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一轮农村信用社改革分析[精选5篇]

第一篇：关于新一轮农村信用社改革分析

【论文关键词】农村信用社 产权改革 管理体制

【论文摘要】 文章分析认为在新一轮农村信用社产权改革中依然存在产权难以明晰、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等问题；改革后的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很有可能会产生多头监管、地方政府行政干预、省联社管理范围过宽等问题。

一、对新一轮农村信用社产权改革的分析

1、产权依然难以明晰

新一轮农村信用社的产权改革有两大任务：一是明晰产权；二是在此基础上建立委托代理机制，形成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明晰产权工作分为两个步骤进行，即在清产核资的基础上明晰现有产权和在增资扩股基础上构建新的产权结构。上文已经说明农村信用社的产权框架已经演化为股金制度和公积金制度结合的复合产权结构，集体历年积累所形成的产权已变得十分模糊。从政策和操作角度讲，明晰农村信用社历年积累的产权，存在着许多一时无法解决的难题，因此，本轮农村信用社改革，均以增资扩股为改革的第一步。改革先行的8个省市，增资扩股工作总体进展顺利，股东来源非常广泛，包括农村居民、城镇工商企业职工、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村信用社职工、乡村干部等，而且户均股金有了较大提高，形成了股权相对集中的格局，股东参与民主管理的积极性有所提高，然而在增资扩股中也出现了如下问题。

第一，资本金虚拟化。为了激励农村信用社进行股权改革，人民银行设计了专项票据有条件兑付的资金支持政策，具体内容为人民银行按2002年底实际资不抵债数额的50％，发行专项中央银行票据，用于置换农村信用社的不良贷款，票据期限两年，按不低于准备金存款利率按年付息。票据不能流通、转让和抵押，可有条件提前兑付，兑付标准为：“产权明晰，资本金到位，法人治理结构完善”，即当农村信用社的资本充足率达到0时，中央银行可以对其发行专项票据，两年后如果资本充足率提高到2％，公司治理和不良资产消化达到相应指标，中央银行可以将票据兑现成现金。

为了最大程度的获得中央银行资金，地方政府必须在短期内对农村信用社进行快速的增资扩股，一来可以快速提高资本充足率；二来资本金增加便可多发放贷款，进而降低资产不良率。为了迅速增资扩股，一些地方政府利用行政权利硬性摊派，许多农村信用社从理事长、主任到普通员工甚至临时工都有必须达到的大小不等的扩股指标。更有一些地方政府采取存款化股金、贷款化股金和股金存款化等办法虚增农村信用社的股本资金。存款化股金，是农村信用社直接将储户存款转化到股金账户上，待股金结算后，再划回存款账户，实际上并未发生真实的资金转移，只是账面操作手段而已。贷款化股金，是农村信用社与客户勾结，给客户贷款，客户再将获得的贷款入股农村信用社，或是以入股作为贷款的先决条件。股金存款化是指农村信用社给予入股股东各种优厚的条件，承诺农村信用社不论是否有盈余，均按入股金额的一定比例进行分红；通过对入股者进行回扣规避农村信用社的股金不能退股的规定；对内部人提供信贷优惠和利率优惠等。

农村信用社改革的目的是建立高效的运作机制，然而地方政府主导的农村信用社改革中的资本金虚拟化行为，却偏离了这一改革目标，而只是为了获得中央银行的注资，因此农村信用社旧有的机制和模式不可能得到根本的转变。

第二，股权分散化依然存在。虽然大多数农村信用社在明晰产权过程中采取了先清退后增资扩股的办法，实现了农村信用社产权构成上的较大程度的集中，彻底改变了20世纪50年代“一户一股”的产权分散状况，但是仍然较为分散。我国农村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工商企业偏少，农村信用社增资扩股主要依靠农民和农村信用社职工，况且农村中真正富裕的农民并不太多，导致农村信用社股份金额偏少，股权分散。有数据表明，第一批试点省份的股东人数达到2.78万人，股本金为13090万元，每个股东平均注资4692元；第二批试点省份的股东人数为1.9万人，股本金1159万元，每个股东平均注资601元。据调查了解，由于股权结构过于分散，出于时间、能力、精力和成本等因素的考虑，绝大部分股东对农村信用社的经营状况的监督管理意识不强，法人治理结构难以有效改善。

第三，存在“大户”入股现象。虽然大股东的存在有可能会减少所有者——管理者代理问题，但是大股东在农村信用社借贷政策的制定方面有发言权，而且可能存在为自己的或者有关联的企业获取利益的机会主义行为，使农村信用社无法顾及普通农户的贷款需求，影响农村信用社支农功能的发挥。因此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在《农村信用社以县（市）为单位统一法人工作的指导意见》中，对投资股规定了单个自然人投资和单个法人投资的最高比例。但是在农村信用社增资扩股的实践中，存在着某些自然人同时又是企业法人，既以企业名义投了法人股，又以个人名义投了自然人股，二者合计入股金额较大。我国农村宗族势力较大，在某些地区出现了本宗族联合起来大范围入股中小农村信用社，达到操作农村信用社的目的。

2、法人治理结构还不完善

当前，农村信用社体制采取基层农村信用社向县（市）联社入股，县（市）联社向省联社的入股结构模式，从股本结构看，基层信用社应该拥有对县（市）联社、县（市）联社应该具有对省联社的控制权。理事会和监事会应该由各级股东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理事会聘任信用社主任。但是由于农村信用社产权还不够明晰，存在上述问题，因此一人一票的民主管理在实践上往往无法操作。考虑到股东代表以及理事会提名产生过程中的公正性和有效性，实际操作过程中往往借助更高层次的行业管理机构来考察，这就赋予了行业管理的必要性。于是在现实中出现了行政式的人事任命体制，即农村信用社主任产生模式是由联社提名，经基层信用社理事会表决通过后任命；联社主任的任命需要经过上级管理部门同意。这意味着上级联社已经演变为下级联社或基层信用社的上级行政管理机构，下级联社或基层信用社的独立法人地位得不到很好的体现，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运行自然无从谈起。

