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我国城市社区体育（范文大全）

第一篇：4.我国城市社区体育

西南科技大学 体育学科部

教案

2013-2014-2学年第2 学期 教研室：

课程名称：

课程类型： 课程学时： 授课班级：

主讲教师：

职称： 使用教材：

社区体育32 2013级 王东杰社区体育

第4章教案

第二篇：浅析我国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创新

浅析我国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创新

摘要：在我国，城市社区的范围一般是指经过社区体制改革后做了规模调整后的居民委员会辖区。社区作为社会发展的基本单位，是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需求的载体，必须具备满足社区居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需求的多种功能和与此相应的组织机构，形成一个完整的社区管理体制。社区管理体制是社区管理的组织体系和运行机制，一定社区的管理体制是特定历史环境和时代条件下的产物，并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不断根据需求进行改革完善。在现阶段，只有通过不断创新，建立并完善规范、科学、高效的社区管理体制，才能充分激发城市社区发展的内在动力，有效解决各种现实问题和矛盾，不断推动和谐社区和和谐社会构建的的整体进程。本文在回溯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历史沿革的基础上，反思社区管理体制创新中存在的问题点并据此探析创新城市社区管理体制的可行性路径。

关键词：社区；管理体制；历史沿革；创新

一、我国城市社区管理体制的历史沿革

我国的城市社区治理的兴起和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城市社区管理体制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的城市管理体制是“两级政府、一级管理”，其特点是完全由政府主导城市发展和居民生活； 当发轫于农村的经济改革进入了城市后，我国开始实行“ 两级政府、两级管理”，原有的部分政府权力开始下放到街道办；经济体制解体之后，计划经济体制的解体对城市管理体制产生了重大冲击，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城市传统单位制管理模式面临严重挑战。在新的城市社会环境下，相应地，单位制社区向社会化社区转化的趋势已不可逆转，单位制的变迁给城市社区建设带来严重挑战，在城市社区建设中探索适宜社会发展要求的城市社区治理便成为现实性的问题。基于此，20世纪90年代初，为了解决体制转轨所产生的问题与矛盾，民政部提出进行“社区建设”，其基本内涵就是“在政府倡导和指导下，依靠社区力量，利用社区资源、解决社会问题，强化社区功能，发展社区事业，促进社区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从此拉开序幕，其中探索推动社区发展的社区治理的组织框架及运行体系，在城市社区治理中具有核心价值。

在全国城市社区治理实践发展中，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民政部先后选择在北京、上海、天津、沈阳、武汉、青岛等26个城市推行“全国社区建设实验区”，从而标志着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探索的正式开始。在这十几年的努力中，我国社区建设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其中也形成了比较有特色的集中社区建设模式：实行“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的上海社区治理模式；积极进行“社区组织建构”的沈阳模式；以“社区服务”为中心的青岛模式；以“转变政府职能”为特征的江汉模式。这些地区从社区管理体制创新上与政府职能转变上进行创新探索，尝试理顺管理体制、转变政府职能，划分政府管理与社区管理的范围，取得了明显成效，其经验值得借鉴。当然，从全国社区建设的整体情况看，在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尚未解决的现实矛盾与问题，只有解决好这些问题，才能不断完善城市社区管理体制，不断推动和谐社区和和谐社会构建的的整体进程。

二、我国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凸显的问题

（一）区政府、街道、社区管理职责不清

1.区街关系不清，街道有责无权。现实中，由于法律规定不明确，街道办事处在社区管理中处于尴尬地位，作为一个派出机构，随时得接受上级各部门下派的各种职能，在社区事务管理上要依赖条线职能部门,因此“会签制”、“评议制”的制度设计形同虚设。在实际操作中,街道办事处往往要“凭面子”、“凭票子”去协调条线职能部门开展社区工作。并且，从实际情

况来看，在社区治理中街道领导在协调社区内部邻里纠纷等较小的社区事务时凭借个人关系还能做到游刃有余，然而在协调诸如社区与企业等社会较大实体时权威性不足，很难开展工作。上级任务层层下压到街道，却不授予相应的权力，特别像城市社区环卫工作等，导致街道承担义务，却没权力，区街关系不清，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社区的日常建设和发展。

2.街区关系不明，社区行政化色彩严重。在法理层面，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是指导与被指导关系，但在实践中，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变成了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居委会的工作只能向政府负责，而不是向居民负责。政府的诸多职能部门为使居委会能更多更好地完成自己委派的工作，实现本部门的工作目标，习惯于用政府部门的体系对居委会工作进行考核、评比，这就造成了居委会工作与群众实际需求的脱节，背离了社区自治的本质，社区居委会成为行政化组织。

3.在治理内容上，社区事务划分不明确。城市社区治理的内容比较复杂，它既涉及包括政府行政管理范围内的事务，又涵盖社区自治范围内的事务。然而，在实际运行中，社区治理管内容划分不明确，社区居委会承担了大部分治理事务。在一项调查中显示，在对吉林省延吉市新兴街道所辖社区的调研中发现，社区居委会目前共承担了党员管理、妇女儿童、文化体育、计划生育、综合治理、残联、低保、优抚、双拥、红十字、环境卫生、健康教育、科学普及、违章整治、民事调节、信访接待、劳动保障、退休管理、老年协会、关心下一代、兵役登记、工会建会、经济普查、商业网点调查、代收卫生费用等10多类60多项工作任务，而有些工作是需要入户调查的，如：计划生育、残联、低保、劳动保障、退休管理、经济普查、商业网点调查、代收卫生费用等，按每个社区平均2500户计算，一个项目的入户调查就要动员所有社区干部历时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才能完成。从中可以看处，社区实际上成了承接上级各项任务的“一只筐”，社区不得不承担所有事务的管理职责，这显然违背了城市社区居委会相关法律的规定。社区治理边界混乱不清，给城市社区治理带来困难。

（二）社区主体的自治能力不足

1.社区自组织发育缓慢。社区民间组织作为社区自治主体之一，它的发育程度对社区治理水平具有重要的作用，多元参与的社区治理机制是社区发展的重要标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广大社区居民自由结社程度直接决定着社区治理的高低。依据居民参与和自治的不同领域，社区自治应该是多样化的，社区自治组织也应是多类型、多层次的。从现实状况来看，作为社区治理主体之一的社区民间组织发育还相对缓慢。另外，很多社区民间组织都具有某种程度的官办特色，不受到重视，没有专职人员任职，没有规范的章程和健全的组织机构，致使社区民间组织处于无序、涣散状态，发育缓慢。

