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新时期中国农村金融理论与实践》.目录
《新时期中国农村金融理论与实践》详细目录
第一篇 概论
第一章 我国农村金融发展概述
第二章 新形势下农村金融发展存在的新问题
第三章 新时期我国农村金融发展面临的新任务和新挑战
第四章 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与创新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第二篇 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
第一章 创新农村信用社产权组织形式
第二章 农村信用社改革的政策
第三章 农村信用社增资扩建
第四章 农村信用社金融创新
第三篇 农村信用社经营管理体制改革
第一章 推行农村信用社客户经理制
第二章 农村信用社业务管理工作
第三章 农村信用社营销管理工作
第四章 农村信用社宣传推广工作
第五章 农村信用社财务管理工作
第六章 农村信用社信息化建设工作
第四篇 农村信用社内部控制制度建设
第一章 制度建设综述
第二章 农村信用社稽核制度创新
第三章 农村合作信用社审计制度
第五篇 农村金融监管
第一章 概述
第二章 农村金融监管体系
第三章 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监管的重点
第六篇 农村信用社金融风险防范工作
第一章 防范工作概述
第二章 农村信贷风险防范
第三章 农村信用社信贷风险防范
第四章 促进农户小额信贷的健康发展
第七 篇 农村信用社信贷业务管理工作创新
第一章 农村信贷管理工作概述
第二章 农村信贷管理的原则与政策
第三章 农村贷款管理工作成就
第四章 农村信贷管理存在的问题
第五章 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管理工作机制创新
第六章 农村信用社贷款管理制度
第八篇 农村信用社人力资源管理与企业文化建设创新
第一章 农村信用社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创新
第二章 农村信用社企业文化建设新思路
第九篇 其他农村金融机构改革创新
第一章 中国农业银行运作机制改革创新工作
第二章 农业政策性银行改革创新
第三章 我国邮政储蓄的改革创新
第四章 农村保险改革创新
第五章 构件合理的农村金融体系、促进农村金融市场发展
第十篇 农村金融相关的法律法规
一、法律和法律性文件
二、行政法规和法规性文件
三、部门规章制度和规范性文件
第十一篇 农村金融改革创新理论实践篇
一、明晰产权关系,创新管理机制,加快信用社改革步伐
二、提高服务质量,推进业务创新,狠抓信用社支农成效
三、减少不良贷款,提高资产质量,夯实信用社发展基础
四、转换经营思路,拓展信贷业务、重视经济发展的质量
五、强化内控机制,做好案件防范,化解信用社内部风险
六、建设信用工程,严格金融执法,创造良好的信用环境
七、提高员工素质,塑造信合形象,提升信用社竞争能力
八、总结实践经验,推广典型模范,构建积极向上的文化
九、发挥独特优势,勇担主力责任,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
第二篇:中国康复理论与实践
中国康复理论与实践
Chinese Journal of Rehabilit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核心期刊 CSCD 基本信息
主办单位:中国残疾人康复协会;中国医师协会;中国康复研究中心 出版周期:月刊 ISSN:1006-9771 CN:11-3759/R 出版地:北京市 语种:中文 开本:大16开 邮发代号:82-35 创刊时间:1995 出版信息
专辑名称:医药卫生科技 专题名称:临床医学 出版文献量:7126 篇 总下载次数:873896 次 总被引次数:47245 次
评价信息
(2016版)复合影响因子:0.988(2016版)综合影响因子:0.769 论文斧正老师在线球球1550116010 该刊被以下数据库收录: CSCD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来源期刊(2015-2016)(含扩展版)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来源期刊: 2011年版,2014年版;期刊荣誉:
Caj-cd规范获奖期刊;目录
肌内11年老编辑荐刊在线球球766085044效贴在中枢神经系统损伤康复中的应用进展 姜文君;史佩佩;王盛2014-09-30 11:59 大鼠脊髓损伤后P物质与神经源性肠道功能障碍的关系
龙志华;高飞;张锋良;岳军忠;王磊;王烨;刘文国;徐青2014-06-30 15:57 脊髓损伤治疗时间控制原则 吴毛;杨惠林2014-06-30 15:57 大鼠脊髓损伤后勿动蛋白受体的动态表达
杨俊锋;张亚峰;马勇;吴毛;郭杨;顾晓林;王建伟2014-06-30 15:56 核磁表观弥散系数在早期颈髓损伤中的临床应用①
卫波;周红俊;徐建民;刘根林;郑樱;郝春霞;张缨;王一吉;康海琼;逯晓蕾;袁媛2014-06-18 17:39 不同部位电针刺激对脊髓损伤逼尿肌无反射型神经源性膀胱逼尿肌压力的影响 孙迎春;李建军;程先宽;陈之罡;张强;景珊;周洁晨2014-06-18 17:38 不同时间电针刺激对大鼠脊髓损伤后核磁弥散张量纤维束成像部分各向异性值均值的影响①