二、对新一轮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改革的分析

2003年银监会成立后，出台了《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在试点省份对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进行了重新界定，明确将管理和监管职责分开，国家银行监督管理机构（人民银行和银监会）依法实施对农村信用社的风险监管，管理权交由省级人民政府负责。试点各省为有效实施对农村信用社的管理，可成立省级联社或其他形式的省级管理机构，在省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具体承担对辖内信用社的管理、指导、协调和服务职能，但“不得把信用社的管理权下放给地（市）和县乡政府”。在农村信用社省级管理组织模式的选择上，各地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省级联社、管理局或协会等多种形式，但到目前为止，绝大多数省（区、市）都选择了省级联社的模式。可以预见，我国农村信用社体系在本轮改革完成以后，将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形成一种由各省联社控制的格局。根据规定，省联社是由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内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市（地）联合社、县（市、区）联合社、县（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农村合作银行自愿入股组成，实行民主管理，主要履行行业自律管理和服务职能，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的地方性金融机构。农村信用社是地方性金融机构，服务的目标是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中央政府将农村信用社的管理权下放给省级政府，可以激励地方政府对农村信用社的管理和支持。在成立省联社以前，农村信用社体系采取基层信用社和县级联社二级法人体制，没有更高层次的联合。单个农村信用社乃至县联社势单力薄，各自为政，金融服务水平低，抵御风险能力差，一旦一个信用社出现支付危机，极容易使支付风险迅速蔓延。设立省级行业管理组织，有助于改变农村信用社分散、单

一、落后的群体状况，为农村信用社提供更为有效的管理和服务，有利于发挥

行业整体优势，提高农村信用社抗御风险的能力，提高农村信用社经营管理和服务水平。但是对于地方政府普遍选择的省信用联社管理模式是否是切实有效的改革模式，还有待商榷，改革后的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很有可能会产生以下问题。

第一，多头监管。本轮改革将农村信用社的管理权下放给省级政府以后，农村信用社将面临人民银行、银监会和省级人民政府的多重领导。虽然在《关于明确对农村信用社监督管理职责分工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04］48号）中对各级监督管理机构的职责进行了明确分工，但在实际工作中，由于监管信息不对称，同时各监管部门之间又缺乏及时有效的沟通协调，重复监管、越位监管和监管真空现象在所难免，各级监督管理机构之间的矛盾也将不可避免，影响监管效果。银监会对农村信用社的监管是法人风险监管，省政府对农村信用社管理的是人财物和经营行为，而政府又不是银监部门的监管对象，因此当省政府和银监会对农村信用社的具体监管问题产生分歧时，农村信用社必然会更多的听命于省政府。例如当银监部门对农村信用社部分信贷资金投向、大额贷款投放，以及一些违规行为进行监管和查处时，农村信用社可能用政府的文件、指示来说明和对抗，这样很容易抵消监管的作用。第二，地方政府行政干预。《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中对本轮改革提出了明确要求：“省级人民政府应坚持政企分开的原则，对农村信用社依法管理，不干预农村信用社的具体业务和经营活动，不把对农村信用社的管理权下放给地（市）和县、乡政府。”虽然有以上规定，但在具体工作实践中，地方政府对农村信用社的行政干预是很难避免的。处于经济体制改革过渡时期的地方政府，可以定位于“准市场主体”，为了满足本地经济增长、政绩工程建设、本级财政支出和官员在职消费的需要，地方政府总是希望能以各种方式掌握规模尽可能大的资源。在地方财政紧张而又得不到根本好转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在业绩考核面前可能会加大对地方金融的干预，要求其信贷投向符合地方政府偏好的项目和工程之中。20世纪90年代中期，地方政府就曾通过控制并利用农村合作基金会的资源，启动了新一轮的农村工业化进程，建立开发区、工业区，并使得农村合作基金会的金融资源配置严重不合理，最终导致农村合作基金会被清理整顿。在本轮改革方案中，要求地方政府承担起帮助信用社清收旧贷、打击逃废债、处置金融风险等方面的责任，地方政府将更有充足理由插手农村信用社的具体业务。况且到目前为止，对地方政府是否干预了农村信用社的业务经营并没有统一的界定标准，对过度干预农村信用社的业务经营造成金融风险的政府也没有相应的处理措施。因此，对“不干预农村信用社的具体业务和经营活动”这种软约束的倡导式的规定，将很难排除刚性的行政干预。这种行政干预直接表现在农村信用社系统高级管理人员的选拔和任用上，省政府直接向省联社派遣理事长；在内部治理上省联社党委以党管干部原则代替理事会的权限；下级联社的理事长和主任的配备主要由上级联社决定。

第三，省联社管理范围过宽。在地（市）级不再设立联社或其他形式的独立管理机构的情况下，由省级联社对县级联社直接实行行业管理。由于全省的县级法人信用社众多，有的省份多达一两百家，在省级联社管理人员有限的情况下，省联社管理范围过宽，会强化省联社与县联社之间业已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在事实上把长期存在的中央政府对农村信用社的隐性担保转移成省级政府对农村信用社的隐性担保后，由于信息不对称，省联社必然会不断强化对县联社的控制，这样一方面会扼杀县联社根据当地的金融需要进行金融创新的能力，另一方面当出现问题时，省联社和县联社之间难免相互推诿，形成最终无人负责的局面，在基层信用社还有可能产生道德风险。

【参考文献】

[1] 刘仁伍：新农村建设中的金融问题[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2] 王群琳：中国农村金融制度——缺陷与创新[M].经济管理出版社，2006.[3] 刘锡良：中国转型期农村金融体系研究[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4] 何广文：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制度变迁[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转贴

第二篇：新一轮课程改革

新一轮课程改革是基于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发展与变革浪潮，为适应我国进一步改革开放和走向世界的目标而提出来的，时至今日已在全国范围内先后启动。高中化学课程是科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学生主动地构建自身发展所需要的化学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进一步了解化学学科的特点，加深对物质世界的认识；有助于学生体验探究的过程，学习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加深对科学本质的认，增强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有助于学生形成科学的自然观和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更深刻地认识科学、技术和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逐步地树立可持续发展的思想。

我省是全国课程改革全面铺开的省份之一，关于高中化学课程改革的构架已体现在教育部制订的《普通高中化学课程标准》中。在新一轮课程改革中如何实施课程标准，结合个人的学习体会和近年各地的实践经验以及我们前期所作的探索研究，谈谈个人的思考：理解新课程的目标及基本理念

1.1高中化学课程目标

(1)宗旨是发展学生的智力、培养学生的能力、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激发学习兴趣，促进个性发展。(2)帮助学生获得未来发展所必须的化学知识、技能和方法，提高学生的科学探究能力。(3)在实践中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培养学生热爱祖国、热爱生活、热爱集体的情操。(4)引导学生认识化学对促进社会进步和提高人类生活质量方面的重要影响，理解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相互作用，形成科学的价值观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5)培养学生的合作精神，激发学生的创新潜能，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

通常将这些目标概括为新课改的“三维目标”------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并将其内容具体化：

1.1.1知识与技能 ①了解化学科学发展的主要线索，理解基本的化学概念和原理，认识化学现象的本质，理解化学变化的基本规律，形成有关化学科学的基本概念。②获得有关化学实验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学习实验研究的方法，能设计完成一些化学实验。③重视化学与其它学科之间联系，能综合运用有关知识、技能与方法分析解决一些化学问题。

