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研究中公共性困境论文

第一篇：公共政策研究中公共性困境论文

摘 要:[HJ*2]公共政策的公共性一直被视为公共政策的本质属性,并且正在成为公共政策研究的重要领域。而公共政策公共性的研究经常受到各种问题的困扰,从而使公共政策公共性的研究面临诸多困境,包括公共政策主体的自利性和公共性之间的矛盾问题、公共政策目标的虚无性和公共性之间的关系问题、公共政策问题的主观性和公共性之间的冲突问题以及公共政策价值中效率和公平的两难选择问题。科学梳理公共政策研究中的公共性困境,有助于加快公共政策科学化民主化的进程。

关 键 词:公共政策;公共性;政府;利益

Abstract:publicity has been regarding as an essential attribute and also an important domain of the public policy.However, the study on it was often puzzled by various problems and then forced to face many challenges to put it falls into an awkward position.The problems include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public policy that it involves its own interests required and its publicit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definite target of public policy and its publicity, the discrepancy between the subjectivity in public policy formulating and its publicity and the dilemma where the efficiency and fairness is often hard to be compromised on each other in public policy formulated.All these imply that to reason out what causes the publicity to fall into an awkward position in the study on public policy is of importance and helpful to formulating public policy more scientifically and democratically.Key words:public policy;publicity;government;interest

公共政策作为“公共权力机关经由政治过程所选择和制定的为解决公共问题、达成公共目标、以实现公共利益的方案”［1］,其本质属性是公共性。公共政策应该遵循如下公共性原则:第一,公有性原则,即公共决策权力应该归社会公众所有;第二,公治性原则,即公共政策应该由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参与;第三,公享性原则,即公共政策应该适用于其所要调整的所有对象［2］;第四,公平性原则,即公共政策应该维护社会公平;第五,公益性原则,即公共政策应该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根本目标;第六,公开性原则,即公共政策应该具有开放性和透明性［3］。但是,当我们对公共政策进行深入考察时却发现,公共政策时常表现出与公共性相违背的特性,这便使得公共政策的公共性研究陷入困境。对这些困境进行科学梳理,将有助于理顺公共政策研究的思路,探明公共政策失效的症结,进而加快我国公共政策科学化民主化的进程。具体而言,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困境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公共政策主体的公共性困境

公共政策主体是指那些在特定政策环境中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公共政策制定、执行、评估、监控、调整的个体和团体。其中,广义的政府(即国家的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作为公共政策的法定产生者,在公共政策过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是最主要的政策主体。传统观点认为,作为公共政策最主要的制定和执行主体,政府是广大社会公众权利和意志的代表者,政府的公正与准确是一种固有的天赋,政府不具有自身利益。

然而,现实中政府的自利性却是客观存在的。政府的自身利益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层次。第一,政府工作人员的个人利益。作为一种正式的社会组织类型,政府是由若干名政府工作人员组成的,而政府工作人员是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人,他们也具有各种各样的物质和精神需要,而这些需要也都期望得到满足。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正是其个体需要和组织需要的相互作用,才保证了整个组织的正常运转。当他们的个人需要以个人的生理和心理形式获得了社会内容和社会特性时,这种需要就转化为了个人利益。由于他们常常被置于“公仆”的地位而不能明确追求自身利益,他们的自利动机受到了限制,从而迫使他们采用其他方式实现自己的利益,比如通过贪污受贿、挪用或占用公款等行为来实现自己的私利。第二,地方政府和职能部门的团体利益。任何政府都有职能部门和层级的划分,这种划分是组织规模扩大化和管理工作专业化的必然要求,也是确保各项职能正常运转、组织目标顺利实现的组织结构保障,但这种划分在客观上却容易形成纵向上的层级断裂、横向上的部门交叉、整体上的条块分割的行政格局,从而使得政府的不同层级、不同部门萌生不同的团体利益。例如,在经济发展和投资格局中出现的地区产业趋同现象,地方政府对本地区资源、市场的行政保护现象,以及各部门为了维护本行业、本部门利益而人为设置市场障碍、防止外地区行业竞争进入等现象,都充分证实了地方政府和职能部门的团体利益的存在。第三,政府整体的机构利益。政府组织常常被人们设定为社会的公共组织,履行公共管理职能,是社会最高利益的代表者,并不具有自利性。事实上,政府组织同样拥有自身的特殊利益,比如特殊的政治地位、经济待遇和精神文化特权等。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政府管理工作从社会中分离出来,成为一种特殊的专业化、专门化的工作,政府组织的自利性就越来越突出。因此,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也是多元利益主体之一,也要追求自身的最大利益。目前,各国政府的规模扩大化、部门支出的增长等都是政府追求自身利益的扩张行为。

从理论上讲,公共政策是为处理社会公共事务、解决社会公共问题而产生的,公共性是其逻辑起点;公共政策又以实现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最高目标,公共性是其价值终点;公共政策运行过程的各个环节都以公共性作为其基本的指导原则和标准。因此,公共性是公共政策的本质属性。作为公共政策主体构成要素的政府,其公共性既是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得以实现的根本保障,也是公共政策的公共性的重要体现。然而,为什么现实中的公共政策却存在着与公共性相抵触的自利性呢?现有的公共政策公共性理论是无法对此问题作出科学解答的。于是,政策主体理论上的公共性和现实中的自利性之间的冲突便使得公共政策公共性的研究陷入困境。

二、公共政策目标的公共性困境

公共政策目标是指公共政策主体针对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基于自身需要和社会提供的可能而设想出的一种希望状态。依据公共政策公共性原则的要求,公共政策目标应该具有公益性,即公共政策应该以实现社会公共利益为根本目标。

关于公共利益,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目前,学术界对公共利益的定义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把公共利益和抽象的或实体的或理想的自然法规、正义、正当理由这一类的价值标准和规范联系在一起,即将公共利益理解为一种合法利益、正当利益;二是把公共利益和个别人物的特殊利益或集团、阶级的特殊利益联系在一起,或与多数派的特殊利益联系在一起,即将公共利益视为与个别人物、个别集团、阶级的特殊利益相对立的多数人的利益;三是把公共利益与个人之间的竞争过程或集团之间的竞争过程联系在一起,认为个人之间以及集团之间利益竞争的结果便是公共利益。公共选择理论学者认为,社会上实际并不存在作为政府公共政策所追求目标的所谓社会公共利益。公共选择学派的代表人物肯尼思·阿罗在《社会选择和个人价值》(1951)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阿罗不可能性定理”。该定理阐释了将个人偏好或利益加和为集体偏好或利益的内在困难。该定理指出:试图找出一套规则或程序,从一定的社会情况下的个人选择顺序中推导出符合某些理性条件的社会选择顺序,一般是办不到的。阿罗证明,简单加法不足以在个人偏好中排出一个一致的共同次序,这些个人偏好本身也是根据不同的标准分类的。公共选择理论的创始人詹姆斯·M.布坎南也指出:在公共决策或集体决策中,实际上并不存在根据公共利益进行选择的过程,而只存在各种特殊利益之间的“缔约过程”。因此,依据公共选择理论的观点,作为公共政策根本目标的公共利益是不存在的,那么公共政策所追求的公共性自然也只能是一种虚幻的公共性,这显然是和现有的公共政策公共性理论研究成果相矛盾的。即使我们不认同公共选择理论对公共利益的论述,仅从学术界对公共利益这一概念的定义的争论中也可以看出,公共利益是一个很难把握的概念,它对于公共政策的研究人员来说难于把握,它对于作为公共政策决策主体的政府来说更难于把握。