高连军;孙迎春;李建军;白帆;李鹏锟2014-06-18 17:37 N-叔丁基-α-苯基硝酮对大鼠脊髓损伤后神经生长因子表达的影响 刘少辉;刘伟;邱少汕;徐锡金2014-06-13 10:05 脊髓损伤后髋关节异常
王雪菲;张军卫2014-06-13 10:05 脊髓康对大鼠脊髓损伤后神经功能恢复及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表达的影响 郭杨;马勇;潘娅岚;成吉华;黄桂成2014-06-13 10:04
第三篇:中国农村金融改革与发展
第一章信用合作社的起源和发展
第一节世界第一个信用合作社的诞生。世界第一个信用合作社于1849年在德国诞生,它的创始人被称为“实践家”的威廉雷发巽(xun),当时他任某市市长,当时德国农民问题日益严重,为了解决农民问题,他在当地组织了60多家比较富裕的人,创立了“清寒人救助社”,为穷困农民提供比较低利息的资金,帮助农民购买生产、生活的资金需求。当时它的目的就是反抗高利贷,以后逐步发展和规范,1872年在德国莱茵地区第一个农民信用合作社创立,后来在德国称之为“德国雷发巽银行”。
第二节我国第一个信用合作社的诞生。最初合作思想是在“五四”运动传人我国,1923年6月在河北省香河县我国第一个农村信用合作社诞生,它当时是雷发巽式的信用社试点。
第二章中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变迁
第一节中国农村金融体制的变迁
1、中国农村金融体制的创建
(1)我国农村金融组织机构体系的创建。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召开第一届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应本质“集中统一、城乡兼顾、减少层次、提高效率、力求精简”的方针创建金融机构。1951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召开第一届全国农村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深入农村、帮助农民、解决困难、发展生产”的农村金融方针。1951年7月2日,经国务院批准农业合作银行正式成立,当时没有设立分支机构,1952年7月撤销,后来创立了农业银行,建立了省、市、县级分支机构。农村金融机构不断发展壮大,现在农村金融机构真是雨后春笋。村镇银行、农村财务公司等等。
(2)农村信用合作社的试办和初步发展。
旧中国的农村信用合作社由于种种原因………。
人民公社时期的农村金融体制,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农村有“三社”即人民公社、供销社和信用社,但是现在只有信用社不断发展壮大,人民公社已经不存在,供销社在大部分农村也是没有声音。只有农村信用社一社继续生从在农村,但是正在改革之中,就是我们现在称呼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我们现在有农村合作银行、农村商业银行,也有农村信用合作社。1958年12月,党中央、国务院颁发《关于适应人民公社化的形势改进农村财政贸易管理体制的决定》,实行了所为的“两放、三统、一包”,人民银行的农村营业所和农村信用合作社合并组成了人民公社信用部,这样农村信用部就成为“所社合一”和“政企合一”的特殊单位。农村信用部受上级人民银行和人民公社管委会双重管理。1959年人民银行农村营业部由人民银行收回,农村信用部下放给生产队管理,生产大队建立起了信用分部。(当时没有成立农业银行,农业银行的前身就是人民银行农村信用部)。
1962年11月人民银行根据《关于农村信用社若干问题的规定》,全国各地试行恢复了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性质,明确了信用合作社组织独立,是国家银行的助手,在业务上受人民银行领导。哪些信用合作社的机构设置可以按人民公社和经济区设立农村信用合作社,在生产大队设立信用站。现在我们全市没有农村信用站(于2004年整顿农村信用站工作时,全部撤销)。
第四篇:新时期反腐败理论与实践的重大创新
新时期反腐败理论与实践的重大创新
——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反腐败战略思想
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和全局高度,着眼于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以极大的政治勇气、理论勇气和实践勇气,多次就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建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新时期党和国家反腐败战略思想,标志着我们党对长期执政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历史高度。习近平同志反腐败战略思想,是一个内在联系、有机统一的科学体系,是新形势下指导我们做好反腐败工作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我们必须从总体上、相互联系上和精神实质上去全面、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既要“钻进去”,做到抓住精髓、领会实质、武装头脑;又要“走出来”,做到联系实际、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使中国特色反腐败道路越走越宽、越走越实,不断夺取反腐败斗争新的伟大胜利。