1.1.2 过程与方法 ①经历对化学物质及其变化进行探究的过程，进一步理解科学探究的意义，学习科学探究的基本方法，提高科学探究能力。②具有较强的问题意识，能够发现和提出有探宄价值的化学问题，敢于质疑，勤于思考，逐步形成独立思考能力，善于与人合作，具有团队精神。③在化学学习中，学会运用观察、实验、查阅资料等多种手段获取信息，并运用比较、分类、归纳、概括等方法对信息进行加工。④能对自己的化学学习过程进行计划、反思、评价和调控，提高自主学习化学的能力。

1.1.3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①发展学习化学的兴趣，乐于探究物质变化的奥秘，体验科学探究的艰辛和喜悦，感受化学世界的奇妙与和谐。②有参与化学科技活动的热情，有将化学知识应用于生产、生活实践的意识，能够对与化学有关的社会、生活问题做出合理的判断。③赞赏化学科学对个人生活和社会发展的贡献，关注与化学有关的社会热点问题，逐步形成可持续发展思想。④树立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养成务实求真、勇于创新、积极实践的科学态度，崇尚科学，反对迷信。⑤热爱家乡，热爱祖国，树立为中华民族复兴、为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而努力学习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1.2课程基本理念

新课程基本理念表现在以下八个方面：(1)立足于学生适应现代生活和未来发展的需要，着眼于提高21世纪公民的科学素养，构建“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相融合的高中化学课程目标体系。(2)设置多样化的化学课程模块，努力开发课程资源，拓展学生选择空间，以适应学生个性发展的需要。(3)结合人类探索物质及其变化的历史与化学科学发展的趋势，引导学生进一步学习化学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形成科学的世界观。(4)从学生已有的经验和将要经历的社会生活实际出发，帮助学生认识化学与人类生活的密切关系，关注人类面临的与化学相关的社会问题，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参与意识和决策能力。(5)通过以化学实验为主的多种探究活动，使学生体验科学研究的过程，激发学习化学的兴趣，强化科学探究的意识，促进学习方式的转变，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6)在人类文化背景下构建高中化学课程体系，充分体现化学课程的人文内涵，发挥化学课程对培养学生人文精神的积极作用。(7)积极倡导学生自我评价、活动表现评价等多种评价方式，关注学生个性的发展，激励每一个学生走向成功。(8)为化学教师创造性地进行教学和研究提供更多的机会，在课程改革的实践中引导教师不断反思，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

新课程目标和基本理念的确体现了新，体现了与时俱进，突出了以学生为本，尊重学生的选择，开发学生的智力，培养学生的能力，让学生参与学习探究的过程，体验成功的喜悦，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产生持久的学习动力和社会责任感，使每一个学生成功。同时也为每一位教师搭建了创新的平台，提供了用武之地。因此，只有吃透了课程目标和基本理念，才能以积极的心态，高度的责任感，卓有成效的工作迎接新的挑战。明确实施新课程的策略

本次课程改革体现了尊重和满足不同学生的需要，并运用多种教学方式和手段，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学习，掌握最基本的化学知识和技能，了解化学科研究的过程和方法，形成积极的情感态度和正确的价值观提高科学素养和人文素养，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定基础。这是课程改革基本理念的集中体现，为保证课程改革目标的实现，实践过程中必须明确所要遵循的策略：

2.1 努力提高教师专业水平

新课程最大的亮点之一是，以全新的教与学的方式告别应试教育，走进素质教育。然而，好的课程资源必须要有高素质的教师去付诸实施，因此教师的专业化水平必须相应提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要学习新的教育理论。目前高中生中独生子女比例高达90%以上，且不少家庭已处于小康水平，至少是衣食无忧，学生没有了过去“跳农门”的那种强烈欲望。因此很多学生学习动力容易弱化，缺少拼搏精神，缺少社会责任感。是此，我们各学科老师都要学会在教学过程依据教材内容有机地渗透鲜活的德育教育，激发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学习激情，使之产生持之以恒的学习动力。②要学习新的教学方法。课程改革的关键点是，学生全员参与学习过程中，主动建构知识体系。这种转变对于长期处于应试教育状态下学生的确有一定难度，能否实现这种转变是对教师智慧的考量，是此教师不仅要学习新的教学方法，更要结合教学内容的实际，创新教学方式，从而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提高教学质量。③要学习新的教学内容。新课程的知识模块中贯穿有很多与工农业生产、社会生活实际及新科技发展相关联的知识内容，有的还要通过学生的探究性学习或实验才能得出结论。是此，教师不仅必须具备相关新知识，而且能组织学生有效地开展研究性学习，提高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2积极引导学生转变学习方式

转变学生学习方式既是课程改革的基本要求，又是课程改革的目的，也是实现课程目标的一种策略。为此，教师要更新教学观念，在教学中引导学生自主学习、探究学习和合作学习，帮助学生形成终身学习的意识和能力。应试教育催生了一代又一代学生习贯于听老师的讲解，抄现成的答案，围绕老师和书本转。转变学生的学习方式，须先转变教师教的方式，如课堂上由教师中心转向学生中心，由满堂灌转向师生互动对话，由抄现成答案转向为在实践活动中生成知识，由单一在课堂上获取知识转向在实验室动手做实验、在图书馆查阅资料、上网搜集信息、进入社会调查访谈等多途径获取知识，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知识的主观能动性、猎取知识途径的多样性、思维活动的创新性。

2.3 注重联系实际拓宽学生视野

化学科学与生产、生活以及科技的发展有着密切联系，对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和人类生活质量的提高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高中学生会接触到很多与化学有关的生活问题，教师在教学中要注意联系实际，帮助学生拓宽视野，开阔思路，综合运用化学及其它学科的知识分析解决有关问题。联系实际就是为学生创设一种生动的学习情景，以引起学生的兴趣，积极主动地去探究其中的原理，并解决相关的实际问题。新教材本身联系实际的内容比较多，除列有“化学与社会”、“化学与技术”、“实验化学”、“常见有机化合物及其应用”等模块外，还设计有一些发生在学生身边生活中的家庭小实验、社会调查等探究性学习内容。联系实际学习既减轻了学生学习的负担，又拓宽了学生的视野，使学生体验到了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喜悦，强化了学习欲望。

2.4 突出学科特色 发挥教育功能

以实验为基础是化学学科的重要特征之一。化学实验对全面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化学实验有助于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创设生动活泼的教学情景，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化学知识和技能，启迪学生的科学思维，训练学生的科学方法，培养学生的科学态度和价值观。

