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

第一篇：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

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

中国文化不仅丰姿多彩，而且有着迷人的气质和丰富的内涵。这迷人的气质和丰富的内涵就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关于文化的基本精神，张岱年说：“文化的基本精神就是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精微的内在动力，也即是指导民族文化不断前进的基本思想。”由此可见，所谓文化精神，就是推动和指导着人们实践的思想，亦即世界观和人生观。

“天人合一”是古代中国人处理自然界和精神界关系所持的基本思想，其突出特征是：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服从自然规律，人性即天道，道德原则与自然规律一致，人生理想就是天人谐调。在古代中国人看来，自然过程、历史过程、人生过程、思维过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这一思想特征贯穿了“天人合一”观念源起与演变的基本过程，贯穿于古代的哲学、科学和艺术中。

“刚健有为”，《周易.象传》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体运行，永无已时，故称为健。健含有主动性、能动性以及刚强不屈之义。君子法天，故应自强不息。《周易大传》强调“刚健”，主张“自强不息”，这是有深刻意义的精粹思想。

“中庸之道“是“和合文化”在为人处世方面的具体准则，它在儒家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中被视作一种人生和道德的至高境界和追求目标面对现实人生很多具体的两极选择，人们试图有效地在对立的两极之间找到了一个均衡的支点，并使对立双方归于统一。在生活实践中，守中、不走极端，成为古代中国人固守的人生信条。

“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向来被认为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就是指以人为考虑一切问题的根本，用中国传统方式来说，就是肯定在天地人之间，以人为中心；在人与神之间，以人为中心。中国传统文化的政治主题和价值主题，始终围绕着人生价值目标的揭示，人的自我价值的实现、实践而展开。人为万物之灵，天地之间人为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调。

“贵和尚中”，贵和谐，尚中道，作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也在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中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中西文化的一个重要差异，就是中国文化重和谐与统一，西方文化重分别和对抗，由此形成了显然不同的文化传统。

“崇德利用”，春秋时代有“三事”之说。《左传》文公七年记载晋国贵族郤缺的言论说：“正德、利用、厚生，谓之三事。”正德，端正品德；利用，便利器用；厚生，丰富生活。正德是提高精神生活，利用、厚生是提高物质生活。

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一个重要功能，是民族凝聚的功能。文化基本精神有着巨大的思想统摄性，它可以超越地域、阶级、种族、时代的界限，用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哺育每一个中华儿女，使其凝为一体，同心同德地为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而不懈地奋斗。

第二篇：中国文化之精神

中国文化之精神 [林语堂]

(一九三二年春在牛津大学和平会演讲稿)

此篇原为对英人演讲，类多恭维东方文明之语。兹译成中文发表，保身之道即莫善于此，博国人之欢心。又当以此为上策，然一执笔，又有无限感想油然而生。

（一）东方文明，余素抨击最烈，至今仍主张非根本改革国民懦弱委顿之根性，优柔寡断之风度，敷衍逶迤之哲学，而易以西方励进奋斗之精神不可。然一到国外，不期然引起心理作用，昔之抨击者一变而为宣传者。宛然以我国之荣辱为个人之荣辱，处处愿为此东亚病夫作辩护，几沦为通常外交随员，事后思之，不觉一笑。

（二）东方文明、东方艺术、东方哲学，本有极优异之点，故欧洲学者，竟有对中国文化引起浪漫的崇拜，而于中国美术尤甚。普通学者，于玩摩中国书画古玩之余，对于画中人物爱好之诚，或与欧西学者之思恋古代希腊文明同等。余在伦敦参观Eumorphopulus私人收藏的中国瓷器，见一座定窑观音，亦神为之荡。中国之观音与西洋之玛丽亚（圣母），同为一种宗教艺术之中心对象，同为一民族艺术想象力之结晶，然平心而论，观音姿势之妍丽，褶纹之飘逸，态度之安详，神情之娴雅，色泽之可爱，私人认为在西洋最名贵的玛丽亚之上。吾知吾若生为欧人，对中国画中人物，亦必发生思恋。然一返国，则又起异样感触，始知东方美人，固一麻子也，远视固体态苗条，近睹则百孔千疮，此又一回国感想也。

（三）中国今日政治经济工业学术，无一不落人后，而举国正如醉如痴，连年战乱，不恤民艰，强邻外侮之际，且不能释然私怨，岂非亡国之征?正因一般民众与官僚，缺乏彻底改过革命之决心，党国要人，或者正开口浮屠，闭口孔孟，思想不清之国粹家，又从而附和之，正如富家之纨 NFDA4 子弟，不思所以发挥光大祖宗企业，徒日数家珍以夸人。吾于此时，复作颂扬东方文明之语，岂非对读者下麻醉剂，为亡国者助声势乎?中国国民，固有优处，弱点亦多。若和平忍耐诸美德，本为东方精神所寄托，然今日环境不同，试问和平忍耐，足以救国乎，抑适足以为亡国之祸根乎?国人若不深省，中夜思过，换和平为抵抗，易忍耐为奋斗，而坐听国粹家之催眠，终必昏聩不省，寿终正寝。愿读者对中国文化之弱点着想，毋徒以东方文明之继述者自负。中国始可有为。

我未开讲之先，要先声明演讲之目的，并非自命为东方文明之教士，希望使牛津学者变为中国文化之信徒。惟有西方教士才有这种胆量，这种雄心。胆量与雄心，固非中国人之特长。必欲执一己之道，使异族同化，于情理上，殊欠通达，依中国观点而论，情理欠通达，即系未受教育。所以鄙人此讲依旧是中国人冷淡的风光本色，绝对没有教士的热诚，既没有野心救诸位的灵魂，也没有战舰大炮将诸位击到天堂去。诸位听完此篇所讲中国文化之精神后，就能明了此冷淡与缺乏热诚之原因。

