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余管理不是一种单纯的会计行为[推荐阅读]

第一篇：盈余管理不是一种单纯的会计行为

盈余管理不是一种单纯的会计行为，而是多方利益博弈的结果，可见盈余管 理的本质就是公司治理问题，公司治理结构的有效性必然会对管理当局的盈余管 理行为产生影响。传统的研究都是以“理性经济人”假设为前提条件的，对管理 者的心理作用机理缺乏研究，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管理者在进行决策时存在 过度自信的心理倾向。当前我国公司治理结构正处于完善阶段，经理人市场远未 成熟，公司管理者是否也存在过度自信心理倾向？这一倾向是否会影响其盈余管 理行为呢？如影响，又是如何发生作用的呢？这些都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现实中管理者

①

个人风格频频被加大宣传，事实上如果美国南方保健公司不是

前总裁斯克鲁西过于独断，是否会避免后来一系列的造假行为？安然公司合伙人 的个人行为倾向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后来陷入泥潭中无法自拔呢？在现实中 管理者个人行为偏好对企业价值和企业管理是否产生影响？如果存在，影响有多 大呢？

“过度自信”（overconfidence）源于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它是指人们过

度自信自己的判断能力，高估了自己成功的几率和私人信息的准确性。卡尼曼等 的期望理论指出，人在面临“获得”的时候是“规避风险”（risk aversion）的，在面临“损失”的时候是“追求风险”的，并且会低估不好事件发生的概率，高 估有利事件发生的概率，有过度自信的心理倾向。

过度自信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人们估值的置信区间太小。例如，人们认为，置信区间包含真实值的概率有98%，而事实上置信区间包含真实值的概率只有 60%左右。二是人们估计事件发生的概率很不准确。例如，人们估计某一事件完 全可能发生，而实际发生的可能性只有80%；人们确信不可能发生的事件实际发 生的可能性却有20%。为此，人们对事件发生概率的估计经常走向极端，过高地 或过低地估计那些他们认为应该发生或不应该发生事件的可能性。

在行为财务学研究领域，过度自信的管理者有两种表现：一是管理者高估了 私人信息产生的信号的准确性，即错误地认为，私人信息产生的信号比公共信息 产生的信号更准确；二是管理者高估了自身的决策能力，而低估了估价过程中预 测误差的方差。

企业的投资行为一直是经济学、公司理财、产业组织等理论研究的重点。在现实生活中，相对于一些理论分析中的最优投资规模，企业总是会存在投 资不足或者过度等投资扭曲问题。微观上的企业投资扭曲行为，在一定情况 下可能会导致宏观上的投资过热或者过冷。从这个角度来看，企业的投资行 为也是一国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所必须关心的重要问题。为了能制定恰当 的经济政策，理解企业为什么会发生投资过度或不足等扭曲行为，更是理论 上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但是在以MM定理为基石而建立起来的传统投资理 论中，由于其主要考虑企业最优投资规模如何决定，因此并不能帮助我们来 理解这一问题。正如一Modigliani和Miller所说的那样，MM定理以及以此作 为基石的企业投资理论，是建立在一系列假设的基础上。而正是这些假设，已经排除了理论上企业投资扭曲发生的可能性。为此，近年来企业投资理论的一个重要进展，就是从不同的方向突破MM定理所采用的几个重要假设，从而为分析企业投资扭曲问题提供了可能性。

尽管Ro1l(1986)和Heaton(2o02)从理论上初步分析了管理者过度自信与公

司的关系，但是相关的实证研究却相当滞后，主要的原因在于难以找到衡

量管理者过度自信的替代变量。而在我国这样一个转型经济时期由政府主导

发展起来的新兴股票市场背景下，管理人员的过度自信行为及其对企业投资

决策的影响，当前我国学者在该领域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本文试图通过

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来探讨我国上市公司管理人员是否存在过度自信的行为

以及该行为与公司投资之间的关系，并为我国理论界和监管部门提供一些经

验性的结论。

改善公司治理一直是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中最为重要的内容。目前，随着

股票期权方案的逐步实施、民营企业的纷纷上市和管理者持股份额的增加，管理者与股东利益的冲突将更加引人关注。虽然管理层持股一直被认为是解

决代理问题，使约束和激励相容的最佳平衡方案，但由于内部投资者(指实

际控制公司经营决策的股东)和外部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和利益冲突在一些方面依然比较突出依然普遍存在着严重的委托代理问题，主要表现在公

