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服饰的变化

第一篇：二十世纪中国服饰的变化

新中国刚成立时，人们的服装上还保留着民国时期的样式。城市市民一般穿侧面开襟扣扣的长袍，妇女穿旗袍。农村男子一般穿中式的对襟短衣、长裤，妇女穿左边开襟的短衫、长裤，有的还穿一条长裙。当时人们做衣的面料多是机织的“洋布”、粗棉布、麻布。此外还时行西装和中山装。晚年的孙中山经常穿的服装在长袍马褂与西装革履中间显得格外突出，人们把这种服装称作中山装，并把它的款式与孙中山的革命信仰和原则联系在一起，比如四个口袋象征国之四维，即礼、义、廉、耻；袖子上的三颗纽扣则代表民族、民权和民生三民主义，中山装成为国民革命的象征，实际上国民党早已叛变革命。

新中国成立后，穿衣打扮与革命紧紧的联系在一起。西装和旗袍被看作资产阶级情调，它们在人们的生活中逐渐消失了将近20年。中山装和列宁装成为人民的普遍选择。开国大典时，新中国的领导人第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集体亮相，毛泽东和他身边的领导人穿中山装的形象更是引起世界瞩目。男性穿中山装，显得庄重、精神。中山装十分正统，上衣的纽扣很多，四个口袋也都平平整整，但样式过于呆板，缺乏创新。后来演变成经过一定改进的人民装。也就是从那时起，一种来自苏联的双排扣制服——“列宁装”，在参加工作的女性中流行起来。它因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后常穿而得名，样式为西装开领，双排扣，各有三个纽扣，腰中束一根布带。这款服装后来竟成了无数中国女性最崇尚、青睐的“时装”，其中，革命女干部几乎是人人必穿列宁装，以显示其革命。

改革开放前——朴素单调

50年代的人们崇尚劳动最光荣，朴素是时尚。年轻姑娘们曾一度爱上了男式背带工装裤和格子衬衣。1956年，三大改造开始轰轰烈烈的进行，人们的生活一天天好起来的时候，流行的色彩也从蓝色、灰色变得丰富多彩了。从苏联传入的连衣裙“布拉吉”成为最受欢迎的服装。布拉吉裙在中国的流行，得归功于一位苏联的领导人。这位领导人来中国访问时，提出中国的服装不符合社会主义大国形象，“女性应该人人穿花衣，以体现社会主义欣欣向荣的面貌”。于是，色彩鲜艳的布拉吉裙成了各大中城市最亮丽的风景。

在讲求勤俭的年代，美丽的服装大多是家庭制作而来。巧手的姑娘和母亲们按照画报上的服装裁剪式样，自己动手，使军装变得合身，棉布衬衣变得漂亮。而此时的中山装成为中国最庄重也最为普通的服装，那时拥有一套毛料中山装是令人羡慕的事情，而在中山装的右上口袋插上一支甚至两支钢笔，则是有知识、有文化的表现。后来，有人根据中山装的特点，设计出了款式更简洁、明快的“人民装”、“青年装”和“学生装”。还有一种稍加改进的中山装，就是将领口开大，翻领也由小变大，很受人们的欢迎。当时，共和国的领袖毛泽东就特别喜欢穿这一款式的中山装。以后，国外有人便将这一款式的中山装称作“毛式中山装”。从那时开始，中山装的流行持续了近30年的时间。

60年代初期，是新中国历史上最艰苦的时期，由于三年自然灾害，1959年到1960年棉花大幅减产，棉布定量为每人21尺。人们买服装、棉布和日用纺织品都要凭布票，为了尽可能地节约，购买服装的标准是耐磨和耐赃，灰、黑、蓝色成为街头流行色，千篇一样、季节不分、男女不分的服装样式也更通行了。一位漫画家曾经形象地描绘出“人人一身蓝”的情景。“文化大革命”时，拥有一套军装是那个年代无数年轻人的理想。青少年喜欢穿一身草绿色的军装，头戴草绿色军帽，肩挎草绿色书包。这一身在当时来说可算是很奢侈、很有派头的了。当然，艰苦朴素还是那时最主流的时尚。为了表现自己的艰苦朴素，有人甚至将新买的衣服在水中做旧，或者在并未被损坏的衣服上打上几个补丁。这种今人看来相当可笑的行为，但在文革十年中盛行一时。当时的顺口溜是这样说的: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还有一首歌，也同样飘荡在建国初期的大街小巷:勤俭是咱的好传统呀，社会主义建设离不了，离不了„„

但是，即使在色彩单一的年代，人们的爱美之心也依然会流露出来，一位摄影师把这种流露

称之为“挡不住的春光”，这种自然而然传递出的美的追求，是一个时代留在人们脑海中深深的印记。

改革开放以来——丰富多彩、时尚个性

改革开放以来，服装的花色、款式更加多样化，面料、质地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980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三个年头。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穿着越来越丰富，色彩也从单一的蓝色灰色变得五颜六色。当时上映的国产故事片《庐山恋》成为年轻人喜爱的影片。久违了的爱情故事，加上片中女主角新颖的时装，都令人产生耳目一新的感觉。她在影片中换了多少套衣服，成为当时年轻人讨论的热门话题。这一时期，戴太阳镜、留长头发、穿喇叭裤、蝙蝠衫成为时尚，很多人看不习惯，但年轻人却从中找到个性和自我的感觉。

1981年成立的中国大陆的第一支时装模特队成立，尽管当时只以“服装广告艺术表演班”的名义招生，但令举办者感到意外的是前来报名的人数是预计的四倍。三年后，这支表演队出访欧洲，引起了轰动。西方舆论惊呼：“毛泽东的孩子们穿起了时装！”来自中国的时装旋风，带给世界一个开放的新形象。

1984年，中国女排的姑娘们在美国洛杉机奥运会上实现“三连冠”的时候，北京流行起了运动装。色彩鲜艳的运动装成为爱美的人们首选服装。人们几乎随时随地地穿着运动服，甚至还成为了学生的校服和工人的厂服。

90年代，人们的生活向小康过渡，思想观念更为开放。人们的服饰在急速变化，穿衣打扮讲求个性和多变，很难用一种款式或色彩来概括时尚潮流，强调个性、不追逐流行本身也成为一种时尚。

从服装的变化上，我们看出了时代的进步和人们内心观念的转变。服饰的变化是以经济的发展为前提的，同时也反映了人们的思想观念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从以往的“从众”心理到“追求个性”。服饰的变化是人们生活质量提高的一个表现。

第二篇：中国服饰的变化

从古至今，服装的变化

服装是社会政治气候、经济基础的晴雨表。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政治的发展，人们的衣服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我们的衣服从古代到现代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下面我就具体介绍一下我们的服装从古至今的变化

1、秦汉时代

在中国服色是一个重要阶段，也就是将阴阳五行思想渗进服色思想中，秦朝国祚甚短，因此除了秦始皇规定服色外，一般的服色应是沿袭战国时代的习惯。

也就是说，经济方面的影响并不是很大，政治、文化的发展影响很深，五行、战国时期的文化，影响了秦汉时期的服饰、着装。

男服服饰秦始皇规定的大礼服是上衣下裳同为黑色祭服并规定衣色以黑为最上，又规定，三品以上的官员着绿袍一般庶人着白袍。

女服服饰秦始皇喜欢宫中的嫔妃穿着漂亮的及以华丽为上。由于他减去礼学，对于嫔妃的服色，是以迎合他个人喜好为主。不过基本上仍受五行思想支配。

2、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有两种形式：一为汉族服式，承袭秦汉遗制；一为少数民族服饰，袭北方习俗。