我认为我们还有更高尚的目的，就是以研究态度，明了中国人心理及传统文化之精要。卡来尔有名言说：“凡伟大之艺术品，初见时必令人不十分舒适。”依卡氏的标准而论，则中国之“伟大”固无疑义。我们所讲某人伟大，即等于说我们对于某人根本不能明了，宛如黑人听教士讲道，越不懂，越赞叹教士之鸿博。中国文化，盲从赞颂者有之，一味诋毁者有之，事实上却大家看他如一闷葫芦，莫名其妙。因为中国文化数千年之发展，几与西方完全隔绝，无论小大精粗，多与西方背道而驰。所以西人之视中国如哑谜，并不足奇，但是私见以为必欲不懂始称为伟大，则与其使中国被称为伟大，莫如使中国得外方之谅察。

我认为，如果我们了解中国文化之精神，中国并不难懂。一方面，我们不能发觉支那崇拜者梦中所见的美满境地，一方面也不至于发觉，如上海洋商所相信中华民族只是土匪流氓，对于他们运输入口的西方文化与沙丁鱼之功德，不知感激涕零。此两种论调，都是起因于没有清楚的认识。实际上，我们要发觉中华民族为最近人情之民族，中国哲学为最近人情之哲学，中国人民，固有他的伟大，也有他的弱点，丝毫没有邈远玄虚难懂之处。中华民族之特征，在于执中，不在于偏倚，在于近人之常情，不在于玄虚的理想。中华民族，颇似女性，脚踏实地，善谋自存，好讲情理，而恶极端理论，凡事只凭天机本能，糊涂了事。凡此种种，与英国民性相同。西塞罗曾说，理论一贯者乃小人之美德。中英民族都是伟大的，理论一贯与否，与之无涉。所以理论一贯之民族早已灭亡，中国却能糊涂过了四千年的历史，英国民族果能保存其著名“糊涂渡过难关”（“Somehow muddle through”）之本领，将来亦有四千年光耀历史无疑。中英民族性之根本相同，容后再讲。此刻所要指明者，只是说中国文化，本是以人情为前提的文化，并没有难懂之处。

倘使我们一检查中华民族，可发现以下优劣之点。在劣的方面，我们可以举出：政治之贪污，社会纪律之缺乏，科学工业之落后，思想与生活方面留存极幼稚野蛮的痕迹，缺乏团体组织团体治事的本领，好敷衍不彻底之根性等。在优的方面，我们可以举出历史的悠久绵长，文化的一统，美术的发达（尤其是诗词、书画、建筑、瓷器），种族上生机之强壮、耐劳、幽默、聪明，对女士之尊敬，热烈的爱好山水及一切自然景物，家庭上之亲谊，及对人生目的比较确切的认识。在中立的方面，我们可以举出守旧性、容忍性、和平主义及实际主义。此四者本来都是健康的特征，但是守旧易致落后，容忍则易于妥协，和平主义或者是起源于体魄上的懒于奋斗，实际主义则凡事缺乏理想，缺乏热诚。统观上述，可见中华民族特征的性格大多属于阴的、静的、消极的，适宜一种和平坚忍的文化，而不适宜于进取外展的文化。此种民性，可以“老成温厚”四字包括起来。

在这些丛杂的民族性及文化特征之下，我们将何以发现此文化之精神，可以贯穿一切，助我们了解此民族性之来源及文化精英所寄托?我想最简便的解释在于中国的人文主义，因为中国文化的精神，就是此人文主义的精神。

人文主义（Humanism）含义不少，讲解不一。但是中国的人文主义（鄙人先立此新名词）却有很明确的含义。第一要责，就是对于人生目的与真义有公正的认识。第二，吾人的行为要纯然以此目的为指归。第三，达此目的之方法，在于明理，即所谓事理通达，心气和平（spirit of human reasonableness），即儒家中庸之道，又可称为“庸见的崇拜”（“religion of commonsense”）。

中国的人文主义者，自信对于人生真义问题已得解决。自中国人的眼光看来，人生的真义，不在于死后来世，因此基督教所谓此生所以待毙，中国人不能了解；也不在于涅 NFDD3，因为这太玄虚；也不在建树勋业，因为这太浮泛；也不在于“为进步而进步”，因为这是毫无意义的。所以人生真义这个问题，久为西洋哲学宗教家的悬案，中国人以只求实际的头脑，却解决得十分明畅。其答案就是在于享受淳朴生活，尤其是家庭生活的快乐（如父母俱存兄弟无故等），及在于五伦的和睦。“暮从碧山下，山月随人归”；或是“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村”。这样淡朴的快乐，自中国人看来，不仅是代表含有诗意之片刻心境，乃为人生追求幸福之目标。得达此境，一切泰然。这种人生理想并非如何高尚（参照罗斯福所谓“殚精竭虑的一生”），也不能满足哲学家玄虚的追求，但是却来得十分实在。愚见这是一种异常简单的理想，因其异常简单，所以非中国人的实事求是的头脑想不出来，而且有时使我们惊诧，这样简单的答案，西洋人何以想不出来。鄙见中国与欧洲不同，即欧人多发明可享乐之事物，却较少有消受享乐的能力，而中国人在单纯的环境中，较有消受享乐之能力与决心。

