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当前制约农民增收的主要因素和对策
当前制约农民增收的主要因素和对策
农民收入的多少直接关系到农村经济发展。虽然农业税全免了，加上粮食直补、良种补贴等诸多惠农政策,减轻了农民负担，但是，增加农民收入的路子还很长,农民收入依然过低,必须解决农民收入是当前面临的突出问题。
一、当前制约农民增收的主要因素
1、农民家庭人口多、耕地少，文化素质低。当前我乡农村家庭人口普遍有4—5人，全乡农民人均耕地1.2亩，人口密集的地方甚至人均耕地不足1亩，劳动力剩余严重。同时又由于农民文化素质低，成年劳动力文化90%以上在高小或初中以下，外出劳务很难找到就业机会，长期滞留在家中养成好吃懒做的恶习。
2、农业基础薄弱，生产方式滞后。虽然近年来国家对农业增加了一定的投入，也改善了部分农业基础设施，但抗灾能力仍然不强,今年涝灾使全乡4.7万亩农田被淹,达2万亩色收,倒塌房屋169间,涉及33个村82户,给全乡带来极大损失。另外，农民的思想观念落后，没有市场经济意识，传统农业生产方 1
式浓重，生产方式落后，农业结构调整积极性不高。
3、交通不便，信息不灵。一是濮范公路做为濮阳市城区联接工贸示范区的一条交通要道，承载着繁重的物流与人流运量。柳屯户部寨乡约5公里路段未拓宽改造，狭窄的路面坑洼不平的路况，成为制约户部寨乡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二是农业生产信息不灵，群众素质不高，无法把握市场的需求变化，生产属于盲目性和随意性，往往去年某种产品价格上涨，今年就一哄而上，价格一旦回落农民受损严重。
4、农民生产门路狭窄，收入来源单一和种、养殖水平低。由于农民生产意识落后，农业生产门路狭窄，不按市场的需求来生产，传统产品突出，新型高产优质产品匮泛，零星生产严重，形不成一村一品一乡一业的格局，由于生产单一，不成规模，同时产品加工仅局限于粗加工甚至是原产品，很难转换为经济效益。如养猪仍然是传统的熟料饲养，既加大了劳动量也增加了成本，而传统饲养方法猪仔生长又慢，加上不具规模发展，出栏猪只能供本地市场，根本无法外销，种、养水平低，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增收自然困难。
5、农用物资价格高，缺乏农村经纪人。近几年
来农用物资价格不断上涨，中原尿素每包都提到近百元，碳铵也在30元左右，种子价格更是趋高不下。相反农产品价格倒是一降再降，甚至低于成本，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同时由于农村缺乏经纪人，农民的生产与企业脱钩，一边产品难销，一边寻找产品，农村市场经济尚未建成。
二、今后增加农民收入的思路和对策
1、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和增加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目前我乡农业结构不合理，农产品市场竞争力不强，农业效益不高，是严重阻碍农民增收的重要因素。因此，要加大力度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提高粮经比重，切实做好农业战略性结构调整，逐步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集约化管理。同时要进一步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提高农业自身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和土地复种指数，增加土地产出率，达到增加农民收入的目的。
2、加大对农民的培训力度，提高劳动者素质。农民科技文化素质普遍偏低是我乡的基本乡情，加大对农民的科技培训力度，开展形式多样的培训方式，提高劳动者素质。一是做好示范样板，积极组织群众参观学习，搞好现场培训工作；二是深入农村开展科
技短期培训或以会带训工作，调动群众学科学，用科学的积极性。三是抓好科技带头作用，加大扶持农村科技带头人力度，树立一批科技致富典型，带动群众学科学、用科学的良好氛围。
3、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农村交通运输网络。针对我乡农村交通网络现状，积极向上级部门申请修路款，早日宽拓宽改造，柳屯至户部寨段路况，让户部寨乡充分发挥工贸示范区中心的地利优势。继续加大“村村通油路”建设力度，不仅让每一个村都能外出畅通，还要让村与村形成互连互通网络。
4、加大招商力度，按照“以工兴乡，强力招商”战略部署，要加大招商力度，想尽各种办法，利用各种关系招商，增加农民收入，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
5、加大劳务输出工作力度，教育群众改变那种“老婆孩子热炕头”、“外出不如家里好”的传统观念，解放思想，无所顾虑，大胆走出去，增加收入。
第二篇：当前农民增收的制约因素及对策
当前农民增收的制约因素及对策
对策, 农民,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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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作为经济工作重中之重的“三农“问题已经日益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在“三农”问题中，农民是主体、利益是根本、收入是核心。近年来，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农民收入增速缓慢、增长乏力，导致农户的实际收入水平下降。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产业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认真分析影响农民增收的原因、积极寻求增加农民收入的对策和措施，对早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一、农民增收的制约因素分析
1.农村公共财政严重缺位。一是农村义务教育投资方面的缺位。农村税费改革之前，是9亿多农民通过缴纳各种税费支撑了我国的农村义务教育事业。为了普及农村九年义务教育，不少地方只能通过集资、借款等方式建农村校舍。结果，不仅农户而且不少村级组织都因此背上了数额巨大的债务。二是在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方面投资的缺位。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搞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基本条件，也是获取农业丰收的最基本的保证。但长期以来，各级财政在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方面有很多欠账，导致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农业基础设施非常薄弱，严重地影响了农业生产。三是农村科技成果应用与推广方面投资的缺位。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农业生产经营中的科技贡献率大约在30%左右，农业科技成果推广应用率只有20%至30%，远远低于世界发达国家水平。四是农村社会保障及公益建设方面投资的缺位。目前，绝大多数城市人口已经享受到了较好的医疗、养老、失业保险以及生活最低保障等方面公共财政所带来的好处。但是，对于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来说，公共财政的阳光还远远没有照到他们身上。
