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务公开的比较研究(中央党校学报)

第一篇：检务公开的比较研究(中央党校学报)

检务公开的比较研究

【作者：高一飞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中央党校学报》２０１０年第２期，第84—88页。

我国自1998年以来推行的检务公开制度，是我国实现检察民主、加强人民群众对法律监督机关自身监督、解决如何监督“监督者”这一问题的重要方式。但是，这一做法在国际规则和域外法律中的根据和性质是什么，如何确定检务公开的范围、方式和程序，公民认为检察机关不公开其应当公开的信息时公民如何获得救济，等等。这些都是检务公开应当解决的基本问题。在此，我在本文中以国际规则、美国的立法为样本进行比较和评论，希望能够为我国正在推行的检务公开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检务公开的根据与性质

检察机关向社会公众和媒体提供案件信息，其理论基础是公众的知情权和政府的信息公开义务。

（一）检务公开的根据

国际公约中，知情权归属于言论自由条款中。《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九条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之二规定：“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论国界，也不论口头的、书写的、印刷的、采取艺术形式的、或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其他媒介。”《美洲人权公约》第13条规定：“承认公民普遍享有知情权，政府必须为该权利的行使提供机制。”《欧洲人权公约》第10条之1规定：“人人享有表达自由的权利。此项权利应当包括持有主张的自由，以及在不受公共机构干预和不分国界的情况下，接受和传播信息和思想的自由。本条不得阻止各国对广播、电视、电影等企业规定许可证制度。”

2008年2月27—29日，来自全球40个国家的信息公开团体的125位成员在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发表了《关于推进知情权的亚特兰大宣言与行动计划》（亚特兰大知情权宣言），这是将国际公约关于公民知情权的内容具体化的一个重要国际规则，是关于知情权的国际标准。“信息公开应成为准则，保密应被视为例外”、“知情权适用于政府所有分支（包括执法、司法和立法部门，以及自治机构），所有层级（联邦、中央、区域和地方），以及上述国际组织的所有下属机构”。所以，检察机关是《亚特兰大宣言》所要求的信息公开的主体。

另外，国际社会《关于媒体与司法关系的马德里准则》指出，“表达自由是每一个民主社会最重要的基础。媒体有职责和权利收集情况，向公众传达信息，并在不违反无罪推定原则之前提下，对司法活动进行评价，包括对庭审前、庭审中和庭审后的案件”。考虑到侦查程序的特殊性，第4条对侦查公开可能存在的例外及其适用条件作出了规定：“本基本原则不排除在犯罪调查期间甚至构成司法程序一部分的调查期间保密法的保留使用。”

除了国际规则的规定，域外的国家或者地区也通过立法来要求检察机关进行检务公开。

在美国，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终于在1966年通过了《信息自由法》，并分别于197

4年、1976年、1986年对《信息自由法》进行了3次修订。随着电子数据的大量采用，美国国会又于1996年通过了对《信息自由法》的第四次修订。修订之后的《信息自由法》规定，凡属必须公开的政府信息，1996年11月1日以后做成的文件，在该日以后一年内，必须使之可以通过Internet等网络形式获得。所以，它又被人们称为“电子信息公开法”（Electronic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美国《信息自由法》适用于联邦政府行政部门所拥有的文件。行政部门包括内阁各部、军事部门、政府公司、政府控股公司、独立管制机构以及行政部门设立的其他公营部门。《信息自由法》不适用于联邦政府选举产生的官员个人、司法机关、私营组织、州政府或地方政府。但检察署是美国联邦司法一个部门，当然应当遵循《信息自由法》。

此外，1971年联邦司法部专门颁布了《处理媒体关系的指南》（MEDIARELATIONS）（1975年修订），认为颁布这一规则的目的是“这一政策的目的是为了让司法部各成员和其个人在刑事、民事案件和事务中的相关信息提供中确立一致的具体指导”。

（二）检务公开的性质

以上可以看出，检务公开的基础是公民知情权产生的政府信息公开义务。那么知情权是一种什么样的权利呢？

在国际公约的言论自由条款如《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九条、《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之二，其规定的言论自由的内容都不仅仅包括表达的自由，而是包括三个内容，即“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寻求、接受”消息和思想的权利，实际上就是知情权，即获得信息的权利；而“传递”消息和思想则属于表达自由。完整的言论自由的内容，应当包括知情权和表达权。

《亚特兰大知情权宣言》认为：“知情权是人类尊严、平等和公正的和平之基础。”“知情权是一项基本人权”。所以，知情权虽然最初产生于言论自由权，但在国际公约和各国的立法实践中，已经成为了一种独立的权利，因为其有独立的意义，这种意义在《亚特兰大知情权宣言》中表述为：“是公民参与、良好治理、行政效率、问责制和打击腐败、新闻媒体和新闻调查、人类发展、社会包容及实现其他社会经济和公民政治权利的基础。”

“知情权”即“知的权利”（right to know）。知情权与信息公开相对应，是美国人民的贡献。在20世纪40年代起由新闻界推动的信息公开立法运动中，一位叫做肯特·库柏的新闻工作者在1945年的一次演讲中首次使用“知情权”一词。库柏在演讲中提到政府在二战中实施新闻控制而造成民众了解的信息失真和政府间的无端猜疑，主张用“知情权”这一新型民权取代宪法中的“新闻自由”规定。知情权一词于是逐渐从新闻界流传到法律界[1]。美国学者把知情权和政府信息公开的作用分为六个方面：第一，要有意义地参与民主进程就要求参与者知情；第二，帮助政府保持诚实，不愧对选民的参与；第三，开放也有助于政府把政务处理得更好；第四，政府信息也是公有的，除非公开信息将造成特定的损害，否则信息必须公开；第五，获取政府信息可以帮助美国人在许多方面改善生活；第六，更多信息意味着更有效地分配资源[1]。

从国际规则和域外立法可以看出，检务公开的本质是政府信息公开，是公民言论自由权产生的政府义务。知情权最初虽然产生于言论自由权，但20世纪40年代以来，逐渐成为一种独立于言论自由的权利。所以，也可以说，检务公开这一政府信息公开义务是产生于公民言论自由权和知情权。在立法体系上，检务公开由各国《信息公开法》（或《信息自由法》）进行统一规范。但由于检察机关这一执法机关的特殊性，可以在不违背信息公开法的前提下颁布检察机关信息公开的专门法规。

二、检务公开的范围与程序

（一）检务公开的范围

《亚特兰大宣言》规定“信息公开应成为准则，保密应被视为例外”。由于其牵涉的问题的抽象性和广泛性，《亚特兰大宣言》对信息公开的范围只是简单的提出了“公共利益标准”，即“当且仅当信息公开的潜在公共危害大于公共利益时才能适用豁免”。

《媒体与司法独立关系的马德里准则》规定：基本准则“表达自由（包括媒体自由）是每一个宣称是民主社会的必不可少的基础”。“评论司法的权利不能受到任何特别的限制”。在“基本准则的范围”部分规定：“基本准则并不排斥在司法调查程序阶段对法律秘密的保守。这种情况下，秘密保守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实现对被怀疑和被控告的个人的无罪推定的实现。不能限制任何人了解官方调查结论和调查情况的信息。”

