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科学素养抽样调查分析

第一篇：公众科学素养抽样调查分析

科学素养（Scientific Literacy）就是人们对科学知识、科学方法以及它们的影响了解有多少，有多深。此次开展的区公众科学素养调查在我区还是第一次，是了解我区公众成年人对科学技术知识的了解程度、对科学技术的态度、对国家科学技术政策的看法和获得科学技术信息的渠道、手段等各个方面情况的重要方法。在科学技术正日益深刻影响我们生活的今天，一个人科学素养的高低，绝不是无关紧要的，而是已经开始影响到现代社会人的生活质量，同时也在不断影响和改变国民的价值观和对许多问题的看法。

一、我区公众的科学素养状况

此次公众科学素养抽样调查，选取了各层次公众组成的随机样本384人。其中男性公众185人，占48.18%；女性公众199人，占51.82%。现将主要数据及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国

家

机

关

机

关

企

业

办

事

员

商

业

及

服

务

人

员

学

生

专

业

技

术

人

员

生

产

工

人

失

业

及

下

岗

人

员

其他

企

业

法

人

家

务

劳

动

者

离

退

休

人

员

2.6%

3.9%

7.81%

3.9%

9.9%

6.77%

12.24%

6.25%

0.52%

1.3%

44.27%

经过本次调查的数据采集和后期计算，结果表明我区公众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为3.12%, 而杭州市公众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为2.9%,杭州市统计局城调队2003年11提供资料高于杭州市的平均水平。

二、我区公众获得科技知识和科技信息的渠道和方法

电视、报纸是我区公众获得科学技术信息的主要渠道，高达85.94%的公众通过电视和报纸获得科学技术信息;通过广播获得科技知识和信息的比例为41.93%、通过因特网、杂志、图书获得科技知识和信息的比例分别为23.18%、16.15%、13.54%；排列较后的主要渠道依次为亲友或同事、专业技术培训、音像制品，其比例分别为5.47%、3.39%和1.56%。以上情况说明，我区公众获得科学技术信息的手段和方法依然是传统的，现代传媒的作用尚未完全发挥作用。

三、我区公众利用科普设施的情况

调查发现，我区公众很少露面的场所，如省博物馆、美术馆或展览馆等，恰恰是发达国家公众经常到场、进行科学素养熏陶的乐土。从侧面反映出我区公众科学素养水平和科学意识、精神思想还不扎实。目前，我区社区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科普宣传、科普画廊，主题鲜明、重点突出、公众积极参与，有效扩大了科普的辐射面。

四、我区公众对科学技术的态度

本次调查表明，我区公众认为“教师”

声望最高（37.24%）,“企业家”居第二位(28.12%),“医生”居第三位(27.86%)，“科学家”在公众心目中声望比例为（26.56%）。

绝大多数公众对科学技术持正面和积极的看法的，认为科技对社会积极影响为主的超过了91%。

从调查中看出，我区公众对科学技术带来的益处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而且对科学技术的未来发展抱着十分积极的支持态度。甚至在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公众对于并不能马上带来效益的基础科学研究的支持程度也是很高的，这说明我国发展科技事业有强大的社会公众基础。

五、提高公众科学素养的对策与保障措施

1、社区科普活动形式多样化，深入实施“科教兴区”战略。

许多街道、社区都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渊源，但在社区形象设计独具特色上还有一定差距。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社区居民的要求不断提高，在社区科普工作中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使社区科普活动形式多样化，已成为我们工作的基本要求。社会在发展，时代在前进，无论是“FLG”的歪理邪说，还是“非典”疫情的肆虐，都阻挡不住科学的脚步。全面提高公众科学素养是时代发展的需要，调查为制定新一轮适合于21世纪发展的“科教兴区”新规划，也为国家制定发展规划和宏观经济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是实施科教兴区战略的一项长远的基础性工作。

2、加强科学方法的宣传和普及，全面提高我区公众科学素养。

科学方法是科学素养中最重要的内容，公众理解科学，最重要的就是要理解科学方法并应用这些科学方法解决自己生活和工作中的各种问题，在现实生活中，一些人的盲从行为，也与缺乏科学方法有关。要提高我区公众科学素养，宣传和普及科学方法是十分重要的，让公众真正掌握和运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以较高的科学素养来指导和解决生活和工作中的实际问题。

3、加强教育事业，营造一流社会人文环境。

教师在课堂里不仅仅是把一个知识，一个概念教给孩子，更重要的是，把一种文化，把一种文明，把一个理念传授给孩子。现在的孩子都是独生子女，到博物馆走走看看，才能培养了人文。让参观博物馆成为生活方式，博物馆是精神财富的宝库，是陶冶情操的最佳去处，将丰富的资源真正转变成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坚持人文精神与科学素养的统一，以培养时代所需要的一代新人，营造一流社会人文环境。

第二篇：美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简介

美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简介

随着公众理解科学技术的深入发展，美国科学界和专业从事科学素养教育工作的专家学者认为，必须定期对公众的科学素养状况进行调查，以便能够及时了解公众的科学素养发展的状况，及时了解公众对于国家科学技术政策和最新科学技术的应用的看法和态度。这些调查数据对于美国国会制订科技政策和对公众进行科学技术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长达２０多年的时间内，美国的公众科学素养调查在调查理论、调查指标体系、调查方法、调查数据处理和应用等方面日趋成熟，尤其是以芝加哥科学院副院长、国际科学素养促进中心（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ＤＶ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主任米勒先生领导的调查对世界范围内的调查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所创立的指标体系和调查手段为各国的调查所普遍采用。我国在１９９０年引入他的调查思想和调查方法，对我国的调查工作起到了重要的借鉴和帮助的作用。

