掘金者:李东升:我与TCL的20年(推荐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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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掘金者:李东升:我与TCL的20年

(此文为TCL集团总裁在华南理工大学的讲演)

我们这一代的大学生,大多数在上大学前都历经磨难、饱经沧桑,因而也造就了我们穷且弥坚、不坠青云之志的优良品格和顽强斗志。我自己也当过几年上山下乡的知青,在艰苦的岁月中,自己虽然身居陋室,却胸怀抱负,时常以“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作为自己的人生座右铭,因此在工余饭后,我常常博览群书。尽管在漫长的十年浩劫中几乎荒废了我们的青春,但是我们没有虚度年华,恢复高考制度给了我们新的机遇,使我能够直接从农场考上了大学。我非常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也许是为了把逝去的光阴夺回来,我们大家几乎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到学习中,从宿舍到教室、图书馆和食堂,基本上是四点一线,无暇顾及其他。在我们对学业孜孜以求、学犹未尽之时,四年的学习生涯便匆匆而过,我们也各奔东西,走上了各自的工作岗位。如今一眨眼便过了20年,抚今追昔,令人感慨万千!

我曾经以陈景润作为我的志向和追求,因为从小学到中学,我的考试成绩在全年级经常拿第一,我希望在大学的专业教育中也能出类拔萃,但是上大学后,我发现比我强的人很多,我的成绩只处在中等水平,特别是第二个学期的一场疾病更使我在学习中明显感到力不从心。同学们或许还记得我在毕业时没有报考研究生,因为我已意识到了在专业上追求更高的造诣不是我力所能及的,我于是做了一个更为务实的选择--回到自己的家乡做一些实实在在的实事。我当时并没有想过有朝一日我会成为中国一家大型电子企业集团的总裁,我给自己的第一个目标定位只是当好一名工程师。毕业时我被分配到了政府机关,但是我没有去报到,而是要求到企业去。惠州市的电子工业当时非常落后,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家工厂,最后我选择了一家刚创办不久的外资厂,也就是TCL集团的前身--TTK家庭电器有限公司,做一名技术员,我是公司的第43名员工,从而使我有机会与公司的同事一起参加了这家公司创立的过程。我的第一个职务是车间的技术员,责任是负责修理车间里的设备,管我的是一位比我小两岁的一位车间女工--生产线长。

刚毕业的头两年,我是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虽说当时公司的规模很小,但我是全力以赴地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那段时间,我几乎每天晚上都回到公司,一边读书一边值班,我们当时是实行两班倒,一直开工到晚上12点,我是上正班,但是有什么问题都是随叫随到,也没有什么计较。凭着这种踏踏实实的作风和对工作的执着,赢得了大家的认同和好感。一年之后,我们筹建了磁带铺带车间,引进一套50万美元的铺带设备,就把我抽调去当筹建小组的负责人,率领一批完全不懂技术的新工人在外国工程师的帮助下把这套设备安装起来。经过半年炼狱似的工作,终于使这套设备顺利地运行,我的能力也得到了较好的提升,并成为车间的副主任。

我的事业的另一个机会是在我工作两年多以后,公司需要选派一名年轻的干部到香港搞业务,我被选上了。1984年公司派我到香港负责海外业务联系、原材料采购和订单销售,慢慢地开始从事管理工作,在管理工作中使我有机会接触外面各类商业伙伴以及业内的同行,这对我的帮助都很大。1985年,公司开始发展第二个项目--TCL电话机,由于是我负责引进这个项目,因此,这个项目投产后不久,我幸运地被任命为这个企业的总经理,当时我只有28岁。尽管这个职务是在诸多掣肘之下行使职权,但是却是我第一份能够独立承担责任的工作。从毕业到当一个企业的总经理,速度之快超乎我的意料。当时我的工作压力也非常大,晚上睡觉做梦都想着公司的事情。我这个总经理才做了不到一年,就感觉难以干下去了,幸好当时我有一位好的领导,就是现任广州市长林树森,他就建议我先退一步,以后有机会再进两步。于是我从总经理的位置上退下来,调到一家新组建的公司负责外资引进工作。这项工作相对于原来全面的管理一家公司而言,责任比较清晰,目标也比较明确,三年下来我自己学到了很多东西,并为惠州引进了十多个投资项目,我也同时兼任了十家公司的董事,虽然没有负责具体项目的操作,但是项目的前期准备和筹建我都参与了,并且利用这个机会与各种各样的企业主管打交道,有香港的企业、日本的企业、欧洲的企业和台湾的企业,自己也因此得到了很好地学习和锻炼,增长了很多知识,知道怎么样管好一个企业。

回想TCL发展的历程,我有一份自豪感,在自己成长过程中,有一些体会希望与各位同窗分享。

我认为一个人要想成功,首先要有理想和追求,理想能给你带来工作的动力和乐趣,使生活充实和更有意义,但是每个阶段给自己设定的目标必须切合实际及经努力可以达致,不要好高骛远。假如我一开始就定位要做TCL集团的总裁,也许就没有今天的成功,因为你的思想决定了你的心态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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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掘金者:我的创业告白

