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居民点整理中的农民福利研究

第一篇：农村居民点整理中的农民福利研究

农村居民点整理中的农民福利研究

摘要:近年来,农村居民点整理作为缓解用地矛盾、提高土地利用效率、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手段在全国各地兴起。将基于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方法框架系统总结福利内容,从农民福利变化的角度进行实证分析,发现问题的同时提出相关方法与建议,以期为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关键词:农村居民点整理;农民福利;界定;建议

农村居民点整理作为缓解土地供需矛盾、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重要手段被广泛提出和应用。目前,对农村居民点整理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驱动力、潜力测算、模式探讨、效果评价等方面[1-3],但很少有学者重视农户层面的研究。然而,作为农村居民点整理主体之一的农民,其态度和感受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整理工作的进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居民点整理的效果,对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完善起重要作用。因此,笔者认为对农村居民点整理的研究应从微观层面着手,合理界定农民福利的含义,以帮助政策改进与完善。

1农民福利的界定

在传统的福利经济学中,福利被认为是指个人或集体偏好的反映,是由于消费一定的商品或服务而得到的效用。由于“效用满足度”的高度主观性及测量技术上难以实现,不少学者积极探索衡量农民福利的指标以及测算方法。其中,阿玛蒂亚〃森的可行性能力法得到了广泛的应用[4]。

阿玛蒂亚〃森于20世纪80~90年代提出了可行能力方法框架。该方法指出一个人的可行能力是根据个人的能力采取有价值的行动而有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阿玛蒂亚〃森认为,生活是相互关联的功能性活动的集合,对福利的评估可通过评估组成成分来实现。能力则反映了一个人可以获得福利的真正机会和选择的自由,是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向量的集合。一般来说,农民福利内容涉及广泛,本文主要探讨因农村居民点整理而发生变化的农民福利的功能性活动。

(1)农民的经济状况。在经济水平不是很发达的中国,收入水平的高低仍然是农民十分重视的方面,因此是农民福利的重要组成部分。支出变化也直接影响农民生活水平。因此,反映农民的经济状况的指标主要包括农业收入、非农业收入及总支出。

(2)居住水平。居住水平反映农民生活质量,是农民福利重要组成部分。且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不仅追求房屋实用性,还更加注重房屋的舒适程度及视觉效果。因此,反映居住水平变化的指标主要有房屋面积、房屋结构、装修水平。

(3)社会保障。现阶段,我国并未形成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尤其是在农村。因此,对于失去“保命田”的农民来说,社会保障完善程度将是影响其福利变化的重要因素。反映保障作用的指标有农用地的面积、恩格尔系数。

(4)环境。农村居民点整理后,社区公共大环境代替了原先的田园风光,难免会带来一定程度的环境问题,影响农民福利。因此,本文将环境因素纳入衡量福利变化的功能性活动中。反映环境变化的主要指标有自然景观破坏程度、空气质量、噪音污染、治安状况。

(5)发展可能性。失去土地后,出于对就业及收入的考虑,农民未来的发展空间成为农民福利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选取求职难易、生活质量作为衡量发展可能性的指标。

(6)心理。对于农民而言,快乐是一项重要的功能性活动,能够从侧面反映出其他功能性活动的实现程度。居民点整理后,过上了“城里人”的生活,农民对自身的社会定位会发生变化。基于此,本文将农民对自己“城市人”身份的认同程度以及生活状态作为考察农民心理功能活动的指标。

2实证分析

为了了解农村居民点整理前后农民福利的变化情况,笔者及其调研小组对江苏省高淳县古柏镇整理项目区的农户进行问卷访谈。

(1)农民的经济状况。在受访者中,95.3%的农民在整理前已经实

现非农就业,因此整理对其收入并无多大影响。由于农田面积小且基本上是自给自足,受访农户的农业收入也未发生大的波动。但是从家庭支出角度,98%左右的农户认为生活成本大大提高,主要体现在水电气、蔬菜、粮食等方面。收入没变而支出增加,由此可以看出农民的经济状况因整理而受到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

(2)居住水平。虽然由于补偿不到位等原因使农民花了不少钱进行房屋建设及装修,但是63%的农户认为居住水平有所提高,主要体现在装修、户型等方面。但其中也有不少农户反映房屋面积减小带来生活上的不适应。尽管如此,农民的居住水平较整理前还是有所提高。

(3)社会保障。据农户反映,整理前后养老、医疗等保障项目并没有发生数量及内容上的变化,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也未得到改进。虽然表面上过上了“城里人”的生活,但是农民并没有享受到报应的社保待遇,反而失去了土地的保障功能。因此,整理前后,社会保障功能并没有得到改善,甚至有一定程度的下降。

(4)环境。搬进小区后,46%的农民反映存在空气质量问题和噪音污染,而大多数农户认为治安状况并没有变化。分析原因发现,受访农户所在小区位于古柏镇郊区,周围没有大型的化工厂,只有一条宽阔的马路,噪音及烟尘也都来自这条马路。因此,笔者认为环境因素的变化与整理项目区的选址有密切关系,应引起规划部门的重视。

(5)发展可能性。据了解,由于失地面积小且大多数农户已经实现非农就业,政府并没有提供就业机会或培训。在受访者中,大多数农户并没有对此表示不满。但是,有的仍强调政府是否提供就业机会对年轻农民或许不重要但是对于年老的农民而言,就业意味着生存,尤其是在失去土地的情况下。因此,政策制定者应充分考虑农民的失地状况,能够为失地农民提供就业及培训机会帮助他们实现就业。

(6)心理。搬进小区居住后,享受到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大部分农民表示满意。虽然受访农户并不觉得自己已是“城里人”,但是笔者认为会有一个心理调适期,这说明居民点整理对农民的心理作用还

是很大的。

3建议

总的来说,农村居民点整理改善了农民的居住环境,使农民享受到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农民福利有所上升。但相关部门在项目实施中没有充分考虑农民意愿,致使农民在某些方面不满意,诸如就业、社保等,从而降低了农民福利[5]。坚持“以人为本”,把农民利益放在居民点整理工作的首位才能真正体现农村居民点整理的价值。

(1)完善公众参与机制,建立信息公开制度。当涉及项目选址、房屋设计时,规划建设部门应尊重农民意愿,广泛听取农民意见,因地制宜,避免出现环境问题及农民生活习惯的较大偏差。此外,政府及村委会等应及时公布拆迁补偿标准,不仅做到信息透明,还要确保各项补偿公平公正。