汉族男子的服饰，主要有衫。衫和袍在样式上有明显的区别，照汉代习俗，凡称为袍的，袖端应当收敛，并装有祛口。而衫子却不需施祛，袖口宽敞。衫由于不受衣祛等部约束，魏晋服装日趋宽博，成为风俗，并一直影响到南北朝服饰，上自王公名士，下及黎庶百姓，都以宽衫大袖，褒衣博带为尚。从传世绘画作品及出土的人物图像中，都可以看出这种情况。除衫子以外，男子服装还有袍襦，下裳多穿裤裙。

可以说，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服装 也是受到了经济、政治、文化的影响，经济方面，中国开始与西北、北方的联系日渐频繁，经济贸易联系日渐密切，政治方面、文化方面，同时也受到了影响，中国与少数民族的联系，使得在保留传统的服饰的条件下，又借鉴了少数民族的服饰，使得中国的衣服种类开始多样化

3、唐朝时期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尤其是贞观、开元年间，政治气候宽松，人们安居乐业。唐朝的京师长安，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同时也是东西文化交流的中心。在古城西安，雁塔晨钟、草堂烟雾、灞柳风雪、骊山晚照、华岳仙掌、碑林石刻仿佛还萦绕着袅袅的盛唐之音。和唐朝政府有过友好往来的国家，曾经有三百多个。灿烂的中国文化，通过他们传到世界各地。时至今日，东亚地区的一些国家，仍把唐朝时期的服饰作为正式的礼服，可见影响之久。外国的友好使者云集长安，也把他们的文化的种子，播撒在八百里秦川。唐朝的绘画、雕刻、音乐、舞蹈等艺术都吸引了外来的技巧和风格。对异国衣冠服饰的兼收并蓄，使唐朝服饰的奇葩开得更加鲜艳夺目。

唐代男子服饰，在延续传统的交领、对襟汉服的基础上，多了新的款式。其一是幞头，其二是圆领窄袖袍衫。唐时以幞头袍衫为尚，幞头又称袱头，是在汉魏幅巾基础上形成的一种首服。唐代以后，人们又在幞头里面增加了一个固定的饰物，名为“巾子”。巾子的形状各个时期有所不同。除巾子外，幞头的两脚也有许多变化，到了晚唐五代，已由原来的软脚改变成左右各一的硬脚。唐代官吏的主要服饰为圆领窄袖袍衫。另在袍下施一道横襕，也是当时男子服饰的一大特点。从众多传世图画看来，这种圆领袍衫在非正式场合下流行一种“潇洒穿法”：不合颈下胸上的一段，让袍子前面的一层襟自然松开垂下，形成一个翻领的样子。这也算向胡服中的翻领靠近，也确实达到了与胡服相仿的效果。用今天的话说，大概就叫显得洋气。不过，圆领袍并不是田间日头的老百姓们的通用服装，更不是重大祭祀与重大政事活动时的服装。

襦裙服是汉族女子服饰中非常基础的一种款式，即女子上穿短襦，下着长裙（俗称上衣下裳）的传统装束。唐女的襦裙装在盛世的影响下充分发展，加半臂，佩披帛，于是襦裙装成为唐代乃至整个中国服装史中最为精彩而又动人的一种配套装束了。

4、宋朝时期

多姿多彩的唐没落了，取而代之的是宋。政治上虽然开放民主，“但由于程朱理学”的思想禁锢，和对外政策的妥协退让--服饰文化不再艳丽奢华，而是简洁质朴。经济上可也说是空前的发展，是中国的一个鼎盛的时期，中国当时的GDP占据了世界的90%。宋代女装拘谨、保守，色彩淡雅恬静，襦衣、褙子的“遮掩”功能加强，一切的“张狂”刹时都收敛了许多。宋时不论权贵的皇亲国戚，还是一般的百姓，都爱穿着直领, 对襟的背子，因为既舒适得体，捷又显得典雅大方。

宋朝时候的服饰宋朝的男装大体上沿袭唐代样式，一般百姓多穿交领或圆领的长袍，做事的时候就把衣服往上塞在腰带上，衣服是黑白两种颜色。宋代的女装是上身穿窄袖短衣，下身穿长裙，通常在上衣外面再穿一件对襟的长袖小褙子，很像现在的背心，褙子的领口和前襟，都绣上漂亮的花边。

5、元朝时期

元代的服装制度与辽金相似。

元代是由蒙古人统治，所以元代的服饰也比较特别。蒙古人多把额上的头发弄成一小绺，像个桃子，其他的就编成两条辫子，再绕成两个大环垂在耳朵后面，头上戴笠子帽。元代人的衣服主要是“质孙服”是较短的长袍，比较紧、比较窄，在腰部有很多衣褶，这种衣服很方便上马下马。

元代的贵族妇女，常戴着一顶高高长长，看起来很奇怪的帽子，这种帽子叫做“罟罟冠”。她们穿的袍子，宽大而且长，走起路来很不方便，常常要两个婢女在后面帮她们拉着袍角，一般的平民妇女，多是穿黑色的袍子。

元朝的经济并不是很发达，政治、经济方面，是少数民族统治的时期，所以已经体现不出汉族的风格。

6、明朝时期

明朝服饰属于汉族传统服饰体系，在经过元代蒙古人统治之后，明朝恢复汉族的传统，明太祖朱元璋重新制定了服饰制度。明代许多男子流行的发式都是明太祖首创的。比如「网巾」，有象征国家法令齐全的意思，「四方巾」象征国家太平，还有「瓜皮帽」，它几乎被现代的西方人当作中国典型的帽子了。服饰发展到明代，最突出的特点是以前襟的纽扣代替了几千年来的带结。但是纽扣并非始于明代，从元代的辫线袄子腰围部分曾经见到过钉纽扣的形式。纽扣的使用也是一种变革,体现着时代的进步。

明朝立国不久，就下令禁穿胡服，恢复了唐朝衣冠制度，法服与常服又得以并行了。法服大体同於唐朝，祗是进贤冠改成了梁冠，并增加了忠静冠、保和冠等冠式。官吏戴乌纱帽，穿圆领袍。袍服除了品色规定外，还在胸背缀有补子，并以其所绣图案的不同来表示官阶的不同，不独唯此，官员的腰带也因品级的不同而在质地上有所不同。故有明一代的服饰特点主要体现岀等级限制的严格。书生多穿直裰或曳撒，戴巾。平民则穿短衣，戴小帽或网巾。明朝女子髻式也颇多，且常在额上系兜子，名“遮眉勒”。衣裙近似宋元两朝，但内衣有小圆领，颈部加纽扣。衣身较长，缀有金玉坠子，外加云肩、比甲（大背心）等。朱元璋统一天下，明代开始整体上大致恢复汉人衣冠，从唐代吸收了胡人习惯以后，发展出的汉人衣冠。

明代的男装，大人多穿青布直身的宽大长衣，头上戴四方平定巾，一般平民穿短衣，裹头巾。这个时候出现了一种六瓣、八瓣布片缝合的小帽，看起来很像剖成半边的西瓜。本来是仆役所戴的，但是因为戴起来很方便，所以就普遍流行起来。这就是清代「瓜皮小帽」的前身。

