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建设要解决好“五大难题

第一篇：新农村建设要解决好“五大难题

新农村建设要解决好“五大难题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上，地方党委和政府应针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薄弱、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的突出矛盾，认真解决农民群众普遍关心、关注的“行路难、饮水难、上学难、看病难、休闲难”等具体问题，把新农村建设这一党的好政策体现到一件件实事中，让人民群众得到真真切切的实惠，看到实实在在的变化，有力地推动新农村建设步伐。

要想富，先修路。当前，在不少农村地区，农民群众“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仍然是农村村级道路现状的真实写照，不仅群众心中有怨气，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因此，地方党委和政府要抓住国家实施农村“村村通”工程的契机，加大对乡村道路建设的支持力度，积极争取国家、省市项目补偿，调动基层农民群众投资投劳修建乡村道路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把水泥路修到农民的家门口，切实解决“行路难”问题。

水是人民群众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然而，在不少农村地区，群众“饮水难”问题还不同程度存在。由于自然条件和经济基础的制约，有的村只能靠天吃水，系缺水村；有的村只能人畜共饮一堰水、一池水；还有的村，由于长期饮用低质、超标、有污染的地下水，而导致地方病多发，严重侵扰着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为此，地方地位、政府必须把农村饮水工程纳入新农村建设重要内容，通过修建蓄水池，架设输水管道，让农民吃上方便卫生的自来水，切实让农民过去吃水靠肩挑、水质无保障的历史“一去不复返”。

教育是兴国安邦之基。农村要摆脱贫困，关键在于发展基础教育事业，不断提高农村人口的文化素质和能力。当前，不少农村地区尤其是偏远山区，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适龄学生因各种原因而面临辍学。地方党委、政府要紧紧抓住中央落实贫困学生“两免一补”政策的历史机遇，把解决贫因生“上学难”问题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制定详细的帮扶计划和措施，确保每位农村贫困生有学上、有书读，切实解决贫困学生“上学难”问题。

近年来，“看病难”问题日益困扰着农村广大群众的生活，“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屡屡发生，已经成为影响农民群众致富奔小康的制约因素。地方党委、政府要坚持从解决农民群众“看病难”问题入手，大力实施农村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建立农民群众家庭健康档案，让参合农民每年接受一次免费体检，切实做到“重大疾病早预防、早治疗”。进一步加强农村村级卫生室标准化建设，培训合格乡村医生，使农民群众“小病治疗不出村，大病住院有补助”。

大力弘扬健康、有益的先进文化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更是“促进乡风文明”的动力之源。农民素质要提高，农村良好的社会风气要形成，离不开先进文化的引领和指导。针对近年来农村出现的“黄、赌、毒”文化不断冲击和意欲占领农村文化市场的现象，地方党委、政府在建设新农村过程中，必须坚持把农村文化阵地建设纳入工程项目建设之中，做到同步规划、同步建设，真正为农民群众休闲、娱乐提供设施配套、环境优美的场所。通过建设村民文化娱乐中心、农村文化中心户，开通远程教育网络、村级网吧等措施，多渠道丰富农民的精神世界，让农民群众足不出户即可熟知天下事，使读书看报、上网学习成为农民群众休闲娱乐的主要方式。（

第二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做好四好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做好“四好”文章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重大历史任务。如何建设好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笔者围绕“建设新农村，县乡党委政府与基层组织如何作为”这一问题做了一番思考，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做好“四好”文章。

一、设计好，即准确把握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涵，并做出符合国情、县情、乡情、村情的标准设计

设计好社会主义新农村，就要求县乡党委政府积极作为，从自己的现状出发，因地制宜制定好新农村建设框架。

具体怎样抓呢？一抓规划内容。村庄布局规范化、道路硬化、环境清洁亮化、文化娱乐多样化，这“四化”是当前我们新农村建设的规划重点。二抓规划方式。要充分发挥政府、市场、民间的积极性。设计要集思广益，设计招标要市场运作，避免千篇一律。三抓规划管理。县乡党委政府在规划过程中一定要有制度可循，用规章制度来监督各项运作，实施“阳光建设”。只有这样，才能使每一分钱的投入都能进入积累轨道。这就需要各级基层党委政府牢固树立节约理念，严把审批环节，力戒空喊口号。

二、借鉴好，即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过程中，有必要借鉴其他国家新农村建设经验，有必要开展“互帮互学”建设活动

韩国是亚洲除日本、我国台湾省以外农村现代化事业卓有成效的一个国家。韩国经过20多年的努力，通过“新农村运动”这一载体，大大地提高了国民的整体素质，缩小了城乡差距，2004年，城乡居民收入比率是1:0.94。在我国，经过二十多年改革开放，也出现了一些闻名遐迩的明星村，今后随着新农村建设工程的推进，还会不断涌现一些新典型。我们有必要开展“先进带后进”、“后进学先进”活动，从而加速新农村建设进程。

学习韩国什么呢？我个人认为，韩国新农村建设在于成功地打造了“三力”。一是打造了吸引力。在“新农村运动”初期，韩国政府设计了20多种改善农村生活环境工程，如桥梁、饮水工程等，这些与农民切身利益相关的工程较好地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使“新农村运动”抓住了农民的心，充分发挥了农民的主观能动性。二是打造了示范力。韩国政府在建设新农村进程中，没有采取“一刀切”式的指导，而是对不同情况的乡村进行了分类，推行的是“量体裁衣”法。基础村，是精神文明建设的示范；自助村，是结构调整的示范；自立村，是现代农业的示范。三是打造自觉力。也就是激发全社会人的主观能动性。在韩国，为了激发全社会人参与“新农村运动”，政府按“带头人”、骨干者、公务员、知名人士、村民五类进行了责任明确与培训，从而使各种身份的人对“新农村运动”作出贡献。

