当父母年老体衰、疾病缠身之时更是考验孝心的时刻,是和颜悦色、表情柔顺地侍奉父母还是满面怒气、怨声载道?有时精神上的赡养比物质上的赡养更为重要,要将二者兼顾,怪不得孔子也说孝的色难。
劳而无怨。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先生说:“子女侍奉父母,若父母有过当委婉而谏,把自己的志意表达了,若父母不听从,还当照常恭敬,不要违逆,且看机会再劝谏,虽如此般操心忧劳也不对父母产生怨恨。”从敬到无怨,当今有人认为这种“不违”、“不怨”为愚孝,并大加批判。据《孔子家语》载,有一次,曾点叫曾参去瓜地锄草,曾参不小心将一棵瓜苗锄掉。曾点认为其子用心不专,便用棍子责打曾参。由于出手太重,将曾参打昏。当曾参苏醒后,立即退到一边“鼓琴而歌”,以此告诉父亲,作为儿子的他并没有因为被误打而愤愤不平。孔子知道此事后说:“小杖则受,大杖则走,今参委身待暴怒,以陷父不义,安得孝乎!” 曾参说:“参罪大矣!”由此可见,孔子在这里要表达的真实意思是要求子女服从父母,但绝不是一味盲从,而要加以鉴别,当父母有不义、违礼的言行时,子女应尽力加以劝阻,愚孝不是真正的孝。
孝而无忧。孝顺父母,必定不会让父母过于为自己担心。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孔子说:“父母在时,不作远行。若不得已有远行,也该有一定的方位。”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孟武伯问:“怎样是孝道?”先生说:“让你的父母只忧虑你的疾病。”其言下之意是不忧虑其他(更重大)的方面,而生病有时是不可抗的。当前社会竞争压力大,职场上打拼一天后回到家里看到父母,忘掉工作上的事情,尽力把愉悦高兴的表情挂在脸上,而不是烦躁郁闷、大吐苦水,让父母为你的心情好坏而操心。一句话,让父母省心就是最大的孝。
三 再倡孝道的现实意义
孝道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孝道虽是产生于我国宗法制度下,维护小农经济的一种意识形态,但由于它在维系人际关系、维护社会稳定方面有积极意义,时至今日仍有其应有的社会价值。2010年7月13日全国老龄办发布的《2009中国老龄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09年,我国80岁以上高龄老年人口达到1899万,今后每年以100万速度增加,“十二五”期间将超过2600万。全国老龄办副主任吴玉韶指出,目前,中国已经进入并将长期处于人口老龄化社会,人口老龄化形势严峻。在此形势下,再倡孝道具有维护社会稳定,推动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
首先,力行孝道有利于提高个人修养。人是社会的主体,古人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要构建和谐社会、建立稳定的人际关系,并调动人们参与社会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首先要提高个人修养。孔子把“仁”作为个人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把“爱人”作为道德的根本要求,把“天下归仁”作为最高的社会道德理想。讲“仁”,就是讲人与人的关系,讲人对人的
爱,由对父母之爱、兄弟姐妹之爱,进而推及对他人之爱。仁是人内心一种真诚的信念,而孝是仁的根本和基础。人世最大的恩情就是父母的养育,不忘本源,感恩报答是人生最基本的德行。孝是真诚无私的爱和至诚无伪的敬,把这对父母的爱和敬扩展开来就是博爱和广敬。“孝”是一切德行的前提,是良好修养的一种最佳体现,也是加强个人修养的最基本要求。无论时代如何发展,社会生活如何变迁,儿女对父母行孝都不会成为落后于时代的东西,它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种天然情感诉求。
其次,倡导孝道有利于家庭和谐。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亲情是社会的纽带,只要每个家庭和谐了,社会和谐就有了基础。尽管和谐家庭只表现为家庭内部关系的和谐程度,但是它体现的仍是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物的和谐、人自身的和谐。和谐的家庭指各个家庭成员各尽自己的道德义务,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父母与子女的关系,集中在子女对父母的赡养关系上。孝是家庭内部双向流动的爱,做父母的对子女足够的关心爱护,子女对父母要养、要敬。孝道强调孝敬、孝顺,时代发展至今,虽然对于孝顺中的“顺”,人们认为顺的前提是不应盲目顺从,但孝的基本内涵没有改变。孝而有敬、诚心尽孝、孝而无怨、让父母省心养老,这是子女义不容辞的责任,子女对父母的赡养关系到家庭的幸福和稳固。当前家庭和谐建设过程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由于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使得老人赡养问题成为当代家庭矛盾的焦点。目前,我国的养老方式仍然是以家庭养老为主,这不仅是我国几千年形成的传统模式,也是我国的国力和国情所决定的,在国家的保障制度健全之前,老人的养老重担只能由子女扛起。在新时代重新强调孝道,对于维护好各个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可以使家庭亲密和谐、温馨幸福。
最后,倡导孝道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无论在任何社会,如果对年老体弱、丧失劳动能力的老人不关心、不赡养,都势必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对于老年人的尊重与爱护,既可以说是现代人的一种社会美德,更应该成为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在我国老龄化速度将进一步加快,“未富先老”,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现代化,社会保障机制尚不健全的情况下,倡导孝道目的之一就是理顺情绪、化解矛盾,调节人际关系,提升人们的思想道德水平,促进家庭与社会的和谐。孝是爱国心的根源和动力,是民族团结、国家兴旺发达的精神基础,是中华民族精神和凝聚力的核心,对于当代社会文明建设,发扬爱国主义,增强民族凝聚力,振兴中华均具有积极意义。
参考文献
[1]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0
[2]钱穆.论语新解[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5~7、33、102、103 [3] 全国老年工作委员会办公室.2009中国老龄事业发展统计公报[EB/OL].