(2)提供就业及培训机会,解决农民后顾之忧。对农民而言,土地保障功能之一就是提供就业保障。失去土地也就意味着失去就业的保障,使农民产生后顾之忧。因此,政府相关部门应为农民提供适当的就业或培训机会,建立就业培训制度,提高劳动者技能,甚至将其纳入城镇居民正规的就业市场。就业问题得到解决能够加大农民对政府的信任,保证整理工作的顺利进行[6]。

(3)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使农民享受到“城里人”的社保待遇。政府可以允许“土地换社保”,不断完善与之相适应、能够可持续发展的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障机制。不仅保证社保内容全面、覆盖面广,还应适当提高社保金额数量,并由政府承担一定数量的社保金。

(4)从农民角度,应该进一步增强法律意识,学会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的权益,学习并了解国家关于农民土地权益的相关法律常识及政策法规;并通过组建农民合作社的方式扩大自身的力量,从而有效维护自身的权益。

4参考文献

[1] 韩俊,秦中春,张云华,等.引导农民集中居住的探索与政策思考[J].中国土地,2007(3):35-38.[2] 贾燕,李钢,朱新华,等.农民集中居住前后福利状况变化研究——基于森的“可行能力”视角[J].农业经济问题,2009(2):30-36.[3] 余劲,孙春阳.中国农村居民点土地整理研究评述[J].中国土地科学,2008(5):69-71.[4] 罗嘉明.我国农村居民点整理研究综述[J].安徽农业科学,2007(7):2156-2157,2173.[5] 赵柯.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问题再探讨[J].农业经济,2008(5):56-57.[6] 张金明,陈利根.农民集中居住的意愿、影响因素及对策研究——以江苏省江都市为例[J].农村经济,2009(10):17-20.

第二篇：农村居民旅游研究项目策划

农村居民旅游研究项目策划书

第一章：摘要

旅游是人们的一种共同需求。不论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都有外出旅游、提高精神文化境界的追求。目前，旅游已基本成为城镇居民的生活必需部分。而占人口绝对多数的大部分农村居民，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其旅游需求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农村居民旅游市场的缺位是旅游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缺憾，这与当前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不符合不利于提高旅游行业的竞争力和农村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但是，近年来，随着我国政府对“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其消费观念也有了很大改变，科技的发展也使他们的闲暇时间越来越多，农村居民基本上具备了出游的三大条件：经济条件、闲暇时间、旅游动机。

因此，开发农村居民旅游市场势在必行。

第二章：项目介绍

一．宗旨（任务）

在给农村居民出行旅游提供便利的同时，扩大在这个市场的份额，从而获取丰厚的利润和良好的社会效应。

二．项目管理

1.管理队伍

由贵旅行社的项目经理负责和职员组成的同时，我们参与并进行必要的决策建议。

2.外部支持

目的地景区管委会，城乡公交公司，当地村委会，农村信用合作社，当地报社，当地旅游局

3.活动开展

前期工作：

(1)通过媒体报社下乡做好旅游产品的宣传活动

(2)组织招募旅游团队，并通过农村信用社来运作资金

(3)有城乡公交公司赞助组建旅游服务流动车队

正式工作：

有专门的受过培训的导游带队去旅游目的地完成预定的行程

后期工作：

做好对农民旅游产品满意程度的回访，从而加以改进和完善。

第三章：市场分析

(一)农村居民收入增加，消费结构优化

近年来，农村居民收入的增加是不容置疑的事实。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政府对“三农”问题也极为重视，为农村居民减负，让农村居民增收，取消农业税等一系列举措都大大改善了农村居民的生活，一些勤劳能干的农村居民便走上了致富的道路。农村居民购买力增长，为旅游产品面向农村居民的销售提供了可能。从2000 年至2007 年，农村居民人均年收入从2000 年的2253 元增长到2007 年的4140元，恩格尔系数总体上也呈现出持续降低的现象［2］。根据世界旅游组织预测，当人均收入达到300 美元时，会产生近距离旅游；超过500 美元会产生区域旅游；达到800 美元会产生远距离旅游。2007 年农村居民收入已经达到了4140 元，这说明我国农村居民基本上具备了近距离旅游和区域旅游的经济条件。同时，随着农村居民收入的不断增长和消费结构的不断优化，农村居民的可自由支配收入将越来越高，旅游需求量与旅游者的个人可自由支配收入通常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人们的可自由支配收入增多了，不仅旅游需要可以转化为旅游需求，而且在同一价格点上，原先不具有需求能力的人也可转化为旅游需求者，市场需求面也会随之扩大，从而引起旅游需求数量的增大。

（二）闲暇时间越来越多

旅游需求量通常与可自由支配时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旅游消费实际上是一种时间消费，旅游活动要占用大量的可持续的自由时间。农村居民在这方面占有天然优势：一是随着农业结构调整，农业生产技术不断提高，农忙时间越来越短。长而集中的闲暇时间是其他产业从业人员所不能比拟的，这正好符合出游的需求；二是农村居民不受工作日的限制，相对比较自由，这也是农村居民旅游的一个优势； 三是每年的4-10月是全国大部分农村的绝对忙季，而11 月至来年4 月，则是相对农闲期。除元旦和春节的旅游黄金周，其他时间正是我国大多数旅游地的淡季，二者相互间异曲同工的季节性差异形成一种“对流式”的互补效应，农村居民可以避开黄金周，享受到价格较低的旅游服务。启动农村旅游市场，可化解旅游业淡旺季分化严重的顽症。

（三）农村居民有强烈的旅游动机，旅游意识在增强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居民对外界的接触日益增多，视野也越来越开阔，其消费观念也慢慢地发生了转变。大多数的村民，特别是农村青年接受现代消费观念的意识越来越强，他们深受都市消费观念的影响，不再满足过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生活方式。他们在充分享受物质生活的同时，必将追求精神文化方面的享受，旅游消费就是他们可能的选择。事实上，渴望了解外面精彩世界的农村居民，必将对旅游产品产生购买动机。

（四）农村交通条件逐步改善

一直以来，“交通瓶颈” 是制约我国国内旅游的一个因素，尤其在广大农村地区，交通工具、路况条件较差，交通站点少，存在“进不去，出不来”的现象，这极大地限制了农村居民的出游。但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步伐的加快，农村的交通问题会不断改善，这就为农村居民的出游提供了前提。

（五）农村居民整体素质逐渐提高

据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资料显示，高中文化程度以上的农村劳动力人数比例由1990 年的7.57％上升到2005 年的9.7％；交通通讯和医疗保健等消费层次较高的支出在消费支出序位中有所提前，不断优化的农村居民消费结构有转向享受型、发展型的趋势；随着农村通讯、电信、网络技术的应用和普及，应