去年五月始,我与三个伙伴创立了一家小顾问公司,一年半时间里勤劳经营,人员分分合合,业绩上上下下,到目前为止赔了不少钱,而且不知往哪里去。从血泪家史中,与同学们分享一些心得。(我宁可称其为心得,而不是教训,因为痛苦实在是一种养分。)

1、MBA可能是一种障碍

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这可能是几世纪的误导。知识不是力量,如同汽油不是动力。能否产生力量,关键看你是什么人,开的是什么车。在这方面,知识远不如权力甚至美貌来得更为直接。糟糕的是,过多、过早的理论学习会成为一种本能天性的障碍,而懦弱的天性无法驾驭庞大的知识。就好比刚过了儿童期,便只会戴着有色眼镜看世界一样。

以我本人的经历为明证:公司开业之初曾考虑过“客户开发模式”,后来决定在写字楼、车辆、CI等方面进行投资包装,树立专业公司的形象,同时雇佣十余名销售人员进行“扫楼”,直接进入中高端市场。(合伙人当中有两位具备多年的客户资源)。一年半之后,我们意识到了当初的决策有问题,或者说运行一段时间后出现隐患未及时调整。再深入剖析,发现我们似乎违背了商人“量入为出”的基本原则,以及缺乏对市场反应的敏锐嗅觉,不能应时而变。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总之面对问题时,我们(至少我)倾向于用别人教给我们的理论框架分析问题,分析得越透彻越放心,结果可能离本象越远。

我现在相信,任何伟大的决策不会是分析调研的结果。调研再充分,最后的一刹那还是靠直觉。就好比1945年阴霾的日子里艾森豪威尔决定是否登陆,或者李建军描述的孟良固之战一样(真是一篇好文章)。

让我担心的是,长年精于企管理论学习的我们,是否正逐步被戴上一幅眼镜,而逐步放弃自己的商业本能,或喜欢总结理论,在抽象为理论的过程中忽略了事实的全貌。理论学家和实践学家本来就是两路人,我们读很多企业家的自传像韦尔奇,他们的概括逻辑能力都偏弱,不是吗?

几年前的我,对农民企业家多少有些不屑一顾。现在倒觉得,在中国的民营经济发展的萌芽阶段,先富起来的很可能是农民。有点夸张,不过至少农民种庄稼,懂得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办企业非常务实,少些浮躁,心态懂得知足,耐力比较持久。而我们这些城里的“精英人士”呢?看看我们每天接触的那些传媒时尚,口口相传的故事,宣扬的英雄传奇,都是什么样的人物。

没错,这些东西影响了我。当我去年创办公司时,曾预想通过两、三年的经营走上壮大与致富。现在我明白了,这个时间表要大大延长,也许五年,也许十年。我没有准备。我知道了,靠借贷、吸引投资、特殊的政府关系发家会很快,但只有少数人能够那样,不是我们,我们多数人只能像农民这样,一份耕耘,一份收获,甚至要先学会,只耕耘,不收获。

所以我在向农民学习,学习他们的老实、踏实、务实,无论将来是自己创业还是打工。农民播种时要深耕细作,搞经营也一样。想想以前在企业做marketing的时候,方案虽然漂亮,但是否真的有效?至少我没有做过销售,去一线品尝一下建立关系的艰难,也就不能形成对客户真实的体验,再漂亮的方案恐怕也经不起推敲。这样个人发展会十分受限。我现在相信“实践出真知”。一个理财投资专家,假如他自己从未炒股,家庭帐目亦不十分清楚,那千万别相信他;一个社会心理学家,假如他不能妥善处理自己与家人同事的关系,他的书也不要买。(可惜现在社会上这样的专家、作家、学家太多了)。如果我现在回到企业去做营销,我会认真地补上销售这一课,至少要大大加强与客户的直接接触;如果我去做人力资源,我会把许多时间花在与人的交流上,真正去了解他们所思所想;如果我去做企业战略……如果我不能对企业的内在情况、市场情况与竞争对手有直观体验,我还是不要做的好。

我在向农民学习,还包括他们的忧患意识。从我出生到从清华毕业,我其实没遇到过生存的危机,没有品尝过从不被人尊重的逆境中崛起,甚至在高考时都没有“拼命过”,孤注一掷地全心投入。而这种从底层环境锻炼造就的内驱力非常重要。因此上帝非常公正,他给了挣扎于底层的人一种自发向上求生拼搏的意志,同时也给了那些背景优越的人太多的退路,让他们在退路中糜烂了自己的潜力。想来当年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可能也缘于毛主席对此的高瞻远瞩吧。

行业没有贵贱之分,工作没有高低之分。不幸的是,在我创业的时候,我对此的认识很局限,认为自己的方向必然是搞些咨询或新产品开发等。我从来没有想尝试与人合伙开一家汽车修理厂或家政服务公司等。当然理由很充分,前者才能发挥我在理论方面的优势与经验。

其实所有的行业都是一样的,经营都不容易,但一定有钱可赚(否则它为什么会存在?)。所以,一家IT软件公司未必比一家餐馆高雅,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未必比一家生产打火机的厂家赚钱,或者换句话说,一个从事投资银行业务的合伙人未必比一家经营洗脚桑拿的老板更有前途。

