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平：农民贫困的原因

第一篇：李昌平：农民贫困的原因

李昌平：农民贫困的原因

近段时期，我主要是在云南、贵州等地的国家级贫困县走动。走了一些穷地方，发现贫困的原因并不那样简单：贫困就是因为农民素质低、没文化、愚昧、自然环境条件差，等等。我们把贫困的原因归结到穷人本身，好象贫困与政府、制度、主流人群没有多大关系。不是的！在很大的程度上，贫困源於没有权利，源於主流社会设计的不合理制

度。

我先从一个故事开始。我到了贵州毕节地区的一个乡，全乡有14，000人，有锡矿、铅矿、煤矿，每天从这个乡运出去的矿值约40万元。开矿的是浙江、四川、云南的“大老板”，他们每年给乡政府提供的税收不足50万元，但来来往往的运矿车辆，每年损坏路面用以维修的资金不少於150万元。矿开了，资源没有了、环境破坏了，并且矿是有毒的，矿工没有任何劳动保护，每个劳工在矿只能工作3个月就不能再工作了，时间长了有生命危险。这样的劳动，每个矿工的工资不到300元/月。如果你到矿上看到那些矿工，你的第一感觉是矿工和牲口没多大的差别。不生活在那样的环境中的人是很难理解“宁可累死，不可饿死”的现实选择的。

说那个地方穷，每天却有那麽多财富源源不断的运出来。我算了一下，那个地方的人均ＧＤＰ超过了10，000元，但他们的人均纯收入不到700元。这是什麽ＧＤＰ？我取了一个名，叫垃圾ＧＤＰ。发展不是硬道理吗？开发了资源，资本家得到了财富，当地的人民分享了发展的什麽呢？不仅没有收益，而且还受害，房屋倒塌了，储藏红薯的地窖掉下去几十米，还有水库的水漏掉了，等等．．．．．．

第二个故事：我去云南的一个贫困县，那些原始森林是90年代以来砍伐的，砍树的时候没有任何补偿，因为主流社会的人说森林是国家的，砍伐森林自然不关当地人的事了。没有砍伐森林的时候，当地人主要以守猎为生，辅以简单的农作，生活还是比较舒坦的。树砍了之後，当地人不得不从守猎生活转向农耕生活，千辛万苦地造了梯田。

最近几年，主流社会要保护环境，防止水土流失，政府强制当地人退耕还林。森林砍了，没有补偿；辛辛苦苦开的梯田，一个文件下来，说补给你每年300斤粮食，给5～8年就了事，5～8年以後的日子怎麽过啊？我身临其境的时候，无比的羞愧，为我们主流社会的人满口的仁义道德羞愧。很多人讲保护动物的时候表现的无比善良和慈悲，而面对弱势的同胞却是如此的不道义！

当我走进贫困的深处面对贫困的时候，我实在没有理由指责在贫困中挣扎的人们，他们没有错！我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对贫困有了新的认识。

一、制度与贫困

至少有10几种主要的限制穷人权利、导致贫困的不合理制度，需要我们重新检讨：

◆第一，产权制度

上面的两个故事都与产权制度有关。国家一句话：矿产资源属於国有，这就割断了资源所在地人民与资源的联系。国有是谁有呢？谁有权审批矿产资源开发，谁就代表国家了。什麽人有权开发国家的矿产资源呢？制度规定只有资本家。当地人是国民，我们在制度中找不到国民的位置。有人会说，国民分享税收啊！谁代表国家徵税呢？当然是几个人的事。1吨煤35元～50元的税收，可是一车装10吨却只算5吨，白天运10车计税，晚上100车不计税；就是征了税，当地的老百姓又如何实现分享税收收益的权利呢？

如果说森林、矿产资源是国家的，穷人分享不到收益也就罢了，但本来是穷人的财产，“国家”也要占有。比如说，农民集资办起了电，产权属於谁？属於国家的电力总公司；农民集资修了学校，产权属於谁？属於代表国家的教育部门；农民集资办的厂，产权也属於国家；农民集资办起了电话，产权属於国家信息产业部；农民集资办的公路、桥梁、水利设施等等，产权都不属於农民。既然是农民集资办起来的，为什麽农民没有产权收益呢？如果把农民投资的电力、交通、能源、通讯等等基础设施，都让农民分享产权和收益，农民也不至於这麽苦、这麽穷。谁剥夺了穷人的产权？！

不仅如此，上个世纪80年代後期，国家鼓励农民办粮食加工厂，一个加工厂要投资几十万、几百万。到了90年代，国家一个文件下来，不允许农民经营粮食了，农民损失惨重！国家不承担任何责任；80年代政府鼓励农民贩猪、宰猪，90年代，要“定点屠宰”，农民办起来的生猪“一条龙”全垮了，谁也不赔啊；80年代後期，允许农民经营种子、农药、化肥，90年代，供销社重新专营，把农民害的可苦了。农民由此所负的债是一代人、两代人都还不清的。城的企业破产了就破产了，农民的企业被逼得破产了，钱还是要还的。农民怎麽不穷啊！

◆第二，财政制度

农村电、电话是农民自己集资建起来的，城电、电话是国家投资的，城人用的电和电话比乡村便宜；农村的学校是农民自己集资建的，农村老师的工资是农民自己开的。城市的学校是国家建的，城市老师的工资是国家财政开的；城市的公路是国家修的，一公里就是好几百万甚至千万，农村的公路主要是农民

自己修的，农民修了公路，国家去收费，路坏了之後又要农民自己修。农村几乎所有的基础设施建设都是农民自己集资的，当然国家也有财政支持，但那是杯水车薪。都是中国的公民，在占有财政资源方面，标准是不一样的。剑川县黑桃树乡大满山红的那个村子，农民自己集资来办电，一根电杆，从山下运到山上去，要用40个人抬两天，中途回不了家，还得在半山腰过一夜

。城的人什麽时候这样自力更生过啊！

◆第三，社会保障制度

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不覆盖农民的。这个极大的不平等说也是白说，不说也就罢了。可是，主流社会的人却破坏农民自己的保障制度。去年3月1日生效的《土地承包法》，规定土地承包30年、50年不变。假设我今年有15、6岁，过5、6年，要娶妻、生子，我这一家人一分地也没有，政府也不给我任何的补偿，社会保障制度也不包含我，我怎麽生存啊！生在农村，是一个农民，就应该天然的有拥有土地的权利，谁有权力剥夺人生存的权利？！每一部法律都不能违背《宪法》，《宪法》要保障人权，农民最基本的权利就是拥有土地，拥有生存的权利。站在城人的视角，《土地承包法》这是一部很好的法律，固化土地承包关系可以生产出更多、更廉价的农产品，供给城人消费。我们有没有考虑到、那些生活在贫困地区的农民、一旦失去土地，他们怎麽生活？我们为这些失去土地的人提供了什麽样的社会保障呢？

◆第四，金融制度

银行的银行叫中国人民银行，商业银行叫国有商业银行。城人可以用身分证贷款买房，乡下人不可以；城人可以用房作抵押贷款，农民的房子也是房子，为什麽不能用他们的房子、土地去抵押贷款呢？

农民也是国民，为什麽国家的银行不承认呢？农民的财富也是国民财富的一部分，也是人民币的基础，为什麽中国的银行不承认呢？如果我们农民的身分、农民的山、农民的地、农民的房，也能在银行抵押，那农村也不缺投资，农民也有钱发展。现在，农民贷款生产农产品供城市人享用，贷款也是那麽、那麽的难，利息还高於城几倍。

外国银行不下乡，中国的银行也进了城，国家又不允许乡村民间金融存在，难道农村指望太空人提供金融服务不成！

◆第五，税收制度

农民的人均收入是（每年）2000多块钱，不是可支配收入，这些收入中还含着种子、自己和牲口吃的粮食。国家按农户农产品产量的8．4来收取农业税，但如果把农民自己消费和投入生产的这一块除开，那肯定是20多或更高的税率了。再如果把粮食加工流通环节的税率考虑进去，农业的税率可能就在30以上了。一个农民1年的可支配收入就只有几百块钱，要交税；城人1个月有几百块钱的社会保障。城人做生意亏本，可以不做；农民种地亏本，可不可以不种？不种（的话）可不可以不纳税？不可以，不种地照样纳税。农业是最弱质的产业，农民是最弱势的群体，却面对最不优惠的税收政策。农民怎麽不贫困呢？

◆第六，资源的配置制度

就说说扶贫的资源配置制度吧。国家的扶贫资源是属於穷人的钱，这个资源是由谁来配置的？是干部来配置的。谁跑步“钱”进、谁跑的勤就给谁。跑到扶贫资源是要付成本的，资源通过一级一级的下拨是要雁过拔毛的。这些资源到了项目点、到了社区该怎麽使用，还是没有穷人的发言权，还是国家干部说了算。不少贫困地区搞工程招标，谁主持，是干部，谁有权参加投标，极少数有钱的人，穷人在哪呢？占99的穷人被排斥在外了。

