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代儿童教育理论对当代的启示

第一篇：论古代儿童教育理论对当代的启示

论古代儿童教育理论对当代的启示 姓名：傅雅萍班级：12级小学教育（综合）1班学号：1206011006 摘要：“原始社会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第一阶段，经历了数百万年漫长的历史时期。”“也有大量的考古研究表明，中国原始社会的发展经过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原始人群时期，大约从200万年至5万年前；第二阶段，氏族公社时期，大约从5万年前至公元前21世纪。第一阶段极其漫长，教育的发展也极为缓慢。第二阶段发展速度有所加快，氏族公社进行了多方面内容的教育活动，具有一定的特点。到了氏族公社的时期，才出现教育机构的萌芽。”

奴隶制国家建立之后，开始形成比较定型的学校，建立了初步的学校教育制度。与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相适应，奴隶制时期的教育实际是“官守学业”、“学在官府”的制度，学校都属于官学。我国古代儿童教育首先主要是官办的小学。

春秋战国之际，生产发展，土地私有，经济实力增强，社会斗争激烈，经济的发展使得春秋战国时期的经济实力不仅能养活一大批不从政的脑力劳动者，而且出现了以授徒、教书为业的专门职业。复杂的社会斗争，使得各卿大夫的私门为了和诸侯进行斗争，争相养士，利用士来增强他们的势力。这一时期文化中心迁移，学术繁荣，形成了战国时期学术思想上“百家争鸣”的先声。经济的发展和政治制度的转变，以及学术思想的发展，促进了教育的发展。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私学”创设和繁盛起来。虽然各朝都有完整的官学制度，但是直接在官学里学习的人数比较少。官学本身时盛时衰，徒具形式。而启蒙教育的教学又并非官学任务。因此，我国古代儿童教育后来主要是私人教学。也即有了后面我们儿童教育种种变化与发展。

关键词：古代儿童教育影响

一．概念的界定

中国古代的“幼儿”与“幼儿教育”与现代的概念不同。现代由西方传入的“幼儿教育”或者“学前教育”概念特指儿童在3岁以后直至入小学之前所受的教育，并且常指的是正规的学校教育。

中国古代对幼儿年龄的上限规定较晚。“幼儿”：“人生十年曰幼，学。”《礼记·曲礼》。汉郑玄注：“名曰幼时，始可学也。”即从初生到10岁出外上学这个年龄段称为“幼”。但古籍的记载不一致，一般的说法是8岁。朱熹在《大学章句序》曰：“人生八岁，则至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 这里所讲的“幼儿”是一个广义概念，是从初生之时到8-10岁外出就学。“幼学”，即幼儿教育，就是特指外出就学之前所受到的教育。

中国古代的“幼儿教育”，是需要用模糊语言来加以描述的概念，具有三个特点：第一，教育对象广泛，包括社会全体幼儿年龄阶段以内的儿童；第二，教育途径涵盖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它把幼儿置身到一个庞大的社会课堂之中，内容十分广泛；第三，在教育方式上，相对地注意到了幼儿的心理特征，包含了一定的自然性和趣味性。

需要注意“相对”一词。实事求是地来看，中国的教育一向较少地注意个体的自在意识，而片面地强调集体和国家，在教育过程中总是出现“去个性化”。在具体的教学方法上有时也考虑到个体之间在水平和能力方面的差异，并提出了“因材施教”等有意义的教学原则，但实际的目的还是取消这种差异，把每个人都塑造成封建统治阶级所规定的标准模式。这一点在普通学校教育中，尤其突出。古代私学较发达，一般有钱人家都会请私垫辅助儿童学习，由于所教人数尚少，老师可根据每个学生不同的情况予以不同教育方式，已让学生更好地学习发展。同普通学校教育相比，幼儿教育较多考虑到了幼儿的心理特征，并采用了具有形象性等特征的教育方式，如：游戏、儿歌、玩具、舞蹈等形式，寓教育于娱乐之中。而且，由于幼儿教育的范围不受地域、时间的限制，因而为儿童成人提供了较多的自由选择的时机。儿童在这种比较自然的机会中可以表现自己的个性和天才，而成人也利用这种机会或者施加影响，或者发现儿童的特长。在普通教育史中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

一般认为，中国古代幼儿教育同中国古代学校教育相比，是一种比较成功的教育形式，而这个形式之所以成功，就在于它在一定限度内相对摆脱了封建正统观念的约束，获得了一些自由活动的余地。当然，这种自由的余地是很有限的。

二．古代儿童教育的目的与内容

（一）古代儿童教育的目的：2400多年前柏拉图曾在《理想国》这么说过：“凡是开头最重要，特别是生物，在幼小柔嫩的阶段，最容易接受陶冶。你要把他塑成什么型，就能塑成什么型式。”因此幼儿教育不可或缺，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为了培养美德，儿童们最先听到的应该是最优美高尚的故事。我们要把握好自身的分寸，给儿童带好一个榜样的作用。使国家富强壮大，家庭幸福安康，人民和谐相处。

于社会来说，一个好的幼儿教育机构至关重要，儿童是祖国未来的花朵，美好的未来需要他们来创造。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想富国民强，成就美好未来，必须先做好充足准备，教育好儿童是第一。少年强则国强，少年弱则国弱。

与家庭来说，把孩子培养成才是每个父母希望并乐意为此效劳一生精力的大事，也是他们值得骄傲的事，所以每个父母都极力教育好孩童，希望孩子能够光宗耀祖，有所成就，从而家庭幸福美满。

与孩子本人来说，自身得到了锻炼与发展，能力提高，对问题的认识加深，精神层面就上升了层次。对未来生活有极大的积极作用，不说学习就一定是一件可以令其衣足饭饱的事，但不学习肯定不行，自己将会在很多方面受到制约。