司投资效率低，甚至失败、过度投资的问题上。

几十年来，公司投资理论研究一直是学术界和实务界关注的前沿和热门

课题，国内外众多学者对其进行了大量研究，取得了很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是大多数己有的研究都是在“有效市场”的假设前提下完成的，并没有考

虑企业管理者的心理因素(如过度自信、一乐观等)对企业投资决策行为的影响。随着企业和社会的不断发展，资本市场上各种异常现象的累积犷理论和实际的背离使得现代投资理论的理性分析范式陷入了尴尬境地。这就要求在研究

公司投资理论时必须考虑企业参与主体的心理因素，将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引

入企业理论的研究中，就产生了行为公司财务理论。由于行为公司财务理论

发展时间比较短暂，目前还不够成熟和完善，还没有形成像传统财务理论那

样的一套严密理论体系。另一方面，由于人们的心理因素是相当复杂的，而

且也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为了突出重点和便于研究，可以选择把对人类影

响比较大的一个或者几个心理因素引入到投资理论中进行重点研究，以考察

这些心理因素对公司投资的影响机理。

大量心理学研究文献表明，人们在经济生活中总是表现出过度自信的心

理偏好歹过度自信对人类经济活动产生的影响也将是长期而重大的。一般来

说，身为高智商人群，经过激烈竞争脱颖而出的管理者的过度自信程度要强

于其他人的过度自信程度。因此，把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投资的关系作为

研究的主要问题。

公司的盈利能力是指公司利用各种经济资源赚取利润的能力，是决定公司价值的重要因素。公司作为一个生命有机体，盈利能力是其赖以生存的基础，它是公司 生存力、发展力、创新力、应变力、凝聚力和承载力的基础和综合体现，也是竞争 力强弱的首要标志。上市公司作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其盈利能力关系到公司的生存和发展，是公司所有者、管理者、债权人以及与公司

利益相关者都十分关心的焦点。上市公司的所有者重视公司的盈利能力，是因为他 们的投资报酬是从公司赚取的利润中得到支付的，同时公司盈利的增加还能带动公 司股票市价的上升，从而使公司所有者获得资本收益。对于上市公司的管理者来说，公司的盈利能力是管理者经营业绩和管理效能的集中表现，盈利能力的好坏直接关 系到对管理者经营能力的评价。对于上市公司的债权人而言，公司的盈利能力是评 价公司偿债能力、控制信贷风险的重要依据。对于在上市公司工作的职工来讲，公 司的利润是报酬及资金的主要来源，公司的盈利能力关系职工工作的稳定和福利的 完善。同时，政府有关部门从税收的可靠性、政策的影响性、股市的成长性和社会 的稳定性方面都十分关心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

国内外许多学者围绕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开展了各种研究，尝试从理论和实证

两个方面，分析影响公司盈利能力的因素。

Bain认为，公司之间盈利能力的差异是因为产业集中度的不同

[1]

；Porter也指出

产业结构不同会导致不同产业之间的利润差异[2]。这种对公司间盈利能力差异的解 释被称为产业能力（Industry Competencies，简称IC）理论。

Xu Xiaonian、Yan Wang

[3]研究了股权结构对中国上市公司业绩产生的影响。他

们发现中国上市公司通常具有混合股权结构，国家、法人和个人持有的股份各自占 据大约30%的比例。而且，中国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很高，1995年时前五大股东平均持股比例约在58%，超过了德国和日本。研究显示股权结构的多样性和股权集 中度对公司盈利有显著影响：公司盈利能力与股权集中度显著正相关；法人控股的 公司中，股权集中度对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比国家控股的公司中要高；公司的盈利 能力随法人持股比例的增加而提升，而随着国有股份的增长，上市公司的业绩将出 现下滑。

孙铮、姜秀华[4]将公司的治理结构与公司业绩有机地结合起来，选择沪市公司

董事的兼职情况和学历水平作为变量，试图给出经理职业化和知识化的一个分析框架。他们的研究表明：上市公司的关键人物在兼任母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或党委