用计算机等技能增强了；农村居民游客的环保意识也逐渐增强。从越来越多的人们外出旅游综合来看，农村居民整体素质逐渐提高，开发农村居民旅游市场的必要条件已经具备。

第四章：开发策略

（一）旅行社应采取合适的营销渠道策略

营销渠道策略主要分为直接销售渠道和间接销售渠道两种。农村居民居住较为分散，且市场规模较大，所以针对农村

居民旅游市场，应该采取间接渠道策略，在农村发展旅游服务组织。旅游服务组织的作用在于发掘农村居民的潜在旅游需求，引导农村居民的旅游消费，为农村居民的旅游活动提供服务。由于农村居民居住分散，而消费能力较弱，旅行社大都未在县乡两级广泛布设销售网络，这就造成了旅游服务“城乡断链”的现象，给农村居民外出旅游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因此，发展农村旅游服务组织，可以使他们更加容易地咨询、购买旅游服务，让他们充分体验到旅游服务“一条龙”的便捷。

（二）提供优质服务

优质服务是农村居民旅游市场开发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良好的市场开发服务是搞好农村旅游的根本保证。如果只注重宣传促销和产品设计，而服务工作有缺陷，就会使农村旅游市场开发前功尽弃。良好的服务本身就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宣 传方式；方便、热情、周到是农村旅游市场开发服务工作的宗旨。旅行社应该尽量为农村居民外出旅游报名提供方便，如设立农村定点门市部，或利用村委会、邮局、小卖铺等人群比较集中的地点方便农村居民外出旅游报名。当农村居民出游时，多为他们提供优质服务，如提前公示旅游线路、费用以及服务承诺，主动与村委联系，帮助农村居民组团，提供高素质的导游人员等。在旅游时间的安排上，也要灵活处理，尽量减少购物、路途、景区排队等待的时间，让他们在最小的旅游时间比中感受到旅游的最大满意度。

（三）开发适销对路的旅游产品

由于农村旅游市场发展还处在起步阶段，目前，绝大多数农村居民旅游的主要方式还是以观光旅游为主。因此，开发农村居民旅游产品应遵循的思路和原则是： 依托大城市和著名风景名胜区，以观光旅游产品开发为主导，以专项旅游产品建设为支撑，突出行、游、购三要素，形成一批适应农村居民消费心理和消费需求的旅游产品。针对农村居民市场，我们可推出几大专项旅游产品：一种是针对中老年人的健康旅游产品。利用晚辈孝敬老年人的传统心理，设计出一些既和著名大城市结合，又有疗养保健作用的旅游产品；二是针对新婚夫妻的蜜月旅游产品。随着农村经济条件和思想观念转变，选择外出旅游结婚的人会越来越多，蜜月旅游产品在农村必定有较大的市场； 三是针对学生的升学奖励旅游产品；四是针对经商人员的考察购物旅游产品。旅游不仅可让游客获得自己想要的信息，而且还能购买到一些物美价廉的旅游商品。总之，旅游企业在农村居民旅

游产品的开发设计上，要力求做到消费物美价廉，形式灵活多样。

（四）准确定位目标市场

旅游市场定位是旅游企业在全面地了解、分析竞争对手在目标市场的位置后，确定自身的旅游产品即营销组合如何接近和吸引旅游消费群的一种营销活动。目前，对农村旅游市场缺乏调研，是造成农村居民旅游“有价无市”的重要原因。旅游企业应对农村居民旅游市场进行细分，准确进行目标市场定位。农村居民旅游市场可细分为农村青年、先富的个体户、专业户、乡镇企业职员和农村老年人等市场。旅游企业应重点对我国沿海、沿江、城郊结合部等经济活跃的农村地区先行开发，并作好市场渗透计划，再扩大到其他群体。另外，旅游企业还应对主要农村客源及其旅游目的消费行为特征、消费偏好及客源流向等进行深入了解，系统地搜集与农村居民旅游需求相关的信息，制定出切实可行的产品策略、价格策略、渠道策略和促销策略。要想让富裕起来的农村居民出游，关键在于培育出为农村居民旅游“量体裁衣”的市场主体；要降低行业门槛，给农村旅游服务组织以生存、发展、壮大的空间，为广大

农村居民提供价格合理的旅游产品和服务。

（五）提供优惠价

除提供物美价廉的旅游产品外，旅游企业必要时可为农村居民提供更优惠的价格。如：景点对农村居民旅游团队打折优惠；宾馆饭店开设接待农村居民旅游的平价房、钟点房；旅行社对农村居民旅游实行淡季打折等。在旅游淡季时，旅行社可降低对团队人员的数量要求，以吸引收入水平较低又有闲散时间的农村居民旅游。同时，由于受特殊心理的支配，在产品的优惠促销中，农村居民往往看重“显性”的物质实惠奖励。因此，旅游企业应该注重附加性的生活必需品奖励，如在旅游过程中赠送一些旅游纪念品，像印有旅游景区字样的太阳帽、恤衫、杯子等，让他们既得到了实惠，又可以把它们作为旅游的纪念，也可以作为向亲戚朋友炫耀旅游收获的资本。

（六）重视口碑宣传

口碑宣传在农村居民旅游市场开发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由于居住地较为偏远，对旅游了解程度不够，他们可能对旅游

服务部门做的宣传产生怀疑。农村居民有一个传统心理，就是

相信熟人总比相信看不到、摸不着的旅行社（假设旅行社没有

设在农村）和旅游产品好。所以，利用口碑宣传、亲戚朋友介绍的方式，能使可信度增加，同时也会激起他们跃跃欲试的心

理，产生外出旅游的动机。此外，农民工同样也是得力的旅游

宣传员，旅游企业对他们进行宣传要比去农村方便得多，他们

回到家乡也会进行口碑宣传。还可利用农村的邮局、信用社、村委会作为宣传的载体，从而进一步激活广大农村旅游消费

市场。

第三篇：农民合作研究

摘要：近些年，农业效益和农民收入问题不仅关系到农村的改革、发展和稳定，而且关系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十五”计划纲要提出，必须高度重视农民收入问题，把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做好新阶段农业和农村工作、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基本目标。