在《马德里准则》“限制”部分规定了三个方面的限制：一是法律有权因为对未成年人或者其他特殊群体进行保护的需要而对基本规则规定的权利加以限制。二是法律可以因为民主社会其他利益的需要而对犯罪过程有关的基本规则规定的权利加以限制：为了防止对被告人的严重偏见；为了防止形成对证人的压力、对陪审员和被害人造成损害。三是如果因为国家安全的理由而对基本规则加以限制，这种限制不能对当事人的权利(包括辩护权)，形成危险。辩方和媒体有权利在最大程度上进行限制的理由（如果必要，对此理由有保密的义务），并有权对这些限制提出抗辩。

《马德里准则》这三个方面的限制可以概括为特殊群体保护限制、犯罪过程公开的限制、国家安全理由的限制。但规则在这个条款中同时提醒“不能以专断和歧视的方法对规则权利加以限制。即使对规则规定的权利加以限制，也只能以尽可能最低的程度和最短的时间，可以用较低限度的方法达到目的时，不能使用较高限度的方法”。即上述理由也不是一定形成对信息公开的限制，这种限制应当是必要和克制的。

在美国《信息自由法》的主要目标在于让公众“知道他们的政府在忙些什么”[2]。然而，信息公开应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反映了国会对公众得知权和政府必要信息保密需要之间的平衡。联邦最高法院在John Doe.Agency v.John Doe Corp一案中指出，法律条款中为了确保政府职能不受干扰而设立的不予公开规定主要体现在“保密文件”、“政府内部人事规则与制度”、“政府内部联系”和“执法文件”这几项免除公开中。

在美国，如果申请人申请的材料属于信息自由法规定的下列九类例外，该信息可以不公开。其中第7类为“执法文件”的例外。这一例外允许执法机关保留执法材料，以保护执法过程不受干预。它由6项组成：（1）有可能影响执法程序的材料；（2）有可能影响某人公平受审判权的资料；（3）有可能影响个人隐私的执法材料；（4）有可能泄漏执法机关消息来源的材料；（5）有可能泄漏执法技术或程序，或导致规避法律的材料；

（6）有可能影响任何个人安全或生命的材料。

在司法相关的信息公开上，美国有一个经典的案例，即1993年的联邦司法部诉兰达诺（United States Deep’t ofJusticev.Landing）。本案牵涉到，政府需要怎样证明一个信息提供者确实是7(4)条款所说的“保密”信息来源。7(4)条款并没有给政府这样一个认定，即在FBI罪案调查过程中所有信息提供来源都是保密的。法院认为只有两种情况下可以保密，一是如果信息提供者（个人或机构）在提供信息的当时，已获知FBI除了执法必要外，不会泄露此次交流，那么这个信息提供者应该被认为是“保密的”。二是一些严格定义的情形可以作为推断为保密的基础。例如，有理由推断那些取得报酬的线人通常期望他们与FBI的合作是保密的。而兰达诺案不属于这两种情形。兰达诺和他的律师终于拿到了该起抢劫谋杀案的900多页FBI文档，并在沉冤2年后在重审中无罪释放。

在美国，司法部《与媒体关系指南》规定，向媒体公开的内容应当考虑“三种利益应当平衡：公众知情权；为公正审判个人权利；政府对司法进行有效管理的责任”。应当特别考虑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保密的需要，应当在每一个案件中仔细平衡被害人和诉讼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证人的生命和安全的权利。为此，法院和国会已经对以下情况作保密限制：实施与调查；大陪审团与税收事务；某些调查技术；贪污保护的其他事务”。二是“言论自由与公开审判的需要。仔细衡量的一方面是言论自由、公开审判等所要求的、民主社会应当公开的执法官员、检察官、法庭在法律实施过程中的信息的个人权利；另一方面是被告人的个人人权。而且，应当重视公共安全、对政治避难者的理解、公众需要对公共法律的执行、公共政策的发展和变化产生影响的信息有知情权。这些原理必须在进行评估，对在该陈述中不能预测和包括的具体情况应当进行公平的自由裁量”。

上述国际规则和域外立法表明，检务公开范围的确定应当考虑以下因素：一是保护个人隐私与名誉；二是保障诉讼活动顺利进行；三是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秩序；四是防止舆论审判。

（二）检务公开的方式

在美国，《信息自由法》规定公众可以通过三种方式了解政府文件：（1）联邦公报；

（2）机关通过联邦公报以外的方法供公众查阅复制的其他应该公开的信息；（3）向机关申请公开上述两类文件以外的其他应该公开的文件。以上三种方式均受司法审查的约束。

但是，从检务公开的角度，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机构开放。自由社会的公民，包括媒体人员，究竟应该享有多大的法律权利进入像检察机关、监狱或学校这种政府管理的公共机构？在美国历史上，曾经有法律规定公民根本就不能进入政府的设施，因为那是属于政府的财产。但是，这种观念现在已经被美国法律否定，机构开放被认为是政府信息公开的一部分。

从上可以看出，美国检务公开的方式可以是四种：政府公报公开、其他可查阅方式公开、申请公开、机构开放。

（三）检务公开的救济

国际准则早就考虑到了信息公开是范围会由于立法和解释立法等原因导致掌握信息的人有巨大的自由裁量权，所以，设想了通过程序救济实现信息的公开。《亚特兰大知情权宣言》要求国家“对法律的实施进行定期监测和报告”，“由立法和主要审查机构对执法和守法进行审查”。《马德里准则》规定“任何对基本准则的限制必须由法律事先作出规定。如果有授权自由裁量，这种权力只能授予法官。只要法官实施对规则规定的权利的限制，媒体就有权利要求听证和进行上诉”。

在美国，《信息自由法》规定公众可以通过三种方式了解政府文件，三种方式均受司法审查的约束。联邦最高法院在Kissinger v.Reporters Committee for Freedom of the Press一案中判定，只要证明机关存在“不正当”（improperly）的“不公开”（with held）“机关文件”（agency records）的行为，联邦司法权就可以启动，司法审查适用于机关违反上述全部三种义务的情况。除此之外，对于机关拒绝减免费用之申请及加速处理之

申请的决定，申请人也可以依据《信息自由法》寻求司法救济[3]。信息公开案件由联邦法院受理，实行三审终审制。三个审级分别指联邦地区法院、联邦上诉法院和联邦最高法院，美国法院审理这类案件时适用“秘密审理原则”。

对信息公开进行救济的司法审判，都要求“秘密审理”，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争议的信息是否应当公开即是否应当保密还未确定，所以裁判的结果也有可能确定该信息为不应当公开的，一旦公开审判，则让该争议信息在审理中公开，使审理和裁判本身变得没有意义，而且有可能让不该公开的信息公开了，损害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