2.农村和农业经济结构不合理。一是在我国大多数地区的农村，农业生产一般仍是以种植业为主。在种植业中又大多以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为主，经济作物较少。这种单一的农业生产结构导致农民增收的渠道十分狭窄。二是农产品的供需结构不合理。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改善，对农产品需求的层次也有了很大的提高。追求优质化、高档化、多样化已成为人们生活的常态。而我国农产品中一般性品种多，专用品种少；大路货多，名优产品少；初级产品多，加工产品少，而精深加工产品更少，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三是虽然农业生产的区域化分工有了很大进步，但区域比较优势尚未充分发挥出来，区域性农作物结构不同程度地存在大而全、小而全的问题。四是农户经营规模狭小。目前农村地区平均每个农户的土地经营面积只有0.5公顷左右，大致相当于欧盟的1/40，美国的1/400。即使与农业生产经营规模较小的日本和韩国相比，也仅大致相当于其1/3。土地经营规模狭小制约了农业新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不利于机械化作业，影响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3.农产品价格低。近年来，尽管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如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免除农业税、发放种粮补贴等措施来刺激粮食生产，但伴随着继之而来的各种农业生产资料的涨价，使得政府给农民的“好处”很快就会被迅速上涨的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抵消”了，农业生产的比较利益仍然十分低下。若再扣除农民种田的劳动力成本，几乎很难再有过多的剩余。而且，由于农产品生产上的供需脱节，农产品旺季上市时又常常出现“卖难”现象，甚至有可能导致农民血本无归。
4.城市化进程滞后。中国的城市化不单纯是城市建设问题，更主要的是，它还涉及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产业结构调整等其他方面的问题。城镇化的滞后，直接限制了农业剩余劳
动力转移的途径，使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业部门，延缓了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速度。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向城镇非农产业转移；二是向农村非农产业转移（主要是乡镇企业）。乡镇企业曾经在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上发挥了巨大作用。但自1995年以来，乡镇企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在持续减弱，接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数量逐年减少。这也是近年来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
5.城乡“二元化”割据体制。一是地域限制。现行户籍制度将农民束缚在农村，即使外出打工也被冠以二等公民的印记。二是就业限制。政府在解决失业和再就业问题时，往往只考虑城市居民，而没有将农民的就业纳入政策范围。三是社会保障方面的限制。目前除了部分地方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进行小范围的改革试点以外，其他社会保障项目几乎是一片空白。城乡“二元化”割据体制中的户籍制度限制了农民的迁徙自由，不公平的就业制度使得农民面临着不平等的就业机会，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使得农民的未来充满不稳定性。这种不平等的体制使农民增收受到了多方面的限制。
6.农业产业化经营层次低。一是发展不平衡。除为数不多的地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比较好外，大多数地区还缺乏龙头带动。二是龙头企业规模小，缺乏知名品牌，竞争力不强。三是产业化经济组织与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还不完善、不稳固，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坑农害农现象。四是农业产业化支撑体系建设缓慢，社会化服务功能不完善、不配套，市场信息网络体系建设滞后。
7.农业生产技术落后。一是农业科技推广专业技术队伍人才匮乏，乡村两级政府和组织基本没有建立起像样的农技推广队伍。二是农业科技缺乏创新机制，农业生产科技成果储备不足，缺少既可以大幅度增产又能提高农产品品质的新品种和新技术。三是缺乏农业科技推广对象。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愈来愈多的农村青壮年强劳力外出务工经商，留守乡土的基本上是老弱病残及儿童，缺乏有文化的农业技术推广应用传承人。农业科技推广方面的这些问题，导致农业生产技术长期落后，农业生产效率很难有大的提高。
8.农民受教育程度低。据有关部门此前的一项调查结果表明，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中文盲或半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比重分别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8.5%、33.9%、46.2%、10.1%、1.3%。初中及其以下文化程度的劳动者占了88.6%。农村劳动力的低素质，增加了他们学习农业科技知识、市场经济知识的难度，加大了他们通过利用新技术发展高效农业、特色经济的难度，也加大了农民增收的难度。
二、增加农民收入的对策建议
1.加大财政对“三农”的投入。解决好“三农”问题，实现农民增收，必须进一步加大财政对“三农”的投入。这需要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要健全财政支农资金稳定增长机制，大幅度增加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的投入，大幅度提高政府土地出让收益、耕地占用税等新增收入用于农业的比例，大幅度增加对中西部地区农村公益性建设项目的投入。二是要加强和完善促进农业发展的财税政策。扩大粮食直补、农资综合补贴、良种补贴和农机购置补贴，较大幅度地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三是要加强监管，提高支农资金使用的综合效益，确保财政支农资金安全有效。