在教学过程中，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发挥实验的教育功能：(1)引导学生通过实验探究活动来学习化学。如通过MnO2加快H2O2分解速率的实验探究活动，帮助学生了解催化剂是影响化学反应速率的一个重要因素。(2)通过典型的化学实验事实帮助学生认识物质及其变化的本质和规律。如通过Na、Mg、Al、Si、P、S、Cl2的单质与水或与H2反应的一系列具体实验引导学生分析、讨论第3周期元素原子半径(或原子序数)的量变引导化学性质的质变规律。(3)利用化学实验史实帮助学生了解化学概念、化学原理的形成和发展，认识实验在化学学科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如哈伯的合成氨实验使氮的固定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由此农业产量翻番，解决了全球粮食短缺问题。(4)引导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和技能，进行实验设计和实验操作，分析和解决与化学有关的实际问题。如纯碱呈碱性的实验检测。此外，还应重视培养学生实验规范意识、安全操作意识，原料节约意识，环境友好意识等。

2.5 引导自主探究 发展科学探究能力

探究学习是课程改革倡导的一种新学习方式，更是培养学生科学素养、科学态度、科学精神的重要途径。教学过程中教师一要注重调动学生参与探究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二要引导学生通过实验、观察、调查、资料收集、阅读、讨论、辩论等多种形式，在提出问题、猜想与假设、制定计划、进行实验、收集证据、解释与结论、反思与评价、表达与交流等活动中，增进对科学探究的理解，发展科学探究能力。

探究学习是以发生在身边的问题为载体，在设计的具体的活动中通过师生、生生或与社会的互动，在探究活动中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并运用比较、归纳、分析、综合、优化等方法去揭示其内在规律和作出合理的解释。让学生在探究活动中掌握知识、技能与方法，体验科学探究的过程，同时在态度情感和价值观方面也得到良好的发展。

学生科学探究能力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逐步提高、持续进步的过程。教师要按课程内容的要求，积极开展以实验为切入点的探究活动。由初期的教师引导探究逐步迈入学生的自主探究；由课内简单问题的探究逐步发展到解决生活中某些实际问题的探究。真正让学生在“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上得到充分的发展。

第三篇：农村信用社改革

概述

农村信用社改革主要是两方面：一是改革农信社管理体制，将农信社的管理交由地方省级政府负责；二是以法人为单位改革农信社产权制度，明晰产权关系，扩大入股范围，提高入股额度，产权形式可采取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和合作制三种形式，组织形式可采取农村股份制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以县（市、区）为单位统一法人和两级法人等模式。改革实践

1.2003年以前我国农村信用社改革

建国以来,我国农村信用社经历了从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管理,到中下贫农管理,又到农业银行管理的多次改革。中国农业银行在1979年恢复后,农村信用社成为其下设机构。1984年,国务院审批了中国农业银行《关于改革信用社合作社管理体制的报告》,这次改革强调农村信用社的“三性”,即组织上的合作性、管理上的民主性和经营上的灵活性。但恢复“三性”改革并没有取得显著效果,农村信用社的经营还是按照自上而下的指令式计划进行。90年代后,国务院要求农村信用社要逐渐从农业银行分离出来。1993年国务院下发了《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1994年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开始各自独立办公;1996年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发[1996]33号),标志着农村信用社完成了与中国农业银行的正式脱钩,并开始由中国人民银行托管。

2.自2003年起的农村信用社改革及评价

2003年6月27日,国务院下发了《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这个方案再次启动了农村信用改革的新一轮创新,试点工作在浙江等8个省进行,该方案主要有三方面内容,即改革农村信用社产权制度,改革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以及国家帮扶信用社。2004年8月底,将试点地区进一步扩大到了21个省市自治区。2007年8月,随着最后一家省级合作社的正式挂牌,我国新的农村信用社经营管理体制框架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来。

这次改革在产权和管理权方面有很大的突破。首先是强调信用社的商业化、市场化,其次是将信用社的管理权下放给了省级政府,权力的下放有利于因地制宜,但也增加了政府对信用社的行政性控制,同时容易引发信用社的道德风险。2现状分析

产权制度

目前我国农村信用社在产权制度方面采取多样化方针,各地区根据自身发展水平以及信用社自身状况来选择不同的产权模式:经济比较发达、城乡一体化程度较高、信用社资产规模较大且已商业化经营的少数地区实行股份制商业银行。不具备商业银行模式改造条件的信用社可以选择合作银行模式在人口相对比较稠密

或粮棉商品基地县(市),可以县(市)为单位将信用社和县(市)联社各为法人改为统一法人。对其他还达不到条件的地区,可继续实行原先的体制,同时通过降格、合并等手段,对高风险信用社进行兼并和重组,并对严重资不抵债、机构设置在城区或城郊、支农服务较少的信用社,可考虑按照《金融机构撤销条例》予以撤销。这样,我国农村信用社出现了三种新型的基本发展模式:农村信用社制度框架内重组模式、股份制农村商业银行模式和农村合作银行模式,各地都有不同选择。但在管理模式上,除北京、天津、上海外,各地基本上都选择组建了省级联社。当前问题:首先,当前的农村信用社在产权制度方面是一种混合产权模式,出资方主要是各级政府,监管方面还是以政府指导为主,产权没有明确的界定,信用社的性质还存有“官办”金融机构的迹象。

其次,在管理模式上,各省级地方政府都无一例外的选择了易于行政管理的联社模式,这造成了信用社不是对股东和社员负责,而是对上一级的联社负责,同时也伤害了农民参股入社的积极性。

最后,在股权设置方面,农村信用社的“非农”问题日益突出,出现了排挤小股民和农民股民的现象,改变了信用社“支农惠农”的核心目标。

资金运营

(1)资产情况。2000年以后,农村信用社增资扩股规模开始迅速加大,但信用社的资本充足率并没有完全达到国家8%的标准要求。从2004年以来,农村信用社再次出现增资扩股高峰,资本充足率有明显提高趋势,可以预见资本不足的问题不久将会得到解决。不良贷款近年来也有所好转,但由于大多数是属于历史积累,在短期内很难收回,这就使得各个信用社的不良贷款率居高不下,甚至有的地方超过了50%,成为信用社经营困难的主要原因。

(2)负债情况。从信用社的负债总体来看,农民仍然是最主要的储蓄者,其存款额大约占到信用社总存款的70%。从存款流动性和结构来看,信用社保持较高的流动性水平,但流动性较高的同时也削弱了信用社的盈利能力,尤其是上存制度限制占用了大量资金限制了放贷规模。

(3)盈利情况。农村信用社从农业银行脱离出来后,一方面被转嫁了许多沉重历史包袱,制约了其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行业竞争加大,挤压了信用社的盈利空间,而其服务“三农”的宗旨使得社盈利水平长期处于低位。