三、检务公开的中国实践

（一）检务公开的宪法依据

在中国，检务公开来源于宪法中的两个方面的条款。一是宪法第二、三条的“人民权利条款”即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第三条：“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即人民“管理国家事务”包括了检察机关的事务，检察机关也应当“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要实现人民的这些民主权利，其前提是公民必须知道检察机关“在干些什么”。

二是宪法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国际规则中的“言论自由”，包括了“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只有获取信息了，公民才知道自己的言论要表达什么，才能实现实质上的言论自由，所以公民有权要求政府公开信息，是言论自由的题中应有之义。

（二）检务公开的司法实践

我国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也是刑事执法机关，要保证检察机关自觉接受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的监督，保证检察机关公正司法，其检务信息应当向社会公开。我国检察机关看到了这个问题，独创性地通过自身“检务公开”制度，将检务信息向社会公开，体现了我国检察机关重视检察民主、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

从1998年10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下发《关于在全国检察机关实行“检务公开”的决定》，到2006年6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下发《关于进一步深化人民检察院“检务公开”的意见》，最高人民检察院先后颁布了7个涉及检务公开的文件。检务公开在全国各地全面有序实施。

经过10年检务公开的实践，我国最高检察机关结合我国检察机关的性质和职权探索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检察机关信息公开制度。我国检务公开制度，作为检察机关一项内部改革制度，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但是，另一方面应当看到，作为国家信息公开制度的重要部分，检务公开制度还是不健全、不完善的。为此，我们应当遵守和参照国际规则，借鉴域外经验，对检务公开制度进行改革和完善。

（三）检务公开的立法化

目前我国还没有信息公开法，2007年1月17日国务院通过，自2008年5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是我国第一个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的行政法规。但是，这一法规的所指的信息公开的主体是“行政机关”（第二条），所以我国检察机关信息公开缺乏法律依据。

在我国，一方面，检察机关不是审判机关，所以，无法适用有关“审判公开”的立法和司法解释，实际上，国际公约和人权规则所说的审判公开规则也不适用于检察机关。

检察机关具有“司法性质”主要是指其具有客观义务和维护司法公正的方面，但是并不能将检察机关归属于司法机关，恰恰相反，1990年《联合国关于检察官作用的准则》

第10条要求“检察官的职责应与司法职能严格分开”。另一方面，检察机关也不是行政机关。我国宪法第129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也没有将其归入司法机关，在政治体制上，检察机关是与法院并列的“一府两院”之一的法律监督机关。

正因为如此，由国务院颁布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适用范围不包括检察机关。所以，我国的检务公开虽然有宪法依据，但没有其他的正式立法依据。从这个意义上说，最高人民检察院自身主动实施检务公开，是一项伟大的创举。但是，其缺陷也是非常明显的，即由于没有法定义务，现行的检务公开制度是检察机关的权力，而不是义务和责任，也不是公民权利。而在国际文件和域外立法中，检务公开作为广义“政府”信息公开的一部分，却从来就是以公民权利和检察机关的义务与责任的形式出现的。在我国，公民无法要求检察机关公开信息，检务公开只是检察机关的自觉行为。

所以，要使检务公开正当化、合理化，唯一的办法是颁布国家《信息公开法》，这一法律应当适用于任何国家或者地方政府资助的公共机构，检察机关是归属于行政还是司法分支，或者是独立第四权——法律监督权，也就变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民有权利了解检察院这一国家机关是怎么运作的，人民有权利了解他们在干什么。在将来的《信息公开法》中，应当将检察机关纳入信息公开的主体，并规定对检察机关不公开信息的，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在这一前提下，检察机关可以出台解释和适用《信息公开法》的文件。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检务公开的立法与实践问题。

[参考文献]

[1]Thomas M.Susan.好的，坏的，丑的：电子政府与人民的知情权 [J].交流，2002，(3).[2]United States Dept of Justice v Reporters Committee for Freedom of Press（1989）.[3]赵正群，宫雁.美国的信息公开诉讼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法学评论，2009，(1).

第二篇：检务公开自查报告

《检务公开工作任务清单》的对照自查报告

为全面贯彻落实《省院下发的《关于开展检务公开工作督导检查的通知》，进一步拓展检务公开范围，丰富检务公开形式健全检务公开机制，强化检务公开保障，提升检务公开效果，着力推动检务公开工作从一般事务性公开想案件信息公开转变，提升检察机关亲和力、公信力和人民满意度。对照《检务公开工作任务清单》，我院开展了深入全面的自查工作，现将自查结果报告入下：

一、对照《清单》检查情况

1、案件程序性信息查询

能够准确提供案件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等与案件相关的人员查询本院办理案件的案由、受理时间、办案期限、办案部门、办案进程、处理结果、强制措施等程序性信息。

2、辩护与代理预约

依据有关规定，能够为符合查询要求的主体办理查询预约并赋予其查询用户名和密码。

3、重要案件信息发布

能够按规定将有较大社会影响的职务犯罪案件的立案侦查、决定逮捕、提起公诉等情况及时公开；

及时发布社会广泛关注的刑事案件批准逮捕、提起公诉等情况；

已公布办结的典型案例；

已公布重大、专项业务工作的进展和结果；

已公开其他重要案件信息；

4、法律文书公开

本院公开做出的法律文书有：人民法院所做判决、裁定已生效的刑事案件起诉书、抗诉书；不起诉书；刑事申诉复查决定书；最高人民检察院认为应当在系统发布的其他法律文书；

本院通过设立电子触摸显示屏的方式做出公开的法律文书有：撤销案件决定书；不批准逮捕决定书；

5、检察政务信息公开

已公开检察机关性质任务、职权职责、机构设置、工作流程等内容；

及时公开检察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及各种专项活动；

已公开检察改革进展情况，与检察机关司法办案有关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及规范性文件，如《河北省检察机关权力运行手册》、《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等；

公开检察统计数据及综合分析；

6、检察队伍信息公开

公开本院机构和人员编织情况；

公开本院人员统一招录和重要表彰奖励情况；

公开检察机关有关队伍管理的纪律规定；

公开检查人员违法违纪的处理情况和结果；

7、检务公开实体大厅

标识明确、醒目；

位置按实际情况情况设置在一楼醒目位置；

面积合理；

有接待引导窗口，工作人员熟知公开工作要求； 滚动大屏幕暂未设置。原因：检察院即将搬入新址，防止资源浪费；

电子触摸屏与互联网相连及时公开检察政务信息、队伍信息和案件信息；

宣传架上有纸质宣传材料；

8、检察门户网站

案件信息已经与人民检察院案件信息公开平台简历链接，方便群众对案件程序性信息、法律文书以及重要案件信息进行查询；

在门户网站已设置相应板块公布检察政务信息；

在门户网站已设置相应板块公布检队伍务信息；

严格按照规定流程及时回复网民诉求；

做到定期更新网站信息并及时发布重大活动；

9、检察官方微博

已注册认证新浪微博。能够按照发布程序，积极主动的开展微博活动。及时发布信息，保持更新，坚决杜绝“僵尸微博”现象。搭建平台强化与群众沟通交流。

10、检察官方微信

已开通官方微信，并实名认证。能够严格按照发布程序，积极主动的开展微信运用活动。坚决杜绝“僵尸微信”现象，保持微信信息及时更新。

二、全面推进检务公开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作为检察体质改革的重要板块，深化检务公开的探索还需进一步研究。按照检务公开的价值取向要求，针对检务公开工作在实践中存在的几点问题，在进一步深化检务公开工作中，应提高检务公开重要意义的认识，并在检务公开的内容、范围、形式、途径和管理机制等方面深化改革，以保障检察机关执法公正。