2.调整和优化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农业和农村产业结构，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本质要求和必然趋势，也是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稳定的必然途径。调整和优化农业产业结构，一是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牧则牧，切忌避免产业结构趋同现象。二是要面向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下工夫在“优”、“特”、“高”上做文章。“优”就是要抓住良种这个要素；“特”就是要大力发展生态农业，重点培育和发展无公害的水果、蔬菜、食用菌、茶叶、花卉等绿色产品并形成优势产业；“高”就是要按照“高产、高效、优质”农业的要求，加快形成粮食作物、经济作物、饲料作物三元结构，加快推广立体种养、耕地套种、反季节生产等生产模式。
3.大力开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开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对农产品进行深加工，是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据测算，我国农产品加工产业产值与农业产值的比值，每增加0.1个百分点，就可以带动230万人就业，带动农民增收193元，而且增长潜力很大。当前，我国农产品加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处于初级发展形态，加工水平和层次不高，没有形成“田间到餐桌”的完整链条，产品附加值水平低，最终导致农民增收能力不强。因此，针对这种状况，我们必须大力促进农产品生产的专业化、商品化、集约化经营，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引导农民尽快走上致富的道路。
4.进一步加快城市化进程。有效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逐步减少农民的数量，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出路之一。为此，我们必须加快推进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进程，为农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当前，尤其要搞好小城镇建设。小城镇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的重要选择，在调整农村就业结构、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等方面具有大中城市不可替代的作用。搞城市化建设必须把小城镇建设放到重要地位。要通过科学规划、合理布局、突出特色地发展县城和小城镇，促进人口、经济、建筑、文化、信息等要素在城镇高度集聚和整合，使小城镇成为二、三产业的集中地，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主渠道，形成较强的经济辐射带动能力。与此同时，还要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放宽户口迁移政策，消除小城镇发展的体制障碍。
5.切实维护进城务工农民的正当权益。鼓励农民外出务工经商是活跃城乡经济，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方式。为了切实保障进城务工农民的合法权益，必须尽快改变传统的城乡二元管理体制，深化城市用工制度改革，解决城市农民工面临的各项问题。一是要加快建立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加大对农民工的职业培训力度，全面提高和增强农民就业务工的能力。二是要为农民工提供必要的法律服务，切实解决他们在土地承包、工资支付以及工伤和职业病保险方面遇到的各种纠纷。三是要保障进城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通过逐步完善各种政策和机制，使进城务工农民的子女能够接受并完成必要的义务教育。四是要积极创造条件，力争把农民工的各项社会保障需求纳入城市整体制度规划中。总之，要尽最大努力为农民工排忧解难，免除他们的后顾之忧，使他们能够安心地在城市务工经商。
6.加快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加快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可以为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必要的资金保障。当前，在这方面需要做好三项工作。一是要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适当降低设立金融机构的门槛。要通过积极引导和规范，允许农户建立和发展一些互助性的农村合作金融组织，以满足广大农户小额、频繁的生活和生产资金需求。二是要建立有效的农村资金回流机制。国家应出台相关的政策，采取相应的措施，控制资金大量流出农村，支持资金向农村回流，使金融资金能够更好地为农村经济发展和农业生产服务。
7.大力发展农村教育。发展农村教育，提高农民素质，是拓宽农民就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途径。国家必须从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到大力发展农村教育的重要性。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尽快改变农村教育落后的面貌。一是要针对落后和贫困地区的农村，进一步加大教育投资，改变农村教育发展不均衡状况。二是在确保农村九年义务教育的全面实施的前提下，进一步提升农村教育的水平和质量。三是积极构建多层次的农村教育体系，尤其是要尽快构建科学的农村职业技术教育体系，搞好农村成人教育，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
8.搞好农业科技推广工作。首先，要把充实农业专业技术人才队伍作为当前工作的重点。如，在招聘乡镇公务员和事业人员以及“村官”时，可以尽量多招聘农业专技大学生；在职业高中学校，要尽量多设置相关的农业专业技术课程；在各类农业院校，可以把农村生源学生列入国家学费减免和生活资助范围，吸引更多的青年学习农业科学技术。其次，在实际工作中，要创新农业科技推广的方式和方法。如，可以通过建立农业科技培训基地，把农村基层干部、农民技术骨干和专业大户，分期分批组织到培训基地培训；以开展项目的方式实施
农业科技推广；充分发挥远程教育在农业科技推广中的作用，等等。
作者：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蔡红霞 来源：《理论前沿》2009年第17期
第三篇：农民增收的现状、制约因素及对策.