一、以科学的思想体系完善反腐败战略布局
一种科学思想体系的形成,主要着眼于三个要素,即:有没有一种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贯穿其中;有没有一个主要研究和解决的中心问题;是否围绕着中心问题形成了一系列相互联系的观点。习近平同志反腐败战略思想,贯穿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我们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内在要求出发,把握和处理好作风建设与惩治腐败、打“苍蝇”与打“老虎”、反腐败与改革发展稳定、查处职务犯罪与防控职务犯罪风险、加大反腐力度与自身反腐败、建章立制与制度执行、党委领导责任与纪委监督责任、国内反腐与国际反腐等各种重大关系,充分体现了对新形势下反腐败斗争规律的深刻把握,为我们辩证地观察分析事物,正确研究解决问题,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
习近平同志反腐败战略思想,立足于对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和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的准确洞察与研判,紧紧围绕我们党要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主题,着眼于从严治党、执政为民,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出了一系列相互联系的观点。比如,以零容忍的态度惩治腐败,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等论述,确立了新时期反腐理念;保持高压态势的基本定力,“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进一步明确了新时期反腐任务;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加强反腐倡廉党内法规建设,让法律制度刚性运行等论述,强调了依法反腐的基本方式;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指明了新时期反腐败斗争基本走向;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攻克体制机制上的顽症痼疾,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构建良好的政治生态,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彰显了反腐败的价值目标。
习近平同志反腐败战略思想,把反腐治标的极端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鲜明地摆在了全党面前,强调现阶段反腐败斗争的战略重心是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赢得主动。反腐败呈现出新的战略布局。从横向看:一是果断打虎,高频灭蝇,形成清除腐败存量的高压态势;二是严纠“四风”、关口前移,构筑防控腐败增量的坚实屏障;三是巡视创新,“利剑”常举,威慑常在;四是国际合作、织密天网,决不允许国外成为腐败分子的“避罪天堂”;五是聚焦主业、深化改革,落实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从纵向看: 破除“反腐一阵风论”、“影响经济发展论”、“权力斗争工具论”等杂音躁音,保持坚强的政治定力;破除“刑不上常委”的疑虑,树立起党纪国法的权威;破除“法不责众”的陈旧观念,打造腐败塌方地区新的政治生态;破除反腐就是办案的简单思路,把反腐败延伸到价值观的深度较量等等,一个从“不敢腐”迈向“不能腐”、“不想腐”的战略走势正在形成。
二、以清晰的政治理念凝聚反腐败精神力量
总书记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政治理念,是全面从严治党、抵御腐败侵蚀,全面依法治国、提高反腐败法治水平的鲜明态度与坚定立场,是党的科学发展理念、改革创新理念、从严治党理念、依法执政理念在反腐败斗争领域的具体体现。既与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思想一脉相承,又是新时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经验的科学总结,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一是“零度容忍”的反腐理念。长期以来,我们党坚持把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来抓。但是,反腐败认识上的不一致、不统一,现实反腐实践存在法律制度执行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的问题,比如“抓大放小”,对重大腐败案件比较重视,对轻微腐败现象却见怪不怪。总书记指出:“贪似火,无制则燎原;欲如水,不遏必滔天”,“反腐败高压态势必须保持,坚持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对腐败分子,发现一个就要坚决查处一个。要抓早抓小,有病就马上治,发现问题就及时处理,不能养痈遗患。要让每一个干部牢记‘手莫伸,伸手必被捉’的道理。”总书记关于“零容忍”的反腐理念,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和国家对腐败现象蔓延机理及其演化规律的理性认识,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与腐败现象水火不容的鲜明政治立场和对任何腐败行为、腐败分子都必须依纪依法坚决惩处的法治原则。