此为中国文化之一大秘诀。因为中国人能明知足常乐的道理，又有今朝有酒今朝醉，处处想偷闲行乐的决心，所以中国人生活求安而不求进，既得目前可行之乐，即不复追求似有似无疑实疑虚之功名事业。所以中国的文化主静，与西人勇往直前跃跃欲试之精神大相径庭。主静者，其流弊在于颓丧潦倒。然兢兢业业熙熙攘攘者，其病在于常患失眠。人生究竟几多日，何事果值得失眠乎?诗人所谓“共谁争岁月，赢得鬓边髯”。伍廷芳使美时，有美人对伍氏叙述某条铁道建成时，由费城到纽约可省下一分钟，言下甚为得意，伍氏淡然问他：“但是此一分钟省下来时，作何用处?”美人瞠目不能答复。伍氏答语最能表示中国人文主义之论点。因为人文主义处处要问明你的目的何在，何所为而然?这样的发问，常会发人深省的。譬如英人每讲户外运动以求身体舒适（Keeping fit），英国有名的滑稽周报《Punch》却要发问“舒适做什么用?”（fit for what?）（原双关语意为“配做什么用?”）依我所知这个问题此刻还没回答，且要得到圆满的回答，也要有待时日。厌世家曾经问过，假使我们都知道所干的事是为什么，世上还有人肯去干事吗?譬如我们好讲妇女解放自由，而从未一问，自由去做甚?中国的老先生坐在炉旁大椅上要不敬地回答，自由去婚嫁。这种人文主义冷静的态度，每易煞人风景，减少女权运动者之热诚。同样的，我们每每提倡普及教育，平民识字，而未曾疑问，所谓教育普及者，是否要替《逐日邮报》及《Beaverbrook》的报纸多制造几个读者?自然这种冷静的态度，易趋于守旧，但是中西文化精神不同之情形，确是如此。

其次，所谓人文主义者，原可与宗教相对而言。人文主义既认定人生目的在于今世的安福，则对于一切不相干问题一概毅然置之不理。宗教之信条也，玄学的推敲，都摈弃不谈，因为视为不足谈。故中国哲学始终限于行为的伦理问题，鬼神之事，若有若无，简直不值得研究，形而上学的哑谜，更是不屑过问。孔子早有未知生焉知死之名言，诚以生之未能，遑论及死。我此次居留纽约，曾有牛津毕业之一位教师质问我，谓最近天文学说推测，经过几百万年之后太阳渐减，地球上生物必歼灭无遗，如此岂非使我们益发感到灵魂不朽之重要；我告诉他，老实说我个人一点也不着急。如果地球能再存在五十万年，我个人已经十分满足。人类生活若能再生存五十万年，已经尽够我们享用，其余都是形而上学无谓的烦恼。况且一人的灵魂也可以生存五十万年，尚且不肯甘休，未免夜郎自大。所以牛津毕业生之焦虑，实足代表日耳曼族的心性，犹如个人之置五十万年外事物于不顾，亦足代表中国人的心性。所以我们可以断言，中国人不会做好的基督徒，要做基督徒便应入教友派（Quakers），因为教友派的道理，纯以身体力行为出发点，一切教条虚文，尽行废除，如废洗礼，废教士制等。佛教之渐行中国，结果最大的影响，还是宋儒修身的 理学。

人文主义的发端，在于明理。所谓明理，非仅指理论之理，乃情理之理，以情与理相调和。情理二字与理论不同，情理是容忍的、执中的、凭常识的、论实际的，与英文commonsense含义与作用极近。理论是求彻底的、趋极端的、凭专家学识的、尚理想的。讲情理者，其归结就是中庸之道。此庸字虽解为“不易”，实则与commonsense之common原义相同。中庸之道，实则庸人之道，学者专家所失，庸人每得之。执理论者必趋一端，而离实际，庸人则不然，凭直觉以断事之是非。事理本是连续的、整个的，一经逻辑家之分析，乃成片断的，分甲乙丙丁等方面，而事理之是非已失其固有之面目。惟庸人综观一切而下以评判，虽不中，已去实际不远。

中庸之道既以明理为发端，所以绝对没有玄学色彩，不像西洋基督教把整个道学以一般神话为基础（按《创世记》第一章记始祖亚当吃苹果犯罪，以致人类于万劫不复，故有耶稣钉十字架赎罪之必要。假使亚当当日不吃苹果，人类即不堕落，人类无罪，赎之谓何，耶稣降世，可一切推翻，是全部耶稣教义基础，系于一个苹果之有无。保罗神学之理论基础如此，不亦危乎?）。人文主义的理想在于养成通达事理之人士。凡事以近情近理为目的，故贵中和而恶偏倚，恶执一，恶狡猾，恶极端理论。罗素曾言：“中国人于美术上力求细腻，于生活上力求近情。”（“In art they aim at being exquisite,and in life at being reasonable.”见《论东西文明之比较》一文）在英文，所谓to be reasonable即等于“毋苛求”、“毋迫人太甚”。对人说“你也得近情些”，即说“勿为己甚”。所以近情，即承认人之常情，每多弱点，推己及人，则凡事宽恕、容忍，而易趋于妥洽。妥洽就是中庸。尧训舜“允执其中”，孟子曰“汤执中”，《礼记》曰“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用白话解释就是这边听听，那边听听，结果打个对折，如此则一切一贯的理论都谈不到。譬如父亲要送儿子入大学，不知牛津好，还是剑桥好，结果送他到伯明翰。所以儿子由伦敦出发，车开出来，不肯东转剑桥，也不肯西转牛津，便只好一直向北坐到伯明翰。那条伯明翰的路，便是中庸之大道。虽然讲学不如牛津与剑桥，却可免伤牛津剑桥双方的好感。明这条中庸主义的作用，就可以明中国历年来政治及一切改革的历史。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孔子评以再思可矣，也正是这个中和的意思，再三思维，便要想入非非。可见中国人，连用脑都不肯过度。故如西洋作家，每喜立一说，而以此一说解释一切事实。例如亨利第八之娶西班牙加特琳公主，Froude说全出于政治作用，Bishop Creighton偏说全出于色欲的动机。实则依庸人评判，打个对折，两种动机都有，大概较符实际。又如犯人行凶，西方学者，倡遗传论者，则谓都是先天不足；倡环境论者，又谓一切都是后天不足。在我们庸人的眼光，打个对折，岂非简简单单先天后天责任各负一半?中国学者则少有此种极端的论调。如Picasso（毕加索）拿Cézanne（塞尚）一句本来有理的话，说一切物体都是三角形、圆锥形、立方体所拼成，而把这句话推至极端，创造立体画一派，在中国人是万不会有的。因为这样推类至尽，便是欠庸见（commonsense）。