农民增收的现状、制约因素及对策
促进农民增收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关键，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农民收入大幅度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但是从最近几年的情况看，农民收入增长仍然比较缓慢，增收的长效机制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因此，我们应认真分析影响农民增收的原因，积极寻求农民收入健康稳定增长的对策和措施。
一、当前农民收入的基本状况和特点
最近几年来，随着国家支农惠农政策的不断实施，农民收入稳定增长。就河南省来看，作为全国第一农业大省和农民大省，在农民收入方面表现的比较明显。改革开放30年来，河南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04.71元增加到4454.24元，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由78.4%提高到93.6%，在全国各省区市的位次显著提升。特别是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和河南省委、省政府大力实施一系列支农惠农强农政策，采取各种强有力的措施开辟农民增收渠道，农民收入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快速增长态势。2004年以来的五年间，河南农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幅均超过7%，年均增长9.4%；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加额连续突破300元、500元、600元三个大台阶；尤其是2006年、2007年农民收入增幅连续两年高于城镇居民收入增幅，农民收入进入了增速最快、增幅最大、增长最稳定的阶段，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2008年，在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部分农民工返乡回流、外出就业相对困难的情况下，河南农民收入仍然保持了快速增长的好势头。据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抽样调查，2008年河南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4454.24元，比上年增加602.64元，增长15.6%，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7.2%，成为改革开放30年来增加额最多的一年。在2008年河南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的602.64元中，主要增长点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家庭经营纯收入。2008年农民人均家庭经营纯收入对纯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为49.9%，占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额的“半壁江山”。二是工资性收入。去年全省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达到1500.01元，对农民纯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为38.5%，拉动农民纯收入增长6个百分点，在促进农民增收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三是转移性收入。去年全省农民获得的转移性和财产性收入人均为255.02元，比上年增加69.36元，增长37.4%。尤其是农民得到的补贴、救济金等转移性纯收入人均为202.02元，增加69.02元，增长51.9%，成为促进农民增收的新力量。
二、当前制约农民收入增加的主要因素
第一，农业结构不合理。一是农产品结构不合理，产品的质量不高，大路货多，名特优产品比例低，缺乏竞争力。二是一般性的品种多，专用品种少；初级产品多，加工产品少，精深加工产品更少。三是区域结构高度雷同，产品品种在较大区域内大体一致，不同程度存在大而全、小而全的问题。当前农产品结构性矛盾相对突出，农产品供求矛盾由总量为主转向以结构为主，从而致使大宗农产品普遍供大于求，相对过剩，出现“卖难”和价格下降。
第二，农产品成本高。突出表现在化肥、农药、农膜等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不断上涨。尽管对农民实行了农业生产资料综合直补，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农资价格上扬给农民造成的损失，但仍然影响了农民收益的持续增加。由于农业生产成本连年上升，导致了主要农产品价格已普遍超出国际市场水平。其结果，农产品增产空间越来越小，农产品价格上涨空间受到限制，使农民增收受到很大制约。
第三，农业经营主体分散，经营规模小，生产效率低。就河南的情况看，人均农业资源占有水平低，人均耕地面积仅为1.1亩，约为世界平均的1/7，英国的1/80，美国的1/460；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1/5，加之实行家庭生产承包责任制，造成农业经营主体分散，超小规模的生产模式导致了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低下，影响了农民的增收。同时，广大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普遍偏低，导致采用农业适用技术率不高，农业科技难以推广和普及，使农民增收无力。