相反,正是大批良好背景智商较高的人都去阳春白雪了,所有在那些下里巴人的行业里竞争会少一些,管理的优势可能会凸显一些。举两位成功人士为证:我在新华社的前任领导现在在深圳跟人合伙做牙刷,做了很多品牌牙膏的OEM(附赠牙刷),据说还开发了许多采用新材料、造型新颖的产品;一位以前学美术的朋友在通州开了一家汽修厂,做得不错又买了二十亩地。

以前没有经营“下里巴人”的另一个理论支持是:这些行业接触的人档次太低,无法对话。而现在对此的感受也今非昔比。干任何行业,你都需要面对并征服一些与你生活背景不同的群体。如果我选择干餐饮,我会面对众多从农村招工的姑娘小伙,培训他们的确不易;但是我选择了干房地产策划,却要面对一群号称北京最油的“油条子”们聚集的开发商,适应这些人的交际方式向他们要钱又谈何容易!正是都不容易,方显英雄本色。我的那位曾是画家的汽修厂老板,现在可以轻松在外面应付客户而不需内部管理,一度他的厂子出现危机却有几名铁杆员工坚持要留下来陪他;而我们公司呢,公司一倒,员工早已准备好下家,临走前还不忘记追索欠下的佣金。与他相比我们是失败的。差别在于能力、涵养、待人、留人。无论这件事业是雅是俗,是曲是难,是苦是累,都没有干不好的事业,只有干不好事业的人。而且这种做人、待人再做事的能力需要从基层培养。好比曾庆红,四十多岁以前还处于最基层的单位与工人打交道,但现在运筹大局摆平关系的能力十分出众;而一些从小在深宅大院出来的“太子党”能扶起来的反而有限。

第三篇:掘金者:我是农民?我是CEO!

王跃胜是一个农民,他自己也承认是个农民。别人说他不是一个一般的农民,是个现代的城市农民。他在号称中国“硅谷”的中关村核心地带北京大学南门外开网吧,一开就是18家,而在全国,他开了300家。

王跃胜相信“网络改变命运”这句话,因为他自己已经彻底地被网络改变了命运;王跃胜希望网络能够改变更多人的命运,从他的网吧里,几十万人学会了上网。

据说,飞宇网吧每天的电脑上网率达到23.6小时。大学未放假时,几乎每天可以看到排队等候上网的奇景。现在如果你去北京海淀路北大南墙一段,发现哪儿挤满了自行车,不用抬头,这里的招牌一定是“飞宇”。

采访王跃胜是个周日早上9点,8点59分到达北大小南门,记者刚拍下一张飞宇的门脸照片,突然间,北大南墙的“飞宇网吧”个个大门打开,成千上百个学生、年轻人走出来。

站在“飞宇”总店门口的王跃胜一脸灿烂,“这儿都是在我们早间免费时间上网的学生!”说起7~9点免费上网,王跃胜自豪地说:“每天早上有2000以上的人在我这里学网、用网,我为每天能为中国互联网增加几千网民而高兴。”王跃胜说话时神采飞扬,像个老师。

在采访中,王跃胜那被网络改变的人生一下子展现在我们面前。

在北京三年了,经常有老乡从山西来找我。这不,前几天刚接待了一个,本来我打算去接他,没有想到他竟然自己来了。我问他是怎么找到的,他说,一下火车就买了一张地图,来之前只知道我在北京开了什么飞宇网吧,也不清楚在什么地方,打开地图一看,在地图的左上角,北京大学附近有一条粗粗的横线,上面写着“飞宇网吧一条街”,于是顺路就找来了。

我的老家在山西朔州怀仁县。1978年高中毕业,结果考大学也没有考上。后来自己足足补习了四年,又参加了两次高考,可还是没有考上,我15岁就没了娘,读高中这六年,全靠父亲当爹又当娘,饲养了15只母鸡,卖鸡蛋支撑着。也可能是我的求学运太背了吧,当时父亲无奈之下对我说了八个字:“任其发展,不左右你”。现在看来,我父亲很开明,没有这八个字,我也不会走到现在。

难道一辈子就做这个?

考不上大学,我只能参加工作了。我最初做的是煤矿工人。原以为当上工人,家里便有了依靠,可以前也没干过重体力活,下井才七天,就弄得浑身都是伤。我实在受不了,只好要求到井上工作。矿上给我安排了个新工作:清理马圈,清理煤路。马圈的工作三下两下就搞好了,清理煤路却是一个永远不得闲的工作,因为来往运煤的车辆不时地落下一些石块、煤块,我要做的就是把撒落的煤块捡起来,掉了马上捡,再掉再捡。看着又脏又累又无聊的工作,我当时就问自己:难道一辈子就做这个?