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原则要求将公共利益视为公共政策的根本目标,而公共利益本身却是模糊不清、飘忽不定的。可以想见,在没有回答到底是不是存在公共利益以及什么是公共利益这两个基本问题的条件下,政府又怎能制定出追求公共利益的公共政策呢?现实中,政府官员制定和实施的公共政策所追求的也仅仅是他们自己观念领域中的模糊的公共利益,这种公共利益不可避免地受到政府官员个人价值观的影响,不同程度地带有主观性和狭隘性。同样,在既没有证明公共利益的真实性又不能科学界定其内涵的前提下,政策研究人员又如何能够对公共政策的公共性进行深层次的研究呢?于是,公共政策的虚无性和公共政策的公共性之间的关系问题便构成了公共政策研究中的一个理论难题,使得公共政策公共性的研究陷入困境。

公共政策研究中的公共性困境(2)

三、公共政策问题的公共性困境

公共政策问题是指那些引起政府的关注并纳入政府议程的社会问题。社会问题是指社会的实际状态与社会公众所期望的状态之间的差距,也就是需要解决的各种社会矛盾。就其本质而言,政策问题是“思想作用于环境的产物,它们是通过分析从问题情势里抽取出的要素。因此,我们所遇到的,是问题情势而非问题,问题就像原子核细胞一样是观念的产物”［4］。可以说,“问题不能脱离对它们进行定义的个体和群体而存在,也就是说,并不存在其内部和自身就构成政策问题的‘自然的’社会状态”［5］。只有当人们对改变某些问题情势的希望作出判断时,才能产生政策问题。可见,政策问题是被人们感知、觉察到的状况,是与价值、规范和利益冲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具有一定的主观性。

当前,从政策制定的角度来看,公共政策问题的主观性正在成为公共政策公共性的现实挑战。任何时代和任何时期,都存在着一些需要重视和解决的社会问题,而作为社会公共管理者的政府,有必要关注并解决这些社会问题,但社会上存在的问题为数众多,纷繁复杂,而由于时间、能力和资源的限制,政府不可能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而只能解决其中的一部分问题,政府应该解决哪些社会问题呢?这需要对各种社会问题进行选择,也就是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首要环节确立公共政策问题。依据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原则,公共决策权力应该归社会公众所有,公共政策应该由社会公众共同参与,因此作为公共政策制定过程首要环节的公共政策问题确立过程,也应该在社会公众的共同参与下来完成,于是公共政策问题的确立过程应该是社会公众的选择过程。然而在现实中,政策问题的确立过程,只是政府将必要的社会问题纳入政府议程并将其转化为政策问题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政府在诸多社会问题中进行选择的过程,而不是社会公众对社会问题进行选择的过程。

政府对公共政策问题的选择,归根到底就是政府工作人员的选择,这种选择在本质上是一种主观认定。由于政府工作人员的利益、信仰或价值观不同,选择的结果也就必然不同。对于同一问题,有些人看来非常重大,需要政府采取行动加以解决,而将其确认为公共政策问题,而另一些人则可能不以为然,认为没有兴师动众的必要,而拒绝将其纳入公共政策问题之列。于是,公共政策问题的主观性可能会给政策制定带来两种直接后果,其一是社会公众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却没有被确立为公共政策问题,这无疑是对社会公众民主权利的剥夺,是与公共政策的公有性、公治性原则格格不入的。其二是被确认为公共政策问题的社会问题并不是社会公众最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这显然是对政策资源的肆意浪费,既没有真正代表社会公众的意志,也不符合公共政策公共性的基本要求。公共性是公共政策的本质属性,该属性要求公共政策必须准确界定公共政策问题,而公共政策问题的主观性却使公共政策问题的界定具有了一定的随意性。因此,公共政策问题的主观性在一定程度上冲击着公共政策的公共性,二者之间的矛盾便构成了公共政策公共性研究的又一困境。

四、公共政策价值的公共性困境

公共政策价值是指公共政策主体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所遵循的价值准则。公共政策具有各种不同层次的价值追求,效率和公平一直是政策研究人员最为关注的两种价值。效率,是指人们在物质生产过程中所获取的收益与所投入的各种资源的比值,即收益与成本的比值。作为公共政策价值的效率,主要是指对政策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公平,是人们对社会运行状态的一种带有主观性的价值判断,包括机会公平和结果公平。机会公平是注重规则的无差别性的公平,即在规则面前人人平等;结果公平是注重人的差异性的公平,即对不同的人实行不同的规则。作为公共政策价值的公平,可以理解为对政策资源配置合理性的判断。

公共政策效率价值取向的存在,正在冲击着公共政策的公平价值取向,进而使得公共政策的公共性研究陷入困境。关于效率和公平之间的关系,我们不否认二者在一定程度上的相互统一,但就公共政策而言,我们所看到的更多的却是二者之间的相互对立。效率与结果公平在终极意义上是“两全”的关系,而在日常操作中,特别在微观层次中,是“难以两全”的关系。效率价值取向强调以尽可能小的投入获得尽可能大的产出,提高政策资源配置的有效性,这就需要通过激励性差别分配机制激活各种生产要素,以最大限度地激发每个社会成员的潜能。但是,社会成员之间的差别是客观存在的,不同社会成员的先天禀赋和社会背景是不同的,因此这种激励性差别分配机制必然会导致结果的差别,即强者会获得更多的资源,弱者会获得较少的资源,甚至丧失掉已有的资源。可见,从某种程度上讲,选择公平必然会妨碍效率,追求效率必然会损害公平。效率和公平之间的对立,直接导致了学术界对二者在公共政策价值体系中的先后次序问题的争论。以哈耶克和弗里德曼为代表的效率优先论认为,公共政策应该强调效率的首要性,只有效率得到了提高,才能更多地体现公平,不能因为公平的原因而伤害效率;以罗尔斯和德沃金为代表的公平优先论认为,公共政策应该以平等作为衡量分配是否公平的标准,在二者发生矛盾的时候,强调平等的最终目的价值;以阿瑟·奥肯为代表的公平与效率并重论认为,公平与效率同等重要,两种价值在不同领域中占据着不同的位置。在社会和政治权利领域中,“社会至少在原则上把平等的优先权置于经济效率之上。当我们转入市场和其他经济制度时,效率获得了优先权”［6］。

效率和公平两种价值取向的对立常常使现实中的公共政策面临着两种选择,或者以暂时牺牲一定的公平为代价实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或者以暂时牺牲一定的效率为代价实行“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原则。换言之,效率和公平的对立使公共政策方案选择出现了机会成本问题,即一项公共政策只能以其中一种价值选择作为自己的价值取向,选择了一个就意味着放弃了另一个。公共政策的公共性要求公共政策必须以公平原则为基本价值准则,而现代公共管理的效率性则要求公共政策必须以效率原则为首要价值依归。效率与公平两种价值取向之间的两难选择便成为公共政策研究中的又一公共性困境。