第四，非农岗位就业不足。农民的非农收入主要来自乡镇企业和进城打工的劳务经济。随着买方市场的形成和国内外市场竞争的加剧，乡镇企业整体萎缩，增长速度回落，经济效益低下，吸纳就业能力明显下降，农民从乡镇企业得到的收入增幅也随之下降。与此同时，城市国有企业下岗或失业人员增加，加上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普遍偏低，进城务工的难度越来越大，从而导致了农民在二、三产业就业的机会减少，抑制了农民非农产业工资性收入，农民收入增幅下降。
第五，城镇化水平严重滞后。2008年河南城镇化水平为36％，低于全国45.7%的平均水平。由于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的格局还未得到根本性改变，造成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村，农业劳动生产率难以提高，农民增收困难。与此相对应，农村的二、三产业发展缓慢，使农民的就业领域窄小，造成了农村劳动力资源的闲置和浪费，农村经济无法在产业结构调整中良性循环，促进整个经济发展的潜力不能充分释放出来。
第六，农民负担过重。农民负担是农民向国家和社会无偿提供的支出，它与农民实际收入间有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就河南目前情况看，自2002年底全面推行税费改革以来，的确是在很大程度上削减了农民负担，在一定程度上使农民降低了投入成本，促进了农民收入的增长。但是，尽管中央三令五申禁止向农民乱收费、乱摊派、乱集款，明确规定要将农民承担的绝对额控制在农民上年人均纯收入的5％以内，但“三乱”现象屡禁不止，农民的政策性成本增多，使得农民收入很大一部分被挤掉。
三、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对策建议
（一）继续加大对农业的政策扶持力度。
要继续加大和落实好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和农业生产资料综合补贴等各项补贴政策，建立稳定的种粮收益风险补偿机制。进一步扩大补贴范围，对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等农村经济发展迫切需要加强的环节给予补贴。落实国家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保持粮价稳定在合理水平。加大对农村小型基础设施、农村社会事业和农村社会保障的补贴力度，降低农民的生产生活成本。坚持开发式扶贫，建立财政扶贫资金稳定增长机制。加大对贫困人口的帮扶力度，努力实现脱贫解困和巩固温饱的双重目标。真正落实好国家各项支农惠农政策，使广大农民切实得到实惠。
（二）注重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就农业比重较大的地区来说，要以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目标，按照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要求，继续加快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要大力发展品质优良、特色鲜明、附加值高的优势农产品，帮助农民增加来自农业内部的收入。不断延长粮食产业链条，拓宽粮食增值空间，实现粮食加工品种的多样化、系列化、专用化，提高粮食精深加工水平；继续推进优质畜产品生产与加工基地建设，加快畜牧业增长方式转变，着力推进区域化布局、标准化生产；要加快发展果蔬、花卉、苗木、茶叶、中药材等特色农产品，形成一批特色农业生产和加工基地，创出一批有市场竞争力的特色农产品品牌，等等。
（三）加快农业产业化经营。
农业产业化经营可以将农户与市场连接起来，引导农民进入市场，解决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化解农户经营的市场风险；还可延长农业产业链条，让农户分享加工和销售环节的后续利润，提高农业比较效益，增加农民收入。发展农业产业化的关键是培育具有市场开拓能力，能进行农产品深加工、为农民提供服务和带动、促进农户发展商品生产的龙头企业。龙头企业要按照市场要求对农业资源进行有效配置，形成优质产品和主导产业，有效地增加农民收入；要规范龙头企业与农户的利益关系，保证农民从中真正获得应有的经济利益，使龙头企业更好地发挥辐射带动作用。
（四）稳步推进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
产业化、规模化是农业发展的必然方向。土地流转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反映了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稳步推进土地流转、促进农民增收已势在必行。要鼓励企业和农村能人承包或租赁农户土地，再返聘农民、培训农民，有序合理地使用劳动力。根据市场需求，调整产业结构，进行规模化生产。在能人或企业的带动下，农户能很快掌握农业科学技术，有利于农业科学技术的推广和普及，有利于农民增加收入。
（五）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合作组织。
