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对基层公安体制改革的思考及新的探讨
对基层公安体制改革的思考及新的探讨
对基层公安体制改革的思考及新的探讨
宋将来
【摘要】:公安体制分为公安机关组织机构和公安机关管理体制两部分,属于公安机关组织与管理科学范畴。公安机关组织机构简称公安机构,是指公安机关为履行自己职责,按一定原则和程序设置的各种公安机关的总和。公安机关管理体制就是公安机关各层次、各部门之间权力关系制度化的表现形式,他是公安行政组织的核心,是组织运作的内在动力和基本规则。公安体制的设置要求规范化、专业化,以实现精兵简政的目的。近年来,不少省市先后进行了公安体制改革的尝试,在这些尝试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笔者将结合我国现行公安体制的弊端,详细论述我国公安体质改革的必要性;并对比大庆、河南公安体制改革的成效和所面临挑战,探讨出一种适应我国社会现状和基本国情,有利于公安机关更好履行自己职责的新型公安体制改革模式。【关键字】:公安体制警力配置精兵简政警察职能
一、我国公安体制现状及公安体制改
革必要性分析
根据警察组织必须与国家政体相适应的原则,我国现行的《行政与司法体制和公安组织管理条例》规定在地市按照行政区域设置市公安局—公安分局-派出所三级管理体制。但长期以来,由于受一线警力不足的困扰,我国公安一线的接警出警状况一直不理想。据相关资料统计,在城市,一线警力与人口的比例西方国家是1:300,而我国有些地方则低至1:1250.因此,我国的公安机关在维护治安、打击犯罪、保护群众、服务百姓等客观需求日益增长的情况下,许多地方都存在着一线警力不足、资金紧张的问题。相反,处于指挥层级的公安分局、市局公安机关的人员配备却相对较为充足,形成“机关人多事少、基层人少事多”的局面。这样的机构设置不仅增加了指挥层级和运行成本,大大降低了行政效率;也使很多机关干部长期脱离一线,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以河南公安体制为例,严重的警力倒挂现象成为河南推动警务改革的主因之一。由市局、分局、派出所组合的沿袭了几十年的三层指挥管理模式头重脚轻、层次较多,分局内部警种、部门设置过多分工过细的状况严重影响出警效率;指挥与实战脱节,机关与基层警力倒挂,已严重不适应当前警务发展的需要。公安体制改革势在必行,并且很有
以政策性指令在全国推行的必要。
日前,针对河南公安体制改革,有学者表示由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决定了公安体制必须改革,并且将公安体制改革的经济根源追溯至改革开放,由于改革开放导致经济形势和人们心理认知的极大变化,由此引起了公安职能的转变, 公安机关改变过去主要依靠打击(惩罚)犯罪,保障社会稳定的工作方法调整为以打击(惩罚)犯罪和预防犯罪相结合,以预防为主的工作理念,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这就必须把警力沉到基层,从源头抓起,从社会深层次原因上,来考虑化解矛盾,减少犯罪发生,维护社会秩序。尤如防火重于救火的道理一样。笔者认为这个观点是值得深入思考的,在笔者看来,改革开放对公安体制改革或多或少会有一定影响,但一定不是直接诱因,也并非主要推动力。根据马克思主义事物的发展是内外因统一的结果原理,外因是条件,内因才是关键。经济因素至多是推动公安体制改革的外部原因,我国公安体制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公安体制要适应公安机关有效履行自己职能才是根本原因。
二、浅析大庆、河南公安体制改革
(一)、大庆公安体制改革
大庆公安体制改革最大的特色是,变“条/
4块结合、以块为主”的管理体制为“条块结合、以条为主”。改革前后对比,市公安局加强了对各公安分局的直接管理,不仅对业务工作进行协调指导,对分局干部监督建议;而且,分局的经费也统一由市财政保障,市局对分局财务管理行使监督权。其次,大庆市公安体制改革减少管理层次,变市局、分局、派出所三层管理为市局、分局两层管理。重新思考警力资源的优化配置,根据警务实际,综合考虑出警半径、治安状况等多种因素,按照辖区实有人口10万人左右、配置警力100-150名标准,撤销派出所管理层级,把市区10个公安分局和70个派出所合并,重新设置为20个公安分局,作为综合性独立作战实体,行使县级公安机关和派出所的职权,实现三级管理为两级管理。在公安机关内部组织机构的设置中也有巨大突破,在市分局,变“多部门、多警种、多派出所”为“三警种、一部门”,即社区警务、治安巡防、刑事侦查和法制综合三个警种一个部门,内设机构由平均20个左右统一合并为4个;将反恐处与情报信息中心合署办公,将社区、经保工作由市局治安支队转为国保支队管理,构建“大情报”、“大国保”工作体系。在县局,工作职能由指导转为实战,内设机构由原来平均30个左右整合为8个,撤销县城内的全部派出所。在农村,将全市61个农村派出所合并为31个中心派出所。
与此同时,在完成出警任务的具体工作中进行优化组合,实现机制创新。在社区、治安、刑侦“三警种”实行“二人一组、三组一队”建制。“二人一组”即搭档制,实现强弱搭配、不同警种搭档。以做到互相学习、彼此监督、保障安全目的,构成最基本的战斗单元。“三组一队”即6人队,形成最小的作战实体。同时全警下沉,深化公安交管、消防体制改革,形成全警管交通、全警管消防新格局。按照“扁平化”模式进行机构调整,市局将交警支队的9个勤务大队、公安消防支队的6个消防科人员全部下沉分局,与分局社区、治安共同负责交通、消防工作。
大庆公安体制改革不仅是在机构设置重组方面还是在具体工作中,都集中体现了合作办警务的特点,这就极大精简了办案程序,缩小了办案成本,增强了机构和警员之间的协调性,提高了办案质量。同时,警力下沉,优化了警力配置,增强了基层警务力量,保障了见警率,提高了破案效率。另外,大庆公安体制改革,也注重对警察人身权利的保障,加强了对警察权力运用的内部监督,有许多成功之处值得借鉴。
但是,大庆公安体制改革也出现诸多问题。首先,按其改革要求来说,其改革希望培养出“全能警种”,但这种培养具有相当大的难度(比如说普通民警管交通)。据社会调查显示,派出所民警综合能力要比公安分局警员强,公安分局警员要比派出所民警更具有专业化,这是由其一直以来所面临的工作决定的。现在大庆公安体制改革取掉派出所的牌子,走专业化道路;但是所有警员都必须提升综合素质,适应社会化的要求,可见大庆公安体制改革在专业化和社会之间的取向并不明确。其次,变“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管理体制为“条块结合、以条为主”的管理体制,精兵必然会简政,改革后的公安管理无法覆盖社会的各个角落。公安分局无法全面覆盖社会,公安分局亦不再可能管理民众的日常琐事。同时,改革后的公安分局由于管理的地域比较广,可能导致民警出警不及时。这样的改革,于民不利于问题的及时解决,于警察组织不利于树立良好的警察形象,所以大庆公安体制改革依旧存在诸多值得商榷和改善的地方。
(二)、河南公安体制改革
河南公安体制改革发源于商丘,成型于新乡。在这次警务机制改革中,各地市大胆采用“一减一加”的工作方法:“一减”即机构设置以减为主,市区原有公安分局和派出所被整合为派出所,由市局统一指挥;同时,将交警、巡特警、治安警、刑警整合下沉到派出所统一管理,实行“四警合一”。“一加”则是指民警的单警职能以增加为主,一名民警同时满足多个工作岗位需求,实行“一警多能,综合执法”。具体而言,就成型的新乡公安体制改革来说,把“三层管理”变为“两层管理”,原来的6个城
市分局和23个派出所被撤销,取而代之的是新组建的12个派出所。新组建的派出所其内设案件侦查大队、治安管理大队、社区警务大队、交通巡防大队和勤务综合室,突破了交巡警、特警、治安警、刑警等警种职能的划分,实行四警合一、一警多能。
社会上对于此次河南公安体制改革可谓是褒贬不一。其中,支持一方认为河南公安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成效。首先,以警力下沉到一线、减少指挥层级为特征的新型警务管理模式优化警力配置,提高了警员配备水平和质量,有效缓解了基层警力不足的现状。其次,新的公安体制缩短出警时间,提高警务效率,降低刑事案发率,方便群众生活,提升了警察形象。将公安分局警力下放到派出所以后,虽然派出所总数量减少,每个派出所所管理的范围大大增加,但是大大简化了出警程序,以此缩短出警时间,提高警务效率;同时提高了警员的专业化素质,增强警察组织的社会化水平,可谓是真正意义上的精兵简政。再次,公安体制改革以后,大量警力深入基层,与大量社会人员面对面接触,利于犯罪情报信息的搜集,促进了公安按系统信息化建设进程,做出大量侦破刑事案件必须做的基础工作,适应了刑事案件侦破时代变化的需要。