关键词：农业发展社会经济农业知识

材料二：“庄稼上了保险，遇到灾害时有人赔，这地种得踏实！”唠起农 业保险，吉林省扶余县农民那是打心眼儿里乐呵。2008年，扶余县通过组织农业保险专业人员进村入户，宣传农业保险政策和保险知识，使农民认识到农业保险80%的保费由政府承担，自己只掏20%的保费，如果赶上灾年，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和降低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咋算都划得来。当年，这个县玉米、水稻、大豆、花生、葵花等农保面积达到了15.8万公顷，在农作物因自然灾害受灾后，县安华农业保险公司按照保险责任规定，对受灾地块和作物及时进行现场查勘、定损，认真做好灾害记录。有关方面专家经科学准确的评定，确定了理赔标准，在规定时间内发放理赔金658万元，所有受灾农户均得到了补偿。今年，扶余县农民参保热情高，他们纷纷为自家的“五大”农作物买保险，全县涌现出了百分之百投保的保险乡、保险村，日前，扶余县又有15000公顷的农作物都上了保险。

1我觉得要想拓宽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领域，要在以下三点

上想办法：

1.1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

鼓励农民服务组织创新，培育经纪人队伍，加强农业质量标准体系、农产品质量检测检验体系和市场信息体系建设，加快制订或修订农业行业标准和重要农产品质量标准，推广采用国际标准，创建一批农产品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加强农村市场体系建设，有计划地兴建或扩建一批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和科技、劳务等要素市场。搞好农业服务，大力推广优良品种，引导农民发展优质高效经济作物；搞好对农民的科技教育和培训，组织技术人员深入到农户，及时为农民提供技术指导和服务。

2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

农业产业化经营，是在坚持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推进规模经营和农业现代化的有效途径，也是加快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带动力量。

2.1鼓励采取公司加农户、订单农业等多种形式。

要采取财政、税收、信贷等方面的优惠政策，扶持重点龙头企业发展。从信息、技术、资金等方面为龙头企业搞好服务，支持龙头企业建设农产品生产、加工和出口基地，引进、开发和推广新品种、新技术，支持农产品加工企业、销售企业和科研单位带动农户进入市场，与农户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经营机制。合理调整农业生产区域布局，发展特色农业，形成规模化、专业化的生产格局。推进农业机械化，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农产品生产成本。

2.2提高农产品加工水平和效益。

农产品的转化主要是发展畜牧业和水产养殖业。目前，我国农产品加工业水平还很低，通过运用高新技术，实行对初级产品的深加工，还可以为农产品的增长提供极为广阔的市场空间。要加快农产品加工技术和设备的引进开发，发展农产品销售、储运、保鲜等产业，积极促进初级农产品的转化和加工，不断开发名、优、特、新品种，搞好优良品种的繁育。

2.3扩大对外开放，发展创汇农业。

“十五”期间，我国将加入世贸组织，要以此为契机，千方百计引进国外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我国农产品结构调整优化和升级。建设农产品出口创汇基地，重点扶持和扩大畜禽、水产品、水果、蔬菜、花卉及其加工品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特色产品和有机食品的出口。有计划地组织劳务输出，参与国外农业开发、水利工程承包等。积极有序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

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步从种植业向多种经营、乡镇企业和小城镇转移，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必由之路，也是使农村丰富劳动力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的客观需要。

3.1向农业的深度和广度进军。

引导农民更多地从事非农产业，要立足当地资源优势，重点发展农副产品加工、储藏、保鲜、运销等行业，加快改造传统工业，积极发展商业、运输、饮食服务、旅游等劳动密集型产业。

3.2发展个体私营企业和乡镇企业。

通过深化改革，完善机制，充分调动投资者、经营者的积极性，引导乡镇企业加快调整产业和产品结构，加快科技进步和体制创新，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名、优、特、新产品，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提高乡镇企业的科技水平和竞争能力。

3.3加快发展小城镇。

小城镇是转移农民的基地，是二、三产业的载体，对增加农民收入具有强大的带动作用。有选择的培育一批重点的中心集镇，努力在城镇投资体制、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等方面取得突破，使小城镇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

3.4 鼓励、支持和组织农民开展劳务输出。

采取多种形式，通过多种渠道，把农村富余劳动力组织起来，到大城市和沿海开放城市务工经商，加快促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步伐。

这次“三下乡”活动虽然早已结束，但它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思考，使我们这些“读圣贤书”的人也开始关心“窗外事”。它时时刻刻提醒我们，在生活着九亿多农民的广大农村中，还存在着许许多多这样或那样问题，那里的经济还不够发达，那里的政治体制还不够健全，非常需要我们这些大学生为祖国的繁荣昌盛，为人民生活水平的整体提高，为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尽自己应尽的一份力，作出自己应做的一份贡献！

参考文献：

[1]论文发表，《调整农村和农村经济结构》

第四篇：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研究调查报告

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研究调查报告

摘 要： 农民收入水平低、消费不力一直是制约我国经济增长的大问题。研究表明：收入与消费倾向负相关，且持久收入弹性小于暂时收入弹性，利率与消费倾向显著正相关，这暗示：由于对未来的支出存在悲观预期，农民更注重将持久性收入列入储蓄计划，而将利息收入、外出务工收入等额外的暂时性收入用于改善生活。农业投入不足是农村消费市场疲软的最根本原因。价格对农民消费行为的影响具有滞后性。因此，启动内需，关键在于改善农村消费环境，拓宽就业渠道，减轻农民负担。

关键词： 储蓄动机，消费行为，拉动内需，农村消费

面对全球金融危机，出口受阻、内需不旺使中国经济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2009年1月，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提出“扩大国内需求，最大潜力在农村”。深入研究农民消费行为及其制约因素，对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本调查报告研究农民消费行为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并提出相关个人建议。

一、农村消费行为的特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消费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1978－1984年，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在59%以上，属于贫困阶段；1985－1999年，恩格尔系数在50－59%之间，为温饱阶段；2000－2008年更降至40－50%之间，步入小康阶段。农村消费结构趋于高级化，主要体现在三大变化：一是食品、衣着等基本消费支出比例下降；二是现金消费比例增加；三是更注重居住质量；四是对文化娱乐、交通、通讯、医疗保健等服务需求增加。

根据消费经济理论，可支配收入、消费环境、消费意识等均可影响农民的消费行为。

1.可支配收入

经过实践调查，我们得知农民收入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1）随外出务工人员增加，农民的现金收入渠道拓宽，但是家庭经营收入（包括种植业和畜植业收入）仍是主要的收入来源。（2）现金收入逐年增加。（3）农民收入水平总体水平仍较低。

2.农民就业渠道

农民获取外延收入的路径主要有：外出务工、乡镇企业产品加工和农副产品外销，但前景不容乐观。首先，城市本身存在下岗和再就业压力，纷纷出台政策限制农民进城打工。其次，农业经济结构不合理，表现为农产品质量不高、加工程度低，农业区域结构趋同，缺乏特色产业集群。再者，农村信息网落后、基础设施不完善、信息流通不畅，农民难以准确把握市场供需状况，产品外销困难。