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必然要求。在这方面，地方政府要加大扶持力度，要认真实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认真落实各项优惠政策，对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提高组织的经济实力。应对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开展技术培训，选派技术人员进行生产指导。要打破行政区域界限和行业界限，组建强大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带动更多的农民闯市场。应鼓励基层组织、供销社、乡镇农经中心等单位，利用它们的技术、资金、营销网络等优势把农民组织起来，成立各类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应积极发挥社会能人的作用，引导鼓励能人牵头，联合农民创办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要鼓励农民开展互助合作，引导其逐步发展成为规范化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要围绕当地支柱产业、特色产业和主导产品，以市场为导向，注重科技进步，发展品牌农产品，实行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经营。加强与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合作，为其提供优质生产原料，实现加工增值，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业现代化。
（六）稳定农资价格，保护农民利益。
要积极组织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组织好种子、化肥、农药、柴油等生产资料的调运，加强对农资市场的监管力度，规范市场秩序，稳定农资价格，切实保护农民利益。要组织技术力量，进一步强化测土配方施肥工作，倡导农民科学施肥，节约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益和增加农民收入。
农民增收的现状、制约因素及对策
第四篇：农民增收的现状、制约因素及对策[定稿]
促进农民增收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关键，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农民收入大幅度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但是从最近几年的情况看，农民收入增长仍然比较缓慢，增收的长效机制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因此，我们应认真分析影响农民增收的原因，积极寻求农民收入健康稳定增长的对策和措施。
一、当前农民收入的基本状况和特点
最近几年来，随着国家支农惠农政策的不断实施，农民收入稳定增长。就河南省来看，作为全国第一农业大省和农民大省，在农民收入方面表现的比较明显。改革开放30年来，河南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04.71元增加到4454.24元，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由78.4%提高到93.6%，在全国各省区市的位次显著提升。特别是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和河南省委、省政府大力实施一系列支农惠农强农政策，采取各种强有力的措施开辟农民增收渠道，农民收入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快速增长态势。2004年以来的五年间，河南农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幅均超过7%，年均增长9.4%；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加额连续突破300元、500元、600元三个大台阶；尤其是2006年、2007年农民收入增幅连续两年高于城镇居民收入增幅，农民收入进入了增速最快、增幅最大、增长最稳定的阶段，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2008年，在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部分农民工返乡回流、外出就业相对困难的情况下，河南农民收入仍然保持了快速增长的好势头。据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抽样调查，2008年河南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4454.24元，比上年增加602.64元，增长15.6%，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7.2%，成为改革开放30年来增加额最多的一年。在2008年河南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的602.64元中，主要增长点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家庭经营纯收入。2008年农民人均家庭经营纯收入对纯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为49.9%，占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额的“半壁江山”。二是工资性收入。去年全省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达到1500.01元，对农民纯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为38.5%，拉动农民纯收入增长6个百分点，在促进农民增收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三是转移性收入。去年全省农民获得的转移性和财产性收入人均为255.02元，比上年增加69.36元，增长37.4%。尤其是农民得到的补贴、救济金等转移性纯收入人均为202.02元，增加69.02元，增长51.9%，成为促进农民增收的新力量。
二、当前制约农民收入增加的主要因素