明代的贵妇多是穿红色大袖的袍子，一般妇女只能穿桃红、紫绿及一些浅淡的颜色。平日常穿的是短衫长裙，腰上系着绸带，裙子宽大，样式很多，像百褶裙、凤尾裙、月华裙等。

8、清朝时期

清王朝时，以暴力手段推行剃发易服，按满族习俗统一男子服饰。顺治九年（1652），钦定《服色肩舆条例》颁行，从此废除了浓厚汉民族色彩的冠冕衣裳。明代男子一律蓄发挽髻，着宽松衣，穿长统袜、浅面鞋；清时则剃发留辫，辫垂脑后，穿瘦削的马蹄袖箭衣、紧袜、深统靴。但官民服饰依律泾渭分明。清朝是以满族统治者为主的政权机构，满族八旗服饰随朝代的变更冲进关内。旗人的风俗习惯影响着广大的中原地区。清初统治者把是否接受满族服饰看成是否接受其统治的标志，强令汉民剃发易服。清代服制改变，从公服开始逐渐推向常服。

清朝是以满族统治者为主的政权机构，满族八旗服饰随朝代的变更冲进关内。旗人的风俗习惯影响着广大的中原地区。清初统治者把是否接受满族服饰看成是否接受其统治的标志，强令汉民剃发易服。清初汉人反满情绪高涨，以各种形式发泄反清情绪，抵御外族的入侵。

9、民国时期

民国初年受清朝和西方文化的双重影响，出现了以废除传统服饰为中心内容的服饰改革。男子服出现了从长袍马褂向中山装和西装逐步过渡的趋向，女子服饰变得日益丰富多彩，出现了普及旗袍的趋向。尤其便现在东部沿海港口城市，由于沿海口岸城市较早开放，得风气之先，以京师宫眷显贵为代表而被全国效尤的传统京派服饰，渐渐失去了领导服饰潮流的优势，转而仿效苏杭、上海。这一现象也表现出了西方文化渗透的方向。全国总体表现在，从东向西男子服饰由大量的中山装和西装向大量马褂长袍的变化。男子服饰这一变化主要还来源于，清末民初，大批青年出国留学，国内也大办新式学堂，社会上出现了服装西洋化得趋势。各个学堂服饰皆效仿西式。社会上的西服大致有三类：一类是军服，包括英美式，俄式，日式军服，第二类是驻外使馆文职官员，买办商人，留学生所穿的西服。在一类就是日本式的士官服和学生服装。这些学生装，是大量留学青年带回国的。这种服装形制简便，给人一种庄重和充满活力的感觉，因此，传入中国后，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风行一时。中山装是中西合璧的产物，它拜托了中国传统的宽袍大袖，吸收了西装的贴身、干练的风格，但又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给人以一种朴实庄重之感。各个阶层皆可以穿，出一定意义上说明了它的活力。

服装上的差别不仅仅是因为审美观的不同，其中还有经济因素和个人生活习惯因素，穿中山装和西服的人，沿海多于内地，城镇多于农村。在一，不论城镇还是农村，沿海与内地，富有者都是衣帽光鲜，穿着入时，穷人则大都维持温饱而已，穿着也没法讲究，以衣御寒。

男子服饰有如此特点，女子服饰的变革主要表现在：随着清末革命运动和女子解放运动的兴起，一些新型知识分子把服饰变革与女子解放联系起来，认为传统服饰是束缚妇女的枷锁，主张予以改革。民国初年，女子衣着特点：首先是取消了服饰上的等级差别，这一举措无疑不成为妇女解放运动推向成功的讯号。其次满族妇女的服装遭到摒弃。除此之外，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中国妇女服装改变了传统的胸、肩、背完全成平直的造型，变得更加称身合体，并能体现女性的秀体之美。于是旗袍的走向了大街小巷，一时成为时尚的代名词。同时还有各式各样的服装，可以说是百花争艳的服饰大潮流，欧洲国家时尚代表的巴黎各种流行服饰在当时应经到上海。上海的交际市场中女装层出不穷，当时同样在流行时尚推广过程中，女装很安装有同样的问题，这也是主要的社会问题。

民国时期，一直到现当代，由于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沿海与内地、城市与农村逐渐成了新旧两个独立的世界。城市无疑代表着新世界，新潮流，新时尚。农村经济的不景气，再多的新潮流，新时尚。县城上、中两级的青年妇女，她们的服饰与三、五年前的省会城市的时髦女一样；县城年长的妇女和乡村妇女，其服饰仍是二三十年前的样式；山乡的妇女，他们过着更加穷苦的日子，服饰不讲究，仍缠足。这些都表明但是时尚服装变化下中国的整体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状况。

在民国时期社会生活各个层面出现了传统与现代、旧与新并存的局面。

10、文革时期

文革的时期经济发展严重滞后，人们的衣服非常的单一，政治、文化方面是很有时代特征的，政治方面，非常的混乱，而且非常的保守，主要以灰、黑、绿为主。

11、现代时期

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也正是从那时开始，现代概念的时装与时装文化进入到中国寻常百姓家。作为西方文化的一部分，一系列领导服饰潮流的西式时装像连绵的风，悄然改变着古老的中国。

中国现代服饰文化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人们除了在裁缝店加工服装外，已有条件购置成衣，服装加工业也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而迅速地发展，市场上的服装品种、花色也越来越丰富，购买者越来越信任品牌服装所代表的品质和时尚品位。以几次大的流行趋势为例，不难看出中国人在着装方面是如何融入世界潮流的。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正值喇叭裤在欧美国家的流行接近尾声之际，中国的年轻人几乎一夜之间就穿起了喇叭裤，并迅疾传遍全国。与之相配的上装则是收身的弹力上衣，呈现为A字形的着装形象。与喇叭裤同时传入中国的还有太阳镜。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大城市就曾流行过戴“墨镜”，以茶晶、墨晶料做片，镜面小而滚圆，时髦人物趋之若鹜。20世纪70年代末，太阳镜再度传入中国时，流行的是“蛤蟆式”和“熊猫式”，镜面很大，形状类似蛤蟆或熊猫，时髦的戴法还包括将太阳镜架在头顶或别在胸前。许多青年人出于种崇洋心理，还特意保留镜面上的商标，以显示这是舶来品。从那以后，太阳镜的式样不断翻新，国际上流行什么样的，中国人就会戴什么样的。

牛仔装也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传入中国的，穿着者的队伍不断壮大，从时髦青年扩大到各阶层和各年龄段。进入90年代后，不仅品种逐年发展到短裙、短裤、背心、夹克、帽子、挎包、背包等，颜色也不再限于蓝色，还出现了水洗薄面料等新质料。80年代初流行蝙蝠衫，这是一种在两袖张开时仿佛蝙蝠翅膀的样式。蝙蝠衫领型多样，袖与身为连片，下摆紧瘦。后来演变成蝙蝠式外套、蝙蝠式大衣和夹克等。有趣的是，这种款式在2004年的春夏流行趋势中竟以“复古”的面貌重新出现。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时装的款式越来越多，流行周期越来越短，时装的款式、面料不断推陈出新。上衣有各种T恤衫、拼色夹克、花格衬衣、针织衫，而穿西装扎领带已开始成为郑重场合的着装，且为大多数“白领阶层”所接受。下装如直筒裤、弹力裤、萝卜裤、裙裤、七分裤、裤裙、百褶裙、八片裙、西服裙、旗袍裙、太阳裙等，也时时变化。60年代在西方诞生的“迷你裙”在80年代再度风行时，中国已与世界潮流同步而行了。20世纪90年代初，以往的套装秩序被打乱了。过去出门只可穿在外衣里的毛衣，因为样式普遍宽松，这时可以不罩外衣单穿堂而皇之地出入各种场合了。“内衣外穿”的着装风格，经过两三年的时间，已经见怪不怪。过去，外面如穿夹克，里面的毛衣或T恤衫应该短于外衣，但是年轻人忽然发现，肥大的毛衣外很难再套上一件更大的外衣，就将小夹克套在长毛衣外。本来只能在夏日穿的短袖衫，也可以罩在长袖衫外。很快，服装业开始推出成套的反常规套装，如长衣长裙外加一件身短及腰的小坎肩，或是外衣袖明显短于内衣袖。那段时间，巴黎时装中出现了身穿太阳裙、脚蹬纱制长统黑凉鞋的形象。太阳裙过去只在海滩上穿，上半部瘦小，肩上只有两条细带；而作为时装出现时，裙身肥大而且长及脚踝。几乎与此同时，全球时装趋势先是流行缩手装，即将衣袖加长，盖过手背；后又兴起露腰装乃至露脐装，上衣短小，腰间露出一截肌肤。这类时装也在中国流行过，但款式没有东邻的日本开放大胆，日本流行的露脐装甚至引发了“美脐热”。而由露腰露脐引发的露肤装，倒是在中国较为广泛地流行开来，还有一种微妙的趋势：将以往袒露的手、小腿等部位遮起来，将原来遮挡的如腰、脐等部位露出来。凉鞋发展为无后帮，且光脚穿，脚趾甲上涂色或粘彩花胶片，戴趾环。甚至连提包也采用全透明式，手表将机械机芯完全显露出来，以此张扬出现代人的开放思想。