那么，县乡党委政府是否就可以照抄照搬韩国的经验呢？我看不能，因为我们有自己的国情，有自己的县情、乡情、村情。县、乡党委政府对待经验要能举一反三。一是加强引导。引导是多方面的，包括物质、精神、民主、社会等方面。比如，在资金引导方面，县、乡政府要将扶贫、以工代赈、能源、水利等用于农村建设的资金适当捆绑起来，设立硬件建设专项资金，把扶助对象重点放在中心村建设上，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二是加强造势。主要指舆论造势。通过报纸、广播、电视、“万村报栏”等媒体，广泛动员、深入宣传、层层发动，营造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浓厚氛围。三是加强服务。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县、乡党委政府要发挥牵头协调作用，加强各种服务，及时推广成功做法。

此外，对于国内明星村的经验以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涌现的新典型、新经验，我们应当采取现场学、观摩学、帮扶学、竞赛学等方式，把一切成功的建设经验引入到各地的新农村建设中。这种推广经验法，就党委政府而言，就是一个加强示范的问题，我们有必要建立国家、省、市、县四级“社会主义新农村示范村”，为整体推进做好示范、积累经验。

三、推动好，即要求基层党委政府加大对农业和农村的支持力度，使各种发展要素空前活跃起来，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强大的牵引力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重中之重是大力引导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建立工业反哺农业、工业促进农村发展的长效机制，全力促进城市支持农村发展，全面放活农村各种发展要素，使新农村建设在“和谐”状况下顺利完成。

怎样才能达到“和谐”呢？从工业与农业的关系看，要念好“促”字诀；从农业自身看，要念好“兴”字诀；从建设主体看，要念好“活”字诀；从体制看，要念好“改”字诀。一是念好“促”字诀。就是以工业促进农业、农村的发展。对于县委政府而言，要搭建起全县工业发展平台，最基本的方式就是做优工业园区。优化工业园区资源配置，把工业化与信息化融为一体，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共同发展，工业和农村紧密结合，使工业园区成为全县“以工促农”的重要平台。就乡党委政府而言，要引进好工业项目，其基本的方式就是“筑好巢，引好凤”；其基本的载体就是壮大城镇规模，因为城镇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民市民化的主要载体。二是要念好“兴”字诀。我国是个农业大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建立现代农业体系，其中最基本的途径是科技兴农。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推进现代农业，这既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必需，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个重要内容。目前，阻碍农业发展的最大障碍是科技贡献率不高。要抢占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制高点，必须以科技壮基地、兴龙头、强品牌。作为县乡党委政府，要推进科技兴农，必须切实担负起推广新技术、新品种，引进新技术、新品种，联系好农业专家和科研机构，扶持科技示范户，构建与现代农业和农村工业化发展相适应的科技组织体系等职责。三是要念好“活”字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体是农民，党委政府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必须“放活”农民。我们必须改变长期以来农民群众等、靠、要的状况，要以人为本，全方位放活农民朋友的主观能动性。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过程中，要探索一种机制或体制，真正使农民变为建设主体，让他们主动去干。四是要念好“改”字诀。全部取消农业税后，农村面临两大问题：一是如何遏制各种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卷土重来，避免农民负担反弹；二是怎样在财力上保证基层组织的正常运转。这两个问题的解决，是检验县乡两级政权执政能力的重要依据，改革方能提高执政能力。为了更好地适应取消农业税的新形势，围绕提高县乡政权执政水平这一重点，必须加快推进乡镇机构改革、农村义务教育体制改革和县乡财政体制改革，稳步推进乡村债务化解工作。此外，还要进一步加强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对农户的多种服务功能，搞好村务公开、政务公开，健全村民自治机制。

四、带动好，即要求“村支两委”在建设社会主义进程中切实担负起自己的责任，“村官”充分发挥“领头雁”作用

农民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体，村支两委是“火车头”，“村官”是主体当中的“主心骨”。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进程中要发挥村支两委的带动作用，就必须实现“村官”的角色转型。“村官”必须从过去那种简单的“道德权威”向公正廉洁的“经济能人”转变，实现好角色转型。

笔者认为，“村官”们要完成好角色转型，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进程中发挥“领头雁”作用，就必须从“三新”入手。第一个“新”，树立新形象。建设新农村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村官”？它包含四个要素。一要加强学习，坚定信念，牢固树立远大理想，努力做一名学习型、创业型“村官”。“村官”首先要自己富，然后带动群众富，实现共同富裕。因此，“村官”应当抓紧学习，提高致富本领，把为人民服务谋福利的决心同过硬的本领统一起来，大胆创业，做一个全面的带头人。二要带好班，使村支部、村委班子高度凝聚，做一名团结型、正气型“村官”。建设新农村，需要一个好的团队。“村官”一定要团结一致，昂扬士气，充分当好全村发展的“火车头”。三要坚持廉洁勤政，为民排忧解难办实事，做一名实干型、廉洁型“村官”。也就是说，“村官”要养成脚踏实地的作风。四要正确对待个人利益，坚持国家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争做一名模范型、奉献型“村官”。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进程中，“村官”要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关系，坚持洁身自好，做到不与民争利。

