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易斯拐点时期中国农业的特征与对策

第一篇：刘易斯拐点时期中国农业的特征与对策

刘易斯拐点时期中国农业的特征与对策 王裕雄 林岗

当前，中国农业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一方面农业劳动力不足的情况在各地频繁发生，另一方面农业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成为导致农业生产成本不断提高的重要因素。如果联系中国经济当前的发展阶段——刘易斯拐点时期到来，我们就会发现上述情况的发生并非偶然和暂时性的，它恰恰是刘易斯拐点时期的特有现象。有必要“见微知著”，做出系统判断，从长期趋势出发来思考因应措施和政策设计。

一、刘易斯拐点对于中国农业的重要涵义

(一)基于经典理论的判断

根据二元结构理论，刘易斯拐点对于农业发展的一个直接涵义在于它标志着农业劳动力相对稀缺时代的到来。但在刘易斯看来，农业只是被作为附属部门，其发展内生于城市现代部门的经济发展。他认为在刘易斯拐点之后，农业会随着劳动力稀缺程度和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发生速水佑次郎和拉坦式的诱致性技术进步，从而自动实现农业生产能力的持续增长。而拉尼斯和费景汉对此进行了修正，他们认为在刘易斯第一拐点之后，随着劳动力的转移，农业总产量下降，粮食短缺，必须在工业部门扩张的同时，努力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使农业发展与工业发展同步进行，这样才能在劳动力转移的同时，不减少农业中的剩余产品，从而使工资水平保持不变，经济发展顺利进入一元阶段。显然拉尼斯和费景汉认识到了在由二元到一元的转变过程中，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劳动力的流动必然会对农业造成实质性的影响，因要素相对稀缺程度发生变化而导致的农业技术进步并不必然发生，也并不必然会弥补劳动力流出对农业的负面影响。根据上述理论，针对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对于农业发展的影响，可以做出两个重要判断，其一是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农业由之前的劳动力过剩向劳动力不足转变，农业的资源配置方式也相应产生了由之前的劳动密集型向劳动集约型调整的需要和可能;其二是由于现实的各种约束，刘易斯拐点之后农业并不必然会去适应生产要素禀赋的变化而继续发展，因此农业政策需要进行系统调整来因应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根据梅尔的农业发展三阶段理论，农业资源配置和生产要素投入方式是划分农业发展阶段的关键标准，他将农业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传统农业阶段，此阶段基本不存在农业技术进步，农业生产的增长取决于传统要素供给的增加;第二阶段是低资本技术农业发展阶段，是劳动密集型技术进步阶段，技术进步偏向资本节约或劳动使用型的，以提高土地生产率为主;第三阶段是资本密集型技术进步阶段，技术进步方向是劳动节约、资本使用，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主。结合前面的第一点判断，根据梅尔的划分方式，可以断言对于二元经济国家来说，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使得其农业由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转变成为可能，预示着农业进入阶段升级的转折点。

(二)来自国际经验的判断

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等经济体也曾经具有典型的二元结构特征，并且成功跨越了刘易斯拐点，同时它们的农业生产条件与中国有着极为相似的特征，包括不利的人地比例、土地细碎化经营等。上述三个经济体的发展历程和经验也显示刘易斯拐点是农业阶段升级的重大转折点。其中，日本刘易斯拐点到来的时间在1960年左右，韩国和中国台湾刘易斯拐点到来的时间大约在1968-1970年左右。在刘易斯拐点之后，上述三个经济体的农业政策均进行了重大调整，对农业功能进行重新定位、制定了新的农业发展目标，出台了里程碑式的农业政策。在这些政策的支持下，三个经济体农业经营规模不断提高，以机械化为主要特征的农业技术进步开始加速，农业劳动生产率得到有效提升，农业从业者收入水平逐渐与其他产业

拉平，农业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二、刘易斯拐点后中国农业的新特征

第一，中国在刘易斯拐点之前已经建立较为健全的农业支持政策体系。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基本上是在进入刘易斯拐点时期才开始将之前偏向工业化的农业歧视政策调整为“工业反哺农业”。其中，日本于1961年开始实施工业反哺农业;韩国从1968年开始以对大米等农产品种植农户实行“购销倒挂”的补贴政策为标志进入补贴时代;台湾则是于1974年以实施稻米保证价格制度为起点进入农业支持阶段。而中国远在在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前的1997年，就开始实施“粮食保护价制度”，保护粮食生产者利益;2004年则进一步实施了种粮直补，应该说中国在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前就已经建立了包括价格和收入支持、降低投入成本、农业综合生产力建设等在内的较为健全的农业支持政策体系。

第二，中国农业面临更为激烈的国际竞争。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刘易斯拐点时期均在乌拉圭回合农业协议签署之前，面临的国际农产品竞争压力和受到的农业补贴政策约束都很小。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的进行，上述国家和地区为应对日益增加的农产品市场开放的压力，才不得不开始对政策目标进行一定程度调整，转而关注农产品国际竞争力提升。而中国刘易斯拐点时期是在中国加入WTO近10年之后，中国所面临的竞争比上述三个经济体处在刘易斯拐点时期所面临的竞争要大，农业补贴政策所受到的限制更多。

第三，农业劳动力要素不足与其他资源短缺同时出现。刘易斯拐点时期，中国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对土地、水、煤炭、石油等各种自然资源的需求快速增长，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等经济体相比，除了劳动力，中国其他农业生产要素也面临短缺，可以说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中国农业生产进入全要素短缺时代，每一种生产要素都有可能成为农业发展的瓶颈。除了资源约束以外，刘易斯拐点之后的中国农业还面临着环境承载力的紧约束以及碳减排的压力。

第四，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与其他农业投入成本上涨相互叠加。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相比，中国在刘易斯拐点之后，不仅仅农业劳动力价格上升，其他农业投入成本也在起伏中呈现出快速上涨趋势。以2008年为例，该年度三种粮食(水稻、小麦、玉米)雇工工价比上一年上涨30.3%，化肥价格则比上一年上涨32.4%。随着能源和资源制约的不断收紧，中国农资价格必然还将持续上涨。在刘易斯拐点之后，中国农业进入高成本时代。

三、刘易斯拐点后中国农业功能的新转变

农业具有多种功能，这是其区别于其他产业的重要特征。并且，农业功能会随着发展战略调整和发展阶段的变化而变化。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几十年时间内，农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一直处于较高水平，农业承担了包括产品、市场、要素、外汇等在内的多种功能。改革开放之后，农业增加值占GDP比例不断下降，农业原有部分功能弱化，例如外汇功能随着中国劳动密集型工业产品的大量出口以及国外投资的大量进入而不断减弱，其市场功能、收入功能则由于受发展战略和发展阶段的影响未得到充分的释放。但劳动力要素功能却得到了加强，帮助中国经济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保持了成本优势。

刘易斯拐点之后，中国农业功能将发生重大调整，其作为一个社会产业的功能将受到更多重视。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在刘易斯拐点之后都开始强调提升农业产业的竞争力，既包括国际竞争力，也包括其与其他产业的竞争力，保证农业从业者能够获得与其他产业一样的收入成为决策者的重要考量。但无论如何，农业不可能完全实现去功能化而单纯成为一个社

会产业，其承载多种功能、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基础作用并不会发生质的变化，即便是经济和市场高度发达、农业生产条件优良的美国也不例外。

因此，在刘易斯拐点后要正确理性的认识农业的功能定位。日本在此方面有着深刻教训，其在1960年代初跨过刘易斯拐点之后，过于强调农业作为一个社会产业的功能，而忽视了其他功能特别是粮食供给功能。在1961年出台的《农业基本法》中，日本将农业发展的目标设定为“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缩小工农收入差别”，而不再强调提高农业产量和食品自给率。到上世纪70年代，日本虽然实现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民收入这两方面的目标，但是其粮食自给率不断下降，到1998年，其粮食自给率从1960年的82%下降到27%，引起国民不安，带来重大隐患。

在刘易斯拐点之后，中国农业功能调整将主要表现在下述几个方面：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趋向转移殆尽，农业劳动力要素功能将不断弱化;随着刘易斯拐点之后城乡人口比例的提高、居民收入的提升和农产品的工业用途不断拓展，对粮食的需求将进一步增加，相应的农业的粮食安全保障功能需求将进一步强化;农业作为一个社会产业的功能将得到强化;农业的市场功能将得到进一步释放。

