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对改革完善分税制解决经济失衡问题调研思考
此次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以及由此带来的实体经济下滑,使全球进入了百年一遇的经济危机时期。经济危机是全球经济失衡后果的一次集中暴发。在危机中,我国经济内外失衡的问题也更加得到政府和经济学界的关注,同时也使我们认识到了应对危机的方向———短期应对经济下滑,长期促进经济平衡。解决经济失衡问题需要方方面面的改革,其中一项最重要的内容
便是消除现有导致经济失衡的制度性因素。在市场经济中,制度发挥着根本性和长期性的作用。通过制度的改革,可以改变经济主体(政府、企业和居民)的行为,进而改变经济运行的结果。在我国税收领域中,存在着大量导致我国经济失衡的制度性因素,其中分税制财税体制便是其中之一。
我国经济失衡表现在很多方面。比如,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结构的失衡。经济结构向重型化倾斜,各地不断上马汽车、钢铁、大型制造业等大型项目,导致重复建设、产业集中度低、资源消耗大、环境污染严重、吸纳就业能力减弱等问题。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反过来制约经济进一步增长。导致上述失衡问题的原因很多,其中现行分税制的不完善是加剧经济失衡的一个重要的制度性因素。现行分税制主要通过以下几个途径加剧了我国的经济失衡。
第一,现行分税制加剧了地方政府的投资热。
这一问题从2003年以来表现得更加突出。2003年~2007年我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速度均在10%以上的高位运行,中央政府多次出台宏观调控政策,以抑制经济过热,其中调控的重点便是抑制地方政府的投资热。但是,政策收效甚微,2007年gdp增速进一步攀升至11.9%。应该看到,地方政府热衷于投资是其作为经济人的理性选择。地方政府官员在其任期内,一般要实现升迁和获得更多财政收入双重目标,而要实现这些目标,必须通过上大项目、扩大投资来增加gdp,并获取更多的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的分成收入。
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的主体税种除营业税外,对财政收入的贡献都有限,地方税收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不足20%,地方政府70%的收入来源于共享税收入,形成了地方各级政府在收入划分上以共享税为主、地方税为辅的分配格局。地方政府热衷于投资大项目,各地纷纷成立汽车、钢铁、大型制造业企业,造成产业集中度低,产业不能做大做强,难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产业结构的优化。
第二,现有分税制加剧了地区间贫富差距。
地区间财政收入的差距是地区间贫富差距的重要衡量标准。从各地的财政收入差距来看,一方面财政收入日益流向经济发达地区,另一方面财政收入日益流向中央和省区市,县乡财政非常困难。这又都与现行的分税制财政体制不完善密切相关。
流转税的重要特点是纳税人和负税人不一致,消费者最终负担税款,而生产销售单位缴纳税款。因此,生产企业所在地的地方政府可以获得更多的税收,而落后地区的居民虽然最终负担税款,但是地方政府却无法获得相应的税收。现有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在调节地区间贫富差距方面作用很小,更多地保护了分税制改革前地方政府的既得利益,并通过税收分成和返还的方式调动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从而导致财政收入日益流向经济发达地区。
1994年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明确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力和财权划分后,省级和市级政府都仿效中央的做法,增加了本级政府的财力,而同时将事权下移,导致县级政府支出缺口越来越大,困难县的数量逐年增加。这与现行分税制对各级政府的事权划分不清和转移支付制度的缺陷有关。以均衡地方财力为目的的一般性转移支付比例过低。经济不发达地区、收入能力弱的县乡得到的转移支付是有限的。