但是,由于受我国警务工作社会现状、相关法律法规及财政支出的限制,河南公安体制改革出现诸多问题。第一、与适应国家法律产生困惑。根据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可以看出,在我国一定行政区域内治安管理的执法责任主体和治安管理处罚主体主要是县(区)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公安机关。河南公安机制改革将公安分局并入派出所,派出所治安管理行政权力极为有限,另外,县局处理的案子完全集中到市局,又增加了市局管理的负担,这种凡事都直接面对市局高层集中统一的执法审批流程延误了基层执法的实效性和便捷性,更不利于方便人们的生活,造成了新的警力资源的浪费,出现新的警力失衡。第二,此次改革与其它国家机关(主要是司法机关)的工作对接产生困惑。《刑事诉讼法》规定“拥有刑事案件侦查权和采取强制措施权的最低一级公安机关只能是县(区)级公安分局”;另外,“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去掉分局这一级,其它两个同级机关在针对犯罪嫌疑人提起刑事诉讼的过程中不免会造成诸多疑惑和工作对接补上的情况,容易造成基层行政秩序的混乱。即使像新乡,改革后的派出所有分局和派出所两个牌子,虽说名义上符合法律要求,但总让人感觉这是被迫之举并质疑它的功用的发挥,就像一个专升本的院校在初始的整体实力肯定无法与早先的本科院校相比。第三、对于基层警员来讲,此次改革创造力更多晋升机会。整合后的派出所为县级建制,副处级、正科级、副科级岗位增多。岗位晋升意味着待遇的大大提高,从而导致了财政支出的大大增加;不仅如此,改革也产生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公安分局并入派出所,导致许多人员去留的利益平衡问题,从而引发了一些人跑官要官的不正之风,致使改革利益被触及者反对的声音一浪接过一浪。
三、公安体制改革新模式的探讨及推
广
对比大庆与河南的公安体制改革,笔者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都是在精简原则基础上实行的改革。公安机关遵循精简原则,有利于保证和促进各级公安机关的灵活运转,提高工作效率。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公安机关的组织及其人员要精干;二是公安机关所承揽的政务要简化,不能包揽一切公共事务,应按照属地原则,下放权力,减少领导机关的事务性工作。鉴于我国呈现的警力不足的现状,大庆与河南的改革不存在减少警员的工作,都努力在警力的优化配置方面做文章。但是,对于大庆公安体制改革来说,撤销派出所,就不存在权力下放的问题,那么一些民众诉求的日常琐事该谁来管;对于河南公安体制改革来说,撤销公安分局,大小事务市局统一调度,反而增加了市局的权力和工作,并没有达到政务简化的目的。
其次,大庆与河南公安体制改革,不仅在层级上有三级变成了两级,在公安组织结
构内部也做出了巨大的调整。这实际上是坚持整体效能原则的结果,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整体与部分相互联系的原理,当部门以优化合理的结构组成整体时,整体功能大于各部分功能之和。不管是大庆公安分局内部机构的重组,还是河南对并后派出所结构的优化,都有利于警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大大提高了警务工作效率,有利于警察职能的实现。
再次,大庆与河南公安体制改革最大的不同在于大庆公安体制改革撤销派出所,强调“条”的作用;而河南公安体制改革并掉公安分局,重视“块”的功能。不管是强调“条”的作用,或是重视“块”的功能,笔者认为,这只是一个形式上的区别,其结果也是各有利弊。
我们是否应该更好的坚持条块结合,吸取大庆公安体制改革和河南公安体制改革的优点,探索出一条能够利用双方优点的模式。实践告诉我们,以“条”为主的的管理,有利于简化程序,提高层级管理的效率;以“块”为主的管理,有利于扩大社会覆盖面,便于实际工作的开展。因此,我们就应该坚持“条块”结合,既要做大做强“块”的部分,又要做精做简“条”的部分。大庆公安体制改革在做精做简“条”的部分和有特色,撤销了派出机构,明确了公安分局与市局的层级,我们就做精做简公安分局;河南公安体制改革在做大做强“块”的方面成绩显著,大量警力下放,极大充实了基层警力,我们也要做大做强派出所。
综合起来,笔者提出以下设想。第一、壮大充实基层派出所警力,权力下放,事务性工作的权力下放到基层,扩大基层派出所职权,警务人员从公安分局抽调,这样能保证基层警力配置与水平,扩大治安管理覆盖面,提高出警率和办案效率。如此这样,基层派出所借鉴河南改革实行“四警合一”改革模式。同时,提高派出所干警待遇,协调被调动人员的利益平衡。
第二、将公安分局进行组织结构的合并和多个公安分局并为一个分局,分局紧紧把握管理性工作权力。公安分局进行组织机构
重组和分局合并后腾出的警力下放到派出
所,组织机构重组和分局合并借鉴大庆公安体制改革“三警种一部门”的模式进行。改革后,公安分局依旧对基层派出所拥有原来的指导、监督权,上可衔接市局工作。但是,这样的改革,使得公安分局和市局功能和性质出现重合,其区别仅仅是层级上的,实际上职能差别并不大,这就造成了另外一种的警力资源浪费。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市局和分局都应该加强精兵简政的工作,或者慢慢淡化市局级功用,再施以政策引导,使市级行政机关慢慢淡出历史舞台。改革不同于革命,不可能达到一蹴而就的效果,因此要尤为重视循序渐经的过程。
最后,在大庆公安体制改革中,在社区、治安、刑侦“三警种”实行“二人一组、三组一队”建制,这一创举可引用到做大做强基层派出所的工作中。他对于基层警员由专业化到社会化的转变,由单一性到综合性的转变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老民警与新警员搭档,原来派出所民警与下放公安分局专业警员搭档,不同警种进行搭档,极大优化了警力资源配置,提高了基层派出所机构的综合实力,有利于公安体制社会化的进程。
【参考资料】张建明、蔡炎斌、张丽园主编《公安学基础理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对现行公安体制的几点思考》作者:李鸿斌《河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5期(总第72期)《派出所警力配置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作者:朱从强《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06年第二期(总第89期)《我国警务社会化的制度分析》作者:方圆《福建警察学院学报》2010年第四期(总第116期)5 《社会治安体制改革的重点与目标》作者:丁开杰《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10年第一期(总第112期)《西方机务改革的历史与趋势》 作者:王大伟7 《我国公安体制改革的首要问题是什么?》作者:徐卫东《论县级公安体制改革之路》作者:李康乐 9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在逻辑》作者:虞崇胜 张光辉《理论探讨》(哈尔滨)2011年2期
第二篇:对基层公安体制改革的思考及新的探讨
对基层公安体制改革的思考及新的探讨
对基层公安体制改革的思考及新的探讨
宋将来
【摘要】:公安体制分为公安机关组织机构和公安机关管理体制两部分,属于公安机关组织与管理科学范畴。公安机关组织机构简称公安机构,是指公安机关为履行自己职责,按一定原则和程序设置的各种公安机关的总和。公安机关管理体制就是公安机关各层次、各部门之间权力关系制度化的表现形式,他是公安行政组织的核心,是组织运作的内在动力和基本规则。公安体制的设置要求规范化、专业化,以实现精兵简政的目的。近年来,不少省市先后进行了公安体制改革的尝试,在这些尝试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笔者将结合我国现行公安体制的弊端,详细论述我国公安体质改革的必要性;并对比大庆、河南公安体制改革的成效和所面临挑战,探讨出一种适应我国社会现状和基本国情,有利于公安机关更好履行自己职责的新型公安体制改革模式。【关键字】:公安体制 警力配置 精兵简政 警察职能
一、我国公安体制现状及公安体制改革必要性分析
根据警察组织必须与国家政体相适应的原则,我国现行的《行政与司法体制和公安组织管理条例》规定在地市按照行政区域设置市公安局—公安分局-派出所三级管理体制。但长期以来,由于受一线警力不足的困扰,我国公安一线的接警出警状况一直不理想。据相关资料统计,在城市,一线警力与人口的比例西方国家是1:300,而我国有些地方则低至1:1250.因此,我国的公安机关在维护治安、打击犯罪、保护群众、服务百姓等客观需求日益增长的情况下,许多地方都存在着一线警力不足、资金紧张的问题。相反,处于指挥层级的公安分局、市局公安机关的人员配备却相对较为充足,形成“机关人多事少、基层人少事多”的局面。这样的机构设置不仅增加了指挥层级和运行成本,大大降低了行政效率;也使很多机关干部长期脱离一线,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以河南公安体制为例,严重的警力倒挂现象成为河南推动警务改革的主因之一。由市局、分局、派出所组合的沿袭了几十年的三层指挥管理模式头重脚轻、层次较多,分局内部警种、部门设置过多分工过细的状况严重影响出警效率;指挥与实战脱节,机关与基层警力倒挂,已严重不适应当前警务发展的需要。公安体制改革势在必行,并且很有