（一）切实提高思想认识程度。权力离开监督必然产生腐败。检察机关在行使检查权中由谁来监督？如何维护司法公正？这事社会关注的重大课题。检务公开可以彻底解决了人民群众对检查工作的神秘感，规范干警执法行为，让社会各界了解、支持、监督检查工作。这种来自人民群中的监督是检察工作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有效途径，是为民务实清廉的必然要求。

（二）切实完善检务公开内容。除了检察机关的性质职能、检察政务、检察事务等一般性公开外，更要注重检察业务公开，如办案程序、内部操作流程、监督保障措施等。对应当公开的业务内容一定要不留余地的公开，不能过分保守，不能无故推诿。

（三）切实丰富检务公开形式。丰富检务公开形式，并不是一味的否定传统的公开方式，而是一方面要提高传统检务公开方式的实效性，另一方面探索新的公开渠道，扩充载体，确保多角度、多侧面地推行检务公开工作。如改变以往的特定的“公开日”变为每月一次集中公开、宣传活动。提升检务公开的覆盖面。此外，要积极探索现代化信息化公开模式，利用互联网这一平台全方位多角度地向社会展示检查工作的基本情况，进一步提升检察机关的执法公信力，促进检务公开的健康发展。

第三篇：人大检务公开调查报告

人大检务公开调查报告

根据市人大常委会XX年工作计划和主任会议安排，9月中旬，市人大常委会组织部分委员和、市人大代表，对市检察院检务公开工作情况进行了调查。调查组听取了市检察院工作情况的汇报，现场查看了荣誉室和文化长廊、警示教育基地、主题实践活动办公室、检察服务中心、办案工作区，查阅了有关案卷资料，召开了由检察院相关负责同志、职能科室负责人和部分代表、群众参加的座谈会。现将调查情况综合如下：

近年来，市检察院按照市委“一三八五一”工作思路和目标，认真贯彻落实上级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和落实人民检察院检务公开”的部署要求，从保障人民群众对检察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批评权和建议权出发，加强领导，健全机制，推动了检察院各项检察工作科学发展。多年来，全院实现了无违法违纪、无错案、无责任事故的“三无”目标。

高度重视，推动检务公开扎实有序开展。成立了以检察长为组长，其他党组成员为副组长，机关各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检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健全了组织机构，明确工作责任。在充分酝酿、深入论证的基础上，研究制定并下发了《市人民检察院“检务公开”实施办法》等一系列切实可行的工作制度，为顺利推行检务公开提供全面的制度保证。

创新宣传形式，切实增强检察工作透明度。通过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视察反贪、反渎、监所、民行工作，组织上街宣传等形式，向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广泛宣传检察机关的职权范围和工作程序，进一步增强检察工作的透明度。主要做法：

一是拓展宣传广度。认真开展全国检察机关“举报宣传周”、全国法制宣传日活动，制作宣传展板百余块，向群众发放“检务公开”材料等1万余份，耐心解答群众咨询；五年来，共接待上访群众1000余人次，受理群众控告申诉100余件。

二是拓展宣传深度。坚持把深化检务公开作为促进检察工作科学发展的重要措施，工作中主动向有关部门通报，取得各方面的监督和支持。深入开展涉检不稳定因素大排查大化解和信访积案化解专项活动，进一步完善首办责任、下访巡访、送法下乡等制度，努力使涉检信访工作更加贴近群众，方便群众，多年来没有出现一起涉检信访案件。

三是创新宣传形式。利用各种新闻媒体宣传检察机关的重要职能、法律地位和活动部署，向社会公布全国检察机关统一举报电话12309和民生检察服务热线96699；XX年12月，检察院建起了“预防职务犯罪警示教育基地”，并被市委、市纪委授予“十大廉政文化建设精品工程”荣誉称号。截止目前，共有四万余人次前来参观，接受警示教育。

坚持报告和通报制度，努力提升检察机关的社会影响力。检察院及时将检察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有重大社会影响案件的办理情况和阶段性工作情况，及时向党委、人大报告，向政协和新闻界通报，自觉接受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的监督。主要体现在：

一是及时向市委报告工作，主动争取领导和支持。近年来，检察院对检察机关的重大工作部署和工作中遇到的困难问题，共向市委汇报12次；对检察工作的阶段性成果、办理的重大案件，及时向市委汇报，使党委领导对上级检察机关的工作部署有及时清晰的了解，同时也给予检察工作有力的领导和支持。

二是主动向人大和政协报告或通报工作，自觉接受监督。先后向市人大常委会作了《关于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反渎职侵权检察工作情况的汇报》，《关于民事行政检察工作情况的汇报》等情况汇报。主动走访人大代表和人民群众，虚心征求他们对检察工作的意见和建议；聘请了35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分别担任人民监督员、执法监督员；对于人大交办的案件和代表反映的问题，视案情和不同诉讼阶段及时反馈办理进度，有效监督业务建设、队伍建设、廉政建设等情况。

三是加强与新闻媒体的联系，扩大检察工作社会影响。积极联系各种新闻媒体，通过撰写新闻稿件、设立新闻发言

人、建立互联网站等形式，宣传检察机关的重要活动部署、重大案件进展等情况。

协调配合，全面落实检务公开的各项内容。牢固树立理性、平和、文明、规范的执法新理念，及时、主动、充分、如实地向社会公众和诉讼参与人公开与检察职权相关的活动和事项。一是在侦查工作中，依法公开人民检察院直接立案侦查案件的范围、立案标准、办案期限，诉讼参与人的权利义务以及人民监督员制度试点工作的规定等内容。XX年以来，共立查职务犯罪案件59件71人，全部作了有罪判决。二是在审查逮捕工作中，依法公开审查逮捕期限，犯罪嫌疑人享有的权利义务，人民检察院保障律师在刑事诉讼中依法执业的规定等内容，规范办案程序，确保案件质量。

XX年至今，共受理批捕案件828件1134人，审查后批准逮捕600件808人。三是在审查起诉工作中，依法公开不起诉案件公开审查规则，刑事申诉案件公开审查的程序规定，普通程序简化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程序以及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程序等内容，提高诉讼参与人的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促进了规范、文明执法。三年以来，共受理移送审查起诉案件1203件1618人，提起公诉1110件1414人。四是在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中，依法向有关单位和社会各界宣传检察机关的职权、职务犯罪案件的范围和立案标准以及检察机关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的工作成果等内容，争取人