第二个“新”，采取新方式。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迫切要求“村官”转变工作方式。在工作方向上，“村官”要从组织传统农业生产活动中退出来，在市场农业、商品农业、非农产业方面努力推进，从纯农化转向非农化，实现跳出农业抓农业，跳出村界抓发展的转变；在生产经营活动上，“村官”要从直接干预农业生产的活动中退出来，在引导、加强、示范、带动方面努力推进，由替群众决策转向为群众服务，由行政命令推动工作转向优质服务推动工作；在工作重心上，“村官”要从“上传下达”中的工作陷阱中退出来，积极发展集体经济，搞活地方经济，由被动工作转向主动工作。第三个“新”，用活新抓手。在建设新农村过程中，“村官”要想加速建设进程，必须创新工作抓手，用活新抓手。用活“人才开发”抓手。当前，村级党组织普遍缺乏执政资源观念，造成党员人才资源的闲置和浪费，直接影响党员先进性的发挥。村级“人才开发”，首要的是开发党员，做到成就一个“能人书记”，培育一群“能人党员”，激活全部“无职党员”。还要抓好农民培训工作，按照“市场导向、校企联办”的思路，加强农民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用活“结构优化”抓手。“村官”要根据市场导向，结合本村实际特点，及时创新和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提高农产品质量，增加农民收入。用活“市场理念”抓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在我国日趋成熟的市场体制基础上进行的，所以，“村官”必须在全村培育市场理念、运用好市场之手。首先要到市场去寻找适合村庄发展的好项目；其次要建立健全营销网络，让产品贴着标签上市场；再次要运用股份制，培育农民正确的投资理念，将农民的致富愿望、责任心、富余资金与现代投融资机制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全村整体联动的经济发展态势。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个复杂的、系统的工程。“县乡党委政府与基层组织如何作为”是这个系统工程中必须认真对待的一个环节。县乡党委政府与基层组织若能做好以上“四好”文章，也就解决了“设计内容是什么”、“可资经验有哪些”、“支持重点在哪里”、“骨干力量如何干”等四个问题，从而保证新农村建设在县乡两级有序、快速、健康推进。

农业的“三色革命”

绿色革命：农作物的最高产量在很大程序上取决于光能利用效率的高低。目前一般作物光能利用率仅0.4％左右。但从光合作用本身的效率来计算，理论上最高可达20％左右，根据这一计算，仅水稻亩产就能达7000～10000千克。因此，把扩大农作物叶绿素体面积以加强光合作用，提高农作物产出率，称为“绿色革命”。

白色革命：地球上的植物资源极其丰富，用来发展畜牧业，将粗蛋白转化为以奶品、肉类为主的高级蛋白质，既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又扩大了食物的来源。因为蛋白质呈白色，所以称之为“白色革命”。

蓝色革命：海洋占地球总面积71％，不仅生物品种多，而且数量巨大，但目前对海洋的开发利用十分有限。海洋可提供的食物，比陆地全部可耕地提供的食物多得多。因为海洋呈蓝色，所以把人类征服海洋、建立以海洋为主的水体农业称为“蓝色革命”。

白色农业是指微生物资源产业化的工业型新农业，包括高科技生物工程的发酵工程和酶工程。白色农业生产环境高度洁净，生产过程不存在污染，其产品安全、无毒副作用,加之人们在工厂车间穿戴白色工作服帽从事劳动生产，故形象化地称之为“白色农业”。

第三篇：新农村建设要正确处理好五个关系

文章标题：新农村建设要正确处理好五个关系

新农村建设要正确处理好五个关系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中央审时度势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党和国家确定的事关全局的重大历史任务，全面体现了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作为有9亿农民的农业大国，建设社会主义

新农村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不言而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涵盖了农村发展的物质基础、重要目标、内在要求、必要条件和政治保证等几个方面的要求，这其中也蕴涵着解决好历史文化背景和各类矛盾纠葛错综复杂的“三农”问题的重大命题和深刻内涵，要求我们既要解决千百年封建思想的影响以及对农业重视程度不足的问题，又要解决传统生产方式的桎梏和农民对土地依赖眷恋的困扰，也要解决政府财力对农业投入不足的制约，还要解决地域差异和生产资料分配不均造成的落差，更要解决思想观念的转变与工作实际程度的内在要求。为此，新农村建设要正确处理好以下五个关系。

第一，要正确处理好建设新农村与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的关系。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农村中体制性、结构性、生态性矛盾引发的不稳定因素不断显现，这些问题和矛盾解决不好、处置不当，直接影响和制约着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稳定是前提，稳定是基础，没有农村的稳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无从谈起，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措施就很难落到实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目标就很难实现。建设新农村，必须把维护农村社会政治稳定摆上突出位置，着力化解农村各类矛盾纠纷，着力解决农村各类不和谐、不稳定问题，保障广大农村群众心平气顺、安居乐业，全身心地投入新农村建设之中。应深入推进矛盾纠纷排查调处理工作。对农村传统矛盾纠纷，要注重研究其规律、特点及成因，不断加大矛盾纠纷排队查调处理工作力度，切实增强预见性、前瞻性，区别不同情况，正确运用经济、行政和法律手段最大限度地把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对新农村建设中出现的问题，必须用改革的思路和发展的办法来解决，努力把握好在新农村建设中维护群众利益与维护社会稳定的结合点，做到既有效地维护群众利益，又有效地维护社会稳定。高度重视和调处解决好农村因农民负担、土地承包、土地征用、移民搬迁、拖欠农民工工资等引发的矛盾纠纷。按照“发现得早、化解得了、控制得住、处置得好”的要求，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事前预防和事中控制上来，做到有效预防问题，及时发现问题，妥善处置问题，切实提高处置突发性事件和群体性事件的能力。要坚持严打方针，在解决农民反映强烈的突出治安问题上取得新突破。从当前农村治安情况看，农村违法犯罪问题有与城县违法犯罪问题的共同特征，也有农村自身的特点，影响农村群众安全感的突出问题主要是盗窃抢劫、流氓恶势力、村匪路霸、制假贩假、欺行霸县、坑农害农等侵害农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犯罪和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对这些群众深恶痛绝的违法犯罪问题，必须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予以严厉打击、集中整治，做到除恶务尽，切实把各类违法犯罪活动高发势头压下来，有效地控制案件的发生，增强农民群众的安全感。