（二）古代儿童教育的内容：教育内容是通过教材传授给学生的。我国古代儿童教育有其传统教材。即所谓“养蒙书”或“小儿书”之类。我国古代儿童教育传统的启蒙教材多用韵语、诗歌和偶名编写而成。这些教材的主要用途是为了训练识字读书及初步作文的基本能力，进而传授各方面的基本知识。古代的启蒙教材是在封建统治下出现的，就内容说，首先是宣扬灌输封建的伦常道德，培养封建伦常的思想意识。其次要能掌握文字工具，能够认识文字阅读应用，又能掌握一定的自然知识、生活知识与历史知识。再就是在这基础上作深造进修或应科举考试的准备。这些内容在启蒙教材中都分别得到反映。从内容上看，传统的启蒙教材大体可以分为四类。

第一类为综合性的教材。

综合性的教材以它丰富的内容、功用兼备的优势，压倒了其它专门性的教材而最为风行。一般来讲，在学塾的课堂上，都是以综合性的教材做教本，最著名的综合性教材，当然是《三字经》。一般认为它是南宋末年的大学者王应麟所作。《三字经》内容精当、结构精巧、形式精妙，虽篇幅不大，但包含了十分丰富的知识前人论及此点，无不交口称赞。《三字经》以通俗浅近的文字，叙及人性与教育的关系，自然与社会的常识，伦理道德与学习的方法，无论形式与内容均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的社会价值，是宋以后相当长时间内私学蒙童的必读之书，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成为传统启蒙教材的代称。直到现在，《三字经》的形式和名义依然没有丧失它的活力。

第二类为对儿童进行封建伦理说教的教材。

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即是这个时代的主要教育内容。在封建社会里，培养封建道德意识，纲常伦理的等级道德是那个时代的教育中心内容。

①训释有关性理一类概念的涵义。

这一类型的启蒙教材最有影响的是《性理字训》。它的书名极为准确地传达了它的内容。全篇凡分造化、性情、学力、善恶、成德和治道六个门类，每四字一句，各条少或两句、多则八句。它不求声韵的谐合，所以颇棘唇吻，尤其是它专讲性理，颇为玄奥，从形式到内容都极不便于儿童。尽管如此，由于适应了时代的需要，这个颇为奇异的读本依然受到人们的赞赏。

②汇编所谓先贤的格言至论而成的。

这一类型最著名的是《增广贤文》。它或辑自雅言，或采录俗语，不拘一格。正因为如此，内容也就良莠不齐，精华与糟粕杂陈，典型地反映了中国人的人生态度和处世原则，而不再仅仅一味地宣传儒家的道德思想。人们称它是做人的良方，处世的诀窍。此书自清后期以来，即风靡全国。

③诗歌。

它们用四言、五言、七言写成，内容不外乎入孝出悌、尊师敬长一类，目的是为了规范儿童的行为举止。我国最早的启蒙读本《弟子职》就属于这一类。宋以后越来越多，到清朝更是空前繁荣。这类教材，专门对儿童进行道德说教，要求他们接受儒家。

第三类是历史教材与历史故事书。

这类教材在过去占有重要位置。其主要的要求是用历史或历史人物的“嘉言懿行”来充实并说明封建伦常道德。同时也使儿童从幼时便记得许多典故，扩大儿童的历史知识，从此中亦可以吸取经验并以历史人物作为榜样。

《五言鉴》的作者是万历十一年的进士李廷机，万历三十五年的进士张瑞图进行过修订。它以五言韵语的形式，叙述从结绳之事、年代难详的三皇之世，直到明末的历史。它力图勾画出一个清晰的脉络而又尽量包罗丰富的内容，往往在王朝更代和历朝大事之外，曲为陈述社会和文化的内容。

第四类是专讲名物的（近于自然常识）教材。

这一类主要有宋方逢辰的《名物蒙求》。《名物蒙求》内容涉及天文、地理、人事、鸟兽、草木、衣服、建筑、器具等。在“名物”书中亦仍然提到伦理纲常

之教。

封建纲常伦理始终是封建社会的教育中心。他是为封建秩序服务，同时起着巩固封建秩序的作用。这些在传统启蒙教材上，有鲜明的反映。孝悌仁义那一套。

三．古代儿童教育的原则和方法

⒈记诵熟读

古代儿童教育在识字和取得知识方面都强调记忆牢固。宋明教育家对于读书方法有许多主张，一般都重视记诵熟读。程颐即说过，“勿谓小儿天记性，所历事皆能不忘。”又认为人有记性有悟性，儿童阶段，记忆力强，因而必须从幼小时便熟读记住，“读多自然晓”（朱熹语）。

⒉潜移默化

古代儿童教育注重“豫”的原则。程颐曾说教育之法，“以豫为先。盖人之幼也，智愚未有所主，则当以格言至论日陈于前，盈耳充腹，久自安习，若固有之者”。要通过幼时连续不断的习练，使儿童安于所习，达到“习与智长，化与心长”的境界。把封建伦常道德具体规定到言动视听行为举止上，身体力行，由习惯化的过程而成为儿童以至成人的自己原来具有的做法一样，读书要精熟到如同自己要说的一样。

⒊循序渐进

王阳明多次提到为学必须循序渐进，不可躐等。他认为教学必须注意“从本原上渐渐盈科而进”，个人的发展从婴儿起到成人有他的阶段性。他说仙家说的婴儿是个好譬喻。婴儿在母腹中只是纯气，有何知识？出胎后渐渐方能啼笑，能认识其父母兄弟，又改而能立、能行、能持、能负，到后来天下事无不可能。要顺着他“精气日足，筋力日强，聪明日开”的顺序为学。循序渐进的原则在应用上要顾到儿童的心理发水平。王阳明认为良知到何水平，便就此水平教学。