因为中国人主张中庸，所以恶趋极端，因为恶趋极端，所以不信一切机械式的法律制度。凡是制度，都是机械的、不徇私的、不讲情的，一徇私讲情，则不成其为制度。但是这种铁面无私的制度与中国人的脾气，最不相合。所以历史上，法治在中国是失败的。法治学说，中国古已有之，但是总得不到民众的欢迎。商鞅变法，蓄怨寡恩，而卒车裂身殉。秦始皇用李斯学说，造出一种严明的法治，得行于羌夷势力的秦国，军事政制，纪纲整饬，秦以富强，但是到了秦强而有天下，要把这法治制度行于中国百姓，便于二三十年中全盘失败。万里长城，非始皇的法令筑不起来，但是长城虽筑起来，却已种下他亡国的祸苗了。这些都是中国人恶法治、法治在中国失败的明证，因为绳法不能徇情，徇情则无以立法。所以儒家倡尚贤之道，而易以人治，人治则情理并用，恩法兼施，有经有权，凡事可以“通融”、“接洽”、“讨情”、“敷衍”，虽然远不及西洋的法治制度，但是因为这种人治，适宜于好放任自由个人主义的中华民族，而合于中国人文主义的理论，所以二千年来一直沿用下来，至于今日，这种通融、接洽、讨情、敷衍，还是实行法治的最大障碍。

但是这种人文主义虽然使中国不能演出西方式的法治制度，在另一方面却产出一种比较和平容忍的文化，在这种文化之下，个性发展比较自由，而西方文化的硬性发展与武力侵略，比较受中和的道理所抑制。这种文化是和平的，因为理性的发达与好勇斗狠是不相容的。好讲理的人，即不好诉诸武力，凡事趋于妥协，其弊在怯。中国互相纷争时，每以“不讲理”责对方，盖默认凡受教育之人都应讲理。虽然有时请讲理者是因为拳头小之故。英国公学，学生就有决斗的习惯，胜者得意，负者以后只好谦让一点，俨然承认强权即公理，此中国人所最难了解者。即决斗之后，中外亦有不同，西人总是来得干脆，行其素来彻底主义；中国人却不然，因为理性过于发达，打败的军人，不但不枭首示众，反由胜者由国库中支出十万元买头等舱位将败者放洋游历，并给以相当名目，不是调查卫生，便是考察教育，此为欧西各国所必无的事。所以如此者，正因理性发达之军人深知天道好还，世事沧桑，胜者欲留后日合作的地步。败者亦自忍辱负重，预做游历归来亲善携手的打算，若此的事理通达，若此的心气和平，固世界绝无仅有也。所以少知书识字的中国人，认为凡锋芒太露，或对敌方“不留余地”者为欠涵养，谓之不祥。所以凡尔赛条约，依中国士人的眼光看来便是欠涵养。法人今日之所以坐卧不安时做噩梦者，正因定凡尔赛条约时没有中国人的明理之故。

但是我必须指出，中国人的讲理性，与希腊人之“温和明达”（“sweetness and light”）及西方任何民族不同。中国人之理性，并没有那么神化，只是庸见之崇拜（religion of common sense）而已。自然曾参之中庸与亚里士多德之中庸，立旨大同小异。但是希腊的思想风格与西欧的思想风格极相类似，而中国的思想却与希腊的思想大不相同。希腊人的思想是逻辑的、分析的，中国人的思想是直觉的、组合的。庸见之崇拜，与逻辑理论极不相容，其直觉思想，颇与玄性近似。直觉向来称为女人的专利，是否因为女性短于理论，不得而知。女性直觉是否可靠，也是疑问，不然何以还有多数老年的从前贵妇还在蒙地卡罗赌场上摸摸袋里一二法郎，碰碰造化?但是中国人思想与女性，尚有其他相同之点。女人善谋自存，中国人亦然。女人实际主义，中国人亦然。女人有论人不论事的逻辑，中国人亦然。比方有一位虫鱼学教授，由女人介绍起来，不是虫鱼学教授，却是从前我在纽约时死在印度的哈利逊上校的外甥。同样的中国的推事头脑中的法律，并不是一种抽象的法制，而是行之于某黄上校或某部郭军长的未决的疑问。所以遇见法律不幸与黄上校冲突时总是法律吃亏。女人见法律与她的夫婿冲突时，也是多半叫法律吃亏。

在欧洲各国中，我认为英国与中国民性最近，如相信庸见，讲求实际等。但是英国人比中国人相信系统制度，兼且在制度上有特殊的成绩，如英国的银行制度、保险制度、邮务制度，甚至香槟跑马的制度。若爱尔兰的大香槟，不用叫中国人去检勘票号（count the counterfoils），就是奖金都送给他，也检不出来。至于政治社会上，英国人向来的确是以超逸逻辑，凭恃庸见，只求实际著名。相传英人能在空中踏一条虹，安然度过。譬如剜肉医疮式补缀集成的英人杰作——英国的宪法——谁也不敢不佩服，谁都承认它只是捉襟见肘顾前不顾后的补缀工作，但是实际上，它能保障英人的生命自由，并且使英人享受比法国美国较实在的民治。我们既在此地，我也可以顺便提醒诸位，牛津大学是一种不近情理的凑集组合历史演变下来的东西，但是同时我们不能不承认它是世界最完善最理想的学府之一。但是在此地，我们已经看出中英民性的不同，因为必有相当的制度组织，这种的伟大创设才能在几百年中继续演化出来。中国却缺乏这种对制度组织的相信。我深信中国人若能从英人学点制度的信仰与组织的能力，而英人若从华人学点及时行乐的决心与赏玩山水的雅趣，两方都可获益不浅。

第三篇：(论文)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文化的功能及其基本精神的思考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文化的功能及其基本精神的思考