民群众及社会各界对检察工作的支持。五是在民事行政案件抗诉工作中，依法公开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应当公开的案件办理环节、时限等内容，提升诉讼监督实效，依法保障了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XX年以来，共受理不服法院生效裁判的各类民事、行政申诉案件33件，立案审查31件，审查后向法院提出抗诉28件。六是在刑罚执行监督工作中，依法公开高检院制定的看守所检察、监外执行检察等“四个办法”等内容，创新探索了“未成年人犯罪维权帮教档案”机制，切实维护了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七是在控告申诉工作中，在接访大厅创立“民生检察服务中心”，建立了“检务公开”电子屏幕，把检察工作自觉融入全市经济工作大局之中，树立为群众服务的工作理念，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和赞誉，没有出现一起涉检信访案件。

自觉接受社会监督，确保检察权阳光运行。一是公开检察工作纪律。结合高检、省市院从今年6月份开展的为期一年“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解决反映强烈突出问题”专项检查活动，由纪检监察部门通过检务公开宣传手册，向社会各界公开检察工作纪律和检察官职业道德规范的内容，并将“九条卡死”、“六条禁令”等办案纪律制成警示牌、桌牌放置在办公、办案场所，将“禁酒令”制成卡片随身携带，既方便了检察干警自我提醒，又方便了群众监督。二是认真

落实“一案三卡”制度。及时督促办案人员依法履行告知义务、遵守办案纪律，并在案件办结后由纪检监察部门逐一进行回访，征求社会各界、发案单位、案件当事人对办案单位和办案人员执法情况以及执行办案纪律、规定情况的意见。XX年以来，对办理终结55件62人自侦案件和部分刑事案件进行了回访，满意率达到了100％，受到了案件当事人和社会各界的好评。

一是联动公开机制尚欠完善。检务公开同政务公开、司法公开一样，都是国家机关促公正保廉洁的重要措施，受各种因素的影响，目前还没有形成联动公开的机制，应进一步加强与政法等各部门的联系沟通，形成合力，使社会公众和诉讼参与人知晓的内容更全、更细。二是对外宣传的力度还不够强。特别是与相关新闻媒体、网络等联系较少，有待进一步加强，确保检务公开常态化、制度化、规范化。

一是切实加大检务公开宣传活动力度。检察机关要定期开展检务公开宣传活动，创新形式，方便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更加方便快捷地了解各项检察工作的进展情况，全面了解检察机关的性质职权、机构设置、办案程序和诉讼参与人的权利义务等事项。充分运用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等多种媒体，大力讴歌检察工作，反映检察业绩，弘扬先进典型，展现人民检察官的精神风貌和队伍形象，增强检察机关在社会上的公信度。

二是始终注重与检察工作搞好结合。检察机关要认真贯彻落实各项考核规定，督促各部门按照职责任务、工作标准扎实推进检务公开，进一步完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充分调动各部门开展检务公开工作的积极性，确保各项工作部署严格落实到位，为顺利实施“十二五”规划纲要、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出新贡献。

三是自觉将检务公开工作纳入人大和社会监督之中。检察机关要认真落实《省人民检察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联络工作的意见》，定期不定期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视察检察工作，既要汇报检察工作进展情况，又要对社会关注的案件、拟作出的重大部署和服务大局的意见、办理民生问题的打算等，听取代表和委员的意见建议。同时，要坚持信息公开制度，结合实际进一步拓展和完善公开内容，自觉接受新闻舆论和社会各界监督。

第四篇：中央党校学报稿件撰写技术规范

稿件撰写技术规范

(第2版，2006年12月)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热忱欢迎广大读者踊跃投稿。来稿请遵循以下撰写技术规范：

一、每篇稿件不超过9 ０００字，用Ａ４纸或１６开纸单面打印清晰，也可以清楚地抄写在方格稿纸上。正文用字不小于小４号字，行距不小于３毫米。

二、稿件中文主题名不超过２０个汉字，副题名前须有破折号并且不超过２５个汉字。题名应当简明、确切，能够表达文章的中心思想和概括文章的主要内容，避免使用非公知公用的外来语、缩略语、字符、代号。

三、稿件作者在题名之下署自己的姓名全称。多位作者的署名之间必须用逗号隔开。

四、稿件作者在署名之下标注自己的工作单位全称，以及所在地的省或直辖市或自治区的地名和市或县(直辖市的区或县)的地名、邮政编码。工作单位与所在地名之间用逗号隔开。分属于不同工作单位的作者，则分别注明不同的工作单位全称、所在地名和邮政编码。各个工作单位、所在地名和邮政编码之间用分号隔开。此项整体标注外加圆括号“（）”括起。

五、稿件(动态信息类、文件资料类的稿件除外)正文之前须有摘要。“摘要”二字用方括号“[ ]”括起。摘要以１００～３００字为宜，排除“本文认为、作者指出”等语词和常识性内容，不用引文、图表、冗长的数学公式和非公知公认的符号、缩略语，不对论文作诠释、评论和评价，仅简介主题范围、目的方法、内容梗概、创新之处、基本结论。摘要慎用长句，只分１个自然段落。

六、稿件摘要之后须有关键词。“关键词”三字用方括号“[ ]”括起。关键词由３～８个反映论文主题内容、并用分号隔开的词或词组所组成，只分1个自然段落。

七、稿件首页地脚可有基金项目，注明论文产出的资助背景。“基金项目”四字用方括号“[ ]”括起。基金项目按照国家有关部门批准立项的正式名称全称填写，并注明其项目编号。项目编号外加圆括号“()”括起。多项基金项目依次列出，其间以分号隔开。

八、稿件首页地脚须有作者简介。“作者简介”四字用方括号“[ ]”括起。作者基本信息按照以下顺序列出：姓名(出生年—)，性别(民族)，籍贯/出生地，学位，工作单位及职称，职务，学术简历及研究方向。其中，民族为汉族的可以省略族籍，出生地为中国且国籍仍为中国的，可以省略国籍但须标明省级地名和市(县)级地名或直辖市的区(县)地名，工作单位须用全称并同作者署名之下标注的工作单位相一致，学术简历和研究方向两项可以任选。上述各项除了民族和出生年用圆括号“()”括起外，其他各项均用逗号隔开。多位作者在同一“作者简介”栏目中相继列出，其间以分号隔开，最后以句号结束。

九、稿件正文中的标题序号：第一层级标题采用“

一、”，第二层级标题采用“(一)”，第三层级标题采用“１．”，第四层级标题采用“(１)”。

十、稿件的释义性注释是作者对于题名、标题和正文中某一特定内容的进一步解释或补充说明，稿件的引文性注释是作者对于引用未公开发表的各种文献资料的注明和说明。它们均须放置在当页地脚(如在稿件首页，则列于“作者简介”之后)。注释序号与文中指示序号相一致，左空两格用阿拉伯数字加圆圈标注：①、②……。每条注释独立成自然段。