我们在贵州大山扶贫，不到1万块钱可以修1公里5米宽的山路，而政府去做扶贫，修1公里同样的路要8～10万块钱。那我们怎麽配置资源呢？到村去跟老百姓谈，群众说要修路，我们问怎麽修，他们说只要乐施会提供炸药、铁锤、碎石机、碾压机、技术员就可以了，劳动力由他们自己组织。这样1公里路3，000～8，000元钱就够了。钱给他们，我们来做协作者，跟村民一起买炸药、机器，铁锤，风来、雨去，两年6万多块钱修了26公里路。26公里路要是政府修，至少要200多万。

如果法律制度来配置扶贫资源，肯定会比干部权力配置更有效力；如果资源到了社区，由老百姓主导资源的使用，就可以用很少的钱办很大的事，因为中国农村有的是过剩的劳动力。

有权力的人相信权力配置资源，有钱的人相信市场配置资源。其实，在解决贫困的问题上，权力配置资源不是最有效的，这个好理解；市场配置扶贫资源解决贫困问题也不是最有效的，这点很多人还没有认识。中国农村每天有3亿的劳动力在家打麻将，中国农村每天有大量的事情没人干，过剩的劳动力市场配置不起来。中国解决农村贫困的最大资源是农村劳动力，配置农村劳动力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靠农民自己的组织。只有民间组织把劳动力资源配置起来与其他资源相结合，资源的利用效率才能最大化。

我们这个国家，权力和市场配置财政资源，配置的结果，是绝大部分配置给了强势阶层。医疗资源80都在县以上；教育资源主要是配置在清华、北大这样的学校；基础设施建设主要配置在城市。在不少地方，扶贫资源和公共资源配置成了权力和权力、权力和资本的交易游戏。

◆第七，教育制度、医疗制度

这两个制度差不多，只说教育。人们似乎公认：“教育改变命运”。中西部的教育能改变中西部人民的命运吗？我看不能，反而使他们越来越苦难。我在我的《扶贫日记》写过一个高中生，他的父母亲为了培养他这个高中生，借了一身的债，他高中毕业到城打工，每月的工资400元，要用十几年的时间打工来还债。他说只要还清债攒够2，000元钱，他就准备回到他的那个小山村去结婚，再不来打工了。那时候他大概有40岁了，不回山城人也不会要他打工了。现在的农村教育是什麽？贫穷的父母亲，负了一身的债，支付了巨额的教育成本，好不容易培养一个高中生。高中生给了父母什麽回报？没有！

他把20～40岁黄金的时间给了城，他得到了什麽？没有！到了40岁，快要老了、城市和发达地区不要他了，把养老的包袱又甩给了中部，甩给了穷人。教育是不是抽水机？教育不断的把中西部的资源向发达地区抽，不断的把穷人的资源往富人抽啊！

我读小学时，几毛或1块钱读1年；初中时，1年2块钱；高中时，3块、5块读1年；大学时，国家1个月补贴20多块钱、35斤粮票。现在我的孩子读书呢？小学100多，中学1，000多，中考把录取分数线提得高高的，缺一分100元、几百元不等。现在我们读大学，国家给一点钱甚至不给，更多的是学校收钱。我计算了一下，从85年到目前为止，农产品的价格涨了不到7倍。以稻谷为例，85年的价格0．095元，今年可能高些，涨到了0．6～0．7元，以前是0．4～0．5元。算涨了7倍，相当於农民的收入（在价格上）长了7倍。但现在农民教育支出涨了几百倍甚至几千倍，你说农民怎麽不穷！农民能够卖的一点钱，就被我们的教育吸得一乾二净，农民是要负债来培养自己的孩子，并且是给发达地方培养人才就像北大、清华给美国人培养人才一样。

医疗制度和教育制度一个样，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赘述了。

◆第八，就业制度。

很长时期，政府谈就业、失业问题，只谈城人，农民不在这个话语。直到今天，劳动法能保护的还是城的职工，失业保障与农民工没有关系。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依然还存在严重的就业歧视。

更为严重的是在财政税收资源解决就业问题时，农民依然是极少考虑的，常说的再就业工程根本与农民无关。

国家的金融资源也偏向解决城市居民和国有企业职工的就业，每年有数百亿的贷款给了国有企业；证券市场也有更多的资源被输入国有企业。重要的职能就是保障就业。

谁给了农民这样的政策资源呢？

解决农民的就业是不是没有办法呢？不是的。国家有很多的机会可以为农民提供就业。例如，1998年大洪水後，国家拿出数百亿元治理大江大河，长江大堤每方土12元，这样的好事给了大资本家做了，大资本家转包给农村的拖拉机施工，每方土3。6元承包出去，一方土坐地净赚8元多。如果是从农民就业的角度去考虑，几百亿可以解决多少农民就业，增加农民数百亿收入。再如，农村还有很多的水利工程待建，有的是要恢复原有功能。假如国家一时拿不出钱来，可不可以让农民先干上，发给农民劳动工积累券，农民可以凭券购买教育、医疗等服务或抵押给银行获得贷款。

主流社会，面对农民就业难的时候，总是指责农民文化水平低，素质差，不适应城市社会，不适应市场经济等等，全是歧视性的语言。根本的问题是我们没有把农民的就业问题当成是“国民的基本权利”，没有把创造农民就业岗位当成政府的基本职责。中国的农村什麽最多，劳动力最多。每天有几亿农民没有活干，能挣钱的活专给有钱的人干，你说农民能不穷吗？

◆第九，工资制度

工资制度是一个最大的抽水机。城人的工资面包含有结婚、生儿育女、孝敬父母的部分，还有再教育和养老部分。农民工的工资呢？它包含这些吗？不包含。农民工一个月就500元钱左右，他们不可能完成劳动力再生产、承担不了赡养老人的义务，自己养老的问题也无法解决。一个社会劳动力再生产不能完成，那比马克思笔下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更加残酷。

根据陆学艺、郭书田等先生的计算，平均每个农民工在城创造的价值是25，000元，但每个农民工得到的平均工资只有6，000～8，000元（这是高估了）。城市和发达地区每年从农民工身上得到16，000元以上的剩馀价值。如果进城1亿农民，农民工每年被剥夺的就有1．6万多个亿。

工资制度对农民工严重的不人道，会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後果。

据统计，全国现在有千万以上的娶不上媳妇的农民和农民工。乡下的女孩子都嫁到城去了，她们不愿意在乡下找一个养不起孩子和老人的老公，有的女孩子做二奶也不愿嫁给农民为妻。社会学家樊平呼吁，农村“美女”的流失将导致农村社会“荒漠化”！我们追求的城市化难道要以农村社会“荒漠化”为代价的吗？这样一定会遭到报应的！

◆第十，土地制度

土地制度可能是第2大抽水机了。宪法规定，农村土地集体所有，产权再明晰不过了。但农民的土地不能自主的进入市场交易，只能先给国家征用，再由国家出卖。国家征用1亩地几千、几万不等，转手就卖几万、几十万、几百万不等；农民自己在自己的地盖厂子可不可以？不可以，还得先给国家征用了再买回来；农民在自己的地挖鱼塘可以吗？不可以，要挖也得出钱给国家。国家啊国家！农民占国家的70，怎麽就不代表国家呢？据统计“国家”每年从农民的土地上拿走数百亿甚至更多的钱。

这还不够，国家2003年3月1号出台了《土地承包法》。这部法律规定土地的承包期30～50年不变。越是占地多的越有能力进城，很多进城的人当“地主”收租；越是占地少的越没有能力进城，只能给“地主”种地。贵州省的土地是80年代初期分到户的，後来一直没有调整过，20多年过去了，土地占用严重的不平衡，很多没有土地的人租种进了城的人（有些成为国家干部了）土地，一年交300斤的租子，此外还要交农业税。这样的农民怎麽不穷啊！

土地是集体所有，人不在集体了，自然就应该将土地交还集体；集体所有，但集体却没有收回、分配、甚至调整土地的权利，眼看着集体的成员被“新地主”剥削、受穷而束手无策！这正在孕育着革命啊！

◆第十一，干部制度

农民是没有权力当干部的，考公务员农民是不可以考的。但我说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干部制度也是一个抽水机。干部是上面提拔的，要当干部就只有找上面。想当干部就要跑步“钱”进，不跑步“钱”进想提拔，难！所以每年用於跑官的钱不是个小数目。这些钱从哪来呢？当然是“灰款”。干部提拔了，付出了很高的成本，怎麽办？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赶紧用权力从老百姓身上寻回来。提拔的干部越多、干部换的越勤，老百姓的负担就越重。如果干部选拔权在人民，公布干部的权力在人民代表大会，当官就要给老百姓送礼了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要是这样就好了。