对应于农业功能的变化，中国农业政策目标也应该相应调整。纵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政策的变迁，在1997年之前，其首要目标是增加农业产出，特别是粮食产出。1997年之后，中国农业政策发生根本性的方向转变，在原来追求农业产出增加的基础上，开始实施提高农民收入的政策，这一时期的农业政策特征是在增加农业产出的同时追求农民收入提高。刘易斯拐点之后，根据前面的农业功能定位分析，中国农业最主要的政策目标并不应产生方向性的变化，依然以粮食安全和农民收入提升为主。但在此前提下，应更突出农业作为产业的功能，更注重农业从业者能获得与其他产业从业者相同的收入水平。

四、刘易斯拐点后中国农业的发展思路与对策

第一，推动劳动力节约和资源节约的综合型技术进步。刘易斯拐点后，劳动替代型的技术进步是弥补劳动力不足的主要途径。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在跨越刘易斯拐点之后，均大力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在政策的支持下，这些国家和地区均在刘易斯拐点之后的10年时间内将其农业机械化水平提升到了90%以上。虽然中国在2004年已经开始实施农机购置补贴，农业机械化水平快速上升，截至2010年中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已达到52%，但与先发国家90%以上的机械化水平还有较大距离，未来还需要进一步提升。除了提高农机化水平，还需要充分考虑到中国农业在刘易斯拐点时期的独特性——劳动力短缺与其他要素特别是土地资源和水资源短缺交叠。同时也要考虑到当前现代农业的发展所呈现出的新特征，即科技进步在很大程度上使农业机械主导和生物技术主导的技术相互交织，出现了机械技术与生物技术结合，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结合，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结合等多种发展模式。因此，中国在跨过刘易斯拐点之后，除了农机推广，集约利用农业劳动力资源外，还需要大力发展土地集约型农业，大力发展包括育种产业等在内的农业生物技术，集约利用土地、水等农业资源。

第二，充分发挥“集体所有、家庭经营”农地制度的优势，有效推进土地规模经营。人地比例极其不利，经营规模过小是中国农业的重要特征。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城市化的推进，农业经营规模还在继续缩小。虽然经营规模对于农业技术进步和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但经营规模过小必然导致农民从事农业的收入远低于其从事其他产业，从而导致大量兼业农业甚至放弃农业的现象出现。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农业劳动力由剩余到不足，因为经营规模过小而降低对农业投入放弃农业的现象会更加严重。

当前，针对如何促进中国农地流转，扩大规模经营，学术界有很多不同的意见，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历史经验来看，高度个人化的农地所有权既不是成功实现土地集中和扩大土地经营规模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刘易斯拐点之后，中国还应该在坚持现有农地制度的前提下，在条件合适的地区，充分发挥农地集体所有的制度优势，大力扶持集体农场的发展;同时要创造条件积极引导和促进农地使用权的流转，辅以大力发展各种形式的合作和协作经营，提高农业经营规模。

第三，调整农业支持力度和方式，保障农民能获得与其他产业从业者相同的收入水平。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后，农业劳动力成本上升与其他农业生产要素成本上涨交叠，中国农业进入高成本时代。为了保障农业比较利益以及提高农民收入，必须进一步完善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仔细分析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在刘易斯拐点的农业支持政策，可以发现有一个共同特征，即农业支持与农户收入直接挂钩，以保证农业者能获得与其他产业从业者相同的收入水平为目标。上述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应该是未来中国农业支持政策演进的方向。

在增加对农业支持力度、保障农民收入的同时，要平衡和兼顾好农业比较利益、农民收入与城镇居民消费者承受能力与福利之间的关系。这也是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共同经验，例如日本实施农产品价格双轨制，韩国实施“购销倒挂”补贴政策，均在高价收购农产品的同时以较低的价格销售给城镇居民。

第四，继续发展和合理布局农村工业，促进农业和工业、农村和城市均衡发展。农村工业化加速发展是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等东亚国家和地区在刘易斯拐点之后一个重要特征，也是这些经济体在刘易斯拐点之后农业政策调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农村工业化的发展，上述国家和地区通过农村工业化实现农民兼业，有效提升了农民收入、实现了城乡均衡发展、工农业均衡发展的目标。不同于日、韩与中国台湾的农村工业化均是在刘易斯拐点之后才开始快速发展，中国以乡镇企业为独特特征的农村工业化早在上世纪改革开放之后就开始起步，并经历了1984-1988年、1992-1997年的快速发展时期。在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前，中国的农村工业化已经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近年来，随着刘易斯拐点的临近，城市劳动力成本的快速提高，城市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农村地区转移的趋势更加明显，农村产业集聚区开始出现。考虑到中国农村工业化业已形成的良好基础以及农村劳动力成本的优势，随着农村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高速公路网的发展以及农村工业集聚区逐渐形成，农村工业发展优势在不断增加。在刘易斯拐点之后，应继续发展农村工业，增加农村工业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加强农村地区工业布局规划，加强农村工业集聚区建设，形成更为合理的工业布局。

[参考文献]

[1] 马晓春，宋莉莉，等.韩国农业补贴政策及启示[J].北京:农业技术经济，2007，(7).[2] 何秀荣.公司农场：中国农业微观组织的未来选择[J].北京:中国农村经济，2009，(11).[3] 张红宇.新农村建设要注重农业多功能的拓展[J].杭州:浙江经济，2006，(5).

第二篇：中国农业物流现状及其对策

中国农业物流的现状及其对策

一．农产品流通渠道不畅，物流成本过高，效益低下

我国农产品流通还处在时间长，消耗大，效率低，效益差的低层次上，流通渠道不畅，物流发展缓慢。农产品的大宗物流一般都经过这样几个主要环节：生产者—产地市场—运输批发商—销地市场—零售商—消费者。当农产品集中上市时，由于物流不畅，加工能力不足导致产销脱节，成本上升。

二．农业物流技术和管理手段落后，导致农产品损失严重

物流过程中的保鲜技术对农产品的保值增值尤为重要。鲜活农产品的特点是含水量高，保鲜期短，极易腐烂变质。因此，农业物流对运输效率和流通保鲜条件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通过有关资料调查显示，我国水果蔬菜等农副产品在采摘，运输，储存等物流环节上的损失率在25%—30%左右，与发达国家相比损失较大。

三．农业物流信息系统建设滞后

农业物流信息滞后主要 一下几个方面：意识硬件建设跟不上。大多数市场没有配备信息设备，致使建设市场信息情报功能未能充分发挥。二是信息资源不能共享。缺乏一个把政府，市场，客户和生产者联系起来的网络，市场供求关系不能快速传递。三是信息资源开发深度不够。前沿性，准确性。权威性较差。

四．农村物流主体多元化，无序化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我国农业物流主体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特征。从所有制角度看除了商业企业，农业供销社之外，农业物流中的集体，个体，私营，股份制以及外企业发展十分迅速。但同时我国农业物流主体规模小，网络不健全，市场覆盖面较窄。

加快我国农业物流发展的建议

通过市场调查和资料分析我的建议是巩固和大力发展农业物流的几个主流发展模式即：

1.批发市场模式 它的特点是迎合农产品地域性，季节性及消费需求的多样性要求，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

2.中心批发市场的物流模式 它的特点是土地流转政策改革的实施，节约了交易成本。

3.农业合作组织模式它的特点是通过行业协会形成规模效应，节约交易成本。

4.连锁超市模式它的特点是节约终端顾客的交易成本。

加快我国农业物流发展的对策

1.合理规划农业物流基地，物流园区，物流中心及配送中心的建设。

农业物流的基础设施建设应根据农业物流基地的布局，交通运输，通讯等物流基础设施情况以及农业物流的发展状况来确定。

2．大力发展第三方物流服务，培育与壮大农业物流主体。

第三方物流具有巨大的社会效益，能将社会上众多的闲杂物流资源进行有效整合，提高

整体物流效率。通过第三方物流的专业化运作能减少农产品流通中很多不必要的中间环节，降低其流通成本。

3.扶持新型流通合作组织，提高农产品市场主体的组织化程度。

大力发展各种类型的农业专业化组织，为农民提供科技，信息，资金，物资和产品销售等服务。以资本为纽带，以市场为导向，通过控股，参股，联合等形式在农村组建一批跨区域，跨部门，跨所有制的大型零售商业集团。做到优势互补，强强联合，形成规模经济优势。