二是“以上率下”的政治示范。过去多年来,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问题上,有的地方和部门存在说到做不到、甚至根本没有去做的现象。这种情况的问题在于反腐法律制度中的措施流于形式,把法律制度当“稻草人”摆设,制定的法律规章都是“样子货”。总书记指出:“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他提出反对腐败首先要从中央政治局抓起,“全党看着中央政治局,要求全党做到的,中央政治局首先要做到”,“上面没有先做到,要求下边就没有说服力和号召力”。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总书记强化了以上率下的政治示范作用。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中央七位常委无论是听意见的真诚态度、找问题的较真作风,还是抓指导的对症下药、推工作的扎实坚韧,都体现了我们党高层的“范儿”角色。总书记关于反腐败的政治示范理念促成了“顶层推动”与“全党行动”的良好反腐倡廉格局。
三是“常”“长”结合的基本策略。当前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仍然易发多发,一些重大违纪违法案件影响恶劣,人民群众还有许多不满意的地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依然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总书记指出:“反腐倡廉必须常抓不懈,拒腐防变必须警钟长鸣,关键就在‘常’、‘长’二字,一个是要经常抓,一个是要长期抓。”在“常”字上下功夫,就是要做到有人民群众举报的腐败现象要及时处理,有具体线索的腐败现象要认真核实,对于腐败分子,不论职位高低,有一个抓一个,防止小错酿成大错、小案拖成大案、小贪变成巨贪。在“长”字上下功夫,就是要坚持不懈,要有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一方面要有惩治腐败的决心和信心,另一方面也要有长期作战的恒心和耐心。反腐倡廉要全党联动,全国上下“一盘棋”,决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决不允许在贯彻执行中央决策部署上“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架空党和国家政策。
三、以明确的战略目标决定反腐败工作方向 战略目标决定发展方向。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系列重要讲话中,总书记多次强调建设廉洁政治目标,其基本内涵是,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在全党、全国促成一种良好的政治生态。总书记关于构建廉洁政治生态的构想,使新时期反腐败斗争的方向更加明确。
首先,这是一个既往开来的目标。为政清廉才能取信于民,秉公用权才能赢得人心,这个道理我们党早在一九二六年就明确提出来了。总书记再度提出廉洁政治建设目标,有其复杂的时代背景。近年来,一些国家或地区因长期积累的矛盾导致民怨载道、社会动荡、政权跨台,其中贪污腐败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总书记指出:“腐败是社会毒瘤。如果任凭腐败问题愈演愈烈,最终必然亡党亡国”。从查处腐败案件的实际情况来看,解决党内、国内存在的种种难题,尤其如腐败问题,必须营造一个良好的从政环境,也就是要有一个好的政治生态。总书记对廉洁政治生态建设目标的强调是一种“倒逼”思维:好的政治生态的最终实现,意味着必须首先遏制住腐败蔓延的势头,从而让良性政治生态成为一种“势头”。总书记关于廉洁政治生态构建的建设目标是一个以结果为导向的、正确的、科学的反腐败战略目标。
其次,这是一个切合实际的目标。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和良好的政治生态,对“四个全面”的伟大实践具有决定性意义。“三清”和优化政治生态,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政治基础,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政治保障,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核心内容,是“全面从严治党”的价值体现,是民心所系,民意所向。总书记对廉洁政治生态目标“三清”内容的倡导和强调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一方面,反对腐败、建设廉政生态是我们党根据人民群众的新要求新期待,对人民群众所作出的庄严承诺;另一方面,反对腐败、建设廉政生态是对社会关切的有力回应,能够坚定人民群众与腐败现象作斗争的信心、耐心和恒心。廉洁政治生态构建目标及其“三清”内涵把我们党执政的阶段性目标与长远目标结合了起来,不仅有助于我们党和国家从战略层面来谋划、部署、推进反腐倡廉工作,而且能够从社会关切层面来及时应对党风廉政建设所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以适应新的历史条件下大国治理的新要求。