十一、稿件中的译名，除了人们熟知的外国人名和非汉族人名?穴如马克思、爱因斯坦、成吉思汗?雪按照通用译法书写外，其余所有人物译名均须按照标准人名翻译手册给出译名全名，在文中首次出现时均须附注原文人名全名，如查尔斯?林德布洛姆(Ｃ．Ｌｉｎｄｂｌｏｍ)，名可缩写，姓不可缩写；除了人们熟知的外国地名(如新西兰、纽约、莫斯科)按照通用译法书写外，其他所有地点译名均须按照标准地名翻译手册给出译名，在文中首次出现时均须附注原文地名。

十二、稿件中引用公开发表的中文外文资料，须在直接引文和转述引文的结尾右上角处加注序号角标，以指示资料的引用出处或参阅出处。序号角标用方括号“[ ]”括起。其中，第1个阿拉伯数字表示所引用或参阅的资料在文末参考文献中的排列位置，半字线“-”之后的第2个阿拉伯数字表示该引用资料或参阅资料在特定文献中的页码或卷次。它的一般格式为：“……，(。)”[X-X]或“……”[X-X]，(。)或……[X-X]，(。)。

十三、稿件的参考文献所列，是作者写作论文、注释文论所引用和参阅公开发表的中文外文资料的出处。它们集中排列在论文的文末。“参考文献”四字用方括号“[ ]”括起，独占一行并左顶格。

(一)每条参考文献为1个自然段，最后均以实心句号结束。按照论文中引文(含直接引用和转述引用)出现的先后顺序依次排列引用文献，之后再排列没有引文的参阅文献。在同一篇论文的参考文献中，凡相同的著者、书(题)名、译者和出版者、出版年，一律使用同一序号并只在各条“参考文献”中出现一次；凡引用或参阅的资料出自同条参考文献的相同页码，则一律使用同一分序号，该页码仅在此条“参考文献”中出现一次。

(二)参考文献按照以下项目顺序书写：

１.序号。参考文献序号与文中指示序号一致，左顶格用阿拉伯数字加方括号标注：[１]、[２]……。

２.主要责任者(专著作者、文章作者、图书主编、论集主编、专利申请人、报告撰写人、专利申请人、学位申报人等)。只列他们的姓名，其后不加“著”、“编”、“主编”、“合编”等责任说明。多个责任者之间用逗号分隔，是外国人的要在姓名之前加国别简称并用方括号括起，是中国古人的要在姓名之前加朝代简称并用方括号括起。此项目以实心句号结束。

３.文献题名。题名不加书名号或引号。

４.文献类型及其标志。以英文单字母大写并用方括号括起，表示以纸张为载体的传统类型文献：专门著作[Ｍ]、论文汇集[Ｃ]、报纸文章[Ｎ]、期刊文章[Ｊ]、学位论文[Ｄ]、报告[Ｒ]、标准[Ｓ]、专利[Ｐ]、资料汇编[G]、参考工具书[K]、未定义文献(资料、语录、古籍等)[Ｚ]；以英文双字母大写并用方括号括起，表示电子类型文献：数据库[ＤＢ]、计算机程序[ＣＰ]、电子公告[ＥＢ]，以英文双字母大写并用方括号括起，表示电子类型文献的载体：磁带—ＭＴ、磁盘—ＤＫ、光盘—ＣＤ、联机网络—ＯＬ。由此组成电子文献标志，如[ＤＢ／ＯＬ]—网上数据库、[Ｍ／ＣＤ]—光盘图书、[Ｊ／０Ｌ]—网上期刊、[ＥＢ／０Ｌ]—网上电子公告等。此项目紧跟在文献题名之后，并以实心句号结束。

５.其他责任者(译者、校注、校点、校勘者等)。多位责任者之间用逗号分隔，并以实心句号结束。

６.出版。图书依次为出版地，只写地名全称，不写简称，不加行政区划单位，后接冒号；出版者，只写全称，后接逗号；出版年，只写４位阿拉伯数字，不写“年”字，后接冒号。报纸依次为报名全称，后接逗号；出版日期按照“ＹＹＹＹ－ＭＭ－ＤＤ”的格式表示，后接版次，用阿拉伯数字表示并用圆括号括起。期刊依次为刊名全称，后接逗号；出版年，只写4位阿拉伯数字，不写“年”字，后接逗号；现代文献的卷、期、号用阿拉伯数字表示并用圆括号括起，后接冒号，中国古籍文献的卷、期、号用汉字数字表示并用圆括号括起，后接冒号。

7.电子文献可获得地址。该地址须加下划线。此项目以实心句号结束。

８.页码。现代文献用阿拉伯数字表示起止页码；指示引用资料或参阅资料的所在页码的分序号用阿拉伯数字表示，前引半字线“－”，外加方括号，标注在此处页码的右上角；表示页码范围用波浪线“～”，多个页码之间以逗号间隔，如“２０[－１]?熏３３～３４[－２]．”。中国古籍文献用汉字数字表示起止页码；指示引用资料或参阅资料的所在页码的分序号用阿拉伯数字表示，前引半字线，外加方括号，标注在此处页码的右上角；表示页码范围用半字线，多个页码之间以逗号间隔，如“一七[－１]，卷五-卷七[-2]，三〇-三六[－3]．”。此项目以实心句号结束。

(三)各类参考文献的编写格式：

１.普通图书(含专著、教材等)、论文集(含全集、文集、选集、会议文集等)、资料汇编(含文件汇编等)、学位论文、报告(含科研报告、技术报告、调查报告、考察报告、会议报告等)、参考工具书(含年鉴、手册、百科全书、辞典、字典、图集等)

[序号] 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志]．其他责任者.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止页码．

２.期刊文章

[序号] 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Ｊ]．刊名(外文刊名后加ISSN号)，年，卷(期或号)：起止页码．

３.报纸文章

[序号] 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Ｎ]．报名，出版年月日(版次)．

４.译著、译文

[序号] [原作者国别或族别]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志]．中文译者．中文本的出版地：中文出版者，出版年：起止页码．或中文刊名，年，卷(期或号)：起止页码．

５.析出文献

[序号] 析出文献主要责任者．析出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志]//原文献主要责任者．原文献题名．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析出文献起止页码．

６.电子文献

[序号] 主要责任者．电子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志/载体类型标志]．电子文献对应的印刷版书报刊名，发表日期或版次，期号：页码.(更新日期)[引用日期].电子文献的网址与相应文献之间的链接.例如：

[1]方舟子.学术评价有新招[N/OL].中国青年报，2006-01-11.(2006-01-11)[2006-03-02]..[2]萧 钰.出版业信息化迈入快车道[EB/OL].(2001-12-19)[2002-04-15]..[3]江向东.互联网环境下的信息处理与图书管理系统解决方案[J/OL].情报学报，1999，18(2)∶4.[2005-01-18].http://218.17.222.243/was40/detail?record=216&channelid=51954.7.外文文献