第三,现行分税制加剧了国内需求的不足。
现行分税制具有激励地方政府投资的作用,从而进一步导致了我国内需的不足。一方面,地方政府将更多的财力用于建设性支出,而对于教育、医疗、住房等公共服务的支出则长期不足,从而导致居民自发性保障费用的增长,形成了居民储蓄持续增长,消费在整个gdp中的比例持续减小的局面。另一方面,地区间贫富差距的扩大,导致财富分配状况恶化,财富日益向少数人手中聚集,普通百姓的消费能力进一步减弱。
笔者建议从以下两方面来改革和完善我国现行的分税制财税体制。
一方面,将共享税全部转为中央税,同时完善地方税制。对此,我国可以借鉴同为中央集权制且间接税比重大的法国的经验,只设中央税和地方税,取消共享税。将主要的间接税(增值税)和直接税(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全额划归中央,同时建立以财产税为主的地方税体系。将地方的注意力由直接关注投资和项目,转向改善区域内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以吸引更多的投资来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并通过经济的发展带动
以房地产为主的财产税的增加。同时中央可规定地方征税越多,得到的补助金越多,以调动地方工作的积极性,从而抑制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并促使其增加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投入,有效地缩小地区贫富差距。
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和学者研究均已证明,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对于调动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形成地方政府间竞争的发展格局,保
持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发挥了重要的制度性作用。然而,时至今日,原有分税制的一些弊端日益显现,并影响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对此必须加以改革。笔者认为,新制度仍然需要调动地方积极性,促进经济发展,但是途径和方式应有所改变。尤其是如果取消共享税,那么科学设计转移支付制度,把对地方政府的激励制度融入其中,便是制度设计的关键。
另一方面,完善我国的转移支付制度。完善的转移支付制度对规范地方政府的收入行为、缓解县乡财政紧张状况、实现城乡和区域统筹发展、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规范事权和财权的基础上,针对我国目前转移支付制度存在的问题,需重点从以下两方面入手:一是科学确定财政转移支付的目标。我国财政转移支付的目标应定位于确保全国各地都能提供最低标准的公共服务,将财政转移支付重点用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和能源、交通、通信、环境保护等基础产业,以及教育科技、医疗保健、就业培训等公益事业和社会保障事业,同时还应保护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二是改革转移支付规模测算方法。借鉴国际经验,我国应采取以一般性转移支付为主、专项转移支付为辅的模式。逐步取消税收返还(包括体制性补助)这一维护地方既得利益、拉大地区差距的做法等。采用因素法代替现行的基数法,选择一些不易受控制、能反映各地收入能力和支出需要的客观因素,如人口数量、城市化程度、人均gdp、人口密度等,以此确定转移支付额。并通过设置不同指标所占的权重和相互组合来实现对地方政府的影响。如通过人口数量、城市化程度等指标的设置来体现国家调节地区间贫富差距和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政策目标,可规定对人口多、城市化水平低的地区给予更多的转移支付,满足其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必要财力;通过对人均
gdp指标的设置来促进地方发展经济,可规定中央在满足各地基本公共服务支出需要的基础上,对剩余资金根据各地人均gdp来分配,人均gdp高和增长快的地方获得更多的剩余资金,以此来保护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