3.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

农业政策对农民收入和消费的影响很大。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存在层次低、覆盖面小、社会化程度不高等缺陷，以现金为基础的养老和失业保险制度缺失，财政支农比重不足10%，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农业补贴或农业税减免虽在某种程度上缩小了贫富差距，有利于社会公平，但也会造成稀缺资源的配置失衡。农民获得政府转移支付只是部分替代了其他纳税人的需求，并未从根本上达到扩大内需的目的，难以实际带动经济增长。

4.教育程度

教育师资、经费缺乏是导致农民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低下的重要原因。

二、调查结论与政策建议

调查表明：启动内需，不能单纯依靠利润调节，更重要的是要改善农民消费环境和农业生产结构，拓宽就业渠道，减轻农民负担。据此，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如下：

1.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国家必须因地制宜，建立符合各地区实际、多层次、多标准的社会保障体系，让农民老有所养、子有所教、病有所医，对生活开支和生活质量有明确的预期，从而刺激生活需求。

2.拓宽农民收入来源。一是政府应加大对农业科技、水利、环保、保险等方面的补贴，保护和支持农业发展。二是通过信贷支持、多渠道融资扶持乡镇企业，尤其是农业加工业的发展，建立健全农产品加工链，以拉动就业，拓宽收入渠道。要进一步落实土地规划，“迁村并点”建立集生产一加工基地一消费于一体的市场集群，实现集约化规模经营。三是根据农民消费的选择次序，重点开拓农业生产资料市场和建材市场。四是发展农村龙头产业和支柱产业，尤其是食品加工及饲料产业，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

3.改善农村消费环境。农村商品市场长期处于一种非规范化的状态，市场秩序混乱。缺乏完善的送货、安装、售后服务，假冒伪劣产品到处充斥，抑制了农民消费的积极性。国家应加强农村基础设施投入，降低水、电、交通和通讯等的收费标准；鼓励农民对家电、电话、运输工具等耐用消费品的消费；确保农民负担的增长低于农业经济和农民收入的增长；实现生产、生活、信息、技术、资金、物资加工、储运、教育、销售等全方位农业服务经营，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

4.加大教育和科技投入，提高农村人力资本禀赋。教育作为一种社会公益事业，国家应视为公共产品保证其供给。政府有义务将公办教育的收费维持在一个合理的大众化层次上，以降低民众负担。此外应逐步建立健全科技下乡机制，促科技成果向生产转化，缩小城乡差距。

第五篇：农民合作行为研究

农民合作行为研究——苏北P村蔬菜产业协会调查

李义波朱考金

（南京农业大学 人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5）

摘要：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对维护我国农民的利益具有重要意义，但农民的合作行为却体现出既具有合作倾向又是有限合作的矛盾的两面性，其原因可能与专业合作组织大多由地方政府推动、合作组织自身建设的不足、农村社区契约精神的缺位以及家族联系纽带对合作组织功能的替代等社区性因素相关联，而农民个体性特征对其合作行为的影响并不显著。对农民合作行为的分析，应将其置于具体的独特的“农村社区”中，作为一种地域性的社区参与行动来进行考察。关键词：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合作行为；农村社区；农民

The study on peasantry cooperative behavior------a survey of vegetable industry association in a village in Jiangsu province

Abstract:special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 has great signification of maintenning the profits of peasantsin our country.But the peasantry cooperative behavior reflacts both the cooperative tendency and the conflict of the limited cooperation.The reason may be related to these community factors such as the fact that the special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 is mainly impulsed by the local government;the shortages of the cooperation itself;the lact of contractual spirit in rural community;the substitute of the cooperative oganization’s function by the ligament of family contact,and so on..The peasant’s individual character has no prominent influence on his cooperative behavior.So we should analyse the cooperative behavior under the ground of the idiographic “rural community”,and take it as an regionally participant action.Key word:rural special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cooperative behavior;rural community;peasant

农民合作组织在提高我国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方面发挥了比较大的作用。近几年来，各级政府越来越重视农村合作组织的发展，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鼓励合作组织的发展壮大。学术界也展开了一系列的探讨，研究焦点主要集中在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概念探讨或政策措施方面[1]；虽然孙亚范[2]、石敏俊和金少胜[1]等一些学者就农民合作组织的意向以及哪些因素影响其合作意向问题做了一些有成效的分析，但总体而言，这方面的研究仍显不够。本文拟通过一个农村社区内400户农户的调查资料，运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对当前农民的合作行为及影响其合作行为的因素进行探讨。

一、研究设计

1.调查地点社会经济概况

本文选取苏北淮安市X镇P村为调查地点。X镇是一个以农业为主导产业的乡镇，蔬菜、花卉和粮食是其三大支柱产业。截止2005年底，全镇人口31917人，耕地面积1976公顷，其中蔬菜种植面积达900 公顷；人均收入3911元。P村是X镇蔬菜种植最为集中的行政村，2005年P村2607亩耕地中，蔬菜种植面积占90%。

基金项目:南京农业大学人文社科基金项目(Y200641)

作者简介:李义波（1974—），男，南京农业大学社会学系讲师。

朱考金（1973—），女，南京农业大学社会学系讲师，南京农业大学人文学院在职博士。

2.苏北X镇P村蔬菜产业协会发展概况

P村蔬菜产业协会全称“淮安市X镇P村蔬菜产业协会”，成立于2004年5月20日并于当年在民政部门注册。协会下辖种植、加工和销售三个分会，目前有会员475户；制定了协会章程、财务制度、活动制度及三年发展规划；在“组织”方面设有会长、副会长、秘书长、理事等职务，在“机构”方面设有理事会、种植分会、营销分会、加工分会和协会党支部；办公地点设在P村村委会办公楼。2006年6月1日，协会在淮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了“淮安市P村蔬菜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0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是蔬菜种植和销售。

P村蔬菜产业协会的成立缘于当地种植结构的改变。1988年前后，P村的一群年青人到上海务工，发现将蔬菜贩卖到上海可以获得很好的收益，于是开始在自己的承包地里种植上海需要的蔬菜销往上海并获得了成功。之后，周围的农户也大多开始种植蔬菜，P村由此改变传统的种植结构，成为一个以蔬菜种植、加工和销售为主导产业的村落。为获得更高收益和应对市场压力，最先种植和销售蔬菜的这批农户于1995年7月成立了P村“盛源”、“宏达”和“桥头”3个蔬菜生产合作组织，主要从事引进和推广蔬菜良种、示范运用各种蔬菜增产技术和蔬菜销售工作。3个协会成立时会员人数42人，2002年达到300余人，2004年增到475户。为进一步扩大当地蔬菜生产规模，提升蔬菜产品品质和增强市场竞争力，2004年5月20日，在1995年成立的3个蔬菜生产合作组织的基础上，组建了“淮安市X镇P村蔬菜产业协会”。