那会儿是1982年,我从父亲那里要了80元钱,又东拼西凑了100多元,总共不到200元吧。现在不是有什么“第一桶金”的说法吗?那就是我的第一桶金了,因为我们朔州那边木材很少,农民造房子缺木材,我就想搞水泥的预制构件应该会有市场。但这点钱远远不够。1983年的春节,我跑到信用社主任家里搞公关,终于答应贷给我800元钱。虽然是800元,按当时的标准其实可算不少了,但也只够买一些生产工具,比如推车、铁锹、平板震荡器和电源线什么的,真到生产预制构件的时候了,却没有钱买材料。一般遇到什么事,我喜欢动脑子多想想:那就干脆上门服务吧,你来买材料,我去加工,现场看着我做,也放心,还能省下运费。

这样干了三年,到1985年底,我手里已经有了7万多元的存款,也有了一个占地六亩的厂子和送货的解放卡车。

那时路上跑运输的车已经很多了,但加油站却没有一个。我觉着搞个卖油的营生应该能赚钱。虽然当时私人不允许经营油料,但我这个人有个特点,就是想好就马上做,不要等到什么都准备好了,那时候再做,机会也就没有了。有了问题在做的过程中再解决也不晚。于是我就在院子里埋上个大铁罐,能储存一吨多油吧,有车来加油,就拎个小桶过去买卖。果然,1992年,私人经营开禁,这时候,我自己的油库里已经有了800吨的储量。

生意是越做越大了,也有了比较可观的收入。但那时候对什么计算机、高科技的认识仍然为零。直到1997年5月,我的公司上了一套电脑管理系统,刚开始也没觉得怎么好使,慢慢地我发现,每月结账的时候,它的作用特别大。以前需要2到3天才能结清的账,计算机十几分钟就解决了,这个东西真好用。有了电脑管理系统,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因为需要维护设备,使用软件,我们那边又没有人懂,一有问题就要往北京跑,太麻烦了。我又想:不如在北京开个公司,找几个高科技人才,办事也方便。还有一点就是,既然我能在怀仁搞出点事,那么到中关村发展行不行,说句时髦的话,也算是体现一下人生价值。

1997年7月我第一次来到了中关村。和现在比较成型的中关村布局不同,那时中关村正在进行一些基础设施的建设,马路都挖开了,在铺设排水管道,也没有这么多高楼大厦,两边都是平房,有一些卖电脑软件的商家。我在北京呆了两个月,几乎走遍了中关村的每个角落,深切地体会到对于电脑软件,我真的是门外汉,再靠当年的苦干是不行了,根本无法立足,我要招兵买马。

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我进了一家网吧,发现里面全是大学生,真羡慕他们,那么精通电脑知识。我想,既然大学生都喜欢去网吧,那我就开一个网吧,既能交朋友,又能找人才。主意一定,我就开始选地方,我去了北大、清华、理工大、北航等学校,发现还是北大这边好,小南门离学生宿舍才几十米,出门就能上网,并且还处于中关村的核心地带,周围辐射清华、人大等,所以就选北大南门了。我的飞宇网吧是1998年2月14日开的业,当时这附近只有我一家,其他全是饭店和美容院。

为什么叫飞宇呢?这个名字还是我在火车上想到的,他们打手机告诉我,公司注册需要一个名字,我提了两个要求,一是小学二年级的学生能够会读会写;二是笔划数不要超过十划,主要是为了好记好认。我想了飞天,飞达,啊,一下想到了飞宇,飞向宇宙,挺好,就选它了。而且呢,飞宇的标志也是我设计的,就是一张纸,把它折了一下,理由是飞宇刚到北京是一张白纸,借助高科技的力量,它飞起来了。

给北大涂个“现代的墙”

前段时间北京晚报上说,北京大学的南墙原是商业一条街,现在由于开了很多网吧,就像有了个“网络墙”,这个现代的“墙”其实就是由我的网吧组成的。现在北大有关方面如果有意把到期退租的门面都交给飞宇,我会全接过来,壮大我的“网络墙”。

刚开业的时候,飞宇只有25台电脑,100多平方米营业面积。我到电信局申请64K专线的时候,电信的人就和我说,现在上网的人不多,太超前了,要小心啊,可我还是看好网络的发展,就毫不犹豫地申请了。

开网吧那会儿,也是比较胆大,因为还没有网吧管理的规定,工商局也经常来查。我们注册的技术公司,就说是在搞电脑培训。北京人的素质都很高,也比较理解,后来有了规定,我们才有了经营网吧的执照。想到了好主意,我一定马上实行,就像我办加油站那样。

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有着农村人的朴实。就像我开始做预制构件时靠以诚取胜那样,对网民也是如此。以前在别处,有很多网吧都是先交押金,后上网。可在我这里,任何一个来上网的,都是先上网,后交钱,就像到饭店吃饭一样。网民也值得信任,三年了,飞宇从来没有遇到一个不交钱的。

我在每个网吧都安装了IC卡电话,地下的屋子也是提前安装了手机信号增强设备,再有一个就是免费供应纯净水。这个问题,一开始有的员工就有意见,说:“老板,他们都喝纯净水,谁来买饮料啊。”我说,你不能那么想,饮料卖不出去没关系,只要网民多来几次,不就什么都有了?首先你要为网民考虑,网民自然会回报你的。三年来,飞宇一直坚持着把每天7:00到9:00设置为免费上网时间。我的想法是,往往很多人6点多就来了,到了9点呢,他可能还要再呆一会,其他时间呢,他也会过来的。我的网吧现在是24小时营业,不同时段收费不同,地上地下收费不同。

我其实还有一个比较远大的想法:为网络在中国的普及作贡献。现在很多家庭也买了电脑,但远没有发挥它的作用,只是打打字,玩玩游戏。只有中国的网络技术、网站发展了,网络普及了,老百姓都可以上网获得信息、长知识了,电脑、网络的作用才算真正发挥出来。