内部治理

(1)1996年中国农村信用社从中国农业银行脱钩后,农村信用社按照《国务院关于农村金融体系改革的决定》要求,建立了农村信用社社员代表大会、理事会、监事会三权分立的核心治理制度。理事会负责日常事务的决策并向信用社经营层提出经营目标和战略方针;监事会负责对经营层的监督管理。代表大会负责理事

会和监事会的选举,理事会和监事会对代表大会负责。三会之间权责分明、各司其职、相互制约。

农村信用社体系上自上而下分为四个层级,分别是国家级、省级、县级、乡镇级,该体系的采用自下而上的所有权控股方式。

(2)当前问题。首先,农村信用社“三会”制度形同虚设。社员代表大会没有成为真正的最高权力机构,自身受到信用社的控制和操纵。理事会和监事会的规范制度还没有建立,理事会受到上级的控制,监事会流于形式,无法发挥有效的内部监管,信用社的经营活动更多依靠行政命令的方式开展。

其次,省级联社控制制度与法人产权治理机制相互矛盾。农村信用合作社的三权分立模式,解决了农村信用社、信用社股东和政府之间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配问题。但改革中将信用社的管理权下放给省级政府,造成了各省都毫无例外的建立了农村信用社省级联社,这为地方政府控制农村信用合作社和地方金融提供了机遇,制约了不同产权主体共同参与决策的权力。

最后,管理水平有限,管理效率不高。农村信用社职工的文化水平不高,在放贷时不能准确有效的向农户传达信贷信息,同时存在机构冗余、人员庞杂的现象,行政成本高而经营效率低下。

监管状况

(1)建国之初,农村信用合作社工作主要由中国人民银行和供销社共同监管,监管的内容多是对一些基本的规章制度的规范。80年代后,农村信用社成为农业银行的基层机构,由中国农业银行负责监管,监管手段多是强制性的行政式命令。1996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农村信用社开始逐步脱离农业银行的附属地位。

(2)2003年6月,国务院出台《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确定了监管的总体原则。2004年银监会经国务院审批下发的《关于明确农村信用社监督管理权责分工的通知》经一步将监管体制中各级政府、省级管理机构、中国人民银行以及银监会的权责明确。

(3)当前问题。首先,没有有效的执行对省级联社的监管工作。随着国家将农村信用社的权力逐步下放给省级政府,省级联社的特殊地位就必须要有更高层的国家机构严格管理,这方面银监会监管不完善,管理基本还是流于形式。而是否应当建立专门的全国性信用社监管机构还需讨论。

其次,信用社与监管部门关系不畅,没有建立适当的沟通机制。当前信用社还处于改革发展初期,很多业务还不规范,因此对监管机构存有戒心。而监管者也没有主动建立与各级信用社的有效沟通机制。

最后,监管体系中忽略“三会”制度。“三会”中的内部监事会形同虚设,没有与外部的监管部门内外呼应,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信用社管理层的附属机构。3改革对策

1.明晰信用社产权关系,推进多元化产权模式。当前农村信用社的产权问题主要是法人产权的概念迷糊不清,入股农民社员享受不到自身应有的权力,甚至连基本的监督知情权都得不到满足。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笔者认为必须推进多元化产权改革,分散股权,民主管理,群众监督,克服“一人说了算”的内部控制机制。具体来说,要求信用社在原有社员的基础上,更广泛的吸收当地的农民农户、个体工商业者、农村中小企业、乡镇企业的资金,甚至可以吸收外地资本、外资企业的资金,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

2.增加大额贷款数量,建立区域资金流通机制,提高信用社盈利能力。解决信用社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关键是提高信用社自身的盈利能力。历史债务包袱重和小额信贷利润低是信用社提高盈利水平的两大难题,笔者认为首先应当适当提高利差相对较高的大额信贷的数量,优化信用社的负债结构,降低资金过剩流动性的同时提高信用社的收入。其次是要建立区域间的资金流通机制,适当放宽信用社之间的头寸交易,进而保证资金过剩的信用社可以及时将资金流通到资金缺乏的信用社。

3.确立“三会”在内部治理的核心地位,减少政府部门对信用社的干预,加大人才引进和培养力度。一方面必须确立社员大会的最高权力机构的地位,同时增强农户和企业股东的参与意识,保证信用社真正反映大多数社员的利益;另一方面建立名副其实的监事会制度,保证其对理事会的监管权力。同时,政府部门要逐渐弱化自身的经营决策者地位,改变农村信用社的一元决策体制,推进多元产权模式。在人才培养方面,在吸纳高素质专业金融人才的同时,更要加大在职员工的培训力度,从根本上提高金融服务质量。

4.建立健全信用社监管体制,逐渐形成一个有效的监管体系。有效的监管体系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首先,明确外部监管机构的主体地位和各自职责,包括各级政府、省级管理机构、银监会、中央银行。这其中必须强调银监会监管的核心地位,在协调好与各级政府之间关系的同时,更要监督约束政府部门对信用社经营的干预。其次,加强内部监事会的作用。完善的监事会制度一方面可以帮助社员代表大会监管信用社的经营状况,另一方面也可以更好的与外部监管机构进行有效沟通,建立内外结合的监管体系。最后,建立信用社行业的行业自律机构,这便于各个信用社之间的信息沟通,自律自治。

5.国家配套优惠扶持政策,信用社自身建立风险控制机制,进一步提高农村信用社在农村信贷领域的竞争力。当前的农村信用社历史债务还未解决,信贷资金不足、盈利水平低下、管理体制不健全,因此国家的惠农政策中应当考虑对农村信用社政策上的偏向,比如适当的扶持偿还历史债务,减免税金,制定三农信贷的专项优惠利率。同时,信用社自身也应当进一步加强风险的评估和控制意识,减少坏帐和不良贷款,这样,依靠国家政策和自身管理的提高,农村信用社在农村信贷领域就能建立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从而提高整个农村金融系统的绩效。

6.完善农村信用社法律法规体系,保证信用社进一步改革的有法可依。对于农村信用社的法律体系,首先要明确多元产权的法律地位,这是下一步改革的方向性

问题,是改革从根本上得以推进的关键;其次,在具体业务方面制定严格的操作办法和处罚措施,并由银监会统一监管;最后,信用社、各级政府、银监会等不同部门的权责范围要在法律上得到明确表述,使得在实际工作中各部门权责分明、各司其职,防止越权管理和推卸责任的现象出现,最终保证以农村信用社为核心的农村金融系统改革拥有坚实的法律基础。