[摘要] 市场经济是全球化的经济。随着中国加入WTO，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更进一步加快了其全球化的进程，并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文化格局。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变革对社会主义文化生态带来的影响也是全方位、颠覆性的。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发展与成熟，在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融合、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共生、主流文化与市场文化的对立统一中，当代中国文化生态也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文化格局。

[关键词]市场经济全球化文化生态主流文化市场文化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是一种崭新的经济关系，而且是一种全新的文化现象，它与社会主义文化生态环境是一个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整体。随着中国加入WTO，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更进一步加快了其全球化的进程，并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文化格局。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特别强调文化生态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经济现象和经济制度的存在依赖于它的文化价值；并且，企图把共同的经济目标同它们的文化环境分开，最终会以失败告终，尽管有最为机灵巧妙的智力技艺。如果离开了它的文化基础，任何一个经济概念都不能得到彻底的深入思考。”[1]其实，经济的发展与文化生态之间的关系并非单向度的，作为一种全新的文化现象，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固然离不开它特定的文化生态环境，与此同时，它对社会主义文化生态带来的影响也是全方位的、颠覆性的。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发展与成熟，我国文化生态也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文化格局。

一、中国与世界的融合市场经济是全球化的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加快了中国走向全球化的步伐，也加快了中国文化向世界文化融合的步伐，中国文化的世界化（或全球化）是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化生态的鲜明特色。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自成体系，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品格。在漫长的历史沿革中，由于地理的阻隔，文化区间辽阔，中华文化的自我生存和自我调节能力较强，但养成了文化的封闭性格和自尊自大的文化心理。纵观五千年中华文明史，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交流并不十分主动，中国文化的世界化（或全球化）的广度和深度还远远不够。然而，全球化浪潮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中国近代化过程的历史就是中国文化进入全球化的历史。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这是中国由一个古老的文明中心被船坚炮利的英帝国主义强行纳入由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进程的过程。包括费正清在内的许多学者都有认为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以其发达的文化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建构了一个世界体系。这个体系与西方文明处于同一轴心上，甚至一度比西方世界体系更为发达，但长期的封闭使这个文化衰败了，最终摧毁于西方列强的殖民扩张之中。中国文化一开始便以一种不平等的地位被迫纳入了世界文化体系，这是中华民族所不愿见到却又无可奈何的事实。直到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中国才真正摆脱了“西方中心论”的影响，开始探索一条以苏联为模本的社会

主义文化道路。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纲领的提出与实施，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才主动地、深入地加入了全球化的进程之中。“世界是中国的，中国也是世界的”，这是当代中国全球化的真实写照，“改革开放”则构成了中国加入全球化进程的基本战略。有意思的是，中国文化的全球化进程也与市场经济密不可分。经济过程的全球化、自由市场经济的迅速扩展正在把所有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纳入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世界贸易组织不仅是这一过程的产物，也是这一过程的推动者。中国曾经是这一进程的反对者和逃避者，现在却变成了这一体系的成员国。2001年11月，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正式把自身纳入了全球化经济体系，它意味着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一跃而成为全球市场经济秩序的拥护者和参与者。这一变化过程一方面反映了全球化进程的强大的吸引力，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国已逐步加入浩浩荡荡的全球化进程。对WTO规则的共同遵守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社会主义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之间的重新定位，二者由相互对立而趋于合作和统一。如果说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西方列强强行把中国文化纳入到全球市场经济体系，如果说1949年的新中国是自觉地把自己定位在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上以抗拒全球化市场经济体系的话，那么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则是中国文化自觉加入到世界经济体系的努力。我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转轨进一步加速了经济的全球化。

经济的全球化也推动了观念文化的全球化进程。从广义的文化概念来说，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就是文化的传播、融合和发展。市场经济的运行必然贯穿着某种文化理念和文化法则，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必然带动民族文化的全球化，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促进人类文化的积累、增值和传播。每一民族的文化观念也会随着自己的物质产品的全球化而走向世界。反过来，随着经济交往的全球化，其它民族的思想方式、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也逐渐进入到中国市场，逐渐影响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文化全球化是民族文化的世界化和世界文化的民族化的对立和统一。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中国入世的成功，中国经济已纳入到全球化的轨道，中国文化的全球化和全球文化的中国化也日益深化，中国与世界也走向了更深层次的融合。中国是世界的中国，世界是中国的世界，这正是当代中国文化生态是最佳描述。

二、传统与现代的共生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一种现代经济形态，它的建立，给中国传统文化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传统价值观同市场经济价值观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冲突。

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是自由竞争、等价交换、效率优先、务实求新、优胜劣汰，它具有鲜明的全球性、自主性、竞争性、开放性和平等性。在市场经济面前，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和价值取向受到了强有力的挑战。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它是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以家族群体为本位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以宗法等级伦理为价值标准的、以趋善求治为特征的伦理——政治型文化，它尊祖宗、重人伦、崇道德、尚礼仪，有学者认为，自强不息、正道直行、贵和持中、民为邦本、平等平均、求是务实、豁

达乐观、以道制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2]但是，面对改革开放的大潮，面对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国传统文化在许多方面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惑。首先，传统的重义轻利、以道制欲的思想与市场经济的利益优先、等价交换的原则不相适应。在市场经济的利益优先原则面前，传统的重义轻利、以道制欲的思想越来越显得苍白无力。其次，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平均、中庸的思想与市场经济的竞争原则、效率原则不相适应。第三，中国传统文化的封闭性和妄自尊大与市场经济的全球性、开放性和竞争性也不适应。此外，传统文化的伦理中心原则与市场经济的物质利益原则，传统的节俭反奢原则与市场经济的消费需要、传统的人治与现代法治、传统的等级贵贱原则与现代平等原则之间都存在着尖锐的冲突，因此，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渐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道德滑坡、文化失范现象日益加剧，社会主义文化生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与现代的对峙成为显著的特征。