参考文献:

［1］宁骚.公共政策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185.［2］张春梅,周树志.公共政策与私人政策之辨析［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2,32(3):56.［3］陈潭.公共性:公共政策分析的一般范式［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2,31(4):48.［4］Ackoff R L.Redesigning the future［M］.New York: Willer, 1974:21.［5］威廉·N.邓恩.公共政策分析导论［M］.2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第二篇：公共艺术设计的公共性实现论文

近年来,公共艺术成为艺术领域研究的热点,以公共艺术为研究主题的会议、展览等各式各样的活动越来越多,同时公共艺术的“公共性”问题,更是受到大家的重视和关注。公共艺术是一种艺术创作的思想方式,传达着艺术对公众的态度,体现了公共空间开放、交流与共享的民主思想。公共艺术的核心是让更多的人真正享受艺术的权利,提高民众的生活品质和城市的精神内涵,实现其特有的性质——公共性。公共艺术设计的公共性表现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即公共领域,它和私人领域和权力机构都是相对的,它讨论的是社会的公共事项,可以说“公共领域说到底是公共舆论”,它是对社会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的肯定,是人们对基本权利的享受。“公共”作为艺术的定语来说明公共艺术是共享的,而非个人,是以共享和交流为前提的。笔者着眼于公共艺术设计的公共性实现,结合公共艺术设计的实践,探究公共艺术的本质特征所引发的思考和体会,就如何实现公共艺术设计的公共性提出自己的见解。

一、公共艺术设计必须充分考虑公共大众的共同意愿着名设计理论家尹定邦先生认为:“公共艺术设计是指在开放性的公共空间中进行的艺术创造与相应的环境设计。这类空间包括街道、公园、广场、车站、机场、公共大厅等室内外公共活动场所”。可以看出,公共艺术设计的空间载体是公共活动场所,其面对受众主体是公共大众。公共场所是所有人都可以光顾的场所,另外其又有特殊的要求,这就是它的文化表述功能。就是说,这个“空间”是物质的实用的,同时又不是纯粹的“空”,而且有着非实用性的文化表征功能。正是这种文化表征功能的非实用性、非物质性,才证明着和叙说着这个空间的公共性,即人人都可以“分享”,都可以拥有,所以,才叫做“公共空间”。这才是“公共空间”的文化实质,体现方式就是“公共艺术”。这就涉及对公共艺术的公共要求,即它是公众的。

(一)公共大众是投资公共艺术的主体。

从操作层面上看,公共艺术是由公众、艺术家以及投资方,针对特定的公共场所或公众关注的社会主题,经过沟通合作,共同进行艺术创作的过程,这个过程本身已经有了公共合作的性质。而其中的投资方往往是政府或某一社会团体,而后者也是在政府规范下的行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公共艺术设计投资是一种典型意义上的公众行为。而在中国的许多地方,一些开发商也把建筑开发的部分预算用于公共设施和公共景观小品的建设,但往往是应付了事,效果也比较一般。但不管如何,公共大众是投资公共艺术的主体。

(二)公共艺术设计的使用权、评判权和决定权都在公共大众。

公共艺术的公共性包括两个含义,一个是说公共艺术必须林 强 公共艺术设计的公共性实现公共艺术设计的公共性实现林 强(莆田学院 福建省 351100)摘 要 公共艺术是一种艺术创作的思想方式,传达着艺术对公众的态度,体现了公共空间开放、交流与共享的民主思想。公共艺术的核心是让更多的人真正享受艺术的权利,提高民众的生活品质和城市的精神内涵,实现其特有的性质——公共性。

关键词 公共艺术 公共性 公共大众位于公共空间中,公共大众可自由观看和介入;另一个是说公共艺术应该尽可能地表现民意,以打破精英艺术与大众隔绝的状态。从广义的意义上讲,公共艺术的服务主体是公共大众,只有通过公共大众的使用和评判,才能鉴别其优劣。因而公共艺术的使用权、评判权和决定权都在公共大众。

首先公共艺术设计要满足公共大众的生理和心里要求、物质和精神的需求,满不满意,只有他们最具有发言权;其次,公共艺术设计一旦完成,就要置身于公共环境之中,接受公众的使用、鉴赏和评价。这种评价可能是评头论足,也可能是尖锐的,甚至是刻薄的批评。

二、公共艺术设计要符合公共大众的审美情趣,努力做到雅俗共赏公共艺术的“公共性”本质上是人类思想解放在艺术上的必然反映。它具有一定的民主性、开放性和先进性,是广大公众普遍关注的、参与和认可的,并且可以进行相互交流和自由讨论的一种行为、方式和状态,因而其审美具有时代代表性。

从某种意义上讲,公共艺术可看作一个国家发展、进步、繁荣的标志,也可以看作是彰显时代风貌,昭示公众情感的形式之一。一件成功的公共艺术作品必须具有高雅的审美力,必须符合公共大众的审美情趣和要求。

然而,一段时期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现代城市的复制现象从南到北蔓延开来,而公共艺术的发展也难逃其难。大多数的公共艺术设计都存在着盲目亮化、互相攀比、抄袭滥用的流弊。一些城市的公共艺术建设根本不考虑本来的人文、环境、自然与实际发展状况,急功近利,盲目跟进,浪费资源,严重违背了公共大众的审美情趣,使公共艺术的品味受到了极大的影响。比如在景观公共艺术中,城市里的“步行街热”、“市井文化雕塑热”、“休闲文化广场热”、“图腾柱热”等等,甚至颓废的、与人类精神背道而驰的所谓的前卫艺术也毅然进入了公众的视野,这些都是对公共艺术审美情趣的误解和亵渎。

作为受到公众制约的公共艺术设计不能是身处高高在上的“象牙塔”,也不能标新立异,让公众不知所云而敬而远之;更不能“原模原样”没有加以艺术的提炼和创造。而应该是“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结合,既有审美的境界,又能为公众所接受,即所谓“公共艺术的欣赏和审美要群众化”。

成功的公共艺术都会强调重视艺术作品个体与环境整体之间的协调,关注公共大众的内心情感审美情趣要求。注重艺术作品与公共大众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努力构造和谐社会,更好地促进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做到雅俗共赏。

三、公共艺术设计要传达公共社会的“公共精神”公共艺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和艺术现象,与其它艺术不同,必须具备更深层次的社会艺术责任,必须抛开其材质、形状、色彩、风格、样式等表面因素,深入公共艺术的内涵,反映和传达时代精神。公共艺术是一个城市的面孔,是一个地区和城市的文化符号,反映着一个城市特有的气质,展现一个地方独特的人文文化和素养。在公共艺术设计过程中,社会价值比艺术价值更重要,共性比个性更重要,公众的喜欢比艺术家个人的喜欢更重要。俄罗斯艺术批评家爱森斯坦指出墨西哥壁画绝妙地证明“一个真正卓越的艺术家首先是伟大的社会思想家及其对伟大思想深信不疑的表现者,这种信念愈强,这个艺术家就愈伟大” 作为一位致力于公共艺术创作的艺术家而言,不仅要考虑自己的作品与公共环境的需要相吻合,还要使作品服从公众的审美需要,甚至迎合公众的审美习惯与情感诉求,更重要的是肩负着一种社会使命感与责任感,去传达人类至真至纯的崇高情感。