第一，农业结构不合理。一是农产品结构不合理，产品的质量不高，大路货多，名特优产品比例低，缺乏竞争力。二是一般性的品种多，专用品种少；初级产品多，加工产品少，精深加工产品更少。三是区域结构高度雷同，产品品种在较大区域内大体一致，不同程度存在大而全、小而全的问题。当前农产品结构性矛盾相对突出，农产品供求矛盾由总量为主转向以结构为主，从而致使大宗农产品普遍供大于求，相对过剩，出现“卖难”和价格下降。
第二，农产品成本高。突出表现在化肥、农药、农膜等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不断上涨。尽管对农民实行了农业生产资料综合直补，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农资价格上扬给农民造成的损失，但仍然影响了农民收益的持续增加。由于农业生产成本连年上升，导致了主要农产品价格已普遍超出国际市场水平。其结果，农产品增产空间越来越小，农产品价格上涨空间受到限制，使农民增收受到很大制约。
第三，农业经营主体分散，经营规模小，生产效率低。就河南的情况看，人均农业资源占有水平低，人均耕地面积仅为1.1亩，约为世界平均的1/7，英国的1/80，美国的1/460；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1/5，加之实行家庭生产承包责任制，造成农业经营主体分散，超小规模的生产模式导致了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低下，影响了农民的增收。同时，广大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普遍偏低，导致采用农业适用技术率不高，农业科技难以推广和普及，使农民增收无力。
第四，非农岗位就业不足。农民的非农收入主要来自乡镇企业和进城打工的劳务经济。随着买方市场的形成和国内外市场竞争的加剧，乡镇企业整体萎缩，增长速度回落，经济效益低下，吸纳就业能力明显下降，农民从乡镇企业得到的收入增幅也随之下降。与此同时，城市国有企业下岗或失业人员增加，加上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普遍偏低，进城务工的难度越来越大，从而导致了农民在二、三产业就业的机会减少，抑制了农民非农产业工资性收入，农民收入增幅下降。
第五，城镇化水平严重滞后。2008年河南城镇化水平为36％
第五篇：农民增收的两大制约因素
农民增收的两大制约因素
何慧丽
农业作为一个不经济的领域早已成为共识。就此例看，种田能手种田亏本，不是缺乏科技，不够规模和专业化，但他依靠科技、规模化和专业化增收致富的办法统统失灵，这至少说明农民增收的主要制约因素不在农业生产本身。本文据此个案，从农业生产之外，探讨以粮价下跌、生产资料价格上升、税负严重为表现的影响农民增收的两大主要制约因素，以及解决办法。
一现实中农业产业化的另一面——对农业剩余的汲取
农业产业化，即建立农业产前、产中、产后三个环节相配套的农业生产服务体系，所谓的产购销一条龙，“公司﹢农户”，等等。现实中的农业产业化为农民提供了方便的服务，解决了生产过程中各种困难，似乎可以使农民致富。但是，它具有更为真实的另一面，即采取扩大剪刀差的方式过量提取农业剩余。
具体说来，农业生产里面已经没有收益，资金、化肥、农药、种子以及产出品的加工、购销等非农领域，通过对农产品的产前、产中、产后的服务、加工、流通等还可以生成一定的利润。这些涉农领域中能获利的经济组织，由于自上而下的控制体系实际上成为各级政府和垄断部门的资产，其服务功能在大多数地方实际上已经异化，所谓“农业服务”，如电力、农机、水利、植保，以及农药、化肥、种子等方方面面，都变成政府部门的条条控制；种子站、农机站、化肥站等“七所八站”的体系都完整地放在政府一头。于是，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作用下，这些涉农经济部门兼具市场垄断和行政垄断，趋向于追求垄断性地占有超额利润。这使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难以产生，加剧了农业与工商业的交易劣势。
当凭借垄断地位获取超额利润的部门坚持、并且加强原有制度来获取利润的时候，农业的产业化并不能使农民在农业生产活动中获得利润。所谓“粮贸公司＋农户”、“棉花公司＋农户”、“油脂公司＋农户”等农业产业化模式中的国有公司，国家给收购资金收购农民的粮棉油产品，有的却一直以来公然不执行国家收购政策，压级压价，缺斤少两克扣农民，如湖北省棋盘乡1999年的粮食收购的保护价本来就是1995年以来最低的，早稻、中稻和晚稻每百斤分别为45元、47元和47元；但农民交售时的实际价格更低，三茬稻的实际价格分别为40元、39元和35元左右1[1]。
政府主导、参与的产业化尚不可能使农民从中获得真正的实惠，更不用说其它的经济实体主导、参与的“企业＋农户”的模式了。因为企业的目的就是利润最大化，当它能获得超额利润时，可能会让利于农民；当只能获得社会平均利润时，可能会分一点利给农民，当得不到社会平均利润和面临危险时，就会转嫁风险于农民。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第一目标的农村外部的企业，与不经济甚至负效益的农业结合，很难对农民增收有利。
罗善平收获的稻谷每50公斤才43元，这个价格对水稻高产区的优质稻而言，大大低于政府的保护价。其每亩用于购买种子、化肥、农药的成本为138元，占毛收入365．5元的37%；机耕、灌溉、收割、移栽的成本145元，占毛收入的40%。这占毛收入77%的开支中，除了移栽之外的每个环节，都是农民不能进入的领域：提供种子、化肥、农药的多是部门垄断，并有交易中的各种壁垒的限制；至于机耕、收割的费用，明显地与农民买这些机械化的生产资料的价格之高相关，而灌溉费用则与水利部门管辖的水费，电力部门管辖的电费之高相关。这高昂的成本中到底有多少属于市场加部门垄断的剪刀差，不得而知。但事实是：自80