2.社区工作者素质不高。社区工作者队伍素质水平，特别是业务素质及实践经验直接影响着社区治理各项活动的开展，特别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社会分层严重，各种利益因素导致社区治理中各项矛盾异常突出。但是,目前在缺乏专职社区工作者的情况下，居委会成员老龄化、文化程度偏低、开拓能力差,无法适应社区工作由义务性、闲杂性向有偿性、专职性发展。另外，部分社区工作者缺乏社区工作必备的理论知识，工作中出现个人能力与工作需要的矛盾，还有一些社区干部观念陈旧，缺乏主动性和创新意识。

3.社区居民参与热情不高。民主有助于维护人们自身的根本利益，社区居民政治参与是推动社区民主治理的重要基础，也是推动社区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动力，更是维护和实现自身利益的重要保障。然而，社会政治、经济及文化环境及人自身等各种因素都直接决定着居民的参与水平与参与热情，特别是随着经济体制深化的进一步影响，物质经济利益成为人们行动的重要驱动力，经济体制转轨及社会转型也不断影响着人们的心理，社区居民已经成为比较现实的理性经济人，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由于社区能够给居民提供的各种经费相对不足，居民自身的参与意识不高等问题，致使社区居民的参与热情不高。

（三）相关法律法规滞后于实践导致社区管理行为的失范

目前涉及城市基层社区的法律有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制定并通过的《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以及1989年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的《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由于制定时间较早,这些法律已明显不适应社区管理的需要。《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社区居民委员会是城市社区居民自治组织，街道办事处与社区的关系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街道办事处指导支持社区居委会工作，加强社区建设，提高社区居委会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能力，充分发挥社区居委会作用，开展便民利民的社区服务，兴办社会福利事业，做好有关社区保障工作。然而社会环境是不断发生变化的，《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已经滞后于社区治理的需求。在实际运行中，社区居委会作为城市社区自治组织却成了街道办事处的“一支脚”，具有“半自治半行政化”的性质，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一级小政府。在开展活动中，街道办事处转移压力，将上级摊派下来的各项任务强制转嫁给社区居委会来完成，最终导致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社区居委会事实上成为了承接街道办事处及上级政府各项工作任务的“筐”。虽然法律规定街道与居委会之间不存在行政上的隶属关系，只存在指导与被指导关系，作为社区内的各种社会组织，街道和居委会与之也没有明确的上下级隶属关系。并且，由于规定过于宽泛，且没有明确界定街道办事处、社区自治组织对自治范围之内事务的各种权限，致使街道、社区在协调各种关系时权威性不足，因此，一旦当各方发生矛盾及利益纠纷时，导致协调困难。

（四）资源获取渠道有限，管理经费不足

“ 街道办”调配的社区服务资源主要依赖财政拨款，一方面，日益增多的社区管理和社区服务内容使得街道办及其派出机构无暇考虑拓展资金的来源渠道； 另一方面，现有的管理体制下街道办的模糊角色使其难以培育社区社会资本固有的行政工作惯性，这也导致街道办一味重视上级政府的关注，忽视社区固有资源的积累。因此，尽管社区管理体制改革探索出的模式林林总总，但我国目前的城市社区建设均普遍存在资金短缺现象。城市社区处在城市管理的最底层，面临复杂的社会环境，涉及的事务比较多，而各项治理活动的开展都离不开财政的大力支持。城市社区各项公共活动的开展及社区内部的优抚、救助等都需要经费的投入，社区基础设施建设及各项公共物品的提供都需要强大的财力后盾，更为重要的是，社区工作者也是“理性经济人”，在正常情况下也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目前城市社区工作者队伍的经济待遇及社区公共经费偏低。同时，社区工作者的工资待遇不能与其工作量成正比，社区干部养老及医保等福利也得不到落实，办公经费短缺，无力开展社区基本公共服务活动和基础设施建设。又由于上级政府对社区财政投入不足，而自筹资金能力有限，而社区各项活动及事务的办理都需要财政的大力投入，财政吃紧状况进一步制约了社区治理的进程。

三、创新城市社区管理体制的可行性路径

（一）明确职能定位，确立区政府、街道、社区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1.明确街道与区政府之间的以“条”为主的行政管理关系。街道办事处是区政府的派出机关，按照法律规定，必须行使区政府分配的各项任务与职责，区政府对其具有法定的行政管理权。而区政府的各部门机构与街道办事处不具有上下级的行政管理关系，因此，区部门机关对街道不具有严格意义上的行政管理权。除区政府以外，区部门机构无权将自身任务下派到街道。为了保证街道办事处的合法地位与正当权利，必须从法律上理顺街道管理体制，保护街道办事处在社区治理中的合法权利。同时，区政府在下派任务时，必须将相应法定权力下放到街道，确保街道行使开展工作的权威性。

2.明确街道办事处与社区之间的关系。以往的管理体制是区政府向街道下派工作，而街道则将许多工作再落到社区，形成了街道对社区的领导关系。法律法规要突出街道办事处的社会管理职能，新的体制要求市、区政府主要实施宏观调控职能，而让社区居民和社会组织担任主角。街道办事处在辖区事务中的作用，是为政府职能部门、社会单位和社区居民做好服务工作；接受区政府的委托，对辖区的公共设施、公共服务、公共福利项目行使管理职能；对涉及居民利益的环境、卫生等公共项目实施项目式管理运作。法律要确保街道与社区应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街道对社区换届及日常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让社区组织和居民担任主角，充分发挥社区组织的自治功能，实现社区的自我管理和自我发展。

3.划分社区治理的事务范围。传统城市社区管理模式是“社区好比一只筐，大事小事往里装”，因此各种各样的社区公共事务实际上都是由社区组织来承担完成，而管的越多、越杂却导致社区协调、监督能力不足。这就需要实行社区分类管理。社区分类管理，是不同业务由不同组织负责、不同职能由不同组织履行、不同服务由不同组织提供的一种新的社区体制，社区事务分类管理有利于明确各管理主体对社区事务的权责关系，为了实现社区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自治精神，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社区自我管理有效衔接的机制。实现社区分类管理，明确了政府、社区的权力与责任，实现了社区治理中政府行政管理与社区自我管理的有效衔接，将社区权力组织真正从各项事务中脱离出来，真正从事与社区自身发展有关的各项事务。