(一)公共艺术设计应传达人类社会和平与发展的主题精神。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际,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这也是公共艺术设计应传达的主旨和意义。

(二)公共艺术应传达民主化、平民化的人文关怀。

公共艺术是现代民主社会的产物,它的第一要义就是让艺术走出博物馆,走出艺术家的工作室、走出高等院校,而直接进入公共空间,进入公共生活,成为公众生活的一部分,这是公共艺术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公共艺术设计的大众化、平民化,是现代设计的本质所在,也是现代设计所要追求的目标。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是因为自现代文明以来所倡导的自由、民主、平等思想,体现了人类的本质要求。只有在这些思想指导下的艺术设计,并体现这些思想的艺术设计,才是最先进的设计,也是最符合时代要求的设计。

公共艺术设计的民主化、平民化的传达就是让公共大众感受到公共空间的美好。它不是概念、不是标榜、不是象征,而是实现人文关怀的福祉。

四、结语

“公共性”是公共艺术设计中具有内在规定性的本质属性,是公共艺术设计的核心和灵魂。公共艺术设计的公共性实现,公共大众是公共艺术设计使用和评判的主体,是公共艺术设计的最终目的,只有充分反映公共大众的意志和审美,传达民主化、平民化的人文关怀的“公共精神”才能实现公共艺术设计的“公共性”。也只有实现了“公共性”,公共艺术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共艺术。

第三篇：中华民族地区公共政策研究调研报告

中华民族地区公共政策研究调研报告

中华民族地区公共政策研究课题，根据课题研究的需要，分别分为中华民族地区公共经济政策研究组（含扶贫政策组）、文化政策研究组、人口政策研究组、教育政策研究组、公共危机研究组、公共卫生政策研究组。署期调研的组中，文化政策研究组尚未出去，人口政策研究组主要选点为云南省，其余各组均选择广西壮族自治区。

广西调研组中，其中经济政策组、公共危机政策组、公共卫生政策组与环保政策研究为共同一起调研，而教育政策研究组也是以广西为主进行调研，但其调研活动独立完成。

调研组于2006年7月19日到达南宁，从20日开始，调研工作主要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先后与广西民委政策研究室、广西自治区区政府政策研究室、区党委政策研究室进行座谈，收集相关课题相关资料；第二阶段，根据总体调研情况并按课题组研究的需要分别到厅局进行调研，其中经济政策组先后到了区经委、发改委、区扶贫办进行访谈调研；公共危机研究组到了公共预警中心；环境政策研究组到环保局；公共卫生政策研究组到卫生局等单位进一步归口调研；第三阶段，根据相关资料研究后，再选择政策点进一步调研。各组研究情况具体如下：

一、经济政策研究组

经济政策研究组的调研活动主要包括：以广西民族自治区作为民族公共政策（经济政策）为调研对象，从经济政策制订程序，经济政策执行过程，经济政策执行效益，经济政策制定者，执行者，受益者及社会群体对政策的认知程度研究内容的角度，选取了政府经济政策研究部门，政策制定部门和政策的执行部门作为调研重点；并选取了对经济政策运作较好的典型企业-平果铝作为政策受惠对象进行调研活动。

（一）收集各地政策性文件、历史年鉴，总结，有关领导的重要讲话、标准等材料；各地经济政策实施的工作总结、经验介绍等。具体有：百色工业发展规划；百色投资优惠政策；曹伯纯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发言；广西百色市 1 工业立市；广西民族团结情况汇报（龙毅）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关于贯彻落实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情况汇报等

（二）谈主要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简要介绍近年来区委、区政府贯彻，制定，实施经济政策所采取的政策措施、取得的成绩、存在的问题以及建议对策。

2、经济政策直接惠及者的访谈内容：简要情况介绍（企业规模、企业效益等）、对某项经济政策的认知，评价以及建议。

3、政策间接惠及者主要访谈内容：了解当地群众对某项政策了解或企业对当地经济或其它各方面的促进作用。对某项经济政策的认知，评价以及建议。

（三）经济政策制订、执行、评价基本内容

1、经济政策制订过程：

（1）由各级政策研究室（区委，市委，县党委办公室）牵头，联合各部门（发改委，财政厅，经委，民主党派等），进行某项政策制定前的调查研究，然后通过对各部门，领导，基层干部的访谈，来反复论证。

（2）对于一些具有较宽社会层面的政策，举行各级听证会（区，市，县），深入调查，咨询论证，充分征求意见，不断完善政策决策规则。

（3）当收集的意见非常充分后，再政策研究室不断修改完善，汇总再上交政府办公室。

（4）最后由党委办公室研究研究，以决定，规定或意见等条文签发。

2、经济政策执行过程：

经济政策贯彻执行主要体现在下面三个方面：（1）首先是理解，学习出台政策

通过主管部门开会，党校举办学习培训班，政府相关部门出台各政策的实施规则等方式来加大对政策的理解和认识，一般是由组织部组织，而党校或相应部门执行。

（2）第二步是跟踪和督察

由省委办公厅，政府办公厅来主持，进行调查，总结，典型示范等方式，来修改和微调政策。

（3）在全面推行某项政策之前，都有试点来运作。

3、经济政策执行效果

2（1）取得的成效：兴办富农政策、人口较少民族扶持政策、大会战（基础设施建设）、民贸，民品政策

（2）存在的问题：

第一、政府职能部门条块分割，即各部门利益条款分割，使得各部门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对其他部门利益的协调力度很弱，如国务院号召其他部门去协助22个人口较少民族的发展的扶持政策，涉及到水，电，交通等相关部门，由于没有得到相应有力的支持，而执行不好。

第二、有些政策缺乏有效性，如免税政策中，免得是地方税，中央的税没有任何优惠，这样挫败地方政府对政策贯彻实施的积极性。贷款政策没有很好的惠及民营企业。

第三、相关政策，而且通过制定，培训等方式，对政策有相应的认识，但缺乏执行力，对执行过程了解很少。

第四、政策的执行约束机制不完善，当需用法律来解决某些政策问题，也就表明公共政策原有的地位和效益缺失了。

第五、政策评估很少涉及，最多也只是领导直接做出评估，没有其他相关主体来实施政策评估。

主要原因是评估资料和经费的缺乏，政策评估缺乏影响力,评估的结论往往不被有关部门所重视，政策执行者与评估者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较大，政策运行的各有关人员会基于自身的利益而阻挠或反对政策评价的进行等。

二、扶贫经济政策研究组

中国扶贫政策从八十年代开始，经1994年提出和实施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从2001年开始，国家制定和实施了《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国家扶贫的基本政策是：满足贫困地区经济增长和扶贫双重目标、坚持以项目为中心的开发式扶贫、采用区域瞄准方式和推动政府主导下的全社会扶贫。为了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200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关于加强民族工作，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同年，国务院通过了《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以及《少数民族事业“十一五规划”》《兴边富农十一五规划》等，这些规划的实施将对于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民族地区扶贫经济政策的署期调研活动主要分为两个地方进行，一是以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扶贫政策实施状况调查，一是以湖南省慈利县民族乡实地调查进行，通过本次实地调研活动，增强了对扶贫经济政策在民族地区实施的一些情况的了解。