书记的情况下，公司被显著地划分为“好公司”；上市公司董事整体的学历水平也对 公司的业绩产生显著影响。

李宝仁、王振蓉[5]的研究表明公司的盈利能力与其资本结构有关，表现为盈利

能力同资产负债比成负相关关系，在一般情况下，资产负债率越低，公司的盈利能 力越高。因此，他们认为以股东财富最大化为目标的上市公司在筹资战略的决策上 必然以追求最优资本结构为前提。

李常青、赖建清[6]回顾了国内外关于董事会特征与公司整体绩效之间关系的研

究成果，并以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在实证基础上分析了我国上市 公司董事会特征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他们采用ROE、EPS和EVA衡量公司绩效，得到的结论是：董事会规模与公司EPS和EVA负相关，但与ROE正相关；独立董事 比例与公司绩效负相关；董事会会议频率不影响公司EVA；中国证监会于2001年8 月发布的《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确实增强了独立董事的 作用；CEO兼任董事长降低公司绩效，而CEO兼任董事不影响公司绩效。

薛爽，王鹏[7]以1998～2000年264家亏损公司及配比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影响上 市公司业绩的内部因素。他们的研究表明，亏损公司IPO前的质量就劣于配比样本，它们在IPO过程中的盈余管理幅度更大；IPO之后，大股东通过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和

要求上市公司担保来直接或间接地损害上市公司利益；此外，亏损公司还投资于更

多行业，也对其业绩产生负面影响。公司是由形形色色的人所构成的有机整体，人的行为活动毫无疑问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纵观研究公司盈利能力影响因素的文献，往往都 简单地将公司决策者假设成是理性的，忽视了人类复杂的心理情绪可能对公司盈利 能力产生的影响，而在现实生活中，非理性是常人思维中的典型特征，过度自信就 是其中之一。本文就是研究我国上市公司决策者在过度自信情况下对公司盈利能力 可能造成的影响。

研究上市公司决策者的过度自信对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有助于发现影响公司

盈利能力的非理性因素及其比重，有利于上市公司制定更符合实际情况的盈利目 标，这对完善上市公司的经营管理，促进上市公司的持续发展，维护和保障多方利 益，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二篇：盈余管理现状

一、我国盈余管理现状

在我国，会计还十分年轻，缺乏一些具体交易的会计处理准则，证券市场的监管功能还不完善，这就决定了我国企业的盈余管理和发达市场国家在动机上有一些区别。我国企业盈余管理的动机主要是为了取得银行的信贷资金和商业信用，包装上市以及后来的配股等等。然而，由于我国证券市场不发达，监管能力不到位，有些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已经到了损害投资者利益的程度。

对比国外的盈余管理方法，可以发现只要我国公司的盈余管理控制在适度的范围内，对推动我国证券市场的，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加快国有企业改革进程都是有益的。

透视我国盈余管理现象，对我国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动因分析如下：

1．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最基本的动机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由于利益诱导效应，企业股东与经营者的委托代理关系一经确立，“道德风险”、“信任危机”等问题也将随之产生。于是一些缺乏会计职业道德的从业者，就有意破坏诚信原则和会计规则，实施盈余管理。

2．盈余管理的避税动因也是十分明显的。由于经营者在会计政策和会计方法的选用上有较大的灵活性。对经营者而言，税收优惠政策及会计政策的灵活选择为其开展盈余管理实现“避税”提供了弹性空间。

3．企业之间的交易往往建立在信用基础上，因此，为了树立良好形象，许多企业就有强烈的动机粉饰财务报表，以在客户中建立良好的信用。对于上市公司来说，其社会形象非常重要，它们往往通过盈余管理提升企业业绩，向市场传递绩优信息，从而达到改善企业形象的目的。

二、会计职业道德判断建设不完善带来对盈余管理的影响

1.会计人员道德素质不高

高质量的会计信息需要恰当的职业道德判断，恰当的职业道德判断需要会计人员丰富的专业知识和经验。而我国由于长期的计划经济导致会计理论发展缓慢，经济活动内容单一，这些都限制了会计人员素质的提高。

2.会计职业道德判断意识不强

我国由于受产权机制的制约，会计人员与企业的经营者同属企业管理人员，其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而且会计人员的工资、待遇等均由经营者决定，在这种情况下，会计人员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势必会做出有利于经营者的职业道德判断，从而损害投资者的利益。