第三篇：中国农业产业化发展中的问题与对策

浅论我国农业产业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摘要：农业产业化是巩固农业基础性地位、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和必由之路[1]。本文主要通过分析当前我国农业产业化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农业产业化改革创新的对策。

关键词：农业产业化

主要问题

对策

我国农业产业化最早是1993年在山东潍坊提出来的。它是指在农民家庭经营的基础上，以市场为导向，以经济效益为中心，通过各种类型的龙头组织的带动，围绕主导产业和产品，实行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规模化建设、系列化加工、社会化服务、企业化管理，形成市场牵龙头、龙头带基地、基地连农户，种养加、产供销、内外贸、农工商一体化，农业产前、产中、产后各环节用利益机制联结成一体的一种生产经营组织形式[2]。目前，我国农业产业化发展已初具规模，各地成立了相当多且具有较大知名度的龙头企业，但同时也应该看到，由于我国地区差异，使一些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一些落后地区在农业产业化发展过程中也遇到了一系列问题，制约了农业产业化的进一步发展。我国的农业正在经历着产业升级和蜕变，面对新形势，我国的农业产业化发展暴露出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影响我国农业发展，国家急需提出相应的对策来应对快速发展的时代。

一、我国农业产业化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1．农业产业化的整体水平低、发展不平衡、产业化经营组织规模小、竞争力弱。农村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不同地区、不同农产品的产业化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在许多乡镇农业产业化已初步完成了由产品的初级加工向精深加工、由单一产品向系列产品、由内向型向外向型的转变。但由于中国小农经济思想根深蒂固，没有对农业进行横向的和纵向的以及深度的扩展。例如观光农业、绿色农业、可持续化发展农业等发展滞后，土地经营权的平均分配制度和生产要素市场化机制的缺乏，使农业生产只能以家庭为单位，经营规模长期凝固化，形成了农业生产中每个农户分散式的小规模经营。农民的市场意识差，参与市场的积极性不高，因此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的数量也较低，导致农业产业化组织的规模小，竞争力弱。2.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不够成熟

农村实行新的土地承包政策以后出现的新生事物，以及群众自发成立的从事生产和经营的组织形式，有些地方的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产权模糊，管理混乱，显得不够成熟，成为游离于农民利益之外的半官半商的组织形态，有的甚至成为农民家庭产权的直接侵害者和上级向农民伸手要钱要工的铺路石。3.土地经营规模狭小

规模化经营是农业产业化的基本特征。但是，我国作为农业生产最基本资源的土地，其农户平均土地经营规模仅1.42h㎡，而美国、西欧各国、日本、韩国则分别达195.12、18~69、114、112h㎡，我国与其他国家相比较存在很大差距[3]。农业土地经营规模的狭小，使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失去依托。大量的、分散的小农户的存在，是农民在产前、产后、技术服务等方面面临极大的外部不经济，从而阻碍农业产业化的顺利发展。4.可持续发展意识薄弱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必须把可持续发展放在十分突出的地位。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行业，资源相对不足，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尤其显得十分重要。但是当前我国的农业产业化企业在经济利益和眼前利益的引导下，往往采用一些“短、平、快”的项目和技术。而一些有利于保护资源、减少环境污染的技术，却难以在农业生产中得到推广、应用。长期以来，农业生产不注重生态保护，片面追求农业生产量。用单一的粮食生产结构模式去代替多层次和复杂结构的农业系统，盲目提高复种指数，推广高产品种及栽培技术，滥用农药和化肥，对农业进行掠夺性的经营，严重破坏了生态平衡。再加上我国农副产品加工业落后，深加工层级不够，农产品加工过程中废弃多，消耗大、利用率低，农产品价值无法充分实现。农业消耗了大量的资源和能源，发展现代农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集约、高效、节约资源型的可持续农业发展道路势在必行。5.农业信息的传播渠道不畅

农业信息对农业产业化的影响是深刻而多方面的。它的意义主要体现在提供科技信息、市场信息和灾害性气候与病虫害预报等方面。这对产业化的实施成功与否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例如，产业化的科学决策首先离不开信息技术的支撑；市场信息不灵，则往往导致项目选择的失误。但目前我国农村信息市场仍处于初级的发展阶段，管理机制不健全，缺乏统一的宏观调控和行业管理，各部门、各行业各自为政，甚至部分分割，地区封锁，缺乏整体设计与相应的法律政策协调，影响了信息市场的合理、有序交易。大多数农村地区还没有建立网络化信息市场，农业信息的采集、加工、储存和传递仍处于原始阶段，农业信息不能及时、快速、准确的传递到农民手中，农业信息难以得到有效吸收和利用。目前国内已明显出现的蔬菜产业过热、过剩现象，即使最好的证明。至于因为农户不能及时把握市场信息而导致盲目生产乃至遭受损失的例子，更是数不胜数。必须强调的是，以农户或村社为单位的失误造成的损失毕竟是有限的；但如果是专业化、规模化和区域化的生产因信息导致失误而造成损失那将是灾难性的。

二、我国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改革创新的对策 1.农业产业化的发展，龙头企业是关键。

实践证明，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开拓农产品市场，促进农业结构调整，带动农民增收，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安置农村富余劳动力，进行小城镇建设以及发展地方经济，增加财政收入等方面都具有重要作用。2完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

巩固和发展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首先，要坚持“风险共担、利益均沾”的原则。合作经济组织的财产归社员所有，其中应有一部分是不可分割的集体财产，利润应按参与额进行分配，严格限制股金的红利率。其次，要修订和完善章程。各类合作经济组织章程都应以经济合同法、民法及其他经济法规为根本依据，对与入社各方的权利、义务包括违法责任要平等设置、公正合理，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其三，国家要尽早为其立法。明确合作经济组织的法律地位，保护其经济效益，是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有章可循，有法可依。3.推进土地是对规划经营

一是因地制宜适度发展乡镇企业，并与小城镇建设以及户籍制度政策相结合，使大批农民与原来承包的耕地脱钩，促使土地相对集中；二是下功夫研究地流转制度，特别是要研究使那些拥有耕地而不愿意种地的农民放弃耕地的流转机制；三是对规模经营者在各方面给予扶持和服务，使其顺利发展。

随着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逐步推开并形成共识，规模经营的内涵和外延将得到新的升化个扩展。与企业为龙头，在尽可能不触动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运行的前提下，把成千上万的农民组织起来，使千家万户分散的农业生产经营与广阔的市场紧密联系起来，形成规模生产和规模效益，是最具推广价值且符合中国国情的规模经营。此外，企业以购买和契约的方式，获得农业资源的长期使用权，实行企业化经营、专业化生产、社会化服务，也是规模经营的重要形式。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建立生态农业产业化

可持续农业是21世纪世界农业生产的主要模式。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在强调保持农业生产率稳定增长、提高食物生产和保障食物安全、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改变农村贫困落后状况的同时，重视保护和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合理、永续地利用自然资源，以确保持续满足目前和今后长远发展的需要。

发展生态农业不仅能够降低农业成本，提高农产品的安全性，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为农村大量富余劳动力创造农业内部就业机会，增加农民收入，并且能够很好地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维护生态平衡，增强农业发展后劲。通过农业自动化技术、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现代技术的开发和推广，大力发展生物立体共生、物质循环利用、生态环境综合整治等多形态的生态农业模式，建立节约、环保、高效、安全的生态农业产业化发展新体系，这是新时期农业产业化与时俱进的创新，也是保障和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举措[4]。5.加强农业信息市场建设

首先，农业信息人员要不断增强信息的商品意识和树立市场经济的观念，将过去由国家拨款，根据行政指令对信息资源进行管理、加工和收藏，无偿向社会提供服务的方式，转变为以获取效益为目标，以农民的需求为导向，根据农业信息市场的特点生产适销对路的信息产品以获取效益的运作方式。

其次，在产品开发上除保持原有的传统产品外，还要对信息产品进行二次、三次深加工，开发出具有农业特色的数据库、实物信息产品和使用配套产品，即使向各类农村用户提供适合农村市场经济需要的新信息。

最后，各地要根据本地具体情况，建立适合本地特点的农业信息市场，充分发挥科技集市、科技大篷车的优势，采取多种形式进行多层次、多样化的科技信息、陈果转换。同时建立全国统一的农业信息市场，对各地的信息市场进行宏观调控和管理。建立和健全新兴市场法规，将零星、分散、无序的信息交易加以规范，以保护信息生产与农民的合法权益。参考文献: [1]刘学文.当前农业产业化经营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山东农业：农村经济版.2003（7）：60.[2]王颖.我国农业产业化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现代农业科技：农村经济学.2011(01):351-353 [3]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1999-2000年：中国农村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4.[4] 陈继红，杨淑波.我国农业产业化经营的产生与发展研究[J].中国农垦，2009（12）：61-64.