一、调查思想

美国人和大多数现代工业社会中的公民都生活在科学技术的时代。大多数美国人生活在由电脑芯片控制的自动恒温调节的居室内，通过卫星转播的彩色电视观看世界各地新闻节目，吃由多种技术进行处理的储存的食物。这一切是他们的父母那一代人所闻所未闻的。当他们生病时，服用最新生产的药物。这些药品是由２０世纪的抗体研究、病毒学或基因工程中先进技术研制而成。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为了上班、娱乐或与家人团聚，经常乘坐飞机往返于国内各地或地球另一边的某个国家。无论是杰弗逊、林肯，还是西奥多·罗斯福都无法预见到当今科学技术的十分之一。

现在的儿童，即下一代人，毫无疑问将生活在更为重要的科学技术文化之中。电脑和机器人技术的迅速发展预示着人类将从大量机械和重复的工作中解放出来。农业和植物遗传学的最新进步表明，人类花费在养活这个地球上的人而付出的年复一年的辛勤劳作越来越少。医药、通讯和运输方面的进步使人类的寿命大为延长，使世界上的人类的聚居区可以互相走访和交谈。科学技术进步的曲线继续呈上升的趋势。

２１世纪的民主政府，只有在公众理解科学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的基础上才能得以生存。这与经济上的问题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在过去的几十年时间内，需要有效地借鉴科学技术知识才能得以解决的公共政策议题越来越多。50年代和６０年代，在美国的社区进行的关于加氟作用的争论和公民投票说明了选民具有科学知识的重要性。进入９０年代以后，关于建造核电站、核废料处理设施和重组脱氧核糖核酸实验的争论再一次说明具有科技知识的公民参

与公共政策的制订是很有必要的。在２０世纪的后几十年时间内，在美国全国范围内进行的主要技术争论是关于能源生产中核能的作用的辩论。随着辩论的话题扩展至继续使用矿物燃料对全球生态所具有的潜在的影响时，掌握基本的科学技术知识的必要性就显得更为重要了。美国政府和专家认为，如果要保持决策的民主程序，就需要有足够数量的公民具有理解议题、选择方案和确定公共政策的能力。

因此，提高公众的基本科学知识需要不断加强公众理解科学技术的教育工作。而第一步需要做的事情就是调查和了解公众的科学素养状况。

二、科学素养的概念和指标体系

米勒教授认为，界定科学素养（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的概念不是一门精确的科学，而是一种评价。科学素养应该被看作是社会公民和消费者所应该具备的最基本的对于科学技术的理解。科学素养的概念并不是指公众对科学已经达到很好的理解程度，而是指一种基本程度。他认为，科学素养具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１）理解基本的科学技术术语和概念；（２）理解对现实的设计进行科学检验的过程和方法；（３）理解科学技术对社会的影响。

科学素养的首要标准就是要理解科学技术基本术语的含义。如果一个人不能理解原子、分子、基因、引力或者辐射这些基本术语，那么参加公众对科学成果和科学技术政策的讨论几乎是不可能的。总而言之，如果一个人要掌握科学基本知识，首先要理解科学词汇。

科学素养的第二条标准是要理解科学的探究过程，或者说，理解科学方法的本质。一个公民对科学研究工作是否具有足够的知识决定了他是否能够分辨科学和伪科学。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比如，在５０年和６０年代展开的那场对氟的作用的讨论中可以看出，公民是否具有科学素养，是否有能力分辨出在科学基础上写出的论文和报告与用其他思维和探索方法编撰出来的东西的能力是值得重视的大问题。

科学素养的第三条标准，就是要理解科学对社会所具有的广泛影响和对消费者和公民的个人影响。

三、调查手段

米勒设置了与指标体系相对应的调查题，以了解公众的科学素养的基本程度。他设置了以下９个问题了解公众对科学术语和概念的掌握程度：（１）我们吸入的氧气来自植物（对）；（２）我们生活的陆地几百万年来一直在移动，并将继续移动（对）；（３）光和声音，哪个速度快（光）？（４）知道地球绕太阳一周为一年；（5）最早期的人类曾与恐龙同时期

生存（错）；（6）人类是从最早期的动物种类进化而来（对）；（７）电子比原子小（对）；（８）激光利用集中声波进行工作（错）；（9）宇宙产生于大爆炸（对）。

米勒用无限制提问的方法要求被调查者对占星术是否科学或科学程度进行回答，以了解公众对于科学研究的含义的理解程度。按照对科学探究过程的理解的最低标准来衡量，被调查者必须能够对科学研究的定义做出令人满意的无限制解释，并要指出占星术是毫无根据的。美国的学者还设计出“三部分指标”作为技术对社会的影响的衡量标准。被调查者如果能够回答抗菌素不能杀死病毒、能够说明４个里有１个的概念、任何辐射现象都不是人为造成的、并能清楚地了解“电脑软件”这个术语的意思就可以被算作达到对于科学技术对社会影响具备基本了解的水平。