第二篇:解决农村问题的几点思考----关于农村问题的调研
解决农村问题的几点思考----关于农
村问题的调研
“>
便民电话工作是党和政府了解民情、倾听民声的重要渠道。人民群众向各级党政机关积极反映问题,根本上是出于对党和政府的爱戴和信任。各级党政机关认真处理解决好问题,才能回报人民群众的信任,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自2003年6月至2004年6月,区政府便民电话工作室共接听群众来电4248个,涉及到农村问题的993个,占总话务量的%。其中今年1-6月接听电话1785个,涉及农村问题536个,占30%。通过对现有数据的分析,80%的问题都可以解决在基层。却往往发展成为向上级机关电话举报、投诉和越级上访。
因此不断加强基层政权建设,提高基层干部队伍的素质,努力将化解矛盾关口前移,才能有效控制并减少群众来电、来访量。
一、当前农村反映的主要问题
一是村干部违法、违纪和工作作风问题。村民到区政府上访或向区政府拨打热线电话反映的问题中%都涉及到村两委班子问题。内容涉及到两委班子有矛盾、村帐不公开、村干部打人、经济问题、工作方法简单粗暴、打击报复当事人等等。
二是农村税费改革问题。内容涉及政策宣传不到位、回收合同地、户籍变动后得不到土地收益、失地农民的生活保障等问题。
三是盗采砂石问题。内容涉及盗采者破坏河道和耕地、大型货车噪声和扬尘扰民、造成交通拥堵和超载破坏公路等。
四是拆迁问题。内容涉及拆迁价格不合理、村集体资产去向不明、村民或
干部违章建房坑害国家等。
五是村委会换届选举问题。内容涉及非法拉选票、贿选、选举程序过程不合法、派系家族问题的感等。
六是宅基地、邻里纠纷和村政建设等问题。
二、造成电话举报或上访的原因
从反映人提供的情况分析,大凡越级反映问题的不外乎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村民对所反映问题涉及到的有关法律、法规、政策不清楚,在基层也没得到肯定或准确的答复,只好向上反映。
二是基层干部未能将有关政策进行广泛的宣传解释,怕村民知道政策,造成村民一知半解或道听途说只好向上反映。
三是基层干部工作方法过于简单、粗暴、生硬,村民无法接受,只好向上反映。比如村民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我们书记说了,爱哪儿告哪儿告,就这么办了”。
四是在反映村干部违纪、违法问题时认为镇里包庇村干部,没人管,村民不再信任村干部,只好向上反映。
五是部分人提出要求过高,在得不到满足时,反复向上反映。
三、解决对策
“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把问题解决在基层,要求广大基层干部把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赞成不赞成,作为判断一切工作的重要标准,扎扎实实地解决问题。广大基层干部带着对人民群众深厚的感情做工作;脚踏实地,注重实效,做到重心下移、关口前移。要做到这几点,就必须作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是尽全力作好两委班子换届工作,以此为起点,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如果能选出群众自己信任的、有能力带领大家共同致富的好干部,就相当于已经解决了% 的问题。因此,在选举中一定要加强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健全领导机构,建立换届选举工作责任制,把握正确舆论导向,深入排查,及时化解矛盾,精心组织,细化工作流程,狠抓关键环节,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进行选举。此项工作不仅能够强化干部队伍建设,也能在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深化农村改革,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等方面起到巨大的作用,同时也对解决问题起到推动作用。
二是尽全力做好农村干部培训工作。选出干部只是迈出了长征路上的第一步。能否适应新形势,真正实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还要看其是否具备一定素质。培训不仅可以进一步增强村干部带领农民群众推进各项事业的责任感,更好地履行职责,进一步提高村干部带领农民群众致富本领,更是解决新形势下农村各种问题和矛盾的需要。