中国现代服饰文化 也正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外的著名时装品牌纷纷瞄准了中国的消费市场，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大城市开设专卖店，中国本土的时装品牌和时装模特也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兴趣。而随着1988年中国第一本引进国外版权的时装杂志的诞生，越来越多的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进入到传播时尚的领域，世界最新的流行信息可以在最快的时间内传到中国来，来自法国、意大利、英国、日本、韩国的时装、发式、彩妆潮流直接影响着中国的流行风，“时尚”所代表的生活方式和着装风格已被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所接受和追逐。在世纪之交的几年间，中国的时装潮流顺应国际趋势，着装风格趋向严谨，特别是白领阶层女性格外注重职业女性风采，力求庄重大方。所谓“原始的野性”，如草帽不镶边、裤脚撕开线等，不再那么受青睐；袒露风开始在一些阶层、一些场合有所收敛，尽管超短裙依然流行，但为了在着装上尽力去表现女性的优雅仪态，很多年轻姑娘穿上了长及足踝的长裙。

21世纪初，成年女性，包括少妇和大学生，仿佛要从服饰上寻回失去的童年似的，一下子热衷上了童装风格。头上娃娃发式，两鬓的发梢向脸颊勾起，头上还别着蝴蝶形或花卉形的粉红色、柠檬黄色发卡；着装忽而瘦小得可怜，忽而肥大得可爱；很多女孩子足蹬方口偏带娃娃鞋，肩上背着镶有小熊头图案的挎包；还有的大学生索性将奶嘴挂在胸前，一副长不大的样子。2001年小兜肚一度盛行。戛纳电影节颁奖仪式上，影星章子怡穿着特制的红兜肚时装，两臂间披了一条长长的红色披帛，看上去像是中国古代的仕女，引起时尚界的关注，此后，她又穿了一件不作任何修饰的菱形兜肚上装出现在MTV颁奖盛典上，于是很快，在各种场合、各类媒体上，一些明星和时尚女性纷纷穿起了各式兜肚。

世纪之初，时尚潮流还有一个体现在鞋上的变化。2002年，原来那种憨憨的松糕鞋已经失宠，出现了鞋头极尖、并向上翘起的样式，就像查理·卓别林影片主角的鞋子，而且上面镶缀着亮晶晶的饰物。而一年之后，市面上又在大卖各式仿效芭蕾舞鞋风格的圆头鞋了。

中国现代服饰文化 20世纪末，国际时装界青睐起东方风格来，东方的典雅与恬静，东方的纯朴与神秘，开始成为全球性的时尚元素。随着中国在世界地位的提高，穿上华服已经成为海内外华人自豪的象征。中国内地的女性自然而然地穿起了中式袄，很多男人也以一袭中式棉袄为时尚。如今的华服，并不完全是纯正的中式袄褂，很多女式华服已经时装化——上身是一件印花或艳色棉布镶边立领袄，下身配牛仔裤和一双最新流行款式的皮鞋，即现代又复古。

这就是我所了解的经济、政治、文化对我国服饰的影响，相信随着社会不断的发展，经济不断的增长，政治、文化方面各国、各地区交流日益密切，我们大众的服饰也会不断的更新与进步！

第三篇：关于改革开放中国服饰的变化

关于改革开放中国服饰的变化

其实在改革开放初期，城市居民的物质生活还是比较困乏的。那个时代的人说，收入少，供应也很紧张，买东西不仅要有钱还得有票。衣服的颜色也就仅限于灰黑蓝这几种。但是渐渐的呢，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人们的生活慢慢的富裕，同时人们的时尚观念也开始进行一次变革。在70年代后期，出现了许多至今仍能唤起那一时代人内心渴望和热情的字眼。那么今天我们就从这些字眼中感受改革开放。

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啊，三裤一衫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喇叭裤，健美裤，牛仔裤，蝙蝠衫。这里面大家比较熟悉的应该就是牛仔裤和蝙蝠衫了。对于20世纪30年代的人们来说，喇叭裤可以说是一种所向披靡的时尚，被称为中国时尚界最初的冒险。2008年，有网络兴起的国货回潮热更是让喇叭裤再次回到时尚的前沿。可想而知，那个时候，喇叭裤火到什么程度。

其实喇叭裤流行的另一个原因也在于它有一个很张扬的名字，比张扬还张扬。喇叭一词，像是大声朗诵给这个时代的青春宣言，像是民众向往个性与自由的旗帜。同时，与喇叭裤站在同一个角度的还有健美裤。记得当时流行这样一句话，不管多大官，都穿夹克衫；不管多大肚，都穿健美裤。贴身，高弹力，且透风。有人曾指出，当下比较受女性欢迎的丝袜正是来自当时的健美裤。其次蝙蝠衫，说到蝙蝠衫那就不得不提起霹雳舞，《霹雳舞》是

20世纪80年代最震撼中国青少年的歌舞片，身着蝙蝠衫，头绷裹布，脚踩高帮运动鞋，一遍遍模拟擦玻璃或者外星人行走动作的情景，吸引了无数人的眼光，蝙蝠衫一直持续到今天的，而且愈演愈烈，而且越来越受女性欢迎。其实，在改革开放这段时间以来，大部分服装都是从外面传进来的，你比方说喇叭裤。1960年成为美国的时尚，后来“猫王”把喇叭裤推向了时尚巅峰，随后流传到日本和港台。随着日本和港台电影在中国内地的流行，风靡大陆。

国门打开、观念变 更，中国人重新打量自己的穿着，在自我怀疑的目 光中，逐渐认同穿着打扮是没有阶级性的。中国人 深埋几十年的爱美之心，开始在服饰上得以释放。皮尔.卡丹揭开了中国服装的“红盖头”

1979年春天，著名的法国时装设计师皮尔.卡丹应邀在北 京民族文化宫举行了一场服装表演。这场象征着中法友 谊的时装表演在当时被称为“服装观摩会”。尽管皮尔.卡丹已经充分考虑了中国当时的国情，但当音乐响起，露着大腿，扭胯摆臀的外国模特还是让台下的中国观众 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猛烈冲击。台上衣着的多姿多彩更 是与台下的一片“革命色”形成了鲜明对比。这次“观摩会”还仅限于中国外贸界与服装界的官 员和技术人员参加。