根据测试的结果，美国在１９９０年达到具备科学素养的标准的公民达到６。９％，没有达到标准的为９３。１％。

另外，美国的学者还通过其他手段了解了美国公众对科学技术政策的态度、获得科学信息的渠道和方式、对科学给人类和社会带来的利弊等重要的问题进进行了调查和了解，从而了解到美国公民中科学决策人、政策领导人、科学热心公众、感兴趣公众和非热心公众的中具备科学素养的比例。

美国的调查方法得到世界各国的认可并在各国的调查中采用。

四、公众对生物医学的理解程度调查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核能利用、空间探索、军事工业、生物遗传技术、生物医学、防止污染技术等领域的发展使得美国人对于这些技术到底给人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等问题展开了讨论。为了弄清楚美国公众对于科学新发现和新发明所持的态度，米勒等科学家于90年代初开始对公众对有关科技态度问题开始了专项调查。公众对生物医学的理解和公共政策的研究就是其中之一。

米勒认为，２０世纪是美国和其他工业化国家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世纪。特别是在本世纪过去的３０年时间内生物医学的发展更为引人注目。从１９５３年华生（ＷＡＴＳＯＮ）和克里克斯（ＣＲＩＣＫＳ）发现了ＤＮＡ中的双螺旋结构到８０年代人类基因工程的出现人类对于基因的结构、基因密码与疾病和人类行为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的关心程度急剧上升。人类正处于广泛利用基因治疗方法医疗疾病的时代。２０世纪的后５０年，医学和生物医学取得了巨大的进展。新医药和治疗手段给许多人类疾病提供了医疗办法。美国公众对所导致癌症和心脏病的环境因素的日益增加的了解，改变了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饮食、吸烟和其他行

为的习惯。２０世纪的最后１０年，人类将亲眼目睹生物医学重大的发展和对人类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了解美国公众对生物医学的理解水平是十分重要的。作为消费者和病人，大多数成人要面对数量众多的生物药物和生物医疗方法，他们必须具备较高程度的有关知识，才能作出有效的 选择。在最近的１０年时间内，各种有关生物医学和生物技术的政府议题将需要更多具备相应科学知识的美国公民参与讨论，美国政府同样需要具有高度科学素养的公众支持医学事业的发展，生物医学市场的成熟与开拓同样需要公众的理解和支持。鉴于以上原因，了解当前公众的生物技术和生物医学所具备的知识程度和态度是十分重要的。调查内容涉及公众对生物医学政策的理解、公众对生物医学基本概念的理解、公众对科学研究过程的理解、公众对研究中使用动物的态度、政府对基础科学研究的支持的态度等方面。

调查结果显示，（１）大约１５％的美国公众具备分辨科学报道中不准确的科学报道内容以及公众讨论中的观点是否是科学的基本程度。他们基本具备识别生物医药的应用范围和应用方法的知识。（２）尽管美国公众理解基本生物医学概念和术语的程度比较高，但是大多数美国成年人基本不懂ＤＮＡ或基因结构的基本知识。他们也不太了解有关病毒的基本知识，他们将细菌和病毒混为一谈。（3）调查结果发现，公众对于生物医学概念和科学研究方法的理解程度与他们所受的正规教育程度的高低有非常重要的关系。接近５０％的具有大学毕业或学位的美国成年人能够对科学研究的概念作出基本正确的回答。而只有１３％的只有高中文凭的成年人能够作出同样的回答。但是令人十分失望的是，将近３／４的获得过学士学位的美国人不能说明科学研究的概念。根据这个调查结果，一些美国学者认为，应该对学院和大学中非科学专业的科学课程进行重新考察。（４）男性和女性在理解科学研究的过程方面没有明显的差别。（５）美国公众对生物医学概念和科学研究的理解程度与他们对重要的生物医学政策议题的态度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在研究中使用动物的看法上，公众的性别、年龄和教育程度是主要的影响因素。另外公众对于科学研究的本质的理解程度也是影响公众对政府有关政策的重要因素。

米勒对于公众的生物医学和生物技术研究对于美国生物医学领域的和美国政府制订有关政策的过程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三篇：2003年我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主要结果

2003年我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主要结果

1．我国公众的科学素养水平在逐步增长

2003年，我国公众的科学素养水平达到1.98％，比2001年的1.4％增长了约0.6个百分点，比1996年的0.2％提高了约1.8个百分点。我国公众的科学素养状况结束了长期停滞不前的局面，出现了逐步增长的趋势。

2．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仍处于落后地位。

2000年，美国公众达到基本科学素养水平的比例为17％；1992年，欧共体公众科学素养水平已经达到5％；1989年，加拿大公众科学素养已经达到4％；日本在1991年已经达到3％。

2001年，欧盟15国、美国和日本都对本国公民的科学素养进行了调查。我们对科学知识调查共同采用的11个测试题目进行比较，瑞典排在第一位，将近73％的瑞典国民对这些科学技术观点达到了解的程度。其他达到60％以上比例的国家有8个：荷兰、丹麦、芬兰、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奥地利。达到50％到60％之间的7个：德国、卢森堡、比利时、13本、西班牙、爱尔兰和希腊。在40％至50％之间的有葡萄牙。中国接近40％的公民达到了解的标准，在18个国家中，我国排在最后。与2001年相比，2003年我国公民科学素养有相当的提高，但仍然处于落后地位。

3．我国公众科学素养发展状况不平衡

我国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公众在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城乡、不同经济发展地区具有程度不同的差异。