以政策性指令在全国推行的必要。
日前,针对河南公安体制改革,有学者表示由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决定了公安体制必须改革,并且将公安体制改革的经济根源追溯至改革开放,由于改革开放导致经济形势和人们心理认知的极大变化,由此引起了公安职能的转变, 公安机关改变过去主要依靠打击(惩罚)犯罪,保障社会稳定的工作方法调整为以打击(惩罚)犯罪和预防犯罪相结合,以预防为主的工作理念,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这就必须把警力沉到基层,从源头抓起,从社会深层次原因上,来考虑化解矛盾,减少犯罪发生,维护社会秩序。尤如防火重于救火的道理一样。笔者认为这个观点是值得深入思考的,在笔者看来,改革开放对公安体制改革或多或少会有一定影响,但一定不是直接诱因,也并非主要推动力。根据马克思主义事物的发展是内外因统一的结果原理,外因是条件,内因才是关键。经济因素至多是推动公安体制改革的外部原因,我国公安体制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公安体制要适应公安机关有效履行自己职能才是根本原因。
二、浅析大庆、河南公安体制改革
(一)、大庆公安体制改革
大庆公安体制改革最大的特色是,变“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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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基层公安体制改革的思考及新的探讨
块结合、以块为主”的管理体制为“条块结合、以条为主”。改革前后对比,市公安局加强了对各公安分局的直接管理,不仅对业务工作进行协调指导,对分局干部监督建议;而且,分局的经费也统一由市财政保障,市局对分局财务管理行使监督权。其次,大庆市公安体制改革减少管理层次,变市局、分局、派出所三层管理为市局、分局两层管理。重新思考警力资源的优化配置,根据警务实际,综合考虑出警半径、治安状况等多种因素,按照辖区实有人口10万人左右、配置警力100-150名标准,撤销派出所管理层级,把市区10个公安分局和70个派出所合并,重新设置为20个公安分局,作为综合性独立作战实体,行使县级公安机关和派出所的职权,实现三级管理为两级管理。在公安机关内部组织机构的设置中也有巨大突破,在市分局,变“多部门、多警种、多派出所”为“三警种、一部门”,即社区警务、治安巡防、刑事侦查和法制综合三个警种一个部门,内设机构由平均20个左右统一合并为4个;将反恐处与情报信息中心合署办公,将社区、经保工作由市局治安支队转为国保支队管理,构建“大情报”、“大国保”工作体系。在县局,工作职能由指导转为实战,内设机构由原来平均30个左右整合为8个,撤销县城内的全部派出所。在农村,将全市61个农村派出所合并为31个中心派出所。
与此同时,在完成出警任务的具体工作中进行优化组合,实现机制创新。在社区、治安、刑侦“三警种”实行“二人一组、三组一队”建制。“二人一组”即搭档制,实现强弱搭配、不同警种搭档。以做到互相学习、彼此监督、保障安全目的,构成最基本的战斗单元。“三组一队”即6人队,形成最小的作战实体。同时全警下沉,深化公安交管、消防体制改革,形成全警管交通、全警管消防新格局。按照“扁平化”模式进行机构调整,市局将交警支队的9个勤务大队、公安消防支队的6个消防科人员全部下沉分局,与分局社区、治安共同负责交通、消防工作。
大庆公安体制改革不仅是在机构设置重组方面还是在具体工作中,都集中体现了合作办警务的特点,这就极大精简了办案程序,缩小了办案成本,增强了机构和警员之间的协调性,提高了办案质量。同时,警力下沉,优化了警力配置,增强了基层警务力量,保障了见警率,提高了破案效率。另外,大庆公安体制改革,也注重对警察人身权利的保障,加强了对警察权力运用的内部监督,有许多成功之处值得借鉴。
但是,大庆公安体制改革也出现诸多问题。首先,按其改革要求来说,其改革希望培养出“全能警种”,但这种培养具有相当大的难度(比如说普通民警管交通)。据社会调查显示,派出所民警综合能力要比公安分局警员强,公安分局警员要比派出所民警更具有专业化,这是由其一直以来所面临的工作决定的。现在大庆公安体制改革取掉派出所的牌子,走专业化道路;但是所有警员都必须提升综合素质,适应社会化的要求,可见大庆公安体制改革在专业化和社会之间的取向并不明确。其次,变“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管理体制为“条块结合、以条为主”的管理体制,精兵必然会简政,改革后的公安管理无法覆盖社会的各个角落。公安分局无法全面覆盖社会,公安分局亦不再可能管理民众的日常琐事。同时,改革后的公安分局由于管理的地域比较广,可能导致民警出警不及时。这样的改革,于民不利于问题的及时解决,于警察组织不利于树立良好的警察形象,所以大庆公安体制改革依旧存在诸多值得商榷和改善的地方。
(二)、河南公安体制改革
河南公安体制改革发源于商丘,成型于新乡。在这次警务机制改革中,各地市大胆采用“一减一加”的工作方法:“一减”即机构设置以减为主,市区原有公安分局和派出所被整合为派出所,由市局统一指挥;同时,将交警、巡特警、治安警、刑警整合下沉到派出所统一管理,实行“四警合一”。“一加”则是指民警的单警职能以增加为主,一名民警同时满足多个工作岗位需求,实行“一警多能,综合执法”。具体而言,就成型的新乡公安体制改革来说,把“三层管理”变为“两层管理”,原来的6个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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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基层公安体制改革的思考及新的探讨
市分局和23个派出所被撤销,取而代之的是新组建的12个派出所。新组建的派出所其内设案件侦查大队、治安管理大队、社区警务大队、交通巡防大队和勤务综合室,突破了交巡警、特警、治安警、刑警等警种职能的划分,实行四警合一、一警多能。
社会上对于此次河南公安体制改革可谓是褒贬不一。其中,支持一方认为河南公安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成效。首先,以警力下沉到一线、减少指挥层级为特征的新型警务管理模式优化警力配置,提高了警员配备水平和质量,有效缓解了基层警力不足的现状。其次,新的公安体制缩短出警时间,提高警务效率,降低刑事案发率,方便群众生活,提升了警察形象。将公安分局警力下放到派出所以后,虽然派出所总数量减少,每个派出所所管理的范围大大增加,但是大大简化了出警程序,以此缩短出警时间,提高警务效率;同时提高了警员的专业化素质,增强警察组织的社会化水平,可谓是真正意义上的精兵简政。再次,公安体制改革以后,大量警力深入基层,与大量社会人员面对面接触,利于犯罪情报信息的搜集,促进了公安按系统信息化建设进程,做出大量侦破刑事案件必须做的基础工作,适应了刑事案件侦破时代变化的需要。
但是,由于受我国警务工作社会现状、相关法律法规及财政支出的限制,河南公安体制改革出现诸多问题。第一、与适应国家法律产生困惑。根据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可以看出,在我国一定行政区域内治安管理的执法责任主体和治安管理处罚主体主要是县(区)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公安机关。河南公安机制改革将公安分局并入派出所,派出所治安管理行政权力极为有限,另外,县局处理的案子完全集中到市局,又增加了市局管理的负担,这种凡事都直接面对市局高层集中统一的执法审批流程延误了基层执法的实效性和便捷性,更不利于方便人们的生活,造成了新的警力资源的浪费,出现新的警力失衡。第二,此次改革与其它国家机关(主要是司法机关)的工作对接产生困惑。《刑事诉讼法》规定“拥有刑事案件侦查权和采取强制措施权的最低一级公安机关只能是县(区)级公安分局”;另外,“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去掉分局这一级,其它两个同级机关在针对犯罪嫌疑人提起刑事诉讼的过程中不免会造成诸多疑惑和工作对接补上的情况,容易造成基层行政秩序的混乱。即使像新乡,改革后的派出所有分局和派出所两个牌子,虽说名义上符合法律要求,但总让人感觉这是被迫之举并质疑它的功用的发挥,就像一个专升本的院校在初始的整体实力肯定无法与早先的本科院校相比。第三、对于基层警员来讲,此次改革创造力更多晋升机会。整合后的派出所为县级建制,副处级、正科级、副科级岗位增多。岗位晋升意味着待遇的大大提高,从而导致了财政支出的大大增加;不仅如此,改革也产生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公安分局并入派出所,导致许多人员去留的利益平衡问题,从而引发了一些人跑官要官的不正之风,致使改革利益被触及者反对的声音一浪接过一浪。