3.监督机制不完善

目前，我国对会计信息质量的监督分为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内部监督是指经济主体内部监督，外部监督是指财政、税务、审计、银监、证监、保监等部门的监督。内部监督由于会计监督人员缺乏足够的独立性往往流于形式。外部监督由于点多、面广、任务重、人员知识老化等问题，都与承担的任务和需要达到的目标不相适应，不能从外部监督上保证会计信息的质量。

三、在职业道德判断的建设中完善盈余管理制度

1.加强会计从业人员职业道德的对于在校学生的教育，既打好专业基础,又塑造良好的会计职业道德,是新时期对合格会计专业大学毕业生提出的要求。在校启蒙式的职业道德培养,需要创建会计文化氛围,进行多方面的引导,让学生在近似的环境中体味会计的真谛,在感触中觉悟,在感触中培养,在感触中提高,成为既有会计专业技能,又具有较高会计素养的新型会计专业大学毕业生。提高对会计职业道德的认识、全面改进教学方法。

2.注重会计职业道德判断能力的培养

增加知识储备，提高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判断能力的关键，就是要熟练掌握和合理运用专业知识和相关知识。加强业务培训，会计职业道德判断的技术性要求会计人员必须具备丰富的专业知识和扎实的基本功。真实、公允是会计职业判断的基本准则。会计职业道德的作用就在于促使及会计人员能自觉抵制各种利益的诱惑，并且不受权势和偏见的影响，确保判断所产生的会计资料能客观、公允地反映会计主体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从长远来看，应建立以社会舆论和诚信档案制度为基本形式的社会评价机制。这种方式具有特殊的内在威慑性，并最终促成会计人员从他律走向自律——真实、公允地进行会计选择。

3．健全会计职业道德判断的监督机制

会计监督机制是指对会计核算和管理工作进行连续、系统、全面的监控和经常性的检查，便于及时发现并纠正会计工作中可能存在的偏差和错误，依法查处可能存在的舞弊造假，确保会计核算和会计管理工作健康、有序、高效地运行。会计监督分为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公司治理结构是约束管理人员职业判断的内部监督机制,是形成正确的职业判断的基石。社会监督是职业判断的外部监督机制。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企业拥有了更广泛、更全面的自主权。权力没有监督和制约就会产生腐败，权力越大，就更需要制约，理财权力越大，就更需要会计监督。因此，强化会计监督，有效地发挥会计监督的职能，是对当前领域中出现的盈余造假现象的有力挑战，也是防止和发现会计造假的有力措施。因此，要从会计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同时着手，建立起一个由会计人员、单位负责人、行业组织、政府部门以及全社会群众参与其中的全方位立体式监督体系，只有通过内外两方的共同监督之下，盈余造假现象才可以得到彻底的杜绝。

第三篇：盈余管理文献综述

盈余管理文献综述

【摘要】盈余管理作为经济学界和会计学界的重要话题，一直备受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对于盈余管理的定义、动机和研究方法的描述多是多种多样的。现阶段，盈余管理已经发展到了新的高度。本文总结最新的研究成果，希望能对盈余管理有更深的理解，然后再此基础上对盈余管理的未来研究方向提出自己的一些展望。

【关键词】盈余管理;应计利润;动机

一、盈余管理的定义

对于盈余管理的定义，目前在学术界尚未达成共识，一般可以从“信息观”和“经济收益观”两个角度来理解。Scott、Schipper和Healy对盈余管理的定义是目前学术界三种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观点。WilliamK.Scott(2000)是最早给盈余管理下定义的。他认为，盈余管理是在不违背GAAP的前提下，通过会计政策选择使经理人自身利益或(和)企业市场价值实现最大化的行为。这是一种狭义的概念，将盈余管理定义在公认会计原则的约束范围之内，采取的方法仅包括会计政策选择。Scott从经济收益观的角度，强调企业的管理者对会计盈余或利润的控制。在此观点下，进行盈余管理的目的是为了得到令管理者满意的财务成果，而会计盈余是决定财务成果满意与否的重要依据;而Schipper(1989)则认为，以信息观来看待盈余管理更有意义。信息观认为，盈利是许多决策和判断的重要信号，会计数据的重要属性便在于其具有“信息含量”这一特性。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一个广义的概念，即盈余管理是企业管理者以获取某些私人利益为目的而对财务报告对外披露过程进行干预和歪曲控制的“一种披露管理”。在此定义下，盈余管理不仅是对财务结果的控制，同时还可以存在于对外披露过程中的任何一个环节，也可以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涉及的盈余管理范围比前者大;Healy和Whalen(1999)认为，盈余管理是指，企业管理者运用职业判断在编制财务报告和规划交易时变更财务报告，旨在误导以公司业绩为基础的利益相关者的决策或者影响以会计报告数字为基础的契约结果。Healy和Whalen的定义也是广义的，将改变企业投资的时间安排和规划交易也包括在盈余管理的范围内，并突出了盈余管理的动机问题。