（二）提高社区主体的自治能力

1.重视培育社区社会组织。社区社会组织包括非营利性组织（NPO)、非政府组织（NGO)等，管理大师彼得· 杜拉克认为：“让政府来推动一切社区问题只会愈帮愈忙，社区问题的解决之道就在社区里面„„非营利机构就是社区，我们正是通过它来塑造一个公民社会，它是未来社会行动中的中坚力量。”非营利组织是社会资本“流通”和“运用”的重要通路，非政府组织、民间组织是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重要途径，志愿服务团体则是整合社会资源、构建人际关系平台的重要力量。因此，出台相应的政策引导和支持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是实现社区管理体制创新的有效路径之一。

2.提高社区工作者的自身素质。政府应该重视提高社区工作者的自身素质，加强培训，提高社区工作者的职业素质和专业水平。同时，社区也可以通过招募年轻、热情、文化程度高、有专业技术知识的志愿者，来改变社区资金不丰裕、人手不足、文化程度不高和专业知识不强的现实情况。同时在政策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切实改善社区工作者的工资收入、福利待遇和工作条件，提高奖励力度，使社区工作者的薪酬不低于当地收入的平均水平，这也能为社区工作引进高素质的人才。

3.提高社区居民的参与热情。要建立健全有利于居民表达自身利益的渠道，推动社区居民参与热情。社区居民的参与热情往往与社区居民的自身利益密切相关，要推动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热情，必须建立健全有利于居民表达自身利益的渠道。首先，实现党组织内部民主表达机制，使党员群众能够及时向党组织表达广大社区群众对社区发展及重大方针政策的看法；其次，拓展社区普通居民表达自身利益的信息渠道，鼓励广大居民群众通过合法化的利益表达机制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想法；最后，社区工作者应及时主动了解社区困难群众的思想动向，这部分人往往对社区的意见比较大，必须积极引导他们走出低估，勇于表达自身观点。

（三）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

完善有关城市基层社区的有关法律法规有助于正确处理居委会与基层政府的关系。居委会是居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性组织，基层政府不得干涉群众自治事项，要尊重居委会的法定权利，居委会要接受政府依法进行的相关业务指导，二者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完善有关城市基层社区的有关法律法规有助于居委会的自身建设，要建立相应的法律、法规、政策健全居委会的工作组织，指导建立人民调解、治安保卫、公共卫生等委员会；要健全包括居民公约在内的各项管理制度，并确保管理制度不与宪法、法

律、行政法规、国家政策相违背；要建立相应的法律、法规指导居委会开展工作，履行法制宣传、调解民间纠纷等法定任务。

（四）拓展体制运行的资源渠道，为实现社区管理提供充足的财力保障

1.政府按社区规模拨给的费用，应当列入政府的财政预算。各级政府建立社区建设专项资金，列入当年财政预算，并根据经济增长比例逐步增加。省级社区建设专项资金，可用“以奖代补”的方法，加大对社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市、区两级社区建设专项资金主要用于社区工作者的生活补贴、办公经费和基础设施建设经费。办公经费按小区居民户数制定统一标准，由市、区两级拨付，并且每年有适当增加。

2.权随责走，费随事转。区街政府部门需要社区居委会协助处理“与居民利益有关的”工作时，征得社区组织同意后，区街政府部门必须同时为社区组织提供协助所需的权利和必要的经费；区街政府部门做不好、也做不了的社会服务性职能向社区转移时，必须同时转移权利和工作经费，做到“谁办事、谁用钱，谁负责、谁有权”，从而保证社区在协助工作时或在承接社会性服务职能时，做到“有职、有权、有钱”。

3.通过社会渠道为城市社区治理提供资金支持。在城市社区治理中，积极进行社会筹资，在具体运行中，由具有辖区社会管理职能的街道办事处负责，依法成立各种基金会，向社会各组织、各团体、各阶层（尤其是富裕阶层）募集社区工作基金，在经费使用方式上，要建立严格的基金使用办法，对微利或福利性社会团体、组织进行资助，促进其发展壮大。居民委员会兴办公益事业所需费用，经居民会议决定，可以根据自愿原则向居民筹集，也可以经受益单位同意，向本居住地区的受益单位筹集。居民委员会也可以接受募捐和馈赠。

4.鼓励发展社区经济，为社区治理提供资金来源。社区经济状况对社区治理具有重要的作用。充分利用社区优势资源发展社区经济，有利于提高社区自筹资金的收入，扩大社区治理的财政基础，可以为社区各项治理活动的开展解决资金问题，同时也有利于各项公共活动的开展，提高社区福利水平，增强社区的凝聚力，通过有效社区治理推动社区的发展。

5.实行税收增量比例返还制度。即以街道为单位，以目前提供的税收为基数，按每年新增税收的一定比例由市、区财政返还给街道办事处专项用于社区建设。同时完善税收协管制度。对税收协管实行奖励，提高街居护税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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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我国社区体育特点

我国社区体育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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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由于我国社区管理体制还处于一个整合、完善过程中，依托社区而进行的居民体育活动其主要特征表现为:以居民自发的、松散的健身锻炼为主，社区组织管理为辅的形式。活动内容虽然丰富多彩，但主要以老年人为活动对象，参与者的年龄层次不够全而。街道社区对体育的管理和指导的作用比较薄弱，基本上由居民自身对锻炼的需求，自行发展。随着我国体育制度改革的深入进行，社区将成为社会办体育的一个重要载体，分析和评述社区体育的现状，有利于对全民健身实际效果的评估。社区体育中组织管理形式、社区体育经费来源和社区居民体育消费水平、社会体育指导员状况等是整个社区体育工作的核心部分

一、我国社区体育组织管理形式的现状

通过对近几年来国内发表的有关文献的浏览及对部分社区活动的调查，为我国社区体育在组织管理形式上有如下几种。

1、完全民间组织形式:

目前，我国还有相当多的社区体育组织形式为自发的、非正式的群众组织，这种组织与政府的体育部门以及所属的街道、居委会没有密切的联系。由于经常集聚在一起锻炼，他们中具有体育特长者或热心锻炼者自然而然成为组织者。这是社区体育在公园、社区空地 上晨练中最为常见的组织现象。

这种社区活动组织是完全以个人兴趣为凝聚力，它是社区体育的一种自然表现形式。它的弊病是完全自由松散，内部不存在管理。组织缺乏经费，组织成员体育意识心态不稳定。体育活动空间和健身方式不足。

2、街道社区与民间半官半民性组织形式:

在我国经济较发达的省市，社区体育开展比较活跃，街道社区工作人员涉入群众体育活动管理较多。社区体育除了活动站的晨练外，还开展社区的体育单项比赛及社区体育运动会。但是，大部分的社区没有专职人员，体育管理者一般身兼多职。社区体育基本上没有计 划，常年处在应付上级的检查因此，工作的持续性不够强，多数为临时性任务遇到赛事，社区居委会组织的较少，主要由社区的某个企业代表队或驻地部队

代表社区参赛。这在某种程度上会失去社区体育组织主动工作的真实意义。因 此，街道社区与民间半官半民性组织是我国社区体育比较普遍存在的组织形 式

3、社区体育由挂靠型向实体型转变的组织形式:

社区体育向实体型转变的组织内涵表现为，在进入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和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大潮中，应当充分依靠和运用有关的政策、法规，树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观念，改变政府包揽全社会成员福利事业的做法，向经营型转化，开拓体育市场，多渠道集资，逐步实施相对独立的经营管理组织。

这类型的组织形式更适应于市场经济体制的运作，由经济实体来经营，完全改变国家办体育的福利特性。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管办体育分开”。它的发展可能使未来社区体育出现类似物业管理公司的一种社区体育经营公司，口前只局限在个别的运动项口上，常见的有健关馆、游泳池及少数球类馆等。

4、由体育协会和体育俱乐部构成社区组织形式:

这是一种比较成熟的社区体育组织形式，多为经济发达省市社区。在社会城市化进程的发展中，特别是在我国步入小康社会的进程中，社区体育组织管理将成为我国群众体育发展的主要趋势

这种组织形式主要由社区体育协会和体育俱乐部所构成，协会的基层组织应当包括城市街道办事处辖区和农村乡镇辖区。社区体育俱乐部是在法定性社区内，由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它社会力量以及公民个人所举办的。

二、我国社区体育经费来源和社区居民体育消费水平现状

1.社区体育经费来源

据调查文献，社区体育经费主要来源(1)政府投入:社区体育的建设是社区全局建设的大事，关系社区战略布局问题，须由政府统筹与兴建(2)社会投入:由政府职能部门或知名人士出而，筹组社区体育发展基金。鼓励和支持事、企业、社会团体、华侨、港澳台人士资助。

(3)个人健身投资:引导和拉动个人体育消费市场，建立和强化花钱买健康的投资理念社区体育经费来源呈多元化状态，比较好的城市有:1)北京市社区体育经费主要来源:体育彩票公益金、财政补贴、自筹资金等三方而2)湖南省群众体育经费主要来源于政府财政拨款，体育彩票和吸收社会资金。近两年通过体育彩票的形式，使其有大幅度提高上海全国体育先进城市，上海殷行街道投资500万建造社区市民健身中心，在上海是首创，在全国也是第一家4)湖北省，投入社区体育的资金比较大，成绩显著。90%的社区财政能保证辖区居民体育经费人平均1元以上，80%以上的街道办事处文体工作人员的工资、办公经费和基本活动经费通过街道财政专项列支得到了保证。有些区文体局每年给文体站下拨款10000元至12000元的专项经费，保证了基层体育工作的开展

在我国，除较少发达省市外，全国大多数社区的经费来源严重不足，群众体育经费相对于地方财政支出所占百分比为1%一%，显然太少，总体投入仍不能满足居民的锻炼需求。

2.社区居民体育消费水平

在居民体育消费方而，口前，我国城乡居民的思格尔系数为41.9%,部分经济发达的省份思格尔系数为40.64%，广东城镇居民思格尔系数为38.6% o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用思格尔系数判断我国居民生活水平已达到了小康。随着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城乡居民收入逐年增加，据国家统计局数宇统计，2002年我国城市居民人均年可支付收入已达7703元人民币。城市居民家庭可支配消费2002年增长8.6%，农村家庭可支配消费2002年增长3.8%

在体育消费水平上，沿海部分城乡居民1999年人均体育消费已达283.87元。厦门市家庭2000年体育消费平均为977.34元。江苏省家庭2000年体育消费水平约为200元，山东省的东部城市体育消费101一300元人数为60%，其西部城市体育消费100元以下人数为65 %。

三、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现状

据国家体育总局95一99年对全国社会体育指导员发展现状调查显示，至1999年我国社会体育辅导员为151492人。中国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全国总人口约为13亿，其中城市人口约4亿，这一数宇表明我国人均社会体育指导员约为8500: 1，到2002年我国拥有各级社会体育指导员约为20万人，与总人口之比为1: 6500，日本口前总人口约为

1.3亿，社会指导员约11万人，约为1: 1200

我国在实行社会体育指导员等级制度以来存在着几个方而的不平衡:级别之间不平衡，高级别与较高级别人数比例太小;社会体育指导员中管理指导类型比例大于锻炼指导类型;社区体育指导员人数与总人口之比悬殊太大;城市与农村比例失调;各省之间发展不平衡，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缺少社区体育指导员。

社区体育指导员的相关制度没有及时跟进，如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注册制度和再培训工作相对滞后，社会体育辅导员在社区处于可有可无的状态，这将对社区体育发展造成不利的影响，这也是社区体育没有有效展开的重要原因之

四、综述

本文在分析了社区体育基本组织行式、经费来源和消费水平以及社会体育

指导员等现状后认为许多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1.从社区体育的组织管理层而分析:

我国现阶段的多种社区体育经营组织大致可分为以下两类:1)完全民间组织形式和半官半民性组织是口前比较普遍存在的社区体育形式2)半实体型或实体型转变的组织、体育协会和体育俱乐部等组织形式借鉴国外社区经验，均处于摸索探究阶段。