现在也搞民主，干部也要选，谁提名呢？上面提名。谁想当干部，还是要给上面送礼才行。现在的民主还是上面的要“民举”，就是借下面的手把上面要的人“举”上去，和原来的效果是一样的，只是更加劳民伤财了；其实，老百姓要的是下面的民主，是要把那些不为民服务的人选下来的民主，这些人不选下来，好人怎麽选得上去呢？好人选不上去，农民怎麽不穷呢？

◆第十二，法律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立了很多法，法律制度也是抽水机。现在是依法治国，可是，来北京上访的人越来越多了，一年比一年多。这说明什麽？法不管用。那“法”为什麽不管用呢？。一个农民一年可支配的收入就是几百块钱，怎麽打得起官司？怎麽请得起律师和法官？穷人是用不起法律这个奢侈品的。当穷人用不起法律的时候，法就是富人或有权人用来欺负穷人的工具了。不打官司又没有其他方式救助，一般的情况就只有忍气吞声；实在是忍无可忍了，穷人才进紫京城。

很多人是相信法律的，但打官司打得倾家汤产，没有足够的钱，结果有理也打不赢官司。很多人因此走极端，由维权者变成一个违法者，冤上加冤啊！有些人嘲笑相信包青天的农民和“私了”的“法盲”。假如你是穷人，你就明白是怎麽回事。

依法治国叫了很多年了，但犯法的农民越来越多了。一个农民从四川跑到北京打工，兜只有500块钱，到了北京把车费一除，只剩下200块钱了。办暂住证、又要健康证，还要办什麽证，需要很多钱，也不知道在那办，为了生存只有不办了；要是不办，就是违法；不是违法，是不得不违法啊！穷人是逼得为了降低生存成本而不得不违法，真是冤枉啊！

作为基层组织和基层政府，不违法也是不能生存的，因为财政只给了60的预算，还有40要靠创收。以派出所所长为例，他的职责是惩治犯人的，保卫人民，就得给钱他履行义务，但实际是政府财政只给人头经费的60，没有办案经费，此外，公安局不仅没有钱给派出所，派出所还得每年给公安局交8万元钱。派出所从哪搞钱，当然是用自己的权力找老百姓搞钱，这不就成了一个违法者吗？这就是“靠违法养所谓的执法”。派出所是这样，基层的法庭也是吃了原告被告，基层的部门基本都是这样。

谁愿意从一个派出所所长变成一个流氓，但现在是不得不变成一个流氓。如果不变成流氓，所长就当不成了。所以，执法的也冤枉！

我曾经总结说，中国乡村有两个发展的趋势，要引起警惕：底层的民众不得不违法来降低自己的生存成本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基层的政府和基层的组织，以违法来养执法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有的人说中国的法制越来越完备了，中国社会越来越接近法制社会了，我相信一半。因为为少部分人服务的法制是越来越完备了，越来越被这个社会“默许”了。这个社会的多数人（特别是穷人），要想依法维护自己的权利，是越来越难以支付成本了。

◆第十三，科技推广制度

科技推广制度也是一个抽水机。农村急需要科技服务，这是毫无疑问的。农业大学的学生，读了4年大学，几年的硕士、博士，到农村当技术员，会去吗？当然不去！因为农村小农经济没有可能支付高价读大学後所需要的回报。市场配置技术，结果就是有农业技术的大学生远离农民、远离小农经济、农村的技术人员越来越少。技术是不是绝对的不下乡呢？不是的，比如杂交种子下乡了，技术为了追求高额回报以一种物化的特殊垄断方式下了乡，农民不得不付出使用“技术”的高额代价。所以，靠市场配置技术的结果是两个，一是技术人才远离农村；二是农民使用技术必须付出高成本。

历次乡镇机构改革，工商要加强、税务要加强、财政要加强、土地要加强，凡是找农民收钱的部门都要加强。凡是农民需要的技术服务部门，比方说，农业技术推广站、渔业技术推广站、林业技术推广站统统转制，统统推向市场自谋生路，这样改革的结果就是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网破、人走、技黄”，农民获得廉价的技术服务的权利被剥夺，为技术获得垄断收益创造了可能，这样改革的结果只会导致贫困的农民更加贫困。

既然市场可以把技术配置好，那麽干嘛还要送科技下乡呢？既然市场配置技术对落後的农村有害，干嘛把农业推广技术的部门推向市场呢？改革以来，有一条规律：我们的制度设计总是“打着减轻农民负担的旗帜”让农民越来越失利，总是让强势阶层越来越有利，科技推广制度只是一个缩影。

◆第十四，市场主体制度

很多人都认为，农村最早改革开放，分田单干了，农民肯定是市场的主体，肯定有市场主体的资格。其实不是这样的，今天的农民还没有获得完全的市场主体的地位。

农民休耕，不仅要照常交税，还要受到罚款。这就等於用一种强制力逼农民用低偿或无偿的劳动力与土地结合，生产大量的廉价的农产品，来保证城市人的要求。农民有市场主体的地位吗？显然没有完全的市场主体资格，而我们那些主流经济学家和政府的官员动不动就要求将农民统统“推向市场”。一方面不给农民市场主题资格，另一方面要把农民推向市场。这是个什麽道理？很清楚，强制2．3亿个农户生产，生产了，再把他们推向市场，形成无序的过渡的竞争，农民能够得到社会平均利润吗？农业本身回报就很低，农民怎麽不穷啊！

千家万户的小农户，只有组织起来才能应对大资本的剥夺，才能增强市场主体性。但是，中国允许成立商会，还有很多很多的会，唯独农民要成立自己的组织却是难上难。市场经济条件下本来就处於不利的小农，怎麽可能不穷啊！

农民办的合法的企业，政府文件一下来，要农民的企业停就得停，巨大损失政府不管，这也是不给农民平等市场主体地位的一种表现，这样农民怎麽不穷呢？

◆第十五，户籍制度。

户籍制度也是一个抽水机。城市户口相对於农村户口是很值钱的，我读小学时就知道城市户口的人的优越和高贵，城镇户口的同学吃的、穿的、住的、玩的都和我们农家子弟不一样。我当时好羡慕有城市户口的人。85年，我当乡书记了，很多农民找我解决户口，户口要粮食、公安、民政等好几个部门联合办公，最後分管的县长签字才能解决，解决一个户口除了要花很多钱外，还要花好多的时间和精力。到了90年代初期，县城的户口每年出售100个、200个、500个不等，每个20，000元、30，000元不等。一些农民，借债也给自己的孩子买户口，买高价户口还要开“後门”，那时也有好多人求我走後门，有的人真是哭着求我帮忙。再到後来，全国都卖户口了，有的城市一个户口卖十几万甚至更高，现在要得到北京等城市的户口，依然还要出高价，我在北京工作好几年了，就是做不成北京人，因为买不起户口。

户口这个东西，吸走了多少农村的财富，罪该万死！

◆第十六，招标制度

现在，农村做一点公共设施都要招标了，似乎这就是公平的制度。也许招标制度在国际上或发达地方确实好，但在不发达的农村就不怎麽好，是一个歧视的制度，是加重农民负担的制度，必须改进。在一个不发达的地方，市场不能形成充分的竞争，在这样的情况下，招标就是几个干部和几个他们招来的“哥门”之间的公开的、合法的“灰色交易”。在招标的游戏中，既没有充分的市场竞争，又没有民主监督，99的人被排斥在外，这样的招标只能是权钱的合谋。本来可以10万干好的事情，预算打到50万，权力和资本分肥；本来可以让农民的组织组织农民干或以工代赈，最後也来一个什麽依法办事──招标，实际上是权力和资本排斥穷人。现在，国家投入农村的“六小建设”资金的使用，和80年代比较，一元钱只能做一毛钱的事；国家最近几年的扶贫资源越来越多，但脱贫的人数越来越少，有一个贫困省的政策研究的领导跟我说，不及原来的十分之一的效果了。对於扶贫资源使用的效力越来越低的问题应该引起反思了。

◆第十七，监督制度

现在，越来越多的食品越来越让人不放心，越来越多的药品越来越让人不放心，越来越多的彩票越来越让人不放心，越来越多的股票越来越让人不放心，越来越多的保险越来越让人不放心，越来越多的银行越来越让人不放心越来越多的监督部门越来越让人不放心。面对越来越多的不放心，如何解决呢？越来越多的人开的处方依然是加强监管。