实际工作中首先要特别注意增强服务意识,改进工作作风,树立亲民形
象,防止矛盾激化;其次要特别重视村务公开工作,宣传好基层组织的工作,方便村民监督,使村民与基层组织之间有沟通的渠道,并确保渠道畅通。再次是要做好政策宣传工作。不要怕村民掌握政策后给自己工作带来不便,相反准确到位的宣传工作只会使村民更好的配合工作,提出合理合法的要求,不使问题扩大化。
三是积极培养后备干部。确保农村工作持续稳定开展,必须不断将学历高、素质好的年轻热人放到一线去锻炼,逐步建立一支数量充足、素质优良的村级后备干部队伍。
四是加强对农民的教育。目前,农民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中有两种思想不利于农村稳定工作:一是自私狭隘,政治冷漠,缺少对公共生活、公共利益的热情和关注;二是不受约束的个人主义倾向,在追求个人利益时不能正确认识和处理个人与社会、个人自由与公共权威的关系。要教育引导农民提高民主
意识,增强自治能力,学会使用民主权利,大力发展农村文化教育,提高农民(包括村组干部)的文化素质和政治参与意识,解决农民文化水平低、素养差的问题。
五是加强农村普法工作,契而不舍。从数据分析看,除一些咨询类案件外,几乎60%的案件都与司法有关,甚至只能通过司法途径才能解决。虽然目前的司法途径还存在着一些不方便之处,但总体上已经能够满足村民各类司法请求,只是村民的意识中仍然对“大盖帽”心存敬畏,转而认为还是到政府解决更好,既省钱,又不必担责任。因此加强普法教育,提高全民法律素养就成为解决农村问题的关键环节。通过法制教育,首先可以引导村民将涉法信访转化为司法起诉,减轻各级信访机关的压力;其次可以教育引导村民依法维权、依法上访,有效减少激化行为发生,从而更有利于解决问题。
目前,我区已经探索出了一条针对
上访群体的普法方式,即将典型案例通过媒体进行宣传,印发有关法律宣传资料,加大对过激行为人的法制教育,使上访人明确怎样依法维权。但这还很不够,应该进一步将普法工作进村、进社区、入户,充分发挥农村基层组织的作用,利用好村务公开、宣传栏、村民会议及一切宣传阵地,送法上门,将普法工作扎扎实实地落实到最基层。
解决好农村问题,最终办法是经济的发展,而经济的发展必须依靠一个稳定的环境。确保农村稳定的重要工作就是要妥善解决好主要矛盾,如当前的土地确权、承包和流转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归根到底要依靠广大的基层组织,只有不断提高工作水平和能力,踏踏实实的做好各项工作,取得村民的理解与支持,才能为农村稳定打下坚实的基础,才能将“同心全面建小康,打造绿色国际港”落到实处。
第三篇:完善民情上达机制解决难题调研思考
“以人为本”是社会进步的强大动力,是治国施政的最高标准,是执政为民的根本目的。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既是实现党的十七大确定的重要目标的时代要求,也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客观需要。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民意机关,更应该牢固树立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
念,把实现人民的愿望、满足人民的需要、维护人民的利益作为人大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将“以民为本”的思想贯穿于地方人大工作的始终。人大代表是国家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是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应该在完善民情上达机制和畅通民情上达渠道有大的作为。
一、正视现有民情上达机制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利益分化和利益冲突不断增加,民众的诉求迅速增长。如果传统的民情上达机制不起作用,而又没有新的机制来作补充,民情堵塞只会日益加重,直到危机的爆发。高层决策者对民情堵塞一直比较担心,因为这直接关系到政权的存亡,民情堵塞现象曾给政治经济生活带来灾难性影响。目前,比较成形并在不同程度上发挥作用的机制有如下四个方面。
信访机制:这一机构的建立对了解民情、缓解民怨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下访机制:在现实中,这种机制收效不大,形式主义的成分较多,它更多地成为上下级官员之间联络感情的一种机制。
