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妇女土地权益保护的地方立法探讨

第一篇：试析妇女土地权益保护的地方立法探讨

试析妇女土地权益保护的地方立法探讨论文摘要 妇女土地权益保护问题由来已久，在过去的十年间，我国女性权益保护在立法层面上取得一定成果，尤其是广东省及部分地区的立法执法部门突破思想理念阻力，在立法保护出嫁女权益方面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但出嫁女权益受侵害的现象依然普遍存在，主要表现为农村妇女未能获得法律规定的完整的土地权利。维护女性的合法权益，提高女性的整体地位，是现阶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亟需关注的社会问题。本文试分析出嫁女权益保护相关问题的现状及处理该问题的社会阻碍因素，探讨广东地区对于出嫁女问题的立法经验，进而寻求解决方案的核心。希望能从中得到某些启示，从而为如何维护和提高女性，特别是出嫁女的法律地位提供立法借鉴。

论文关键词 出嫁女 土地 权益保护

妇女土地权益保护问题由来已久，主要表现为农村妇女未能获得法律规定的完整的土地权利。尽管法律上男女早已获得了平等地位，但事实上这种平等并未完全实现，由于种种原因，妇女权益受到侵犯的情况时有发生。本文以广东“出嫁女”为视角，通过分析农村出嫁女土地权益受到侵害的现象，剖析出嫁女权益的法律保护与传统思想观念冲突的深层原因，以便探讨如何在地方立法层面做到保护出嫁女权益，为解决出嫁女权益纠纷开拓新思路，实现男女平等。

一、出嫁女的概念

“出嫁女”是一个带有广东地方特色的典型词汇，其外延非常广泛。狭义的出嫁女专指与本村以外的男子结婚、户口仍留在本村的妇女。广义的出嫁女还包括嫁入本村、户口也迁入的“嫁入女”，离婚或丧偶的出嫁女，招郎入户的出嫁女，以及上述人员的子女等。

二、出嫁女土地权益受侵害的表现

（一）出嫁女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失去保障

根据我国《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妇女权益保护法》等法律和行政法规，出嫁女与其他村民一样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村集体经济收益分红权和土地征用补偿款分配权等土地权益。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土地政策导致了农村妇女在出嫁后土地承包权等权利被剥夺。

（二）出嫁女的继承权受损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规定，子女为第一顺序的继承人。但在实际生活中，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女子结婚后，就理所当然地丧失了对其父母遗产的继承权。在农村，村民大多奉行“养儿防老”的思想意识，赡养老人的义务主要由儿子承担，因此，父母去世后留下的遗产只由儿子继承。对此，女儿也没有行使自己继承权的意识。

（三）出嫁女的户口迁移权受限制

由于目前农村户口利益优厚，经济发达村的出嫁女不愿意把户口迁到其它地区。因此，本村出嫁女的户口没有迁出，嫁入本村的出嫁女又不断增加，在利益分配时就“僧多粥少”，村民们认为自身的利益减少了，所以排斥出嫁女。有的地方甚至要求与外村男子结婚的本村妇女，结婚登记时需交纳一定的限期迁出户口的押金，到期不迁出户口的，扣除缴纳的押金，本人及子女不再享受村民的一切待遇。

（四）出嫁女的股份分红权及集体福利被剥夺

发达地区出嫁女大多数权益受限制都是通过股份分红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村委会以通过表决股份分红方案的形式，限制或者剥夺出嫁女的股份分红权，并且很多村在农村合作医疗、外出旅游等集体福利上，限制或剥夺出嫁女享受该福利。

三、广东省出嫁女权益保护的地方立法成果及存在的不足

（一）广东省有关出嫁女权益保护的地方立法成果

1.遵循上位法，地方立法保驾护航

根据上位法的精神及结合广东省自身社会经济发展现状，2007年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审议并通过了《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广东省各市县也根据该《办法》制定了相关地方妇女权益保障条例和政策性规范文件，并有部分条例和文件已

涉及到了出嫁女权益的保护，如南海的《关于推进农村两确权，落实农村“出嫁女”及其子女合法权益的意见》（简称11号文）等等。

2.政府牵头，成立专门维权机构

为保障地方立法条例落实到位，广东省部分地区还设立专门机构负责保护妇女权益条例的具体实施，如《珠海市妇女权益保障条例》规定成立妇女事务咨询委员会，成员为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妇女事务领域专业人士、社会组织和市民代表，职责是向政府提供涉及妇女权益的法规、规章和政策制定和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并做好政府相关政策的解释工作。惠州市也根据本市情况也设立惠州市农村出嫁女权益保障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出嫁女权益保护的各项事务。

3.户口迁移权利保护

《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妇女，结婚后只要户口仍在原所在地，或者离婚、丧偶后户口仍在男方家所在地，并履行相关义务，本人及符合政策生育的子女，仍然享有和其他人平等的权益。

4.开展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

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完善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必须适应经济市场化不断发展的趋势，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

5.“两确权”与“五同”并举

南海区委、区政府出台的《关于推进农村两确权，落实农村“出嫁女”及其子女合法权益的意见》，首次提出要贯彻男女平等原则，按照“五同”原则进行股权配置。按照文件要求，在“两确权”的过程中，要全面检查和清理农村股份章程，剔除违法违规条款。

（二）广东省有关出嫁女权益保护方面存在的不足

出嫁女权益问题情况十分复杂，牵涉众多村民利益，解决起来难度较大，尽管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利用调解、行政等手段为解决出嫁女权益问题做出了一定的努力，但是处理效果不尽人意，仍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如：