再次,这是一个极富挑战性的目标。“广大人民群众最痛恨腐败现象,腐败现象对我们党的伤害最大”。中华文明数千年,腐败现象一直是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以致于让我们的文明始终处于“掌权—腐败—垮台”的“历史周期率”之中。我们党和国家大力反腐已近四十年,难以有效控制腐败现象的严峻现实表明:敢于提出建设廉洁政治生态这样一个具体、明确的目标是极大的自我挑战。重构政治生态,实现廉洁政治,需要开展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这意味着我们党要借助问题倒逼之势,坚决革除那些已相沿成习的陈旧体制机制,始终以“刮骨疗毒”的决心和意志,毫不手软地剜除自身肌体上的腐败恶瘤,斗争越是深入展开,就越有可能全面挑战我们党及其领导骨干的认知力、领导力和意志力,意味着我们共产党人应该强化自我修炼、自我约束、自我塑造,在廉洁自律上作出表率。有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想信念,站位就高了,眼界就宽了,心胸就开阔了,就能经受住各种风险包括腐败风险的考验,就能成功构建清正廉洁的政治生态。
四、以法治的思维方式提升反腐败斗争水平
方式是思想理念支配下的模式选择。在反腐败新形势下,总书记提出了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的重要思想,这意味着新时期的反腐败斗争正在实现由既往的运动反腐、权力反腐向依法反腐的路径模式转变,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反腐模式的一种超越和创新,标志着反腐败斗争法治化水平的提升。
首先,法治反腐强调惩治腐败的规范性。反腐败斗争不能搞选择性执法、象征性执法或宽容性执法,反腐败斗争也要遵守规矩,有规矩意识。总书记指出,“治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关键是要立规矩、讲规矩、守规矩”,我们要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腐败,做到有案必查、有腐必惩,“要严格依纪依法查处各类腐败案件,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大案要案,又要着力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坚持党纪国法面前没有例外。总书记关于惩治腐败的规范性理念表明,新时期反腐败斗争更加注重法治的“顶层设计”,更加注重从法律制度、法治方式和法治机制入手,为公权力创设公正、透明的运作机制,规范公权力行使的范围、方式、条件和程序,更加充分发挥法治对公权力的引导和规范作用,使公权力执掌者不能腐败、不敢腐败。法治反腐是对运动反腐、权力反腐的新超越,是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的制度保障。
其次,法治反腐强调法律规范的严谨性。没有健全的制度,不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腐败现象就遏制不住。如何依靠制度规范更加有效地防治腐败,仍然是我们党和国家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总书记指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牛栏关猫”是肯定不行的,制定制度“要搞好配套衔接,做到彼此呼应,增强整体功能”,“制定制度要广泛听取党员、干部意见”,增强党员干部对法律制度的内在认同。反腐败国家立法仅限于对构成犯罪的腐败行为的规制,而党员干部不构成犯罪的腐败行为则主要由党政纪处理。总书记对反腐制度规范科学性的强调意味着,必须加强党纪与国法的一体建设,解决好党纪与国法之间的缝隙问题、贪腐行为的法律漏洞和刚性不足问题等,坚持法律制度面前人人平等,不开“天窗”、不留“暗门”,坚决维护党纪国法的法治权威。
再次,法治反腐强调腐败治理的开放性。当下的反腐是法治中国在反腐领域的切实践行,是一种全球腐败治理的协同战略。总书记要求加强对国际规则和国际组织情况的研究,深入了解和掌握有关国家的相关法律和引渡、遣返规则,及时了解和掌握国际反腐败最新动态,提高追逃追赃工作的针对性。他指出: “不能让外国成为一些腐败分子的‘避罪天堂’,腐败分子即便逃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他们追回来绳之以法,五年、十年、二十年都要追,要切断腐败分子的后路。任何人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依纪依法严肃查处,决不姑息,决不允许腐败分子有任何藏身之地”。APEC会议上《北京反腐宣言》的通过、二十国集团峰会核准支持《2015—2016年G20反腐败行动计划》、亚太经合组织反腐执法合作网络落户北京等国际合作条款的签订,反映了法治框架下的中国反腐正与跨国刑事司法协助紧密合作,构成更加严密的全球腐败治理网络。