不同性别公众科学素养水平差异：2003年，我国男性公众具备科学素养的比例达到

2.3％，比女性（1.7％）高0．6个百分点。虽然仍然存在差异，但是，差异在缩小。

受教育程度与公众科学素养水平密切相关：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群，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越大。

不同年龄段公众的科学素养水平也存在显著性差异：年龄越大，具备科学素养水平的比例越低（18～29岁为3.7％；30～39岁为1.8％；40～49岁为1.4％；50～59岁为1.1％；60～69岁为0.5％）。

不同职业公众科学素养水平参差不齐：学生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最高，达到15.6％；企事业单位负责人次之。其他依次为：专业技术人员；国家机关、党群组织负责人；办事人员与有关人员；生产上人和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商业及服务业人员；失业人员和下岗人员；离退休人员。家务劳动者和农林牧渔业生产人员具备科学素养的比例均不足1％

城乡差异巨大：城市居民具备科学素养的比例为4.1％，农村居民为0.7％。虽然差距仍然很大，但是，与2001年调查相比，农村居民增长率要更大一些。

不同经济发展地区差异也非常显著：比例由东向西呈逐步下降趋势：东部地区公众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为2.0％，中部地区为2.3％，西部地区为1.5％。与2001年调查相比，东部地区有所下降（2001年为2.3％）；中部地区增长最快（2001年为0.9％）；西部地区次之（2001年为0.7％）。

4．迷信程度依然严重

2003年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数据显示，高达26.6％的人相信“相面”；22.3％的人相信“周公解梦”；20.4％的人相信“求签”；14.7％的人相信“星座预测”；4.8％的人相信“蝶仙或笔仙”。根据追问分析，其中真正相信迷信者占13.3％。

思考与分析：

1．你认为提高我国公众的科学素养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

2．生物课程的实施能否有效的提高中学生的生物科学素养？

第四篇：饮用水水质抽样调查分析

饮用水水质抽样调查分析

了解金堂县饮用水水质卫生状况，为饮用水的综合治理提供依据。方法对全县农村分散式供水、小型集中式供水、自来水厂的出厂水、管网水、末梢水采用随机抽样检测分析。结果 调查采样共242份，合格率为26.86%(65/242)；检测25个项目，合格率89.92%（5314/5910）。其中，PH值、氟化物、铜、锌、砷、硒、汞、镉、铬（六价）、铅合格率100%。农村分散式给水水质合格率低于小型集中式供水水质合格率（P<0.05），小型集中式供水间合格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幼儿园、小学校、中学校的小型集中式供水水质合格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金堂县生活饮用水的合格率低，尤其是农村分散式给水和小型集中式供水，需特别注重生活饮用水的污染防治和消毒管理。

近年来，人们文化和经济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对健康的要求日益重视，而随着经济建设的高速发展，水质受到污染的危险的可能性越来越大[1]。为了解金堂县生活饮用水水质卫生状况，为今后综合治理提供依据，金堂县疾病控制中心于2007-04/06对全县饮用水水质进行了抽样调查，现将结果报告如下。对象与方法

1.1对象与抽样方法对全县21个乡镇、83所中小学、幼儿园及相关企事业使用的小型集中式供水，供全县近80万农村人口饮用的自掘井分散式供水，供县城居民生活及各企事业单位生产生活的1个自来水厂水源水、出厂水、管网水、末梢水进行随机抽样检测分析。

1.2 采样与保存方法 按照《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水样的采集与保存》GB/T5750.2—2006的要求采样与保存，每份样品2.5L盛入有盖塑料桶中。检验细菌学指标的样品用无菌操作法采集，每份0.2L盛入具塞玻璃瓶中并立即送实验室检验。

1.3检测内容 生活饮用水必测项目包括细菌总数、总大肠菌群、粪大肠菌群、色度、浑浊度、臭和味、肉眼可见物、ph值、硝酸盐、总硬度、氯化物、氟化物、铁、锰、铜、锌、铅、砷、硒、镉、铬（六价）等；选测项目有游离氯（农村分散式供水未检测）、硫酸盐、溶解性总固体；合计25项。

1.4检测方法 按照《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GB/T5750.4—2006，GB/T5750.5—2006，GB/T5750.6—2006进行检测[2]。

1.5评价标准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均按该GB表1、2、3处理[3]，对于农村分散式供水和小型集中式供水的部分水质限值按表4处理[4]；水源水按《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处理。每份样品所检测项目均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定为合格。结果

2.1 各类生活饮用水水质检测项目结果分析农村分散式供水抽样140份（点），项目合格率为89.73%(3015/3360)，不合格率为10.27%(345/3360)。微生物指标(菌落总数、总大肠菌群、粪大肠杆菌)不合格148项次，占不合格项的42.90%(148/345)；感官指标(色度、浑浊度、肉眼可见物)不合格41项次，占不合格项的11.88%（41/345）；一般化学指标（铁、锰、总硬度、溶解性总固体、硫酸盐、氯化物）不合格130项次，占不合格项的37.68%(130/345)；毒理指标（硝酸盐，以N计）不合格26项次，占不合格项的7.54%（26/345）。其余检测项目合格率100%。

企业小型集中式供水抽样18份（点），项目合格率为90.00%（405/450），不合格率为10.00%（45/450）。微生物指标不合格14项次，占不合格项的31.11%(14/45)；一般化学指标不合格13项次，占不合格项的28.89%(13/45)；毒理指标不合格5项次，占不合格项的11.11%（5/45）；消毒指标（游离氯）不合格13项次，占不合格项的28.89%（13/45）。其余指标全部合格。乡镇小型集中式供水抽样8份（点），项目合格率为87.50%（175/200），项目不合格率为12.50%