1.违法的村规民约过多，难以彻底清理

部分村民片面理解《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过分强调村民自治，认为“村民自己的事情自己管理”，忽略了“依法”的原则，尽管他们知道这些规定与有关法律相悖，但由于它符合农村的传统观念和风俗习惯，保护了其他村民的经济利益，受到当地大多数村民的拥护。如果突然大面积清理这样的违法村规民约，会触及众多村民的既得利益，可能会引发更多社会不安定因素，因此要彻底清理违法村规民约难度较大。

2.出嫁女权益保护的对象不明确

出嫁女的自身情况非常复杂，有的婚后户口挂在娘家，但本人不在本村居住；有的户口和居住地均在本村，但没有承包地；有的婚后户口、居住地和承包地都在本村。究竟哪些出嫁女才有权利享受村集体经济收益？目前都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

3.出嫁女权益保护的法律体系缺失

目前，涉及出嫁女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主要包括《宪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土地承包法》、《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南海的《关于推进农村两确权，落实农村“出嫁女”及其子女合法权益的意见》、《珠海市妇女权益保障条例》、《东莞市农村股份合作经济组织股东资格界定办法》、《惠州市农村出嫁女权益问题专项治理方案》等等，对出嫁女问题作出具体规定的大多数是条例和规范法文件，甚少法律对出嫁女权益保护问题作出具体规定，因此各地方规定会参差不齐，没有很好地把各地方先进经验结合起来作出统一规定。

4.司法救济系统不完善

目前由于法律规定的不完善，出嫁女维权事件在立案层面就出现了很大问题，作为民事案件，法院认为村委会与村民之间不是平等主体关系，不予受理；而作为行政案件，村委会是自治组织，没有行政主体的资格，法院也不予受理。因此导致许多出嫁女投诉无门，出嫁女重复上访、集体上访不断发生。

四、出嫁女权益保护的对策

（一）加强法制建设，完善法律法规

广东省各市区应根据上位法及自身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性规范文件，针对出嫁女权益保护问题作出更为详细、具体的说明和阐述。另外还可在相关法律中制定对侵犯出嫁女合法权益的行为人或组织的处罚规定，并使之具体化，提高可操作性。

（二）制定村规民约备案和审查监督条例

制定村规民约备案和审查监督条例，未经备案不具备法律效力。同时，防止地方立法与现行国家法律法规冲突，规定将清理和纠正村规民约及集体组织章程中歧视、侵害出嫁女权益的条款，确保村规民约及集体组织章程不与国家法律、政策相抵触。

（三）通过立法推行农村股份合作制

依据“生不增、死不减，进不增、出不减，可继承、可转让”的原则，在清产核资的基础上，将集体资产量化为一定量的股份，然后按照一定的条件将股份分配给具有股东资格的村民。同时在配股的过程中，取消了男女差别，主要根据户籍、年龄、贡献等条件进行配股，股份固化后，股东永远享有股权，不因生产、生活的变化而变化，是彻底解决出嫁女问题的办法之一。

（四）地方立法应注重保护出嫁女政策参与权

出嫁女维护自身权益的力量也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可以通过立法保护出嫁女参与村民自治的权利，保障出嫁女在农村重大事项决策中的参与权，改变现有立法层面中缺乏出嫁女权益代表的情况，通过法律保护女性的政策参与权，出嫁女群体才能真正参与自身权益政策法规的制定中，才能激发出嫁女群体积极参与地方立法决策的各项工作的热情。

（五）通过立法明确规定出嫁女权益专门机构的权限

由于女性其特殊的社会地位，往往很难有广泛影响力的权益代表，《广东省实施<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等广东一系列立法中，对于维护出嫁女权益的责任方有了更加明确的规定，即由妇联主导的兼有政府各个涉事部门组合的维权小组，故此笔者认为，地方立法保护出嫁女权益，不仅要设立专门的工作小组，还应该让小组工作有法可依，通过立法明确规定其日常事务及行政权限，该工作小组才能成为出嫁女权益保障的代言人，从而建立起一套完善的出嫁女女权益保障制度。

（六）完善司法救济系统，畅通救济渠道

借鉴南海建立“行政引导为主，司法强制为辅”的解决出嫁女问题的处理原则。首先由符合资格的出嫁女及其子女向镇政府申请裁定，镇政府核实后作出行政处理决定书，村民小组如果在规定期限内既不执行也不提起复议或诉讼，镇政府就可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一旦进入司法程序，法院在认定政府的行政处理决定合法后，将按强制执行有关程序使生效的行政处理决定得到及时有效执行。

另外，还可制定对有经济困难需要法律援助或者司法救助的妇女，当地法律援助机构或者人民法院应当依法给予帮助。如果受害妇女提起诉讼时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调查收集等具体条款。

近几年来，随着人权的倡导和对自身权益的重视，越来越多的出嫁女萌发保护自身权益的意识。农村出嫁女权益的法律保护既是妇女权益问题的一个重点，同时也关系到和谐社会的构建问题。因此，探索解决农村出嫁女权益保护与传统思想观念之间冲突问题的有效措施，已成为农村工作的重点。相信随着各种制度和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出嫁女权益保护的问题，必将在国家经济的蓬勃发展带动下，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迎刃而解！

第二篇：城郊妇女土地权益保护及对策

城郊妇女土地权益保护及对策

城市化是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过程，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历史阶段，也是世界各国的发展实践证明了的客观过程。但是，世界各国的城市化进程历史表明，城市化由于把农民从其赖以为生的土地上剥离出来，弄不好会引发许多社会问题。城市化进程中城郊土地价值上升，我国土地的户籍分配制度和女性的婚嫁，使城郊妇的土地权益