第二，要正确处理好政府扶持与农民主体的关系。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过程中，政府的主要作用是扶持引导，建设的主体是农民，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要参与者和受益者。农民自力更生与政府扶持引导是相辅相成、相互补充的关系，各有各的功能，各有各的侧重。新农村建设，需要全党共同努力，更需要充分发挥农民的主力军作用，调动农民发展生产、建设家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先后下发了8个一号文件着力解决“三农”问题，但农业生产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建设和农民生活水平都是在“一波三折”中进行的，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也不同程度地受到挫伤，在这种形势下建设新农村，必须把调动农民积极性摆上重要位置，切实加大力度。各级党委政府要发动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支持群众，教育和引导农民克服“等、靠、要”的思想，加大国家政策的宣传力度，使广大农民认清形势，切实增强主体意识和主动参与意识。新农村建设，关键是把握好农民参与和农民受益这个切入点，将新农村建设与农村经济发展结合起来，使新农村建设能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让农民收入得到更快的提高；将新农村建设与农村社会事业发展结合起来，使新农村建设能促进农村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让农民分享更多的社会福利；将新农村建设与农村环境美化结合起来，使新农村建设能促进农村环境的改善，让农民拥有更好的生存环境；将新农村建设与农村民主决策结合起来，使新农村建设能促进农村基层民主化进程，建立在农民自觉、自愿的基础上。

第三，要正确处理好全面建设与重点扶持的关系。中央提出的新农村建设，是全国农民的一大福音。但是，由于我们国家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地区间农村的生产、生活和生态条件不尽一致。尤其像东北地区，是国家的老工业基地，也是国家的大粮仓，历史上为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但由于建国以来，国家对农业采取的是“取多予少”的政策，导致农业基础十分薄弱，农村建设十分落后，农民生活水平十分低下。因此，建议国家在制定扶持新农村建设政策时，应重点考虑东北老工

业基地等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实际，在促进全面建设新农村的同时，在政策、项目、资金的投放上应重点向东北老工业基地等经济欠发达地区倾斜。中央应加大对东北等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财政转移支持力度，扶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公共事业建设，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应在贴息贷款和项目建设上给予重点倾斜，帮助经济欠发达地区改善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发展生产，提高农民收入；应在减轻乡村债务上予以扶持，通过国家注入、减免、停息挂账等办法，卸掉乡村债务，让他们轻装上阵带领农民搞新农村建设；应在建立农村保障体系上给予帮助。通过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贷款贴息、国债资金和增加贷款规模等途径，采取“百川汇一”的方式，增强东北等经济欠发达地区建设新农村的能力。

第四，正确处理好依法规划与有序建设的关系。当前，很多地方的农村建设仍存在着无“设”就“建”、边“建”边“设”、先“建”后“设”、前“建”后“拆”的无序建设的现象，随意性强，规划性弱，极大影响了农村建设的可持续和谐发展局面。新农村建设蕴涵了先“设”后“建”的新发展观。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规定，要科学制定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规划和加强村庄规划建设，新农村建设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个方面，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切实加强规划工作。在新农村建设中，应该脚踏实地，以长远务实的态度来对待建设新农村，认真吸取历史上搞过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和大上乡企时“家家点火、户户冒烟”等劳民伤财的教训，坚决避免把有限的资金浪费到各种形象工程、花瓶式试点工程以及重复建设上去。新农村建设一定要让农民得到实惠，如果建完了很漂亮，对他不方便，我想农民不会满意的。同时，在新农村建设中，还要强化依法规划，各级政府在出台事关农民切身利益的政策和措施前，必须要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把好事办好，坚决避免一个出发点好的政策措施，由于不符合实际或者侵害了农民的权利而引发新的矛盾。最近一段时间，我看了很多有关新农村建设的报道，一些地方建设农村的小社区，在这个前提下，把一些村合并到一起，这样就涉及到农民要搬家，老房子要拆掉建新房，这样一种现象在中国各地区差别很大的情况下是不能一概而论的。首先得考虑这个地方这样做有没有这样的经济条件，农民会不会因此受到财产方面的损失，或者加重负担，或者让村集体负债更多；其次是即使有经济条件，也要考虑到法律赋予农民的权利。农民的宅基地是依照法律规定审批给他长期使用的，往往农民就在他宅基地附近还有他的承包地，如果都合并起来，有些地方可能要收去给别人使用，这涉及到一系列的法律问题，因此要这样做，必须符合法律的程序和法律的规定。所以说，新农村建设要坚持依法办事，按照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把新农村建设纳入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坚持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规划先行，从县情、镇情、村情出发，不搞“一刀切”，要实行分类指导，大胆探索，积极实践，走出具有自身特色的新农村建设道路。