⒋培养诱导

王阳明对于儿童教育，提出了培养诱导等方法，这与专门教书背书的记诵教学方法是有区别的，他在这种方法论中，提出了他的“儿童心理”的见解。他说：“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己。譬之时雨春风，霑被卉木，莫不萌动发越，自然日长月化”。他把儿童的学习和教师的教学比作时雨春风，盎然生意，情意舒畅，而不是冰霜剥落，生意萧索。因之教学必须注意启发诱导。作为教学方法，这较之拘束防范和体罚威迫要好得多，而且也注意到儿童的年龄特点。

⒌寓教于乐。

儿童的心理性情自有其特征，王应麟深谙此理，主张在传授知识、灌输纲常伦理的过程中，顺应儿童身心发展的自然规律，采用鼓舞儿童学习兴趣的方法，使其乐学，日有长进。他的这种主张，体现在内容上，即注重提高儿童读物的趣味。如《三字经》寓忠孝节悌等伦理道德于故事之中，即能使学习与道德教育相结合，又照顾到通俗性和趣味性，因而备受欢迎。

⒍因材施教

古代儿童教学不是班级制。一般是在总的“教学计划”下各人进展不一，教师分别教学。这种方法实际上在有经验的教师手里有因材施教的效果。因材施教是孔子的一个重要教学原则。他重视了解学生的个性，对学生的个性和优缺点有比较深的了解。孔子在进行教育时，常按照不同情况因材施教。例如：同样问仁、问学和问孝，孔子对每个学生的答复都是对症下药、不相雷同的。因为他重视学生的个性，发展了各个人的长处，使他的学生的成就各不相同。

我国古代儿童教育的经验颇为丰富，其中不无可充借鉴参考之处。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与教育改革的深入，儿童教育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但是，儿童教育的路程还很艰辛而漫长。我们应批判地继承我国古代儿童教育的精华，真正了解儿童，了解儿童教育，思考与创造儿童教育的未来。

五．古代儿童教育的历史借鉴

中国之所以能在世界上屹立两千多年不倒，必有其可取之处，而教育占其重要地位，首先来谈谈中国古代儿童教育的利与弊，我们应当吸其精华，弃其糟粕，其意义深远而重大。

利：中国古代十分重视儿童的早期教育,奴隶社会时已有儿童早期教育的主张,这些主张零散地记载在古籍中。

胎教思想：孕妇要注意外界环境对胎儿的影响，多接近有利的环境影响；注意自我心理调节，保持心绪和顺，心境平和即胎教；注意的事项包含于日常生活起居中，戒过饱，戒多睡，戒暴怒，戒食辛热及野味，宜听诗和琴音，宜看合乎道德规范与要求的图书等等。怀孕期间须得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保持良好的情绪并辅之以知识、音乐、道德的陶冶与教育，才能“生子聪明，才能贤德过人”。而这一点目前秉承的很好，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愈来愈多的人更加注意这一方面。

早期教育思想：因为婴幼儿处于“学期未充”、“精神未定”的阶段，可塑性大；再幼儿精神专一，教习效果好。爱教结合，宽严相济。这种先入为主的思想早已深深贯彻人心，因此现在有许许多多的针对儿童的课外拓展班，就连广告也都是让儿童赢在起跑线上。但凡事都应把握好度，尊重孩子的自己选择，随他们的兴趣发展，勿操之过急，揠苗助长，而适得其反。

家庭教育思想：古代私学较多，而蒙养学不属官学范畴类，所以一般在家教育，父母教育儿童做人的道理，读书写字，工作劳动，对人尊重等等。而现在大家一昧的依赖学校教育，学校即使分班，每个班还几十号学生，老师不可能顾及到每个学生的情况，对其因材施教，只有在家，父母可以，你们与孩子朝夕相处，要善于观察发现他们的思想近况，每个阶段采取不一样的措施。

教师思想：教师本是一门高尚的职业，是受人爱戴和尊敬的。而现代出现许多新闻报道老师猥亵儿童，这是师德的问题，为人师表不应该这样，社会风气出现乖戾，不忍直视。师道乃传道授业解惑矣，教学生做人道理，率为人先，做一个积极的榜样。而非无所顾忌竟做出如此伤天害理之事。古代老师也是一般和学生住在一起，方便交流思想，谈论问题，现代来学校只有在上班时间，下课期间很少见到老师，自然与老师交流就会减少，感情就不会特别深切，互相学习的机会也会减少。

弊：古代儿童教育者如父母老师总会有种功利主义的成人化儿童观，总是把自己的希望加注在儿童的身上。不管他们自己的意愿喜不喜欢，不能换位思考站在儿童的角度看其所需，总是说我这是为了你好，我累死累活还不是希望你好，你一定要考取功名，才会对得起我们，施与无穷的压力，而现代更是越演越烈，把人逼疯的都有；古代一般母亲在家负责整理家务，教育儿童，父亲则是在外赚钱养家。而中国古代强调男女有别，重男轻女的思想特别严重，女子一般不让上学，到中国近代才解放这种思想，成立第一个专门女子师范学院供女子学习。儿童应该由父母共同培养教育，这样才能吸收双方的好处，男子刚而不失柔，女子柔而不失刚，互相辅助。而现在出现特别普遍的现象关于留守儿童，父母赚钱养家到外地打工，孩子则交给近亲抚养，由于留守儿童出现诸多问题，大部分犯罪的青少年都是留守儿童或者单亲亦或家庭不和谐，他们缺少爱，希望得到大家特别是父母的爱，多些关心与爱抚，可能世界上就不再那么多犯罪事件。

对待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应该秉承“吸其精华，弃其糟粕”的态度，对待外来文化不能毫无顾虑全接受，而因此丢失美好的东西。凡事多些思考，儿童教育重在眼前，需学校老师社会扮演好各自的角色，共同努力为儿童创建一个美好舒适的学习环境，注重儿童的心理特征和身体发展，为中国的发展壮大共同拼搏。