（25/200）。微生物指标不合格 17项次，占不合格项的68.00%(17/25)；消毒指标不合格8项次(所抽8份样品全部不合格)，占不合格项的32.00%（8/25）。其余所检测指标全部合格。中、小学校、幼儿园小型集中式供水抽样70份（点），项目合格率为89.66%（1569/1750），不合格率为10.34%（181/1750）。微生物指标不合格51项次，占不合格项的28.18%(51/181)；感官指标(臭和味)不合格4项次，占不合格项的2.21%（4/181）；一般化学指标不合格39项次，占不合格项的21.55%(39/181)；毒理指标不合格23项次，占不合格项的12.71%（23/181）；消毒指标不合格64项次，占不合格项的35.36%（64/181）。其余检测项目合格率100%。

水厂集中式供水水源水、出厂水、管网水、末梢水经水质检测，水源水达到国家二级标准；出厂水、管网水、末梢水均符合国家卫生标准。2.2 各式供水水质的检测结果比较

2.2.1分散式供水与小型集中式供水的水质比较检测农村分散式供水140份，水质合格率为8.75%（16/140）；企业、乡镇、学校小型集中式供水96份，合格率为44.79%（43/96），二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33.81，P<0.05）。

2.2.2 小型集中式供水的水质相互比较小型集中式供水，检测18份企业用水，水质合格率为44.44%（8/18）；检测乡镇用水8份，合格率为62.50%（5/8）；学校用水70份，合格率为42.86%（30/70）。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1.12，P＞0.05）。

2.2.3 中、小学校、幼儿园的水质检测结果比较70份学校水质中，检测13份幼儿园水质，合格率为46.15%（6/13），40份小学校水质合格率为45.00%（18/40），中学校17份水质合格率为35.29%（6/17）。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53，P＞0.05）。

2.3 全县生活饮用水检测结果分析本次调查采样饮用水共242份，合格65份，合格率为26.86%(65/242)，不合格177份，不合格率为73.14%(177/242)。检测25个项目，项目合格率89.92%（5314/5910），不合格率为10.08%（596/5910）。其中，pH值、氟化物、铜、锌、砷、硒、汞、镉、铬（六价）、铅均达到了合格率100%。不合格情况分析如下:

2.3.1微生物指标不合格230项次，占不合格项的38.59%(230/596)，其中农村饮用水占64.35%(148/230)；细菌总数最高超标63倍，为学校小型集中式供水水质样品；总大肠杆菌最高超标1600倍，为农村分散式供水和学校小型集中式供水水质样品；粪大肠杆菌最高超标1600倍，为企业、学校的小型集中式供水水质样品。

2.3.2 感官指标不合格45项次，占不合格项的7.55%（45/596）；色度和浑浊度和肉眼可见物只是农村分散式供水水质样品的不合格指标；而臭和味（主要是氯味）却为一些学校、企业小型集中式供水水质样品的不合格指标。

2.5.3一般化学指标不合格182项次，占不合格项的30.54%(182/596)；其中农村占68.68%(125/182)；铁最高超标近44.92倍、锰最高超标近28.6倍等最高超标均为农村分散式供水水质样品；但乡镇的小型集中式供水一般性化学指标全部合格。

2.3.4毒理指标不合格54项次，占不合格项的9.06%（54/596），农村、学校与企业各占48.15%、42.59%和9.26%；最高超标2.78倍的为农村分散式供水水质样品，乡镇的小型集中式供水毒理指标全部合格。

2.3.5消毒指标不合格85项次，占不合格项的14.26%（85/596），除企业有5个、学校有6个水样合格外，其他检测游离氯的水样均不达标。讨论

近几年来,金堂县经济有所发展,居住、电力、交通等条件已逐步得到改善,生活水平有普遍提高。但生活饮水设施建设仍停留在较低水平,大部分饮水工程缺乏水处理设施,水质达不到规定的标准。该次监测的242个水样显示：饮用水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急需相应的治理措施。

3.1 水质合格率低的原因分析饮用水取用点的设置不合理是农村[5]、企业、学校[6]饮用水水质不合格的重大因素。由于经济、生活习惯、水源和文化限制,对于饮用水的取水点的选择性只注重水量、生活方便和感官性状[7],取水井一般就建在渠旁、塘边，有的甚至于污水流经处、粪坑不远处等等,特别是农村的自掘井, 很多水井旁边就是垃圾、厕所、猪圈、水上养殖、排污口等,有的甚至就在牛圈里[8]。缺少生活污水、污物的收集和处理措施造成水质差的另一原因。生活污水垃圾的大量分散产生,其大部分的露天排放、堆放,随处飘散，其渗透液污染地表水和地下水,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进而影响到生活饮用水的质量。另外，农用肥料的不合理施用量 [9]，也会污染地表水和地下水。同时，农村的饮用水没有习惯和能力进行消毒处理,各企业、学校、乡镇的小型集中式供水未处理或处理得不够彻底,造成指标严重超标，水质不合格。