各类外文文献的文末参考文献的格式，均同于同类中文文献的文末参考文献的格式。外文题名的首字母及各个实词的首字母须大写。

第五篇：002浅议基层检察院如何深化检务公开

浅议基层检察院如何深化检务公开

内容摘要：检务公开作为检察改革的重要内容，一直以来是探讨的热点问题，检察机关通过检务公开满足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但随着社会主义法制体系的不断健全和完善以及民主法制进程的推进，这项工作离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期待还有一定的差距，尤其是对于基层检察院来讲，无论是在公开的深度，还是广度上，都还停留在“告知层面”，制约了检察工作的科学发展。如何深化这项工作，笔者认为，应从执法观念、机制创新、公开渠道、释法说理、强化监督、检察宣传等方面进行完善和延伸，提高人民群众满意度。

关键词：基层检察院 深化 检务公开 对策

从定义上来讲，检务公开是指检察机关依法向社会和诉讼参与人公开与检察职权相关的不涉及国家秘密和个人隐私等有关活动和事项。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担负着维护司法公正的重要使命，要树立检察监督权威，全面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就必须使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能够了解、支持、监督检察工作。检务公开是检察机关主动接受各界监督的根本途径，也是检察工作为人民服务的有力保障。

一、深化检务公开的重要意义

现实生活中，相比较于公安、法院，民众对检察机关比较“陌生”。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民众的政治参与性不强、检察权行使范围较小、联系程度不够密切等原因，但更多的还是检察机关及其检察人员对检务公开认识不深以及制度不健全的原因。一直以来，在执法办案中往往强调检察机关的神秘性、专业性和高层次性，或多或少忽视将检察工作向社会公开，同时接受广大人民群众监督这一重要环节。检察工作的不公开、不透明，也是造成执法公信力不强的重要原因之一。随着人民群众的民主和法律意识的不断提高，渴望公正司法、阳关执法的心情也越来越迫切，这种尚处在“告知层面”的检务公开，不能从根本上提高检察机关办案的透明度和公信度。从这个角度来审视，要使各项检察工作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可和满意，深化“检务公开”十分必要。

（一）深化检务公开是推动检察改革，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迫切需要。

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检察工作的重要目标。深化检务公开，有利于人民群众更加全面了解检察工作，有利于拉近检察机关与人民群众的感情，有利于树立检察机关维护公平正义的良好形象，有利于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而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制度，也正是检察工作全面科学发展的价值追求。

（二）深化检务公开是接受社会监督，促进检察机关严格、公正、文明、规范执法的重要保障。

公开是公正的保证。要确保检察机关严格、公正、文明、规范执法，必须进一步增强检察工作的透明度，把法律规定可以公开的内容及程序，一律向社会公开；把执法办案可以公开的过程及结果，一律向社会透明，主动接受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的监督，确保检察权在阳光下运行。司法公正，既有利于维护国家的法律秩序，也有利于增进人们对诉讼的信任和期待，还有利于保护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司法公正是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屏障，肩负法律监督机关职责的检察机关就是这道屏障的中坚力量。法律监督的职责履行得怎样，不仅看检察队伍形象、素质怎么样，根本的是看法律的公正性是否得到充分体现，该打击的打击，该保护的保护，既严格、公正执法又热情服务。

（三）深化检务公开是促进检察干警增强政治和业务素质，提高执法水平，开创检察工作新局面的有力措施。

建立一支素质精良、公正严明的检察官队伍，才能保证法律正确实施的权威性。由于传统意识沉淀及长期以来单纯计划经济形成的思维定势，检察干警的执法观念难免存在滞后，影响了检察工作的科学发展。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检察机关深化检务公开，敞开大门，主动、深入地接触和联系群众，既听取群众意见和建议，解决群众最迫切、最急需的问题，又让群众充分了解检察机关的职权范围和工作内容，这个双向互动的过程，对于促使检察机关转变执法 观念，提高检察人员政治和业务素质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将检务公开进一步深化后，对执法的要求更严、更高，目标也更具体，这在无形中就逼着我们的检察干警在执法办案的过程中要不断学习，不断思考和总结，提高自身的执法水平和综合素质。

二、深化检务公开存在的问题

实行检务公开，既强化了监督制约机制，规范了执法行为，又提高了检察人员的公正执法意识；既促进了检察队伍建设，又密切了检民关系，树立了检察机关的良好形象。但在具体实施中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有待进一步规范和深化。

1、思想观念存在滞后性。受传统的“重实体轻程序”，“重结果轻过程”观念影响，使检察机关成为了“神秘的机关”，这与检务公开的要求不相适应。也有人认为现在检察机关的执法办案已经很透明了，担心深化会阻碍正常的检务活动，会干扰、影响办案，有损检察机关的权威。对如何落实群众的意见和建议，怎样通过检务公开促进检察工作，提高执法水平和群众满意度，更是思考的少。

2、公开内容缺乏针对性。在实行检务公开中，半遮半掩，避重就轻，偏重于公布检务执行的结果，而忽视检务执行程序的公开。只是选择一些一般的平常事项加以公开，如相关部门的性质、权利、义务、职责范围等程序性内容，而对决策过程、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的解决、对检察人员的投诉、对群众关心的案件进展及处理等一些敏感、热点、焦 点问题，则秘而不宣或是只公开其一不公开其二；有的存在文字上公开、实际操作不公开，枝节问题公开、涉权问题“暗箱操作”的现象。这些现象挫伤了民众参与司法的积极性，导致检务公开流于形式。

3、公开形式存在单一性。目前在实践中存在的检务公开的形式多是停留在某个宣传日、某项法律出台的某个时节、开展重大活动的某个时机，不能做到检务公开的全天候、全领域、全员性，在时间、地点、人员上都不同程度的存有盲区，检务公开也就只能在一定范围内让某些人了解，对于大部分社会公众来说，还没有被完全吸收。而公开的方式就是发发资料、发发宣传单，设个公开宣传栏，认为只有巡访、下访活动才是公开，在每个具体的执法办案活动中不善于去宣传和推介。

4、制度建设缺乏操作性。检务公开作为检察改革的突破性措施，出台时对公开的内容是什么、范围有多大、程度有多深，并没有充分的阐述。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的《关于在全国检察机关实行“检务公开”的决定》和《检察院“检务公开”具体实施办法》等，由于没有相应的配套措施，导致操作性不强，完全是地方边实践边修正，不少基层检察机关在实施过程中虽制订了一些制度，但也存在内涵不清、规定不明的问题。

5、责任规定缺乏明确性。检务公开的各项规定，除了告知制度有明确的责任追究外，其他各项措施均没有规定责任人应负什么样的责任，实行检务公开依靠的是检察人员的 自觉性和责任感。有的虽采取了相应措施，但仍然出现监督乏力的问题。

6、信息来源存在闭塞性。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基层检察院。由于离城镇较远的农村吸收检务公开的信息缺少便利条件，农村群众对网络、电视、报刊、杂志信息量接收相对于城镇偏少，且农村留在家的多属老小病残群体，恰恰这部分同志，他们对社会信息捕捉和理解能力较差，检务公开对他们而言收效甚微，在一些农村、一些家庭和一些群众当中出现空白死角。