尾注

1、引自杨汉麟，周采《外国幼儿教育史》广西教育出版社，修订版，第十一页

转引自《1994十大科技成果》载1995年8月30号《光明日报》。据考古学家及人类学家的最新发现，“人猿相揖别”的年代约始于440万年前。

2、引自孙培青《中国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第三版，第一页

3、引自杨汉麟，周采《外国幼儿教育史》广西教育出版社，修订版，第二页

转引自柏拉图著郭斌和等译《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85，第71页

参考文献

《中国教育史》《外国幼儿教育史》《中国教育名家思想》《童年解放》《发现母亲》

第二篇：论恩格斯的自然观及其对当代的启示

论恩格斯的自然观及其对当代的启示

作者：陈晓辉 来源：《学习与探索》2014年第11期

摘要：恩格斯的自然观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根据对恩格斯不同著作中自然观内容的梳理可见：恩格斯围绕着自然界及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核心问题，分别从自在自然、人化自然、生态自然三个维度阐述了他的自然观。首先，恩格斯提出矛盾决定着自在自然是不断运动和变化的，而且还遵循着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变化规律，直至出现了人类。恩格斯的这一思想，启示当代人要树立尊重自然的理念。其次，在继承马克思思辨人化自然思想的基础上，恩格斯具体化了人化自然的思想。最后，恩格斯提出，要实现“（人）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的生态自然，就要变革旧的社会制度。参考文献：［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摘要:恩格斯的自然观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恩格斯的自然观散见在他的不同著作中。根据对恩格斯不同著作中自然观内容的梳理可见:恩格斯围绕着自然界及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核心问题,分别从自在自然、人化自然、生态自然三个维度阐述了他的自然观。首先,恩格斯提出矛盾决定着自在自然是不断运动和变化的,而且还遵循着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变化规律,直至出现了人类。恩格斯的这一思想,启示当代人要树立尊重自然的理念。其次,在继承马克思思辨人化自然思想的基础上,恩格斯具体化了人化自然的思想。他提出,随着实践的发展,人类脱离了自然,并变得越来越强大,以至于开始支配自然;但不管怎样人类在支配自然的过程中,是绝对不能逆自然而行的。由此提示当代人在改造自然过程中一定要顺应自然即按自然规律行事。最后,恩格斯提出,要实现“(人)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的生态自然,就要变革旧的社会制度。当前,中国已构建了以生态自然为价值取向的社会主义制度,未来应继续朝着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目标和方向推进社会发展和体制机制变革。

自然观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自然观的内涵是指对自然界的总的看法。广义自然观的内涵是指对自然界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总的看法。因为当今世界上无人语境下的自然,“除去在澳洲新出现的一些珊瑚岛以外今天在任何地方都不再存在”[1]77。为此,本文论述恩格斯自然观时使用的是自然观的广义内涵。恩格斯对自然观的论述,主要散见在他和马克思合作完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及他自己独立创作的《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等论著中。其中,《德意志意识形态》完成了恩格斯自然观核心范畴的界定。《反杜林论》标志着恩格斯自然观的诞生。“当我不得不探讨杜林先生的所谓自然哲学时,我正处在这一脱毛过程的中间。所以,如果我在理论自然科学的领域中总的说来表现得相当笨拙,那么这是十分自然的”[2]349。《自然辩证法》标志着恩格斯自然观思想的成熟,“这种历史观结束了历史领域内的哲学,正如辩证的自然观使一切自然哲学成为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一样” [3]257。恩格斯的自然观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是当今世界上备受推崇的生态自然观的理论基础之一。为此,深入挖掘恩格斯自然观,可以为我国和世界各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重要的启示。

一、树立尊重自然的理念:恩格斯关于自在自然观点的启示

通常“自在自然”的内涵,是指人类活动尚未作用过的自然界,如人类世界出现之前的自然界和人类世界产生之后但人类活动尚未触及的那部分自然界。事实上这种状态的自然界,无论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的时代,还是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已经很少存在了。何况与人分隔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就是无。因此,在此使用“自在自然”概念的目的主要是想通过借用“自在自然是独立于人之外的自然界”这一特性,凸显本部分的内容是论述恩格斯对作为人类生存条件那部分自然界内在固有属性的根本看法。

恩格斯提出,首先,自然界是不断运动和变化的。恩格斯认为,“整个自然界,从最小的东西到最大的东西,从沙粒到太阳,从原生物到人,都处于永恒的产生和消失中,处于不断的流动中,处于不息的运动和变化中。”[3]385这是“辩证自然观的核心”[2]352。其次,自然界的

生活是由矛盾所决定的。“辩证的思维, 不过是在自然界中到处发生作用的、对立中的运动的反映, 这些对立,通过自身不断的斗争和最终的互相转化或向更高形式的转化,来制约自然界的生活。”[4]317再次,自然界的运动变化是有规律的。“在自然界里,正是那些在历史上支配着似乎是偶然的辩证法运动规律,也在无数错综复杂的变化中发生作用„„”[2]349最后,自然界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通过论述天体、地球、地质、生物以及人类的起源和演化,恩格斯提出自然界在有限时空的变化是一个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最高发展阶段是人的生命。