有的人说,我的网吧已经是中国第一大了。但我不会满足,毕竟我的事业还只是在北京做得不错,我要走出去,下一个目标应该是上海,我已经反复考察过了,马上会有比较大的动作。

我统计了一下,三年来网吧为飞宇收罗了36名北大、清华的计算机系的学生。现在做MAIL2G火得不得了的天正科技开发公司的技术创始人、被很多媒体称作中国盖茨的戚文敏就是我的第一任经理。在中关村,如果没有这36名大学生,我王跃胜什么都干不了。飞宇在开网吧的同时也对专业人才进行培训,三年来共培训网络工程师和技术人员1600多人,遍布全国各地。现在的飞宇公司已经不仅仅是开网吧了,我们已经成为包括网吧街、网站、软件开发、网络技术培训、电脑销售等多个项目在内的企业集团。去年刚成立的软件开发公司,由四名大学生各以5%的股份参与领衔,50万元的投资,当年便有70万元的进账,今年便可达到300多万元。他们开发的一个网吧收费软件,两万元的开发费用,现在通过网络销售,每天可以有4000多元的收入。

有的人说,我的网吧已经是中国第一大了。但我不会满足,毕竟我的事业还只是在北京做得不错,我要走出去,下一个目标应该是上海,我已经反复考察过了,马上会有比较大的动作。

我统计了一下,三年来网吧为飞宇收罗了36名北大、清华的计算机系的学生。现在做MAIL2G火得不得了的天正科技开发公司的技术创始人、被很多媒体称作中国盖茨的戚文敏就是我的第一任经理。在中关村,如果没有这36名大学生,我王跃胜什么都干不了。飞宇在开网吧的同时也对专业人才进行培训,三年来共培训网络工程师和技术人员1600多人,遍布全国各地。现在的飞宇公司已经不仅仅是开网吧了,我们已经成为包括网吧街、网站、软件开发、网络技术培训、电脑销售等多个项目在内的企业集团。去年刚成立的软件开发公司,由四名大学生各以5%的股份参与领衔,50万元的投资,当年便有70万元的进账,今年便可达到300多万元。他们开发的一个网吧收费软件,两万元的开发费用,现在通过网络销售,每天可以有4000多元的收入。

我如今有多少家底?一时间也说不很清,除去散布华北的十多个加油站和老家那个规模相当的建筑构件厂外,中关村那边8000多元一平方米的高档写字楼,我买了三个楼面,再就是加我的这些网吧了。到2000年底,飞宇的上网电脑已经达到了1000台,每天上网人数为1万人。

2000年6月的时候,我的一个想法又给我带来了一笔收入。因为经常在街上看到网站的广告,也不在意。后来觉得大街上,100个人中才有一个网民,而来网吧的每一个都是网民。我的网吧的墙上以前是自己装饰字画,为什么不拉网站的广告呢?我给各大网站发了E-mail,反应很好,很快就把广告位卖出去了。有了这笔收入呢,网民的费用又可以降低了。

飞宇牌上网专用电脑也已经生产出来了。我也不想和联想、长城他们竞争。根据我的了解,上网的电脑不需要太高的配置,今年河南的一家网吧一下就上了300台飞宇电脑。我们自己的网吧飞宇电脑也会越来越多,电脑的生产厂房就在中关村。

现在我在全国开了300家网吧,三年内我的目标是2000家。我要让上万人因此就业,上百万人能在飞宇上网“冲浪”。我的店到现在一直是赢利的,今后的利润更要翻几番。

我是九届人大代表,对团中央的感情也很深。1985年的时候,我是共青团的突击手,当时胡锦涛同志还在团中央,就是他给我发的奖杯。

我希望现在的年轻人啊,有了想法,赶快行动,不要等到一切条件都具备了,那时就晚了。什么事情先做起来,中途遇到问题吗,再慢慢解决。

第四篇:掘金者:“逆流而上”——我的15次成功

我今年66岁,双腿却已残疾64年。这样的残疾人,生存下来已很不容易,还有“成功”可言吗?但是,几十年来,我正是在这种常人看来是不可能的情况下,走了过来,并取得了对我来说的15次成功。

第一次:站了起来

患小儿麻痹症后,我只能爬行。日本投降那年,我已经8岁,仍无法站立。父亲忧虑地说:“站不起来,怎么去上学呢?”

婴幼儿的适应力是极强的。我无论在家中,还是在院里,爬得都很快,很轻松,而要改变却很难。因为一旦拄上双拐,走路时我那条唯一能用上些劲儿的右腿,难以支撑全身重量。

父亲为我做了一双小小的木拐,教我站起来走路。我腋窝被拐杖咯肿了,手也磨破了,尤其是抬起拐杖时,必须支撑全身重量的那条腿,酸疼难忍。但我一声不吭,咬紧牙关,一步,一步,再一步地向前走。

尽管我终生离不开双拐,但我挣脱了一辈子爬行的厄运。

第二次:我有了笔和本子

父亲39岁那年,就因心脏病突发去世。母亲拉扯五个孩子,家中非常困难。一次开学时,我的学费被免交,母亲仍在为无钱给我买学习用品而着急,我高兴地向母亲擎起我的笔和本子-----笔是一截秫秸插入蘸水笔尖,本子是我用旧杂志订成的。母亲见了有点伤心,但这样的“小米加步枪”,并未影响到我的学习成绩,我在班上屡屡考第一名。