五、以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的强化激活反腐败内生动力
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斗争形势呈现出“四个空前”的明显特征:一是腐败问题的严重程度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空前的;二是我们党和国家反腐败的决心和力度是空前的;三是广大人民群众对反腐败的信心、对我们党的信心和高度认同是空前的;四是反腐败面临的挑战和历史机遇也是空前的。总书记从反腐败斗争新形势出发,强调各级党委承担主体责任,纪委承担监督责任,保障司法机关独立行使检察权、审判权,为新时期遏制腐败蔓延的势头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一是强化了各级党委的领导责任。现在,有的党委(党组)对主体责任认识不清、落实不力,没有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当成分内之事,甚至带头搞腐败,带坏了队伍,带坏了风气。总书记指出,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一定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各级党委对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负有全面领导责任,党委主要负责人是第一责任人”。党委的主体责任主要是加强领导,选好用好干部,防止出现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避免出现源头性腐败。总书记关于反腐败斗争的党委主体责任思想表明,党委(党组)能否落实好主体责任,直接关系到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成效或成败。各级党委(党组)特别是主要负责人必须牢固树立不抓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就是严重失职的意识,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这个事关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上,必须说明白话、做明白事、做明白人,把主体责任记在心里、扛在肩头、抓在手上。二是推进了纪委体制机制的创新。纪委的双重领导体制有其积极作用,实践中也存在一些不适应、不协调的问题,特别是查办腐败案件时受到的牵制比较多。针对这些问题,总书记指出,各级纪委要把惩治腐败作为重要职责,增强权力制约和监督效果,要保证各级纪律监督权的相对独立性和权威性,查办腐败案件要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各级纪委书记、副书记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各级纪委既要协助党委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又要集中精力抓好执纪监督主业。新时期纪委体制机制的调整和创新,一方面坚持了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领导,另一方面保证了纪委监督权的行使。纪委不是党内公检法,纪委的责任就是执纪、监督、问责,大力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纪委不光要办大案、打“老虎”,更要用党章、党规、党纪去衡量党员干部的行为,用纪律的语言去描述违纪行为。把纪律挺在前面,这是预防和遏制腐败的重要一招。守住纪律这条底线,从严治党的各项任务就能落到实处。
三是强化了司法机关的反腐职能。总书记指出,司法权是国家事权,要正确处理坚持党的领导和确保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的关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支持司法机关依照宪法法律独立负责、协调一致开展工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切实提高国家法律对腐败的治理效能。面对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司法机关应及时转变思想观念、工作机制、侦查方式和办案模式,加强与纪检监察机关在查办案件中的相互配合,密切协作,不断完善案件移送、信息交换、经验交流等机制,有效整合办案资源;认真落实“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司法预防职责。切实强化自身监督,坚决惩治司法腐败,清除害群之马,充分发挥司法反腐的刑罚威慑力和警示、保障作用,不断提高反腐败斗争的法治化水平,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者、维护者和捍卫者。
六、以执政党理论品格彰显反腐败本质特征