第四篇：中国红色旅游发展特征与对策

中国红色旅游发展的历程、特征与对策

红色旅游是以革命圣地、纪念地、参观点为主要旅游吸引物的旅游产品，较好地反映和体现了旅游业在“两个文明”建设中的功能和作用。大力推进红色旅游的发展，对于讴歌党的光辉奋斗历程、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具有重要意义，也有利于加快中西部旅游业的发展、增强我国旅游业的发展后劲、进一步促进老区人民的脱贫致富。根据中央关于大力推进红色旅游发展的批示精神，国家旅游局在《关于推进发展红色旅游工作意见的报告》中，计划在全国范围内重点建设以10 大“红色旅游基地”、20个“红色旅游名城”、100个“红色旅游景点景区”为主体的红色旅游骨干体系。目前，这项工作已得到中央宣传部、国家发改委等部门的大力支持与协作。

一、红色旅游发展的基本历程

红色旅游与有组织的革命传统教育活动密不可分。它由此孕育兴起，并受其推动而加速发展。

（一）红色旅游的萌芽阶段

革命圣地、纪念地、参观点是重要的旅游资源，长期以来一直被作为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政治思想教育的阵地，如嘉兴、井冈山、瑞金、遵义、延安、西柏坡等，作为革命教育基地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由于这种形象和特征，新中国成立以来，人们就有组织地前往参观学习，主要目的是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大多数情况是由公家支付费用，接待也是按照政治教育的模式操作；参观者不是一般旅游者的身份，也不愿被冠以“旅游者”的称呼；接待单位不是按照旅游的概念去经营，更明显的是政治任务或事业接待，甚至不计投入和产出，开支大多由国家拨款。这一阶段，从新中国成立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甚至目前仍有一些地方不同程度地采取这种接待方式。显然，对于这类的参观学习，是不能以旅游的标准去衡量的，也不能称之为“红色旅游”，充其量它只是红色旅游的初期阶段。这个时间段在全国是不统一的。

（二）红色旅游的起步阶段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乡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国内旅游快速崛起。以革命圣地、纪念地和参观点为主要旅游资源的一些地方，凭借多年来开展革命传统教育的条件，开始探索采用旅游接待的方式经营。他们所依托的旅游资源、接待条件、组织机构，基本上都是“现成的”和“原有的”，发展旅游所必需的“六要素”大致配套，加上已有较高的知名度，因此，这些地方比经济条件类似的其他地方获得了不少发展的先机。在这个阶段，率先由参观教育转变为“红色旅游”的，并不是最为知名和重要的革命圣地，而是相对级别较低的一些纪念地、参观点，后者所受的体制和级别限制相对较弱，比较容易进行运作体制的变革，即由事业接待、政治接待向旅游接待、旅游经营转变。

（三）红色旅游的加快发展阶段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旅游业成为我国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各地投资旅游业的积极性、主动性明显增强，各种旅游资源都被纳入研究开发的视线，红色旅游也面临着空前有利的大环境。尤其是这一时期，隔几年一次的重大纪念活动，如纪念抗战胜利５０周年、庆祝建国５０周年等，为红色旅游注入了排浪式发展的强大动力；以国家宣传机构为主导，各种媒体以很大的提前量、大规模的宣传报道，形成了对革命圣地、纪念地、参观点的空前宣传；政府财政拨款对革命文物、遗址的投资维修，对革命圣地和纪念地交通条件、城市环境的大规模投资改造，使红色旅游的基础设施和接待条件有了很大改善；在革命圣地和纪念地举办的纪念活动、文艺演出，以及各部门组织的参观学习，形成了创历史纪录的参观接待高峰，滚滚不尽的客源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红色旅游”的口号和称谓就此产生。这一时期，红色旅游明显登上了新的台阶，当地政府也看到了其发展潜力，坚定和增强了加快发展旅游业的决心和信心。

（四）红色旅游的市场化发展阶段 进入21世纪，受人均GDP突破800美元、黄金周等因素的影响，大众旅游和假日旅游蓬勃发展，带火了不少旅游温冷地带，促红了很多个性化旅游产品，红色旅游也明显受益。这说明，除了在革命纪念日“走红”以外，红色旅游平时也有它的市场和发展空间，很多地方把红色旅游列为当地重要的旅游资源，作为推动旅游经济加快发展的一大优势。例如，井冈山在研究当地旅游业定位和形象时，就提出“一红一绿”的战略发展思路，红就是红色旅游，绿就是秀美山水和绿色生态。延安、遵义、西柏坡等地也把红色旅游资源作为当地旅游发展的最大优势和特色。2001年，一些革命圣地、纪念地发起成立了区域性的红色旅游协作组织，2002年，在浙江嘉兴召开了红色旅游产品推介会、红色旅游论坛，这说明红色旅游已被纳入了旅游发展的范畴，也和其他旅游产品一样，正在按照旅游经济发展的规律办事，实现了从事业接待向旅游接待的跨越。当然，对于相当一部分革命纪念地来说，由于带有明显的公益性、社会性、政治性，不可能对所有人员都实行旅游接待，在特定的时段，一定的人群仍然实行政治接待，但是从主体的、常规的经营方式来讲，已跟以前有了很大不同，更多地带有旅游接待的特点，成为旅游产品、旅游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现在尚未建立针对红色旅游接待和经营的专项统计体系，加上我国的革命纪念地、参观点、遗址遗迹众多，革命历史文物划分为若干等级，截至目前，对于红色旅游的接待单位、接待人数、接待收入没有一项确切的数字；估计以发展红色旅游为特色的城市有几十个，各类红色旅游接待点数以万计；每个红色旅游接待点接待规模差距较大，小的数以千人计，中型的数以万计，大型的几乎就是一个旅游城市（如延安、井冈山）全部的接待人数，如果遇到大的纪念周年，接待人数可能要达到数百万人，经济效益也是非常可观的。因此，对于红色旅游产品是不宜低估的，何况还有更宝贵的政治和社会效益。

二、红色旅游的主要特征

红色旅游最基本的特征是所依托的旅游资源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在崛起和发展的过程中与革命传统教育密不可分，但同时也是旅游产品的一种类型，它的健康发展必须遵循旅游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

（一）红色旅游是受党政部门鼓励和扶持的

革命圣地和纪念地本身都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凝结了无数革命先烈的理想和事迹，代表了先进文化发展的方向，是可以深入发掘的宝贵精神财富，对于讴歌党的光辉历程、弘扬中华民族的精神具有重要意义。这是一般旅游产品所不具备的一个明显特点。正是由于它担负着大量思想教育的任务，才能享受政府专门的拨款，定期进行维护、维修；新闻媒体的义务宣传报道，也有助于塑造较好的旅游整体形象；有关部门组织的参观学习活动，可以保证起码的客流量。这是一般旅游景点所不具有的一些优势。最近，国家旅游局提出的发展红色旅游的工作思路，得到了发展计划部门的财力支持，得到了宣传部门的舆论扶持。可以相信，通过鼓励和扶持红色旅游资源的开发，既可弘扬革命传统和革命精神，又能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致富百姓，造福一方，反过来也可以说明精神文明对物质文明的巨大促进作用。