我国的会计学者对盈余管理的一般定义是：盈余管理是指企业管理当局通过选择会计政策或其他方法，寻求对自身有利的利润结果。对盈余管理的定义也还存在着一些分歧，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盈余管理是否在会计准则允许的范围之内，即盈余管理是否合法合规;二是盈余管理的方法是仅指会计方法还是包括非会计方法，如交易的构建和交易时点的安排等。孙铮、王跃堂(1999)认为，盈余管理是企业利用会计管制的空间操纵会计数据的合法行为。秦荣生(2001)认为，盈余管理是指企业有选择会计政策和变更会计估计的自由时，选择其自身效用最大化或使企业市场价值最大化的一种行为。魏明海(2000)认为，盈余管理又称利润操纵，是指有目的地干预对外财务报告过程，以获取某些私人利益的“披露管理”。

二、盈余管理的计量方法

(一)应计利润总额法

该方法包括以下模型：

(1)Healy模型(1985)。Healy模型是用估计期总体应计利润的平均值来作为事件期非操纵性应计利润的估计值，并假设企业每年的非操纵眭应计利润的均值是不变的。

(2)DeAngd0模型(1986)。与Healy模型有所不同的是，DeAngelo模型是用事件期的上一年的总体应计利润来作为事件期的非操纵性应计利润估计值。

(二)应计利润分离法

由于在计算非操纵性应计利润时考虑的因素不同，形成了不同的模型。(1)Jones模型。该模型假设，由于公司的营业收入增加和固定资产规模扩大，应收应付项目及折旧额等相应的应计利润也会随之增加。所以，非操纵性应计利润应该是公司的营业收入和固定资产规模的函数。

(2)修正的Jones模型，该模型认为，定期增加的信用营业额是营业收入中被人为操纵的部分，所以，回归方程中的营业收人的增量应扣除应收账款的增量。

(3)行业模型。行业模型认为，在同行业公司中，决定非操纵性应计利润的因素变化是一样的，而不是设计模型来直接估计操纵性应计利润的决定因素。

(4)截面Jones模型、与Jones模型相比，截面Jones模型参数只是不用时间序列数据估计，而是用截面数据估计。

(5)截面修正的Jones模型。与修正Jones模型相比，截面修正的Jones模型中参数也是用截面数据，而不是用时间序列数据估计。上面5种盈余管理计量模型中，有些事时间序列数据模型，有些则是截面模型。时间序列模型是根据每个公司估计期时间序列上的数据，估计出每个公司的一个总应计利润和相关主导变量之间的回归系数。因此，时间序列模型需要样本公司有较长时间序列的数据，并且要求公司在估计期每进行系统性的盈余管理。截面模型假设样本公司在同一行业中没有显著的差异，所以，其实根据事件期每个行业的公司数据，估计每个行业的总应计利润和相关主导变量的回归系数。由于上述5个模型都是建立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上，所以有关的争议很多，而且实际应用的效果也是有很大差异。

(三)具体项目法

具体项目法是专门针对具体的应计利润项目进行的研究。比如，对坏账准备货保险行业的索赔损失准备进行研究。

(四)盈余分布法

会计盈余的某些特定值可能对企业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这类特定值被称为会计盈余的临界值。这些临界点通常包括零点、上期盈余和本期财务分析师的预测盈余等。管理当局有进行盈余管理来达到临界点的动机。特别是当实际盈余位于临界点附近时，这种动机更为强烈。盈余分步法就是通过检查报告盈余在临界点附近的不连续分布来计量盈余管理的方法。

第四篇：盈余管理的资本市场动机

管理者当局短期内可以通过操纵盈余来影响公司股票的价格，是因为投资者或相关利益者会通过会计信息来估价上市公司的股票。因此说这一动机主要是从企业进行盈余管理是否以改变股票价格来看的。比如说企业是否为了上市而提高发行价格；是否为了避免持续亏损而进行盈余管理；是否为了企业配股融资而进行盈余管理。