西安宝马假彩票案出现了，大家说主要是缺乏监督，公证部门不是监督部门吗？彩票管理中心不是监督部门吗？消费者协会不是监督部门吗？很多人又说了现在的问题是谁来监督监督部门，需要在监督部门之上再安排监督部门。人民银行是监督银行的，现在又搞一个银监会，那我要问，假如银监会腐败了，那是不是再搞一个“强监银会”呢？

我要申明，我不是反对监督，当然要监督。但有两点要搞清楚：一是什麽样的监督，谁来监督；二是谁支付监督的成本，支付的监督成本谁在受益。我们现在的监督体系越来越复杂，但总是见不到老百姓的角色，总是有权的人监督有权的人，最後的结果是合伙搞我们这些没有权的普普通通人的鬼。监督是一种权力，权力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上，总是打着为多数人的旗号，让多数人支付成本，而某他们自己的利益。监督者越多，老百姓支付的成本越高；支付的成本越高，养的“监督”越多；养的“监督”越多，监督的有效性越难以保证；越是难以保证，越要更多的“监督”。这个“监督怪圈”让我们老百姓一次又一次的出钱，一次又一次的希望，一次又一次的受骗上当，还不得不再一次又一次的出钱．．．．．．

要打破这个怪圈不是没有办法，那就是主权在民的人民民主监督。

◆第十八，代表制度

县面开人民代表大会，10几个农民的代表权只相当於一个城人的代表权。至於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更不用说了。就是一个乡镇开人民代表大会，参加会议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干部，没有几个是纯农民的；有几个是纯农民的都是干部提名的。在我们的政治制度，决定了人数最多的农民“失语”。

这个代表制度是穷人长期受穷的制度根源！

类似上述导致贫困的制度还有，我一时也想不完整。

如果这些制度对穷人和富人；城人和乡下人；对老百姓和当官的；对主流和非主流是一视同仁的、是公平的，我想农民不会这麽苦！农村不会这麽穷！

主流社会对很多问题的认识就是建立自以为是的认识基础上的。就像当年回城知青对农民农村的认识一样。知青在乡下的时候，农民把最好的房间给他们住，让他们吃白米饭，而农民吃的是菜饭。有谁听说过饿死知识青年呢？没有。可那个时候有很多农民饿死了。有些知青回到城後，讲述在农村的苦难，说在农村浪费了十年的青春。当时，没有人认为这句话有问题，其实说这句话的人也并不一定有歧视农民的思想。但是这句话的潜台词，却是说世世代代的农民根本不是人，农民是人中的垃圾！正是主流人群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己看作是人，把农民看作垃圾人，所以才有这些不平等的制度。这些不平等的制度设计，是有意或无意间设计出来的。所以，主流社会要认真反思；正因为是无意识的歧视，更应该认真反省。

二，结构与贫困

◆制度性贫困导致了结构性的贫困

我们国家存在很多二元，比如说，城乡二元、东西部二元、工农二元、当官的和老百姓二元、劳动和资本的二元、穷人和富人的二元、主流和边缘的二元、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二元、实物经济形态和虚拟经济形态的二元，产业链条高端与低端的二元。这些二元是怎样形成的呢？是上述不合理的制度造成的。所有的二元对立中，一个是处於弱势，一个处於强势，强势从弱势中获取利益。现在严重的两极分化，极少数人掌握着全社会85以上的财富，并且，财富还在进一步向少数人集中。

当在这种二元对立中得到了利益的人成为一个阶层的时候，弱势的一方要想获得平等地位是很困难的，这就形成了一种稳定的利益格局（结构）。这种结构一旦形成，很难打破它，已经固化。现在，主流人群强调“稳定压倒一切”。主流人群所说的“稳定压倒一切”是什麽内涵呢？就是稳定既得利益。很多人以打着“稳定压倒一切”的这一口号为名，行固化他们既得利益之实。现在，很多腐败分子在台上的时候，讲的最多的就是“稳定压倒一切”，他们和江泽民同志讲的稳定是不一样的稳定。

◆打破社会结构是要付出巨大成本的要打破结构是很困难的。大多都是用破坏性的力量打破的结构。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出现过一次用和平方式打破结构的先例，那就是家庭承包瓦解了人民公社，由此引发市场经济替代了计划经济，社会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历史变革。

为什麽家庭经营能够把公社制度瓦解掉呢？因为人民公社後期，工业化进步後，拖拉机、化肥等生产资料要下乡，和农村进行交换，国家是希望通过公社得到农村更多的农产品转移到城面来。但公社体制束缚了农民积极性，粮食等农产品的产量难以增长，城乡交换时，城吃亏，乡下人也吃亏。这时候城市人和乡下人的利益在公社体制下都在减少。在这种状态下，当家庭经营使每亩增加200多斤的粮食产量，除了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农民还剩下大头是自己的时候，国家不吃亏，集体不吃亏，农民也不吃亏。所以，国家废除了捆绑农民手足的人民公社。实际上，农民获得的自主生产的权利是农民创造的巨大增量赎买回的。

当农民有了剩馀以後，就要投资，就要消费，就要创办乡镇企业；而乡镇企业发展以後，农民觉得农村的天地太小了，就要到城，也就有了1亿多农民工进城。这都是由於家庭经营解放了生产力，农民创造的增量不断增加，对国家的贡献越来越大，所以不断赎买权利又不断发展而带来的一系列变化。所以，人民公社的垮台以後的一系列变化是中国农民的一次“和平演变”。成本是巨大的，但比起农民革命的代价要小多了。

◆中国的未来，在民主和集权之间

今天，我们要改变诸多的二元结构，农民是否还有足够的力量创造巨大的增量去赎买权利呢？似乎很难，最近十几年来没有看到任何的希望和机会，所以，不合理的结构更加固化了。怎麽办呢？只有三个方法来打破：第一，强势的一方妥协和让步；第二，通过暴力来打破；第三，通过民主来打破。

我们到底要采用什麽样的路径、方法、方式，去改变现有不合理的二元结构呢？指望既得利益阶层能够主动的放弃一些东西，这似乎不现实，这不符合资本的本性；通过暴力实现实在是灾难，是应该极力避免的；最好通过民主的办法来实现，似乎更没有可能，我感觉有越来越强的力量推动中国走向更加集权。

为了说明我对走向更加集权的担心，请大家回味我开场时讲的两个故事。这两个故事都潜伏着一个道理：当西部的资源（煤、电、天然气等）很廉价的让东部的资本家“开发”的时候，实际上是西部的资源转化成了东部的资本；当西部的资源不断的廉价输入东部和大城市的时候，会进一步促进东部和大城市的产业发展，会吸引更多的西部劳动力流向东部和大城市流动；当西部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都非常廉价的流向东部和大城市的时候，东部和大城市的产业资本怎麽会西进呢？防止西部开发演变成“西部殖民”是必须面对的一个潜在的大问题。

现在，主流社会解决三农问题的共识是要工业化（当然是东部）、城市化、市场化、现代化、还有什麽什麽“化”，很多的“化”，要实现这些“化”，前提都是一个──那就是加快、加大东西部的不等价交换和城乡的不等价交换。这种不等价交换，不是在民主政体下的按照市场原则进行的公平交易，是集权政体下的不平等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代表着强势集团的利益，保证东部飞速发展和城市膨胀。我常想，不要多少年，北京、上海、广东、深圳等城市都会是2，000万人、1，000万人的国际大都市；省会城市和东部的经济总量会占到全国的经济总量的90左右。到时候“稳定压倒一切”内涵自然就是维护大城市和东部的繁荣昌盛。“稳定压倒一切”的结果会是民主吗？到时候不“稳定压倒一切”也不行啊！其结果是民主还是集权呢？

当百分之60～70以上的处於社会底层的农民没有权力的时候，我们所有的“化”，包括城市化，都只会更加使农民边缘化！当越来越多的人边缘化的时候会有民主化吗？！

中国的未来道路到底怎麽走啊？！

同学们，借用一句官话──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很多的重大问题我没有能力想清楚，我把这些问题留给你们，留给大学的老师，让我们一起来思考这些问题。我们有责任找到一些比较好的途径、方式、方法，来改变现有的“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状况。好在新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的发展观，把以人为本写到了党的旗帜上，为我们思考中国的未来打开了自由的窗户。我相信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我们解决发展中各种新问题的思想武器和金钥匙。

第二篇：李昌平中国农大演讲词：贫困的原因演讲稿

李昌平中国农大演讲词：贫困的原因演讲稿

李昌平中国农大演讲词：贫困的原因

近段时期，我主要是在云南、贵州等地的国家级贫困县走动。走了一些穷地方，发现贫困的原因并不那样简单：贫困就是因为农民素质低、没文化、愚昧、自然环境条件差，等等。我们把贫困的原因归结到穷人本身，好象贫困与政府、制度、主流人群没有多大关系。不是的！在很大的程度上，贫困源于没有权利，源于主流社会设计的不合理制度。