（二）红色旅游的吸引力有一定限定条件

红色旅游的吸引物主要是革命战争时期遗存的文物和旧址，以房舍、器械、用具、陵园和遗迹等为主，虽然史料价值很高，也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凭借，有的堪称全国第一或唯一，但由于当时斗争的艰苦卓绝、革命者生活的艰苦朴素，遗留下来的文物古迹一般比较简陋，就其外观来说与故宫、秦皇兵马俑、乐山大佛等文物古迹相比，可展现、可参观、可吸引的内容有较大差距。对于一般旅游者来说，影响其选择旅游目的地的因素是多元化的，有接受教育、陶冶情操的因素，有娱乐身心、放松自我的因素，也有求新、求异、求乐的因素，还有交通距离远近、旅游花费多少的因素。这些红色旅游的景点一般都处在交通比较偏远、经济比较落后、服务接待设施不大配套的地区，对于不少旅游者来说，尤其是在纪念日前后的一段时间，确实存在进出困难、居住条件差的问题。在红色旅游与其他旅游产品的市场竞争中，到哪儿旅游完全是由旅游者自由和自主作出的，因此，红色旅游虽然有党政部门的大力支持，但并不一定表现出绝对性的优势，这是应清醒面对的现实。当然，红色旅游依托的旅游资源是最近几十年的历史，与一般的历史文物古迹有所不同，它与今天的现实生活一脉相承、息息相关，绝大多数中老年国内旅游者都了解一些那个时期的历史，容易从中找到共鸣和呼应，这是红色旅游发展的有利因素，可以借机多做文章，以更好地吸引旅游者。

（三）红色旅游深度和规模开发面临的困难

把革命纪念地、革命圣地、革命参观点纳入旅游的范畴来发展，就决定了红色旅游的发展需要按旅游经济规律办事。这其中虽有党政部门的扶持和导向，但毕竟跟组织参观、单纯的革命传统教育有明显的区别，它虽然包括有组织的参观学习，但更重要的是通过自身的吸引力，吸引大众旅游者自觉地前往旅游，在旅游的过程中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除了极少数规模较大、革命传统文化积淀较厚的以外，绝大多数红色旅游吸引物都是以零散的、单体的遗址、故居、纪念碑、陵墓、纪念馆的形式出现，所反映的革命文化的内涵也是片段的、单一的，很难开发出成规模的、有深度、有连续性的旅游产品；由于它所具有的政治色彩，展示、讲解及关联性产品的开发有很大的局限性，不能像其它产品那样容易地体现出参与性、娱乐性；现在的年轻人由于平日所受革命传统教育较少，与中老年人相比对中国革命史缺乏必要的了解，因此对红色旅游缺乏应有的共鸣和向往，这是研究客源层次时应予注意的。

（四）红色旅游以观光产品为主体

从各地开发的红色旅游产品来看，虽然有体验式的特种旅游产品，如“重走长征路”等，但绝大多数都是观光式的，例如，“战地重游”、“英雄城市游”、“伟人故里游”等，至于参观一个纪念碑、纪念馆、故居会址等，就更是如此了。除非是井冈山、延安这样的革命圣地，这种奔走式的游览方式，旅游者一般难以停留很长时间，一般的参观点也就是半小时或一两个小时；加上近年来各地交通条件有所改善，旅游的可进入性明显提高，也缩短了旅游者的停留时间；另外，革命圣地和纪念地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带有明显的社会公益性质，很多地方是免收门票，即使收费也定价不高。上述因素决定了红色旅游的收入水平不会太高。

（五）红色旅游的客源消长有明显的规律性

政治性因素和市场化因素对红色旅游的客源变化影响明显，一般时段主要受市场因素调节，例如，宣传促销的因素、旅游淡旺季的影响，而有较大纪念活动的时段主要受政治因素影响，因此，旅游客源呈现出波浪式的起伏运动，整体状态有一定的规律性，也是可以预见的。一般５年一个小高潮，10年一个中高潮，50和100周年的纪念活动就是大高潮。在一年之中，接待高潮则主要集中在三个黄金周和纪念日前后。把握这一规律，有助于做好平时工作，提高高峰时段的接待容量和接待质量，延长旅游高峰时段。

三、加快红色旅游发展的几项建议

当前，中央领导批示加快红色旅游发展，并责成中宣部、国家发改委、国家旅游局共同研究推动红色旅游的发展，为中国红色旅游产品的开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机遇。红色旅游产品的开发涉及许多问题，有对旅游市场运行规律的把握，也有自身体制改革方面的问题，抓好红色旅游应注意以下方面的问题。

（一）加快由事业接待型向旅游产业型转变

由于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公益性等方面的原因，红色旅游场所不同程度地存在旅游管理机构、运作机构体制不顺的问题，表现为旅游产业仍不同程度地带有事业接待型特点，或政企不分，或企事不分。这种管理体制、运营方式，是由其特殊的政治功能所决定的，也是历史长期发展形成的。从表面上看保持这种体制是工作性质使然，也似乎比一般文物类旅游点、文化类旅游点要有层次，实际上有了这个“事业接待”的招牌，可以得到一般旅游点所没有的各种“实惠”，例如，政府拨款的维护、人员工资的包干、党政部门的宣传与组织客源等等。但是，如不实行管理与接待的分工、事业接待与旅游经营的分家，红色旅游的发展也就不能与市场经济接轨，跟不上全国旅游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从中国旅游发展的整体来看，后来的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改革开放之初所经历的由事业接待型向创汇产业型的转变。对于红色旅游来说，固然有其特殊性，但既然要列为众多旅游产品之一，就应尊重和遵循旅游经济发展规律。当然，这并不是说就要全盘取消“政治接待”、“事业接待”、教育基地的功能，而是要在运作方式上实行适当的分离，起码管理部门与接待机构要分离、政治接待与旅游接待要分离。这就如同普通旅游景点要承担一定的公务接待一样，并不能因此而影响其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运作经营。

（二）根据市场需求树立当地旅游形象

旅游经济是最需要讲求市场经济规则的。一个地方的旅游要保持对客源的充分吸引，关键是有适应市场需求的旅游产品；旅游产品的对外宣传，很大程度上要借助地区的旅游形象。旅游形象是对一个地区主要旅游产品的高度概括、提炼和抽象，必须遵循市场需求的导向原则，而不能有什么产品就打什么招牌。因此，红色旅游在当地旅游资源中占什么位置，应在通盘考虑的基础上，给予实事求是的认识和评价，如井冈山、延安等红色旅游资源密集、丰富、成片的地区，可以把红色旅游作为旅游主打形象。但那些红色旅游资源相对零星、单一，只有区域性影响的地方，就不一定要把红色旅游作为当地旅游的“主打”形象，而要考虑当地什么旅游资源最富吸引力、最适应旅游消费市场的需求。如果当地没有拳头性的旅游产品，就应在更大的地域范围寻求依托，将红色旅游的宣传促销纳入其中，而不是一味坚持独树一帜、唯我独尊，因为产品的吸引力是由游客自己来评判的，而不单纯是报刊媒体的舆论评判与引导。

（三）加强探索红色旅游促销的路子

红色旅游的宣传促销有一些有利条件，关键是找好依托、抓住机遇、顺势而动；要从实际情况出发，客观评价资源品味和吸引力，有的红色旅游产品是全国性的，有的只是区域性的，片面夸大它的影响力也是不现实的；特别是在作为一个旅游产品向外推广时，除了考虑纪念日前后有组织的客源层，还要考虑平日普通的旅游者，需要对主要客源市场进行广泛深度的开发。要发挥革命圣地、纪念地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优势，借助宣传、新闻、文化等部门的力量，宣传红色旅游目的地的整体形象；要抓住每年纪念日前夕开展纪念或庆祝活动的机会，通过邀请记者采访、媒体宣传、举办文艺活动等，推销红色旅游产品；要加强对特定客源层的研究，开发适销对路的红色旅游产品，有重点地吸引研究那段历史的人员、老年群体、大中小学生，保证日常客流量；要加强对旅游消费市场需求趋势的研究，把红色旅游与其他旅游产品有机结合起来，增强市场竞争力和产品销售量。

（四）深入挖掘和丰富红色旅游产品的内涵

为增强红色旅游的吸引力，应在传统的参观教育活动基础上，努力体现红色旅游的“旅游”特色和旅游接待的专业化水平。要逐步改善和提高展馆档次，改变简单的图片展示和橱窗式的文物陈列，使表现手段更加科学化、现代化，如可采用声光电结合的半景画、全景画等；要注意历史与现实的结合，除了组织对实物、遗址的参观外，也可以安排定时的影视、歌舞专场；要考虑适当增加参与性内容，策划当年革命者工作、战斗、生活、劳动的场景，吸引旅游者参与和体验；在导游讲解方面，除注意历史事实的准确性和真实性以外，还应尽量丰富解说内容，寓教于乐，使旅游者有多方面的收获。