1.提高发行价格的盈余管理动机

根据我国相关条例法规的要求，在我国企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应当符合“近三年连续盈利”的条件，也就是说如果企业没有连续三年盈利的话就没有资格申请上市。因此不难理解，一些企业为了上市就可能会采取各种手段使得自身连续三年盈利。相关学者通过观测资产收益率这一指标发现，我国企业在IPO的前两年、前一年跟上市当年的资产收益率这一指标处于较高的水平，而在其它年份显著下降。

同样的，企业不仅仅在IPO的时候希望通过盈余管理来提高股价，在连续亏损的情况下，企业为了避免报告亏损，也同样会采取各种盈余手段提高股价，扭转自身形象。这里所指的亏损公司既包括那些已经报告亏损的企业，还包括濒临亏损的企业。由于我国的资本市场的不够成熟、监管制度不够完善；亏损企业的退市制度等一些问题的存在导致我国亏损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就不难理解了。

2.为了获得配股融资的资格

很多公司利用自身的优势条件无一例外的都准备上市，因为上市可以给企业带来相当的资金和其他好处。通过上市直接融资这种方式成本较低周转还快。在我国，上市公司所需要的配股融资成本低于企业的举债，再加上实现的可能性又比较大。所以来说我国上市公司大部分都存在有配股的动机。那些具有配股权资格且处在临界值的企业应计利润比处在非临界值企业的应计利润明显要大。也就是说处在具有配股融资的资格的临界公司的应计利润总额指标明显大于其他的上市公司。这就意味了该上市公司很可能存在盈余管理行为。因此说上市公司业绩的下滑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由于为了达到配股的资格而参与了盈余管理。

在我国对于会计的盈余指标的临界要求也包含在了配股政策中。比如说，1999年以前针对净资产收益率这一指标相关政策明确表示要连续三年超过10%，于是出现了所谓的“10%现象”；在1999年以后又指出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找而已指标必须大于10%，同时每年的净资产收益率也要大于6%。于是我国上市公司又出现了“6%现象”。就现阶段来说，我国的普遍实行的配股政策是要求上市公司必须要符合连续三年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这一指标平均要大于6%。尽管是较为均衡的指标，但是企业管理者还是有一定空间来进行盈余管理行为。我国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还会随着配股政策的变化而变化，配股政策需要政府必要的监管，有研究表明1999年我国推行的配股政策对企业的盈余管理是有效的。根据学者的研究表明，一些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是处于改变股价的动机，但是这种动机发生的频率高低还没有得到证实。

第五篇：剖析盈余管理的目的

剖析盈余管理目的

盈余管理就是企业管理当局在遵循会计准则的基础上，通过对企业对外报告的会计收益信息进行控制或调整，以达到主体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其终极目的在于获取私人利益，具体目的为筹资、避税、获取政治资本以及规避债务契约约束等。盈余管理有诸多表现形式，可以通过完善会计规范、加强审计监控和加大监管力度等进行防范。

一、盈余管理的涵义盈余管理是目前国外经济学和会计学广泛研究的课题。对盈余管理的概念会计学界存在着诸多不同意见。从以下两个权威性的定义可以看出盈余管理的基本涵义。一是美国会计学家斯考特(William.K.Scott)认为，盈余管理是指“在GAAP允许的范围内，通过对会计政策的选择使经营者自身利益或企业市场价值达到最大化的行为”。另一是美国会计学家凯瑟琳。雪珀(KathehneSchipPer)认为，盈余管理实际上是企业管理人员通过有目的地控制对外财务报告过程，以获取某些私人利益的“披露管理”。根据以上两个权威性的定义，可以看出，盈余管理主要具备这样一些涵义：

第一，盈余管理的主体是企业管理当局，它包括经理人员和董事会。尽管经理人员和董事会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并不完全一致，但他们对企业会计政策和对外报告盈余都有重大影响，企业盈余信息的披露由他们各自作用的合力所决定。

第二，盈余管理的客体是企业对外报告的盈余信息(即会计收益)。在雪珀的定义中，盈余管理不仅仅指对会计收益的调整和控制，而且包括对其他会计信息的披露的管理，但是对会计收益以外的财务数据的操纵并不具有普遍的意义，它所具有的经济后果相对而言要小得多。如果将其纳入盈余管理的范畴反而会影响对盈余管理本质的把握。