常遭侵犯，成为是城市化进程中的弱者。特别是城郊离异妇女，土地权益更难保护，成为城市化中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

一、城郊妇女：城市化进程中土地权益受侵严重

城郊地区土地资源更为稀缺，而且土地市场相对发育，土地利益关系复杂，加上土地的商用开发价值逐年攀升，使得城郊的土地价值较高，城郊的土地权益之争更加激烈。女性作为两性中的弱者，在征地补偿过程中，权益被侵犯的现象经常发生，因而引起城郊妇女土地权益问题。主要表现有：

⒈城郊出嫁女的承包权被侵害。因为城郊的土地价值较高，又牵涉到征地补偿问题，因此，许多城郊对妇女承包集体土地作出规定：凡出嫁女无论嫁到何处，户籍是否迁出，其承包耕地一律要被村集体收回。如某市城北区寺台子村在年第一轮土地承包时就研究决定，凡年以后的出嫁姑娘一律收回分配的承包地，不批给宅基地。该决定的效力一直延续到年第二轮土地承包，其间有个户口仍在本村的出嫁女的承包土地被收回，由此引发名妇女联名上访。

⒉城郊未婚和离婚妇女权益更难保护。城郊未婚姑娘及待嫁妇女不能获得应得的承包份额甚至预先取消了土地承包资格，这也是城郊妇女土地权益被侵犯的普遍现象。特别是当集体土地入股或被征用时，他们应该得到的土地分红或征地补偿，被村里制订的村规民约强行剥夺。离婚妇女在离婚后，其应该享有的土地承包权或征地补偿款，常常被丈夫强行剥夺或被村集体合法收回，而无论离婚妇女是否能够从娘家或再婚夫家所在村庄获得承包土地。

⒊招婿女没有村民待遇。城郊的计划生育推行得比较好，因此独子独女户大量出现，有的城郊由于地理条件优越，女方不愿意嫁到外地去，就招婿到家，男方也愿意来落户。但许多城郊村庄都规定必须是独生女或无男孩户。不符合这一条件的未婚女子都要出嫁，并且不论你是否愿意都必须到夫家居住和落户，娘家村一律不分配承包田，她们子女也不准在娘家上户口、亦不分配土地。未被村庄同意和批准，婚后在娘家村落户的不给宅基地。比如：有的村庄规定，本村妇女娶城市户口的丈夫，丈夫理所当然不分土地，妻子如果不符合在娘家村招女婿的规定，出嫁女也要收回承包土地，并且他们的子女也要被划分成随父还是随母。这些规定严重损害了妇女的权益，是严重的男女土地权益不平等。

⒋征地补偿将妇女分为三六九等。城郊富裕地方的征地补偿费比较高，许多村庄都限制妇女的公平享有。例如青海省妇联、西宁市妇联、城北区妇联联合于年月调查处理了一起由土地征用补偿引发的妇女土地纠纷案。西宁城郊由于土地征用较多，在这个过程中妇女的土地权益变成了现金分配而显现出来。比如：小桥村的一片河滩地被征用，在分配土地就业补偿费时村委会规定，凡年月日以前已婚的姑娘（娶的媳妇），享受就业待遇，但子女不享受就业待遇；年月日以后结婚的姑娘及其子女，不享受任何就业待遇。再比如，经过韵家口镇政府批准的中庄村土地征用后青苗补偿费分配方案规定，凡已出嫁的姑娘年满岁以下，户口在本村的补偿；年满岁以上，户口还在本村的，其子补偿，其女补偿；周岁，户口在本村的其子补偿，其女补偿；凡是招入我村已落户的女婿补偿。这些规定将出嫁女及其子女、上门女婿等分成等级给以不同的待遇，打破了集体成员无差别共同占有集体资产的法律框架和传统习惯。对享有平等土地权的城郊妇女们的利益是严重的侵害。

⒌就业歧视严重。妇女因为其本身的生理原因，就业能力不及男子，需要社会照顾。城郊妇女失去土地后，其强大的生存依托失去了，就业的艰难就立即显现。在城郊就业安排中，城郊妇女不仅不能得到照顾，反而受到不应有的歧视。例如，有的村规定，在就业安排时，先安排各家的男性就业，或者在分配工作条件好的单位时，先安排本村的男性村民，他们认为女性反正迟早会嫁出去的，应该先照顾本村的男青年就业。城郊妇女在城市就业时也常常被歧视，企业老板们对女性的结婚生育有诸多限制，有些企业甚至干脆不招女工，造成了女性就业不应有的压力。

二、根源：男权文化主宰城郊社会之害

城郊女农民权益被尊称为父辈和兄弟辈的男性侵害的事例随处可见，引起的上访事件也很多。城郊的土地权益分配歧视女性，对女性进行剥夺，其根源主要是男权主宰城郊土地的分配权。

⒈男权文化无视女性土地权益。在男权文化以及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下，人们思考问题是从男性出发，如何保护男性的利益，如何使男性的利益不受损害，有意无意忽略了女性的利益，损害了女性的权益。问题的严

第三篇：城郊妇女土地权益保护及对策

城市化是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过程，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历史阶段，也是世界各国的发展实践证明了的客观过程。但是，世界各国的城市化进程历史表明，城市化由于把农民从其赖以为生的土地上剥离出来，弄不好会引发许多社会问题。城市化进程中城郊土地价值上升，我国土地的户籍分配制度和女性的婚嫁，使城郊妇的土地权益常遭侵犯，成为是城市化进程中的弱者。特别是城郊离异妇女，土地权益更难保护，成为城市化中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