通过恩格斯对自在自然的论述,我们能清醒地意识到: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从根本上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而不能形而上学地认为是主体与客体、目的与手段、中心与边缘的关系。自然界作为有机系统是有其自身独特的发展规律的。因此,与自然相处时,人类应树立尊重自然的理念。理念是行动的指南。正确的理念会产生正确的行为,相反,错误的理念也会导致错误的行为。现如今,内蒙古大草原之所以有着比其他地区更为优良的生态环境,就是因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适从自然”“师法自然”等观念一直指导着内蒙古游牧人的生产和生活。他们认为,只要适从自然,天灾就不会发生,草原、河流就会依然碧绿清澈,人们就会依然幸福安康。相反,在片面的“人定胜天”等理念指导下建立的三门峡大坝,却因不尊重自然规律而使渭河40多年来(从建成到2004年停用)连年水灾不断,使渭河成为悬河,从而被作为水坝败笔列入了世界的水利史册。树立尊重自然的理念,首先,要摒弃人类中心主义的错误观念,在改造自然过程中,要有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意识,要用生态伦理意识来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其次,要摒弃自然中心主义的错误观念。作为人类的养育者,自然理应受到尊重和感激,但人类却决不做匍匐在自然脚下的奴仆。纵观茫茫宇宙,地球是目前所知适合人类居住的唯一星球。因此,只有树立尊重自然的理念、做出亲近自然的行为、与自然和谐相处融为一体,人类才有可能长久地诗意地栖居在地球上。

二、落实顺应自然的行动:恩格斯关于人化自然观点的启示 劳动使人从自然中分化出来,把自在自然变成了人化自然。人化自然是指从纯粹自然变成拥有社会的性质自然的动态过程。这一过程是人们劳动(实践)的产物。“人化自然”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论述“对象性活动”时所涉及的一个问题。由于人类实践活动的参与,自在自然被打上人类的目的和意识的烙印,按照人的方式和人的需要规定着自然的存在状态,从而转化为“为我之物”参与到受自然规律支配的人类生活世界的运动过程之中。因此,“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因为人和自然界的实在性,即人对人说来作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对人说来作为人的存在,已经变成实践的、可以通过感觉直观的”[4]131。

在汲取马克思思辨人化自然思想的基础上,恩格斯结合自身经历的一些新情况,进一步深化和具体化了这一思想。他认为,首先,人通过劳动(实践)使自己从自然中分化出来。“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劳动使猿手变成了人手„„双脚也发展得更加适应于直立行走。„„此外,劳动的发展促进了语言的产生„„猿的脑髓就逐渐地变成人的脑髓。而随着脑的进一步的发育,脑的最密切的工具,即感觉器官,也进一步发育起来„„人最终脱离了动物界,从自然界中分化出来[3]372-378。其次,随着实践能力的不断提升,人成为自然界的支配者,所以“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大自然的规律”[3]383。“只有人才办得到给自然界打上自己的印记,因为他们不仅迁移动植物,而且也改变了他们居住的面貌、气候、甚至还改变了动植物本身„„”[3]274自然界是不能离开人的。“动物所能做到的最多是收集,而人则从事生产,人制造最广义的生活资料,这是自然界离开人便不能生产出来的。”[3]372自然界需要在人的支配下才能发挥作用。自然界只能为劳动提供材料,而人的劳动却能把材料变成财富。“人则通过他所做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3]383;“人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4]329;“我们在最先进的工业国家中已经降服了自然力,迫使它

为人们服务。”[3]275最后,人若违背自然规律,自然也会报复人类的。随着工业的加速发展,恩格斯深深地感到了人受制于自然的严峻问题,他说:“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毁灭森林,但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为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失去了水分的集聚中心和贮存库„„”[3]383因此,“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3]384

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就需要改造自然。通过恩格斯对人化自然的论述,我们深深地体会到:人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需要顺应自然,否则就会遭到自然的惩罚。所谓顺应自然,就是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在不违背大自然自身循环的前提下,从自然中获取为人类所用的某些资源。都江堰水利工程是我国顺应自然的一个成功案例。该工程按照自然的山势和河势,用“鱼嘴”把奔腾不息的岷江劈为两半,西边一半江水通过闸门向外江流去,从宜宾汇入长江;东边一半江水通过人工开凿的“宝瓶口”,限量流入内江,灌溉着几百万亩成都平原。该工程无须任何外来的能源,涝时有外江自动分洪、旱时有内江自流灌溉,二千二百多年来,形成了一个“天府之国”的人工生态系统。相反,苏联的“黑风暴”则是不顺应自然而遭到自然报复的反面典型。自1954年起,苏联在哈萨克、乌拉尔等地的半干旱草原开始垦荒,到1960年开垦了约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一行为一度使苏联的粮食年产量增加了2/3。表面上看粮食是增产了,但植被和表土结构却遭到了严重的破坏,1960年3月和4月两次出现了大面积的黑风暴,仅哈萨克新垦区农田就被毁了20万平方公里,新垦区农耕系统几乎瘫痪,连邻国罗马尼亚、匈牙利和南斯拉夫也未能幸免。美国环境伦理学家霍尔姆斯·罗尔斯顿曾经说:大自然启示给人类的最重要的教训就是只有适应地球, 才能分享地球上的一切。只有最适应地球的人,才能其乐融融地生存于其环境中。

三、完善保护自然的制度:恩格斯关于生态自然观点的启示与自然和睦相处、和谐共生,是人类社会孜孜以求的目标。恩格斯曾提出“(人)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3]384的命题。这一命题的含义就是自在自然与人化自然应该统一发展并融合为一体即生态自然。这是自然发展的高级形态。生态自然虽然也是人类的创造,但同人化自然相比, 有着本质的区别,这是一种新的自然形态。建构生态自然是人类社会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理想追求或价值追求。

关于生态自然思想的论述肇始于马克思。马克思曾说:“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也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向作为社会的人即合乎人的本性的人的自身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彻底的、自觉的、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丰富成果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4]120当时,由于受自然科学发展状况和马克思世界观尚未转变等因素的影响,马克思的这一论述还很思辨。而恩格斯写于1873年的《自然辩证法》一书却弥补了如上的不足,并且明确地探寻了实现生态自然的路径。恩格斯说:要实行人类和自然的和谐,仅仅摒弃“关于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之间的对立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是不够的,还“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3]385。