4改革概况

改革并不等于说我国不需要合作制农村信用社，或国际规范的农村信用社在我国无法生存。国际经验表明，许多发达国家，合作金融仍然是各国金融业中不可或缺的生气勃勃的重要组成部分。合作金融的必要性和存在生存、发展的空间就在于弱势群体可以通过团体合作、资金联合的方式，实现互助，解决单个社员不易解决的经济问题。现在，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金融服务业面临的现实是：商业银行战略转向、机构网点收缩；政策性银行无力直接伸到最基层去顾及农户的金融需要；农村信用社也面临重组、改造，甚至撤并；民间借贷、地下钱庄日渐活跃。因此，完全有必要发育一大批农民自己的真正意义上的农村信用合作组织。对现有农村信用社也应区别情况进行可行的合理的改造。为此，国家决心将农村信用社按照合作制进行规范，并明确提出我国农村信用社的改造应当是一个在国家适度推动下的自然过程。

第四篇：农村信用社改革

农村信用社改革大事记（1951年5月～2004年8月）
来源：233网校 2012年12月12日 【233网校：教育考试门户网站】

农村信用社改革大事记（1951年5月～2004年8月）1951年，中共中央批转《全国信用合作会议的报告》，明确指出单独组织农村信用社，统一由银行领导，5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召开第一次全国农村金融工作会议，决定在全国 范围内普遍试办各种信用合作组织。1958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适应人民公社化形式改进农村财政贸易管理体制 的决定》，国务院发布《关于公社信用部工作中几个问题和国营企业流通资金问题的规定》，决定将设立在人民公社的银行营业所和农村信用合作社合并，组成公社信用部。1959年 中共中央发布 《关于加强人民公社信贷管理工作的决定》。决定把原来的信用社 从公社信用社分出，下放给行产大队，成为信用分部，由行产大队和公社信用部双重领导。1962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农村信用合作社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提出信用社是农村人民的互助组织，是国家银行的助手，是我国社会主义金融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1977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整顿和加强银行工作的几项规定》，提出信用社既是集体金融 组织，又是国家银行在农村的基层机构。1979年 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国人民银行党组 《关于建议修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中有关信用社问题的报告》，同意将农村信用社更改为“是集体金融组织，又是农 业银行的基层机构。办理农村各项金融业务，执行国家金融部门的职能任务”。1980年8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讨论银行工作时指出：“把信用社下放给公社办不好，搞 成'官办'的也不对，这都不是把信用社办成真正集体的金融组织。信用社应该在银行的领导 下，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它要办的灵活一些，不应受银行一套规定约束，要起民间借 贷的作用。如果把农村信用社搞活了，供销社搞活了，农业责任制搞活了，三者一配套，社 员的家庭副业也就搞活了，这将大大有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1984年 国务院批转中国农业银行关于改革信用合作社管理体制的报告（国发〔1984〕 105号）文件指出： “要通过改革，恢复和加强信用合作社组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经营上的灵活性，在国家方针、政策指导下，实行独立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充分发 挥民间借贷作用。各级人民政府要加强对这项改革的领导，注意研究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把信用社真正办成群众性的合作金融组织。”“农业银行要加强对信用社的领导，不宜改变信 用

贷。可以跨地区开展存贷业务。信用社之间、信用社与各专业银行之间可以发生横向业务联系。存放利率允许参照银行所定基准利率上下浮动，有的可以接近市场利率。信用社必须遵守国家金融政策并接受农业银行领导。”

1986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一九八六年农村工作的部署》（中发〔1986〕1号）文件指出：“农村建设资金，除国家增加农业投资外，主要靠农村自身的积累。提倡各地合作经济组织从当年收入中适当提取公共积累，建立固定资产折旧制度。鼓励群众投资兴建各种生产设施。人民银行、农业银行要制定不同区域和产业的信贷政策。支持产业结构调整和农业技术改造。中央去年一号文件对信用社规定的各项政策和国务院有关信用社体制改革的各项规定，应逐项落实。不得向信用社下达指令性转存款指标，保证信用社多存多贷。积极发展农村各项保险事业。”

1987年 中共中央《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中发〔1987〕5号）文件指出：“信用合作社必须改革官办的积弊。信用社在遵守国家金融法规的前提下，民主管理、独立经营、自负盈亏，国家银行及各级政府均不得干预其资金营运的自主权。信用社交纳准备金比例降到与专业银行一致；存贷款利率可以比照国家的基准利率，按市场资金供求状况适当浮动；业务范围可以与其他基层金融组织适当交叉。县联社的体制改革，应在保证基层信用社合作性质的前提下，进行多样试点。农业银行和其他专业银行在互等互利基础上，为信用社提供服务和相互代办委托业务。”

1993年 《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发〔1993〕91号）文件指出：“有步骤地组建农村合作银行。根据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在农村信用合作社联社的基础上，有步骤地组建农村合作银行。要制定《农村合作银行条例》，并先将农村信用社联社从中国农业银行中独立出来，办成基层信用社的联合组织。农村合作银行目前只在县（含县）一下地区组建。国有商业银行可以按《农村合作银行条例》向农村合作银行参股，但不能改变农村合作银行的集体合作金融性质。”

1996年8月 国务院发布《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发〔1996〕33号），成立国务院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部际协调小组。确定改革的核心是把农村信用社逐步改为由“农民自愿入股、社员民主管理、主要为入股社员服务”的合作金融组织。改革的步骤是：农村信用社与中国农业银行脱离行政隶属关系，对其业务管理和金融监管分别由农村信用社县联社和中国人民银行承担，然后按合作制原则加以规范。

1997年2月 经国务院同意，国务院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部际协调小组和中国人民银行在北京召开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姜春云同志作了重要讲话。会议就农村信用社按合作制改革、人民银行加强监管、组建行业自律组织等工作进行了部署。

1997年6月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改革工作意见》（国办发〔1997〕20号），要求坚定不移地把农村信用社办成合作金融组织，按合作制原则改革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完善和加强县联社建设，进一步加强中国人民银行对农村信用社的监督管理，在中国人民银行内部增设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监管部门，专门承担对农村信用社的监管工作。

1998年11月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信用社改革整顿规

范管理工作意见》（国办发〔1998〕145号），要求对农村信用社进行清产核资，按合作制进行规范改造，中国人民银行加强监管，防范化解风险，组建农村信用社县以上行业自律组织，行使对农村信用社管理、指导、协调、服务的功能。

1999年4月 经国务院同意，中国人民银行召开全国农村信用社工作会议。会议提出，根据需要，逐步组建地（市）联社，承担行业管理和服务职能；在全国各省建立信用合作协会，主要职能是对信用社提供联络、指导、协调、咨询、培训等方面的服务。