第五，处理好新农村建设与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的关系。建设新农村，必须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切实发挥基层组织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主力军作用。农村基层组织是党的组织肌体的基本细胞，是党在农村路线、方针、政策的直接执行者，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在新农村建设中承担着组织发动和建设的重要任务。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冲破了过去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管理体制，分散的生产经营方式给农村社会管理带来了不少问题，而与当前农村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农村行政管理体制尚未建立起来，本应起战斗堡垒作用的农村基层组织在相当一些地方还比较薄弱，少数基层组织软弱涣散，个别基层组织名存实亡，导致一些农村基层组织丧失了公信力。特别是随着国家对农村“三减免”、“三补贴”政策的推进，农村基层组织的行政功能也在逐步弱化，尤其是在那些村级组织软弱涣散的地方，出现了大量的非良性组织，并迅速填补行政功能弱化留下的组织空间。一些家族势力和宗教势力有扩大的趋向，而行政功能逐渐弱化的乡村两级组织无力阻挡这些家族势力、宗教势力的崛起，这往往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重大障碍，长此以往势必会削弱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因此，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政权建设的高度，高度重视并切实加强以党支部为核心的农村基层组织配套建设。结合农村正在开展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选好村党支部书记这个带头人，加大对乡村干部的培训，改进农村工作方式方法，转变干部工作作风，树立亲民为民形象，不断增强凝聚力，切实把广大农民群众团结到建设新农村的伟大事业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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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新农村建设面临九大难题[推荐]

新农村建设面临九大难题 必须坚持量力而行

2007-1-8 15:51:25

新农村建设一年之际，《瞭望》新闻周刊深入山东、河南、江西、陕西、吉林、内蒙古等地进行了专题调研。从各地实践看，新农村建设取得了较大进展，但同时存在一些倾向性问题，其背后则是基层政府在认识、方法上的偏差以及工作作风的不切实际。及早发现和解决这些问题，方能真正取得新农村建设实绩。

问题一：行政资源“垒大户”，试点村难以“以点带面”

调研中我们发现，不少基层干部在谈论如何开展新农村建设时，不约而同想到的都是先建设“富村”。在有的乡镇，“后进村”的群众常年喝不上一口干净水，干部们却在讨论选择一个“先进村”开展亮化、美化工程。

西部地区一位基层干部介绍了当地新农村建设示范点的三个选择标准：一是有特色产业支撑，二是村集体有较强实力，三是大多数村民有较多的经济收入；在河南省，一 位乡党委书记告诉我们，他们正准备选择一个群众生活比较富裕、建设规划较好的村庄，这位乡党委书记却茫然不知所言。

建设新农村，很多方面需要规划先行、试点起步、稳步推进。但是，如果只抓“试点”，不做好“面”上的基础工作，急于树“形象”出“政绩”，缺乏科学发展观，对新农村建设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缺乏深刻认识，则往往会走偏，以至于出现用行政力量“垒大户”，把有限的资源过分集中在少数试点上，从而造就一批“好是好，就是学不

问题二：部分地区举债搞建设，农民负担反弹

中央明确要求，新农村建设要坚持量力而行，不能举债搞建设。但我们发现，在新农村建设试点工作中，一些乡村干部和农民正负新债搞建设，部分地区的乡镇政府和干部随意向农民集资摊派，农民负担出现反弹。

许多新农村建设试点村抢抓这一机遇，启动了村道水泥化工程，乡镇和村级组织筹集中全乡之力搞好试点，做到“以点带面”。然而具体到如何利用“点”来带动“面”，了”的典型，甚至人为地造成农村内部的“二元分化”，这就背离了新农村建设的初衷。资整修路基，上级补助资金铺水泥路面。然而，由于山区整修路基花费很大，群众集资无力完成，许多新农村建设试点村欠下了新债。

以修路为名摊派集资现象也开始出现，不少农民反映，乡政府和村组干部在修路过程中向他们收取修路款。如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张海坡村二组农民反映，村里去年开始修筑出村路和村内街道，二组农民要承担38万元修路款，人均1000多元。

修路负担重，走路的负担也重。公路上的乱收费、乱罚款严重干扰农产品销售秩序运政违规日夜上路罚款，对过往车辆“雁过拔毛”。渭南市大荔县盛产西瓜，今年每公斤西瓜价格跌至不足0.3元，当地瓜农损失很重。他们反映，道路乱罚款是西瓜滞销的主要原因之一。一车西瓜运到兰州，沿途的各种罚款不下1000元。

农民税负减免、收入提高，加上今年以来新农村建设的政策引导，各地农民建房数量大增，由上涨，许多建房农户不堪重负。

汉阴县涧池镇三星村22户村民今年实施移民搬迁建起了新房。正在粉刷新房的移民搬迁户李世清说：“盖3间房至少要花5万元，如果放在去年，要少花1万多元。家里

问题三：基层政府缺少发展农村经济的切实办法

而对于如何发展农村经济，则有畏难情绪。发展农村经济，面临行政推动不灵、工作没抓手等难题。

这些年，在发展农村经济上，政府的行政推动力度不可谓不大，为何效果不好，关一些县乡干部对乡镇发展农村经济的职能产生怀疑。

河南省商丘市一位乡镇党委书记说：“在发展农村经济上，乡镇政府作用不大，反作用倒不小。从我们乡的实际看，无论结构调整也好，农民致富也好，有多少是乡里扶持的？这些年，乡里搞了好多示范区，成功率连10%都不到。”