年代初以来，国家大幅提高了18类农副产品价格，但同时，生产成本增加，主要涉农工商业产品价格大幅上涨。以1990—2000年价格变动情况为例，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指数平均每年提高4．5个百分点，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销售指数则平均每年提高6．6个百分点。其间，1996—2000年，由于种种原因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和农用生产资料价格均呈下跌趋势，但农副产品收购价格环比指数累积下跌了24．1个百分点2[2]，而农用生产资料销售价格环比指数才累积下跌了3．3个百分点，差距达20．8个百分点3[3]。农副产品和农用生产资料比价差距拉大，造成由涉农工商部门占有的巨大的“剪刀差”。
通过提高外部规模的、以涉农垄断部门和工商业资本入侵农业的产业化，成为汲取农业剩余的有效机制。这正是粮价低落、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成万上亿的罗善平们种田亏本的第一个主要原因。
二税负的加重与基层政权“经济行动者”的角色高度相关
实行财政包干体制确立了各级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比较明确的收益分配关系。财政包干体制，即分税制，实质就是“地方承包制”，就是让县、乡镇地方政府在市场中“自主经营、自负营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在一些县、乡级的经济组织中，从实际决策和责任承担者看，政府是实际上的所有者，是经济主体，有扩张财产收益的明确动机和行为。有学者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基层政权成为公共资源的垄断集团，成为从事经营的“经济行动者”4[4]。
作为经济行动者的基层政府，增收成为主要的目标，其来源就是当地的工商业和农民。在工商业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基层组织的生存压力使乡镇工作人员的主要任务就是保工资抓收入。由于历史遗留以及现实吃喝招待造成的债务因素；由于无论收入状况（税源）如何都必须逐年加码上缴的财税任务；再加上条块分割所导致的有钱的部门都垂直向上以及机构庞大，冗员多的原因，向农民派税就成了基层政府增收的主要来源。
这个意义上的税收，就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政府人员日常办公开支、工资开支，用之于还乡镇企业倒闭欠债，乡镇办公楼、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欠债等政绩工程的税收；而不是为了既能解决乡村公共事务又能解决农民负担，即农民依据法律规定应承担的合法负担的税收，包括向国家交纳的税金、完成国家农产品定购、向集体经济组织缴纳村提留和乡统筹、农村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费用。成为公共资源的垄断集团的乡镇政府，会按经济理性人的逻辑，通过虚报农业正税、虚报田亩、虚报农民人纯收入、多估亩产值，甚至胡乱摊派等方法千方百计增加农民负担。所以，无论现行的农业政策怎么规定，所谓的目前我国农业正税率为农民人纯收入的7%，农业附加为20%，两税合计的上限为
8．4%，农民承担乡统筹村提留不得超过上一年人均纯收入的5%，等等，在不发达的农业大县，都无法得到落实。
从基层政府的“经济行动者”的角度，就很容易理解罗善平的每亩稻谷的税负数额之重了。他每亩稻谷的税费104元，约占毛收入365．5元的29％，这个数字无论怎样都无法按税收政策在落实中由于“五难”（面积确定难、产量核实难、价格定准难、征收操作难、减免落实难）而导致的偏差理解，乡镇政府的这种行为无论怎样都无法作为为乡民提供公共品服务的政府主体行为而理解。正是经济主体的追逐利益的特性，这种组织越来越具有自利性，越来越与农民间呈紧张甚至对立、掠夺而不是服务的关系。
只要基层政府演变为“经济行动者”的角色，成万上亿的罗善平们所期待的减免税负，中央政府一再强调的减负政策的落实，就很难实现。这是农民增收的第二个主要制约因素。
三农民增收的出路
如何在整个国民经济年增长率持续高涨的同时，在农业人口的非农化前景却不很乐观的情况下，使仍占64％的农业人口的收入稍有提高，这是个既现实又极有战略性的问题。针对两大制约农民增收的外部性问题，采取以下措施很有必要：
农业产业化应是提高内部规模的产业化。政府应该把还有利润的涉农领域（金融、保险、水利、供销、批发、农机等等）放开，发动农民的积极性，使农民树立起“要发展就必须自己帮助自己”的理念，利用各种传统的村社组织资源走向自助和合作化之路，以组织本身的努力来增进成员的利益，通过合作的规模经营生成规模效益。这就会使农业剩余尽可能地留给农民自身，少受工商业的过度盘剥，并且实现以工商金融反哺农业。政府应在这种内部规模的产业化过程中起到帮扶和发育的作用，如让农民的合作组织能够免税地进入这些尚能产生利润的领域，给农民提供一定分额的资金作为基金，循序渐进地开展各种自助活动，等等。
还乡镇政府的“社会事务管理者”的角色。乡镇政府的改革，不只是裁剪冗员，而是功能的重新定位，“使其只保留最基本的社会事务管理能力，不对经济增长目标和自身财政负责，也不具备自我扩张和资源掠夺能力”5[5]。同时，也让上级部门失去依托乡镇兴办升级达标、检查考核活动的权力和功能。这是为农民减免税负的根本举措。
鉴于现实中的基层组织“只唯上”，“不唯下”，而中国改革已经进入了通过各种力量的博弈来推动的阶段，农民增收的问题也不只是个经济问题，因此实际操作上是否分为两方面：一是通过各种提高内部规模的产业化发育村、乡两级的各种农民合作社，使“合作社作为财产主体和纳税主体，农民在社区内的农业生产只向合作社缴纳地租（承包费），不再承担其他税费”6[6]；一是在村民自治、自愿的基础上，村一级建立以党支部为领导核心，以农民联合会为主体，以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民群众组织为补充的农村基层组织体系，使农民由虚弱的大多数变得强大起来，并积极合法地以一个整体的力量争取自己的应有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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