第一部分：广西扶贫政策实施情况调研

广西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边疆省区，全区设14个地级市，110个县。世居少数民族有壮、瑶、苗、侗、仫佬、毛南、彝、水、京、仡佬等11个，2005年末全区总人口4925万,少数民族人口38%。扶贫政策研究组先后走访了广西民委、区政府扶贫办进行调研，收集相关资料，形成了以下调研的基本内容：

（一）广西整体扶贫的状况

广西从2001年开始，根据国家扶贫纲要的要求确立了以28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4060个贫困村为主战场，以农村未解决温饱和低收入贫困人口为扶持对象，以新阶段扶贫开发规划为基础，以扶贫项目为载体，以县为基本责任单位，以增加群众收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生态环境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为工作重点，以全面开、综合治理、加快推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就。

1、农民人均纯收入持续增加，贫困人逐年下降。28年国家扶贫重点县农民人均纯收入由2000年的1176元增加到2005年的1782元。4060个贫困村农民人均纯收入由2000年的1058元增加到2005年的1558元。全区农村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由2000年底150万人下降到2005年底的86万人。

2、基础设施和生态建设得到加强，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全区贫困村四级公路和通自然村道路4.12万公里。在贫困村建沼气池76万座。解决了270多万人的饮水问题。

3、优势产业得到发展，群众稳定增收的基础增强。全区通过各种途径投入各种扶贫资金30亿元，扶持贫困地区进行产业结构调整，通过科技扶贫引导、龙头企业带动、到户贷款推动，有力地促进了了贫困地区产业发展，全区新建、续建有区域特色和优势力的水果、经济作物、桑蚕、药材、香料等一批生产基耷，实施科技扶贫项目360个，培植了68个广西或国家龙头企业。

4、异地安置人口达23多万人。按照“一本”（户口本）、“两证”（土地承 4 包证、房屋证）、“三通”（通水、通电、通路）、“四有”（有稳定的收入来源、看病地方、上学地方和管理机构）的要求，对安置场点的基础设施进行了建设。

5、外资扶贫跃上新台阶。五年来，从国外引入2.363亿元用于扶贫。

（二）广西扶贫政策实施的主要特点

1、扶贫参与机构与资金多元化：国家财政资金扶贫、国家民委专项资金、外资扶贫资金、民间资金等多种资金。

2、扶贫模式发生根本性变化：由救济式扶贫向开发式扶贫转变；由单项式扶贫向整村推进扶贫方式转变；由只注重单项开发到注重环境保护综合治理方式转变；由财政扶贫向小额信贷再向项目多重产权综合扶贫转变。

3、广西扶贫政策的实施与整个广西经济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包括：将广西扶贫政策与广西十五、十一五规划发展有机形成一个整体。如“十五”期间所实施的“边境基础设施大会战”与“兴边富农”政策相配套、“东、巴、风”革命老区基础设施大会战、沿海地区基础设施大会战，在促进广西整体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促进贫困地区经济的发展。

（三）本次广西调研的不足

本次调调研活动尚未实施入户调查，所收集的资料主要是二手资料。

第二部分：湖南省慈利县民族乡扶贫调研情况

一、湖南省慈利县概况：

位于湖南省西北部澧水中游，直属张家界市。属于武陵山脉东部余脉向洞庭湖冲击平原过渡的农林牧综合农业区，总人口67万，有7个民族乡。

二、调查情况

本次调查的两个主题是整村推进扶贫和和谐新农村的建设，所以此次考察选择了高峰民族乡，许家坊民族乡，甘堰民族乡等三个民族乡，通过调查问卷和同村干部座谈等方法对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公共事业管理和经济发展情况，以及教育普及情况做了一定的调查研究。

在上述调研的基础之上，就慈利县的农村电气化、水电开发和新农村建设进行了深入的个案调查。

三、民族地区人口政策研究组调研情况

8月4号至14号，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公共政策课题组人口政策分组申喜连、杨灿、王远三人对云南的多个地区的多个少数民族近年来少数民族人口政策的实施状况、取得的成绩、存在的问题、改革的方向进行了调研。调研组先后走访了：云南民委、云南省人口与生育委员会、并专程对达达迪庆藏族自治州和丽江市人口政策进行了调研。调查的主要内容包括：

1、云南省计划生育委员会更名为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之后，有了重大的职责调整，具体是：继续承担原省计划生育委员会的职责；加强对全省人口规模、趋势、素质、结构、迁移等人口和计划生育重大问题的综合性、前瞻性研究，推动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综合治理，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职能；增加制定人口发展规划和政策；负责与计划生育相关的人口统计、信息化建设与管理工作；协调有关部门做好优生优育、出生人口性别比治理；促进生殖健康产业发展职责。

云南省人口与计生委在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方面取得的成绩、经验以及十一五期间的工作目标。了解到云南省的计划生育政策为“一二三”，其中比较特殊的是“三孩”政策，针对以下两种情况的少数民族农业人口：（1）夫妻双方都是居住在边境村民委员会辖区内的少数民族；（2）夫妻双方或者一方是独龙族等7个人口特少民族的。进一步了解了“奖优免补”政策的实施情况，以及十一五期间，省人口与计生工作的重点将是在政策稳定的基础上谋求过渡，并关注艾滋病问题、出生缺陷干预、关爱女孩等重点。（3）云南省从2000年起，率先创新并实行了“奖优免补”的对生育独生子女的农业家庭的鼓励措施，在全省范围内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也为全国提供了一个可供学习的范例。

3、在教育方面，贯彻“两免一补”政策，对小学实行“三免费”，现在正进行对于高中的教育政策改革，在双语教育方面也有很大成绩。省民委配合人口与计生委，将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编译为民族文字、招贴画等，作好宣传与沟通工作。

4、地方调研活动情况：

（1）到迪庆藏族自治州了解到关于重男轻女、多生超生问题在少数民族(主要是傣族，占全州人口的33%)中不普遍，反而汉族较之严重。此外，就老龄化 问题、外出务工人口问题、贩卖人口问题及人口政策及执行情况进行了调研。之后并对迪庆州哈马谷村进行访谈并作问卷调查；还到迪庆州香格里拉县统战部和丽江市计生委作了访谈调研。

（2）大理州调研。大理州在全国少数民族自治州中计生工作排名第一位，2005年末，全州总人口342.96万人，其中少数民族人口占一半，白族人口占三分之一，人口出生率为12.10‰，人口自然增长率为6.55‰。大理的人口计生工作中突出的成就和创新试点有：第一，大理州不向所辖市县下达结扎指标，实行自愿，联合国和国家计生委在大理州祥云县进行育龄妇女自愿选择避孕方式的试点；第二，合同管理：在生育一孩的农村育龄夫妇中签订《生育间隔合同》，为农村办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父母签订《终身只生育一个孩子合同》，在生育二孩的育龄夫妇中签订《落实避孕节育措施合同》，在外出已婚育龄妇女中签订《流出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合同》，在流入人口中签订《流入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合同》，由房屋出租户、用工者与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签订《协助管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合同》，家庭通过计生宣传员与人口计生部门签订合同，提交押金交由银行，合同期根据妇女育龄、生育情况决定，合同期满返还押金，而政府则做好对计划生育工作的知情权、避孕节育的知情选择权、生殖健康、医疗保障等优质服务的工作。