（五）提高红色旅游接待的软硬件水平

一般来说，革命圣地、纪念地、参观点由于有政府拨款的扶持，基础设施、接待条件在同一地区中属于比较好的，但由于很多单位属于差额拨款，或者是自负盈亏，建设与维护资金仍明显不足，加上受传统的建设、展示观念的影响，除了展示物本身的保护、维护以外，其他配套设施、服务条件都比较缺乏或档次不高。在这一方面，不仅与发达国家的一些纪念地相比，显得展示场馆简陋拥挤、展示手段落后、配套服务条件较差，即使与国内较高档次的旅游景区（点）相比，也普遍存在接待设施档次不高或配套不够的问题，给人的感觉是这些参观点似乎就应不讲究接待档次和水平。实际上这是一种思维的误区，如果这些地方有较高档次或水准的停车场、旅游厕所、景点指示牌、游客中心、旅游商亭，则可更好地衬托出昔日革命先辈的艰苦奋斗和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因此，红色旅游的景点应该加强接待服务的硬件建设，除了保持和强调讲解的准确、严肃、认真外，接待服务的其他方面也要提高水平，也要加强对员工队伍服务素质的培训。

（六）努力增加红色旅游的收入产出水平

提高红色旅游的产出水平，除维持较充足的客源以外，关键是走集约化的旅游发展路子，大力发展红色旅游系列的旅游餐饮、旅游商品和旅游娱乐，为旅游者开辟广阔的消费空间。其中，最根本的是突出革命特色、传统特色和地方特色，这是强化市场竞争力、增强“卖点”的精髓。要加强特色旅游餐饮、食品系列的开发，例如，当年井冈山红军的红米饭、南瓜汤，延安八路军的餐饮，在引导旅游者全方位体验的过程中，也增加了旅游收入；要根据当地的条件，加强特色旅游商品的开发，如井冈山的土酒、茶叶、竹器制品，延安的大红枣、农民画，研究制作多种类的音像制品和图书；要根据当地历史题材和民间歌舞题材，创作、演出一些剧目、歌舞，放映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发展有特色的旅游娱乐活动。这样既有利于深化红色旅游的产品开发，延长游客停留时间，也有利于大幅度增加旅游收入，带动地方经济发展，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增加社会就业。

（七）搞好与其他旅游产品的线路组合

除了为数不多的革命圣地有大量的红色旅游产品，可以吸引旅游者停留较长时间以外，其他红色旅游产品则不具备这个优势。从旅游者选择出游的规律看，除了专门研究或组织参观以外，一般不可能游遍周围的红色旅游产品，而是选择最有吸引力的看点、最为便捷的旅游线路。因此，把辖区内的红色旅游产品编成一条线路，只适于特殊时段、个别群体，而对于大多数旅游者、平常多数时候则是不适宜的，这是发展红色旅游应注意的一个问题。为了切实促进红色旅游的发展，必须认真研究在线路上相互关联的一些旅游产品，而不要拘泥于纯粹的“红色系列”，要通过发掘、利用多样化的旅游资源，包括观光的、度假的、休闲的、专项的旅游产品，组成对旅游者有吸引力的旅游线路，将红色旅游产品融入这些产品序列之中，不但不会降低红色旅游产品的影响，反而会充分挖掘和发挥红色旅游产品的作用。

中国拥有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也有较好的发展基础和条件，在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的重视和推动下，红色旅游一定能够在提升档次和水平的基础上加快发展，不仅可进一步丰富和充实中国旅游产品的结构，也一定能更好地发挥政治思想、革命传统、爱国主义教育的作用，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双丰收。

一、主题策划

不能单纯为红色旅游发展红色旅游，更不能把红色旅游从整个旅游业中孤立出来，还是要立足旅游业的全局，按照旅游业的发展规律发展红色旅游。

1、红色与绿色(生态旅游)相映

红绿相映，凸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主题；好花还需绿叶配，如果撇开旅游本身休闲的规律，只谈红色的教育意义，这个产品本身就是不完善的，市场号召力也有局限性。

把小寨村对面的老园山纳入旅游区，以老园山的特色自然景观策划绿色生态旅游项目，就使整个项目的产品，形成勒一个满足游客需要的综合系统构架，使旅游吸引力达到最大化水平。

2、红色与彩色(民族风情)互动

多数红色景点所处的地区也是少数民族的聚居区，以民族风情丰富旅游产品的内涵，增强市场吸引力。

民族风情旅游是指以民族风俗文化为载体开展的系列旅游活动，开展民族文化旅游在创造经济效益的同时又可以展示、宣传多彩的民族文化，实现文化与经济的良性互动。

民族文化涵盖的内容广博而庞杂，包括有民族聚居地、民族歌舞、民族民间工艺美术、民族饮食业、民族影视艺术等形式。

少数民族聚居区经济的不发达，并不意味着文化资源的匮乏，相反很多地区拥有富集的中国传统文化，发展民族风情旅游对红色旅游的意义在于，民族风情旅游所吸引的旅游市场范围是很广阔的，而民族旅游和红色旅游在空间上的重叠，也为红色旅游增加了内容和魅力。、红色与古色(历史文化旅游)融会

红色景区本身就具有其历史意义，但是结合中华民族五千年来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内涵，能更突出新中国的历史必然性，增强国民的民族自豪感及赢得外来文化的尊重。

没有足够的文化底蕴和内涵的历史文化旅游项目，是不足以吸引旅游者、不能获得预期经济效益的。历史文化资源考究、发掘工作具有相当的专业性、复杂性和长期性，这使得历史文化吸引物在空间上和时间上都具有分散性的特点，也决定了它作为一个整体旅游产品来说，不易提炼出鲜明的旅游形象，因此，通过专业的旅游策划，对旅游产品进行精心包装，使之有一个统一的宣传口径，将极大的促进市场的开发。

做好历史文化旅游的四大要点：

1.对历史文化吸引物的开发、管理、筹资与营销应该专业化；

2.防止文化吸引物供应过剩，建立文化产业内部合作的机制，避开主要竞争对手的锋芒，挖掘自身独特的优势； 3.广泛运用网络、信息、虚拟、多媒体等高新技术； 4.不断采取新的手段来适应游客体验不断变化的特点。红色景区本身就具有其特定的历史意义，但是如果和中华民族五千年来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内涵结合好，更能突出新中国成立的历史必然性，增强国民的民族自豪感以及赢得外来文化的尊重。

红色旅游与古色旅游的结合有两种形式。其一，复合型。比如北京郊区的卢沟桥，本身是红色事件的发生地，同时又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是古燕京八景之一，这个就可以作为一个点来开发；其二，综合型。以南昌为例，既有八一南昌起义的纪念地，也有四大名阁之一的滕王阁，但两者的空间点并不重合，开发的思路就可以用一条线的方式。要根据具体情况制定不同的规划方案。

4、红色与时尚(自驾车)结盟

自驾车运动是近期国内兴起的一项有挑战性的时尚运动，自驾车的车主多为城市中高收入者，向往田野，向往自由，是一群有爱心和不畏艰苦的性情中人，自驾车到老区去，不仅有风景，也收获了给予的快乐，这是一个有潜力的市场。

自驾车旅游在中国目前的发展状况仍然是一个特种旅游的范畴，它的市场群体更多的是一些喜爱探险、崇尚自然的人。而大多数红色旅游景区所处的地区基本处于一种原始的未开发状态，很少受到外来者的“干扰”，这种气氛正契合了自驾车旅游者寻求僻静和开拓新旅游点的心理。