然而，在改革开放期间，最让世界瞩目，让国人自豪的是有关中国元素开始走向了世界舞台。你比如说，唐装，旗袍。

2001年在上海APEC峰会上，20位各国领导人集体亮相，他们穿的都是大红色或宝蓝色的中式对襟唐装，这一情景通过电视瞬间传遍全球，唐装迅速流行。有句话叫：“民族的也是世界的。”

服装作为时尚的风向标早已超越了民族的范畴，只有当传统和现代真正结合的时候，当东西方文化水乳交融的时候，时尚才能展现出最为夺目的光芒。渐渐地，我们进入了90年代。人民的生活更加富裕，精神文化需求更是日益膨胀。所谓的80后，90后开始刺激人们的眼球。那什么内衣外穿，露脐装，超短裙已经见怪不怪。，时代在进步，我们从未停止脚步。改革开放，西方新思想流入中国，大众从以往的“从众”心理到追求个性。而这主要表现就是服装的变化。

敢穿，能穿大量新潮服装。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老百姓手上有钱了，可以买独特的高档用品，对衣服选择也越来越挑剔，这也导致了服装的变化。进口的商品越来越多，人们能选择的生活用品越来越丰富，服饰选择也越来越多。加速了社会竞争，生产商为了吸引顾客，不断推动服装的发展，服装也变的越来越符合时尚，越来越漂亮了改革开放30年，一些渐渐消失的服饰词语，记录着一个一去不复返的时代。今天当我们重新回忆它们，除了苦涩、辛酸、亲切，还有不尽的感慨：是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了今天的美好生活。时代在变，观念在变。服装，这一社会文化的产物，承载着人们深层次的精神需求，也在不断地进步、创新，透过衣着的变迁，我们看到了一个崭新的、开放的中国。

1.结语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发展，人们衣着的变化，是三十年改革开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进步的真实写照。是人们的生活从贫困走向富裕的真实写照，是国家由贫困走向繁荣昌盛的真实写照。透过人们衣着的变化，我们看到了人民生活的富庶，社会的发展，国家的强盛。

第四篇：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复习资料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

“双百”方针：1956年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的在文化科学问题上要贯彻两个口号，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就是双百方针。毛泽东将其定为党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提倡学术民主、学术自由。双百方针的提出，活跃了当时的文艺创作，开创了文艺理论批评与研究的新局面。（名词解释）

当代17年（1949-1966）诗歌的特点：

第一：抒情主体的国家定位。诗人的定位不是个体和诗歌要求的定位，而是面向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定位。

第二：个人话语空间的紧缩。当代诗歌的意识形态化和“工农兵”化的双重演进，导致消失了个人意识。对外部生活的关注，代替了个人感受的抒写，每当个人与外在发生对立、矛盾时，往往通过对个人的谴责和自我批评来解决。

第三：诗歌情境的抽象化。在当代诗歌语境中，许多符号都失去了它的自然与本真，语言的能指特征迅速萎缩，一些意象都有了固定的所指。

政治抒情诗：政治抒情诗诞生于五十年代，1959年才成为“诗歌中的一个崭新的形式”，并有了理论上的阐述。形式上看，政治抒情诗是现代自由诗在当代意识形态场域中的变形。历史地看，政治抒情诗是另一种意识形态对《女神》式融合抒情与批判表现方式的改造，它的前辈三十年代前后的“普罗诗歌”。除内容必须表现政治外，它还具有颂歌的文体风格。代表诗人是贺敬之和郭小川。（名词解释）

散文新三家：杨朔、刘白羽、秦牧。

《茶馆》的艺术成就： 王立发，常四爷，秦仲义

从主题上来看，《茶馆》是献给三个旧时代的葬歌；从个性化的人物语言来看，《茶馆》中绝大部分台词兼有交代事件、体现性格和复杂心理活动的多重功能甚至有用说一个字来写活一个人物的神来之笔，具有高度个性化的人物语言；从人物形象来看，《茶馆》中不管是主要人物还是次要人物，都刻画得非常具有代表性，让读者可以在人物只出场一次的时候就印象深刻地记住他，塑造了一系列鲜明的人物形象；在结构即艺术特点来看，《茶馆》用一个小茶馆反映一个大社会，主要人物自始至终，次要人物“子承父业”，更次要人物召之即来，挥之即去，以人物带动故事。三个时代三部戏同一个茶馆，采用冰糖葫芦式结构，用茶馆串起三个时代，真实再现了普通中国人在现代转型过程中的人生百态。

李隼《李双双小传》：李双双，孙喜旺 马烽《我的第一个上级》；水利局副局长老田

周立波的【反映农业合作化】农村题材作品《山乡巨变》：盛佑亭，陈先晋，李月辉，邓秀梅

第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赵树理《三里湾》：王金生，范登高

柳青《创业史》的主要人物：梁生宝、梁三老汉、郭振山、郭世富、姚世杰

周而复《上海的早晨》的主要人物：徐义德 “三红一创，青山保林” ：

吴强《红日》沈振新、张灵甫、李仙舟

罗广斌《红岩》：江姐，许云峰，华子良、徐鹏飞 梁斌《红旗谱》：朱老

三、严志和、冯兰池

柳青《创业史》

杨沫《青春之歌》：杨道静，余永泽，卢嘉川

周立波《山乡巨变》 杜鹏程《保卫延安》 ：周大勇 曲波《林海雪原》：杨子荣，少剑波

1956年的“双百方针”提出之后，在文坛上出现的新气象（小说、文学理论）：集中在干预生活小说和报告文学。小说方面，一是反映外部世界或社会生活的，可以称作是“干预生活”的创作，如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一是走进人性深处，表达年轻人对爱情的理解，并以此维护个人情感和价值的，可以称作是“爱情小说”，如宗璞的《红豆》 文学理论方面，文学理论界集中探讨了现实主义的有关问题，对历来有争议的问题进行了新的认识。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阶级性与人性、世界观与创作方法、歌颂与暴露、人物塑造、风格与表现手法多样化等问题，都做了有价值的探索。如刘宾雁的报告文学《在桥梁工地上》。（简答题）

干预生活：“干预生活”是小说创作的一种类型，是在1956年的“双百方针”提出之后，在文坛上出现的新气象。其代表作品是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小说的创作一是走进人性的深处，表达年轻人对爱情的理解，并以此维护个人情感和价值，可以称作是“爱情小说”。创作更多的是要使文学重新担负起社会批判的职责，揭露生活流弊，这一趋向使文学届流行的“无冲突论”得到遏制，而一度衰微的批判性再次得到昭示。但是后来被认为是有“修正主义的思潮和创作倾向”，所以被视为“创作上的逆流”而成为禁区。（名词解释）

革命样板戏：革命样板戏”是自“文革”开始到七十年代初，在文艺领域的废墟上唯一被允许存在的高度政治化、概念化的文艺创作，旨在为政治服务，是“文革”时期主管部门提倡最力、影响最大的文艺作品。代表作品有京剧《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红灯记》、《奇袭白虎团》、《海港》，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交响音乐《沙家浜》。革命样板戏的创作理论集中体现了一元化的毛泽东革命文艺路线、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以及三突出等基本原则。革命样板戏虽然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上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但也直接导致了文革文艺千部一曲、千人一面的机械复制现象，从而基本上阉割了艺术创造的生命力，直接阻碍和破坏了新中国文学和文艺的发展。（名词解释）

潜在写作：文革时期和主流文学相对应的地下文学的简称。许多老作家在受到迫害时的即兴创作，以或曲折或直露的方式表达对“文革”暴政的反抗，真实地记录了时代的残酷以及知识分子的真实心态。(名词解释或者简答题)