3.研究方法和分析方法

研究方法。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法和半结构式访谈法收集资料。通过随机抽样，对P村的400农户（一家只做一份问卷调查）做了问卷调查，回收396份，有效回收率为99.0%。访谈对象包括X镇主管农林水工作的镇政府负责人、蔬菜协会负责人（协会会长、秘书长、营销分会会长、加工分会会长）、协会种植大户、协会普通会员和非会员共47人。问卷调查主要收集农户合作行为现状方面的资料，访谈则关注农户合作行为的影响因素。

分析方法。采用SPSS11.5软件对调查数据进行分析。

4.样本特征

表1调查对象基本特征 变量样本数（N）百分比（%）

性别男26165.7

女13634.3

年龄30岁以下287.1

30-40岁9423.7

40-50岁10025.2

50-60岁11729.5

60岁以上5814.6

教育程度小学及以下

小学

初中

高中（中专或中技）

大专及以上

11011413933127.7 28.7 35.0 8.3 0.3

二、农民合作行为现状及成因分析

1.P村居民合作行为现状

（1）P村农民大多认可成立合作组织的必要性，但参与合作组织的人数比例偏低。对“成立协会是否必要”问题的数据分析表明，在396份有效问卷中，有比例为71.8%的人认为有必要，其中选择“非常必要”的为33.3%，选择“有一定必要性”的为35.9%；明确认为“没有必要的”为12.8%；选择“可有可无”的为15.4%。但另一方面，“是否参加了蔬菜协会”问题的数据分析

显示，所有有效问卷中，仅有39人参加了合作组织，比例为9.8%，其中包括“参加过但现在已经退出”的19人，比例为4.8%。由此可见，虽然P村大多数农民认为成立合作组织有其必要性，但实际参与的人数并不多，因此要将农户的合作意识转化为实际的合作行为，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

（2）P村农民参加合作组织的动机主要出于利益考虑，但主动了解合作组织的比例很低。对“加入协会的原因”问题的数据分析显示，在参加协会的农户中，有29人选择了“能够给自己带来经济利益”，比例为74.4%，选择“身边的人都加入了，自己也跟着加入”的有4人，比例为10.3%，选择“可以增加自己的社会名望”、“政府及相关部门要求加入”和“其他”的分别为2人。可见，大多农户参加协会主要是为了获得较好的经济收益，因此，似乎可以推论，为了获得经济效益，当地居民应该主动去了解合作组织并加入其中以通过合作来增加自己的经济效益，但事实上，情况并非如此。对“通过什么途径知道蔬菜协会的”问题的数据分析表明，在加入协会的农户中，通过“协会宣传”和“政府宣传”知道蔬菜协会的分别为13人（比例为33.%）和10人（比例为25.6%），两者相加比例为58.9%；而“自己主动询问了解”的仅有4人，比例为10.3%，这一比例虽与因为是协会的发起人而知道协会的人数（6人，比例为15.4%）相加达到了25.7%，但仍然偏低。

（3）P村农民对合作组织提供各类服务的需求不显著。下表2的数据显示，参加协会的39户农户大多并不希望协会提供表中所列各类服务；尤其在提供生产资料供应服务方面，选择“否”的比例接近80.0%。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P村村民已经通过蔬菜种植的实践经验积累，大多能独立进行蔬菜种植活动了；二是仅仅就蔬菜种植而言，一般所需现金（主要是购买种子、化肥和农药的费用）并不多，而且P村虽然地处苏北，但整个社区的经济发展形势较好，大多农户并不为蔬菜种植过程中的资金短缺而为难；三是农户种植的蔬菜大多被当地的几家蔬菜加工厂收购，或是到就近的城镇零售，加上蔬菜品质好，因而并不愁销路，对市场信息的需求也不强烈；四是就提供生产资料服务而言，由于当地农户对合作组织及其负责人大多持负面评价，因而并不放心让协会提供服务，宁愿自己购买或托亲朋邻里购买；最后，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P村在主体上仍然是一个重视血缘和邻里朋友等熟人关系的传统社会，在涉及到技术、资金、产品销售、市场信息和生产资料供应等困难时，大多仍然在家族内和熟人间寻求解决问题的对策。对“当缺乏资金时会找谁帮忙”和“当不懂种植技术时会找谁帮忙”两个问题的数据分析结果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前一问题中，选择“已分家的兄弟姐妹和父母”、“娘家人”、“本家人”、“其他亲戚”的人数比例占有效样本数的47.7%，选择“邻居”和“朋友”的人数比例为22.7%，二者比例合计达到70.4%，而选择专业合作组织的仅仅3人，比例为0.8%。就后一问题而言，选择“已分家的兄弟姐妹和父母”、“娘家人”、“本家人”、“其他亲戚”的人数比例占有效样本数的28.5%，选择“邻居”和“朋友”的人数比例为36.9%，比例合计达到65.4%，而选择专业合作组织的仅仅2人，比例为0.5%。可见，蔬菜生产经营活动的低成本性和较低的技术门槛，以及农村熟人社会中各种非正式关系在农户蔬菜种植经营活动中扮演的重要角色，降低了P村农民对合作组织的需求程度。

表2农民对协会提供各类服务的需求

是否缺省值

人数[N]比例（%）人数[N]比例（%）人数[N]比例（%）

是否希望协会提供技术指导1538.52256.425.1 是否希望协会提供资金资助1025.62769.225.1 是否希望协会提供产品销售服务1641.02359.1

是否希望协会提供生产资料供应服务615.43179.525.1 是否希望协会提供市场信息服务1333.32564.112.6

（4）P村农民对建立合作组织的目的不明确，对合作组织的约束形式认同度不高。数据分析表明，在参加协会的农户中，有66.7%的人认为他们了解蔬菜协会创立的目的，但仍然有33.3%的人选择了“否”。对于协会对会员的约束形式，有15.4%的人认为要靠“会员自律”，48.7%的人认为“没有任何约束”，选择依靠“协会与会员签订的合同”和“合作组织的规章制度”的比例之和仅为20.5%，原因就在于，相当部分被调查者（比例为33.3%）认为协会制定的规章制度执行情况不理想。在缴纳会费方面，“一直持续缴纳”的为30.8%，“以前没缴现在缴纳了”的为15.4%，二者之和为46.2%；另一方面，“以前缴纳过现在不缴纳了”的却占了53.8%，原因在于，相当部分被调查者认为 “不应该缴纳会费”（比例为33.3%）或“会费偏高”（比例为6.7%）。