告官机制:这是对中国传统民情上达机制的一个突破。作为民情上达机制的一种,还有其弱点。其一,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是列举式的,只包括涉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人身权、财产权、经营权等有限的行政行为,主要是具体行政行为。其二,官员与民众在信息、资源的占有是非常不对称的,处于弱势地位的民众难以有勇气和决心将官员告上公堂,普通民众经受不起大量的时间、精力、财力的消耗,更不用说承受打击、报复的风险了。故这类案件一年比一年多,但绝大部分民众诉求还是没有通过这个渠道反映上来。
自治机制:基层自治机制主要指两种组织,一种是农村的村民委员会,另一种是城市的居民委员会。尽管有些地方尤其是示范地区的村民自治搞得有声有色,但很多地方的农民对村民自治并不太感兴趣,这一事实经常被媒介和学者所忽视。然而,如果农民觉得村委会所能决定的事务与自己的利益没有太大的关联,即便国家介入或政府推动激发起短期的热情,想让村民长久地保持下去是不现实的。由于与村民利益密切相关的大量事务的决策权在乡政府,所以,村民的诸多诉求无法在村委会这一层次得到解决。他们需要更多地与乡政府打交道,而在现有体制下,这是比较困难的。至于城市里的居委会,处理民众诉求方面的功能就更为虚弱,而街道办事处只负担部分管理职能,即没有像村委会那样的自治权,又没有一级政府那样的决策权,在处理民众诉求的能力方面极其有限。
由此看来,现有的民情上达机制只能处理极少民众诉求,仅在非常有限的程度上缓解了民情堵塞,大部分的民情仍淤积在政治系统之外,酿成厚厚的民怨。
二、解决民情上达困难途径
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认为,任何政治系统在特定的时间内只能接受有关诉求的一定量信息,不可能接受和考虑无限量的诉求。而在特定的时间内,诉求量超过了当局实际能处理的限度,人们就会认为,这个系统本身发生了输入超载现象。如果超载量过大,系统就会像超载的汽车一样,有翻车的危险。
当然,输入超载是相对的。如果输入和应对诉求的机制比较发达,系统所能输入的诉求量就会大一些,反之,就会小一些。如果进入通道的诉求信息过多,就会导致阻塞,形成“输入失败”。输入超载和输入失败的直接后果是民众的诉求被置若罔闻或被敷衍塞责。被如此对待的诉求并不会消失,反而会转化为更为激烈的诉求,并通过非正常的渠道如示威、骚乱、暴动等方式表达出来。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输入失败导致源源不绝的特殊诉求注入到周期性爆发的群众暴力之中。
从理论上讲,可从以三个方面解决输入超载和输入失败问题:
1.扩充输入通道:现代社会都有专门的政治机构来处理民众的诉求,不同于传统社会依靠一些社会角色来处理诉求。而政治机构的分化和专业化程度又是区分现代社会诉求输入水平的一个标准。发达的输入系统除了有高效的行政机构和独立的司法机构之外,还有强大的代议机构;欠发达的输入系统常常依靠一种政治机构来处理行政、司法和代议问题,或者形式上存在三种机构,但有的机构发挥不了实质性的作用。这里可将现代输入系统的发展水平可分为三个层次:一元水平,只依靠行政机构或准行政机构输入诉求;二元水平,在行政机构之外发展出独立的司法机构来输入诉求;三元水平,在行政机构和司法机构之外发展出独立的代议机构来输入诉求。现代较为发达的政治系统一般都达到了三元水平,区别只是在分化程度和输
入效率上。
2.提高输入效率:同样一种机构,在处理诉求输入问题上,其效率可能是不同的。这与该机构的权限、人数、工作时间、物质资源、管理方式等有密切的关系。同样,对于一个代议机构来说,如果有真实的权力、足够的人数、充分的时间以及丰厚的经费等,它就有可能高效率地处理诉求,反之,就会面对众多的诉求而无能为力。
3.压缩输入数量:任何一种输入系统的输入能力都是有限的,如果它所直接面对的诉求量过于庞大,即使一个三元分化、通畅高效的输入系统也会发生阻塞现象。压缩输入数量,并不是将大量的诉求排除在输入系统之外,而是将分散的诉求进行集中和综合,然后输入到政治系统。将不同人的同一种意见集中成一条意见和不同的意见综合入一项涵盖面更广的诉求。而这些压缩过程需要相应的角色和机构来完成。
在现代政治系统中,这三种解决输入问题的方式大多围绕着代议机构来进行。在三元输入系统中,代议机构是输入民众诉求的最重要管道,其输入效率的提高对于避免或减轻输入超载和输入失败问题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输入数量的压缩往往通过非代议机构进行,但这些机构是围绕着代议机构运作的,其压缩后的诉求大多要进入代议过程。