社区体育组织形式应该在街道委员会的指导和监督下，由全职或兼职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组成的，专门从事社区内体育事务(福利性体育和营业性体育)的社区体育协会。其体育协会下可设制多个综合俱乐部或项口俱乐部，在工作中需要肩负完成政府的福利性体育工作和社会的经济性体育工作的双重任务。国家政府机构体育工作主要是对群众体育的长远规划和宏观管理，但大量的群众胜娱乐体育活动则靠各体育团体和民间组织来实施

2.从社区体育的经费来源与消费层而分析:

虽然全国社区普遍存在着资金不足，然而社区体育在资金来源上可另寻途径，自筹资金是未来发展的重要的经济保证。

建立社区体育俱乐部:(1)采用会员制，以家庭为单位收取5元/月的会费，年会费为60元。按普通社区有1000户，可用于健身的活动经费5000元/月，每年就有60000元社区体育活动经费，足够周末及休闲时的场地租赁和普通活动经费(2)社区体育旅游，俱乐部可以开展短线的体育旅游象登山、郊外野营、海边踏浪等一日游活动，安排好路线和运动内容，也可以把一些以家庭为单位的游戏或比赛放在郊外、放在沙滩上来进行，吸引社区居民参加。这种社区体育活动能使紧张工作的人们找到一种很好的放松方式，健康的活动更是社区居民加强相互联系和友谊的桥梁，成为社区精神文明建设的纽带，使社区体育办得有声有色，丰富多彩为研究本课题，我们多次实际考察了口前我国许多旅行社的周末及假日旅游的经营式，发现社区体育旅游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体育旅游有十分良好的市场前景。

(3)企业赞助:传统的企业广告多数在媒体上进行，用于体育的赞助一般为大型的体育竞技比赛。对社区体育活动的赞助不多见。其主要原因是社区体育活动规模太小，缺乏广告策划，随着社区体育活动的健康而快速的增长，特别是社区之间、省、市际社区之间活动的规模展开，会受到赞助商的青睐。因为，而向家庭产品的生产厂家更愿意直接与社区体育活动紧密联系，广告效率更高，成为互动互利的市场(4)银行加强引导人们持卡进行体育优惠消费的观念，如推出“社区体育健身卡”或者“社区体育健身储蓄卡”等产品推动社会体育产业链的健康发展

就全国来说，居民体育消费水平有明显的差别。相对于发达省市，西部地区体育消费低一些。重庆市城市居民2000年年体育消费100元以下占49.2% , 100-200元之间的占

32.8%，两项之和为81%，仅有19%的人口体育消费在200元以上研究居民的消费指数是社区体育发展的重要数据，只有生活水平到了一定的层次，体育消费才成为

可能，体育经济市场是建立在满足物质

生活的基础之上。

3.从社区体育的指导员层而分析:

1994年国家颁布了《社会体育指导员技术等级制度》，通过八年的发展历程，对推进社会体育人才的培养起到积极作用。但是，社区体育人员的供与需还存在着很大的矛盾，一方而调查数据表明，社会体育辅导员严重不足，群众体育缺乏科学指导另一方而，社会体育

指导员在社区体育中没有应有的地位。通过等级考试的社会体育辅导员大多数并没有从事其相关的工作。

发展社区体育，社区需要聘请专职或兼职的，有酬或义务的社会体育辅导

员，社会体育指导员(类似学校体育教师)是社区体育一线的主力军社区体育协会应由管理型和技术型社会体育指导员组成。所幸的是，从2004年开始国家体育总局将在部分省(区、市)和有关单位开展创建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的试点工作。并有相应的扶持资金，对审定的俱乐部要求必须要有社会体育指导员，平均每100名锻炼者至少有2名社会体育指导员。这样政策性的诱导对于社会体育指导员在使用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力度还需要更大，速度还要更快。

社区体育的组织建设、体育经费来源、居民体育消费水平、社会体育指导员状况研究是社区体育的最基础也是最核心的研究部分。认真研究社区体育的发展规律;发现问题，有利于我国社区体育事业的总体发展

在国外，社区体育在发达国家都有自己各自比较成熟的管理模式，英、德、日三国社区体育的经验表明，他们多以综合性的社区体育俱乐部或单项体育社区俱乐部的形式存在，日本社区体育俱乐部在全国就有378000个。他们举行的体育活动灵活多样，既区别于正式 体育比赛，也区别于学校体育活动，完全是一种居民特性的组织和活动。相比之下，我们在社区体育理论的研究和社区体育活动开展整体运营方而，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应该说我国社区体育仅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

第四篇：株洲市城市社区体育开展情况调查

株洲市城市社区体育开展情况调查

摘要：制约湖南省株洲市社区体育发展的因素是对城市社区体育的内涵认识不足及社区体育场地设施缺乏、经费不足等。针对这些问题，可通过加强社区体育理论研究，社区体育与高校体育的互动等措施，推动株洲市社区体育的发展。

关键词：株洲市；社区体育；现状；措施

社区体育是群众体育的新兴内容，它是体育社会化的产物，是社会发展的必定趋势是城 市精力文化建设的重要的内容。本文以株洲市荷塘社区为具体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查法、访问法对株洲市社区体育发展现状进行调查分析。

调查对象

株洲市荷塘区东湖公园社区成员

调查方法

问卷调查法。问卷调查法发放问卷调查表900份，收回890份，其中有效问卷884份，有效率为99%。

一.株洲市社区体育开展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一)株洲市社区体育开展的现状

株洲市社区体育的发展起步较晚。虽然政府备部门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做了不少的工作，但发展极不平衡，整体上还比较落后。

1.社区成员体育价值取向

参加体育锤炼的各种目标中，增进健康与加强体质，调剂生活与加强社交，兴趣爱好与美化体型居前三位。其中增进健康占69.6%，其次调剂生活占20.8%，美化形体占14.9%。把体育作为娱乐方法已经成为年轻人的一种趋势，50岁以后参加锤炼的目标稍微产生了一些变更，由消遣娱乐转向了增进健康和增强体质，美化形体已逐渐成为人们的一种需求，尤其是女性更为明显。