上述分析结果显示了当前P村农民合作行为相互矛盾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农民具有合作的意愿。上文中有71.8%的人认为组建合作组织是有必要的就是一个证明。而且，访谈中也经常听到当地农户说“搞合作组织好啊”、“合作（组织）还是需要的”、“能参加（蔬菜协会）当然参加了”等等话语。另一方面，P村农民的合作行为又是有限的，他们对于参与合作组织的积极性并不高，对于合作组织提供服务的需求也不强烈，对合作组织及其领导者的评价也不高。那么，导致这一矛盾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或者换句话说，是哪些因素制约了农户的合作行为呢？

2.影响P村农民合作行为的因素

一般认为，当农民遇到生产、销售、经营上的困难（如信息、技术和资金障碍）而其其他社会关系网络又无法解决困难时，农民会有合作的需要。目前的一些研究表明，教育程度较高以及在商品性集约经营上进行较大特殊生产投资的农户是加入合作组织的先锋者；而兼业农户和离农户的增加，有生产经验的农户不愿与别人分享集约种植技术，当前农民合作组织规模小、实力弱以及缺乏降低市场风险的可能性等几方面则是不利于农民合作行为形成的因素。[1]换句话说，农民合作行为的生成可以从农民的个体性特性（如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来源、家庭经营结构、生产投资方向）和合作组织发育状况及其在农民生产活动中的实际作用两方面来考察。对P村的调查则表明，影响当地农民合作行为的因素除了上述两方面外，还有其他因素。

（1）农民个体性特征对合作行为的影响不显著。这些特征包括农民的教育程度、家庭收入来源、家庭经营特征、生产中遇到的困难等方面。以“你认为成立协会是否有必要”和“你家是否参加了协会”两个问题为例，在控制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来源、家庭经营特征和生产困难四个变量后，就总体上而言，具有不同个体性特征的农民的合作行为意向都不明显。但在缺乏市场信息和缺乏技术时，农民的合作意向更为明显。卡方检验（双尾，5%的可信度）结果如下表3。

表3农民个体性特征对合作行为的影响

是否参加协会成立协会是否必要

受教育程度ⅹ2=8.939df=10 sig(2-sided)=0.538ⅹ2=19.609 df=10 sig(2-sided)=0.238 家庭收入来源ⅹ2=3.535df=10 sig(2-sided)=0.966ⅹ2=9.468df=10 sig(2-sided)=0.663 家庭经营特征

以种植粮食作物为主ⅹ=3.893df=2sig(2-sided)=0.143ⅹ=1.583df=4sig(2-sided)=0.812 以种植经济作物为主ⅹ2=4.640df=2sig(2-sided)=0.098ⅹ2=5.457df=4sig(2-sided)=0.244 生产中的困难

缺乏劳动力ⅹ2=24.588 df=16 sig(2-sided)=0.077ⅹ2=25.077 df=16 sig(2-sided)=0.396 缺乏资金ⅹ2=13.249 df=16 sig(2-sided)=0.777ⅹ2=24.286 df=16 sig(2-sided)=0.618 缺乏市场信息ⅹ2=60.360 df=16 sig(2-sided)=0.000ⅹ2=16.170 df=16 sig(2-sided)=0.441 缺乏技术ⅹ2=30.598 df=16 sig(2-sided)=0.032ⅹ2=19.116 df=16 sig(2-sided)=0.328 注：“教育程度”分为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包括中专和中技）、大专及以上四个层次；“家庭收入来源”分为全部来自农业、农业经营收入为主、非农业经营收入为主、全部来自非农业、他人供养五个类别；由于P村以农业特别是蔬菜种植业为主，在此“家庭经营特征”分别考察种植蔬菜和种植传统农作物的农户的合作行为。22

（2）政府主导型的合作组织兴办方式不利于农民合作行为的生成。从调查来看，P村蔬菜产业协会的组建，是政府主导和农民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政府主导的体制内因素占主导地位。P村蔬菜产业协会是在1995年成立的3个蔬菜专业合作社的基础上，2004年由一群专业大户发起组建的。这些大户既有蔬菜种植大户，也有蔬菜销售能人，还有的经营着蔬菜冷冻、脱水、保鲜等加工厂，他们出于损失最小化和利益最大化的需要，首先有了组织起来的需求，并最终成立了根

植于相互利益联接之上的合作组织。但是，P村的合作组织没能够依此路径，按照合作社的原则，吸引、调动当地农民参与协会，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地政府在协会成立之初就开始涉入并实际上对协会起主导作用。在协会成立之前的2002年，地方政府就在运作从世界银行获得贷款事宜（即“江苏省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加强灌溉农业三期项目”）。为获得世行的贷款，X镇确立了以“农民龙头合作经营试点”作为吸引贷款的政策，为此，需要有一个专业合作组织作为运作贷款的载体，P村蔬菜产业协会理所当然的进入了政府的视野。正是在政府的推动下，加上体制内外需求的重合，2004年P村成立了蔬菜产业协会，X镇也相续成立了X镇蔬菜产业协会。此后，经过政府相关部门和协会的运作，2006年成功地从世界银行获得了贷款。政府扮演的关键性角色，虽然使得协会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不利于农民合作行为的生成。一方面，合作组织的建立不等于农民合作行为的生成。在我国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的政策支持在很大程度上己经成为重要的推动力量，[3]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在推动合作组织建设的同时能一同培育起农民的合作行为。因为作为一种微观层面上的个体的合作行为，其形成是个体理性选择的结果，如果农民认为合作不能给自己带来实际的效益，即便有政府的推动，农民仍然可以选择不参与。另一方面，在现行行政考核体制下，政府在推动合作组织建设时，往往将满足政府目标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农民的利益，这也不利于农民合作行为的形成。