文革时期的低下诗歌中的代表作品：食指的《相信未来》、《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北岛的《回答》、《宣告》、《波动》，芒克的《天空》，舒婷的《致橡树》 伤痕文学的奠基之作：卢新华的《伤痕》主人公王晓华和 刘心武的《班主任》主人公宋宝琦和谢惠敏

《今天》刊物的特点：早期，第一，刊发了不少在“文革”中流传的“地下”作品；第二，所刊发的作品内容上真挚有力，震撼心灵，编辑风格也非常简朴前卫（粗糙的纸张，富有个性的手刻标题，配以若干出自“今天派”画家的简洁、抽象的素描）它给读者留下最深印象，是当主流文学普遍面向历史的时候，《今天》却把目光投向周围的地平线:一是不再以“昨天”的价值观念和创作方法剪切真实的内心经验和艺术想象，而是重视对二战以后西方现代文学的你了解和借鉴。

“归来”的诗人：当代诗歌批判界把七十年代末以来几代重新歌唱的诗人称为“归来”的诗人，可能缘于艾青1980年5月出版的诗歌《归来的歌》。他们主要包括两部分的诗人：一是因思想和艺术趣味不能适应“新的人民的文艺”而先后放弃诗歌写作的诗人，如辛迪和穆旦。二是因政治与思想运动受迫害而丧失写作权利的诗人，如牛汉和艾青。“归来”的诗人的主要特点，是从“诗人必须说真话”出发，重新续接了五四以来抒情与批判传统。（填空或者简答）

朦胧诗：“朦胧诗”又称新诗潮诗歌，是新诗潮诗歌运动的产物，崛起于70年代末期、80年代初期，是新时期初期出现的现代诗潮，其名来源于一篇批判“读不懂”的诗的文章，因其在艺术形式上多用总体象征的手法，具有不透明性和多义性，所以被称为“朦胧诗“。它具有着注重个人情感及内心冲突的抒写，更多地带着诗人主体的感觉、印象，呈现出内向的特点。在内容上，朦胧诗充分肯定人的尊严和价值，主张建立平等、和谐的人际关系。在思想上，主张让非人回归到人，以英雄主义的方式表现那个时代的人的责任感、使命感、崇高感，善于用象征、意象、通感、变形多种艺术手法来暗示特定的现实经验和生活体验。在语言上，注重极具意象化和个性化语言的追求。诗歌既有主题或内容上哲理的思考，又有写法上现代诗艺如象征手法的运用。代表诗人有：食指、北岛、顾城、舒婷、杨炼、江河等人。

《受戒》

主旨：通过纯真的异性朦胧情感，表达了“桃花源”式自然纯朴的生活理想。创作特色：叙述者的插入成分特别多；闲话文体；超功力的潇洒率性自然之美；通过地域风情的描写，衬托那种纯朴的民俗；语言洗练，行文如行云流水，潇洒自然中又有法度。

“复出”小说家群：以王蒙为首的“复出”小说家群，与五四后主流性的创作风气具有极大的同构性。“复出”，既照映出这批作家特殊的人生情况，也是其重新“讲述”历史的一个特定视角。人道主义关怀和对历史创伤的揭露，是他们都比较感兴趣，创作也比较集中的题材领域。代表作家有王蒙、陆文夫、邓友梅等。（论述或者名词解释）

《陈奂生进城》：小说通过主人公进城卖油绳、买帽子、住招待所的经历，以及由此引起的一系列心理变化，暗示了身负历史重荷的中国农民在跨入变革时代的微妙的精神状态。精神胜利法。

张洁文的《爱，是不能忘记的》母亲钟雨、女儿珊珊 谌容的《人到中年》主人公陆文婷 宗璞的《红豆》主人公江玫与齐虹 戴厚英的《人啊！人！》 汪曾祺《受戒》：明海，小英子 高晓声《陈奂生进城》：陈奂生 陆文夫《美食家》：朱自冶，高小庭

《围墙》：马而立

寻根小说： 八十年代中期，文坛上兴起了一股“文化寻根”的热潮，作家们开始致力于对传统意识、民族文化心理的挖掘，他们的创作被称为“寻根文学”。1985年韩少功率先在一篇纲领性的论文《文学的“根”》中声明：“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的文化土壤中”，他提出应该“在立足现实的同时又对现实世界进行超越，去揭示一些决定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的迷。”在这样的理论之下作家开始进行创作，理论界便将他们称之为“寻根派”。代表作家有贾平凹、韩少功、阿城等。代表作品有韩少功的《爸爸爸》，阿城的《棋王》。“寻根派”的文学主张是希望能立足于我国自己的民族土壤中，挖掘分析国民的劣质，发扬文化传统中的优秀成分，从文化背景来把握我们民族的思想方式和理想、价值标准，努力创造出具有真正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的文学。

《棋王》的主题：《棋王》事实上只写了“吃”和“棋”两个字。在生活窘迫、精神匮乏的七十年代，“吃”是广大民众也一种最真实的心态，因为它实际暗含着许多普通人最基本的生存方式。“下棋”在一定意义上表现出的是一种平静的精神坚持即“人还要有点东西”这正是主人公对生存的思考和大彻大悟似的超脱。小说通过棋呆子王一生的故事描述，表现和肯定了王一生刻苦执着专研棋艺的精神和他正直的人品、高尚的棋品，了王一生的特别的处事知道和淡泊无争的性情，表现了“衣食是本，自有人类，就是每日在忙这个。可囿在其中，终于还不太像人”，以及“人还要有点东西，才叫或者”的人生思想。

《棋王》被誉为“寻根文学”的扛鼎之作，发表虽早，但文字简劲，结构精巧，气度超逸，为后出作品所不及，又有超迈于流派之外的内涵与趣味。它取材于作家本人亲历的知青生活，但在主旨表达上却没有如通常的“知青小说”那样去大肆渲染、描绘一种悲剧性的历史遭遇和个人经验，而是体现出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一种自觉认同。

整个小说中，反复突出和反复描写的是两种意象：饥饿和象棋。吃是人生和社会的基本需要。王一生一生只有两种基本欲求：一是吃饭，二是下棋。乍看起来吃饭与下棋毫不相干，一个是纯物质需要，一个是纯精神活动。其实，这蕴含了丰富的人生道理。

《棋王》通过棋呆子王一生的故事的描述，表现和肯定了王一生刻苦执著钻研棋艺的精神和他正直的人品、高尚的棋品，表现了王一生的特别的处世之道和淡泊无争的性情，表现和肯定了衣食是人类生存的本质基础，和作为人要有一些精神寄托和精神支柱的生存哲学。这也是“寻根文学”探讨文革时期青年知识分子，甚至全民族在乱世动荡中得以生存的要义。

《棋王》在以知青生活为题材的作品中所以独树一帜，作家目的不惟不在“以文传棋”，而在“以棋写人”；而且以一个与那“史无前例”时代的文化精神颇有些不合辙儿的小人物的故事，在于那时代形成距离的历史观照中，展示出实人生、真生命的存在与面目。

阿城在传统文化中发现的是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繁衍的精神支柱。在阿城看来，文化是人类历史上远比阶级立场、政治意识更具“历史连续性”的制约和促进因素。

“新写实”小说：在8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书写普通人的生存状态或生存本相、在价值取向、叙事风格与审美趣味方面有别于传统现实主义特别是“革命”现实主义小说的写实主义小说。代表作家有池莉、方方、刘恒、刘震云等。