四、公共卫生政策研究组调研情况：

公共卫生政策研究在了解广西基本政策的基础上，先后到：自治区移民局听取贾晔处长关于库区移民的问题。到自治区卫生厅谢平处长了解广西农村医疗合作情况。到自治区社会保障厅听取袁处长关于自治区大学生就业的相关政策。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

中华民族地区公共政策研究课题组

2006年8月

第四篇：公共管理包含着两方面要素：管理性与公共性（精选）

” 公共管理包含着两方面要素：管理性与公共性。

从管理性分析，法约尔等早就指出，为实现管理中高效，需要通过“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等手段，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这样，“管理是通过计划、组织、控制、激励、和领导等环节来协调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以期更好地达到组织目标的过程。”毫无疑问，公共管理中需要研究计划、组织、控制等问题。

从公共性分析，对社会公共事务实施管理的主体（政府与非政府公共组织），他们拥有着公共权力，承担着与企业目标不同的公共责任。这些目标是有效公平地向民众提供公共产品（服务），维护社会的公共秩序。为了实现目标，公共组织需要不断制订与实施可以有效增进与公平分配社会公共利益的公共政策（广义）。为了保证达到这些目的，需要强化公共监督，倡导高尚的公共道德。因此，对公共管理可从两方面定义：

从区别企业管理与各种形式的私域管理出发，公共管理可以定义为：“公共管理是政府与非政府公共组织所进行的、不以营利为目的，旨在追求有效地增进与公平地分配社会公共利益的调控活动。”定义的前半部是区别企业管理，定义的后半部是区别非企业化的私域中一切形式的管理。

从公共管理所包括的基本内容出发，公共管理可以定义为：“公共管理是政府与非政府公共组织，在运用所拥有的公共权力，处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过程中，在维护、增进与分配公共利益，以及向民众提供所需的公共产品（服务）所进行的管理活动。

第五篇：关于浅析伦理学中的因果性困境的论文

一、道德实践中的因果性

关于伦理学是否具有科学性这一问题，一直以来在西方哲学发展史中颇具争议。对伦理学提出科学性的质疑，是由于哲学家们发现因果性在道德实践与自然科学两大领域中呈现出不同的形式，道德实践中的因果关系似乎并不具有一种一一对应的确定性。早在18世纪，休谟曾提出对于因果关系的怀疑，处于神学边缘的自然科学面对休谟关于这种可靠性的诘问，并没有给出很好的解释。而康德作为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要为自然科学的发展铺平道路，就必须回答休谟的因果难题。于是康德提出了“人为自然立法”的观念，他认为人类对因果联系的把握源自于自身的先验能力，并非像休谟所说的因果关系仅是一种经验性的重复，在自然科学领域内，人类知性通过遵循因果法则的先验性来把握自然规律，这是科学命题具有真理性的前提。正因如此，康德断言自然领域遵循的是一种严格的决定论。因果关系和决定论这一古老的宗教话题在康德那里成为一切科学可能性的基础。

康德同时认为，人类不能在实践领域(道德实践)采取和自然科学领域同一种思维模式，即因果思维的模式。他认为人类实践领域的终极目的是自由，而自由的实现需要满足非决定性、非经验性、非目的性、非因果性、自我立法这样几个条件，因此实践领域必须要拒斥自然科学式的因果规律。康德说：“实践法则单单关涉意志，而并不顾及通过意志的因果性成就了什么，并且人们可以不顾后者(因为属于感性世界)而保持法则的纯粹。”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康德划分这两个领域的标准就在于判断其是否具有因果性。

但是康德在道德领域中的绝对义务论其实仅是一种理想的道德范式，他的目标在于使道德活动可以脱离因果和动机的束缚而自由立法。正因如此，康德的伦理学存在严重的形式主义倾向。去掉任何形式的因果性道德行为还能不能发生，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这使得康德伦理学在后期遭到“无法行动”的诟病，马克斯·舍勒甚至认为康德形式主义伦理学比功利主义更具危害性。因此在康德之后，费希特也力主一种“行动主义”伦理学。

事实上，人类的实践活动无法从根本上摆脱因果性范式，不管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行为首先都需要一个动机和理由。既然道德也在建构某种“因果关系”，却为何没有呈现出科学必然性的样态，相反道德的相对性和两难性倒是常态? 这种现象的造成不仅源于实践生活“一因多果”的不确定性特征，而且源于人类道德因果性思维本身。因为将因果性运用于伦理学起码会面临以下三个逻辑诘难。

一是以果为因的问题。事实上，历史上的道德哲学都有这样的困境。以近代英国功利主义伦理学为例，其声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伦理学最根本的实践原则，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一原则既是功利主义道德行为企望达到的“结果”，同时该原则也是道德行为发生的动机(原因)，这就造成了一种以果为因的悖论。

再以休谟的因果模型“太阳晒，石头热”为例，如果“A B”为一组因果关系，A为原因，即“太阳晒”，B为结果，即“石头热”，那么A和B是在时间上前后相继的两个不同的事件，所以恰恰因为A B，且A、B 前后连接，这组因果关系的推理才是有效的(在经验中前后相继的两个事件不可能相同，所以A不可能等于B)，这是自然科学中因果关系的推理模式。在伦理学中情况就会不同，如果将B置换成“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则“A ‘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因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功利主义伦理学要实现的目标(结果)，所以将其置于结果B的位置上。问题在于，A(道德发生的原因)是什么? 此时我们发现其实A(道德发生的原因)也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因为所有的目的论伦理学都是以所欲实现的道德理想(结果)来驱使个体行动的。所以在道德因果关系的推理中A=B，原因=结果，道德行为的原因和结果都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置换成“快乐”“实用”等伦理学概念也是一样的。

二是道德命题与因果在时间序列上的不共时性。如上所述，道德命题以果为因，也就是说道德行为是以将来可能会发生，而尚未发生的事件作为原因，这是所有目的论伦理学的理论范式。再以自然科学的因果命题作为参照，自然科学的推理是从已知的条件(原因)中推论出结果，所以原因的真实性就决定了结论的成立与否。但道德命题的原因是将来可能发生的事件，如帮助老人可能会获得称赞和荣誉，这也就是说道德命题没有一个确定性的推论前提。

三是道德命题的因果具有形式上的差异性。道德命题本身是应然性命题，即以“应该”的形式来表达，但其原因往往都是陈述性命题。以“我应该帮助他人”这一道德命题为例，它本身是应然的，但我们把这个命题置于以下推论之中，就会发现他的动机和结果都是陈述性的。如：