监管不合理，安全意识淡漠。近年来，经济快速增长，而对于居民饮用水的监管却相对放松，最明显的变化是乡镇小集中式供水。改制前，乡镇小型集中式供水各乡镇政府的负责监管，供水水质各项指标都能达标；但经改制转移给水业公司经营后，由于公司经营的目的是赢利，为了减少经营成本，对水源的管理、对水质的消毒及对水质的维护都大大减少了，较少关注公共利益，结果，消毒指标合格率为0%和微生物指标却严重超标。而各生产企业为了用水达到生产的微生物指标要求，不科学地加入大量氯消毒剂，最高的达7.0，却忽视了此水不仅在供生产工人饮用，同时产出的产品也在供大众消费食用（氯有致癌作用）[10]。金堂县各学校的经济条件相对较差，保护意识也较淡薄，加上学生的不断扩招，各学校在不能保证水源的情况下，也未注重水质的净化和消毒处理，造成微生物各指标严重超标，菌落总数、大肠菌群、粪大肠杆菌的最高值均出现在了学校中。忽视对这些小型集中式供水的监管，是最易造成饮用水较大安全事故和传染病的暴发或流行，这种情况应当引起各级政府及相关监管部门的高度重视。金堂县农村分散式供水以浅层地下水为主，如果没有明显的色度、浊度、肉眼可见物、嗅味问题，当地农民决不会送水样到疾控中心等部门检验。相比较而言，政府各监管部门对农村饮用水基本上就是放任自流的状态，如果没有传染病的暴发，疾控中心等部门也不会主动检测每口井水质。农村供水是没有任何消毒处理（故本次调查未检测游离氯项，否则，不合格率会更高），饮用前最多有个沉降措施，做得不适当，还可能造成二次污染，进而加重水质的污染。本次调查通过农村分散式供水与学校、企业小型集中式供水的水质比较，二者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说明了农村的分散式给水水质不如小型集中式供水水质好[7]。

自然地质构造影响水质.一是局部地区富含盐,随着地下水位的起伏,使水质含盐增高，二是居民生活用水主要（包括农村居民和小型集中式用水居民）是用浅层地下水。因此水质中溶解性固体、硫酸盐、铁、锰及硝酸盐等较高.3.2 饮水安全的保障对策与措施强化宣传教育,提高饮用水安全保护意识[11]。饮用水生态和环境保护知识的宣传、教育和普及，特别农村和乡镇，使广大村民、居民认识到目前水环境的现状及其问题的严重性，水质好坏对身体健康的重要性,使其有危机感、紧迫感和责任心，争取彻底改观“在许多农村、企业、学校饮用水水源地就有垃圾、厕所、猪圈、水上养殖、排污口等,甚至就在牛圈里”的状况。

控制和治理现有污染源[12]。各级政府监管部门对本县辖区未达到国家或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排污单位或超过总量控制指标排污的排污单位, 确有规模、有前景的应安排资金, 结合技术改造给予治理，达不到治理要求的, 实行关、停、并、转、迁。农村面源, 特别是农村养殖业，得加强规模化畜禽养殖监管,防止在饮用水源附近村的养殖污水未经任何处理就直接排入水体中。同时,各级政府部门应积极筹措资金, 兴建、扩建生活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站, 将城镇、农村生活污水、粪便、垃圾等集中的处理。以减少大量生活垃圾和养殖废物随意堆放,而防止严重污染周围地下水和地面水,将水环境进行以质的改变。

科学规划，让群众用上安全充足的放心水[13]。中央近年来对农村安全饮水问题非常重视,强调要把切实保护好饮用水,让群众喝上放心水,作为水利工作的首要任务。首先,要把饮水安

全作为各级政府的一项重大职责,层层落实责任制,实行政府主导,各部门协调配合,动员组织受益群众与社会各方面的力量积极参与，建立饮用水环境保护管理机制，明确各级政府与部门明确相关职责，改变以往政府放手不管的局面。其次,坚持统筹规划、分步实施、先重后轻、先急后缓的原则,在调查摸清本地区饮水不安全的人数、类型分布,搞好饮用水安全规划。其三,要建立多元化的投入机制,在加大扶植力度的同时,采取多种形式的给水方式；根据各地不同的地质条件和经济情况,有经济能力的地方尽量适用集中式供水或者小型集中式供水，以分散式供水作为补充，让所有的用水者共同参与安全饮水。其四,建立安全长效的饮用水科学管理机制,充分发动群众,在相关部门的指导下充分发挥自主安全管理。其五,对供水设施设备要严把质量关,不能因供水材料的质量问题而使水质变坏。

完善饮水安全监测，加强消毒处理措施。水质监测是确保饮水安全的重要手段,也是供水管理的重要环节。按照中央指示精神,建立有效的联合治污机制,建立饮用水环境管理相关部门(诸如水利、环境、城建、卫生防疫)等部门相结合的水资源管理和保护体系, 大力强化水资源保护的联合监管职能，强化饮用水安全管理工作；建立联系配合制度, 及时沟通情况,在明确权力和责任的基础上, 加大考核力度的基础上,实施严格管理；根据饮用水卫生的实际情况,加强相关技术的推广,尤其是打成井后的水质监测跟踪,要定期进行。

在监测的基础上，加强水质消毒处理指导，使水质的细菌指标既能达到要求（如水厂水源水的细菌指标在严重超标的情况下，经科学消毒处理达到国家标准），又不会导致残留的消毒剂太高，对身体造成损害，还能减少传染病的爆发和流行。