三、提升人大代表履职水平
我们把民情上达理解为诉求输入,关键是要改进和完善代议制度。现在,我国从形式上建立起了三元输入系统,即由行政、司法和代议机构构成的系统,但在实际运作中比较接近党政一元输入系统,民情上达表现为“官僚-民众”模式。如果官僚出现冷漠态度,这种模式就会陷入僵化或瘫痪。而官僚的冷漠是行政系统的通病,在监督机制不力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也就难免出现输入失败现象。
对输入失败所引起的严重后果,核心决策层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认识。这种认识主要来自于对社会不稳定的担心,强调要深入开展社会矛盾纠纷的排查调处,尽可能地倾听和满足群众的合理诉求,妥善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将社会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这与单纯的“重典治乱”有很大的不同,转而重视解决诉求输入的失败问题。但是,仅仅从社会治安和化解矛盾的角度看待输入失败问题,并没有跳出“官僚-民众”的传统思维,更没有进入三元输入模式的现代思维。后者要求以代议制为基础来思考和解决民众诉求问题。在代议制构架下,代议机构是表达和实现民众诉求的核心机构,人大代表是表达和实现民众诉求的主要角色。
在代议制度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实践中,人们面临困惑: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权力机关的地位在现实中难以得到体现。这种困惑衍出两种想法:一种是认为在中国现有体制下,人民代表大会只是一种形式,不可能有实质性的作用,不值得给予关注;另一种则极力主张要落实宪法赋予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让人民代表大会成为事实上的权力中心。前者过于消极,后者过于理想。一种务实的态度是:充分挖掘现有制度的潜力,解决现实中的政治问题。政治制度的创新是非常不容易的事,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创立过程中曾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而这种制度本身符合现代政治理念,可以容纳相当程度的政治发展。如不充分挖掘和利用这种制度的价值,就会带来制度资源的极大浪费,增加政治发展的成本。然而,在挖掘这种制度潜力的过程中,要放弃某种不切实际的想法——让人民代表大会成为实际上的权力中心。发展中国家的宪法通常描述的是一种想要实现的状态,而不是现在应该拥有的状态。因此,仅仅靠理想原则来指导人大实践,往往寸步难行。这种理想原则实际上反映了传统代议理论中“选举式民主”和“立法式民主”的理念。在现有体制下,“选举式民主”主要是将政党所建议的人选合法化,“立法式民主”主要是将政党所建议的政策合法化。这两种过程不需要代表们花费多少时间和精力,尤其不需要地方人大代表花费时间和精力。这是人大代表无所事事的原因之所在。无论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在发达国家,社会的发展在政治系统的输入层面增加了越来越大的压力,这种压力仅仅依靠选举活动和立法是难以缓解的。这就要求在代议政治理念上改变“选举式民主”和“立法式民主”的传统思路,转而重视“参与式民主”,增强代议机构作为输入管道的功能,让人大代表成为民众诉求进入政治过程的主要中介。
对于地方人民代表大会来说,增强“输入管道”功能具有更重要和更迫切的意义。如果大量的民众诉求通过人大代表进入政治系统,输入超载和输入失败现象就会大为缓解。就拿武昌区来说,如果各位人大代表承担起输入管道的职能,大量的民众诉求就不会涌向吴天祥办公室,形成输入超载现象。如果吴天祥处理民众诉求是出于良心和品德,那么人大代表处理民众诉求则是出于职责和义务。当政治系统内的职责和义务得不到充分履行时,民众就只好寄望于官员们的良心和品德,这是政治系统运行不畅的一个症状。