前提一：因为他“是”好人。

前提二：因为他“是”需要我帮助的。

前提三：因为他“是”无法自己解决此困境的。

结论：所以我“应该”帮助他。对于这个结论的得出，我们可以设置很多前提，但是我们会发现作为道德原因的“前提”全都是陈述性的，它以“是”为谓词，而所要推出的结论却是应然性的。而且所有前提性的表述中，我们都以“他”者的“是”来言说“我”的道德动机，即从对客体的陈述性说明来推证出主体的应然性的结论，这在逻辑上也是困难的。

根据以上结论，我们可以发现伦理学中的因果性困境在于以因果思维来主导道德行为，这和康德对目的论的批判是相似的。而这种伦理学困境在实际的伦理问题中表现在两个方面，即“是与应该”的因果性困难和“德福关系”的因果性困难，下面就这两个问题分而论之。

二、“是和应该”的因果性困境

“是和应该”的问题是分析哲学背景下的伦理学问题，分析哲学或分析伦理学着力分析伦理学的概念、判断及命令表达的逻辑关系、功能、证明，该伦理学派又被称之为“元伦理学”，而“是和应该”之间的逻辑问题可以说是元伦理学的核心问题。“是和应该”问题虽说在逻辑推论上存在悖论，但却能够很自然地被人们运用到日常的道德实践中去。

最早通过“是和应该”的命题模式对伦理学展开怀疑的是休谟。他在《人性论》中说：“我遇到的不再是命题中通常的是与不是等联系词，而是没有一个命题不是由一个‘应该’或一个‘不应该’联系起来的，这个变化虽然是不知不觉的，却有着重大的关系。因为这个‘应该’与‘不应该’既然表示一种新的关系或肯定，所以就必须加以论述和说明;同时对于这种似乎完全不可思议的事情，即这个新关系如何可能由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些关系推出来的，也应该指出理由加以说明。” 休谟所困惑的“这些新关系如何由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些关系推出来的”，简言之，就是指“应该”或“不应该”的判断是如何由“是”或关于“事实”的命题推论出来的，这个问题被称之为“休谟困难”。此困难的实质在于“是”或“事实”都是陈述性的命题，表示一种实然性的表达，而“应该”则表达对道德或善的期待和要求，具有一定的情感性和理想性意义。两者是不同性质的命题，要把后者以前者为前提推论出来，并构成一种有效的因果关系是困难的。

摩尔将此问题转换为善的不可定义性问题。他说：“正像绝不能向一个事先不知道它的人，阐明什么是黄色一样，你不能向他阐明什么是善的……许多哲学家们认为：当他们说出这些别的性质时，他们实际上就是在给‘善的’下定义;并且认为：‘这些性质并不是真正是别的，而是跟善性绝对完全相同的东西。’ 我打算把这种见解叫做‘ 自然主义谬误’。”摩尔在这里所说的“别的性质”其实就是指区别于善本身的其他性质，如快乐，幸福等。以“别的性质”来定义善就是说将不同于“善”的其他事物当作“善”。而在伦理学上，“善”其实就意味着“应该”做某事，但是“别的性质” 毕竟不同于“善的”性质，因为“善”像颜色一样具有不可定义性，那么就面临着怎样由“别的性质”推论出“应该”的问题，所以摩尔将不加分析地就把“别的性质”等同于“善”的做法称之为“自然主义谬误”。

在摩尔看来，之前的伦理学都面临一个问题，即何者为“善”的问题。然而“善”是相对的，对“善”的定义只会使该问题本身成为伦理学的独断论现象。无论以快乐定义“善”，或是以幸福、德行定义“善”，都无法解决一个问题，即“善”中包含的“应然性”问题。因为如果以快乐或幸福定义“善”，但又无法从快乐或幸福中推论出人的应然性行为，那么这种对“善”的定义就是错误的。从“做某事使我快乐推论出我‘应该’做某事”，这种推理是存在逻辑问题的。摩尔认为这就是以往伦理学面临的一个逻辑困境。

如果将“是和应该”的困难放置在形式逻辑的分析之中，我们可以发现其根本的逻辑问题在于一种“因果逻辑”的误用，即以事实陈述为原因，而以“应该”为结果。黑尔(Hare)说：“如果一组前提中不包含至少一个祈使句，则我们不能从这组前提中有效地引出任何祈使句结论。”他举例如下。大前提：把全部箱子搬到车站去。

小前提：这是其中一个箱子。

结论：把这只箱子搬到车站去。

这组命令式推论之所以成立在于大前提本身就是一个祈使句，所以作为结果的祈使句命令就合理了。也就是说在大前提和小前提中，必须有一个是表达命令式的祈使句，如果两个前提都是陈述句，那么结论中无法形成任何判断或命令，更遑论“应然性”判断了。这也可以从上文“帮助他人”的道德推论中看出梗概。所以从“是”推论出“应该”在逻辑上存在问题，以因果性思维处理“是”和“应该”的问题是存在逻辑困境的。

对于这个问题，摩尔的解决方式类似于康德，即不以任何目的性的动机来定义“善”。但他不同于康德的地方在于他把“善”最终定义为一种直觉，也就是伦理学上的直觉主义。直觉主义把道德行为的全部原因诉诸直觉，即个体对“善”或责任的直觉。直觉主义之所以可以取消“是和应该”的因果性困境，是因为它不再为道德行为寻找一个实践性目的，毋宁说道德的全部动机仅在于内心对“善” 或“应该”的直觉，这样在道德行为发生的时间序列上，动机(直觉)便先于结果(道德善行)，也不再有“是”和“应该”不同质的问题。但是直觉主义面临的困境是显然的：一是道德直觉的根据是什么? 来自先天的道德感知能力或者是基于经验的道德敏感? 二是道德直觉的可靠性问题。所以直觉主义直接导致了情感主义的诞生，道德实践走向了极端个人主义的道路。

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普特南在其《无本体论的伦理学》一书中，对伦理学长期以来的“自然主义问题”表述了一种基于实证主义的观点，即人不是从存在中推论出应然性的道德法则，而是先有既定的道德法则，然后为此法则寻求一种存在论的论证，即道德规范是现成的，它可能来自长期经验的约定，也可能来自其他原因，但规范的可能性来源已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对该规范的解释力。所以出现了以天道、人性、幸福等形式来解释现成的道德法则的状态。那么替这个结果(现成道德法则)寻找原因(实然性说明)就演化成了道德本体论解释(ontologicalinterpretation)。赵汀阳其实持相似观点，他说：“既然不可能有一种高于存在论的根据，只能去发现存在的目的。” 即为“oughttobe”寻找一个“to?be”的解释。二人的观点虽然在一定意义上完善了伦理学的因果形式性，将道德规范看作现成结果，然后为结果寻找一个所以然的原因。但实质上是通过道德因果的反向推理来替换“实然和应然”本身的逻辑问题，这实际上是首先承认了道德命题的非因果性或非逻辑性。

三、因果语境下的德福关系

德福关系是伦理学创建以来一直留存的一个问题。德福问题反映出人类对道德完满性的期待，以至这个问题在宗教里可以自然而然地演变为“因果报应论”。樊浩说：“德行与幸福必须‘被思想为’联系在一起的，‘甚至思想为原因和结果的连接’，即善恶因果律。原因很简单也很彻底，因为它关涉实践的善!”所谓“德行与幸福被思想为原因和结果的连接”即是说在道德推理中，以德行为原因，以幸福为期望达到的结果。