三、公安体制改革新模式的探讨及推
广
对比大庆与河南的公安体制改革,笔者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都是在精简原则基础上实行的改革。公安机关遵循精简原则,有利于保证和促进各级公安机关的灵活运转,提高工作效率。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公安机关的组织及其人员要精干;二是公安机关所承揽的政务要简化,不能包揽一切公共事务,应按照属地原则,下放权力,减少领导机关的事务性工作。鉴于我国呈现的警力不足的现状,大庆与河南的改革不存在减少警员的工作,都努力在警力的优化配置方面做文章。但是,对于大庆公安体制改革来说,撤销派出所,就不存在权力下放的问题,那么一些民众诉求的日常琐事该谁来管;对于河南公安体制改革来说,撤销公安分局,大小事务市局统一调度,反而增加了市局的权力和工作,并没有达到政务简化的目的。
其次,大庆与河南公安体制改革,不仅在层级上有三级变成了两级,在公安组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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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基层公安体制改革的思考及新的探讨
构内部也做出了巨大的调整。这实际上是坚持整体效能原则的结果,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整体与部分相互联系的原理,当部门以优化合理的结构组成整体时,整体功能大于各部分功能之和。不管是大庆公安分局内部机构的重组,还是河南对并后派出所结构的优化,都有利于警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大大提高了警务工作效率,有利于警察职能的实现。
再次,大庆与河南公安体制改革最大的不同在于大庆公安体制改革撤销派出所,强调“条”的作用;而河南公安体制改革并掉公安分局,重视“块”的功能。不管是强调“条”的作用,或是重视“块”的功能,笔者认为,这只是一个形式上的区别,其结果也是各有利弊。
我们是否应该更好的坚持条块结合,吸取大庆公安体制改革和河南公安体制改革的优点,探索出一条能够利用双方优点的模式。实践告诉我们,以“条”为主的的管理,有利于简化程序,提高层级管理的效率;以“块”为主的管理,有利于扩大社会覆盖面,便于实际工作的开展。因此,我们就应该坚持“条块”结合,既要做大做强“块”的部分,又要做精做简“条”的部分。大庆公安体制改革在做精做简“条”的部分和有特色,撤销了派出机构,明确了公安分局与市局的层级,我们就做精做简公安分局;河南公安体制改革在做大做强“块”的方面成绩显著,大量警力下放,极大充实了基层警力,我们也要做大做强派出所。
综合起来,笔者提出以下设想。第一、壮大充实基层派出所警力,权力下放,事务性工作的权力下放到基层,扩大基层派出所职权,警务人员从公安分局抽调,这样能保证基层警力配置与水平,扩大治安管理覆盖面,提高出警率和办案效率。如此这样,基层派出所借鉴河南改革实行“四警合一”改革模式。同时,提高派出所干警待遇,协调被调动人员的利益平衡。
第二、将公安分局进行组织结构的合并和多个公安分局并为一个分局,分局紧紧把握管理性工作权力。公安分局进行组织机构
重组和分局合并后腾出的警力下放到派出
所,组织机构重组和分局合并借鉴大庆公安体制改革“三警种一部门”的模式进行。改革后,公安分局依旧对基层派出所拥有原来的指导、监督权,上可衔接市局工作。但是,这样的改革,使得公安分局和市局功能和性质出现重合,其区别仅仅是层级上的,实际上职能差别并不大,这就造成了另外一种的警力资源浪费。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市局和分局都应该加强精兵简政的工作,或者慢慢淡化市局级功用,再施以政策引导,使市级行政机关慢慢淡出历史舞台。改革不同于革命,不可能达到一蹴而就的效果,因此要尤为重视循序渐经的过程。
最后,在大庆公安体制改革中,在社区、治安、刑侦“三警种”实行“二人一组、三组一队”建制,这一创举可引用到做大做强基层派出所的工作中。他对于基层警员由专业化到社会化的转变,由单一性到综合性的转变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老民警与新警员搭档,原来派出所民警与下放公安分局专业警员搭档,不同警种进行搭档,极大优化了警力资源配置,提高了基层派出所机构的综合实力,有利于公安体制社会化的进程。
【参考资料】 张建明、蔡炎斌、张丽园主编《公安学基础理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对现行公安体制的几点思考》 作者:李鸿斌 《河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5期(总第72期)《派出所警力配置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 作者:朱从强 《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06年第二期(总第89期)《我国警务社会化的制度分析》 作者:方圆 《福建警察学院学报》2010年第四期(总第116期)5 《社会治安体制改革的重点与目标》 作者:丁开杰 《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10年第一期(总第112期)《西方机务改革的历史与趋势》 作者:王大伟 7 《我国公安体制改革的首要问题是什么?》 作者:徐卫东 《论县级公安体制改革之路》 作者:李康乐 9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在逻辑》 作者:虞崇胜 张光辉 《理论探讨》(哈尔滨)2011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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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对新媒体时代基层公安宣传工作的思考
对新媒体时代基层公安宣传工作的思考
机等新兴网络和手机媒体的迅速发展,人们获取和传播信息的途径,已逐渐从依赖传统媒体向依靠新兴媒体转变。基层公安宣传工作如何顺应新媒体时代要求,把握宣传工作规律,树立新理念,寻求新途径,变革新方式,着力在创新上求突破,以宣传效应的正能量提升队伍战斗力、树立良好形象,避免和减少涉警负面舆情带来的危害,已成为当前乃至今后一个时期基层公安机关不容忽视的课题之一。
一、客观审视当前基层公安宣传工作与新媒体时代不相适应的主要问题
(一)工作理念不适应。当前,个别基层公安机关和民警对公安宣传工作顺应新媒体时代,在理念上存在着较大差距。主要表现在:一是对面临的新媒体舆论环境特点把握不准。有些人对公安信息发布的开放性、公众对公安工作的参与性和社会舆论的引导性认识不足、理解不深、理念滞后,缺乏与时俱进和科学的理性认识,对新媒体时代公安宣传工作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认识不清。二是顺应新媒体的工作理念没有效转变。少数基层公安机关及民警没有打闹顺应形势发展变化的宣传工作新的思想基础,在认识上缺位。有的认为:“在报纸、网络上见一篇稿子,不如破一件案子。”“在电视上见一段影子,不如多发一点票子。”重业务、重实惠、轻宣传现象在一些地方有不同程度的存在。有的宣传意识虽然较强,但观念不新,仍以旧思想、老观念看待新形势下的公安宣传工作,没有真正树立“宣传出战斗力”的思想和“宣传也是中心工作”的理念。三是对涉警负面舆情重视引导有差距。少数地方和民警对新媒体各载体的地位、特点、作用等缺乏认识,对公众关心关注涉警舆情特别是涉警负面舆情,不能作出及时有效回应,公安宣传工作处于被动境地,甚至在有的地方发生了某些涉警舆情被网民、网友、公众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炒作、发酵、放大,成为了有碍队伍战斗力和形象提升的负面舆情。
(二)工作导向不适应。一是重视内部信息宣传,忽视利用新媒体对外宣传。一些地方为完成上级下达的内宣任务,从县级公安机关到基层所队和民警,便把宣传工作重心放在了只想完成信息任务、争取不扣分的所谓“关键点”上。以编、造、拼、攻和假、大、空、虚的方式,应付硬性指标任务,信息宣传脱离实际、质量差。二是重视内网宣传,忽视对外宣传。在公安内网中,因公安工作的特殊性和局域网的保密性,内网上所登载的信息,社会公众无法无权浏览和阅读,党委、政府和人民群众无法全面知晓公安机关在维护稳定、打击犯罪、治安管理、安全防范、化解矛盾、规范执法、服务群众等方面的工作情况和业绩。目前,一些地方网来网去、相互粘贴、自娱自乐、宣传面窄,出现了“内宣闹热”、“外宣淡白”的“反差过度”现象。三是重视内宣考核记分和奖励,忽视对外宣传效应。个别地方内宣任务下得过重,对外宣任务只重视报纸等传统媒体,忽视了利用互联网、博客、微博、微信等网络媒体、手机媒体进行宣传。在考核记分和奖励上,内宣记分过重、奖励过烂,外宣记分奖励少,由此造成基层所队不注重与新闻媒体沟通,外宣稿件量少质弱,“豆腐干”多,重量级、大篇幅和专题性、系列性的先进典型宣传报道,在互联网、官方网和媒体网站上宣传很少。