第五篇：公众科学素养调查内容的演变及启示

我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内容的演变及启示

国际上普遍将科学素养概括为三个组成部分，即对于科学知识达到基本的了解程度；对科学的研究过程和方法达到基本的了解程度；对于科学技术对社会和个人产生的影响达到基本的了解程度。公众科学素养是国民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指数, 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因此, 此概念一经提出, 就受到了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重视。美国早在1952年就进行了第一次公众科学素养调查。20世纪70年代以来, 一些发达国家普遍开始进行公众科学素养调查。如今, 定期开展公众科学素养调查已经成为发达国家和地区制定科学技术与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的一种制度化策略。

对中国公众科学素养的研究始于1989 年,是由中国科协管理科学研究中心开始研究的。在国家科委(后改为科技部)的资助和科协的支持下, 中国科协的课题组在1992 年、1994 年和1996 年进行了连续3 次具有社会学意义的大型调查。在停滞5 年以后, 2001 年, 在中国科协的资助和领导下, 课题组建立了“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观测网”, 并进行了2003 年的第5 次调查和2005 年的第6 次调查。2007 年又进行了第7 次调查。2009年第8次问卷入户调查也于2010年完成，并且在第八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工作总结会上做出计划：今后将每5年进行一次全国大规模公民科学素养调查，并在期间进行专项调查与研究。

一、我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内容的演变过程

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 中国对科学素养的研究是在没有研究积累的情况下, 由一些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人提出研究思路并获得国家有关部门的资助进行的。调查的理论、思想和方法基本参照米勒的体系。由于我们采用的是发达国家的知识指标，因此使用这个指标获得的数据是在发达国家社会形态中的知识维度体系上建立的。

然而，对科学的认识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 西方的指标和测度标准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因此，我们应该根据我国的具体社会形态考虑适合中国公众科学素养的维度和调查研究的方法。

中国的人口众多、社会经济和教育文化发展不平衡、具有多民族和历史悠久的文化，与西方国家有太多的差异，加之科学技术发展的方向和需求与西方国家的不同所产生的信息和传播方式的差异，以及国民受文化和信仰的影响对科学技术信息的理解和误读，这些都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定性研究。应在长时间定性研究的基础上，运用项目反应理论和其它技术设计出适合本国特征的指标。在这个指标基础上设计出的适合本国的测度问卷，才能真正得出我国公众的科学素养水平、科学素养水平的变化与其它各个重要变量之间的关系。

从调查内容来看, 调查问卷从引进的最初,中国的研究人员就根据自身的理解和中国的国情不断地进行修改译文、增减篇幅、试验筛选新题、将开放题封闭等工作。随着研究人员对调查的深入理解和国家对调查结果的更多需求,指标体系也在根据国情逐步修改完善。

1992 年8 月进行的“中国公众对科学技术的态度”抽样调查, 问卷基本采用了当时美国关于科学素养的调查问卷, 在公众获取科学技术信息来源和公众对科学技术态度部分, 加入了中国国情题目。1994 年进行的第二次调查使用问卷与1992 年基本没有变化, 只是在调查背景变量上对少数民族群体进行了关注。

1996 年的调查问卷增加了公众对新的科学技术知识的了解程度、对经济学基本知识的了解程度以及公众迷信程度等内容, 以期问卷能全面反映中国公众科学素质状况。

2001 年的调查沿用了前3 次调查的指标体系。由于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 尤其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环境问题日益突出, 在保留原来基本框架不变的前提下, 问卷做了部分修订。公众科学素养的测试问题仍然主要由科学术语和基本观点、科学方法和科学与社会之间关系等的了解程度构成。在调查我国公众科学信息的获得渠道和手段方面, 主要了解我国公众是如何通过大众媒体(如报刊、广播、影视、电子网络及聊天等)和参加科普活动的方式获得科学技术信息的。在通过主要媒体获得科学技术信息的问题上, 调查的重点放在公众使用现代媒体, 即电子媒体的状况上。在了解科学技术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方面, 观察了公众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利弊的看法、对技术和环境及自然的关系的认识以及公众认为科学技术最应该优先发展哪些领域等。

为了2003 年第5 次调查能够在指标体系的设计上更好地适合中国国情, 在总结过去几次调查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 在广泛听取各方面学者的意见以后, 在2002 年对调查指标和问卷进行了大量的修改。经过修改后的问卷, 问题总量减少了1/4, 指标体系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更加清晰和明确。根据调查数据需要增加了民族和收入的背景变量, 使观察的范围更大, 获得的相关分析数据更多。

2003 年的调查仍然采用美国、日本和欧盟国家采用的标准, 同时根据中国国情进行了一些修改。在公众科学素养的测试标准中, 科学术语在保留了“DNA”、“ Internet”、“ 分子”的同时增加了“纳米”;科学观点沿用了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16 个题目;科学方法包括“科学研究”术语、“对比实验”和“概率”的理解。在测试迷信程度方面,考虑到中国的迷信形式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我们邀请专家确定了在我国相对普遍的5 种迷信形式进行测试和追问。对我们自己设计的科学基本知识问题进行实验并通过项目反应理论进行筛选, 获得了初步实验结果。

我国公众接触和利用科普设施的状况以及不能接触这些设施的原因, 在2003 年的调查数据中也能够得到某种程度的反映;每年我国政府或者机构组织各种科普活动和长期进行的科普专项工作的效果, 通过调查也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了解。