我先从一个故事开始。我到了贵州毕节地区的一个乡，全乡有14000人，有锡矿、铅矿、煤矿，每天从这个乡运出去的矿值约40万元。开矿的是浙江、四川、云南的“大老板”，他们每年给乡政府提供的税收不足50万元，但来来往往的运矿车辆，每年损坏路面用以维修的资金不少于150万元。矿开了，资源没有了、环境破坏了，并且矿是有毒的，矿工没有任何劳动保护，每个劳工在矿里只能工作三个月就不能再工作了，时间长了有生命危险。这样的劳动，每个矿工的工资不到300元/月。如果你到矿上看到那些矿工，你的第一感觉是矿工和牲口没多大的差别。不生活在那样的环境中的人是很难理解“宁可累死，不可饿死” 的现实选择的。

说那个地方穷，每天却有那么多财富源源不断的运出来。我算了一下，那个地方的人均GDP超过了10000元，但他们的人均纯收入不到700元。这是什么 GDP？我取了一个名，叫垃圾GDP。发展不是硬道理吗？开发了资源，资本家得到了财富，当地的人民分享了发展的什么呢？不仅没有收益，而且还受害，房屋倒塌了，储藏红薯的地窖掉下去几十米，还有水库的水漏掉了，等等„„

第二个故事：我去云南的一个贫困县，那些原始森林是九十年代以来砍伐的，砍树的时候没有任何补偿，因为主流社会的人说森林是国家的，砍伐森林自然不关当地人的事了。没有砍伐森林的时候，当地人主要以守猎为生，辅以简单的农作，生活还是比较舒坦的。树砍了之后，当地人不得不从守猎生活转向农耕生活，千辛万苦地造了梯田。最近几年，主流社会要保护环境，防止水土流失，政府强制当地人退耕还林。森林砍了，没有补偿；辛辛苦苦开的梯田，一个文件下来，说补给你每年三百斤粮食，给5——8年就了事，5---8年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啊？我身临其境的时候，无比的羞愧，为我们主流社会的人满口的仁义道德羞愧。很多人讲保护动物的时候表现的无比善良和慈悲，而面对弱势的同胞却是如此的不道义！

当我走进贫困的深处面对贫困的时候，我实在没有理由指责在贫困中挣扎的人们，他们没有错！我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对贫困有了新的认识。

一，制度与贫困

至少有十几种主要的限制穷人权利、导致贫困的不合理制度，需要我们重新检讨：

第一，产权制度。

上面的两个故事都与产权制度有关。国家一句话：矿产资源属于国有，这就割断了资源所在地人民与资源的联系。国有是谁有呢？谁有权审批矿产资源开发，谁就代表国家了。什么人有权开发国家的矿产资源呢？制度规定只有资本家。当地人是国民，我们在制度中找不到国民的位置。有人会说，国民分享税收啊！谁代表国家征税呢？当然是几个人的事。1吨煤35元——50元的税收，可是一车装10吨却只算5吨，白天运10车计税，晚上100车不计税；就是征了税，当地的老百姓又如何实现分享税收收益的权利呢？

如果说森林、矿产资源是国家的，穷人分享不到收益也就罢了，但本来是穷人的财产，“国家”也要占有。

比如说，农民集资办起了电，产权属于谁？属于国家的电力总公司；农民集资修了学校，产权属于谁？属于代表国家的教育部门；农民集资办的厂，产权也属于国家；农民集资办起了电话，产权属于国家信息产业部；农民集资办的公路、桥梁、水利设施等等，产权都不属于农民。既然是农民集资办起来的，为什么农民没有产权收益呢？如果把农民投资的电力、交通、能源、通讯等等基础设施，都让农民分享产权和收益，农民也不至于这么苦、这么穷。谁剥夺了穷人的产权？！

不仅如此，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国家鼓励农民办粮食加工厂，一个加工厂要投资几十万、几百万。到了90年代，国家一个文件下来，不允许农民经营粮食了，农民损失惨重！国家不承担任何责任；八十年代政府鼓励农民贩猪、宰猪，九十年代，要“定点屠宰”，农民办起来的生猪“一条龙”全垮了，谁也不赔啊；八十年代后期，允许农民经营种子、农药、化肥，九十年代，供销社重新专营，把农民害的可苦了。农民由此所负的债是一代人、两代人都还不清的。城里的企业破产了就破产了，农民的企业被逼得破产了，钱还是要还的。农民怎么不穷啊！

第二，财政制度。农村电、电话是农民自己集资建起来的，城里电、电话是国家投资的，城里人用的电和电话比乡村便宜；农村的学校是农民自己集资建的，农村老师的工资是农民自己开的。城市里的学校是国家建的，城市里老师的工资是国家财政开的；城市里的公路是国家修的，一公里就是好几百万甚至千万，农村里的公路主要是农民自己修的，农民修了公路，国家去收费，路坏了之后又要农民自己修。农村几乎所有的基础设施建设都是农民自己集资的，当然国家也有财政支持，但那是杯水车薪。都是中国的公民，在占有财政资源方面，标准是不一样的。剑川县黑桃树乡大满山红的那个村子，农民自己集资来办电，一根电杆，从山下运到山上去，要用四十个人抬两天，中途回不了家，还得在半山腰过一夜。城里的人什么时候这样自力更生过啊！

第三，社会保障制度。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不覆盖农民的。这个极大的不平等说也是白说，不说也就罢了。可是，主流社会的人却破坏农民自己的保障制度。去年3 月1日生效的《土地承包法》，规定土地承包30年、50年不变。假设我今年有十五、六岁，过五、六年，要娶妻、生子，我这一家人一分地也没有，政府也不给我任何的补偿，社会保障制度也不包含我，我怎么生存啊！生在农村，是一个农民，就应该天然的有拥有土地的权力，谁有权力剥夺人生存的权利？！每一部法律都不能违背《宪法》，《宪法》要保障人权，农民最基本的权利就是拥有土地，拥有生存的权利。站在城里人的视角，《土地承包法》这是一部很好的法律，固化土地承包关系可以生产出更多、更廉价的农产品，供给城里人消费。我们有没有考虑到、那些生活在贫困地区的农民、一旦失去土地，他们怎么生活？我们为这些失去土地的人提供了什么样的社会保障呢？

第四，金融制度。银行的银行叫中国人民银行，商业银行叫国有商业银行。城里人可以用身份证贷款买房，乡下人不可以；城里人可以用房作抵押贷款，农民的房子也是房子，为什么不能用他们的房子、土地去抵押贷款呢？农民也是国民，为什么国家的银行不承认呢？农民的财富也是国民财富的一部分，也是人民币的基础，为什么中国的银行不承认呢？如果我们农民的身份、农民的山、农民的地、农民的房，也能在银行里抵押，那农村也不缺投资，农民也有钱发展。现在，农民贷款生产农产品供城市人享用，贷款也是那么、那么的难，利息还高于城里几倍。外国银行不下乡，中国的银行也进了城，国家又不允许乡村民间金融存在，难道农村指望太空人提供金融服务不成！

第五，税收制度。农民的人均收入是（每年）2000多块钱，不是可支配收入，这些收入中还含着种子、自己和牲口吃的粮食。国家按农户农产品产量的 8。4%来收取农业税，但如果把农民自己消费和投入生产的这一块除开，那肯定是20%多或更高的税率了。再如果把粮食加工流通环节的税率考虑进去，农业的税率可能就在30%以上了。一个农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就只有几百块钱，要交税；城里人一个月有几百块钱的社会保障。城里人做生意亏本，可以不做；农民种地亏本，可不可以不种？不种（的话）可不可以不纳税？不可以，不种地照样纳税。农业是最弱质的产业，农民是最弱势的群体，却面对最不优惠的税收政策。农民怎么不贫困呢？

第六，资源的配置制度。就说说扶贫的资源配置制度吧。国家的扶贫资源是属于穷人的钱，这个资源是由谁来配置的？是干部来配置的。谁跑步“钱”进、谁跑的勤就给谁。跑到扶贫资源是要付成本的，资源通过一级一级的下拨是要雁过拔毛的。这些资源到了项目点、到了社区该怎么使用，还是没有穷人的发言权，还是国家干部说了算。不少贫困地区搞工程招标，谁主持，是干部，谁有权参加投标，极少数有钱的人，穷人在哪里呢？占99%的穷人被排斥在外了。