先锋小说：中国文坛8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在创作思想和形式技巧上都呈现出强烈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气息的小说创作流派。具有两大鲜明特点：（1）话语的叛逆性，即对权威叙事的颠覆与反抗。（2）形式的前卫性，即大胆尝试最新的文体试验。主要代表作家有马原、残雪、苏童、格非、余华、叶兆言、孙甘露、洪峰、北村等人。

贾平凹的作品及其人物：短篇小说《满月儿》，“商州系列”小说：《小月前本》门门，《鸡窝洼人家》禾禾，《黑氏》，《腊月。正月》王才，《天狗》，《古堡》老大，《火纸》 长篇小说《浮躁》主人公金狗，《商州》 史铁生的作品及其人物：中短篇小说集《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舞台效果》、《命若琴弦》、《礼拜日》、长篇小说《务虚笔记》、《我与地坛》

贾平凹《浮躁》：金狗，田中正，英英 史铁生《我与地坛》、《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张承志《爸爸爸》：丙崽 《黑骏马》、《北方的河》

阿城《棋王》：王一生

刘震云《一地鸡毛》：小林 《新兵连》、《塔埔》、《单位》

池莉《烦恼人生》：印家厚

苏童《红粉》：秋仪，小萼，冯老五，老浦

余华《现实一种》：山峰，山岗

方方：《风景》

刘恒：《伏羲伏羲》、《狗日的粮食》

莫言：《透明的红萝卜》、《老枪》、《丰乳肥臀》

女性文学：泛指女性作家的全部作品，包括女性作家的“性别文本”和“政治文本”。中国女性文学形成于现代，是中国新文学的组成部分。它的产生、发展与中国新文学同步，但对我国女性文学的研究较晚，始于90年代初，1995——1996年形成高潮。代表作家有迟子建、陈染、林白。

王安忆其《长恨歌》的主题：《长恨歌》首先写的是一个女人和城市的故事。简单地说，一个上海女人与男人纠缠一辈子，最后不得善终的恐怖“喜剧”。作者选择王琦瑶这个上海美女的一生遭遇进行书写另有一番情味。早年辉煌、中年落寞与晚年的二度青春与上海这座城市在二十世纪盛衰枯荣的历程恰好构成了奇妙的同步，成了上海命运的活生生的隐喻。她是这个城市小市民的缩影，以她的命运遭遇来反映人性的渺小与脆弱与上海的时代变迁与沉浮，更具有一种强烈的人生悲剧和历史沧桑感。

王安忆的《长恨歌》以其独特的方式和视角描述了一个女人的悲剧一生，女主人公王琦瑶一生都在不停地追寻，追寻她想要的爱情与生活，但现实环境的熏陶、“男性世界”的包围，和她自身性格与价值观的影响，使她求而不得，最终以悲剧收场。小说全文无一“恨”字，但王安忆恰是想用这种方式来凸显“恨”。没有撕心裂肺的痛苦与挣扎，没有惊天动地的呐喊与咆哮，只有空中鸽群悲鸣的声音，只有王琦瑶临终前摇曳的灯光，一如片场，一如人生琐碎的平直，人在历史和时间面前如此渺小而卑微。

《长恨歌》的主要情节只是一个普通女人的一生，那么的简单，却又那么让人沮丧。五个男人从她的生命中匆匆走过，只是那样略一驻足稍事停留，随即便转身离开，一切恢复宁静，彷佛世界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个人。他们这一群可怜可悲可叹的旧时代的遗物，全都免不了悲剧的结局。一切正如程先生自杀之前所说，“其实，一切早已经结束，走的是最后的尾声，可这个尾拖得实在太长了。”

小说中处处抒写旧时代中人的身不由己，却又处处不吝笔墨地大肆渲染四十年代的旧上海，四十年代的繁华，四十年代的浪漫，四十年代的从容。王安忆对四十年代旧上海的向往和怀念使王琦瑶回忆中的四十年代美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她彷佛早已忘记四十年代对于中国大多数老百姓来说是一个什么概念，王琦瑶在四十年代的旧梦中沉迷，王安忆在王琦瑶的梦里沉醉。

可以说，王琦瑶对命运对未来对人生的渴求是矛盾的，却又是合理的。一方面她渴望四十年代旧上海的繁华，另一方面却渴望平平淡淡细水长流的生活。因此概括出来，她渴望精致的外表下细水长流的生活，热闹的是外表，平静的是内心。只是她年轻之时对此毫不知晓，因而被繁华的外壳欺骗了而已。

有评论家认为，《长恨歌》是一部“怀旧”小说，但是，作者的怀旧“不是企图真的回到既定过往，而是一种时间上的错位”。事实上，“怀旧”、“移位”只是王安忆表现生活的一种手段，她的真实目的，仍然是促使读 者重新认识和感悟历史，并从中获取某种对现实人生有益的东西。

陈忠实《白鹿原》的主题：透过雄伟悲怆的政治史和凝重复杂的家族史的帷幕，我们可以窥见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深厚积淀，以此激发我们对于民族意识命运、文化命运的人性的深层思考。

中国陕西黄土高原上的白鹿村，是历史久远，素有仁义之称的礼仪大庄。《白鹿原》一书描写了白姓和鹿姓两大家族世世代代在这里生存繁衍，随着时代的变迁，两大家族以及周围的各色人等，为温饱、为脸面、为光宗耀祖、为争抢风水„„祖辈三代纠缠在财、权、利、欲的无休止的谋算与争斗之中。作者以细腻深沉的笔触，描绘出一群不同典型的主人公的命运悲喜剧，生动、形象、厚重地反映出民族悲壮秘史的一角。

白鹿原和中国千千万万个农村没有太多的区别，在那动荡的岁月里同样经历着血与火的考验，传统在这些源源不断的思潮冲击下被击打得无法分辨。白家就代表传统，一直谨遵祖训，恪守着世代不变的传统，白嘉轩对待世道变化的唯一态度就是坚持自己，不去理睬外界的冲击，认认真真做好自己的事情，管理好自己的田地和宅院，坚信传统里的仁义，不肯做违背自己良心的事。

鹿家最能适应外界变化，总能跟上潮流。鹿子霖是代表，一直当着乡约等，而且和田小娥有着不清白的关系，又能嫁祸于人。两个儿子，大的是兆鹏，一直跟着共产党闹革命，一直潜伏；小的是兆海，开始的时候加入共产党，后来加入国民党，天真是他的本性，和白嘉轩的女儿白灵一直好着，在战死前娶了秦岭中一长相酷似白灵的农女，留下一个孩子。这两个人无论是跟哪个党派都可以说和时代潮流跟得很紧密的。

《白鹿原》以一种全新的视角来审视历史,并以全新的话语诠释了历史.从小说主题到思想内容,从叙事方式到人物格调以及语言表征,《白鹿原》无不表现出鲜明的新历史精神,《白鹿原》也正是在新历史精神的指引下,开辟了广阔的艺术空间.因此,从新历史主义的角度分析,可以更加深入地发现其艺术价值。

《白鹿原》是作者浓墨重彩铺排而就的一篇富有特色的长篇小说。小说的结构严密紧凑，以历史为经，以两个家族的恩怨纠葛为纬，全景观地展示了白鹿原上各种势力、各色人物的人性百态，是一部气度不凡地叙述五十年间历史变故的文学长卷。陈忠实《白鹿原》：白嘉轩，田小娥

关于王家新、于坚、王小妮、海子的诗的分析

1． 海子的诗：海子带着对诗歌精神的信念走入诗歌，走入永恒。他直接成为这种精神的象征。海子的诗歌精神即浪漫精神。它要求通过一次性行动突出原始生命的内核和本质。海子的诗歌就是这种行动，它给我们展现了一个宠廓的前景，我们开始从当下的现实抬起头来，眺望远方。天空和大海的巨大背景逐渐在我们身后展开。