第三次:爬上坡顶

架双拐后,我不再爬,但例外的时侯也有。一个早春积雪融化的日子,我去上学(当时家住郊区),在一个陡坡上几次滑倒。看来我是无法走上坡了。我便一边向坡上依次扔上两条拐杖,一边向坡顶爬去。我满身泥水,但终于扶住拐杖在坡顶站了起来。我回头望去,见这样陡的坡我也上来了,心中特别高兴-----我觉得自己不是爬上来,而是飞上来的!后来,我依据此事写了一篇作文,老师送给校长看。校长在作文后面写了一段话勉励我:“……不要让身体的残废束缚了你的发展自由,你是一个有前途,有发展的孩子,在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中,一定有成功在等着你呢……”

第四次:选准目标

高中毕业时,我因身体残疾被拒于大学门外。这对我无疑是“雪上加霜”,但我不甘于沉沦,要为自己选择一个奋斗目标。经过苦苦思索,我决定为孩子们写作。因为早在童年时代,我就读到了许多世界儿童文学名著。我还没想到,中国是世界上孩子最多的国家,儿童文学作家却太少。也许更重要的是,我非常热爱这项事业。于是,我在自学大学中文系和生物系课程的同时,开始为孩子们写作。

如今,45年过去了。我一直沿着这条路在走。我深深感到,我没有半途而废,是因为我当初选择了一条最适于自己发展的道路。

第五次:发表处女作

1959年12月7日,我的处女作《“小伞兵”和“小刺猬”》在《新少年报》上发表。这是我第一次尝试将童话和科学融为一体。后来此文入选多达十种儿童文学,或儿童科学文艺选本,并被选入全国幼师教材。从此,我不断创作科学童话。上世纪八十年代,被有关方面列为“全国科学童话十家”之一。

第六次:当义务校外辅导员

处女作发表后,我的创作并非一帆风顺。相反,一度步入低谷,几乎所有稿件都被一一退回。原因到底是什么?当我明白这是由于我远离了孩子,便决心到孩子们中间去。我不顾行动艰难(那时我连手摇车也没有,只能架拐杖),主动到少年宫,以及家附近的小学担任义务校外辅导员,与孩子们交朋友。从此,我再写作时,便渐渐心里有数,退稿越来越少了。

第七次:“文革”时大量读书

“文革”开始时,我既没有工作,又不能写稿。大量空闲时间做什么?我很想读书,却找不到。大约两年后,一次,我听说道外区图书馆与其他图书馆截然不同,由于已六十岁的老馆员张老师严加保管,加之在冲击图书馆的红卫兵中,许多曾做过该图书馆的小服务员,被张老师成功的劝阻,因此馆藏图书基本保存完好。只是张老师怕被戴上“放毒”的帽子,一本也不敢外借。张老师是个“老倔头”。他极喜下象棋却常没有人与他交战,我便对他发起了“象棋外交”,经常找他下象棋,并帮他写《欧阳海之歌》等新书书评,从而拉近了我们的感情。后来,张老师在我答应“保密”的前提下,允许我用书包装满书籍回家去读。就这样,“文革”期间,我竟有幸读到几百本文学作品,这为我后来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文革”期间,除了读书,为了增强体质,我还从自己身体的具体情况出发,成功地学会了游泳。1968年,我已31岁。5月的一天,我在江心岛的无人处,下到浅水中,发现自己身体的有利条件:由于自小拄双拐,两臂锻炼得健壮有力,且胸部发达,肺活量大,这使我能以臂代腿,而且较易浮起。经过多次尝试和苦练,我创造了“双桨仰泳”(仰泳,用双拐划水),“双拐蛙泳”(蛙泳,单臂挎双拐),“随波逐流”(身体与两拐各自顺流而下,拐杖离远时再逐一“捉”回)等特殊游泳姿势,第二年7月,就穿着全身衣裳,胶鞋,横渡了松花江。1970年7月14日的《哈尔滨日报》,用大半版的篇幅,发表了我的文章《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武装头脑,双腿残废也能横渡松花江》,在哈尔滨市引起了“轰动效应”。从此每年坚持游泳,直到2000年考虑到年龄和身体因素,我才主动停止游泳。学会游泳对我自己也是鼓励,原来,人的潜力如此巨大。应该更好更多地发挥出自己的潜在力量。

第五篇:掘金者:我的创富秘诀——往最深处挖掘自己的财商

(在我很贫穷的时候,我从不悲观,相反,我还充满一个信念,我要将商场最贵重的东西搬回家--本文主人公)

武汉海浪生物乳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何志强曾是一名特困大学生。在大学期间,从未经过商的他靠40元钱起步,很快成为校园“富翁”。他大二时买了房子,大三时又资助11名贫困学生读书,到毕业时,他是拥资数百万的小富哥。

他总结自己的成功秘诀是:因为对财富的渴望,人人都有自己的“财商”。而我把对财富的正常渴望放大,然后从最深处挖掘自己的“财商”,并尽情发挥出来。

让贫穷成为激活财智细胞的动力

1993年8月,何志强从农村考入重庆医科大学。又残又病的父母在奔波了近半个月后,终于东拉西扯借足了学费。父亲饱含热泪地对何志强说:“强儿,除了你的学费,借来的钱恐怕只剩40元了,这就是你大学5年的全部生活费了。原谅父母,我们只能做到这些。”