在调查我国公众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态度方面, 既参考了美国、日本和欧盟国家的调查指标, 也根据中国的国情进行了设计。通过对一组14 个问题的询问, 大体可以将我国公众对科学技术的态度进行分类;公众对新技术的看法不仅反映了公众面对新技术的态度, 而且通过数据分析可以了解在新技术和新技术产品市场形成中的主要影响因素;同时也调查了我国公众对技术和环境之间关系的态度。

2003 年问卷的修改是比较成功的, 2005 年调查除对个别题目进行了文字上的修订外, 继续采用了2003 年的调查问卷。

中国科普研究所正在进行的2007 年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 是在《科学素质纲要》领导小组的支持下, 经国家统计局批准的一个重要项目。这是首次将这项调查纳入国家统计制度, 调查的级别由“国统函”提高到“国统制”的高级别。

2007 年的调查同时肩负着《科学素质纲要》对公民科学素质的首次评估任务。这就要求调查的指标体系要有双重考虑, 既要在国际上可以对话, 又要与以往调查的结果保持延续性。

2009年调查问卷的内容，在2007年问卷的基础上做了一些精简和调整。在公民对科学的理解方面，与2007年调查不同的是，在科学术语部分用“辐射”替换了“纳米”；在基本科学观点部分，删除了“吸烟会导致肺癌”，将“地球围绕太阳转”和“地球围绕太阳转一圈的时间为一个月”合并为一题，增加了乙肝的传染途径、声音的传播媒介、植物开花的基因和地球板块运动会导致地震四个问题。

在公民的科技信息来源方面，问卷内容没有变化，只是将对科学技术信息感兴趣程度与获取科技信息的渠道的题目先后顺序进行了调整。

在公民对科学技术的态度方面，在保证调查指标完整的基础上，对公民对科学技术的看法题目进行了精简。[2][1]

二、公众科学素养调查内容演变对我们的启示

科学素养仅仅是公众理解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测试公众科学素养的目的是为了解公众对科学的态度服务，而公众对科学的态度决定了公众对科学的支持程度、对科学家的信任程度。科学素养调查主要是观察被访者对科学的认识，而不仅仅是了解被访者对测试问题设计者所设计的问题的了解程度。科学事实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一样的。但在认知过程中，一定会受到媒介的影响，媒介按照社会对信息的需求进行议程设置。发达国家在讨论转基因技术的科学伦理和人的权利时，发展中国家正在讨论饮用水安全、食品安全、环境评估是否要公众参与等问题。乔恩·米勒的指标、测试问题重在观察美国除国会议员、政策执行者、大企业领导人以外的热心公众、对科学议题感兴趣公众的科学素养水平，其目的是为了观察美国科学决策、公共政策决策中公众的参与能力，以便保持美国民主决策过程的公开化和透明化。从这一角度看，任何知识与信息都具有社会性。而研究者由于着眼点不同，其设计的指标、测试问题以及解释调查数据的角度也不同。

中国的调查与西方国家的进路不同，决定了中国目前的相关研究存在一定缺陷。中国科学素养概念形成的过程与西方国家有所不同。西方国家对科学素养的讨论，是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引发了一系列问题，激发科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进行广泛讨论，并由学术界将研究结果以学术报告的形式发表，从而进一步带动更深入的讨论。中国是在国家确定了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和目标，而意识到人的素质在达到这个目标时将起重要作用，同时感受到封建迷信思想根深蒂固的影响对建立科学世界观将产生负面影响，从而借鉴西方国家关于科学素养的思想和概念，逐步形成了中国对科学素养概念的理解。由于起点不同，中国许多研究基本上是照搬西方模式进行的，导致对中国国情的研究不够深入，且缺乏必须的概念化过程。这种研究缺陷必定导致照搬西方国家的指标和测试问卷。在进行类似的社会学调查时，可深切体会到，在预定的指标调查范围内对精确数据的苛求长期存在。殊不知这种调查结果数据越精确，距离“事实”就越远。

这里的“事实”指的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文化、历史、经济、政治制度不同的国家，公众对科学的认识与西方国家有所不同。社会学研究方法最重要的是在社会属性中寻找研究对象的态度的形成基础。这个寻找过程需要长时间的定性调查的各种试验。仅仅通过国外设计的科学素养指标来测试中国人，其结果不可能准确。虽然这种结果在国际比较中有一定意义，但对有针对性的解决中国自身问题来说，其调查数据的价值不大，统计结果并不能说明其因果关系。为了有效地探索中国语境中中国公众的信息渠道及其变化、公众搜索信息的能力、获得科学技术信息的手段与方法等与他们形成对科学技术态度之间的关系、突发事件与重大科学技术事件对科学技术态度形成的模式，从而建构中国自己的公众科学素养研究指标和问卷，我们不仅要依靠量化调查数据，同时要认真研究和进行定性调查。在探索本国语境中公众对科学技术的理解和态度时，应从认知、理解、态度转变和行为变化等方面进行系统定性调查，然后再设计定量调查指标和问卷。参考文献：

1、何微，公民科学素养研究在中国的十九个春秋，科普研究，2008,8.2、中国科普研究所，2009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调查员手册，2009，10.3、李大光，中国科普研究历史回顾，科普研究，2008,8.4、李大光，“公众理解科学”进入中国15年回顾与思考，科普研究2006,4.5、宋悦华，公众科学素养测量指标及测量过程研究，科技进步与对策，2008,3.6、金勇进，雷怀英，吴潇，公众科学素养测评研究，科技进步与对策，20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