怎样策划一些适合自驾车旅游者的红色产品？ 怎样配套一些适应自驾车旅游者特殊需求的基础设施？ 如何针对这个细分市场开展营销工作？

5、红色向质朴(乡村旅游)回归

乡村旅游的休闲性是很多城市居民向往的感觉，让孩子体会乡村的味道也是很多城市父母的愿望。老区的乡村比起商业化的城市郊区型乡村来说，更具有原汁原味的滋味。

二、影响城市历史文化景点商业开发的主要因素

1、游客来源因素

影响要素 游憩方式 季节性 游玩时间 游玩频率 个人消费额 景点内商业业态 周边商业业态 对周边地价的带动 本地游客 休闲、娱乐 较弱，收益稳定 较灵活 较高

较低、主要集中于餐饮休闲 小型、经济型餐饮休闲为主 餐饮休闲为主的城市型商业业态 相对较弱

外地游客 参观、考察、朝圣 较强 较固定、较短 低

较高、主要集中于门票和纪念品 纪念品零售为主 住宿、休闲、娱乐为主 相对较强

3、景点的历史文化因素

影响要素 游玩时间 游玩频率 个人消费额 景点内商业业态 周边商业业态 对周边地价带动 历史文化遗存类 较短 较低

门票消费以外较低 较单一

主题性较强，种类较单一 较强

民风民俗类 较长 较高

门票消费以外较高 丰富

参与性较强，种类丰富 强

宗教类 较长

较高，特别是本地游客 门票消费以外较高 较丰富

主题性强，种类单一 较弱

第五篇：浅谈我国干旱特征问题与对策

浅谈我国干旱特征问题与对策

摘要：本文通过对我国干旱历史记录的分析，简单叙述了我国干旱分布时空上不均的特征，分析了产生干旱的各种原因，针对原因提出相应的管理对策。

关键词：干旱特征；管理对策

干旱是指水分的收支或供求不平衡而形成的水分短缺现象。干旱一词在气象学上有两种含义：一是干旱气候，另一是干旱灾害。这里所指的是因某一具体时段降水量比多年平均显著偏少而发生的灾害。

干旱是我国最常见、对农业生产影响最大的气候灾害，干旱受灾面积占农作物总受灾面积的一半以上。近百年来我国相继出现了1900年，1928年～1929年，1934年，1956年～1961年，1972年，1978年和1999年～2001年等大旱年。1959年～1961年三年连旱，灾害影响10～15省（区、市），平均受旱面积3659万公顷，成灾1533万公顷，减产粮食611.5亿kg。

干旱给国家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的损失越来越大，严重影响社会公共安全、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的生存环境。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干旱造成的损失绝对值呈明显增大的趋势。2000年，我国出现全国性干旱，尤其是长江以北地区2～7月的春夏大旱，受旱范围广、持续时间长、旱情严重，华北、西北东部旱期长达半年之久，全国受旱面积高达4054万公顷，为建国以来之最，其中绝收800万公顷，因旱灾损失粮食近600亿kg，经济作物损失510亿元，其影响超过了1959～1961年3年自然灾害。

干旱不仅直接影响农业粮食生产，因干旱缺水、缺电，造成工矿、企业减产或停产，直接影响工业产值；干旱造成牧区牧草产量和质量降低，牲畜饮水困难，严重影响着牲畜的正常生长。因缺水、缺草造成牲畜被大量淘汰甚至死亡，使牧业生产需要经过长时间甚至几年才得以恢复。据有关部门调查分析，1949-1990年，全国农业、工业和牧业因旱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按1990年不变价格为8571亿元，年均204亿元，损失是严重的。除直接经济损失外，干旱灾害对农业、工业、建筑业、邮电业、商业所造成的间接经济损失为35798亿元，年均852.3亿元。干旱尤其是连年干旱，水资源匮乏，工业生产和生活用水严重不足，导致生态环境恶化，土地沙化、盐碱化，进一步导致沙尘暴活动加剧，森林覆盖率持续降低、草原退化日趋严重等。由于水资源缺乏，过量开采地下水，还导致地面沉降。

一、我国干旱分布特征（时间和空间分布）

干旱在我国一年四季均有可能发生。春旱主要发生在黄淮流域及其以北地区，华北地区发生春旱的几率在70%左右，有“十年九春旱”之说。有的年份春旱可持续到6，7月份，形成春夏连旱，对农业生产影响严重，如1962，1972，1997年等。特别是1965年春夏秋三季连旱，对农业生产影响更为严重。

夏旱通常分为初夏旱和伏旱。初夏旱多发生在北方。伏旱是盛夏“三伏”期间的干旱，多发生在秦岭、淮河以南到华南北部地区，以长江中下游多见。当旱情持续到9，10月或11月，即出现夏秋连旱时危害才比较重。秋旱多发生在华中、华南地区，对南方晚稻生长影响较大。北方秋旱对作物影响较小，但会对冬小麦播种、出苗不利。

冬旱主要发生在华南和西南东部地区。因为这里冬季仍有作物生长，需水较多，如遇少雨年就会发生冬旱。有的年份干旱持续时间长，冬旱可持续至第二年初春，如1998年11月至1999年4月、2004年10月至2005年4月华南部分地区发生了持续秋冬春三季的连旱。西南地区冬春发生连旱时亦可持续4～5个月，有时也发生秋、冬、春三季的连旱。如1959年11月至1960年5月持续了7个月。

1、我国的五个干旱中心

我国各地均可发生干旱，但发生频率和程度不同。由近50年资料统计表明，我国有五个明显的干旱中心：

（1）东北地区本区西部的白城、哲里木盟、赤峰为比较严重的重旱地区。兴安盟、呼伦贝尔盟、朝阳和齐齐哈尔为重旱区。佳木斯、吉林和辽宁的中部以及沿海的大连地区为中等干旱区，其它为轻旱区。

（2）黄淮海地区河北北部、山西北部和沿黄地区以及山东的泰安、临沂、烟台、威海为本区的重旱区。郑州、石家庄、枣庄以及淮南市地等地区为轻旱区，其余均为中旱区。中旱区中偏重的有山东半岛的潍坊、青岛，淮河流域的徐州、阜阳、周口，海河流域的廊房、沧州、衡水、安阳、新乡、邢台、晋中等地区。

（3）西北地区陕北的定边和内蒙古的东胜、乌审旗为极旱区。陕西的榆林、延安、渭南和甘肃的白银、庆阳以及青海的海东地区为重旱区。以黄河为水源的宁夏、内蒙河套灌区，灌溉保证率高，属微旱地区，以泾渭渠灌区为水源的西安则属轻旱区，其它地区属中旱区，其中中旱偏重的有兰州、宝鸡。

（4）长江中下游及浙闽地区上海、江苏的苏锡常和扬州，浙江的杭嘉湖和绍兴地区，位于平原水网区，灌溉条件好，属微旱区。其余地区为轻旱区或中旱区，其中中旱偏重的有鄂北和湘南等部分地区。

（5）华南、西南地区西南地区除四川和云南部分地区为重旱区外，多为轻旱和中旱区，其中中旱偏重的有云南北部、云贵川接壤地带、黔中和黔东北等部分地区。华南多为轻旱和中旱区，其中广西西部、广东沿海和海南西部为中旱偏重的地区。

2、1997年我国长江以北地区发近10多年重旱个例

1992年黄淮海严重夏旱。1992年5月中旬至7月上旬，黄淮海地区持续少雨，总降水量只有20～50mm，比常年同期偏少5～8成。黄河和淮河下游的部分河段一度断流。山东、河南、河北、山西、江苏北部、安徽北部等地发生较重夏旱，受旱面积达1300多万公顷。

1994年江淮及四川盆地严重伏旱。1994年江淮地区6月下旬至8月中旬降水量只有100～200mm，四川盆地大部及陕南、关中、陇东、陇南等地7月中旬至8月中旬降水量仅50～100mm，均比常年同期偏少5～8成，发生不同程度的伏旱。其中，安徽、江苏两省的伏旱是建国以来最重的，陕西、四川、河南等省的伏旱也是严重的年份之一。

1997年北方地区严重夏旱。1997年夏季北方大部出现持续少雨高温天气，降水量一般为150～300mm，偏少2～4成，其中华北、西北的部分地区偏少达5～7成，受旱面积达2000多万公顷，其中重旱900多万公顷，发生了建国以来少见的严重夏旱。

2000年北方大范围春夏干旱。2000年2～7月，长江以北大部地区降水比常年同期明显偏少，加之气温比同期偏高，风沙天气频繁，导致大范围的春旱发生。入夏后，华北大部、西北东部等地仍然少雨，加上持续高温，出现春夏连旱。受旱范围广、旱情严重的有东北三省、内蒙、晋、冀、津、鲁、甘、陕、皖、鄂、等省市区。这一年全国受旱面积高达4054万公顷，为建国以来之最。

2001年北方春夏干旱。2001年2月至6月上旬，长江以北大部地区降水异常偏少，气温普遍偏高，蒸发量大，发生了大范围持续性干旱，其中晋、鲁、豫、辽、冀等省的旱情尤为严重。这是北方地区继1997，1999，2000年少雨大旱之后，又一次发生大范围严重干旱。