（3）合作组织自身建设中的缺陷不利于农民合作行为的形成。首先，P村蔬菜产业协会属于专业大户牵头的松散型合作组织，没有形成稳定而牢固的利益联接机制，[4]难以形成对普通蔬菜种植农户的吸引力。2004年6月18日P村蔬菜产业协会会员会议通过了《P村蔬菜产业协会股份合作章程》，其中对协会“会员”的入会条件做了规定，即入会者要同时满足“拥护协会章程”、“有加入协会意愿”、“提交申请书”等软性条件和“具有蔬菜种植、加工、销售一技之长”、交纳会费和认购一股身份股（100元一股）等硬性条件才能成为协会会员。但实际上，目前475个会员中，能满足入会硬性条件的大多是协会的核心会员。核心会员一般经济实力较强，是当地“有头面”的人，参加协会于他们而言，不仅是获取利益的需要，也是体现自身在当地影响力的需要，因而他们大多具有很强的合作意愿，也有事实上的合作行为。但是，就普通蔬菜种植农户而言，由于协会和会员之间在蔬菜种植、销售、加工等方面没有签订协议；协会较少开展各种技术服务；由于没有经营收入，协会也还没有形成收益的二次分配，因而他们大都不愿交纳会费，也很少认购身份股，其合作行为也不强烈。其次，大户对协会的控制不利于合作行为的形成。所谓大户，在P村蔬菜产业协会中，主要指种植面积大，拥有加工工厂，或是具有较强销售能力的经济能人，也就是核心会员，其人数不足协会总人数的10%。大户对协会的控制，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担任协会的主要领导，制定协会的章程和活动规则，并实际掌握着协会的运作；二是通过协会将本应属于协会的利益私人化，例如以协会的名义获得各级政府和各类社会团体的贷款并使用贷款建立由他们控股的工厂和企业，或是获得各种政治待遇；三是利用自己的官方身份进一步强化自己在协会中的利益。由于大户对协会的控制，协会内部成员间形成了两个分裂的具有不同利益述求的群体：大户表现出极强的合作需求，而普通联系会员与协会的关系则越来越疏远。事实上，人们对协会的诟病也正在于他们认为协会成了少数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而这一点，显然严重影响普通农户参与协会的积极性。

（4）社区契约精神缺位消解了农民参与合作组织的积极性。虽然市场经济已经在P村得到认同并实际运行着，但市场经济内含的契约意识在P村仍然是一种促进发展的稀缺要素。一方面，就核心会员来说，他们实际控制着协会的运行并从中获利，但这种收益不是来自与联系会员和当地其他蔬菜种植户的协议交易，而是根据市场对蔬菜品种和数量的需求凭借其垄断优势获得的垄断收益。当市场价格高于当初口头商议的价格时，核心会员则以低于市场的商议价格收购农户的蔬菜；当市场价格低于协议价格时，核心会员则以低于协议价格的市场价格收购蔬菜。当初所承诺的协议价格仅仅是一个形式而已。另一方面，普通会员也认为，当市场价格高于当初的协议价格，如果核心会员不能按照市场价格收购，他们不会把蔬菜出售给核心会员；而一旦市场价格低

于协议价格，他们则认为核心会员应该按照当初的协议价格来收购他们的蔬菜。总之，对于眼前短期利益的最大化是核心会员和联系会员的追求目标，所谓的契约精神，在现实的经济利益面前是如此的不堪一击。这种契约精神的缺位，既与合作组织的基本原则相背，又导致核心会员与联系会员之间的隔阂，消解了普通蔬菜种植农民参与协会的积极性。

（5）家族联系纽带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合作组织的功能。对“在合作组织的领导中你希望有你的本家吗”问题的统计数据表明，选择“希望都是”的有27人，选择“至少有一个”的有105人，两者比例合计达34.2%；而选择“不希望有”的只有39人，比例为9.8%。进一步的调查发现，那些希望在协会中有自己本家的农民，一般都认为本家能帮助自己从协会中获益。通过与P村农民的交谈也发现，在蔬菜协会中存在着因某一人占据协会领导地位或从协会获得较好收益而带动其他亲属加入协会并获益的现象，而这些人往往是协会的拥护者，并在新优品种推广、种植技术和市场信息服务、获取贷款、享受保护价收购蔬菜等方面具有优先权；相反，其他一些农民却远离协会，并基本上对协会抱有负面评价。

三、结论和思考

本文通过实地调查资料，考察了一个农村社区内农民合作行为的现状，分析了影响其合作行为的因素，结果表明：P村农民的合作行为具有相互矛盾的两个方面，既体现出具有合作倾向的一面，但其合作又是有限的；影响其合作行为的因素，可能与合作组织主要由地方政府推动、合作组织自身建设中的问题、农村社区契约精神的缺位以及家族联系纽带对合作组织功能的替代几方面有关，而农民的个体性特征与合作行为的关系并不显著。

上述个案表明，在当前分析农民的合作行为，农民的个体性特征可以作为一个变量来进行考虑，但还应该结合具体农村社区的具体情况来分析。因此，可以将农民的合作行为看作是一种社区参与行动，这种社区参与行动，与农村专业合作组织的社区性及社区内的某些因素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一方面，从P村蔬菜产业协会目前的运作情况来看，虽然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与外界有着各种联系，但蔬菜生产者和其生产销售活动以及从事销售的人员都具有明显的地域性，主要由P村村民参与并主要在P村社区内开展合作，因而它是一个具有地域性特征的社区合作组织。更为重要的另一方面在于，在P村社区内，这样的一个社区性组织，不可避免受到社区内诸多社区要素的影响，进而影响到农民合作行为的形成。无论是合作组织自身的建设和发展，还是农民是否经由组建合作组织而产生并事实上形成真实的合作行为，地方政府对合作组织的影响、利益联接机制的作用、合作组织中核心会员与联系会员的关系、社区契约精神的形成和传统的家族网络，无不在实实在在地影响着农民的合作行为。这些要素，就是一个农村社区内规范和影响农民个体行为的主要的方面，因此，如果忽略了这些社区要素，笼统地把农民的合作行为放在一个抽象的宏观的“农村”中进行考察，恐怕难以真实地把握当前农民的合作行为，也难以因地制宜地制订出有针对性促进合作组织发展的政策措施。事实上，目前诸多关于农村合作组织的研究所得出的不同的有时甚至是相互对立的结论，也正揭示了在研究农民合作行为时将其放在具体的农村社区进行考察的必要性。

参考文献：

[1]石敏俊,金少胜.中国农民需要合作组织吗？——沿海地区农户参加农民合作组织意向研究

[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3).[2]孙亚范.现阶段我国农民合作需求与意愿的实证研究和启示——对江苏农户的实证调查与分

析[J].江苏社会科学，2003(1).[3]郭晓鸣,曾旭晖.农民合作组织发展与地方政府的角色[J].中国农村经济，2005(6).[4]姚兆余,应瑞瑶.江苏省苏北地区农村专业合作组织运作机制与发展对策[J].南京农业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版，200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