与发展农村经济“冷”形成反差的是，一些乡镇对招商引资越来越热。“一切围绕和农民增收环境。如312国道陕西咸阳段不足200公里的道路上，县县设卡，交警、路政、没有积蓄，扶贫补助也没发下来，材料价格又这么高，房盖起来了，自己也成了欠债大户。”

谈到新农村建设，县乡干部往往热衷于村庄整治、改厨改厕，或是忙于招商引资，键是如何用市场的办法引导群众发展经济这道难题没解开。由于硬办法不行，新办法不明，项目转”、“人人头上有指标”的现象较为普遍。一些乡镇干部为了引资，长年在外奔波。在漯河市大刘镇政府，我们看到了挂在墙上的“招商引资任务表”，上面详细列出了每个镇领导班子成员招商引资任务。

据分析，当前乡镇兴起的招商引资热驱动力来源于两个方面：首先是市县下达硬指乡镇政府陷入财政困局，为了维持自身运转，迫切需要寻找新的税源。

问题四：基层干部作用难以有效发挥

农村富不富，关键在干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离不开强有力的基层班子。新农村建设需要规划、布局、调整、发展，必然会产生一些新矛盾、新问题，这都需要基层干部来组织和协调解决。目前基层干部在诸多方面处于窘迫的地位，如何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是很现实的问题。

搞建设需要钱，可目前不少乡镇政府正常运转都难以维持，没有实力进行投资建设，上面下达任务，执行起来却苦于没有资金，对上对下都难以交待。

二是为管理力不从心苦恼。一些乡镇干部反映，“从管理的角度来讲，乡镇这一级政府不出台政策，只负责贯彻和落实，对上级来说，省、市、县都可以指挥乡镇，可乡镇乡镇政府对“七站八所”能指挥得动的也没有几个，因为以前的“块块管理”已改为“条条管理”，都让县里的职能部门把管理权限收上去了。取消农业税后，乡村干部对农民缺乏约束能力，一部分农民只讲索取，不讲奉献、不尽义务，而乡村干部拿这部分农民没有办法。

问题五：新农村建设规划存在五种不良倾向

在制定新农村建设规划中，一些地方出现五种不良倾向：一是以村容规划代替新农村建设规划，在内容上忽视发展生产；二是以城市住宅小区规划代替农家群落规划，忽视了庭院经济和民族风俗特点；三是以新产业开发规划代替当前主导产业发展，忽视粮食生产；四是以政府官员的意图代替村民自愿，忽视农户的家庭支出能力；五是关注宅基地整标，层层分解到各个乡镇，最终形成了干部“全体招商”的局面；其次是农业税取消后，在新农村建设中，相当部分乡村干部感到苦恼。一是为经费短缺苦恼。他们认为，能指挥村吗？”村委会主任是民选出来的，如果不听乡镇的，乡镇也拿他没办法。同样，理后的土地开发，忽视原有宅基地和承包地农户的产权和承包经营权。

这些倾向集中反映出规划者农村基本经济政策观念的淡薄。新农村建设规划是一种家族生产的自然条件和生活习惯。搬用城市规划的方法和程序搞农村建设规划，搬用城市居民小区的图纸搞农村民宅建设，显然脱离实际。

这里还有一个规划的法律依据问题，目前国家只有城镇规划方面的法规，没有农村建设规划的法规，在制定新农村建设规划中只能依据当前的农村基本经济政策，依据农村生产、农民生活的需要探索编制。

问题六：“项目式”建设受惠村很少

目前各级政府支农建设以项目为主，争取不到的地方公共设施长期落后。谁跑得勤，项目就给谁，这样很不公平。在新农村建设中，如果还要通过“跑项目”来进行，基层干部压力很大。希望新农村建设有一个公开、公平的政策环境，免除村干部“跑项目”之苦。

陕西省人大常委会组织的调研发现，全省建设资金投入未能形成有效的融资机制，启动和补贴资金不落实，各级财政投资严重不足。陕西省共有行政村3.1万个，省级财政每年投入农村和建制镇建设的补助资金仅有200万元，而全省县以下建制镇就有822个，这笔补助资金大部分投到了乡镇建设上，能投入到农村建设的资金寥寥无几。

问题七：“撤乡并村”中不要忽视自然村

近年来，为了方便管理，减少财政供养人口，许多地方进行了撤乡并村活动。在新农村建设中，撤乡并村的遗留问题已经凸显出来。例如，进村的路修到哪里？新农村建设的村确定在哪里? 也不是农户住宅的迁移。所谓撤并，只是镇政府、村委会管辖区域的变化，并不代表农户与以原生产队为基础的承包关系的变化。在大多数地方，还是原生产队的农户承包原生产社会经济发展的综合规划，其基础是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和家庭承包经营，以及农民家庭、一些乡村干部认为，以往有的支农项目是上级对下级的“钓鱼项目”，谁有关系、调查发现，撤乡并村只是行政区划的调整变更，并不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合并，队的地。这就是说，并村以后，政府法定名单上原有的村名没有了，但是原有的农户居住群落并没有变，原有集体经济组织与原有成员之间的承包关系没有变。