第三，盈余管理的方法是在GAAP允许的范围内综合运用会计和非会计手段来实现对会计收益的控制和调整，它主要包括会计政策的选用，应计项目的管理，交易时间的改变，交易的创造等。

第四，盈余管理的目的是盈余管理主体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其中又包括管理人员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和董事会成员所代表的股东利益的最大化。综上所述，盈余管理就是企业管理当局在遵循GAAP(或会计准则)的基础上，通过对企业对外报告的会计收益信息进行控制或调整，以达到主体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

二、盈余管理的目的对盈余管理目的的剖析可以从盈余管理的终极目的与其具体目的两个层次来了解。

1.盈余管理的终极目的毫无疑问，企业盈余管理的终极目的是十分明确的，即获取私人利益。一般认为，通过盈余管理获取私人利益的主体是掌握企业管理权的高级雇员，包括总经理、部门经理和其他高级主管。现代意义上的公司制企业是以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为基础的，公司的大股东可能并不参与日常经营管理，真正掌握管理权的往往是公司的高级雇员。由于管理者与股东的目标并不完全一致，他们都有各自的小算盘。因此，委托——代理关系一经建立，“道德风险”、“信任危机”等问题也将随之产生。为使二者的目标趋于一致，委托方(股东)通常采用业绩——报酬激励的方式来促使管理者尽最大努力工作。

管理激励机制产生了双重效应。一方面，它使管理者的管理活动迅速向股东的目标靠拢;另一方面，它又使管理者更积极地谋求任期内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包括报酬最大化、更多晋升机会等。为此，管理者就有动因采用盈余管理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如果净利润低于奖金方案的下限，管理者就有可能进一步降低净利润。这样，下一得到奖金的概率就会增加。相反，如果净利润高于奖金方案的上限，管理者在计算报告利润时就会尽量去除超过上限的部分，因为这部分利润得不到奖金。只有当净利润在奖金方案的上限和下限之间时，管理这才会有增加报告利润的动机。此外，管理者在卸任之前通常会选择有利的会计政策调增报告利润，以获取最后一次高额奖金。同样，业绩较差的企业管理者在任期将到时，为防止或推迟被解雇，也会利用盈余管理来粉饰真实业绩。但是，一旦管理者的变动得到确定，管理者便可能降低当期利润，以增加未来盈利的可能性。在实行承包制的企业中，管理者进行盈余管理以达到获取个人利益的目的的可能性更大。

管理者报酬与会计利润挂钩的制度原本是用来消除股东与企业管理者之间的“信任危机”，但实施的结果却是事与愿违，非但没有消除危机，反而加深了危机。最终的结果是管理者通过盈余管理获取了巨大的私人利益，而股东、底层雇员却成了名副其实的受害者。

2.盈余管理的具体目的管理当局为了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最终目的，在实施盈余管理过程中又会有一些具体目的。与其终极目的不同的是，盈余管理的具体目的一般是以促进企业发展为中介，以达到公司规模扩张之后管理者报酬的增加、在职消费层次的提高以及政治前途的发展等终极目的的实现。盈余管理的具体目的一般表现为四个方面：

一是筹资目的。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直接目的就是筹资，当公司首次发行股票时。《公司法》对企业有严格的规定，如必须在近三年内连续盈利，才能申请上市。为达到目的，企业便采用盈余管理，进行财务包装，合规合法地“骗”得上市资格。同时，经过盈余粉饰的报表还有助于企业获得较高的股票定价。再如上市公司准备配股的时候。中国证监会的有关文件规定，公司“最近三年内净资产收益率每年都必须在10%以上，属于能源、原材料、基础设施类的公司可略低于9%”。为了达到配股及格线，上司公司便会积极利用盈余管理调整净资产收益率以达到配股的目的。

二是避税目的。公司盈余管理的避税目的是十分明显的。“合理避税”之所以成为可能，一方面是由于我国的税法体系还不十分完善，税收优惠政策颇多;另一方面是由于公司管理者在会计政策和会计方法的选用上有较大的灵活性。比如我国企业所得税实行33%的比例税率，同时又规定了两档照顾性税率，对企业管理者而言，税法的规定便为其开展盈余管理提供了弹性空间。管理者会通过选用适当的会计政策和方法调减应纳税所得额，从而有资格按照顾性税率缴纳所得税。