2000年7月 经国务院领导批准同意，人民银行和江苏省政府在江苏全省进行了信用社改革试点。在明晰产权、完善经营机制的基础上，全省信用社实行以县为单位统一法人；在常熟、江阴、张家港三个县级市组建了农村商业银行；在县（市）联社入股基础上，组建了江苏省联社。

第五篇：国企需要新一轮改革

国企需要新一轮改革

2013-05-07

国有企业改革在很长时期里被视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但是，过去几年里国有企业改革似乎沉寂下来，一些行业甚至出现了所谓“国退民进”的现象。同时，从2003年以来国有部门的经营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许多人认为国有企业改革已经到位，再谈国有企业改革似乎是多此一举。我认为，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任务还远没有完成，在当前形势下，很有必要启动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

清醒判断国有经济的表现

国有经济的表现到底怎么样？我们对此应该有一个清醒正确的判断，这是制订国有经济改革政策的前提。现在有些机构或者学者的判断就是，国有企业效益搞得好，为什么要改呢？如果这个判断是正确的，那么改革的必要性不大，至少改革的紧迫性不强，因为根据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实用主义改革逻辑，没有必要出于一种教条而改革，更无必要为了改革而改革。但我却有截然不同的判断：国有企业与十年前相比的确更好，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上世纪末的改革红利和本世纪前几年的重化工业景气带来的；而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总体而言差距很大，而且越来越大。

国际上最通用的指标有两个，一个是采用净资产回报率（ROE）指标来衡量效益。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年报的数据来算，国有企业净资产回报率明显地低于私营企业，也低于外资企业。如果以税前实现利润来计算，2003年的时候国企和私企的这个指标还差不多，私企13%，国企12%，2007年国有企业净资产回报率略微高于15%；民营企业已经是23%了，非常平稳地上升，2009年受金融危机的影响稍微有点下跌，但已经越来越多地领先于国有企业。还有一个是采用全要素生产率（TFP）指标来衡量效率。几乎所有经得起推敲、具有引用价值的的研究都显示，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远远低于私营企业。一项研究表明，过去30年国有企业TFP年均增长大概1.5%，而私营企业是4.5%。无论是ROE指标，还是TFP指标，在过去十年国有企业发展壮大最快最明显的时期，都远远低于私营企业。尽管过去十年是国有企业盈利增长最快的时期，但实际上盈利集中在少数具有所谓“市场力量”的企业，11.5万家国有企业目前的亏损数达到30%以上。而民营企业的亏损10%多一点，10%亏损率在市场经济当中是正常的。

当然，有些学者也会强调国企效率较低是因为国企承担了很多社会责任。但现在所能得到的所有分析都是零碎的、不具备引用价值的。我个人承认这方面的因素，但这个因素并不足以推翻上述判断。

国有企业即使跟十年前的面貌相比有很大改观，也是因为上个世纪末对国有企业进行大规模的改制重组，这些年来一直在享受改革红利。而上一轮改革的边际效果逐年递减，如果仅仅坐享其成，以前的改革红利将消耗殆尽。因为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上世纪末改革之后几年，国有企业ROE大幅度地提高，而2007年之后它基本上是停滞不前，甚至有下降趋势。当然，国有企业2003年以来的快速发展壮大，也与这一轮重化工业景气有很大关系，因为保留下来的国有企业有相当大一部分是重化工业领域的大企业。但问题在于，重化工业的鼎盛时期也会过去，重化景气带来的红利也会消失。

国有企业过去几年在技术创新、技术进步方面的成绩也成了许多人争辩国有企业优越性和竞争力的证据。但我们的研究结论恰恰相反，国有企业的创新效率也是明显比民营企业低很多。这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投入的创新资源取得了多少创新成果就可以比较出来。国有企业在过去几年投入了大量的研发经费，也取得了成果，但是我们可以进行一下比较，比如说，国有企业每投入一亿元研发支出所获得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大概是18，而民营企业43，差距不只一倍；国有企业每100名研发人员获得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是3.7，民营企业是7.4，差距也不只一倍。可以看出，民营企业的创新效率比国有企业高一倍以上，这个是中国科技统计研究的官方数据。

国有部门作为一个整体而言，从ROE、TFP、创新效率等典型指标来看，其总体效率明显不如民营部门。但是许多经得起推敲的严肃研究都发现，国有部门占用了与其规模和效率不相称的经济资源和创新资源，而且很多时候是以相对较低廉的价格占用了重要资源，并且国有企业天然的“政商联结”加重了这种情形。想一想，效率低的部门反而能以相对低廉价格获得更多资源，这是什么情形难道不是很清楚吗？从经济学的角度而言，国有部门存在大量的经济租，严重扭曲了资源配置机制，对效率高的民营部门获得资源形成了“挤出效应”。另一方面，国有部门的经济租和营业利润与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呢？基本没有，老百姓没有享有应有利益。国有部门大约雇佣了三四千万员工，员工当然得到了工资收益，但这些人只不过占我们全部人口的3%、全部从业人员的5%、全部城镇就业人员的10%，所以并没有惠及

多数人。从这个角度而言，现在的国有经济不是“全民所有”，而是“全民没有”。从上面这些分析来看，国有企业到底要不要改不是很清晰吗？

新一轮国企改革的方向

中国过去30多年平均每年9.9%的高增长，很大程度上是靠投资拉动，意味着要不断投入经济资源，投入大量的要素来发展经济。这是一种典型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如果通过国企改革，让效率高的民营部门获得更多的资源，而缩减效率低的国有部门规模，这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资源配置的扭曲状态，完全不需要这么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就可以保持相对比较高的增速，这非常有利于一直讲的转变发展方式。依靠这么多的投资和大量的资源消耗、资源投入来维持高经济增长，发展是根本没法持续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发展方式转变进展不大，在相当的程度上是因为国有企业处于粗放、低效率的发展状态。而且我们也做了一些分析和测算，现在整个国家国民经济的资源配置当中，国有部门的强势以及同政府存在天然的千丝万缕的纽带关系，使它更容易获得资源和各种商业机会，政府隐含的担保和救济也使它们能够以更低的价格获得较多资源，使资源配置扭曲、竞争无法平等。而民营企业为了抢夺经济资源，可能会采取更加不理性、不光彩乃至不合法的方式，这样整个经济就会出现“政商联接”大竞赛和资源争抢大竞赛，而不是效率提升大竞赛和自主创新大竞赛，最后的结果是，高增长伴生着严重的过度投资和信贷膨胀以及金融隐患，公司治理和宏观审慎出现严重问题，收入分配扭曲和财富掠夺成为常态，而高增长也将戛然而止。看一看一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东南亚国家的历史状况吧，就是这样的情况。