一、城郊妇女：城市化进程中土地权益受侵严重

城郊地区土地资源更为稀缺，而且土地市场相对发育，土地利益关系复杂，加上土地的商用开发价值逐年攀升，使得城郊的土地价值较高，城郊的土地权益之争更加激烈。女性作为两性中的弱者，在征地补偿过程中，权益被侵犯的现象经常发生，因而引起城郊妇女土地权益问题。主要表现有：

1、城郊出嫁女的承包权被侵害。因为城郊的土地价值较高，又牵涉到征地补偿问题，因此，许多城郊对妇女承包集体土地作出规定：凡出嫁女无论嫁到何处，户籍是否迁出，其承包耕地一律要被村集体收回。如某市城北区寺台子村在1984年第一轮土地承包时就研究决定，凡1984年以后的出嫁姑娘一律收回分配的承包地，不批给宅基地。该决定的效力一直延续到1999年第二轮土地承包，其间有41个户口仍在本村的出嫁女的承包土地被收回，由此引发41名妇女联名上访。

2、城郊未婚和离婚妇女权益更难保护。城郊未婚姑娘及待嫁妇女不能获得应得的承包份额甚至预先取消了土地承包资格，这也是城郊妇女土地权益被侵犯的普遍现象。特别是当集体土地入股或被征用时，他们应该得到的土地分红或征地补偿，被村里制订的村规民约强行剥夺。离婚妇女在离婚后，其应该享有的土地承包权或征地补偿款，常常被丈夫强行剥夺或被村集体合法收回，而无论离婚妇女是否能够从娘家或再婚夫家所在村庄获得承包土地。

3、招婿女没有村民待遇。城郊的计划生育推行得比较好，因此独子独女户大量出现，有的城郊由于地理条件优越，女方不愿意嫁到外地去，就招婿到家，男方也愿意来落户。但许多城郊村庄都规定必须是独生女或无男孩户。不符合这一条件的未婚女子都要出嫁，并且不论你是否愿意都必须到夫家居住和落户，娘家村一律不分配承包田，她们子女也不准在娘家上户口、亦不分配土地。未被村庄同意和批准，婚后在娘家村落户的不给宅基地。比如：有的村庄规定，本村妇女娶城市户口的丈夫，丈夫理所当然不分土地，妻子如果不符合在娘家村招女婿的规定，出嫁女也要收回承包土地，并且他们的子女也要被划分成随父还是随母。这些规定严重损害了妇女的权益，是严重的男女土地权益不平等。

5、就业歧视严重。妇女因为其本身的生理原因，就业能力不及男子，需要社会照顾。城郊妇女失去土地后，其强大的生存依托失去了，就业的艰难就立即显现。在城郊就业安排中，城郊妇女不仅不能得到照顾，反而受到不应有的歧视。例如，有的村规定，在就业安排时，先安排各家的男性就业，或者在分配工作条件好的单位时，先安排本村的男性村民，他们认为女性反正迟早会嫁出去的，应该先照顾本村的男青年就业。城郊妇女在城市就业时也常常被歧视，企业老板们对女性的结婚生育有诸多限制，有些企业甚至干脆不招女工，造成了女性就业不应有的压力。

二、根源：男权文化主宰城郊社会之害

城郊女农民权益被尊称为父辈和兄弟辈的男性侵害的事例随处可见，引起的上访事件也很多。城郊的土地权益分配歧视女性，对女性进行剥夺，其根源主要是男权主宰城郊土地的分配权。

1、男权文化无视女性土地权益。在男权文化以及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下，人们思考问题是从男性出发，如何保护男性的利益，如何使男性的利益不受损害，有意无意忽略了女性的利益，损害了女性的权益。问题的严重性不仅仅在于损害了女性的利益，而在于当今的文化认为这是自然的天经地义的，没有什么不合适的。这种思想，这种观念使土地承包就成为只是男性群体内部的事。因此从思想上就将妇女排除在承包土地权利之外。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嫁不取地，娶不分地就是以男性为本位的男权文化考虑问题的结果，它强化着男性的主体性和女性的从属性依附性。它方便男性，优惠男性，巩固男性对家对女人的主人地位；它为难女性，限制女性，弱化女性在家在婚姻中的主体地位；从全社会来说显失公平。男权主宰了城郊土地的分配权，男性从维护自己的利益出发，利益村民民主的手段，制订歧视女性的村规民约，无视女性土地权益，侵害女性合法的土地利益。

2、男主女从的家庭结构导致女性群体利益丧失。男权文化积淀的制度性男主外女治内的社会结构使当今农村干部除点缀性的安排个别女性在不重要的位置上外，几乎是清一色男性，职务的性别化导致女性在权力结构中的边缘化，这又导致决策机构中女性的缺席。女性附庸的官僚思想使女性参政成为一种摆设，一种装饰，一种招牌，一种遮掩。这种缺席又容易导致这样的结果：女性群体利益被边缘化。当这些决策者都是男性时，男性的共同利益就会自然带到政策之中得以体现，而女性的利益则被决策者所忽视，女性群体的要求和声音难以在决策层表达出来，这就使得女性群体的正当利益整体上被遗忘和忽略。《村委会组织法》