新农村建设要落到实处，就是要改变和提升农民居住群落的生产、生活水平。我们在江汉平原上看到一种情况，一个行政村由原来三个村（生产大队）合并而来，在并村过程中原来三个村的农户没有发生任何迁移，原来的生产队（自然村）也没有发生变化，只是政府认可的村名发生了变化，村干部的管辖范围变大。但在当地乡村道路建设中，国家只对乡政府到新村村委会一段路进行补贴，原来三个村的道路修建任务变成了一个村的修建任务，国家节省了资金，但留下的仍是农民行路难。在教育、医疗等问题上也有类似情况。

新农村建设本来是基层的社会经济建设，如果仅仅是按照撤来并去的行政区划，把工作做到“行政村”村委会，新农村的许多事可能架空。

问题八：农村人才出现“断层”现象

由于很多村年轻农民多数外出打工，在家留守者以妇女和老年人居多，导致农村人才“断层”现象突出。

吉林省榆树市农业局副局长李恒说，榆树市20岁～40岁的年轻农民多数出去打工了，懂科技会经营的新型农民非常少，而且后劲不足。

知识结构“断层”问题。目前农村党员干部老龄化、整体素质偏低。现在要在农村选一个

问题九：出现违规调整土地承包经营行为

农村集体经济变成了“空壳”，原有“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已“名存实亡”，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基础上的经营体系如何构建，是发展农村经济的又一道难题。

调研发现，许多乡镇干部把双层经营体制的重建理解为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或占地办工业，实现“园区加农户”或“工厂加农户”。在这种观念影响下，不少地方提出重新调 许多基层干部担忧由于年轻人大量离乡，后备干部选拔、党员发展都面临年龄段、年轻干部、有文化的干部太难，不少地方农村党员队伍严重老化，出现了青黄不接的现象。

调研中一些乡镇干部认为，随着村办企业的大量倒闭，村组“机动地”基本取消，整土地承包关系，出现违规调整土地承包经营行为。

河南省邓州市十林镇党委书记刘建科说：“为了发展集体经济，我们对办企业村实行政策优惠，产生的税收乡村按三七比例分成。但办企业用地难协调，目前，土地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已阻碍了农村现行生产力的发展。”

一次性租赁西明义等村1035亩耕地，建设温泉度假区。被占地群众反映，他们每年每亩获得500多元的“租金”，许多人觉得不划算，不如自己种地。

怎么办？长期以来，我们把“统”的功能放在村、组层面上，现在看来，这条路基本上走字，只剩下土地所有权了，但这个“权”不能动。因为“承包地”是个最好的社会“稳压器”，盲目推进土地规模经营，将留下社会发展隐患。

结论：新农村建设必须坚持量力而行

农民负担反弹的重要原因来自于新农村建设的“政绩冲动”。不论是修公路，还是要通过广泛宣传，并在政策制定中考虑农民的“配套资金”的承受能力。

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各地政府应当根据各地的自然资源和经济发展水平，以当地农民的特殊需求为导向，因地制宜地推进新农村建设工作，要在不同地区探索符合当地情况的新农村建设路径与做法。

农民负担出现反弹，另一重要原因就是税费减免以后乡镇机关的运转经费捉襟见肘，根本无法保障运转，一些乡村干部便向农民“伸手”。解决这个难题的根本出路是尽快推进乡镇机构改革，让乡镇“瘦身”的同时转变职能。为了发展当地经济，鄢陵县陈化店镇政府与许昌永达公司非法签订土地租赁协议，邓州市委书记刘朝瑞表示，“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分”解决了，“统”不通。“公司加农户”是一种好形式，但问题是公司强农户弱，利益不均等。现在这个“统”让农民建新房，贪新求洋不可取，必须从实际出发，有多大力量办多大事，尽量多办事。

与此同时，推进新农村建设还要谨防垂管部门向农民“隐性伸手”。基层干部认为，乡镇、村组加重农民负担容易看到、容易制止，而公路、通讯、电力等部门利益给农民增强的负担“戴着市场经济的帽子”，比较隐蔽，需要国家从宏观政策的角度进行综合治理。（瞭望）

第五篇：保障性住房建设五大难题

保障性住房建设是促发展、惠民生、保稳定的重要举措。“十二五”规划纲要确定，未来五年建设保障性住房、棚户区改造住房3600万套，其中2011年开工建设1000万套。目前，各地保障性住房建设正处于高峰，但相关的政策、配套措施并不完善，有五大难题亟待解决。

第一是筹资难。

2011年建设1000万套保障房约需资金1.3万亿—1.4万亿，中央财政安排约1300亿元，各级政府通过预算内安排、土地出让收益以及发行债券等方式筹集大约5000亿元，还需通过市场筹集资金约8000亿元。为弥补资金缺口，各地探索了发行企业债、信托基金等多种融资渠道，但总体规模不大，融资成本也相对较高。一些银行认为保障房项目关联方多，情况复杂，特别是公租房和廉租房项目还款来源不确定，风险较大，贷款投放较为谨慎。总体而言，由于保障房建设资金回收周期长，利润空间小等因素，各地保障性住房建设资金仍以政府投入为主，社会资金参与融资的积极性不高。

为此，要逐步建立和完善保障性住房建设的资金支持机制，加快完善政策环境，出台针对保障性住房尤其是公租房的中长期低息贷款政策。要保证保障房开发的合理盈利空间，探索可持续的开发建设模式，创新投融资机制，有效利用保险、信托、社保等长期资金，积极吸引企业参与保障房建设。丰富金融产品设计，推行权益型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试点等。