(三)工作手段不适应。一是缺乏与主流媒体网站的沟通。在省级、地方级主流媒体网站的联系沟通上,不少基层所队对其网站的特点、作用等认识不足,与新闻媒体单位和编辑等主动联系少、情感沟通少,就连投稿的基本方式、途径、主要受众面、可采用公安机关的何种新闻信息等都一概不知。二是缺乏主动运用新媒体回应公众关心关注。有的在发现涉警负面舆情时,思想敏锐性较低,把局、所、队长和民警的博客、微博作为摆设,没能及时有效地运用自己的博客、微博、微信发布有益信息,主动去引导、去回应社会公众对某时某事的极大关注,没有以宣传效应的正能量去正确引导公众、网民和网友,及时避免、减少和消除涉警负面舆情带来的危机危害,在个别地方出现因引导处臵不力,导致“导火索”引发“爆炸”,出现危害社会公共安全事端。三是缺乏主动应对媒体和舆论引导。少数地方对涉警舆情引导重视不够,舆论引导能力和水平不强,特别是在发生涉警负面舆情和舆论时,对引导工作原则和方法等理解不深、把握不好,没有抢占先机掌握话语权和主动权。有的未建立健全重大新闻发布制度,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机制不健全,对发布信息“赢得第一落点、抢占第一落点”的理念没形成应有共识。“先入为主、先声夺人”的引导处臵法运用不够,“救火队”、“打架后放搞脚”、“雨后送伞”等现象和教训式的案(事)例屡见不鲜。
(四)工作重点不适应。一是偏重破案宣传,忽视队伍建设创新举措和先进典型宣传。个别地方对破获的大要案件,利用公安网、报纸、广播电台、电视台,以及互联网、地方官方网站和新闻媒体网站进行“轰炸式”的大量宣传报道,但对队伍建设中的新举措、新亮点、新人物等宣传不多不深,特别是队伍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人和事宣传少。忠诚、勇敢、正义、威严、亲民而鲜活的人民警察形象在公众中没有刻下清新印记和打下深深烙印。二是偏重工作成效宣传,忽视工作过程宣传。少数地方对专项行动总是以讲功劳、列数据、玩“文字游戏”来表现,没有将采取的新办法和下的苦功夫讲明说透,波澜曲折、细致入微、引人入胜、鲜活高大和扣人心弦的工作过程和精彩场面等,在简报或事迹中很难见到。三是偏重宣传任务数量取胜,忽视中心工作宣传策划。有的为完成下达的宣传任务,通过细化目标责任、建立落实奖惩激励机制等措施,促进了宣传任务的按时完成,但有的对宣传工作重点,没有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宣传方案,在紧扣中心工作、专项工作、专题工作等方面,缺乏周密而科学的宣传策划,出现宣传工作“神散”,对全局性、阶段性中心工作宣传不突出、不鲜明,成了“无主旨、无中心”宣传,造成了“内行不上心、媒体不愿用、公众不爱看”的现状。
(五)宣传队伍不适应。一是队伍素质急需提升。目前,内勤民警或文职、协勤人员是宣传队伍的主力军,但大多数人是刚跨进公安门不久的新警或文职、协警人员。这些人中,公安工作经历少、经验少、专业知识少,不少人没经过宣传工作知识技能培训,深感对宣传工作思想敏锐性不强、知识不系统和技巧不高,收集整理素材和信息缺方法,想写好信息或稿件欠功底。同时,因工作繁杂、任务繁重等原因,不愿写信息、写新闻稿件的现象普遍存在。二是顺应新媒体能力急需提升。在一些基层专兼职宣传干事中,缺乏对新媒体时代与公安宣传工作的认识,缺乏与新闻媒体打交道的沟通能力,缺乏运用新媒体手段和载体的宣传技能,缺乏对涉警舆情特别是涉警负面舆情的观察力、应对力和主攻力,在处臵本地本部门的涉警负面舆情时,不会用新媒体手段去有效回应或引导。三是务实进取的作风急需提升。宣传工作是一项原则性强、责任感强、费时费神“爬格子”的工作,需要有过硬的本领和务实的作风来有力支撑。在现实中,有的缺乏为公安宣传忘我工作、脚踏实地、乐于奉献的精神,缺乏深入实际、务实进取、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图数量忘质量,东拼西凑,对新媒体多元化、立体化传播途径把握和运用不够好。
二、主观原因浅析
(一)认识不足是直接原因。认识是人脑对客观事物的反映。在传统与现代媒体并行并用的今天和将来、新媒体逐渐占据传播优势的时代背景下,公安宣传工作面临着新媒体时代传播方式数字化与网络化、受众思想观念和信息接受方式可变化、社会思想空前活跃和社会价值观多样化、以及公安信息发布的开放性、公众对公安工作的参与性和社会舆论的引导性等新特点和新情况,但有的把握不准。由于对新媒体特点、作用及其运用方式了解不多,思想上没有与时俱进的思想基础和进取精神,在宣传工作机制建设、策划与创新、队伍素质与能力建设、经费投入与硬件建设和与新闻媒体沟通等方面重视不够、用力不足,从而导致基层公安宣传工作与新媒体时代不合拍。对涉警负面舆情,有的思想不敏锐、洞察力较低,没有以新媒体多元、开放、快捷、高速、面广、容量大、公众多等特点与作用,对事前事中采取“先入为主”、“舆论先行”、“先声夺人”的办法去有效引导,总是以“屏蔽”、“网上巡查”来简单处臵,导致一些地方舆论“发酵”、“着火”、“助燃”,工作被动。同时,受急功近利思想的影响,外宣工作淡化弱化,同时也给宣传工作出战斗力、出新形象带来了非积极影响。
(二)运用不力是主观原因。运用是一种方法论,是基于对认知事物的实践活动。从主观上分析,由于一些地方和民警对新媒体信息引导、舆论引导的承载力和影响力认识不充分,特别是对我国新媒体的作用了解不多,因而在运用上显得乏力。据有关介绍,近年来,全国互联网和手机网民已超过6亿,微博用户群体有3亿多,互联网和手机网络已成为传播新闻信息的重要渠道。作为公安机关,社会公众历来普遍关心关注,一些工作和行为稍有不慎出现闪失和纰漏,就会引来社会公众热议。譬如,因有的在执法、管理、形象、服务等方面出现问题,甚至造成涉警负面舆情时,社会公众、网民、网友等利用自己的“麦克风”发表意见、言论,但有的对此重视不够,不会用、不善用新媒体手段“抢占和赢得第一落点”,没有很好地利用新媒体舆论引导来掌握主动权和话语权,在运用上出现了“断层”现象。同时,对有效运用新媒体手段,没有建立常态化长效运行机制,相对固定的宣传力量和较为精良的设施设备配臵不强,也导致了某些地方在遇到紧急突发事情时,充分依靠宣传舆论引导社会公众,显得比较被动和苍白无力。
(三)素质不高是内在原因。从目前宣传工作存在的问题看,宣传队伍素质问题也是影响和制约宣传工作质效的主要因素之一,一是想不到,二是为不到,三是办不到。一些专兼职宣传民警由于不重视对新媒体时代的认识、不重视对适应和顺应新媒体时代新知识的学习和能力培养、不重视运用新媒体观念去思考问题等,便出现了三个“不到”。一则对新媒体时代公安工作所面临的空前开放、高度透明、全时监督的舆论环境认识不清或认识肤浅。这是“想不到”的原因。二则不重视宣传队伍建设,在硬件建设和机制建设等方面缺乏与时俱进的过硬措施,造成一些宣传民警想干干不了。这是“为不到”的原因。再则由于受具体工作任务繁重影响,一些从事宣传工作的民警没有更充裕的时间和充沛的精力去思考宣传工作,对新媒体下公安宣传工作面临的形势与任务,缺乏观察力、应对力、引导力和沟通力,对一段时期宣传重点是什么,怎样做好正面宣传引导,怎样拓展宣传领域以及搞好宣传策划和创新等,缺乏前瞻性思考和谋划。这是“办不到”的原因。加之,有些民警不愿意从事内勤和宣传工作,有的没有机会去参与应对涉警负面舆情研判,造成耳不聪、目不明、心境不宽广,仅靠被动地接受任务。
三、几点思考
(一)强化对新媒体作用的认识。近年来,网络媒体、手机媒体等已成为公众特别是中青年群体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目前,全国网民已有5亿多,数字化、网络化带来了传播方式的巨大变革,人人都有麦克风,个个都有话语权。当前,基层公安宣传工作面临信息发布主体从单一走向多元、公众对公安工作的参与性越来越高和时代要求社会舆论的引导性等新形势和新特点,同时面临四个新挑战:一是传播主体的多样化,个人和社会组织在信息传播中的地位空前提升;二是传播模式发生重大变革,显现出极强的群际传播特点;三是传播内容多元海量,公众获取信息更加便捷;四是传播速度加快,影响范围广泛。作为基层公安机关,社会公众对公安队伍在打击犯罪、执法活动、治安管理、服务群众、队伍建设及整体形象等方面特别关注,信息传播速度可以秒来计算。因而,务必以清醒的头脑对新媒体特点和作用加以足够认识、理解和运用,充分运用好新媒体具有一针见血、杀伤力强、触及面广、方式多元、传播快速、受传者多等作用,在遇到出现负面涉警舆情时,通过传播方式多元化的途径,第一时间主动掌握话语权,尽快消除其影响、危机和危害。