没有对村委会决议内容制定有效的监督。这就给农村主流群体剥夺边缘群体利益留下了操作空间，这就使村委会作出减人不减地，增人不增地，嫁不取地，娶不分地等损害妇女土地权益的男人土地交易政策通过易于反掌。

3、男人主宰分配权制度歧视妇女。制定政策的人可能忘记别人的特殊问题，但不会忘记自己的特殊利益。作为男性群体的代言人，自然不会忘记男性的利益，女性群体的利益则可能有意或无意地被忽视，由此政策必然倾向男性或以男性为中心。利益或权益就是一种资源，如果将这种资源比喻为一块蛋糕，男女应各分一半，现在男性决策以家为单位分割，男人代表家分蛋糕，然后再分给家庭成员。第一次分割是男人之间的事，第二次分割则由某个具体男人说了算，男人是否公正缺乏社会监督。其实目前以农户承包土地的政策就是以男人承包，男人主刀的男人之间土地分割，女人的权益以家的形式被掩盖。妇女土地权益在以家为单位的承包机制中，被悄悄而光明正大的剥夺。

4、从夫居的传统习俗影响。从夫居和土地承包书上只有男性名字的传统习俗忽视了妇女的个人权利，从夫居是男权文化的传统，土地承包书上只有男性名字是男权文化的现代化，二者的合一是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它又是这种文化的结果；在新形势下起着巩固男权文化的作用。从夫居、男性名字与男权文化互为因果。从夫居和土地证上的男性名字制约妇女土地承包权，从夫居使妇女土地权益被牢牢套在婚姻上，一旦离婚，土地权益就被男人强行夺走了。

三、对策：依法维权促发展

1、在地方立法中进一步具体化城郊妇女土地权利。城郊妇女在城市化进程中是社会的弱者，地方在征地补偿、就业安置等方面要进一步强化城郊妇女的权。益保护，特别是要具体化和有可操作性，限制村规民约在法律和国家政策下运行比如可增加妇女结婚的，在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其承包地，妇女离婚的，已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在承包期内依法受到保护，可以作为家庭财产处理。再比如，在土地承包法草案总则中可以增加农村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的土地承包权利，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的规定。如，规定妇女结婚后，应采取适当方式确保农村出嫁妇女有一份承包土地。在未解决前，娘家所在村应保留其承包地，不得强行收回，上述具体操作程序中均涉及到土地调整的问题，与土地承包期限三十年不变、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相违背。处理好法的原则性和灵活性往往将处于两难的境地。

2、改进法规、政策的执行。首先，将个人权利从家庭中剥离出来，从婚姻中剥离出来。通常情况下女性的权利被埋没在婚姻关系中。所以，在法律执行中，要正视法律面对的是性别不平等的社会结构的现实，在执行具体的法律条文时应具有性别敏感性。同时应提供司法救济，使无地的农村妇女状告村民委员会的案件可以通过司法途径得以解决。其次，继续将《妇女权益保障法》和《土地承包法》等相关妇女土地权益法规的学习宣传,作为普法学习宣传的重要内容,加大宣传力度。特别注意向农村基层干部宣传,使之在工作中依法行政,在土地及宅基地的分配中自觉依法维护妇女权益。同时加大执法力度和制裁措施。对违反法律规定,经批评教育又不改正者,坚决给责任人行政处分。

3、有效调适村规民约运行。中办［2001］9号文件《关于切实维护农村妇女土地承包权益的通知》、《妇女权益保护法》第30条都有明确规定：农村妇女结婚后本人的责任田和口粮田应当受到法律保护；妇女有权选择其户口所在地。一切与法律关于男女平等原则相违背的村规民约应予废止。绝不能以小政策对抗国家法律。

4、制定农村妇女发展促进法，为妇女权益的保护提供厚实的经济基础。在妇女促进法中，规定对妇女进步和发展的支持，促进农村妇女的就业和发展，壮大农村妇女维权的主体力量。同时，积极发展和壮大农村集体经济,鼓励和吸纳农村妇女从事第二、三产业劳动,开辟农村妇女劳力农外就业渠道，提高妇女的经济能力，从而提高妇女的政治经济地位，从根本上维护农村特别是城郊妇女的土地权益。

第四篇：农村离异妇女的土地权益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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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离异妇女的土地权益保护

作者：彭晨晨 曾凡潮

来源：《法制博览》2013年第03期

【摘要】土地是人类生存最重要的依托，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更是人们生产和生活的源泉。我国当前仍属农业大国，拥有数以亿计的农民，因此，我国一直致力于立法保护农民的土地权益，当前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立法保护体系，而对我国农村另外一个特殊的群体——农村离异妇女土地权益的保护却不容乐观。本文试从农村离异妇女的土地权益的内容入手，分析我国当前立法保护的现状与不足，尝试对完善我国农村离异妇女土地权益的保护机制做一些有益的研探。

【关键词】农村；离异妇女；土地权益；保护

一、农村离异妇女的土地权益概述

崔建远教授认为，土地所有权所包括的国家土地所有权和集体土地所有权，可派生出国有土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典权等。[1]那么，对农村离异妇女的权益保护，可从宅基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及其衍生的附属权利即土地征收补偿款分配权等方面考查。

（一）农村离异妇女的宅基地使用权

《物权法》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是指宅基地使用权人依法享有的对集体所有的土地进行占有和使用，并利用该土地建造住宅及其附属设施的权利。因此，宅基地使用权人依法申请取得宅基地使用权后，便享有对宅基地的独占使用并排除他人的非法侵害权的权利，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擅自使用和非法剥夺其宅基地。然而，由于宅基地使用权的主体只能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离异妇女往往因为婚姻关系的变动而丧失农村集体成员身份，故而无法有效的保护自己的宅基地使用权。