总书记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要论述,贯穿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品格。它坚持从实际出发,立足于党情国情世情的正确判断,蕴含着唯物论的基本观点;它运用全面的、历史的、发展的思维方式,科学认识当下各种腐败本质与社会经济政治间的联系, 蕴含着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它科学总结建党以来我们同腐败现象作斗争的经验教训,并进行规律性概括,蕴含着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它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建设廉洁政治、执政为民的执政思想和理念,蕴含着价值论的基本观点。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品格,更加彰显反腐败斗争的本质特征。
一是体现了执政党的责任担当。中国历史上因为统治集团严重腐败导致人亡政息的例子比比皆是,当今世界上由于执政党腐化堕落、严重脱离人民群众导致失去政权的例子也不胜枚举。针对这种情况,总书记严肃指出,“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我们要警省啊!”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忧患意识,是忧党、忧国、忧民意识,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担当。如果我们党不是一以贯之地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坚决反对腐败,人民群众就不会历史性地选择中国共产党,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就不可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就,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就不可能得到巩固,我们党在执政过程中也就不可能顶住种种挫折和“**”。总书记的忧患意识,充满了对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加强新形势下党的建设、始终保持党的领导核心地位的安危之思。“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面对严峻复杂的反腐败斗争形势,是选择做“太平官”还是选择担当责任,总书记毅然决然。
二是体现了共产党人真挚为民的情怀。人民群众始终是我们党的坚实执政基础,只要我们党永不脱离群众,就能无往而不胜,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深深铭记这一点。面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艰巨性,作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杰出代表的总书记坦露了自己的心迹:“反腐败我们不是没有掂量过,但认准了党的宗旨使命,认准了人民期待,人民把权力交给我们,我们就必须以身许党许国、报党报国,该做的事就要做,该得罪的人就得得罪。不得罪腐败分子,就必然会辜负党、得罪人民。”总书记关于反腐败斗争这番“掏心窝子”的话,不但直观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更是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真挚为民的真实情怀。“有问题并不可怕,怕的是对问题麻木不仁,要对症下药,亡羊补牢,未为晚矣”,就新时期的反腐败斗争而言,诚哉斯言。
三是体现了人民利益至上的价值追求。新形势下我们党不仅担负着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而且面临“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应对、解决这样两项重大任务的切入点和着力点。总书记指出,“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现实中腐败现象的蔓延势头是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现实“拦路虎”。不反腐败确实要亡党,真反腐不仅不会亡党,而且会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能够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使我们党在执政过程中变得更加坚强、更有力量。总书记人民利益至上的价值追求,不仅为新时期的反腐败斗争赢得最终胜利,提供了强劲的心理动力,而且为反腐败斗争的最终胜利赢得了源源不断的人民群众基础。我们一定要高举习近平同志反腐败战略思想的伟大旗帜,沿着中国特色反腐败道路,披荆斩棘,奋勇前进,坚定不移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
第五篇:中国梦理论与实践解读
《中国梦理论与实践解读》论文
短暂的课程已经结束了,几位老师精彩的解读使我获益匪浅。课堂上一阵阵自发的掌声更是对几位老师学识渊博与授课精彩的最好见证。而我在这几节课上学到到了很多专业课上所不能学到的东西,而这些东西也必将会对我今后的学习与发展起到很大的作用。