第四篇:中国佛教发展史
中国佛教发展史
公历纪元前后,佛教开传人中国,经长期始由印度传播发展,而形成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中国佛教。由于传入的时间、途径、地区和民族文化、社会历史背景的不同,中国佛教形成三大系,即汉地佛教(汉语系)、藏传佛教(藏语系)和云南地区上座部佛教(巴利语系)。
中国汉族地区的佛教,经过长期的经典传译、讲习、融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从而形成具有民族特点的各种学派和宗派;并外传朝鲜、日本和越南。三国时期,汉地佛教开始有戒律、受戒之始。到了南北朝,南朝宋、齐、梁、陈各代帝王大都崇信佛教。有大批外国僧人到中国弘法,中国也有一批信徒去印度游学,隋文帝统一南北方朝后恢复了在北周禁佛时期所破坏的寺院、佛像。唐代是中国佛教臻于鼎盛时期。终唐之世,佛教僧入备受礼遇,赏赐有加。唐时中国名僧辈出,对佛学义理上的阐发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过前代,因此为建立具有民族特点的很多宗派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且佛教信仰深入民间,创造了通俗的俗讲、变文等等文艺形式。北宋初期,朝廷对佛教采取保护政策,恢复译经。南宋偏安时期,江南的佛教仍保持一定盛况,但由于官方限制佛教的发展,除禅、净两宗外,其他各宗已日益衰微,远非昔比。
宋元明清时期,元代的统治者崇尚藏传佛教,但对汉地佛教也采取保护政策。佛教中的禅、律宗等继续流传、发展,寺院林立,僧尼众多。明万历以后,祩宏、真可、德清、智旭四大家出,进一步发展了对内融会禅、教、律等宗学说,对外融通儒、释、道三家的风气,所以深受士大夫的欢迎和一般平民的信仰,并使佛教更加具有中国的特色。清初皇室崇奉藏传佛教,对汉地沸教采取限制政策。康熙时禁令稍弛,迎请明末隐居山林的高僧重返京师,使已经衰微的佛教一时又呈现出活跃的气象。雍正虽重视体系的思想渊源之一。此外,一批名僧如月霞、谛闹、圆瑛、太虚、弘一等也都奋起从事振兴、弘扬佛教的工作,使佛教产生了新的气象。
藏传佛教,10世纪后半期形成。13世纪中开始流传于蒙古地区,至今,蒙古、土、裕固等民族,仍多信奉藏传佛教。藏传佛教正式形成。这一时期中藏传佛教的特点,一为大量传译印度波罗王朝时期盛行起来的密教无上瑜伽部的经典和法门,一为以密教传承为主形成各种教派。藏传佛教的各派也是在后弘期中逐渐形成的。藏传佛教奉行说一切有部戒律,各派对大乘菩萨戒及密宗根本戒等也都通行。但在后弘期中戒律也有所松弛。
佛教开始自汉地传入西藏,以后又直接自印度传入。在前弘期中,汉、印两系佛教在西藏都有影响。汉、印两地高度发展的工艺美术也一并传人,故莲花生主持兴建的桑耶寺即采用印、汉、藏三式,这种兼收并蓄,搏系众长,取精用宏的作风在西藏民族文化中随处可见。
云南傣族等少数民族佛教,属巴利语系,亦即南传的上座部佛教,它和北传的小乘佛教在教义、学说上都有不同的发展而各具特色。
现在云南地区上座部佛教摈其名称可分为润、摆庄、多列、左抵四派,又可细分为八个支派。
第五篇:中国佛教协会章程
中国佛教协会章程
(2015年4月21日中国佛教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本会定名为中国佛教协会。英文译名:The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China。英文缩写:B.A.C。
第二条 本会是全国各民族佛教徒联合的爱国团体和教务组织。
第三条 本会的宗旨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民族佛教徒爱国爱教,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扬优良传统,传承优秀文化,加强自身建设,维护合法权益,弘扬佛教教义,兴办佛教事业,践行“人间佛教”思想,庄严国土,利乐有情,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发挥积极作用,为维护宗教和睦、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祖国统一、世界和平作贡献,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第四条 本会业务主管单位为国家宗教事务局,登记管理机关为民政部。
第五条 本会会址设于北京。
第二章 业务范围
第六条 本会主要工作任务:
(一)团结、带领全国各民族佛教徒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