（二）农村离异妇女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剥夺和非法限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承包土地的权利。另外，我国法律也明确规定了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但是，在广大的农村，由于男尊女卑观念还比较普遍，导致妇女离异后往往无法获得平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在土地仍是最基本生产资料的中国农村，丧失土地承包经营权无疑意味着生活无法保障，也违背了立法的意旨，因此着力保护农村离异妇女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显得尤为重要。

（三）农村离异妇女的土地征收补偿款分配权

土地征收补偿，是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据《土地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依照特定的法律程序，在利用公权力将集体土地收归国有的同时，给予集体组织和失地农民的经济补偿或其他权益，以保障集体经济的利益和失地农民的生活。土地征收补偿款分配权是由土地承包经营权衍生的附属权利，主要以获得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偿费、地上附着物、青苗补偿费等经济利益来表现出来。土地征收补偿金的分配对象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根据公平公正原则，凡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都享有获得土地征收补偿金分配的请求权，不论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性别、年龄如何。而在现实生活中，大量农村离异妇女往往因丧失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或者其他原因而丧失土地征收补偿金分配权。因此，农村离异妇女的土地征收补偿金分配权的保护也是土地权益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农村离异妇女的土地权益保护之现状

2005年底，某调查组在江西某县10个乡镇18个村委作了一项调查，在30名农村离婚妇女中，嫁入男方后，离婚前和离婚后一直没有分配土地的有14人，占46.7%。离婚后男方家虽然保留其土地，但土地承包经营权和相关权益归男方所有的妇女共有10人，占33.3%。在这些农村离婚妇女中，只有6人真正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以及其他相关权益的仅占受调查人数的20%。[2]上述数据表明，对我国农村离异妇女土地权益保护失衡的现象极为严重。这与《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三十三条关于禁止因妇女婚姻状况的变化而侵害妇女合法权益的规定背道而驰。

实践中农村离异妇女土地权益受到侵害的情形多种多样，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种形式：第一，利用农村集体组织成员的资格侵害农村离异妇女土地权益。致使离异妇女的丧失宅基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及其附属的补偿款分配权等权利，即便回到娘家，也因为农村集体组织成员的资格的丧失难以再分到土地。第二，利用传统的婚嫁观念侵害农村离异妇女土地权益。由于农村男尊女卑的思想残余影响，离异妇女在婚前就只能分到较少的土地。另外，传统的婚嫁习俗是女性结婚后要到男方落户，此时，农村妇女的户籍流动性与土地不可移转性之间就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此种情况下，通常牺牲的是妇女的土地权益。第三，利用对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济制度不同理解侵害农村离异妇女土地权益。我国农村土地承包制度总体上是大稳定、小调整。但由于地域差异，观念差异等原因，各个地方对于制度的理解存在差异，实践中产生了不同的具体调整规则。妇女如果在不同规则的村庄之间变更其长期居住地，其土地权益必然发生变动，从而得不到有效、统一的保障。

三、现行立法制度的缺陷与不足

虽然我国《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等都明确了对农村离异妇女的土地权益的保护，但由于农村离异妇女土地权益保护问题的复杂性和各地情况的特殊性，现有的法律规定还存有诸多不明确甚至空白之处。

（一）法律体系不完善，法规之间联系不紧密

我国《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等都对农村夫妇离婚时财产分割的原则作出了规定。但由于立法不够完善，且法律之间缺乏密切的关联性，造成立法与实践相脱节，导致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不强，农村离异妇女土地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的事件屡见不鲜。如我国现行的《婚姻法》在处理离婚财产分割方面，采对婚前财产的个人财产部分仍属离婚后的个人所有的处理机制，那么农民夫妻在离婚时基于对个人婚前财产的保护，其土地权益往往在婚前即为男方所有，那么女方以夫妻共同财产为由主张分割相关土地权益的请求往往不到法院的支持，这样就形成了《婚姻法》的婚后财产处理机制与各法律主张保护离异妇女的权益的原则冲突。

（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认定标准不明确

由于我国尚未立法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作出统一标准的认定，导致各地在实践中的执行标准不一致，其中最主要的还是以户籍为标准认定集体成员的资格。[3]而集体组织成员资格又与土地权益直接挂钩，这样一来，就可能导致农村妇女离异后的土地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根据传统的婚嫁习俗，女性结婚后要到男方落户，当夫妻感情破裂，离异妇女的户口又被迁出，户籍变动非常频繁，这与土地制度的稳定性存在尖锐的矛盾。因此以户籍作为认定集体成员资格的标准，极有可能导致妇女丧失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而实践也证实了利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侵害离异妇女土地权益的情况不在少数。

（三）村民自治制度成为权益实现的羁束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赋予了村民委员会和村民大会极大的自治权。在村民大会上，村民可以凭借村民自治制度赋予他们的自治权制定村规民约。而这些在农村男尊女卑观念的大环境下制定的村规民约往往未顾及到离异妇女合法的土地权益。村规民约由于有民主自治的外衣，相关部门在处理此类问题存在极大的阻碍，这也给保护离异妇女土地权益的工作带来了不小的阻力。