三是获取政治成本的目的。政治成本是指某些企业面临着与会计数据明显正相关的严格管制和监控，一旦财务成果高于或低于一定的界限，企业就会招致严厉的政策限制，从而影响正常的生产经营。为了避免发生政治成本，管理者通常会设法降低报告盈余，以非垄断等形象出现在社会公众面前。如微软公司就曾通过递延确认实际所得收入来下调盈利，以逃避美国反垄断机构的指控。

四是规避债务契约约束的目的。债权人与企业签订债务契约是为了限制管理者用债权人的资产为企业获利但却有损于债权人利益的行为。通常包含一些保证条款以保护债权人利益，如不能过度发放股利、不进行超额贷款、计提一定比例的偿债准备金等等。有些商业银行甚至规定不得向亏损企业贷款。这些都使得企业不敢轻易违反有关条款，否则会招致很高的违约成本。如果企业的财务状况接近于违反债务契约，管理者就有可能调增报告利润，以减少违约风险。盈余管理就成为企业减少违约风险的一个工具。

一是筹资目的。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直接目的就是筹资，当公司首次发行股票时。《公司法》对企业有严格的规定，如必须在近三年内连续盈利，才能申请上市。为达到目的，企业便采用盈余管理，进行财务包装，合规合法地“骗”得上市资格。同时，经过盈余粉饰的报表还有助于企业获得较高的股票定价。再如上市公司准备配股的时候。中国证监会的有关文件规定，公司“最近三年内净资产收益率每年都必须在10%以上，属于能源、原材料、基础设施类的公司可略低于9%”。为了达到配股及格线，上司公司便会积极利用盈余管理调整净资产收益率以达到配股的目的。

二是避税目的。公司盈余管理的避税目的是十分明显的。“合理避税”之所以成为可能，一方面是由于我国的税法体系还不十分完善，税收优惠政策颇多;另一方面是由于公司管理者在会计政策和会计方法的选用上有较大的灵活性。比如我国企业所得税实行33%的比例税率，同时又规定了两档照顾性税率，对企业管理者而言，税法的规定便为其开展盈余管理提供了弹性空间。管理者会通过选用适当的会计政策和方法调减应纳税所得额，从而有资格按照顾性税率缴纳所得税。

三是获取政治成本的目的。政治成本是指某些企业面临着与会计数据明显正相关的严格管制和监控，一旦财务成果高于或低于一定的界限，企业就会招致严厉的政策限制，从而影响正常的生产经营。为了避免发生政治成本，管理者通常会设法降低报告盈余，以非垄断等形象出现在社会公众面前。如微软公司就曾通过递延确认实际所得收入来下调盈利，以逃避美国反垄断机构的指控。

四是规避债务契约约束的目的。债权人与企业签订债务契约是为了限制管理者用债权人的资产为企业获利但却有损于债权人利益的行为。通常包含一些保证条款以保护债权人利益，如不能过度发放股利、不进行超额贷款、计提一定比例的偿债准备金等等。有些商业银行甚至规定不得向亏损企业贷款。这些都使得企业不敢轻易违反有关条款，否则会招致很高的违约成本。如果企业的财务状况接近于违反债务契约，管理者就有可能调增报告利润，以减少违约风险。盈余管理就成为企业减少违约风险的一个工具。

盈余管理的防范措施

一是完善会计规范。首先要求公司在改变会计方法和原则时，应尽可能详细地披露其改变对利润的影响，包括增加财务报表附表，详细列示所有调整项目。其次坚决反对以重要性为借口，为故意虚报业绩开脱责任。再次对收入确认提出严格要求，特别要避免收入的提前确认。

二是加强审计监控。注册会计师行业应明确对被兼并公司研究开发费的审计原则，对公司兼并中有关巨额冲销、资产重组以及收入确认等事项的规则应加以补充、完善。外部审计师必须把信息的完整性放在首位，不允许以追求效率而忽视效果的审计方法取代完整的审计程序。

三是加大监管力度。监管机构应将那些重组过程中预提费用、进行巨额冲销的公司，列入重点核查范围。发现问题应进行严厉的处理，加大惩罚力度。同时，监管机构还应加强正确引导，使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建立起公允、合法、一贯地进行会计盈余报告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