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下，各民族国家为了继续保持自己的民族文化价值观，以摆脱 “欧美一体化”的文化命运，又不得不向自己的文化传统屈服，企望以民族传统来对抗“全球化”，以寻求自己在文化全球化中的合法身份，这种矛盾的心态便形成了经济全球化时代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共生现象。因而，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社会主义新文化生态中，传统文化价值观与现代文化的共生构成了一道最引人注目的风景线。

全球化指各种稀缺资源和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高速流动和高效配置，人类活动以及文化效应在全球范围内的全面互动、整合和协同。全球化的主要内容有：全球经济一体化，全球生态共生化和全球文化整合化。其中，经济与文化是相互依托和支持、相互表征和对应的。不同文化的交汇与碰撞会加剧文化的新陈代谢与优胜劣汰，引发某些狭隘民族主义思潮和文化霸权主义行为，其结果必然是在对立中走向统一，经过冲突达到整合，实现多元文化的和谐共处，实现全球人类认同化，即地球上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相互认知与理解程度的提高和在价值观与思维方式上良性互动的增加。

全球文化整合化带来了全球文化的“同质化”，但人类文化的正常发展确需要多样性的传统与智慧。正如地球需要保持多种生物，即形形色色的基因、物种、生物群落，才能达到生物平衡一样，人类社会的正常发展也赖以多种文化、多种智慧的渗透。人类每一种文化的形成都是经过了几千年甚至上万年的积累而发展起来的，它们的经验和智慧共同构成了人类文化发展的基因库。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身份证。在现代文明迅速席卷全球的今天，当今世界的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如何“化”和向何方向“化”都直接涉及到中华民族甚至每一个炎黄子孙的前途和命运。中国是有着五千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有着十分丰厚的传统文化底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以和为贵”、“天人合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自强不息”、“和而不同”，“实事求是”等文化价值观对现代生活仍有着积极的意义，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仍然是我们建构现代新文化的基础和活水源泉。，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中，保持中华文化的民族特色是我们对抗文化“同质化”的锐利武器。文化的民族特色是因比较而存在的，也只有把中华文化放在全球化中进行比较才能显示其特色。因此要保持文化的民族特色就要坚持对外开放，坚持和其他文化交流。当然，文化的民族特色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与其他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会逐渐形成新的民族特色，有些因素凸现出来，有些因素逐渐淡化乃至消失。应当创造条件促成新的特

色的形成。保持中华文化的民族特色，必须大力提倡民族文化自觉，这种民族文化自觉的本质就在于与现代的共生共荣。要让青年一代看到自己的根之所在，并且自觉地维护它，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要自觉地用民族文化的乳汁哺育后代，把优秀民族文化之美充分地展示给他们，使他们对自己的民族文化产生热爱之情、自豪之感。我们坚信，随着全球生产力共同的高度发展和人类思想文化的极大提高，全球的生产方式、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有可能本质上趋同，但文化传统、民族特性则会是永久的多元。

三、主流文化与市场文化

主流文化又称官方文化，它是表达国家正统意识形态的文化。市场文化是受市场规律支配的、以利益原则为中心的、面向大众的、以商品形式出现的一种文化形态。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主流文化和市场文化不约而同地受到全球市场经济的影响和制约，并构成了当代中国文化生态的主体形态。

任何主权国家都有表达自己国家意志、利益的意识形态，都有自己的主流文化。权威性是这一文化形态的主要特征。在今日中国，“主旋律”是正统意识形态的文化表达形式。[3]它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弘扬革命传统、倡导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基本特征。近年来的“三讲”教育、学习“三个代表”思想、“五个一”工程的文化文艺作品以及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重大课题等等，都集中体现了“主旋律”的文化取向，表现了国家正统文化在新时期的价值观。它通过各种传媒，适时地传向四面八方，阶段性地造成了浩大的声势，从而给全国人民带来不可抗拒的影响。

市场文化是全球市场经济的产物，它也是当代中国文化生态中的极为活跃的一支文化主力军。市场文化有巨大的解构力、浸染力和吞噬力。它以中性的面目出现，没有自己坚持的固定立场，只有在市场规律支配下的利益原则。它使日常生活变得亲切而真实，无论有什么趣味和爱好的人，都有可以从文化市场上找到自己喜爱的读物和音像制品。市场文化无所不在，无所不有，无形中解构了“一体化”的文化格局，它分散了人们对政治意识形态的过分专注的热情，使“一体化”的文化霸权在无意中被分解。[4]市场文化于是成为官方文化的有益的补充形式。但市场文化只是虚拟的现实，它所有的搞笑、悲情和刺激，都与人们的现实生存并不发生直接联系，它与大众联系的方式只有一种，那就是金钱。“唯利是图”、“金钱至上”是市场文化的至高无上的选择。在我国，港台韩日流行歌曲、卡拉OK、美国大片、武侠小说、言情小说、闲适小品，甚至电视剧（如《渴望》、《还珠格格》„„）等等都是市场文化的表现形式，它们构成了百姓日常休闲的生活内容。当然，在利益的驱动下，市场文化良莠不齐，一些不健康的淫秽书刊、黄色音像制品也在文化市场上流行猖獗，严重污染了我国文化生态环境。

主流文化与市场文化既相互限制又相互依存。一方面，市场文化打破了主流文化“一枝独秀”的文化格局，成为官方文化的必要的补充形式；另一方面，面对市场经济大潮，官方意识形态也或多或少地受到市场文化的冲击，主流文化在制约市场文化的负面效应的同时也与其保持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市场经济时代，虽然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充满了高度的警觉，但与计划经济时代的文化一元化相比，这一领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宽松，在弘扬“主旋律”的同时，政府也提倡文化的“多元化”。这样，它为其它文化生态的发