在现有体制下,如何充分发挥人大代表的作用?已往的政治实践中已经有了一些积极的努力。其中涉及民众诉求的努力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加强对行政和司法活动的监督,二是加强与选民的联系。而这些努力都还相当有限,有各种阻碍因素。譬如说,地方人大代表缺少可操作性的权力,以对政府形成有效的监督;地方人大代表是非专职的无薪职位,代表们缺少动力来履行职责;地方人大代表大多是党政干部,与政府部门属于同一个利益共同体;等等。
从解决输入超载和输入失败问题着眼,如何去克服这些障碍呢?笔者认为,要在人大与政府之间建立一种合作式制衡关系,这种关系包含六方面的主要内容。一要充分认识到人大不是对抗政府的实际权威,而是要促进政府的工作,人大代表处理民众诉求表面上是在找政府的麻烦,实际上是在帮助政府化解民怨,维护或重建政府的合法性。二要逐步完善和运用地方人大对地方政府主要官员的质询、询问、调查和罢免程序,弥补上级政府在监督下级政府方面的力不从心。三要减少政府官员占地方人大代表的比例,让更多的社区精英进入代议机构,为非政府官员代表之间的沟通、组织与协作提供方便。四要对人大代表主政督政在待遇和条件上给予更多的保障,让他们有动力、有时间来履行代表职责。五要把地方党组织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人大上面来,党对政府的领导可以遵循代议制原则,通过党对人大的领导和人大对政府的监督体现出来。六要让人大成为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沟通的渠道,让人大成为民情上达的“枢纽”。
以人为本做好人大工作,是履行人大职责所系。在实际工作中,紧紧围绕畅通民表上达的渠道发挥人大代表作用,把人民群众的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把人民群众需要作为第一选择,把人民群众满意作为第一标准;真正从思想上尊重,从感情上贴近,从行动上深入;常怀爱民之心,恪守为民之责,善办为民之事,我们的人大工作就一定能上一个新水平。
第四篇:对完善解决春运火车站一票难求问题的思考
对完善解决春运火车站一票难求问
题的思考
春运现象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开始出现,在5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春运见证了 中国社会制度变迁和社会结构转型,同时,也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产生的负面效 应。本文运用制度主义和社会结构的理论视角,从我国春运的历史背景、现实境况以及 制度体系出发,基于质性研究方法,通过与春运有关的组织者(铁路部门、政府相关部 门工作人员)、购票者(旅客)、倒票者(“黄牛”)等不同类型、不同阶层的人群的访谈 以及大量的文献分析,从铁路春运“一票难求”的生成路径、结构性困境、正式制度的 负外部性和非正式制度的嵌入等方面展开深入分析,进而探索在制度变革进程中如何有 效实现社会资源的分配正义。
通过对铁路春运“一票难求”的促成因素和生成路径的探究发现,与中国人口流动 的擅变历程相对应,春运现象也随之变化:改革开放前,中国铁路发展非常滞后,运力 极其僵乏。但是在当时,春节前后铁路运力供需仍能保持相对均衡;改革开放以来,在 经济社会发展、体制变革的大背景下,中国人口流动日益加剧,铁路的建设发展速度远 远跟不上经济社会发展步伐,供需矛盾日益尖锐,“一票难求”现象逐渐产生、突显和 加剧;在经济社会转型、政府管理思路变革、人口变迁和铁路运营及管理格局变动等因 素的共同作用下,铁路春运“一票难求”逐渐成为当今中国特有的周期性问题,即便是 在高铁运网快速扩张的今天,仍然摆脱不了运力提升后的供需悖论。高铁的出现,其本 意在于缓解铁路运力上的不足,提高运能,但在一个竞争不充分的铁路市场中,这一目 标非但未曾有效实现,反而使得大量低收入群体可供自己选择的普列更为减少,进而将 其推入一个更为拥挤的、更为有限的选择空间内,这在客观上进一步加剧了“一票难求” 的状况。
春运铁路运力不足的原因固然有多种,但就其本质而言,不外如下两个主要方面: 需求旺盛与运能不足。中国社会近数十年来的社会转型带来了人口的高度流动性,这在 客观上导致铁路客运需求在一个较短时期内发生井喷。与激增的需求相比,铁路在供给 方面却长期处于滞后状态,铁路运能建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处于低水平徘徊。这一 滞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在铁路市场中的垄断体制所产生的低效率与非充分竞争效应 无疑是导致这一弊病长期存在的深刻致因。毫无疑问,社会流动的体制变迁与铁路运力 之间的张力在中国客观存在。另一方面,相较于其他运输方式而言,铁路客运表现出明 显的比较优势,公众对于铁路客运的选择偏好相应也是客观存在。但由于建设滞后,客 观上造成铁路运能在一定时期内表现为一种稀缺性资源,这就更加放大了铁路客运供需市 场“一票难求”的非均衡效应。一个不言自明的事实是,中国近数十年来的体制变迁,深刻地影响了铁路客运市场的供需平衡,而这正是铁路运力不足的结构性困境。