我们在贵州大山里扶贫，不到1万块钱可以修1公里5米宽的山路，而政府去做扶贫，修1公里同样的路要8—10万块钱。那我们怎么配置资源呢？到村里去跟老百姓谈，群众说要修路，我们问怎么修，他们说只要乐施会提供炸药、铁锤、碎石机、碾压机、技术员就可以了，劳动力由他们自己组织。这样1公里路 3000---8000元钱就够了。钱给他们，我们来做协作者，跟村民一起买炸药、机器，铁锤，风里来、雨里去，两年里6万多块钱修了26公里路。26公里路要是政府修，至少要200多万。

如果法律制度来配置扶贫资源，肯定会比干部权力配置更有效力；如果资源到了社区，由老百姓主导资源的使用，就可以用很少的钱办很大的事，因为中国农村有的是过剩的劳动力。

有权力的人相信权力配置资源，有钱的人相信市场配置资源。其实，在解决贫困的问题上，权力配置资源不是最有效的，这个好理解；市场配置扶贫资源解决贫困问题也不是最有效的，这点很多人还没有认识。中国农村每天有3亿的劳动力在家里打麻将，中国农村每天有

第三篇：农民贫困补助申请书

农民贫困补助申请书范文

申请书一：

村委会：

我叫X X X，是本村X X组的农民。在春节即将到来之际，我向组织提出申请，请求组织给予一定的困难补助。

本来，我一家的生活还过得下去，我一直未想过要给组织添麻烦。但今年我家遇到了特殊情况，家境确实不好:一是我女儿今年考上了外省大学，为了凑 足大学所需的昂贵的学费、住宿费、生活费等费用，我家不仅用光了所有的积蓄，还借了部分债;二是我八十多岁的老父亲因脑血栓住医院治疗，又用了不少钱。这 样一来，我家日子就过得非常困难。因此，我特向组织提出申请，请组织考察，酌情补助。

我决心好好劳动，尽快改变家庭困境，以减轻组织上的压力和感谢组织上的关怀。

申请书二：

尊敬的学校领导：

因为家庭经济困难，我现在非常需要的学校给予我一定程度的贫困补助，帮助我和我的家人度过难关，让我能够顺利完成学业。

关于我的家庭状况:我出生在一个贫困家庭，家中现有四口人，父母都是文盲，知识浅薄，在家耕种，时而去外面的摆摊卖东西。因为多年的辛苦劳累，如今父母的身体状况都不好，农民收入又低，所以每年的家庭收入微薄，几乎入不敷出。我有一个姐姐，上小学二年级时候因病去世，这对于我的父母来说犹如晴天霹雳，父母的精神几乎崩溃，现在家里省吃俭用，将大部分收入用于的学业。而我每年的学费开支加上生活开支就近4000元，无疑是对家庭的巨大负担。多年来，父母从来没有买过一件像样衣服，总是穿别人家送给他们的。更不幸的是，在我初中时，父亲出了车祸，让父亲的双腿失去了知觉。

如今我面对这个无情的现实，手足无措。我深深地告诫自己，要努力拼搏，学业不能半途而废。如今我的学业各科都是班里名列前茅的，我希望以我的努力换取明天的美好未来。

现在有国家的教育政策大力扶持，我感觉到了希望。希望学校能够考虑给我减免学费，我衷心希望领导给我一个顺利完成学业的机会，我将以200%的努力投身学习，不断进步!将来做一个能够回馈社会，帮助他人的人。

此致 敬礼!

希望同意!

第四篇：影响农民增收原因

影响农民增收的主要因素

德州市农业局

（2009年10月24日）

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难度大。当前，我国经济处于企稳回升的关键阶段，但受去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影响，企业发展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压力仍然较大，农民工资性收入占总收入比重较常年偏低。

二、农业比较效益低。在农业生产成本相对较高、粮棉等主要农产品价格相对较低等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农业生产的比较效益相对较低，依靠农业生产促进农民增收的难度越来越大。

三、品牌农业发展相对迟缓。品牌就是生产力，就是经济效益。没有品牌，就没有市场；没有品牌，就没有效益。近年来，虽然我市品牌农业取得较快发展，但由于各级政府投入不足，“三品”生产基地建设相对滞后，特别是出口农产品基地建设与先进地区存在较大差距，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明显弱于其他先进地区，高端农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仍然较低，对农民增收的拉动作用不明显。

四、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拉动效应相对较弱。经过多年的努力，目前我市重点龙头企业已发展到700余家，比较规范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到816家，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得到较大提高。但从

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情况看，部分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农民的利益连接仍比较松散，辐射带动作用相对较弱，龙头带基地、基地促龙头、互惠共赢、良性发展的格局还没有真正形成，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农民收入的持续、稳定增长。

五、农民综合素质低。总体来看，农民较低的综合素质，严重制约了广大农民尤其是青年农民的从事、创业能力，成为制约农民增收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第五篇：浅析农民负担过重的原因及对策

文章标题：浅析农民负担过重的原因及对策

[摘要]如果说农村改革以来的20多年中国农民负担治理是治标阶段的话，那么到21世纪初叶，中国农民负担治理则是从治标向治本渐进的转型阶段。农民负担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它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社会问题；不仅是农村社会公共产品的分配，而且直接影响党群、干群关系，涉及农村社

会稳定和安定的大局；不仅有其诸多表象原因，而且有着深刻的制度性背景。因此，对农民负担的界定、农民负担过重的根源及对策等进行积极的探讨和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农民负担问题，为农民减负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但由于农民负担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在现实工作中对农民负担内涵的理解认识不足，农民负担过重的界定不清，严重影响了实际减负的成效。本文对农民负担的内涵、负担过重的界定及其成因进行了系统的探讨，并提出了实施减负的对策建议。

一、农民负担的含义及农民负担过重的界定

1．农民负担的广义和狭义。

（1）农民负担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农民负担属农村财政学的范畴，指农民为实现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而承受的税费负担。根据公共财政理论，农村公共产品由于存在极端的外部性特征，其供给应由政府承担，农民作为纳税人承担公共产品的供给成本。因此狭义的农民负担包括以下四个方面：（1）农业税收。据测算，1997年主要农作物每亩实际税收负担率（税金／纯收益）为：稻谷8．63％，小麦11．88％，玉米10．61％，大豆8．5％。

①这4种主要农产品的农业税实际负担与城市个体工商户5％的所得税相比，明显偏重。而按现行税费改革政策，改革后农业税加特产税两项占农民收入的比重仍达15％以上.

②与市民的所得税义务相比，仍然十分沉重。

（2）“三提五统”。“三提”是指村级组织向农民收取的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从理论上讲，它是当前虚置的土地集体所有权在经济意义上的实现（地租）。在实践上，现行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对农业家庭经营，对农民利益并没有起到保护作用，反而使集体组织与农户处于对立地位，农民时刻担心土地承包权被剥夺。土地集体所有制除了引起土地资源的租值耗散，徒然增加农民负担（三项提留）

之外，在经济上并无实质性意义。因此，“三提留”是建立在不合理的土地产权制度之上的。“五统”是指乡镇政府向农民收取的计划生育费、民兵训练费、教育附加费、乡村道路建设费和优抚费。统筹款在性质上属于社会公共产品费用，理应由政府财政负担，由农民在税外负担是不合理的。这就是所谓农村公共产品的制度外供给体制。实际情况还要糟糕，统筹款几乎涵盖了乡财政所有的支出项目。

（3）农民义务工。农村劳动力要承受义务工和累积工的劳务负担，一般每年少则十几个，多则二十几个。

（4）“三乱”，即是指对农民的乱集资、乱收费和乱罚款。“三乱”名目繁多，数不胜数。据某省一项调查显示，农民全年负担达到100多项，其中，统筹收费20多项，如农村办学费、村干部报酬及保险金、国防教育费和优抚对象优抚费、计划生育补贴费及保险金、民兵训练费等；服务费用17项，如猪禽检疫防疫费、水利工程供水费、人身农房保险费等；管理费用29项，如市场管理费、土地及宅基管理费、水土保持费、林木砍伐费、中小学生杂费、公路建养费、各种牌证照费等；用工及其他费用11项，如植树、兴修水利、公路建设用工折款等；罚没款15项，如违反土地管理条例罚款、超生罚款、不按规定品种或技术程序种植罚款等；集资8项，如社会福利募捐、集资办电、集资建校、集资建桥、集资建农贸市场等。在“三乱”中，反映最强烈的是农村中小学乱收费、乱集资。