进入大学的第一天起,何志强就满脑子想着一个问题:我用什么办法赚我的生活费呢?几天的观察和思考后,贺志强在开学的第四天终于迈出了第一步。

何志强发现女大学生们都有一个共同点,早晚餐可以不吃,但水果却不可或缺。何志强看到了一个赚钱的途径,他借钱跑到水果市场批发了几箱水果,搬回宿舍。何志强在校园宿舍楼的布告栏上写下了一个广告:“请到校园X栋X号X室吃水果。”何志强在每栋宿舍楼找了一个老乡,每天把装满水果的水桶送到他的手中帮忙代卖,每晚再去结帐收钱。结果引得女大学生们走马灯似地去“吃自己花钱的水果”,那一个月贺志强足足赚了1000多块钱。为了鼓励老乡们接着干,贺志强每个周来必请老乡们共聚一堂,打个小牙祭。

第一个学期,何志强不仅赚取了生活费,还从贫困生上升成了一个校园老板。这得益于贫穷,是贫穷与饥饿激活了何志强的财智细胞。但又不仅仅是贫穷的动力。因为校园贫困生很多,而何志强却只有一个……

发动别人为我赚钱,是最高明的赚钱法

大一下学期,爱下象棋的何志强在一次比赛中获得了第一名。于是,何志强有幸成为学校象棋协会的会长。谁也没想到,何志强从象棋中又挖出了一个生财的路子。

校象棋协会当时有30多个会员,因资金不足很少活动。何志强自费给每个寝室买了一副象棋,还派会员到每个宿舍传授棋艺。一时间,学校掀起了一股象棋风。预想的气氛达到了。何志强让人写出通告,凡交纳5元会费者,即可成为校象棋协会的会员。于是乎,报名入会者排成了长队。不足两个星期,校象棋协会由30名会员发展壮大为500多个会员。为此,协会筹足了2000多元的会费,棋类活动开展得红红火火。

这次棋协活动,让何志强受益非浅。他彻底地领悟到“欲取之必先予之”的深刻道理。何志强成为校园学子议论的话题。大家对他的财富经褒贬不一。对于这一点,何志强的表白更是让人惊诧不已。他说:“在我很贫穷的时候,我从不悲观,相反,我还充满一个信念,我要将商场最贵重的东西搬回家。”对财富的渴望和追求,让何志强的创业路迈得越来越深入。同时,他发觉自己身上蕴藏的“财商”很发达,只要多动脑子,总能发现赚钱的门路。

大一寒假时,贺志强没有回家,他留在了重庆市内,应聘到一乳业公司做送奶推销员。拿着广告宣传单,提着奶产品,何志强在重庆大街小巷转了三天,人跑得精疲力竭,鞋走得磨去了后跟,可就是一瓶鲜奶没有卖出去。夜深人静,劳累了一天的何志强来到长江边,对着长江亮开嗓子大声吼:“我是何志强--我一定会成功--”那声音在暗夜里久久回荡。为了把握自己的命运,他学会了自己给自己打气壮胆。回到宿舍躺在床上,何志强启动思维,寻找生机。终于,何志强又想到了一招。

第四天,何志强戴着医科大学的校徽来到重庆儿童医院。何志强是儿科专业的大学生,他拿出自己的所学,向每一位过往的家长讲解奶产品的性能与营养,还特别针对胃肠功能较弱的幼儿讲解了一套奶产品的营养保健学。家长们被这位大学生折服了,纷纷订购他的牛奶。那一天,何志强卖掉了300多杯酸奶,赚取纯利润100多元。

第二天,何志强趁热打铁,把公司的宣传海报贴到医院的每个角落后,再次从医学和营养学的角度向过往家长进行解说。这一天,何志强又大获全胜,他共卖掉1000多杯酸奶,赚了300多块钱。

这一年春节,何志强穿着一身笔挺的西装回家了。他给父母和弟弟各买了一套衣服,还给了父母4000多块钱。何志强对父母说:“爸妈,我现在可以赚钱了。”看到上大学只一年儿子的巨大变化,何志强的父母喜上眉梢,庆幸当初让儿子读大学的正确选择。

进入大二,何志强在校园里做出了一连串令人称奇的大举动。在接近暑假前,何志强花3000多元在一家电视台做起了奶品广告,还从学校里请了40多位贫困生做促销员,在全市7个县市进行了宣传。为了稳定促销队伍的人心,何志强自费给他们发了工资,使这批贫困学生也尝到了甜头。

多劳多得。何志强告诉促销人员:每发展一名订户,奖励4元钱。这种“提成”的奖励,一下子激发了促销人员的潜力,有一名贫困学生一天跑10个楼栋订了50户,一天就赚了200元。卖一份奶一个月可赚9元差价,卖两个月何志强分文未进,其中4元给了订奶促销员,5元给了不辞劳苦的送奶工。谁都以为何志强这下子亏大了,可到了第三个月,何志强高兴地哭了,他终于成为最大的赢家,创造出属于自己事业的第一个黄金时期。