展提供了必要的空间和意识形态依据。但这并不是说非意识形态的市场文化和主流文化之间就不存在矛盾和冲突。事实上，在利益至上的市场面前，主流文化对革命历史文化的开发（如红色经典的再度流行），或对当下典型人物的宣传（如焦裕禄、徐虎、李国安等），对反腐倡廉的倡导（如《生死抉择》、《黑洞》等影视片），尽管以市场文化的形式包装，都表达了主流文化改变“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世风的努力。针对市场文化和世俗文化的不合理要求，对那些非法的淫秽制品、黄色书刊，主流文化采取的也是坚决制止的文化策略。但是，在市场经济的初建阶段，人们对金钱的攫取欲望和世俗生活的享乐期待，几乎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当我们的明星在高唱主旋律，眼含泪花的背后，我们同时也看到了他们毫不掩饰的高额出场费。从市场文化的视野看，在利益的驱动下，所有的文化资源都有被纳入市场的潜在可能性。这一文化策略甚至把“红色经典”和严肃的文学作品进行重新包装，使之成为市场的兴奋点。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红太阳颂》作为“革命歌曲”专辑，它所宣扬的革命传统和革命情怀，并不完全适于今天文化大众的需要。但是，经过屠洪刚、孙国庆、李玲玉、范琳琳等今日歌星的“时代改造”，使这些当年让几代人眼含热泪的歌曲，变成了市场上的畅销品，它的发行量已超过了数百万。中央电视台每年吸引了数亿观众的春节联欢晚会也是主流文化与市场文化完美结合的范例之一，传统与现代，主旋律与流行音乐，官方与民间文化在这里达到了最优的组合。

在主流文化和市场文化的边缘，我们还可以见到精致的精英文化，它仍保持着自己的高贵品格和对主流文化、市场文化的批判精神，但它的地位却由中心走向了边缘。还有日渐衰微少数民族文化和区域性文化，尽管它们的前景并不乐观，它们却与精英文化、主流文化、市场文化、传统文化、现代文化，甚至西方文化一起构成了当代中国文化生态的多元化格局。针对这一文化生态格局，未来中国文化政策的制定应遵循一种全球化文化生态战略，即把文化的各种形态看成一个生态系统，现代政府的文化政策的重要策略目的是：“1.保护‘濒危物种’（endangered species）的生存权；2.促进某一种被认为可育的（desirable）物种的广泛生长；3.抑制某些过渡繁衍、危害其它物种生存的物种；4.用干预和调节的手段，维持生态的结构平衡和良性竞争。”[5]与之对应，政府干预文化的四种策略就是保护策略、促进策略、抑制策略、调节策略。在现阶段，我们在继续坚持主流文化的同时，应对市场文化进行有效抑制，对民族文化、区域文化进行适当的保护，对精英文化、学院文化实行促进政策，对大众文化、前卫艺术和西方文化则采用调节的策略，以达到社会主义文化生态的综合平衡。

注释：

[1] [法] 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M].张宁、丰子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165—166.[2] 李宗桂.中国文化概论[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348—363.[3] 孟繁华.众神狂欢——当代中国的文化冲突问题[M].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7.21.[4] 孟繁华.众神狂欢——当代中国的文化冲突问题[M].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7.26.[5] 杨宏海等.要有一种文化生态学的眼光[N].中国文化报（北京）.2000.1.6.⑦

第四篇：《中国文化精神》读后感

《中国文化精神》读后感

于静

怀着一种崇敬的心情读完了钱穆先生写的，中国文化精神。读完的第一个感受就是，作为一名中国人我们应该自信，都应该把“应该”这个词去掉。很多时候我们不自信，是我们对自己根的文化了解的太少，在当代社会发展的潮流中，我们少不了对物质的追求，但在物质追求中，不能忘了我们的精神文化。

I

书中说到，中国文化就体现在中国人身上，就像英国文化也体现在英国人身上一样。从中国人身上就能看到传统的家文化，国文化，中国文化看中如何“做人”；西方文化看中如何“成物”。因此中国文化更重在“践行人道”；而西方文化则更重在“追寻物理”。让我想到大学老师说的，希腊哲人在爱琴海边上思考着人与物的关系,印度哲人在恒河边上思考着人与神的关系,而中国哲人则在黄河边上思考着人与人的关系。

可以看出来中国文化更注重的是精神，做人。这就是中国文化伟大的地方，做人得大家做，所以要无条件的做。我们今天，还能学做孔子，至少可做一不贤的孔子，复兴中国文化的大道就在此。

II

书中写道，作者去日本，感受到日本在飞速发展的同时，日本的本民族氛围也很浓，他们能不忘本，日本人很以日本为荣，甚至还带些傲慢，而在中国讲中国，中国人则觉得中国的全要不得。我们就要学习西方的，我们急于前进，要变，使我们陷在一时常的病态下，我们知变而不知化。让我想到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国的作战方式都与苏联不同，苏联是从城市开始进攻，而根据我国实情，则是从农村包围城市。所以在面对文化交流，学习中，我们首先想到的也应该是根据自身情况的基础上，加以了解判断与吸收。

在讲到文化传统中的冲突与调和时，我感受到了我们中国文化强大的调和性，想想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是有西方文化的帝国主义国家发起的，他们之间的冲突乃是西方文化内部自身的大冲突，西方文化中一面讲“个人自由”，一面讲“集体统治”，这本来不就是一大冲突吗？看看我们中国文化，照中国人的想法，一男一女，配合在一个家庭之内而成为了一夫一妇。既同在一家之内，大可不必再各争自由互论平等。在中国，就变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路贯通下去。之所以说中国文化调和力量很大，是因为在中国文化中很有“分寸”。比如，佛教再中国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传入中国的，那时的中国人，一面信受了一个出家的宗教，而另一面又保留着一个大家庭传统，其间却没有发生过冲突。不得不说，中国文化调和性，兼容性都很大。