2.株洲市社区居民健身运动的参与率和项目选择

株洲市每周参加 3 次以上的体育运动人数占多数，大多来自学校学生。参加体育锤炼的项目有长跑、棋类、舞蹈、球类等。其中，跑步位居第一位，占48％，其次男性球类，占43.6％，女性是舞蹈类，占 35％，位居第三的是棋类，占 15.6％。

3.株洲市社区体育运动场地、器材的情况

株洲市社区居民进行体育锤炼的场地重要集中在就近的公共体育场合，公园或广场，学校，单位体育场地和住宅小区的附近的街头巷尾的运动场地等处所，没有大型综合性的场地，对于一些集中地区以至于供不应求，而偏僻一点的地区没有运动设施。

4.株洲市社区中参加体育锤炼人员的年纪构成社区体育面向全部社区成员，但是由于中青年人迫于工作压力和家庭累赘，参与体育运动的时间受到限制并且该区域靠近商业街，学校等。因此以学生为主，这是因为老年人身材健康程度降落，开端器重自己的身材健康，他们有时间也有愿望来参加体育运动。因为通过体育锤炼可以充实自己的生活，愉悦身心，还可以重建自己的社会圈子。从参与年纪的散布来看，45-60岁以上的人最多。在进行体育锤炼的实际运动中，其年纪结构存在“两头热，中间冷”的现象。

5.株洲市社会领导员的培训及领导情况

社区体育要顺利发展，就必须有大批控制社会体育工作知识技巧的人才到社区进行服务工作。其中体育领导员是社区体育的重要力量。科学健身是获得良好健身效果的重要保证。而社区体育领导服务是科学健身的前提。城区健身辅导站较少，有很多社区还没有，社区健

身领导员人数也不多，国家一级、二级领导员就更少，整体来说处于相对滞后的状态，没有形成网络化。

6.社区体育运动点的运动情况

据调查显示，傍晚运动的占多数，晚上运动的居第二位。上午和下午运动的运动点相对较少。多数运动点在傍晚以前，这与运动点的运动场合有关，公园、街道，居委会场合和街头巷尾是站前四位的运动点．这些场合傍晚是免费开放的，加之公园环境精巧，空气清新，活动场所气氛好可以开展体育运动。也与我国国民特别是老年人“早睡早起”的作息习惯有关。社区体育运动点每天持续时间 30-60分钟的运动点最多。

7.不同社区体育发展的差别

株洲市不同社区体育发展差别较大，一些高级社区在建设上重视投入，一些普通的和旧的社区却交差，少数街道、社区重视社区发展，但大部分未引起足够的器重，管理和投入较少。

二.株洲市社区体育中存在的几个重要问题

株洲市社区体育的发展还存在以下几个重要问题

（一）对城市社区体育的内涵及认识不足

社区体育作为今后群众体育的重要情势，作为全面推动小康社会的重要载体，仍没有引起有关部门的足够器重，有些人仅看到体育健身的本质功效，而对增长社区意识、增进社区 “两个文明”建设等方面的功效认识不足。

（二）参与率低。项目选择性少

从株洲市社区居民的参与率和项目选择可以看出：株洲市社区体育的参与率较低，项目选择性比较少。株洲市参加体育锤炼的项目有跑步、舞蹈、棋类、球类等。而发达城市除了有以上项目外还有水上项目。网球等一些趣味性比较强的项目。

（三）株洲市社区体育管理的组织体制不完善

目前，在株洲市社区体育的组织情势还比较单一，还没有形成比较网络化的管理系统。在工作中没有明确提出有关体育方面的具体职责，社区体育还处在摸索的初级阶段。因此，社区的人力，物力，才力等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比如公共的体育器材无人管理．应用周期 较短等现象。

（四）社区体育场地设施缺乏。经费不足

场地设施缺乏，经费不足是制约社区体育发展的重要因素，造成这种状态既有社区发展相对较晚，又有城市建设方案不配套、不落实的原因。虽然进几年来株洲市各个社区都加大了对社区体育场地设施的建设和资金投入。但总体来说和国民群众的需求还是有必定的差距。目前社区体育经费没有比较固定的起源渠道，国民的体育消费意识还不是很强，体育运动经费还很是不足，自发组织占到53.1%，直接限制了社区体育的发展。

（五）社区体育领导员队伍单薄

在数量上，与社会体育领导员需求上存在较大的差距，结构上也有必定的问题，组建情况又自发组织的占到53%。

（六）社区体育理论研究几乎空白

株洲市社区体育理论的研究几乎空白。不能为社区体育的发展供给理论支撑。在我国社区体育也只有20多年的发展历史，在株洲市就更短，群众体育的理论研究没有受到足够的器重，社区体育方面的研究也相对落后。

三.发展措施分析

（一）加大宣传力度，增长体育人口比例

全民健身是一项战略性国策。是人类健康最有效的投资，加强体育健身宣传工作。使社区居民真正建立起“健康不仅仅是躯体没病。而且还包含了心理方面和社会适应能力的良

好状态”的概念。明确健康是每个人的责任，增进健康最好的方法是体育锤炼，把体育健身融 入每个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之中，从而增长体育人口比例。

（二）加强社区体育理论研究，更好的领导实践

随着社区体育功效的增长、地位的强化，作用的不断加强社区体育的研究也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它对懂得社区体育、分析社区体育、进步社区体育的管理效果等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加强社区体育的管理和服务

社区体育管理是指在街道领域内，由街道党工委、街道办事处主导的，社区体育职能部门、社区单位和社区居民积极参与的区域性、全方位的自我体育服务和自我体育管理。根据社区体育居民的需求，设立、健全社区体育服务网络，完善社区体育服务系统，广泛开展社区体育服务，并对服务质量进行监督、保证，以进步社区居民对社区体育的满意度，进步居 民的生活质量。

（四）加强社区体育和高校体育的互动性

当前我国社区体育资源有“三难”一缺乏设施，缺乏专门的体育人才，居民参与率低。要转变这种情况，其中的有效道路之一是紧紧依附社区领域内的大、中、小学校。第一、学校中拥有大批的专职的体育教师，这些体育教师具有开展体育比赛、组织体育运动的丰富经 验和知识，充分施展学校体育教师的领导和管理能力，能解决社体育专门人才缺乏的问题。第二、学校都有必定的体育设施，特别是大中专院校拥有较多的体育设施，对这些体育设施只要进行适当的投资和管理，在搞好学校体育的前提下，有效利用体育设施开展社区体育运动，能在必定程度上解决社区体育的设施场地缺乏的问题。反过来社区体育也能够增进高校体育的社会化和产业化，有利于高校专业的建设，进步体育专业学生的实践领导能力，供给更广阔的就业空间。