何志强从此有了3万多订户,送奶工发展到100多人,而他的利润一个月就达到了人民币10万元。钱多了,何志强的宿舍出现了又一个壮观的风景。一到周末,何志强就请同学帮忙清点上百万元的流动资金。那时候的何志强可风光了,成为重庆大学校园生第一个腰缠万贯的大学生老板。

何志强为了激发自己赚钱的欲望,几乎每星期去重庆百货大楼一次,看看那里最贵的东西是什么,然后带着这个梦想去入眠,等待第二天用行动去创造和圆梦。“圆梦是个好习惯。”何志强常常这样说。

何志强很羡慕那些坐过飞机的人,他不知道坐飞机是什么滋味。于是,他花了300元从重庆坐飞机到成都,然后又返回。他还没住过高级宾馆,又花500多元在一家大宾馆住了一夜。有钱的感觉真好!

关键是炼出一双发现财富的眼

1994年11月,读大二的何志强用自己赚来的钱在重庆市区买了一套二室一厅的房子。他将父母兄弟从乡下接到城里,过上了幸福而又富有的生活。

1995年10月,何志强已成为重庆校园内的名人了,人们不再叫他何志强,而称他为“何老板”了。身为大三学生的何志强理解贫家子弟的艰辛,他主动扶助了11名贫困大学生,每个月给他们150元钱,直到这些贫困学子大学毕业。

为此,何志强成为媒体争相报道的典型,还上过电视台作了一个专题访谈的节目哩!

赚钱的路并不是一帆风顺。何志强成了一个大学生暴发户,因为赚钱他实现了摆脱贫穷的梦想。可由于赚钱对于他来说太容易,他一度陷入极度的自我膨胀之中,以致于荒废了学业,大三那年成了一名留级生。

为此,学校对何志强加强了管理力度,乳业公司也就此收回了市场,连送奶的老乡也欺人太甚,居然卷起巨款不见人迹。何志强第一次陷入了困境。

从不言输是何志强的本性。何志强又瞒着学校,利用手中的资金在重庆市一口气开了9个服装连锁专卖店。幸运的阳光不可能永远照在一个人的身上,这次盲目的投资和扩张,让何志强血本无归,只短短几个月就亏损了20多万元。何志强一下子从生活的浪峰又跌回到谷底。谁碰上这样的情况都会沮丧消沉,可倔强的何志强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似的,甩甩头又开始新一轮的冲浪。

这一年的春节,何志强回老家过年,可他没有了那种风光感,人一下子似乎成熟了许多许多。给爷爷拜年时,爷爷送给了他一句他一生难忘的话语:“满山的麻雀多了,你哪能都捉得完?”爷爷的这句话给了何志强一击,也给了他重新面对生活的启示。他知道,生活是来不得半点冒险和浮躁的,否则,将会前功尽弃。

从此,何志强把更多的时间放在学习上,他知道,作为一名大学生,学习才是他的正业。当然,有正业必有副业,他还是作了两家药业公司的兼职营销顾问,以此赚取生活的开销。

大学生活给了何志强赚钱的灵感和智慧,他在一番挫折后,也终于明白作为一个大学生老板应如何摆正学习与赚钱的位置。

1998年7月,何志强终于要大学毕业了。他来到上海一家单位进行自荐,在逛街时,何志强无意之中发现不少人在排队购买一种多功能电动狗。天生对赚钱有灵感的何志强从人群中挤了进去,他买了一只,花了20元钱。拿着这只电动玩具狗,何志强呆呆地站在那里想着,看着,一个赚钱的想法又冒出来了。

他向店家打听货源,出于自我保护,售货老板不予理睬。从玩具狗的说明书中,何志强终于找到了厂家的电话号码。当何志强打电话让重庆的朋友去做一个市场调查,确信重庆市场没有此类产品时,何志强打消了应聘的想法,立马赶到玩具狗的厂家浙江,以3.5的出厂价一下子订了4万多元的货。

货很快发到了重庆,结果又让何志强大赚了一笔。他以10多元的价格批零给客户,为此,他赚到了10多万元。

1999年8月,何志强放弃了医生职业,完完全全跳入商海了。他说:“我想为自己做一些原创的工作。这种工作能给别人带来收获,也能让自己获得成功。”

2000年9月,何志强成为重庆一家乳业公司的市场总策划,业绩显著,很快受到老总的青睐,当上了副总经理,拥有了自己的股份,还拥有了免费使用的进口轿车和豪华公寓,成功地实现了自己的富翁梦,其身价已过400万。

2001年5月,何志强来到武汉,成为武汉海浪生物乳业有限公司的常务副总经理。2002年11月20日,在武汉市总工会组织的再就业活动中,何志强这个年仅31岁的副总经理坐在了发言台上,他信心十足地说:“年底前,我们要为武汉的下岗职工提供150个送奶工的岗位,明年6月份,我们将再解决1000多个下岗职工的吃饭问题。”

从贫困大学生到百万富翁,短短几年,何志强利用自己的“财智”,用40元钱孵化出4000倍甚至更多的钱,让人们看到了奋斗创造的奇迹。对此,何志强有着自己的告白:“饥饿和贫穷,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一笔财富。因为它让我感受到了压力,压力与动力其实是一对孪生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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