第五篇:对完善农户贷款担保体系解决农民贷款难的调研思考
近两年来,政府部门和金融机构全力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建立了中小企业贷款担保体系,并取得一定成效。与此同时,农民贷款担保难的问题也逐渐凸显。目前,农户的小额度信贷需要基本上已经通过农村信用社的小额信用贷款方式得到解决,但是小额信用贷款额度毕竟有限,一些急于发展生产的农民需要较大额度资金时,往往因为受抵押担保手续的制约而难以贷到款
。笔者认为,一方面应为农民建立贷款担保体系,另一方面农村信用社应积极尝试创新抵押担保方式,加大对农民的资金扶持。
一、农民贷款难的主要原因
(一)农户自身经济状况无法为大额贷款提供担保。以**市为例,**位于**北部,农村经济落后、发展水平较低,农户又属于社会弱势群体,经济基础差、收入水平低,2007年**市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3000元,其中:农民工资性收入1244.8元、家庭经营性收入1543.6元、财产性收入82.8元、转移性收入128.4元,而农民全年人均生活消费支出达2185元。面对超过小额信用贷款限额的大额信贷需求,绝大部分农户没有为别人提供担保的能力。
(二)农户思想守旧害怕承担担保责任。改革开放多年来,少数敢闯敢干的新型农民发了家、致了富跳出农门,留守农村的农民大多固步自封、因循守旧,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思想只管种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如果借款人与其没有共同利益、共同需求,都不愿意为借款人提供担保、无偿承担贷款担保责任。农户联保贷款推广至今,截至2008年3月末,全市农户联保贷款余额仅有7451万元,占全部农户贷款的1.87%。
(三)农户普遍缺乏可以用来提供抵押的有效资产。一些农户通过多年辛勤劳作,建起了一定价值的房产,但由于农村的房屋一般都没有房产证和土地使用证,也难以办理抵押贷款。并且法院在执行民事查封、扣押、冻结财产时有明确规定:“对被执行人及其家属生活所必需的居住房屋只能查封,不能拍卖、变卖和抵债。”农民除了生活必需用房之外,鲜有多余房屋,信用社出于防范信贷风险的考虑,轻易不愿意办理农户住房抵押贷款。
(四)办理抵押登记手续繁琐且费用较高。借款人在办理抵押物登记时,相关部门收费较高,还需要经过中介机构评估,手续繁、时间长,一旦到期后还要再办理续登记,办理抵押贷款的成本相对较高,农民一般情况下都不愿意选择这种贷款担保方式。
二、创新农户贷款担保体系的建议
(一)拓宽业务范围,积极创新贷款担保方式。针对农户实际情况,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应积极创新业务品种,扩大抵押担保标的物的范围,探讨权益质押、农作物或活物等动产抵押、林权抵押等多种形式的担保方式,解决农民抵押难的问题。
(二)银、企、农三结合,发放“企业担保”贷款。对以 “公司+农户”方式生产经营农户的贷款需求,可以研究试行“企业担保”贷款,借助企业与农户之间的合作关系,由企业出面为农户提供担保,银、企、农三方共同签订相关协议、合同后,农户即可从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取得贷款。
(三)延伸便农优惠政策,降低收费标准。建议政府进一步出台便农、利农优惠政策,对农户办理抵押评估登记、贷款公证等费用予以适当减免,降低农户抵押贷款的成本,为农户解决生产资金困难,全力支持新农村建设。
(四)组建农户贷款担保机构,完善农户贷款担保体系。目前,各地省、市、县都已成立了担保公司,但基本上只是为中小企业贷款提供担保。建议政府部门采取县、乡(镇)、行政村三级担保方式,出资建立农户贷款担保基金,存入当地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为农户贷款提供担保。同时,各地农户也可以自愿成立相应的农户贷款担保协会等组织,设立基金为协会成员贷款提供担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