（四）救济渠道缺失

虽然农村离异妇女的土地权益问题在一些法律法规中有了相应的规定，但在现实中遇到这类问题，农村离异妇女还是没有合理的救济渠道。在实际生活中，由于我国农村人口的整体素质不高，农村妇女权益受到侵害时，首先想到的是找村组织或是基层政府机构解决问题，往往无法获得救济。选择通过司法途径解决问题的人非常之少，即便是部分离异妇女选择了诉至法院，却由于我国现行立法缺乏对离异妇女土地权益保护详细的可操作性规定，又因为法律之间不紧密性，很多地方的法院不愿意受理此类案件，一些法院即使在受理后审判和执行时难度也非常大。这就造成了离异妇女因为救济渠道的缺失，而无法有效的主张权利。

四、完善农村离异妇女的土地权益保护机制的建议

农村离异妇女的土地权益受侵害的现象极其普遍，这一问题能否合理解决，关系到众多离异妇女的生活保障和法律权益，也是实现女性解放、人权保障、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针对我国现行立法制度的不足，可以试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

（一）建立科学完善的法律体系

保护农村离异妇女的土地权益，首先应该建立科学完善的法律体系，实现有法可依。针对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护的具体问题，完善法律法规，制定出可操作性强、细致完备的法律条文，明确法律之间效力的大小，预防法律之前的立法冲突，专章专条在立法中对此类型化问题予以规定。从立法层面上消除农村男尊女卑思想残余的影响，明确村规民约必须以法律为依据，不得利用村规民约侵害离异妇女的土地权益。

（二）确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认定标准

立法统一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标准，妇女可以依据户口来主张相关权利，即与其户口所在地的村民享有同等的土地权益；如婚后未办理户口迁移且在居住地劳动的，也应当与居住地的村民享有同等的土地权益。这样，人户分离情况下妇女可以依据其实际居住情况向所在地的集体经济组织主张获得相关的资格以及权益，从而避免了妇女因婚姻变化而丧失相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以及相关土地权益的发生。[4]

（三）明确并细化相关的土地权制度

我国物权法应当建立和完善与农村离异妇女土地权益相关的土地权制度。在立法上，应将宅基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及其附属的征收补偿金分配权确立为家庭共有财产，进而保护妇女因参与家庭生活而在离异后获得相应权利分享的资格。正如王利明教授在《物权法论》一书中提到“流转的权利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一项重要内容。”[5]因此，还应明确规定允许离异妇女在承包期内继续行使流转权，以及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机制下通过拍卖等方式继续享有宅基地使用权。这样一来，离异妇女的土地权益就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最大限度地防止妇女因婚姻变化而丧失土地权益。

（四）完善司法救济途径

司法救济是普通民众维权的最后一道屏障，因此要真正达到保障农村离异妇女土地权益的目的，就必须进一步明晰权益保障的救济途径。首先，可以通过修改《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提高妇女政治参与的比例，确保妇女在村民自治组织中的地位。其次，现有法律、司法解释对农村离异妇女权利的救济途径规定比较滞后，应通过完善诉讼程序来进一步保障该类型化中离异妇女的诉讼权益。再次，可尝试设立专门的妇女土地权益纠纷调解机构，与政府调解和法院诉讼相结合，形成基层纠纷多边解决机制。最后，加强相关宣传，普及法律知识，鼓励农村离异妇女以适当的方式、使用正确的手段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五、结语

自古以来，土地对农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对于农民群体中的一个较为弱势的群体的农村离异妇女，立法更不应该有失偏颇，而导致群体内部利益保障的失衡，从而与我国法治精神背道而驰。追求群体内部的公平正义和普适发展，是我国法制建设、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应有之义。因而关注这一群体的基本利益诉求，谋求农民群体利益的最佳平衡点，是文章的追求所在。

参考文献：

[1]崔建远.土地上的权利群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2]熊小红，刘斌.农村离婚妇女土地权益流失的现状及其影响研究——来自江西H县的调查[J].农业考古，2006（3）：300.[3]张雅维.山东省农村妇女土地权益调查分析[J].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1（3）.[4]袁敏殊，韩志才.安徽省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现状研究[J].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7）.[5]王利明.物权法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6]李锡鹤.侵权行为究竟侵害了什么[J].东方法学，2011（2）.[7]刘道云.我国人格权保护的限度[J].东方法学，2011（3）.[8]关保英.论社会管理公众有序参与的法律保障[J].东方法学，2012（5）.

第五篇：野生动物保护地方立法有关情况汇报

野生动物保护地方立法有关情况汇报

‍根据市人大常委会立法计划，市人大常委会农村办公室会同法制办公室、市司法局、市园林绿化局、市农业农村局，运用《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立法后评估成果，对制定《市野生动物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进行了立项论证，并提前介入《条例》起草。现将此项立法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立法背景。‍野生动物是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维护生态平衡、保障人类生存发展环境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同时，野生动物是国家所有的自然资源，是工农业生产和科研、教育、医疗、文化、旅游等领域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保护野生动物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是南北方动物过渡性地带，野生动物资源比较丰富。随着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本市野生动物呈增长态势。据调查，本市有自然分布的野生动物500多种。其中：国家一、二级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52种，市一、二级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222种和市二级水生野生动物17种。

同时，位于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通道，每年春秋两季约有330多万只候鸟过境。也是国内外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重要集散地和大市场。因此，野生动物保护工作具有关注度高、流通环节多、监管任务重等特点。加强野生动物保护，是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建设的重要内容，关乎生态安全、公共卫生安全，关乎国际形象。

‍为规范野生动物保护，国家和本市逐步完善了相关法律体系。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以下简称《野生动物保护法》出台，并先后三次修改；国家还制定或修改了环境保护法、森林法、渔业法、陆生和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部委规章。