三、深化检务公开的对策和措施

实践已经证明，检务公开是彻底根治检察环节存在的神秘感和“暗箱操作”的一剂猛药，是检察机关与人民群众加强联系沟通的桥梁和纽带。那么，如何更好地发挥它的桥梁纽带作用，使更多人了解、支持和信任检察工作，提高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呢？笔者认为因从以下几方面进一步深化：

（一）提高认识，更新执法理念。

检察机关要通过多渠道、多形式的学习教育活动，进一步引导干警树立理性、平和、文明、规范的执法新理念，主动接受群众监督，切实消除怕开展检务公开增加工作负担、怕妨碍正常工作、怕有损检察权威等种种不愿公开的顾虑。使检察人员对检务公开的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从“要我公开”到“我要公开”的根本性转变；将检务公开从法制宣传、权利义务告知的层面向执法过程公开的层面升级，依法、适度地将办案过程中检察权的行使臵于群众的监督之 下，推动检务公开工作“从职责公开向工作公开、从执法结果公开向执法过程公开、从内部公开向对外公开”的转变，让群众更加满意。

（二）健全机制，强化制度保障。

检务公开制度虽已实施多年，但目前绝大多数基层检察院对检务公开工作没有形成一套具体的、可操作性的规章制度，在实施的过程中缺乏制度的保障，使之处于一种不稳定和随意的状态。因此，要从宏观到具体、从原则到操作、从部署到考核，构建一套比较完整的深化“检务公开”的运行制度体系，提供规范化的机制保障。明确规定深化检务公开的主体、客体、内容和范围，确定检务公开的形式及其具体采取的公开措施，规定违反检务公开的法律责任及其检务公开的定期考核、奖惩等，从整个大的层面来考虑如何深化检务公开，基层院各科室可以结合部门工作实际，制定相应的、具体的工作措施深化检务公开，尤其是业务部门要不断深化执法过程的公开，增强执法过程的透明度。如接待举报、受理申诉、出庭等窗口部门工作程序的公开制度；诉讼参与人的权利义务告知制度；刑事申诉案件的公开审查制度；拟不起诉案件的公开审查制度；民行抗诉案件的公开审查制度等。

（三）多措并举，拓宽公开渠道。

一是设立专门的查询服务窗口。在检务大厅设臵检务宣传栏的基础上，开设电子服务查询系统，设立电子显示屏和触摸屏，将各部门所办案件及时在电子信息平台上上传，方 便广大人民群众及当事人等，对处于检察环节案件办理情况、诉讼权利和监督渠道的查询。并使之承担起受理群众对诉讼程序、诉讼期限、办案流程、案件处理情况、法律文书、办案纪律等信息问询的工作任务，为来访群众提供一站式服务。二是设立“检务公开墙”。由于基层检察院没有下属机构，远离县城的乡镇人民群众了解检察机关的检务相对较少。为此，检察机关应积极争取，加强与各基层乡镇的联系沟通，争取在每一个乡镇机关所在地建“检务公开墙”或“检务公开栏”，更加方便基层人民群众了解和深入认识检察。三是将巡访、下访经常化、制度化。巡访、下访不能停留在“摆摊设点”层面上，应走村入户、走企入校，送法上门。在宣传检察工作、化解社会矛盾、帮助解决困难的同时，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对检察工作的意见和建议，提高检察服务大局工作水平。四是探讨“检察开放日”。检察工作要逐步面向全社会开放，让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走进检察机关，了解检察机关，促进检察机关与社会各界“面对面”的交流与沟通，拉近检民距离，增强检察工作的公开性、亲和力和透明度。五是推行“阳光听证”。全面推行申诉案件听证制度，对拟不起诉以及当事人不服不起诉、不抗诉和重信重访的案件，逐步实行公开听证和审查。对一些有影响、典型的、老百姓普遍关注的案件，主动邀请社会各界人士参与听证会，公开听证、公开评议、公开宣布处理决定，使其参与到各个具体的执法环节中来，监督检察权运行，提高社会各界对检察机关执法活动的认同度、满意度和支持度。

（四）释法说理，注重执法效果。

基层检察院由于案多人少，往往存在只要把案件及时办结，确保不办错案就行的思想，对于执法办案的具体效果考虑的比较少。而有些案件的处理结果，可能我们是依法公正办理的，但人民群众就是不认同、不理解，甚至怀疑我们有没有按照法律程序办事、有没有认真审查案件，对我们案件办理产生不信任感。这就需要我们在执法办案过程中更加注重考虑案件办理的效果，老百姓是不是认同了、是不是满意了、是不是接受了。因此，在把案件及时办结的基础上，要将办案过程再深入推进一步，通过深入细致的法律宣传、政策解释、思想疏导等，既把事实澄清，又把道理讲明，充分阐明案件处理的过程、事实、理由和根据，接受当事人的监督，让老百姓清楚我们的执法过程是公开的，我们的办案程序是规范的，我们的处理结果是公正的，让他们心服口服。

（五）强化监督，落实责任追究。

检务公开作为一项新的检察改革措施，与社会的接触面大，触动的层次深，作为基层检察机关必须多向党委、人大请示、汇报，主动争取党委、人大的重视和支持。对外，要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方法，多方倾听和采纳社会各界对检察机关的意见和建议，积极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送阅《工作简报》等资料，邀请其参加执法检查、列席有关会议、视察检察工作等方式，及时通报检察工作情况和查办职务犯罪案件情况，形成互通信息交流平台，自觉接受监督，增进人大代表对检察工作特别是检务公开的理解 和支持。坚持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对当事人不服检察机关决定而重信重访的，可以邀请人民监督员和特约检察员参与检察长接访日等活动，通过人民监督员、特约检察员参与答疑，增强说理性。对内，要加强违反检务公开的责任追究，严格执行办案程序和告知制度，对违反相关规定的，要责令责任领导或者办案人员予以纠正；对情节严重的，应当认真查处，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违法违纪责任。

（六）加强宣传，营造良好环境。

过去人们讲“酒香不怕巷子深”，而现在讲“酒香也要勤吆喝”。如今已是信息时代，每天的信息流量很大，人们认知某一事物或社会现象，主要依赖于信息。我们不仅要让人民群众了解我们在做什么，还有让人民群众知晓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一是巩固传统宣传模式。通过有组织、有计划的散发宣传单、提供法律咨询、召开座谈会、办宣传栏等方式提高检务公开宣传的覆盖率。二是积极采取科技手段深化检务公开。建立网络查询服务系统，充分发挥外网网站服务功能，在网上公布检察职能以及可以公开的案件办理情况等，供社会群众查阅、咨询检务公开的内容；建立移动、联通、电信短信发布平台，定期向不特定的社会公众发布检务公开相关信息，促使社会各界都来关注并支持检务公开活动，扩大检务公开的影响。三是结合办案搞好宣传。把查办案件、检务公开、检察宣传有机结合起来，在每一起案件的办理过程中，对当事人、其它相关人员、发案单位等进行公开和宣传检务工作。四是探索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基层检 察院可以结合自身实际，探索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不定期邀请媒体、社会各界人士等参与检察机关重大专项工作开展情况、重大活动和社会关注的有重大影响案件的新闻发布会，增强检务公开的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