（五）加强社会领导员的培训力度抓紧培训一批既有组织能力又控制技巧领导的社会体育领导员，以满足株洲市社区体育市场的需要。进步株洲社会领导员队伍素质，保证垒民健身纲领政策的可持续发展和实行。同时根据当地条件，解决社会领导员的社会地位和待遇问题，调动社会体育领导员的积极性。

(六)把社区的健身设施纳入构建健康住宅的方案当中

目前，我国体育产业的快速发展，使人们将大批的热情投入到健身休闲中去。但在当代 社会高竞争、高压力、高度紧张和快节奏的生活环境下，大众要保持身材和心理的全面健康，仅靠传统、粗放的体育锤炼方法是远远不够的，而应当在社区内，将科学运动概念客人到居 住和日常生活环境中，渗透到现代化的家庭、工作、休闲等的方方面面。可以解决年轻人没有时间的问题。株洲的炎帝广场起了一个示范作用。

(七)扶持落后社区，提升株洲市社区体育整体程度

以先进社区为榜样带动落后社区，重视对宽大的普通社区的投入和管理。加强对现有资源的利用，提升全部社区体育程度。可以以天元区炎帝广场为榜样将其成功经验推广。

第五篇：我国城市社区自治建设研究

我国城市社区自治建设研究

汲立立，李泽霖，宋雄伟（燕山大学，河北秦皇岛066004）

摘要： 我国的城市社区自治是在政府职责与城市基层社会有效衔接过程中形成的，其中，政府发挥着主导作用，社区组织和居民参与是社区自治的主体，三者共同形成了政社合作的良性互动模式。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城市 社区自治也经历了由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并在实践中形成了许多具有鲜明特色的城市社区自治建设模式。关键词： 社区自治； 基层民主； 和谐社会

中图分类号： D63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8207（2010）12－0016－03

收稿日期： 2010－09－20

作者简介： 汲立立（1985—），吉林通化人，燕山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际政治理论与实践；李泽霖（1982—），广东揭阳人，英国伦敦金斯敦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公共信息管理；宋雄伟（1983—），山西介休人，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政策执行。

“社区”一词是基层政治研究的基本概念，它最早出现于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腾尼斯在1887年出版的《社区与社会》一书中。腾尼斯认为，“社区是由具有共同习俗和价值观念的同质人口组成，是一种关系密切、守望相助、疾病相扶及富有人情味的社会团体。”自从1933年费孝通等一批燕京大学的学生将“社区”概念引入中国，我国学者开始尝试进行独立的研究，并从不同的视角对社区概念进行界定。徐永祥认为，“社区是指一定数量居民组成的具有内在互动关系与文化维系力的地域性的生活共同体；地域、人口、组织结构和文化是社会构成的基本要素。”［1］（p33－34）周沛认为，“所谓社区是以一定地域为基础，由具有相互联系、共同交往、共同利益的社会群体、社会组织所构成的一个社会实体。”［2］（p6）2000年11月，我国民政部颁发的《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中指出，“社区是指聚居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3］（p52－57）“自治”是与社区紧密相关的概念，它的全称是“自组织治理”，最早出现在希腊语中，表达一种自我治理和自我做主的状态。

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重视和谐社区建设，要将“共建共荣”理念贯穿于和谐社区建设的始终，调动一切社会力量参与和谐社区建设，让广大人民群众在共建中共享改革开放成果。社区社会组织作为我国社会组织的一部分，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背景下，是组织居民参与和谐社区建设，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整合社会管理资源，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调、公众参与”社会管理格局的重要力量。研究和探讨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和谐社区建设的具体途径和方式，对于大力推进和加快和谐社区建设的进程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我国城市社区自治存在的问题

⒈社区法制体系不健全，自治法律保障缺位。一是城市社区自治立法空白。在社区服务方面，还没有适合全国范围的社区服务法律。二是社区管理缺少综合立法，许多工作只能靠政策规定和行政手段强制推行。三是社区社会工作立法空白，影响专业社区工作机构和工作者的培育与发展。相关政策法规的缺失，极大地限制了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的领域与效果。以社区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为例，其中规定社会组织成立必须具备的资金、场地、人员等要求，对社区中的绝大多数社区组织而言都是难以克服的困难，使许多社区社会组织没有资格正常参与许多社区的社会事务与管理。而当地政府又因为社会民间

组织尚未纳入登记管理轨道，对社区社会组织也缺乏规划、引导、激励和保护。

⒉社区自治体制不完善，行政化倾向严重。由于长期受到原有社会管理体制和模式的影响，社区居委会往往被视为街道办事处的下级单位，有着浓厚的行政色彩。其主要原因是政府和各职能部门在认识上存在偏差。将社区居委会视为基层工作机构，将自身工作下移。“首先，社区人员的工资、经费都由财政负担，造成了社区对政府的依赖；其次，一些社区服务组织如志愿者队伍，既需要政府的财力支持也需要政府部门的参与，形成了对政府的依赖；另外，在财政安排

上的某些„过度投入‟，如社区服务中心、社区图书站的大多数工作人员完全可以招募志愿人员来充任，而现实情况却多为在编的事业性单位职工，造成了政府有限财力的过度性投入。政府一方面扮演社区自治的指导者，同时又惯用单纯的行政手段控制，约束甚至是代替社区自治组织的某些工作，这将严重阻碍社区自治组织的发育和社区自治建设的发展。”［5］

⒊社区资金缺乏，自治的经济基础薄弱。社区居委会的主要资金来源是市、区两级财政拨款，由街道办事处统管，办事处根据考评结果予以拨付。社区自身的融资渠道狭窄，硬件建设的投入完全依赖政府的财政支持，举办的文体活动依赖于驻社区单位的支持，社区自身没有形成自我的财力支撑体系，财力紧张在社区管理和运行中普遍存在。“长期以来，城市社区居委会处于既无财力、又无财务自主权的生存状态。这种状况直接影响了居委会独立地行使自治权力，同时也影响居委会开展便民利民的社区服务活动。”［6］（p88）社区建