(二)协助政府贯彻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法律法规规章,维护佛教界的合法权益。深入调查研究,反映佛教组织和佛教界人士的意见和诉求,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三)密切联系全国各民族佛教徒,促进三大语系佛教交流和民族团结。
(四)建立健全佛教有关规章制度,加强信仰建设、道风建设、教制建设、人才建设和组织建设。
(五)指导、支持地方佛教协会(分会)及居士团体的工作;督导寺院完善自我管理、严肃戒律清规、开展弘法利生活动;引导居士正信正行,护持三宝。
(六)兴办佛教教育事业,办好佛教院校,培养佛教人才。
(七)开展佛学研究及佛教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编印流通佛教书刊,做好文物古迹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八)开展社会公益慈善事业,造福社会,利益人群。
(九)开展与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中佛教徒的联谊工作,增进了解,团结合作,促进祖国统一,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凝聚力。
(十)开展同国际佛教组织、宗教和平组织和各国佛教界的友好交往,促进中外佛教文化交流,维护世界和平。
第三章 组织机构及领导人的产生和罢免
第七条 全国代表会议的职权:
(一)制定和修改本会章程;
(二)选举理事,组成理事会;
(三)选举常务理事,组成常务理事会;
(四)选举会长、副会长,礼请名誉会长;
(五)授权理事会必要时从理事中增补常务理事;
(六)审议理事会的工作报告和其他有关的报告;
(七)决定终止事宜;
(八)决定其他重大事宜。
第八条 全国代表会议代表的名额和分配办法,由会长会议研究决定。代表人选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佛教协会按分配名额协商提名,报中国佛教协会审核确定。
第九条 全国代表会议须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代表出席方能召开,其决议须经到会代表半数以上表决通过方能生效。
第十条 全国代表会议每五年召开一次。因特殊情况需提前或延期召开的,须经常务理事会表决通过,报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并经登记管理机关批准。
第十一条 理事会的职权:
(一)贯彻实施本会章程和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的决议和决定;
(二)全国代表会议召开期间,根据会议主席团提名推举咨议委员会委员、副主席、主席;聘请名誉理事。
(三)全国代表会议召开期间,根据会议主席团提名决定专门委员会委员、副主任、主任;
(四)全国代表会议召开期间,根据会长提名决定秘书长;根据秘书长提名决定副秘书长;
(五)根据会长会议提议,增补常务理事,罢免和接受请辞理事、常务理事、副会长、会长;增聘、解聘名誉理事。
(六)授权会长会议在必要时任免秘书长、副秘书长,任免专门委员会主任、副主任。
(七)全国代表会议赋予的其他职权。
第十二条 理事会会议须有三分之二以上理事出席方能召开,其决议须经到会理事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方能生效。
第十三条 理事会每届任期五年,理事可连选连任。理事会会议每二年举行一次,必要时可提前或延期举行,情况特殊时也可采用通讯形式进行。
第十四条 常务理事会的职权:
(一)执行理事会的决议和决定;
(二)审议工作总结和计划;
(三)审议财务结算和预算报告;
(四)讨论和决定本会重要工作事项,制定本会规章制度;
(五)理事会赋予的其他职权。
第十五条 常务理事会会议须有三分之二以上常务理事出席方能召开,其决议须经到会常务理事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方能生效。
第十六条 常务理事会每届任期五年,常务理事可连选连任。常务理事会会议每年举行一次,必要时可提前或延期举行,情况特殊时也可采用通讯形式进行。
第十七条 会长每届任期五年,可连选连任一届。因特殊情况需延长任期的,须经全国代表会议到会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报业务主管单位同意后方可延长任期。
第十八条 会长为本会法定代表人。因特殊情况,经会长委托、理事会同意,报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并经登记管理机关批准后,可以由副会长或秘书长担任法定代表人。本会法定代表人不兼任其他社会团体的法定代表人。
第十九条 会长行使下列职权:
(一)对外代表本会,对内领导会务;
(二)召集和主持理事会会议、常务理事会会议、会长会议、会长办公会议及其他有关会议,讨论决定重要会务;必要时,可委托副会长主持上述会议;
(三)督促和检查全国代表会议、理事会、常务理事会决议的落实情况;
(四)代表本会签署有关文件;
(五)理事会和常务理事会赋予的其他职权。
第二十条 副会长每届任期五年,可连选连任。副会长协助会长执行职务。驻会副会长由会长提名,会长会议确定。
第二十一条 会长会议由会长、副会长、秘书长组成,原则上每年举行一次。
第二十二条 会长办公会议由会长、驻会副会长、秘书长组成,根据工作需要不定期举行。
第二十三条 秘书长每届任期五年,行使下列职权:
(一)主持办事机构开展日常工作,组织实施工作计划和理事会、常务理事会、会长会议、会长办公会议通过的有关决议、决定;
(二)协调理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本会分支机构和实体机构开展工作;
(三)提名副秘书长,交理事会或会长会议决定;
(四)提名本会工作部门、分支机构和实体机构负责人,交会长办公会议决定;
(五)处理其他日常事务。
第二十四条 本会理事会设置咨议委员会。咨议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委员由理事会推举产生。咨议委员会任期与本届理事会相同。
第二十五条 咨议委员会支持、辅佐理事会的工作,参议会务,提出建议和意见。
第二十六条 本会理事会设藏传佛教工作委员会、南传上座部佛教工作委员会、汉传佛教教务教风委员会、佛教教育委员会、慈善公益委员会、权益保护委员会、海外交流委员会、文化艺术委员会、居士事务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的职责由会长会议制定。
第二十七条 各专门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委员由理事会从理事中推举产生。
第二十八条 本会根据会务工作需要,设置若干工作部门,分别承办有关工作事项。
第二十九条 本会根据佛教事业建设和发展的需要,设置文化、教育、慈善、服务等事业机构。
第四章 资产管理及使用原则
第三十条 本会的经费来源:
(一)政府资助;
(二)地方佛教协会和佛教寺院等缴纳的佛教事业发展经费;
(三)社会捐赠;
(四)自养收入;
(五)利息;
(六)其他合法收入。
第三十一条 本会建立严格的财务管理制度,保证会计资料合法、真实、准确、完整。
第三十二条 本会必须配备具有合格专业资质的会计人员。会计不得兼任出纳。会计人员必须进行会计核算,实行会计监督。会计人员调动工作或离职时,必须严格按国家有关规定办清交接手续。
第三十三条 本会的资产管理执行国家规定的财务管理制度,每年向常务理事会报告财务收支情况,并接受理事会和审计部门的监督。
第三十四条 本会换届或更换法定代表人之前,必须接受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组织的财务审计。
第三十五条 本会的资产,任何单位、个人不得侵占、私分和挪用。
第三十六条 本会专职工作人员的工资和保险等福利待遇,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五章 章程的修改程序
第三十七条 本会章程的修改,须经全国代表会议表决通过。
第三十八条 本会修改的章程,须在全国代表会议表决通过后15日内,报业务主管单位审查,经同意后,报登记管理机关核准方能生效。
第六章 终止程序及终止后的财产处理
第三十九条 本会完成宗旨或因其他原因需要注销时,由理事会提出终止动议。
第四十条 本会终止动议须经全国代表会议表决通过,并报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
第四十一条 本会终止前,须在业务主管单位及有关机关指导下成立清算组织,清理债权债务,处理善后事宜。清算期间,不得开展清算以外的活动。
第四十二条 本会经登记管理机关办理注销手续后即为终止。
第四十三条 本会终止后的剩余财产,在业务主管单位和登记管理机关的监督下,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用于发展与本会宗旨相关的事业。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四条 本章程经2015年4月21日中国佛教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表决通过。
第四十五条 本会的决议和决定,各地佛教协会(分会)、佛教寺院、佛教院校和其他佛教组织有遵守与履行的义务。
第四十六条 本章程的解释权属本会理事会。
第四十七条 本章程自登记管理机关核准之日起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