(二)强化对涉警舆情的舆论引导。涉警舆情,说到底就是涉及公安工作人与事的各种积极或非积极情况。孟建柱指出:“全面提升新媒体时代社会沟通能力,以开放自信的态度,更加积极主动回应人民群众期待和关切”。这就要求我们要通过及时有效的信息宣传工作,最大限度地满足群众和媒体的知情权,接受群众和媒体的监督;要正确认识和理解舆论引导能力与党的执政能力的关系;要充分认识和理解舆论引导能力与提高公安机关执法能力的关系。在当下,应把提高舆论引导能力作为加强执法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来抓,切实增强准确把握判断涉警舆情的能力、正确应对舆论关注的能力、主动运用舆论推动工作的能力。工作中,按照“及时准确、公开透明、有序开放、有效管理、正确引导”的基本原则,改变过去应对舆论的思维方式和方法手段,树立媒体意识,增强媒体服务意识,提高应对媒体采访的能力,切实提高涉警舆情处臵、涉警舆论引导的能力和水平,在重大涉警舆情、涉警舆论的引导中充分运用新媒体抢占先机,掌握话语权,赢得主动权。
(三)强化宣传工作的策划与创新。在新媒体时代,基层公安机关应积极通过宣传效应的正能量来提高队伍的战斗力和人民群众的满意率。基层公安机关在宣传工作中,应当切实抓好策划与创新工作。在策划方面,要借鉴和学习企业营销宣传策划的工作理念,通过成功的宣传去赢得市场、占领市场。这些年来,全国公安机关涌现出的任长霞、邱娥国、济南交警、漳州110等先进典型形象都是靠精心策划提炼出来的。我们应当坚持“中心工作整体策划、重点事项专题策划、大事策划出效应、小事策划育亮点”的工作思路,紧扣工作、围绕重点工作,策划广场宣传、媒体宣传和内外宣传;策划队伍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让榜样的力量在社会上产生强大感召力;策划专项重点工作成效宣传,让人民群众感受到真实鲜活、有亲和力。在创新方面,基层公安机关和民警要充分运用新媒体的各种载体,把队伍中的先进典型人和事、工作中出现的舆情和舆论,通过新媒体进行广度、深度和纵横向宣传,特别是对涉警舆情的处臵进程要尽可能通过新媒体进行宣传,对涉警负面舆情要尽可能通过研判,并通过网络媒体、手机媒体进行舆论引导,防止涉警舆情尤其是涉警负面舆情带来危害,把人们的思想、言行等统一到正确的、理性的轨轨道上来,赢得最广大人民群众对公安工作的支持和理解。
(四)强化顺应新媒体的机制建设。要做好新媒体时代公安宣传工作,机制建设尤为重要。笔者认为,应着力抓好四项机制建设:一要抓好宣传队伍素质提升机制建设。建立素质培育机制,加强宣传队伍思想、纪律、作风和能力建设,提高洞察力、分析力和应对能力。二要抓好宣传工作激励机制建设。坚持内宣与外宣并重并用的原则,用必要的经费奖励有功宣传人员,开展优秀宣传员评比表彰活动,激发宣传人员积极性。同时,通过必要的改进措施,强化新媒体信息新闻宣传工作,鼓励民警自觉应对各种涉警舆情,尽量减少涉警负面舆情的发生。三要抓好涉警舆情研判工作机制建设。建立健全涉警舆情信息研判机制,畅通和完善涉警舆情信息汇集报送渠道,组建舆情宣传员队伍。各相关警种密切协作,及时掌握社会稳定方面的热点、难点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舆情动态。加大对重点社区、论坛、特定QQ群和特定搏客等网络场所的巡视,收集、掌握媒体的反映以及社情民意,定期不定期地对舆情走向进行分析、预测,力争在第一时间发现舆论炒作苗头,防止不实传言通过网络舆论进行扩散,激化人们的情绪。四要抓好涉警舆情引导工作机制建设。建立一支信息新闻宣传队伍,主动发布警务信息,积极为各媒体和公众提供有价值的警务信息,满足公众需求,对涉及公众切身利益、社会广泛关注的突发案(事)件,尽可能在第一时间用权威声音从源头上杜绝负面炒作。工作中,要占领网上舆论高点,准确把握社会情绪引导,建立公安门户网站,公开工作信息。将网络作为最大限度澄清事实、宣传公安工作成绩和体现公安机关良好形象的新型平台,通过网络平台了解民意、汇集民智,畅通群众参与政治和利益表达渠道,及早发现问题、处臵问题,构建民众广泛参与、有序互动的舆论新环境。对已经热炒起来的舆情,采用发帖、跟帖、回复等方法引导讨论,积极疏导社会情绪,最大限度地消除负面影响。
第四篇:关于公安管理体制改革的思考[模版]
关于公安管理体制改革的思考
李文南 陈金禄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公安工作的改革一直备受社会的关注。尽管各级公安机关近几年来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和尝试,也取得了一些初步成效,但是,由于公安机关现行管理体制的制约,这些探索和尝试大多都还停留在具体警务工作上,对现行公安管理体制是否需要改革以及如何改革的问题,由于长期以来我们自身的思想束缚太多,实事求是地解放思想不够,因而从理论研究至实践探索则仍然步履蹒跚。当前,进一步研究和解决公安机关管理体制的改革问题,已经成为牵动整个公安工作改革大局的关键。只有抓住和解决好这一关键问题,才能继续深化公安工作的其他改革措施,增创新时期公安工作的新优势,从而全面推进公安事业的发展。
一、现行的“以块为主”的管理体制存在的不良状况
公安机关现行的管理体制可概括为:“统一领导,分级管理,条块结合,以块为主。”即由同级党委、政府和上级公安机关双重领导,以同级党委、政府领导为主的体制。这种“以块为主”的管理体制是建国以来一直实行的,确实在过去的公安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80年代中期以前,它适合于当时的社会经济和治安状况,因而运行顺畅。但是,随着整个国家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这种管理体制所引发的弊端,在近几年来就显而易见了,主要的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条块分割过细,管理权力分散。
对于公安机关这一庞大的工作系统,要管理其工作及人事、财政等等,划分适当的“块”去实施是必要的。由于我国地域之间客观上存在的差异,如果公安机关搞全国上下“一杆子”插到底,显然是不现实的。现行公安管理体制规定以块为主、分级管理公安工作,这与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区域内相对独立和封闭的经济及治安状况,是能够适应的。但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无论是经济状况还是治安状况,都已经打破了“块”的封闭性,趋向于“块”与“块”的联系性。因此,这种以块为主的分级管理明显地使公安管理权力过于分散,阻碍自上至下的警令畅通,已不能适应公安工作的需要。更为突出的是,有些地方的党委和政府在“分级管理”、“以块为主”的名义下,出于分担公安经费而不是工作需要的考虑,把“块”划得过细,如把市的公安分局放到区、把派出所放到街道(乡镇)去管理等等,由此导致了基层党委、政府使用警力从事诸如催粮、征税、推行计划生育等等非警务活动,招致了人民群众对公安机关的诸多非议。还有些地方把“以块为主”的“分级管理”视为划地而治、各自为警,把所管辖区域内的公安机关当作保护本地局部利益的一支“自建自用”的武装力量,因此助长了地方保护主义。
(二)系统指挥不灵,执法监督不力。尽管现行公安管理体制中也强调“统一领导、条块结合”,但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冲击下,客观上却形成了统一领导不了、条块结合不成的局面。从当今治安状态的特点来看,跨区域的刑事犯罪,区域之间息息相关的治安问题等等,都要求公安工作加强“条”的管理和控制力度,以实现在更广大的区域内公安队伍行动上的集中统一。然而,在有些地方的基层公安机关,由于其人事、财政管理权主要归同级党委、政府,上级公安机关被架空,成了“名义”上级,往往对系统内部的一些必要管理措施都难以实施,自然也就更难做到在更广大区域内公安机关的统一领导和指挥有效。
实践表明,以块为主的分级管理不仅助长了地方保护主义,而且还不同程度地妨碍着基层公安机关正确地行使职权。在“以块为主”的屏障下,有些地方的基层党委和政府往往由于自身区域的、眼前的某些利益得失,甚至由于某些领导人的法制观念淡薄,而打着党对公安工作实施领导的旗号,强行对公安机关的正常执法行为进行不良干预。在这种强行干预面前,基层公安机关由于人事权、财权都受当地的管理制约,亦显得无可奈何。上级公安机关也难以对下级实施有效的执法监督,管理权、指挥权更是名存实亡,“条”的权力在“块”的权力面前显得软弱无力。长此以往,将严重地削弱公安机关的整体战斗力,引发执法不公、执法不严的不良现象,最终将构成对国家法制建设的极大阻碍。
二、确立“以条为主”的管理体制是新时期公安工作的必然要求
现行“以块为主”管理体制存在的种种不良状况,已经严重地制约着公安事业的发展,明显地不适应当今公安工作的实际要求,必须进行改革。而且,现在已经基本具备了改革现行管理体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根据公安工作的发展趋势和国家法制建设的基本要求,为了从根本上解决由于管理体制而引发的诸多弊端,我们认为:公安机关应当确立“以条为主”的新管理体制,以求得在“条”的统一前提下,实现“条”与“块”的有机结合。即:公安部接受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其它各级公安机关接受同级党委、政府和上级公安机关的双重领导,以上级公安机关实行统一管理为主的体制。这一体制可以概括地表述为:“党委领导,统一管理,条块结合,以条为主。”
确立和实行这一新的公安管理体制,将至少给公安工作创造以下三方面的优势:
(一)能更好地适应新时期的社会经济和治安状况。
实践告诉我们,公安管理体制能否与社会的经济和治安状况相适应,是直接影响着公安工作成败得失的首要问题。公安工作面临的经济和治安状况变了,就必然地要求公安管理体制作出相应的变化。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任务的实施,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在经济领域打破了传统封闭式的小“块”,使人、财、物的流动进入更大的“块”,甚至向无“块”扩展。由此,牵动了社会治安在原先小“块”范围的相对确定性,向更大
“块”以及块块紧密关联的趋势转化。因此,现行管理体制中的“以块为主”的“块”,已经无法体现在经济和治安方面的独立意义,被毫不留情地打破了。只有建立以条为主的管理体制,强化公安机关统一的指挥、监督和管理的力度,才能使公安工作在更大“块”的范围或者无“块”的状态下得到适应。
强调以条为主的条块结合,有利于各级公安机关在执行国家法律、法规的同时,做到与执行地方性法规的一致,这也充分地反映了宪法中体现的法治原则。根据宪法规定:省、直辖市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地方可以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公安机关担负着治安行政管理和刑事司法两方面的任务,无疑地不仅要执行国家的法律、法规,而且也应当执行本省级行政区域内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因此,实行新的管理体制,一方面可以使各级公安机关在上级公安机关的统一管理下,保证全国公安工作在大局上的整体一致性;另一方面,各行政区域的党委和政府又可以根据自己区域的经济和治安状况的特点,灵活地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公安工作实施领导和监督,以适应“块”内的特殊性。
应当特别强调,对公安机关的管理如果忽视“块”的特殊性,一律实行“条”的领导和管理,也是不适合我国现有国情的。各行政区域之间在经济和治安方面的差异,在短时期内是不可能彻底消除的,因而在对公安工作的管理上也就应当关注各自的不同特点,不能搞“一刀切”。
(二)能给基层公安机关提供良好的执法环境。
执法的严肃性和公正性,是法制建设的基本要求。公安机关要实现这一要求,就必须排除来自各方面对执法工作的干扰,创造一个良好的执法环境。特别是县、区一级的公安机关,它是承担执法任务的基本单位,要办理治安行政管理的全部具体工作以及各类刑事犯罪案件。调查表明,有些基层公安机关在执法工作中的不严不公及地方保护主义现象,许多都是在当地党委、政府的强行干预下发生的。实行“统一管理”和“以条为主”的方式,基层公安机关在工作中,如果遇到同级党委、政府与上级公安机关的指令有矛盾时,就可以以来自上级公安机关的指令为主,去处理工作事务。这样,就在客观上减少了地方基层党委、政府对公安业务工作的不良干预。同时,从工作监督方面来看,“条块结合”又保证了地方各级党委、人大、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公安工作的监督权力,有利于各级公安机关实现公正执法。
(三)有利于完善和加强党对公安工作的领导。
公安工作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这是我们应当坚定不移地遵循的一项基本原则。在公安工作中如何体现党的领导,是公安机关在理论和实践都应当解决的重大问题,也是长期以来人们视为敏感的问题。过去,在-些地方的公安机关乃至党的机关中,有不少同志认为公安工作坚持党的领导,就必须使各级公安机关(包
括派出所)一律接受当地党委的领导和管理,公安机关的每一项工作都必须在当地党委的领导之下进行。似乎一提到公安机关要实行“以条为主”的管理体制,就是犯了摆脱党的领导之大忌,越了“雷池”,失却了原则。其实,这是一种对公安工作坚持党的领导的片面理解,歪曲了党的领导的基本含义。
《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规定:“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必须保证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机关„„积极主动地、独立负责地、协调一致地工作。”这就表明:党对公安工作的领导,是通过政治、思想和组织三方面的领导,而不是去干预具体的公安业务工作;公安机关依照宪法和法律开展工作,与接受党的领导是一致的。因此,从组织的领导上来说,中共中央以及公安部党委(党组)的领导是党对公安工作的最高领导;各级公安机关的党委(党组)依照宪法和法律以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本机关公安工作实施的集体领导,就是党对公安工作进行领导的具体体现;地方党委对公安机关的领导,主要是配合上级公安机关党委(党组)加强对公安工作重大原则问题的领导和监督。公安机关实行以条为主的管理体制,可以避免地方基层党委对公安工作的权力干预过大,保证从中央到地方的统一,进一步完善党对公安工作进行领导的实施。同时,也加强了中共中央以及上级公安机关党委(党组)对公安工作的领导作用,从而能有效地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于整个公安工作之中,实现党对公安工作的政治、思想、组织的领导,维护党对公安工作的领导权威。
三、实行“以条为主”的管理体制必须解决的基本问题
公安管理体制的改革,必然牵动公安机关其他方面的改革。“以条为主”取代原先的“以块为主”体制,不仅是管理观念上的更新,而更重要的是管理格局上的调整和管理权力上的转移。因此,就要求公安机关在其他方面作出相应的调整乃至采取必要的改革措施,来保证“以条为主”的管理体制顺利实行。当前,必须解决好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以精干高效原则设置公安机关的各级机构。
目前各级公安机关的机构设置,从总体上看,呈现出一种无序和膨胀的状态。特别是在80年代中期以来,各级公安机关不仅机构的名称、级别五花八门,而且机构的数量也急剧膨胀。据调查,与80年代初期相比,省、地、县三级公安机关的内设机构(不含派出所)和领导班子人数,在15年左右的时间里就增加了一倍左右。由于机构设置的无序和膨胀,也直接地引发了诸如机构之间职责交叉不清,管理层人员过多,机关化倾向严重,文山会海,办事拖拉推诿等等弊端,严重地制约着公安机关工作效率的提高和战斗力的增强。
公安机关的机构设置,必须贯彻精干高效的原则。既要有精干的机构,也要有精干的领导班子。目前,要大力精简中上层管理机构及人员,充实基层,使有限的警力资源得到合理的配置。同时,要体现公安机关的特殊性:它既是政府机关的一个部门,又不同于一般的行政部门。因此,有必要适当提高地、县两级公安机关的机构级别。在人事管理制度上,也要采取设级别侦查员、评聘专业技术职务等措施,妥善地解决基层公安机关由于人员多、领导职位少而存在的严重压职压级的现象,提高广大基层民警的政治生活待遇。为了规范各级公安机关的机构设置,应当尽快制定公安机关机构设置规章,使各级公安机关的机构设置有章可循,这也是“以条为主”“统一管理”的基本要求和具体体现。
(二)根据事权划分原则,提高公安经费的保障水平。
《人民警察法》第三十条规定:“国家保障人民警察的经费。人民警察的经费,按照事权划分的原则,分别列入中央和地方的财政预算。”但是,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经费短缺的状况长期以来一直严重地困扰着各级公安机关。据调查,许多基层公安机关每年得到财政部门核拨的经费,仅占全年实际支出的50%左右,不足部分只能通过罚没返还、社会集资、行政性收费或者摊派等非财政渠道自行解决,由此引发了诸多的不良现象,损害了公安机关的社会形象,也阻碍着公安工作改革的深化。
要使公安经费得到切实保障并逐步提高保障水平,就应当建立有效的保障机制,按照事权划分原则,确定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对公安经费的分担比例。根据目前情况,有必要统一制定公安经费的基本保障标准,使各级财政部门在编制公安经费预算时减少主观随意性。同时,中央和地方财政部门要从巩固国家政权和保护社会经济发展的大局出发,逐年增加对公安机关的经费投入,逐步改善公安工作的物质条件。作为公安机关,也应当树立勤俭节约过紧日子的思想,精打细算,量入为出,避免铺张浪费和减少不必要开支,使有限的经费发挥出更大的效益。
(三)贯彻从严治警方针,强化条块结合的公安工作监督机制。
公安机关的工作涉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与所在行政区域内的其他工作紧密关联。在“以条为主”的管理体制下,尽管“条”的监督权力得到加强,但仍然需要“块”的监督。为了保证公安工作的顺利进行,实现从严治警,减少和避免执法偏差,必须强化条块结合的监督机制,形成条块结合的监督网,对安工作实施全方位的监督。各级公安机关切不可借以条为主的统一管理为名,去摆脱或者削弱“块”的监督权力。