在这里,恩格斯告诉当代人:建构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自然,重要的是要从社会制度上进行变革,构建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价值取向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制度下,“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人们周围的、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受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身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2]633-634。当下,我国已建立了自觉保护自然的社会制度,工业化与生态自然一同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目标。走工业化道

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二选择。马克思曾说:“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4]128这句话强调了工业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但也暗含了工业活动会造成人与自然之间不和谐的局限性。当今,我们一方面要利用工业活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更加坚实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又要致力于消除工业活动带给人与自然之间的不和谐。由此看来,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并不能自然而然地使人与自然之间达到和谐,还需要人们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进行认真的探索。改革开放后,我国在保护自然方面出台了不少法令、法规和制度,对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我国更是加大了促进生态自然制度建设的力度。2013年10月,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土壤污染防治法等被列入十二届全国人大的一类立法项目。2013年12月,中组部发布了《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明确了政绩考核评价指标中不搞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排名的要求。2014年2月,环保部印发了《国家生态保护红线——生态功能基线划定技术指南(试行)》。经过一年多生态文明建设制度的完善,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对企业不履行社会责任、政府不履行监管责任等不作为行为的监督机制还很薄弱,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也没有建立,市场经济手段运用得也很不够,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行动机制也不健全。今后,我国要紧紧围绕上述这几个方面进行机制改革,推进生态自然的建设。

通过对恩格斯自然观的梳理和论述,我们得到了“当代人只有树立尊重自然的理念、落实顺应自然的行动、完善保护自然的制度,才能做到人与自然的真正和谐”的重要启示。同时,也由此看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的提法,实际上是对恩格斯自然观的继承和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第三篇：古代最成功“求职信”对当代大学生的启示

古代最成功“求职信”对当代大学生的启示

炎炎夏日，全国各地的大学学子们陆陆续续毕业、就业，毕业生们都在忙着撰写“求职信”、“推荐书”、“个人”这些就业资料，毛遂自荐、极力表现，伯乐希望发现千里马、美玉渴求有慧眼识出，贵人相助、恩师露面，得以斩获一个满意的单位、职位和学位，从而事业和前程能够再次飞跃发展。其实，从古到今、国内国外，找工作、找“伯乐”、找“贵人”、找“恩师”，都是要写自我介绍和推荐的“求职信”的。本质、内容都基本一样，只不过，在方式方法、手段渠道、过程途径等方面，大同小异或者大相径庭而已。

那么，中国古代或者说中国历史上最成功、最著名的一份“求职信”，究竟是哪位“牛人”写的呢？他又是写给哪位“达人”的呢？在我看来，莫过于唐朝的白居易和顾况了。

想当年，一代才俊、文学青年白乐天16岁那年，已经在父母教诲、私塾培养之下，十年寒窗、学业有成，“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基本上算是名牌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了，不免志大眼高、自命不凡，气势昂昂、跃跃欲试，就 从家乡新郑长途跋涉西行入关，飘飘然、贸贸然闯进首都长安，准备寻到一个不错的“铁晚饭”及参加研究生考试（科举京试），以谋求更高的成就和功名。他还给自己取了一个很是有些狂妄自大的名字“居易”。

白居易初来乍到京城，谁也不认识，求职、拜师毫无门路，在朱雀大街、大明宫广场上盲目逡巡了多日，手头父母给的那点盘缠差不多用光了，吃饭、住店、找小姐快要闹危机了，这才发现自己太轻狂、内心太自信，而人生太艰难、前途不乐观。他变得有些沮丧、卑弱起来。

可当他偶尔听说有个叫顾况的老翁（比他大45岁左右，此时已是60余岁的花甲老人了），大家都称其是文坛及政坛知名前辈，德高望重、乐于助人，于是又不死心了，心中升起一股希望，仍是冒冒失失的做派，很快就拿了自己的“处女作”——刚刚整理好的一部诗歌集子，去拜见顾况。从某个意义上说，他这部“处女作”其实就是他的“求职信”和“推荐书”——但不能说是“敲门砖”，那就是贬义词了。顾况倒也真是有老前辈的大架子，性格高傲、目光睥睨，起初很瞧不起这个初出茅庐、名不见经传的乡下少年。当他看到诗卷上的名字“白居易”时（虽然上面还有“请顾大师赐教”之类字样），就先是哂笑了几下，接着讥讽地说：“长安居，大不易！”意思是说：长安米贵，物价很高，房租很贵，生活艰难；天子脚下，藏龙卧虎，人才济济，高手如云。想居住下来，想生存下来，想取得成功，很不容易呢！更何况还是“白居”！这小子真是不知天高地厚！见的世面太少了！

也许那天顾况心情还不错（或者昨晚与小妾的床事颇成功、云雨欢娱；或者在朝堂上得到了皇帝老子的口头表扬——尽管没有什么实际作用，既未升官封爵又未加工资发奖金）、且有些闲余时光，就并没有像过去一贯那样把文坛新人敬呈上来的诗稿潇洒一扔、拂袖而去、再不翻看，而是竟然接下了白居易的诗卷，并随意（虽然只是随意）翻开和阅读起来。大概他是想到了自己当年的遭遇，与眼前这个外省小伙子的情形类似，于是起了恻隐、同情之心吧。

但就是他这随意的举动、偶尔的改变、难得的机会，竟没有把一位文学天才扼杀、埋没，而是通过他的手让这位文坛新星冉冉升起、熠熠闪耀，还让自己以“伯乐”、“宗师”的美名而流芳百代，并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一段佳话。

原来，当顾况一翻开白居易的诗稿，开篇就读到了那首有名的《赋得古原草送别》（这也不奇怪，白才子肯定要把自己最好的作品、最佳的句子放在最前面了）：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