尽管海子不喜欢人们把他看作一位抒情诗人，但恐怕海子自己都会沮丧地承认，他的确只是一个抒情诗人。海子的诗表现了他一生的热爱和痛惜，对于一切美好事物的眷恋之情，对于生命的世俗和崇高的激动和关怀。海子的诗歌世界是非常复杂的，他的诗歌观念是对古代史诗、近代抒情诗、浪漫主义诗歌和现代主义诗歌理念的综合。从思想上，他接近于一个存在主义者；从情感上，他接近于一个浪漫主义者；从精神上，他接近于一个“狂人”式的先知；从认知方式上，他又是一个充满神性体验色彩的理想主义者。

海子的抒情诗写得很美，充满了神启式的灵悟意味，笔下的事物放射着不同凡响的灵性之光。海子的诗中还充满着一种绝望的、执着地认同死亡的情感，但这种绝望并不显得颓废，而是显得非常壮美。他的诗直来直往，虽然后期作品灌输了很多死亡颓废的气息，但是他颓废却绝不堕落，让人感到悲凉又不厌恶，让人叹息又不责备。“倾心死亡”是海子对艺术和生命的一种终极式的哲学理解，是使他的作品焕发出神性与不朽力量的原因之一。

2． 于坚的诗：于坚等“第三代”诗人是以反叛“朦胧诗”的姿态出现于诗坛的，他们一方面承认以北岛为代表的“朦胧诗”的成功，另一方面又认定它已“过时”。他们正是以对朦胧诗所表现的意识形态的挑战作为自己的诗学目标。所以第三代诗最显著的特征是“反传统”与“反文化”，即反抗主流的意识形态以及那些已经模式化、概念化的意象群。

于坚从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一直致力于不同于“朦胧诗”的新的诗歌美学经验，以调侃、游戏，甚至堆砌的手法表现当代生存的平面化，生命的分裂感和心灵的破碎状态。他成功地将平民性、生活场景、以口语为基础的诗歌语言等变成了诗歌现实。于坚的诗学强调关注当前的“日常生活”,坚持以日常生活经验和生活场景为诗歌的切入点,倡导“口语化”写作,提出“拒绝隐喻”的命题。

于坚的反叛是成功的也是失败的。每个人都生在活伟大的文化传统中，不可能彻底离开隐喻的传统，否则便没法生存，更不用说写诗了。所以于坚的写作业不可能彻底做到“从隐喻”后退。因为于坚有效地吸收了传统的文化因子，他的诗歌创作成就也就越来越显著。

第五篇：改革开放以来服饰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眼中衣着服饰的变化

1.引言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广大民众很清楚的感觉到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我们越来越富裕了。然而我想说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的更多是思想上，文化上的进步与创新，而这些都大大的体现在服装的变化上。服装已由过去的遮体保暖，向新颖美观、时尚靓丽发展。时尚便捷与环保将是未来服装发展的新趋势。

2.衣着服饰的变化的表现

其实在改革开放初期，城市居民的物质生活还是比较困乏的。那个时代的人说，收入少，供应也很紧张，买东西不仅要有钱还得有票。衣服的颜色也就仅限于灰黑蓝这几种。但是渐渐的呢，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人们的生活慢慢的富裕，同时人们的时尚观念也开始进行一次变革。在70年代后期，出现了许多至今仍能唤起那一时代人内心渴望和热情的字眼。那么今天我们就从这些字眼中感受改革开放。

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啊，三裤一衫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喇叭裤，健美裤，牛仔裤，蝙蝠衫。这里面大家比较熟悉的应该就是牛仔裤和蝙蝠衫了。对于20世纪80年代的人们来说，喇叭裤可以说是一种所向披靡的时尚，被称为中国时尚界最初的冒险。2008年，有网络兴起的国货回潮热更是让喇叭裤再次回到时尚的前沿。可想而知，那个时候，喇叭裤火到什么程度。

其实喇叭裤流行的另一个原因也在于它有一个很张扬的名字，比张扬还张扬。喇叭一词，像是大声朗诵给这个时代的青春宣言，像是民众向往个性与自由的旗帜。同时，与喇叭裤站在同一个角度的还有健美裤。

记得当时流行这样一句话，不管多大官，都穿夹克衫；不管多大肚，都穿健美裤。贴身，高弹力，且透风。有人曾指出，当下比较受女性欢迎的丝袜正是来自当时的健美裤。

其次蝙蝠衫，说到蝙蝠衫那就不得不提起霹雳舞，《霹雳舞》是20世纪80年代最震撼中国青少年的歌舞片，身着蝙蝠衫，头绷裹布，脚踩高帮运动鞋，一遍遍模拟擦玻璃或者外星人行走动作的情景，吸引了无数人的眼光，蝙蝠衫一直持续到今天的，而且愈演愈烈，而且越来越受女性欢迎。

其实，在改革开放这段时间以来，大部分服装都是从外面传进来的，你比方说喇叭裤。1960年成为美国的时尚，后来“猫王”把喇叭裤推向了时尚巅峰，随后流传到日本和港台。随着日本和港台电影在中国内地的流行，风靡大陆。

然而，在改革开放期间，最让世界瞩目，让国人自豪的是有关中国元素开始走向了世界舞台。

你比如说，唐装，旗袍。

2001年在上海APEC峰会上，20位各国领导人集体亮相，他们穿的都是大红色或宝蓝色的中式对襟唐装，这一情景通过电视瞬间传遍全球，唐装迅速流行。有句话叫：“民族的也是世界的。”

服装作为时尚的风向标早已超越了民族的范畴，只有当传统和现代真正结合的时候，当东西方文化水乳交融的时候，时尚才能展现出最为夺目的光芒。

渐渐地，我们进入了90年代。人民的生活更加富裕，精神文化需求更是日益膨胀。所谓的80后，90后开始刺激人们的眼球。那什么内衣外穿，露脐装，超短裙已经见怪不怪。，时代在进步，我们从未停止脚步。

改革开放，西方新思想流入中国，大众从以往的“从众”心理到“追求个性”。而这主要表现就是服装的变化。敢穿，能穿大量新潮服装。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老百姓手上有钱了，可以买独特的高档用品，对衣服选择也越来越挑剔，这也导致了服装的变化。进口的商品越来越多，人们能选择的生活用品越来越丰富，服饰选择也越来越多。加速了社会竞争，生产商为了吸引顾客，不断推动服装的发展，服装也变的越来越符合时尚，越来越漂亮了

改革开放30年，一些渐渐消失的服饰词语，记录着一个一去不复返的时代。今天当我们重新回忆它们，除了苦涩、辛酸、亲切，还有不尽的感慨：是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了今天的美好生活。时代在变，观念在变。服装，这一社会文化的产物，承载着人们深层次的精神需求，也在不断地进步、创新，透过衣着的变迁，我们看到了一个崭新的、开放的中国。

1.结语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发展，人们衣着的变化，是三十年改革开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进步的真实写照。是人们的生活从贫困走向富裕的真实写照，是国家由贫困走向繁荣昌盛的真实写照。透过人们衣着的变化，我们看到了人民生活的富庶，社会的发展，国家的强盛。

参考文献

[1] 《半月谈》2012年第6期

[2]《研讨探究》2009年第6期

[3] 陈祥锋，朱道立．现代物流金融服务创新田．物流技术．2005；(3)．

[4] 罗齐，朱道立．第三方物流服务创新：融通仓及其运作模式初探．中国流通经济，2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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