“德福一致”的真正困难在于人们企图对二者建立一种客观必然联系。如果把道德和幸福看作两个独立的范畴，那么两者是两种独立相异的精神现象。从本质上来讲，道德具有利他性，所以道德行为要求一种财物或精神上的付出，而幸福往往意味着某种获得或满足，它是一种欲求得到满足的主观感受，但由于个体欲求的复杂性，道德行为和幸福之间很难确立客观联结的统一性。在因果语境下，人们习惯于以个体道德行为为因，以幸福为果报。如上文所述，在道德实践中，人们往往把未来可能发生的“幸福”作为道德的动机，而一旦此关系成立，我们便会形成这样一种推论，即因为行道德之事，所以我们应该获得幸福。但经验中的反例无不提示着这个推论的疏漏。

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许多德行论伦理学家们，在德福问题上通常回避了德福问题本身的困难，将道德与幸福的关系从“享有”幸福转换为“配享”幸福，认为幸福是有德性者才配享有的。亚里士多德说：“所以幸福不在于这类消遣(对愉悦的追求)，而如已说过的，在于合德行的实现活动。”幸福在于合德行的活动，因此道德与幸福之间就有了一种逻辑上的关联。但是这种对于幸福的定义已经转换了德福难题的设定。

在这个问题上，康德认为人类的至善必须包含道德与幸福的一致性。他一方面明确反对将幸福作为道德的动机，但一方面又认为绝对自律的道德法则必须有相应的福报才能算作是至善。可是出于纯粹的善良意志的道德和幸福之间在世间法的维度上必然只能是偶然事件，所以康德在至善的问题上无可奈何地走上了宗教的道路。他说：“只有一个无上的自然原因被认定，并且这个原因具备合乎道德意向的因果性的范围，这个至善在世界上才是可能的。…… 因此，派生的至善(极善的世界)可能性的公设同时就是一个原始的至善的现实性的公设，也就是上帝实存的公设。”于是“德福一致”便成了彼岸世界才能完成的难题。

从法的角度来讲，法律的正义性有一个基本层次的体现，即“使有德者不受戕害”，所以在法律主导的公共领域中，往往以一种普遍的法律正义作为德福联结偶然性的补充。法律好像具有一种使德福主观性上升到普遍性和客观性的效果，因为它不关注道德行为的善，仅关注对恶的强制力，德行和幸福之间的因果性困难就在法律的基础上被转变为“有德者不受戕害”。这虽然保障了社会整体秩序或整体“幸福”的实现，但是所有法律都是建立在道德的相对性、道德与幸福的无规律性上的。由此看来，出于法律的保障无法在逻辑上解决德福因果二元性。所以，德福问题的因果性困难似乎可以看作是一个既成事实。无论在经验中，还是在逻辑上，德福永远都只是偶然的连接，就像对“因果报应” 的期待，它是不具有客观性的。如果幸福不是道德行为的历时态延续，那么伦理学的两大主题，即道德和幸福，将处于分立状态，这是对所有目的论伦理学的一个挑战。

四、日常道德行为与非逻辑因果性

亚里士多德说：“我们不会考虑永恒的东西，如去考虑宇宙，或正方形的对角线和边的不等关系。不会考虑以同一方式运动的事物，无论出于自然的，出于必然的，还是出于其他原因的，例如冬至和日出……因为，这些事情不是我们力所能及的。……

我们能够考虑和决定的，只是在我们能力以内的事情。每一种人所考虑的都是他们可以努力获得的东西。但是，那些既属于我们能力之内又并非永远如此的事情，如医疗或经商上的事情，就需要做考虑……考虑是和多半如此、会发生什么又不确定、其中相关的东西又没有弄清楚的事情联系在一起的。”亚里士多德这段话从“考虑”的角度区分开了人类考虑的限度以及考虑的不同层次。因为在他的伦理学中“考虑”是和“选择”联系在一起的，人的“考虑”是为了做出更合理的“选择”，因此“考虑”的对象不是自然科学的规律，因为自然科学的规律是客观必然的。人能“考虑”的，是从当下的现实出发，可能产生的N 种不同结果的事情，因而考虑的对象是“一因多果”的现实，而这种“一因对应多果”的情况不可能发生在科学领域，只能发生在人的生活实践方面。由此，亚里士多德通过人类“考虑”的限度，区分出自然科学和日常实践的领域。

由此可见，在不同领域内“考虑”应该有不同的应用。换言之，对因果性的应用，应该首先区分出生活实践世界和自然科学世界的差异性，不能完全以科学世界中的因果标准来衡量生活世界中的道德实践。从“是和应该”“德行与幸福”之间存在的非因果性关联来看，伦理学的因果思维不同于自然科学中的因果关系。“是和应该”的困难显示出伦理语境中原因和结果在逻辑上的不统一性;“德福关系”的困难说明目的论道德哲学必须面对“目的”本身的偶然性，即“幸福”相对于道德的不确定性，这两组困难也是分析哲学否定伦理学的科学性的主要原因。

分析哲学认为命题的科学性在于其逻辑形式，即任何日常语言都可以转化为逻辑函项来表达，命题的科学性仅在于各函项之间的关系是否具有逻辑性。但是由上述分析可知，伦理命题往往存在着虚假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说道德推论中的因与果作为命题的两个函项，并不具有逻辑上的必然性。所以这种应然性命题是一种非真命题。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不可能有任何伦理的命题，命题不可能表达高渺玄远的东西。显然，伦理是不可说的，伦理是超验的。”所以罗素、维特根斯坦以及维也纳学派都否认伦理命题的科学性，仅将其视为人类情感的表达。伦理学上的因果性和自然科学的逻辑性就此成为评判两个学科科学性的原则。

伦理学命题和自然科学命题确实在因果性上有不同的性质，把伦理学命题做出因果形式的表达往往是“不合法”的。因此在纯粹逻辑的层面上，伦理学确实算不上逻辑严密的科学，严格的科学命题应该是因中有果的状态，即结果的成立包含在原因的条件之中。但伦理学的这些非科学性特征并不能消除伦理学存在的必要性。相反，正是因为伦理学的非绝对性和非决定性，人们才能在道德实践中发挥自由意志，在自由选择的过程中实现主体价值，因而特西托勒才把这种非必然性称之为“高尚的不确定性”。

正如上文所引樊浩的观点，伦理学中的因果性联系是“想象中的因果”。这种因果联系不似自然科学那般经过实验归纳等程序，因而它不具有确定性，但它在个体实践活动中，依然会根据个体的欲望、经验而发生作用。日常道德实践中起主导作用的恰恰是这种“想象中的因果”。其实，当分析哲学家判定伦理学的非科学性，但同时又不得不承认伦理学存在必要性的时候，就已经肯定了在道德实践中具有一种个体性的非普遍的实践规律，这种规律具有相对性，但又实实在在地发生着作用。这正可以成为伦理学在解答分析哲学对其非科学性做出诘难时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