广义的农民负担包括税费负担，还包括农民的一些机会成本：（1）农民所承受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损失。长期以来，工农产品之间的比价存在巨大差距，农户出售农产品，购买工业品时，必然会损失一部分收入，损失的这部分收入实际也是农民的一种负担。据测算，1979—1994年的16年间，政府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的形式从农民手中提取的收入是同期农业税总额的8．5倍。前者是后者的8．5倍。只是由于税费负担是直接从农民手中攫取钱物，农民对税费的感受更直接、反映更强烈罢了。（3）地方政府对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干预，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侵害是农民的另一项负担，它使农民利益直接受到侵害。表现形式之一是在实施农业产业化过程中，“公司＋农户”在地方政府手中变成了“公司＋乡政府＋农户”。由政府直接下达种植计划，稍有不从，就遭罚款。表现形式之二是频繁地收回土地承包权，造成农户对土地经营预期的短期化。（3）长期存在的城乡分治的二元社会结构造成的农民负担。仅仅由于出生地的不同，农民生来就只能种地，改变命运的机会极少。由于存在就业障碍，农民失去了争取高收入的机会；由于缺乏社会福利保障，农民的生命成本加大。这同样是农民的一种隐形负担。

2．农民负担过重的界定。

职能管理部门再三强调，要将农民负担的绝对额控制在农民上年人均纯收入的5％以内，于是不少人将“5％”视为农民负担过重的界限。在农民负担标准还未统一，5％计提线尚未制定出完

善的配套的核定、征收、监督措施的今天，不结合农民的实际情况与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现状和发展的前景及其他部门的经济发展，就将“5％”当做判断农民负担过重与否的标准未免有失合理性。农民负担隐含着三重含义：农民的经济承受能力，农民的心理承受能力，农民所必须承受的法定负担限额。若超过了农民的心理承受能力，即使在其经济承受能力之内，也会影响到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影响农村经济的发展；若超过了农民的经济承受能力，就直接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如果法定的农民负担限额接近或超过了农民的承受能力，则合法负担也会成为不合理的过重负担；另外，如果在5％的计提线之内超过了《农业法》所规定的“农民合理负担”，或者在其之内而超过了5％的限额，都应视为农民负担过重。

3．农民负担的复杂性。

我国有十二亿多人口，其中九亿多是农民。农民的收入、生活情况，与我国的经济建设、政治稳定、社会安定关系密不可分。“三农”问题过去、现在和将来始终是我国革命和建设的首要问题。在我国现行分配制度下，农民负担的具体形式表现为：向国家交纳的各种税金；乡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提留统筹费和劳务；社会集资、摊派和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款；以工农产品剪刀差形式承担的隐性负担。在实践中，我国现阶段的农民负担，既有合理的，也有不合理的；既有合法的，也有不合法的；既有合理合法的，也有不合理不合法的；既有合理不合法的，也有合法不合理的。总之，农民负担的现状表现出十分复杂的情形。

国家对农业一直实行稳定的轻税赋政策，这体现了党和国家保护农民的利益，让农民休生养息的基本方针，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鼓励农民发展农村经济。政府有关部门依法向农民收取的农业税、农业特产税等，体现了国家与农民的正常分配关系，是合理合法的，广大农民对此也是认同并自觉履行应尽义务的。

二、农民负担过重的根源及其他原因

1．农民负担过重的根源

导致农民负担过重的因素多种多样，有机构庞大、冗员过多的原因；有管理混乱、贪污腐败的原因；有监督不力的原因；有政府行为不规范和行为短期化的原因；有分税制改革造成征税不足、地方财政困难的原因；有干部政绩考评制度的原因，等等。这些都是引起农民负担沉重的外部因素，但并不是问题的要害。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农民没有权利。农民只有遭受剥夺的权利，而无拒绝的权利，这才是问题的本质。农民没有权利的现实源自当前的政治体制是一种“压力型体制”。这种“压力型体制”通过将政府确立的经济发展的硬指标分解下达，从县、乡（镇）再到村，村再将每一项指标落实到每个农民身上。这样，县、乡两级首尾连贯的经济承包制演化为“政治承包制”，形成县委（政府）——乡镇党委（政府）——村支书（村长）连坐制。压力型体制从本质上反映的是中国农村建立起来的牢固的以行政关系为特征的管理体制。正是这种体制的存在，确保了对农村的控制，也排除了农民分享政治权利的任何可能性。显然，这种体制是由可靠的经济基础作后盾的，集体掌握着土地，又有行政权力，完全控制了农民的命根子（土地）。农民对集体组织进而对乡村政权存在经济依附关系。失去经济上的独立性，农民别无选择，只剩下服从的权利了。农民上交负担款，损失的只是部分钱财，而抵制负担款，就要遭受更大的惩罚。分散的农民不具有与有组织的政府机构抗衡的力量。农民能不能组织起来，采取“集体行动”呢？答案也是否定的。因为农民面临着巨大的组织成本。道理在于反对加重农民负担得到的收益具有公共产品属性，这些收益会平均分摊到农民身上，单个农民存在搭便车的动机。而反对加重农民负担行为的成本却由个人承担，收益与成本相比，农民便失去了参加“集体行动”的激励。

简言之，农民（个人或集体）抵制负担款的边际成本要大于其边际收益。交出部分财产以消灾避祸，这反倒是农民的理性选择（以收入换取安全，除非农民的生存条件受到直接的威胁）。

2．其他一般原因

农民对其负担反映强烈的原因，既有负担项目的问题，也有负担水平标准的问题；既有负担的收取方式问题，也有负担的使用和管理上的问题；既有经济承受能力的问题，也有心理承受能力的问题。

首先，在于各级政府对农村集体产权的独立性认识不足，乡村集体经济组织没有真正建立起来，致使集体经济中的委托一代理关系严重扭曲；同时，由于农村基层政府机构的效用目标不同于集体经济组织，导致其在财政入不敷出的情况下，利用现行政策中的一些不规范的规定，通过行政手段向农民收费，加重农民负担。其次，农村公共分配制度存在严重缺陷。现行的农村公共分配制度，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撤社建乡时制定的。“三提五统”被乡政府统一采用，是以政府法规形式肯定的筹资方式。这样就形成了由国家预算内资金和乡镇自筹的预算外资金组成，规范分配与非规范分配、集中统一管理与各部门分散分级管理并存的农村公共分配制度。这种制度的基本特点是财权分散，管事的管钱，花钱的人管收钱，事权与财权高度统一，而对花钱又缺乏约束机制。这种制度虽然起过积极作用，但其弊端也是十分明显的.这其中有以下几方面的因素.（1）农村现行的财税体制方面的因素。首先，中央与地方及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事权划分不够清晰明确，而且事权与财权不统一，尤其是乡政府，包括村民委员会，往往有决定某项公益事业的权力，如道路交通、邮电通信、文化教育、卫生防疫等农村公共品的供给，但又不能筹措足够的资金，而上级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又非常有限，所以不足的部分只好通过向农民摊派、集资来解决。其次，政府收入被分成预算内收入、预算外收入和制度外收入，这种分割造成政府职能弱化。在经济不发达的农村地区，这种分散的财政格局使地方财政沦为“吃饭财政”。预算内收入只能维持政府和机构的正常运转，这样提供农村公共品所需的资金只能从不规范的制度外收入来获取。再次，农业税税赋偏低也是农民负担过重的一个原因。农业税在税制改革以后，税赋从11％降到5％左右，地方税种成为以农业为主的县市财政开支的主要来源。地方政府不能自行开征新税种，使得地方政府资金不能随农业和农村各项公益事业的需要而增加，从而不能满足农村公共品支出的需要。

（2）农村行政体制方面的原因。首先，县市、乡镇各级干部由上级层层任命，这样对各级干部“政绩”的评价，取决于他们对上级所下达的各种任务的完成情况。在自身利益的驱动下，各级干部则片面追求政绩，如提前“普九”达标，村级干部公路建设达标等，大大加重了农民负担。其次，对于农村基层干部的行为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一些涉及农民的税种，如农业特产税、屠宰税等，地方政府在征收过程中，不按税收法律、法规据实征收，而是扭曲为田亩、人头进行平摊，实际是一项变相收费。某些基层干部行为失范，有的将从农民手中集资的钱挪作他用等。对于乡村干部的这些行为，县、乡人大的监督制约往往是形式上的多，大部分是在有关干部的问题揭露以后，人大才被动的行使自己的罢免等权力。其结果对干部监督不利而造成的损失最终由农民来承担。

（3）农民隐性负担不容忽视。据笔者调查了解，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民“效益”意识和“算账”观念也随之加强，对居家务农的“投入产出”情况十分清楚。通过近几年在减轻农民负担方面的努力，使各种明显超重的交款、缴费、提留、摊派等不合理负担得到了一定的遏制，但各种隐性负担仍不同程度存在，制约了农户对生产的投入，压抑了农民在家务农的积极性。这种隐性负担大致表现为：

①农业生产资料涨价，生产成本“水涨船高”。这严重地加重了农民负担。虽然粮油等农产品价格有较大提高，但从整个物价水平来看，工业品价格明显高于农产品价格，“剪刀差”还在拉大。