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这首诗通过对顽强求生的春草的描写，表达了诗人的少年豪迈，对生活中的波折不屈服、不气馁的乐观情绪。前面写枯草在春风的吹拂下欣欣向荣、生生不息；后面写朋友由聚合而分离，切合送别的题意。

顾况此时大为吃惊了，尤其对诗中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两句，反复吟诵，回味不已，十分欣赏，因而立即改口，对恭敬站立在旁、一直忐忑不安的白居易又惊又喜地称赞说：“不错，小伙子既然能写出这样好的作品，看来肚子里确实是有货，所以才牛B烘烘，长安住下来是不难了。老夫前面那么说，不过是同你开个玩笑罢了。”

就这样，在顾况的赏识与推举下，白居易逐渐被京城文学界所接受，在长安基本站稳了脚跟，谋得了“金饭碗”；并高中进士（类似于考上文学硕士和博士），入了中央级研究院，从此名扬天下、锦绣前景。而他与顾况的交往，亦传为文坛美谈、千载典故。

一方面，德高望重、识人有数的前辈，对真正有才学、谦逊、勤奋的晚辈表示欣赏、肯定、赞扬、鼓励、帮助、推举，这是中国历代文艺界的优秀传统，应该很好地继承与发扬下去。这样的典型、生动故事，历史上不胜枚举。

另一方面，青年才俊“初生牛犊不怕虎”，野心勃勃甚至狂妄自大，不畏权贵、不怕失败，给有地位、有力量的“贵人”写信、寄作品，介绍自己、推荐自己，这样做在多数时候、多数地方、多数人、多数情况下是难以成功的；但也偶有一次机会，各种条件齐备，天缘巧合之下，竟然上苍垂青、贵人开恩，从而有幸获得成功，改变自己命运，人生走向辉煌。也就留下了白居易这份中国古代最成功、最著名的“求职信”和“推荐书”。

这难道对当今正走上社会、找工作的大学生没有启发吗

第四篇：论长征精神对当代青年的启示

论长征精神对当代青年的启示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这一百年来，我们经历了漫长的抗战岁月，经历了文革，经历了改革开放，在一代又一代人民的努力奋斗，才迎来了今天。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是最好的时代，是由一代又一代的战士抛头颅、洒热血，拼死换来的，我们应当珍惜。而当代青年，更应该学习红军长征精神，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爱国观，在新时代为建设新中国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中国发展越来越迅速，人民生活也越来越好，在这个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人们的精神需求也逐渐丰富，各种文化产业也应时而生。一方面自媒体的发展、大荧幕的兴盛，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了许多乐趣，也拓展了我们的视野；另一方面，各种明星选秀、综艺，互联网的门槛太低以及娱乐圈发展太快导致了一些畸形文化的产生，比如，追星文化。许多追星的青少年，心智尚未成熟，在畸形的娱乐圈影响下，在网上对他人进行网络暴力，对国家进行抹黑，更有甚的，在现实做出了伤害自身以及他人的违背道德的行为。

近日，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报道了一个“追星倒牛奶”事件，在一些选秀成团真人秀节目中，票数最高的几位选手可以“成团出道”，如果粉丝们想为喜欢的选手打榜投票，就要买与节目联名的品牌饮料，取得留在瓶盖内侧的二维码或者包装箱里的刮刮卡。一些粉丝为打榜投票疯狂购买牛奶，将牛奶瓶盖取走之后就把牛奶倒入沟渠中，这种丧心病狂的追星行为，铺张浪费。中国能走到今天来之不易，我们经历过长征，经历过十年文革，那时候的中国，温饱都成问题，直到现在，还是有很多贫困地区的人民吃不上饭念不上书，更别说喝牛奶了。而我们新时代的青少年，不应该沉溺在选秀节目包装出来的明星光环之下，不应该受饭圈畸形文化影响。我们该心疼的，不是那些卖惨的选秀明星，而是我们勇敢的消防战士，英勇的边防战士，他们中大多数，都还很年轻，其中不乏00后，因为有他们的存在，我们才能安心地念书，在课余时间还能观看自己喜爱的电视节目和喜爱的电视明星，如果没有他们的付出，我们根本就不能够有现在的生活，更遑论追星？！我们该崇拜的，也不是明星，而是一代又一代的革命烈士，是他们，用他们的鲜血，铺成我们新中国成立的道路。所以，我们新一代的青少年，应该向红军长征战士学习。

红军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两万五千里长征，就是一群年轻干部，带着一群孩子来完成的。长征途中，红军将领的平均年龄，仅仅只有25岁，而红军战士的平均年龄，还不足20岁。采访过红军的美国记者斯诺感叹：“长征是无与伦比的一次史诗级远征，然而这样的创举，其实是一群年轻人走出来的。”这群胸怀理想的年轻人，转战了14个省份，渡过了24条大江大河，翻越了5座高海拔大雪山，趟过了600里沼泽草地，平均每天行军37公里，进行了600多场战斗，平均每天一场遭遇战。两万五千里长征，是一次改变中国命运的征途，其精神可以跨越时间、跨越疆域、跨越种族，震撼心灵。其中孕育出的坚忍不拔、自强不息、勇往直前的长征精神，更是激励着、鼓舞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这难道，不比那些明星更值得我们去崇拜、去学习吗，这难道不比选秀包装的故事更燃吗？！

从中共一大的召开，到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再到如今的大国崛起，都证实了两个道理。第一，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所以我们广大青年，要志存高远，勇做时代的弄潮儿。第二，个人理想与伟大的时代，是相互塑造、相互成就的。一个人只有当他把他的理想，跟国家及民族的事业融合在一起时，才能最有力量。

我们青年人，只有把个人追求放在远大抱负中，只有把个人理想与民族和国家的命运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实现人生的价值，才能更容易取得人生的成功。