III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完整性，先要学“为人”。学为人，要“尽人道”。中国文化的完整性，寄托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每人可以影响其他人。穷则独善其身，先影响我自己，其次可以影响到我家，影响到我朋友。达则兼济天下，就从这里达去。范仲淹为秀才时有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顾亭林有言：“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从这些流传下来的名句中，就能深刻地感受到中国文化的一种士的理想与培养。我们现在提倡文化自信，我觉得首先就要弘扬我们传统文化中的士精神。

都知道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中国人不看重外面事业，而看重在内面的性情上。看到这句话时，我首先想到了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里面的108位梁山好汉，个个都是性情中人啊，这就是中国文化。在家可以做好儿女，好丈夫，好妻子，对外可以做一个够得上朋友的，或做一好下属，好上司。这些从哪里来，一切皆从“性情”来。

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老子《道德经》

意思：

圣人是不存占有之心的，而是尽力照顾别人，他自己也更为充足；他尽力给予别人，自己反而更丰富。这是中国人一番极高深的道理，而在一种极平凡的人生中表现。

看完这本书，才发现自己对自己本民族的文化竟了解的那么少，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在我们每一个中国人身上都有很好的体现。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好好品读一下《论语》《道德经》。

2018年12月14日于乌鲁木齐

第五篇：围棋与中国文化精神

围棋天地

琴、棋、书、画是中国四大古老的文化艺术。其中的“棋”指的就是围棋，而围棋以其独特的魅力，深深地影响着中国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深深的一笔！

我爱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的古代文化，而围棋作为一种古老的中国文化，我也深爱着它。故而，这一学期的文化选修课我毫不犹豫的选择了《中国文化》，而何云波老师也没有令我失们望，带领着我们聆听了美妙的棋声流水，自由而愉悦地徜徉在围棋的天地之中，多么的惬意啊！

何云波老师给我们上了一节围棋课，一节足以让每个学生记住他的课。他给我们讲围棋实质上就是生存空间的争夺。而何老师给我们讲围棋的时候，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关于围棋的“气”的说法。他讲到围棋是有生命的，有“气”才可以活着，有“两口气”才可以永远生存。对于人生的很多方面，也需要有“两口气”才会更加的长久。比如人生有了家庭和事业，才有意义；我们生存也必须掌握两种以上的技术或知识，才能长久在社会上发展下去。对于企业来说，也不能只有单一的产品或服务。

在上何云波老师的课之前，我对围棋几乎一无所知。课后经过多方了解，自己最近闲暇时也玩了几次，对围棋也不是那么不了解了。据我所知，围棋起源于中国，是最神奇，最深奥的棋类活动。围棋棋子之间的关系远比其它棋有要复杂得多，用到的思维也高深得多。与其它棋类相比，围棋的形式可谓简单到了无以附加的程度。其它的棋，比如象棋有各个不同种类的棋子：将车马象仕炮，这些不同的棋子都有不同的地位、性能和作用。你来我往，攻防交替，对搏时的硝烟弥漫、刀光剑影，有如在战场上拼杀一般。而围棋，棋子只有黑白之分，再无其他区别。棋盘上除条条坪道，绝对找不到界河宫殿大本营之类的布局。但围棋的深沉魅力是其它任何棋所无法相比的：优美的棋形，雄浑的模样、广阔深远的大局观、行云流水般的行棋步调，展示了无限的美，开拓了无穷无尽的形象思维空间。

围棋是一门艺术，也是一门哲理。更讲究顺乎自然，舒畅纯朴，在黑与白的天地之中寻求和谐之道，以一种十分生动鲜明的形式表达了阴阳划一之机理，体现和谐之美与和谐之境界。而黑白二色，则是象征了世界阴阳两全，正反相衬，动静结合，循环相依。两种力量的抗衡，瞬息万变的态势，相持转换，此消彼长。生动揭示了善恶美丑的纵横交错，表现出世间正确与错误、光明与黑暗间的相互依存而又相互斗争；宇宙万物之世代交替、生生不息的规律。弈理深处示天地之象，窥人事之险阻。观棋如花参差，似星满地，天空闪耀，江海沧桑；世态之翻复，物情之幻化；显忧乐之境，祸福之机，变化莫测，顷刻各殊。一弈之间，天地之理无不备焉。这其中反映出一个人的道德情操、涵养境界；考验着人的意志，培养起坚韧的信念。是宁静超出、神情飘渺风采的体味，又是对人的世界观、宇宙观、道德观的表现。作为艺术，围棋让人深深感受到它无尽的美；作为哲学，围棋让人从中悟出许多人生真谛。观其得失，古今略备。所以，常下棋金恩锻炼思维，愉悦身心，还可以陶冶情操，洗涤心灵。

一代棋圣吴清源说过“21世纪围棋是全体的、重视整体的围棋，不注重局部的得失”，这应该是围棋的精华了。围棋最核心的智慧就是大局观，人生其实也需要大局观。对弈中，弈者为了获得最终胜利，经过审视全局，处处以整体棋局形势向有利于己方方向发展为出发点，而选择落子，而不在乎某处的得失，这就是大局观了。其实，做人也一样，小的方面可以放错误，但大的方向一定要把握好，千万不能迷失了自己。而在当今社会中，把握住大局才能让你在激烈的竞争中不至于顾此失彼，最终一无所得。

中华大地，悠悠五千年的历史，从古至今，延绵不断，如黄河长江水一般滔滔不绝，奔流不息。而围棋作为一种古老的中国文化，已深深地植入了每一个中华儿女人的心中。然而，现在的中国自己国家的文化被其他国家“抢”去的情况难道还少吗？我们都知道围棋起源于中国，但我们要牢记围棋文化千万别衰落于中国。

围棋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一朵奇葩。为世人所注目、所公认、所叹服。而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好好地学习下围棋，并继承和发扬围棋中所带给我们的哲理，思考方式以及文化精神„„让中国的围棋之风刮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让世界都听到作为“炎黄子孙”的我们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