②借故增加义务工，强行以资代劳，加重农民负担。发展乡村公路，修建铁路，种植防护林，修建护坡等，让农民出力。农民有的出工，而不出工的则以资代劳。通过调查发现，以资代劳取得的资金，用于雇请劳力代工的仅占35．38％，而被挪作他用或上交到县乡镇的则占18．91％。

③通过向孩子伸手，加重家长负担。有的乡村财政拮据，难以支付教育费用和修建校舍，便要每位学生每学期多交费用20～100元不等。一些学校经常向学生收取考卷费、补课费、资料费等。

④提高上报人均纯收入基数，加重农民负担。一些乡政府人员为提高“政绩”，而在统计农民人均纯收入上注入“水分”报出的数据大于农民实际收入，这种现象无疑加重了农民负担。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可以在不违背条例的情况下多提农民负担，满足乡村集体组织不断增长的支出；另一方面多提人均纯收入指标可掩盖农民负担比例的真实性，又可得到因虚报的成绩而带来的奖励，侵占农民和集体利益。

⑤农村金融部门借机加重农民负担。在农村金融部门向农业银行转轨过程中，政策允许贷款利息有一定的伸缩幅度。而信用社贷款是只伸不缩，普遍取最高限额，有的信用社放款时即扣除利息和提高风险金。

三、减轻农民负担对策探讨

要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必须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农民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标本兼治，必须采取全面系统的综合性措施。

1．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实力，千方百计的增加农民收入，是减轻农民负担的根本。发展才是硬道理，一切矛盾归根到底都必须依靠发展来解决。从总体而言，农民负担反映强烈、矛盾比较突出的是低收入农民。就地区而言，经济落后地区特别是中部农业省区农民负担相对较重。这些地区第二、三产业不发达，使得地方政府不得不通过加大农民负担来调节社区经济分配关系。经济发达地区基层政府的运作建立在集体经济基础之上，公共产品的成本通常主要有乡镇企业和集体经济来支付，农民的直接负担相对较轻。要切实减轻农民负担，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农民的分配关系，必须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壮大集体经济，通过发展集体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从根本上提高农民对负担在经济上的承受能力。

2．改革税费制度，理顺财政体制，是减轻农民负担的基本前提。我国农业长期处于“低税赋，高负担”的状况，因此，必须改革农村税费制度。在认真清理整顿现行各种收费的基础上，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将税收、规费、使用费等综合考虑，依不同的资金性质、特点，使其各行其道，从而规范政府资金的分配，合理有效地使用和管理各种资金，理顺财政体制和相关分配关系。完善农业税收政策，加大征管力度，加强税收在组织财政收入、提供农业所需公共物品和调节农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完善税外规费征收制度，加大征管力度，加强监督管理力度，推广农村集体提留的预决算制度、负担卡监督制度和定向审计制度。对统筹提留实行“费改税”，可采用收取农业税附加的办法来筹集农村公益事业费和集体提留资金，规范乡村两级的政府行为。这项改革与农业税制改革配合起来，可切实减轻低收入农户的负担，从而达到经济有效。实行“费改税”后，使农村公益事业费和集体提留同税收一样具有强制性和范围性，有利于缓解干群关系，降低收费成本。

3．改革政府机构，规范政府行为，是减轻农民负担的关键。必须精简机构，裁减超编人员，压缩经费，从根本上控制“需求”。同时要规范政府行为，做到权力与部门利益彻底分离。要加强对乡镇预算外资金的管理，实行“源头控制”，规范收费行为，统一收费立项权管理。统一票据管理，使乡镇预算外资金的源头管理规范有序。要健全和统一乡镇财务制度，科学、合理、规范地管理和使用预算外资金。

4．加强执法机构和队伍建设，加大执法力度，是减轻农民负担的重要保证。必须提高认识，严格贯彻执行减轻农民负担的法规、法令和政策，严禁乱集资、乱收费、乱摊派；严禁要农民额外出钱、出物、出工的达标升级活动。对于执行减负法规、法令和政策不得力，不能确保一方平安的负责人，要做必要的组织调整；对于随意加重农民负担，造成严重结果的负责人，要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甚至追究刑事责任，切实把减负的各项法规法令和政策落到实处。有人提出，农民负担监督管理机构应该从同级政府的农业部门中分离出来，建立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体制，实行条条管理，从而保证其切实履行农民负担的监督管理等执法职能。

5．加强宣传，提高农民的自我保护能力。由于农民的整体文化政治素质较低，对政策了解较少，对国家行政管理行为的监督还缺乏自觉性和足够的勇气。因此要加强国家政策法规的宣传和农民负担卡的发放工作，让农民知道哪些是合理的负担及合理负担项目、金额、比例。同时，电视台、广播电台、报纸等宣传工具要大力宣传、报道那些坚持原则、敢于同违反负担政策行为作斗争，保护农民合法权益的单位和个人，以增强农民的自我保护意识和监督勇气，自觉抵制不合理负担。

6．廉洁高效的政府机构可以减轻农民负担。对农民来讲，所谓廉洁，就是干部在涉农服务中，不吃、拿、卡、要，不图名不图利，该给农民的钱和物，不折不扣的给农民，该给农民办的事应尽快尽力的办好。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每年用于公款吃喝的花费达几千亿元，如用于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上，对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必有很大的推动作用。此外，市、乡、村都要按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指示，加大力度精减机构，分离富余人员。

7．农民要自觉学习农业科学技术，合理配置农业资源。农民由于缺乏现代农业科学技术知识，在选种、耕作、施肥、使用农药等方面要么重复投资，要么投资不到位，造成投入产出比少，收益低，增加了农民负担。可以具体组织村级开办图书馆，让农民多读科技书籍，还可以组织送科技下乡活动，让科学种田的方法通过有效的途径传给农民。同时，对农民自身来说，应该自觉学习现代的农业科学技术，杜绝和减少浪费，以达到自我减负的目的。

8．推进农村民主化进程。这是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问题的前提和基础。第一，通过推行村民自治，建立村民议事制度，使农民通过投票表决自主决定本村内公共产品的供给与需求。这种民主决策程序，既可以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合理性，减少决策失误，又可提高村民参与乡镇公益事业的积极性。第二，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村民委员会和村民议事机构，可以在教育、领导农民履行法定税费缴纳义务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又能成为农民抵制三乱收费的组织依托，从而使减轻农民负担真正落到实处。第三，实行村民民主直接选举村民委员会制度，村委会干部的任免和奖惩权掌握在本村农民手中，使得村干部能够真正以本村农民的根本利益为依归，对农民负责，受农民监督。这样，当前在农村中积极推进的“村务公开，财政公开，民主理财”的活动才能真正扎下根，见实效。以保证本村公

共资源得到合理有效地使用，杜绝贪污浪费现象。

9．充分利用本地资源，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积极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培训农民经济组织及专业技术协作组织，实现农村劳动力充分就业。同时拓展农村市场，是扩大内需、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更是减轻农民负担的需要。目前，要全面落实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加强农业的指示精神，借助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机遇，搞好农业和农村经济战略性调整，在保证粮食总产量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加快保护蔬菜、花卉、林果、中药材、茶叶和其他特色种植业的发展，加快畜牧业的优良品种的推广。促使肉、奶、蛋等优质低成本生产，提高经济效益，搞好农产品深加工，最终以经济发展、农民增收达到减负目的。

10.发展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建立农村市场经营队伍。目前，农产品的市场信息体系不完善，农民没办法迅速全面地得到完整准确的市场信息，农业结构调整存在着一定的盲目性。为此，农村要发展农村人自己的经营队伍，所谓的“猪贩子”、“羊贩子”不大好听，实际上是经纪人，农村需要大批的农村市场经纪人。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对农村的信息化可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搞好农业科技推广，提高农产品质量和效益，最终要靠科技；二是要及时发布国际国内市场信息，搞好社会化服务。

11.千方百计促进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由于我国农村人均耕地少得可怜，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只要少数人种地就可以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需要走出去。2000年我国农村劳动力总量已达47962万人，占全国从业人员的46.1，而当年国内生产总值中，农业份额仅为15.9，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社会平均水平的1／3。有限耕地上农业劳动力总量居高不下，是造成农业劳动生产率低、农民收入难以增加的又一原因。目前，解决这一困难的办法是农民向二、三产业和城镇转移的进程要加快，提高城市化率和城镇人口的比重。因为不这样做，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受到了很多制约，目前，不少大中城市还有许多限制农民进城的政策，但并没能限制住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就业，只不过使农村的转移就业提高了成本，减少了其收入。当然，近些年来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竞争的加剧，乡镇企业面临着重组、改制或被淘汰的考验，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明显变弱。为此，必须大力拓宽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方法和途径，进行全而的多层次的转移，但根本途径还是发展农村的二、三产业和坚持城镇化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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