一段岁月，波澜壮阔；一段历史，刻骨铭心；一种精神，经久不息。长征的伟大足迹将始终镌刻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丰碑上，为国家所铭记，为人民所铭记。让我们一同秉持着一颗崇敬之心，铭记那段艰苦却闪耀的岁月，让长征精神永存不灭、历久弥新。

第五篇：古代秘书对现代秘书启示

古代秘书对现代秘书的启示

白梦婕

文秘（2）班2012072095

摘要：我国秘书工作在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变化后，形成了丰富的秘书工作传统。现代秘书借鉴秘书工作，杜新时代秘书工作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关键词：古代现代秘书工作启示

在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征途上，传统是一个必须正视的问题，对于秘书工作的传统来讲也不例外。我国古代秘书工作在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变化后，形成了自己丰富的、独特的的诸多传统，级秘书工作的传统。这些传统也如同其他传统一样，有精华亦有糟粕。现代秘书人员借鉴中国古代秘书工作的优良传统，对于做好新时期秘书工作具有现实指导意义。[1]

世界上最古老的秘书工作，大约可溯源到新石器时代的母系氏族社会时期，约在公元前5000年左右，我国古代的秘书，诞生于殷商后期，距今约三四千年之间。秘书的历史源远流长。可以说，人类社会有了公共事务的管理与社会组织分工，有了领导工作，出现了领导人与领导集团，也就有了秘书工作。秘书在历史上不同时期，称呼不同，如“御史”、“尚书”、“吏”等在历史上都有秘书的工作职能。古代的“秘书”情况与名称多种多样，很难与今天的秘书简单相比，所以“秘书”这一词语实际上只是近代的产物。

一、古代优秀秘书事迹

我国历代的许多优秀史官（秘书）历来都把秉笔直书视为持义、别善恶的神圣事业和崇高美德。为了直书，他们不畏风险，不避斧钺，求实求真，善恶必记，忠于职守，表现了中国古代史官人格上的高风亮节。文天祥在《正气歌》里，把“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作为“塞于天地之间、至至刚”的浩然正气表现之

一。这两则古代史官故事，都高扬着一种誓死遵守史官的职业道德、捍卫史官直书实录传统的精神。

齐太史的故事（《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8年，齐国臣崔杼弑其君齐庄公，齐太史乃秉笔直书：“崔杼弑其君。”崔杼知道后要求史官立即删改，史官坚决不改，崔杼怒，杀了齐太史。齐太史的两个弟弟继承兄长遗志，前仆后继，仍然秉笔直书，也遭到杀害。接着，太史的小弟又义凛然，直书如故。崔杼慑于太史秘书兄弟仨的浩然正气，无可奈何，只好由他直书下去。为了维护记史的直书实录传统，对历史和后代负责，齐国的太史们一个接一个地不畏强暴，不惜以身殉义，视死如归，成为秘书史上秉笔直书的著名范例！

“董狐笔”的故事发生在公元前607年，晋灵公是个昏君，而晋国正卿（宰相）赵盾（赵简子）是个正直的臣，经常谏劝晋灵公。晋灵公嫌赵盾碍手碍脚，多次派刺客去暗杀赵盾。赵盾只得逃亡，不过在尚未逃亡出境外时，赵盾的族人赵穿便起兵弑杀了晋灵公。晋太史董狐便在史书上写道：“赵盾弑其君”，并且“示之于朝”。赵盾对董狐说：“我并未弑君。”董狐说：“你是正卿，逃亡没有出境，国君就被杀了，你回来后又默认事实，并未法办弑君的人，当然就等于是你弑君了。”赵盾毫无办法，只好长叹一声，听任董狐书写自己弑君了。后来孔子称董狐为“古之良史”、“书法不隐”。同时，孔子也认为，赵盾不干涉史官秉笔直书的权力，也是“良夫”。董狐这种不畏权势、刚正不阿，坚持直书实录的史笔精神，自古以来，都是史家和士人学习的典范。[2]

二、秉笔直书中得到的启示

在中国古代史学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许多优秀的史学文化传统，它是古代优秀史官们立德修身和学识智慧的集中表现。正由于有了中国古代秘书文化的“直笔”精神，通过历代诸多史家的努力，不仅为后人留下了量真实可信的文化史料，而且留下了许多举世罕见的、内容宏丰的精神财富与瑰宝。

1.求真求实的经世致用精神。

2．德、识、才、学并举的史学人格。

3．对皇（王）权产生一定的制约力量。

4．推进了史学文化、秘书文化的纯洁和社会历史的进步。

三、对现代秘书工作的启示

我们常说的批判地继承古代史学文化遗产，即不仅要研读古代史家所积累的史学研究成果，而且应从中概括和总结出体现于古代史家身上的优秀史学传统和文化价值。不容置疑，秉笔直书、刚正不阿，历来是古代秘书史官遵循的道德准则，也是他们坚持真理的精神支柱。那些可歌可泣的事迹，曾激励历代秘书史官前赴后继、一往无前；秉笔直书、刚正不阿也被誉为中国史学和秘书文化中，最重要的道德价值与优良传统，世代倡导之，秉承之，发扬之!

1.继承和发扬不为名、不为利、实事求是、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保持“淡泊名志、宠辱不惊”的心理常态。

2.秘书是领导身边的助手，应该做到不越位揽权，不以权谋私，不现示炫

耀。刚正硬直

3.做到自尊、自重和自爱，无“贪欲”

4.具有坚强的党性、纯正的品德、谦虚的态度、细致的作风

5.思想开放、与时俱进、说实话、干实事的精神

6.埋头务实、富有创造性，长于辞章、娴于辞令，善于出谋划策

7.尊重领导、服务领导，又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和个性。

[1]侯璐《轮古代秘书工作传统对现代秘书工作的影响》[A]黑龙江教育学院报2003.1第22卷第1期

[2] 《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编第二册203—20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