首先,我觉得我做了一个明智的选择——选择了这门课。而正是这个选择让我学到了很多同学没有学到的东西。作为一个工科学校典型工科专业的学生,我所接触的典型的文科色彩课程并不多。而很多南航工科学子常年埋头科研,与数字、器械、实验室打交道,很多时候忽略了人文素质的培养。而大学时代正是一个人加强自身修养,培养理想人格的时期。未来的路该怎么走,将自己定位于何处,这些都离不开个人修养以及思想认识的提高。因而,我觉得开展这门课是十分必要的,学习这门课也是十分有用的。以讲座的形式听课,让人感到既轻松精彩又兴趣盎然。
其次,在这门课上,老师为我们讲解了中国的政治、形势、国家发展、社会道德法制建设以及一些处事的方式与哲学思想等内容。精彩的讲解使我对国家的认识更加全面客观,也提高了我的思想认识。下面我也谈一谈我对国家的一些看法与认识。
2012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带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参观中国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览现场。习近平定义“中国梦”--实现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梦想,而且满怀信心地表示这个梦想一定能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这是是国家的梦,也是国人的梦。“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新一届领导人上台以来,一系列的作为也使得国人对国家领导的信任度增加,更多的人也都自觉加入到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的行列中。然而,不得不承认的是中国现在的任务更加艰巨。
随着十八大以来的各起反腐败案件的曝光,一方面体现了国家对政府腐败问题的日益重视。另一方面也深刻反映出国家体制改革的紧迫性。还有一个课堂上也谈到的问题,一个我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社会公信度严重下降。这种信任危机弥散在整个社会的各个方面,不仅存在于不同人群、阶层和行业之间,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于每个社会细胞内部。而出现这些情况的原因很多:一个重要原因是特权带来的社会不公。任何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基本社会正义和公正,也就不会有社会信任。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因为多年来的司法的不健全,中国社会的公平度已经严重下降。因此一个全面完善的司法体系建设尤为重要;还有就是每个人自己也有原因,稍加留意,多数人会发现,我们早已习惯用戒备的眼神、怀疑的心态来对待陌生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耳闻目睹好心的或善良的人被骗,或“农夫与蛇”之类的故事多了去了,人人自危,故大家总是用疑忌的眼光打量外面的世界,并用疑忌砌了一堵厚厚的墙将自己封闭起来以求得安全,哪里敢随便和陌生人发生可能对自己造成损害的关联呢?也正是这样一种心态促使着社会公信度的下降;再有就是媒介推波助澜,负面新闻一经广泛传播,就会“三人成虎”,扩大了这种不信任感,信任的问题,从此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比如说“小悦悦事件”等,而媒体则过分的夸大这种不信任问题,大多数人也被这种负面新闻所误导,久而久之,不信任感便扩大,扩大到现在这种局面。
信任的建立和保障必须依赖于法律,尤其是司法。社会学家卢曼在《信任》一书中曾说:信任总是与关键性的抉择有关,背信弃义所造成的损害,大于从被证明为适当的信任表示中将要获得的益处。信任与不信任是累积性的,对受信任者的熟悉无疑是一个关键因素。“狼来了”的小男孩过度消费信任度最终损失惨重,也正如商家、专家、政府目前遇到的困境。这种困境的解决方式,除了厉行严格的法律规则和重建透明的监督体系之外,别无他法。社会角色之间信任的建立和保障都必须依赖于法律,尤其是司法。其次,作为公民,我们也应当辩证的看问题,信任是靠大家的共同努力才能建立起来的。最后,社会需要一个切实的监
督机制,不光要监督好政府,也要监督好媒体,确保报导的真实性与准确性,良好的引导才能更快更好的建立起社会公信,使公信度上升。我们应该注意到习近平1月5日的讲话,他指出全党同志必须清醒认识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和不变,永远要有逢山开路,遇河架桥的精神。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懂就是懂,不懂就是不懂。其实目前一个问题是中国有许多官员对于世情、国情、党情懂而回避,这才是问题症结所在。直面问题,承认问题,回答问题,解决问题才是实事求是,只要能横下心来,认真地承认错误,以足够的勇气和智慧去引领改革,那么重建社会信任指日可待。
因此,我们也应当看到,国家在进步,社会在提升,中国梦的实现就是要靠一个个问题的发现与解决。相信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中国的伟大复兴一定会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