设所需要的资金问题一直没有明确的规定，导致社区财政的角色模糊，特别是许多经济不发达的中小城市，社区建设缺乏资金来源的问题更加突出。

⒋社区自治意识缺乏，居民参与的积极性不高。“社区居民参与问题已成为目前政治舆论的重要话题，从总体情况看，仍处于弱参与的阶段，自主性差，整体发展不平衡。”［7］（p163）参与不足主要表现为：城市居民和单位社区参与水平低；社区居民参与意识薄弱，以被动型参与为主；参与主体不足且结构失衡，主要是低保居民、下岗失业人员、离退休党员和老年人；社区居民参与大部分是以活动参与为主，只有少数居民参与过社区管理、决策、监督等，参与社区政治内容涉及面窄；回报性参与多，奉献性参与少，文体型参与多，政治型和服务型参与少，参与的内在动力多是基于人际关系，公共参与精神尚未形成。目前，社区参与不足是我国社区建设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如果广大居民和社区单位不能通过健全、通畅的基层体制参与社区管理，居民的自治活动如果得不到有效组织，社区就会缺乏基本的社会凝聚力，社会资源就不能实现共享和整合。虽然我国社区自治历经波折，但现已逐步成长壮大，上海模式、青岛模式、江汉模式、北京模式等都是各地在不断尝试之后的成功经验，不容忽视的是城市社区建设中仍存在政府与社区间权责不明、辖区不清，社区自治力与居民参与意识都处于较低水平的问题。如何克服这些发展道路上的“拦路虎”是我们未来一个时期内应重点考虑的问题。

三、中国特色城市社区自治制度建设的路径

我国城市社区自治建设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其间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社区法律的改革与创新却没有体现出改革开放以来新的时代要求诸多法律法规始终没有做出相应调整和改变，社区自治体制无论在内涵还是外延上都无法突破原有法律法规的界限。因此，根据已经发展了的社会现实，总结社区自治的成功经验，修订或重新制定相应法律法规十分必要。胡锦涛总书记曾明确指出，一旦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制度的运转有了法律保障且具有可操作性，那么其应有的制度活力就一定会迸发出来。当地政府在不违背国家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可根据本地的特点及情况，制订适应本地实际的社区管理条例或实施细则，以便更好的指导社区建设。

⒈转变政府职能，真正实现社区自治。转变政府职能就是要进一步剥离市、区政府现有的权力，把社会可以自我调节和管理的职能交给社会中介组织，把群众自治范围内的事交给群众自己依法办理，形成“小政府、大社会”的管理格局。市、区政府职能部门应进一步改革行政运行模式，由向社区下派工作变成工作进社区，主动履行公共服务职能。各级政府应充分利用社区服务中心直接服务于社区需要。真正实现政府部门和街道对社区居委会给予指导而不是进行行政干预，提供服务而不是插手社区事务。政府发挥协调作用，整合区域社会所有成员和资源力量，协调社区各种群体的利益关系，并服务于各种群体。政府必须依据国家相应法规，管理和指导社区依法建立自治组织，建立起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化社区建设投入体系，为社区建设提供资金支持，改善社区环境，升级社区服务水平。

⒉社区居民在对自身权利、义务和追求目标理性认识基础上的自愿、自主性的参与，是建立、完善政府和社区群众性自治组织良性互动关系的前提和基础。在构筑新型社区治理模式过程中，应将促进居民参与放在首要的位置。“建立

和健全有关社区居民参与的各项制度，完善社区居民参与机制，把知情权、表意权、决策权、管理权和监督权等权力还予社区居民，把社区居民是否知情，社区居民是否参与，社区居民是否满意作为衡量社区发展的标准。”［8］（p57）社区自治能力的提高离不开社区居民的广泛参与，居民参与是社区建设的内在动力，参与的规模、程序和制度化水平直接关系到社区发展的整体变化和目标管理。在实践中培育社区居民的参与精神应切实做好以下几点： 一是通过整合社区各种利益并有效反映和表达社区成员的意见和要求，开放和利用社区各种资源，提供优质高效服务，可以有效激发社区成员的参与热情。二是建立健全有利于居民表达自身利益的渠道，及时了解广大群众对社区发展及重大方针政策的看法。三是建立社区居民选举、社区民主决策、社区服务承诺及社区工作评议等制度，保证群众对社区事务享有充分的知情权、决策权、管理权和监督权。

⒊充足的财政资源是保证社区治理各项工作正常运转的生命线。目前，我国社区自我管理机制很难运转的关键在于没有充足的财政基础，没有实现政府管理和社区自治有效衔接的城市社区治理机制来提供充足的财政保障。为进一步加快社区经济建设步伐，稳步推进社区经济发展，帮助居民解决实际困难，实现共同富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努力实现社区经济健康稳步发展，应积极主动整合社区的内部资源，深挖社区经济发展的优势潜力，鼓励和提倡驻社区单位参与社区建设和社区经济发展。通过“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共驻共建”的形式，发挥驻社区单位经济实力强、联系业务广泛、信息灵通的优势，为社区经济发展提供厂房、资金、技术等方面的支持。这样，即可以创造社会效益，又可以创造经济效益，从而把社区资源优势与市场建设结合起来，依托资源办项目，不断壮大社区经济实力。只有社区经济实力强大了，才能为社区履行各项自治职能提供经济保障和财力支持。总之，城市社区建设是一项长期的工作，需要政府与社区自治组织努力改革创新，精心谋划发展，通力配合、分步实施。因此，要加强社区党的领导，为社区自治提供坚强的思想和组织保障； 完善社区自治的法律保障，推进依法治理的进程；规范发展社会力量，建立社会化的社区事务管理运作机制；营造良好自治环境，培育公民参与意识。只有这样城市社区建设工作才能不断规范、拓展、创新，才能建设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健康的和谐社区。

【参考文献】

［1］徐永祥．社会发展论［M］．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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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谢中立．城市居民自治：实际涵义、分析模式与历史轨迹［J］．江苏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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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吴忠民，刘祖云．发展社会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7］吴铎．城市社区工作读本［M］．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9．

［8］李惠斌，杨雪东．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