“块”的监督,主要有同级党委、人大、政府的监督,其他机关或组织的监督,以及来自舆论的、人民群众的监督等多方面的监督。这种种监督,都是公安工作所不能缺少的。因此,各级公安机关在接受上级公安机关的管理和监督的同时,应当自觉主动地接受来自“块”的监督。
公安管理体制从“以块为主”向“以条为主”的改革,并不仅仅是公安机关一家的事情,它联系着社会的方方面面,牵一发而动全身。作为公安机关,一定要在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争取得到组织人事、财政等部门的支持和协作,创造和解决实行“以条为主”管理体制所需要的必要条件。同时,也要深入研究自身内部管理上存在的各种问题,加快对其他方面工作进行改革的步伐。这样,才能保障新管理体制的建立、完善以及有效运行。
(作者单位:江门市公安局)
第五篇:关于对加强基层公安警务保障队伍建设的思考
关于对加强基层公安警务保障队伍建设的思考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从古至今,是历代军事家在运作战争前的首要任务。公安事业的发展壮大,以警务保障为基础,是公安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警务保障工作所涉及管理的内容是后勤上的所有事务,服务的对象是领导、机关人员、基层一线民警。新时期新阶段,公安警务保障在加强公安被装、固定资产、车辆管理、基层基础建设等硬件建设的同时,更要注重提升软实力,加强内部管理,逐步完善各类制度,以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作为一名基层公安警务保障民警就新形势下的公安警务保障队伍建设谈几点看法。
任何工作大到决策研究,小到具体执行,归根结底都是人的事,每件事都是由具体的人去操作,具办人是否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过硬的业务素质,将直接决定需要办理的事能否达到预期的目标。因此,警务保障工作首要就是狠抓队伍建设,挑选“精兵强将”,建成一支勇于开拓、富于实干的高素质警务保障队伍,使警务保障工作更好地为公安工作服务。
一、建设学习型队伍,提高警务保障队伍的业务素质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就是获得知识、技能的活动。学习就是获得知识,形成技能,培养聪明才智的过程。
(一)落实学习制度,强化业务素质。一是学习要有计划性,要有学习制度,对业务学习的内容、要求、组织方法等进行统筹安排,确保学习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二是落实学习日制度,每周固定相对集中时间对上级一些重要文件、方案组织学习;落实检查讲评制度,定期进行检查、讲评,督促大家学习;落实学习交流制度,对警保民警的工作总结、经验做法评审,组织一些好工作方法交流学习,而后组织大家进行评议,使大家互相学习,共同提高。
(二)坚持领导带头学,带动民警主动学。一是警保领导要有自我提高的想法和行动,摆正工作和学习的关系,研讨工作和学习之间的关系,用新眼光理解古人“磨刀不误砍柴工”的经验总结,尊重学习的应有地位,认识学习对工作的促进作用。二是带头学习,学理论、学管理、学业务,结合实际,拓展思路,务实创新,提高思想素质和管理水平,形成“讲学习、学模范、找差距、比贡献”的氛围,带动民警学习,不断提高警务保障民警的业务能力和职业道德素质。
(三)强化培训力度,严格考核指标。一是建立健全财务、装备、基建、采购、固定资产、仓储、应急保障等业务知识培训制度,尝试在警务保障民警中设立职称,通过考试获得相应职称,优先提拔任用;二是定期举行信息化业务比武竞赛,以赛促学,将成绩纳入警务保障部门绩效考核,晋升晋级培训中相应加入业务学习内容,力争达到警务保障部门民警会上机操作、业务流程基本知晓的目标,不断提高工作效率。
二、建设创新型队伍,激发警务保障队伍的工作活力
创新是在新的观念支配下、运用新的方法、开辟新的途径、实现新的目标的思维活动和实践活动。警务保障部门要结合警务保障工作发展趋势和公安工作实际,积极探索研究经费保障“配额化”、装备投入“精确化”、后勤管理“全息化”等警务保障创新和管理工作,进一步促进警务保障工作迈上新的台阶。
(一)坚持调查研究,理论联系实际。一是调查研究是探索新办法,解决新问题的重要渠道,只有切实了解警务保障中存在的瓶颈问题,才能找到合适的方法解决,最终助力公安工作。警务保障民警必须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确保调查材料的真实性。二是树立全局观念,确立“一盘棋”思想,避免分析问题产生片面性,解决问题出现盲目性,确保工作思路的科学性。
(二)加强日常分析,超前部署安排。“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体现了公安警务保障工作的超前性。一是新时期的公安警务保障工作,不仅要准备“粮草”供应“兵马”,更需要对“兵马”运动的方向、方式,“粮草”配备的数量、种类等进行超前分析研究。要做到警保工作的超前性。二是要建立健全日常性、阶段性的研判制度,要对全年公安工作的目标了然于胸,对具体警保工作作出阶段性、超前性安排,有计划、分步骤进行。
三、建设廉洁型队伍,坚定警务保障队伍的职业信仰
廉政建设事关公安工作全局,是作好各项公安工作的前提和保障。
(一)加强政治修养,树立廉洁意识。警务保障民警应坚持学习党的十八大精神、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根据“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严格标准、严格措施、严格纪律;树立正确的事业观、价值观和荣辱观,时刻牢记“立警为公,执法为民”宗旨,时时自重、自省、自励,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不断提高思想境界和道德修养,真正理解、支持、参与廉政建设,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打造风清气正的警务保障队伍。
(二)加强道德修养,培养健康情操。一是立德立言,保持高尚人格。立德是做人做事的根本,为人处世、修身养德,在责任要求、纪律约束、个人形象方面不能混同于一般老百姓。同时要坚持诚信,要加强团结,反思自身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修正自我,言行一致,团结同事。二是克勤克俭,艰苦奋斗。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党的传家宝。警务保障民警应增强节俭意识,在勤奋节俭中保持形象,做廉洁奉公的模范。三是清正廉洁,律己慎行。警务保障民警应加强个人修养,做到廉洁自律,培养健康、高雅的生活情操,认真贯彻落实公安部三项纪律、五条禁令等警纪条令,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诱惑,守得住清贫,抵制不正之风的袭扰,抗得住庸俗关系的侵蚀,在纷杂的社会关系中明辨是非、鉴别美丑,保持清醒,培养高尚的个人情趣,保持严肃的生活作风,不参加任何色情、赌博或变相赌博活动,在赞扬声中保持清醒,在奉承声中保持自警,在诱惑面前保持坚贞。
(三)加强职业修养,树立奉献精神。热爱本职工作是干好工作的前提,警保民警应认真对待自己的岗位,对自己的岗位职责负责到底,无论在任何时候,都尊重自己的岗位,对自己岗位勤奋有加,不求功、不求名,始终心怀奉献精神。一是当好领导的参谋和助手。基层公安机关警务保障室具体负责全局的经费预算、财务管理、装备建设、基层基础建设等多项工作,所以警务保障室要当好领导的参谋和助手,为领导科学决策、科学理财提供准确地数据和参考,保证经费投入的准确性和合理性,当好“内当家”。二是当好保障的行家和里手。基层公安机关警务保障室应始终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弘扬践行“忠诚、为民、公正、廉洁”的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和“服务、求实、勤俭、廉洁”的警务保障精神,学习朱爱民,做一名警务保障好民警,促使民警树立正确的职业道德观,引导民警履行职责,熟练掌握被装系统、装备系统、固定资产系统以及财务人员的应知应会,积极探索警务保障新机制,努力当好保障的行家和里手。三是当好民警的后勤和帮手。基层公安机关警务保障室是基层的综合管理部门,和实战单位有着密切联系,所以要立足本职,贴近基层,高效服务。
新形势下,基层公安机关警务保障室应始终坚持“一切为公安工作服务、一切为公安基层服务、一切为公安民警服务”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开拓创新,充分发挥基层公安机关警务保障室的职能和作用,为公安工作的跨越发展提供强有力的警务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