第二是用地难。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深入发展，城市建设用地供需矛盾较为突出，地方政府新增建设用地数量受到用地总量控制指标的严格限制。为了确保经济增长和增加财政收入，地方政府倾向于优先安排大型经营性项目建设用地。在住宅用地上，不少地方为了获得更高的土地出让收入，把商品房用地作为主要供给对象，保障房用地在计划指标中占比不足。根据国土资源部2010年用地供应计划执行情况公告，全国30个省区市(不含西藏和新疆建设兵团)住房供地计划实际完成12.54万公顷，其中保障性住房用地2.47万公顷，仅占住房用地总量的19.7%。此外，存量土地供给受拆迁难、征地和用地手续复杂等因素限制，获取土地时间长、成本高。

因此，为解决用地难问题，有必要将保障房用地指标单列，以避免一些地方政府为获得高额土地出让收入而将土地主要用于商品房，挤压保障房用地的现象发生。同时，引导和鼓励地方进一步拓宽保障房用地规模，如规定有关房地产开发企业在取得商品房用地时需配建一定面积的保障房。目前，北京、兰州等地方政府已探索实行了“限地价、竞租赁房面积”方式，从原商品房面积中“抠”出一部分面积，“贴补”给公租房，北京市部分公租房项目开发建设还试点实行土地年租制。此外，可考虑推进在集体土地和单位土地上建设公租房，同时明确规定单位自建公租房的供给对象必须符合统一的公租房申请条件且坚持只租不售原则，避免其转化为传统体制的单位福利分房。

第三是监管难。

保障房建设是惠民生、纾民困、解民忧的一项重要工程，建设规模大、时间要求紧，若相关的监管配套措施不到位，会严重影响政策的实施效果。目前，一些地方的保障性住房建设屡被媒体曝光存在质量问题，“楼脆脆”、“瘦身钢筋”等安全问题令人担忧。一些地区的保障房配套设施和服务还不到位，群众安居难，在部分保障房和商品房社区混建的大型小区里，公共配套“肥瘦”不均的现象也较为严重。

为此，要进一步加强监管，完善考核指标和办法，尽快改变和纠正一些地区在保障房建设中存在的重建设轻管理、重速度轻质量、重主体轻配套等错误做法。加快出台保障性住房监督管理办法，进一步明确各方在保障房建设中的责任，严格执行项目审批、土地使用、规划选址、质量监督、工程监理、竣工验收等各项建设程序，全面落实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标投标制、工程监理制、合同管理制等建设管理制度，充分利用公众和媒体等多方力量进行全过程监督，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对保障房建设中出现质量问题的责任主体，要加大惩戒力度，载入诚信系统“黑名单”。

在对地方政府的目标考核上，不仅要考核保障房建设的速度和套数，还要重点考核保障房建设的质量、配套和效益。在规划布局上，要根据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的分布状况，将保障性住房重点布局在铁路沿线、城市主干道、地铁出入口等区域。在户型设计上，要做到“面积不大、功能齐全”。在装修标准上，廉租住房和公共租赁住房要统一进行装修。在配套设施上，要确保水、电、气、暖、电话、有线电视等配套设施到位，让低收入家庭与其他群体同样共享城市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成果，坚决避免保障房享受“次级配套”、保障房造就“贫民区”现象的发生。

第四是运营难。

当前，保障性住房尚处在大规模建设中，问题主要集中在建设层面，下一步，要重点解决好分配和运营管理中的问题。各地建设的保障房，除一部分经济适用房和限价房可以出售以外，大部分将由政府或相关机构持有，允许多长时间退出、如何退出等问题目前还没有统一、明确的规定。如保障房退出渠道不畅，将导致一些不符合政策的居住者持续占用社会资源，使本该享受保障房政策的群众失去保障权利。

为此，应尽快明确保障房的分配程序、办法和退出机制，做到透明、公开、公正和公平。要建立和完善居民收入核查制度，及时监测被保障对象经济状况变化情况，确保保障性住房真正发挥面向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的“托底房”的作用。要完善制度设计，实现保障房在严格审核条件下的有序转化，引导形成先租后买、梯度消费的住房模式，既可以满足群众在不同经济状况和阶段的住房需求，同时政府也可以减轻管护压力和收回部分资金，周转建设保障性住房，覆盖更多的困难群众。目前，一些地方已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如江苏省探索保障房多元化产权模式，政府按出资比例与廉租房或公租房住户实行共有产权，这些家庭经济状况改善后，可以按市场价格或稍低于市场的价格，购买政府拥有的部分产权。厦门市探索根据保障对象收入提高状况，相应提高其租金水平，在一定条件下将廉租房转化为公共租赁住房和出售性保障住房，着力使各类保障方式互通互换、进退有序。

第五是显效难。

尽管目前政府加大了保障房建设力度，但相对于广大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需求和快速发展的商品房市场，保障性住房建设仍明显滞后，覆盖面有限，供给严重不足，政策效果显现尚需一个过程，甚至较长时间。特别是在当前房价的增长幅度超过大多数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的背景下，要进一步加强保障房建设的统筹规划和顶层设计，坚持“两条腿”走路，在加快保障房建设的同时，切实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将房价控制在合理水平，继续增加中低价位中小套型普通商品房供给，有效抑制投机投资性购房，满足广大群众的基本住房需求，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要合理确定政府责任与行为边界，注重和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尽快形成与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阶段相适应的住房保障体制和机制。

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一头连着发展，一头连着民生。尤其是在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新兴经济体通胀预期较强的环境下，落实好这项工程意义重大。为解决上述难题，需加快完善相关法规制度和政策体系，落实责任，强化监管，逐步形成政府保障和市场机制结合的住房供应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