我国发展阶段的转变、增长动力的转换已经使国有部门的低效、对资源配置的扭曲、对平等竞争环境的妨害成为一个愈发紧迫的现实问题，因此迫切需要启动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

客观地讲，国有企业加上强政府，在经济发展的追赶阶段还是能够发挥较大作用，因为追赶阶段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资源动员和资源投入，对产业结构的选择、对产业技术的采用、对产业组织的设置，很大程度上可以直接拷贝、模仿和引进，这些因素几乎都可以是“外生”的，在这种情况下，最需要的就是资源动员和资源投入的可靠“平台”，国有企业可以较好地充当这样的平台。现在许多地方积极引进央企，其实是在通过引平台来抢资源。但是

随着中国一步一步地接近追赶式发展的边界，我们无可避免地要遇到发展方式转变、增长动力转换的问题，我称之为内生平衡增长阶段。如果不能顺利地从追赶式增长转入内生平衡增长，发展就有可能停止，就有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再要顺利转入内生平衡增长，就必须更加依靠企业的自主创新和效率提升竞赛，而不是政商联接和资源投入竞赛，此时国有企业在过去的优势就会丧失并成为阻碍。因此，推动新一轮国企改革，其实就是推动增长方式的转变。

即使不考虑发展阶段的转变，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也不能拖延。看起来2003年国有部门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实际上这在一定程度上只不过是周期律的体现。现在是改革的进程在与国有企业的兴衰周期律赛跑。国有企业有它的兴衰周期律，过去几年是第二轮黄金时代，现在应该是进入了第二个白银时代，如果不改革，将会陷入第二个青铜时代和黑铁时代。这是一种非学术的表述。到那个时候被动地进行改革重组，代价会更高。上世纪末的改革给本世纪带来了改革红利，但付出了高昂代价，大概有2万亿的改革成本，而那时候GDP一年才8万亿，占百分之十几的GDP，多大的代价。如果我们再次拖延改革进程，若干年之后，改革成本将大得多。这些代价其实最终还是由老百姓买单。

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中，产权改革是核心。通过整体出售等方式推进中小国有企业改革，通过股权多元化和混合所有制等方式改造大型特大型国有企业。目前全国有12万多家国有企业，小型企业超过10万家，占85%，中型达到1.4万家，占11%，全国国有企业亏损面达到35%，绝大多数都是中小企业。所以中小企业的改制出售可以大力推进。即使按照国资委分类的一般生产加工企业也达到2.5万家，占全部国企20%以上，商贸服务和其他企业超过6万家，占50%以上，这些行业的许多企业都可以整体出售。但是重点和难点是大型企业，特别是央企母公司。央企的母公司要走法人整体改制这条路。央企的母公司100多家，基本上全部是国有独资的。甚至超过一半以上是按照1988年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法》注册的全民所有制企业，而不是按照后来的《公司法》注册的公司制企业。全民所有制企业在中国是很特殊的一类企业，行政权力和经济权力高度结合，现在要搞现代公司治理，又不说推进对母公司的改革，肯定是不行的。央企母公司的法人整体改制，可以走法人整体上市这条路，但除了涉及国家安全和提供公共产品等少数特殊行业的企业之外，还是要引入战略投资者，在战略投资者的持股比例上应该思想更加解放。在此基础上，大力改革公司治理。总体而言，应该是产权民间化、治理商业化。

也有少数国企可能暂时不太适宜推行全局性的产权改革。这包括三类企业。第一类是自然垄断，包括电网、基础电信和一些公用事业（自来水、燃气等）；第二种是关系国家安全的，如航空航天；第三类是承担普遍性服务和提供重要公共产品的，如邮政和市政等。对于这些企业，应该加强政府监管，并改进公司治理，提高透明度和规范性。这三种之外的都应该产权改革。当然随着时代发展，上述三类企业也可以进行分拆和引入竞争，这样也有可能在某些环节进行产权改革。

要特别强调的是，对于大型和特大型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在比较长的时间里不会完全民营化，可能长期保持一种混合所有制状态，这也是可以的，关键要加快国有股的证券化，提高国有股的流动性，从而改进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

我们也必须承认，作为一个整体而言，民企的逐利动力更强，合规意识乃至守法意识更弱，社会责任和社会诚信比较缺乏，再加上一些官员参与的腐败，民众对许多民企其实颇有怨言。也就是说，学者可能看重效率，而民众可能更看重效率之外的东西。因此上述领域的国有企业在一定时期保留还是有必要的，哪怕牺牲一些效率。同时，民企必须要加快提高合规意识和守法意识，增强社会诚信和社会责任。

大型特大型国企如此改造之后，其中的国有股如何管理和运营？可以设立相应的投资基金或资产管理公司来持有这些国有股，对国有股进行管理，并在市场上进行交易，完全可以效仿中投或者汇金，不断追求国有资本的回报，提高国有资本的安全性和流动性，形成现代化的国有资产组合。可以预期，现代化的国有资产组合将成为我国国民的一笔巨大财富，通过支持社保体系和民生投入等途径真正惠及全体人民。所以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国企改革应该是“国资变社保，国企变民企”。这样就能使国有资产从“全民没有”以全新方式重新回归“全民所有”。

继续降低国有经济的比重

中国的国有部门在三十多年前的产出占工业产出的比重高达80%，经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非国有部门的崛起和九十年代末本世纪初的国有部门大刀阔斧的改革，到2004年已经急速地下降到了30%左右，之后几年也有温和下降，到2010年已经降到了27%。国有部门尽管目前体量庞大，并且在资源获取上有较大优势，但由于活力和效率相对于其他企业而言明显处于弱势，国有部门产出在经济中所占比重会自然下降。在2003年之后国企状况较好的这

几年里，工业当中规模以上私营企业的增加值增速一般都高于国有企业10个百分点以上，营业收入高出20个百分点以上。按照这样的趋势，即使不进行主动改革，到2030年，国有部门的产出在工业中的比重将会自然收缩到15%以下。如果通过主动改革消减国有部门的规模，到2030年，甚至远远早于2030年，这个比重可以降到10%以下。

降到10%以下不但有可能，而且有必要。如果国有部门还保持这么高的比重，无法显著纠正资源配置的扭曲进而保持较高增长率，而不断下降直至到10%的水平，国有企业将主要集中于涉及国家安全和提供公共产品的领域，以及其他极少数特殊的行业，就不至于对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构成实质性妨碍，也不至于对公平竞争的环境和法治体系构成实质性妨碍。实际上在许多市场经济国家，也有一些国有企业，但都是在10%以下的比重。我国的国有经济比重降到这样的水平，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得以确立。

作者：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张文魁来源： 《中国经济报告》2013年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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