2004年华南和长江中下游大范围严重秋旱。2004年入秋以后，南方大部降水持续偏少，9～10月两广、海南、湘、赣、皖、苏7省（区）平均降水量仅有98mm，为1951年以来历史同期最小值。11月初，旱区扩展至几乎整个长江中下游和华南地区，其中两广大部、海南、福建西南部、湖南南部、湖北东部、江西大部、苏皖中南部、浙江北部等地达到重旱标准，部分地区达到特重旱标准。

二、干旱所产生的原因及出现的不利问题

1、干旱所产生的原因我国降水量时空分布不均，年内、年际变化大，水土资源组合不平衡，是造成农业干旱及其灾害的主要原因，也是造成城市缺水、农村人畜饮水困难和牧区干旱的重要条件。还有以下几个重要原因：

（1）粮食单产、总产水平提高。1949年全国粮食总产1132亿kg，1996年达9800亿kg；全国粮食平均亩产1949年77kg，到1996年已提高为619kg。农作物亩产和总产大幅度提高，需水量相应增加，一般是1t水生产1kg粮食。

（2）农业种植结构调整。北方地区以种植玉米、高梁等作物为主，随着农业结构的调整，冬小麦、水稻播种面积增多而降水稀少，远不能满足作物正常生长用水需要，灌溉用水增加。我国南方的部分地区70年代以后发展为一旱一水或双季水稻，需水量大幅度增加。经济作物产值高，需水量也大，供水可靠性要求也高，在一定的农业供水条件下，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供水再分配的结果，粮田抗旱能力有所削弱。

（3）复种指数提高。全国耕地复种指数解放初为1.27，到2006年增至1.832。复种指数提高的结果，造成农业用水更加集中，单位面积需水量增加。

（4）工业和城市生活用水增加

随着工业总产值的增长，工业用水量由1949年的24亿m3到2006年的1591亿m3；1949年全国城镇人口5765万人，城市生活总用水量约6.3亿m3，2006年全国城镇人口已达5.5亿，年总用水量93亿m3。如北京市1962年人均日用水94L，总用水1.05亿m3，2006年人均日用水达267L，总用水2.2亿m3。由于工业和城镇生活用水保证率高于农业，发生干旱时要优先予以考虑，必然要挤占大量的农用水源，造成农业灌溉水量不足，加重干旱对农业的影响。另外，不合理地毁林开荒，破坏自然植被或陡坡垦植，造成水土流失；耕作方式不当，大量施用化肥，农家有机肥越用越少，使土壤结构恶化，蓄水保墒能力衰退；水资源污染日趋严重等等。这些人为因素都加重了干旱灾害的威胁。

2、存在的一些对抗旱不利的问题

（1）水资源不足与严重浪费现象并存，水利工程老化失修，灌溉设施不足，不配套。以引黄灌区来说，黄河流域水资源十分紧缺，然而宁蒙灌区亩均用水量都在1000m3以上，既使饱受黄河断流之苦的豫、鲁两省引黄灌区也是有水时大水漫灌，无水时望河兴叹。其它地区浪费水的现象也很普遍，既便搞了地下管道和防渗沟垅的地方，到田间也是大水漫灌。目前全国有一半以上的耕地没有水利设施，农业生产受制于天。现有的水利设施80％是70年代以前修建的，经多年运行老化失修相当严重，再加上设施不配套，灌溉保证率也不高。

（2）人为污染加剧了水危机，干部百姓对抗旱漠不关心。水利部门近年对全国约700条大中河流近10万kg的河长进行水质检测，其结果是近1/2的河段受到污染，1/10的河段被严重污染，河水已失去使用价值。一些地方干部对抗旱工作重视不够，对旱灾的严重性估计不足，靠天等雨，麻痹侥幸心理严重，抗旱措施不力，工作不到位，地方落实国家粮食收购政策不到位，农民卖粮难，粮价下跌，农民增产难增收，挫伤抗旱积极性。

（3）重视“抗”，忽视“防”；重视工程措施，忽视非工程措施。这些弊端难以做到以最小的投入取得最大的抗旱减灾效果，难以发挥工程设施的最大抗旱效益。目前我国大多数地区都是遇到旱情，临时组织发动，临时采取措施，这样常常会导致抗旱决策缺乏周密计划和全面考虑，达不到抗旱工作的最优目标。全国旱情监测系统建设严重滞后，判断旱情主要还是凭经验，难以对旱情发展趋势进行科学的分析和预测，抗旱减灾行动存在一定程度的盲目性。

（4）重视行政手段，忽视经济、法律、科技手段，重视经济效益，忽视生态效益，这些弊端难以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因此，迫切需要推动抗旱工作以行政手段为主向行政、法律、经济、科技等手段综合运用转变。在抗旱工作中往往只关注经济效益而忽视生态效益，只考虑满足工农业生产和生活用水的需要，没有考虑生态环境用水的需要。由于挤占生态环

境用水，造成河网枯竭、湿地消失，地下水位下降、地面沉陷、海水倒灌，土地沙化、自然植被退化，致使生态环境趋于恶化，经济社会发展受到生态环境的严重制约，在一些地区甚至危及到人的生存。

三、针对存在的不利问题提出解决办法

解决干旱缺水的基本方针应当是：“全面节流、适当开源、加强保护、强化管理”。具体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加强全民水危机意识的教育，牢固树立长期抗旱思想，把节水作为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建立节水型农业、工业和社会。全社会的每个人都树立起强烈的水危机意识，彻底改变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传统观念。把保护水资源、合理开发利用水资源提到重要议事日程，这是做好抗旱减灾工作的基本前提。

2、加强水源工程建设，大力推广旱作农业技术，提高抗旱工作的科技含量。要因地制宜加强抗旱水源工程建设。像西北地区搞雨水集流和窖灌工程，西南山区修建蓄水塘坝，黄淮海地区和东北平原地区发展井灌及平原水库等小型水利工程。深耕轮作、耙磨保墒、秸杆还田、地膜覆盖、增施有机肥等旱作农业技术；积极推广使用“旱地龙”等抗旱剂、种子包衣，以及其它一些生物和化学抗旱措施。

3、推行抗旱预案制度，建立抗旱信息系统和抗旱物资储备制度，提高对干旱灾害的应急响应能力。加快建立面向全国的抗旱信息系统，形成由中央、省、市、县组成的抗旱信息管理网络，集旱情监测、传输、分析和决策支持于一体，涵盖水情、雨情、工情变化的各种相关因素，能及时准确的旱情和抗旱信息，准确评价干旱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建立抗旱物资贮备制度可以克服抗旱经费下拨过程缓慢和被挪用等弊端，满足了“一旦需要，随时调用”的抗旱工作要求。

4、加快抗旱立法工作，依法规范抗旱行为；探索旱灾保险机制，保障农业持续稳定发展。近几年的抗旱实践表明，单纯依靠行政手段解决水量分配、规范用水秩序、经济补偿等各种水事问题难度越来越大，已经很难满足抗旱工作需要，迫切需要将这些矛盾纳入法制轨道来调节，使抗旱工作更为规范和高效；个体农民自身抗灾能力极其有限，应对干旱风险，迫切需要将市场经济体制和机制引入到抗旱减灾领域，建立旱灾保险等风险转移机制，有利于分担各级政府财政压力，也可在分散和转移旱灾风险。

今后一个时期，我们都要把抗旱服务组织建设作为促进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措施，重点从两个方面继续加强抗旱服务组织建设：

1、着力建立完善抗旱服务网络。在国家抗旱经费投入有限的情况下，充分发挥各级抗旱服务组织的协调作用，积极鼓励个体农户投资购置抗旱机具，并将这些具有一定抗旱能力的个体农户联合起来，按照平等、互助、互利、自愿的原则，组建不同形式的抗旱协作组织，使全社会的各种抗旱资源到最优配置。

2、全面提高抗旱服务质量，全力拓宽抗旱服务领域。各级抗旱服务组织要积极引进和推广先进抗旱新技术、新成果，同时通过技术咨询、技术培训、技术服务，将更多科技含量高的抗旱技术带给农户，承担引导农民开展科技抗旱的重任，实现抗旱与扶贫相结合，千方百计保障农民在面临干旱风险时获得高效益；快速发展抗旱主业的同时，还要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抗旱示范园区建设、节水灌溉和人畜饮水解困工程施工、农田整治等，通过发挥自身技术、设备、资源优势，实现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这是抗旱服务组织发展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