1989年，本市制定了《实施办法》，并配套制定了一些zf规章和政策性文件。30年来，《实施办法》和有关法律法规，为本市野生动物保护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法制保障。但是，由于2016年《野生动物保护法》在立法理念和栖息地保护、许可管理、人工繁育、经营利用等方面进行了重大修改，且实践中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为了增强立法的系统性、针对性、操作性，迫切需要在《实施办法》基础上，制定一部具有特色的地方性法规。

‍二、立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必要性。‍1、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需要。党的*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大提出构建生态廊道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中央和市委领导高度重视野生动物保护。指出：野生动物是地球上所有生命和自然生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的生存状况同人类可持续发展息息相关。总理在肯尼亚内罗毕国家公园焚烧象牙纪念地表示：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蔡奇书记指出：应当是个生态和谐的城市，要加强城区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并研究立法。因此，开展野生动物保护立法，是落实中央和市委生态文明建设部署的必然要求。

2、加强野生动物保护的现实需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相关改革的深入推进，现有野生动物保护制度已不能完全满足实践需要。一是，在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保护的规划管理等方面，需要与《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对接。二是，超大城市监管任务重，需要突出城区野生动物保护工作，严格市场监管，固化收容救护、放生放归、外来物种管理、社会参与等方面行之有效的措施。三是，野生动物保护专业化建设有待加强，监督执法机制有待完善。与机构改革要求相适应，需要明确主管部门与相关部门的职责分工与协作机制，细化乡镇(街道)属地管理职责。四是，为推动京津冀在野生动物保护领域的协同，需要总结实践经验，建立疫源疫病监测、监督执法等协作机制。

3、落实法律行政法规的客观需要。一方面，《野生动物保护法》第四十一条明确授权省级人大或者其常委会制定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和其他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管理办法，给地方立法预留了空间。如，对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管理、狩猎许可等制度需要立法补充。另一方面，《野生动物保护法》及有关行政法规的一些规定比较原则，需要结合实际细化。如，当前网上违法销售野生动物及其制品问题突出，《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三十二条仅原则规定了禁止网络交易平台为违法买卖利用野生动物及其制品提供服务，对网络交易平台及经营者的权利义务仍需具体规范。

‍(二)可行性

‍1、法律政策比较充分。以《野生动物保护法》为核心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立法有上位法依据。《实施办法》的施行积累了经验，为废旧立新提供了基础。《市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造成损失补偿办法》《市核发驯养繁殖许可证管理办法》《市地方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名录》等规章和政策性文件，也为立法提供了支撑。

2、社会基础较好。本市已连续37年组织开展了“爱鸟周”、“野生动物保护宣传月”等宣传活动，通过广泛宣传，形成了良好的舆论氛围。随着生态文明建设推进，社会各界野生动物保护意识不断增强。特别是一些科研机构、协会组织和公众等积极加入志愿队伍，在野生动物资源监测调查、救护放归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3、工作实践比较扎实。在管理机构方面，市园林绿化局设立野生动植物和湿地保护处、森林公安局、执法监察大队、野生动物保护自然保护区管理站、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市农业农村局设立畜牧渔业处、渔政监督管理站、水生野生动植物救护中心；各区也明确了相应工作机构。在资源调查方面，2001年、2016年先后两次完成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2010年完成渔业水域野生水生动物资源调查，资源底数基本摸清。

全市野生动物繁育利用和危害补偿数据库已经建成使用。在栖息地保护方面，全市建立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地质公园等6大类自然保护地80多处，约占市域面积的27%，90%左右的国家和本市重点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得到有效保护。此外，强化了野生动物救护和疫源疫病监测体系建设，严厉打击违法行为，取得积极成效。“十三五”以来，救护各类野生动物160种2万余只(头)，放归132种1万余只(头)；查处刑事案件243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76人，查处行政案件2038起、处罚3483人次。

‍三、立法思路和具体建议

‍(一)基本思路。‍以*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生态文明思想，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等理念，着眼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坚持“保护优先、规范利用、严格监管”，从名录管理、栖息地保护、经营利用、监督管理、京津冀协同、社会参与等方面完善具有特色的野生动物保护制度。‍立法注意把握三个原则：

‍一是维护法制统一。把握《野生动物保护法》立法宗旨和制度内容，在法律体系中找准立法空间，细化保护内容，规范利用形式，完善多层次全方位监管措施。

二是分类分级管理。

针对城乡不同区域(城市和郊区)、不同类型(陆生、水生以及不同保护等级)野生动物保护的差异性，健全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分级分类管理制度。

三是坚持问题导向。

立足城市功能定位，针对名录管理、栖息地保护、繁育利用、网上交易、宠物饲养、放生放归、部门协作、监督执法、京津冀协同等方面的重点问题，研究符合野生动物保护工作实际、切实管用的制度。

‍(二)具体建议。‍1、关于完善管理体制机制。‍一是建立党政同责及目标考核制度。2016年，中办、国办《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办法》明确考核实行党政同责，实行地方党w和zf领导成员生态文明建设一岗2责。本市相应制定了《市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办法》及《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考核2个指标体系》。2018年，本市根据“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成立了市委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可见，本市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梳理发现，本市现行考核指标体系中，耕地保有量、污水处理率、地表水环境质量目标完成情况、森林覆盖率、城市绿化覆盖率、湿地保护率、陆域自然保护区面积等二级考核指标与野生动物保护密切相关。从立法看，野生动物保护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可以通过立法体现党政同责改革措施，并健全考核指标。为此，建议：将野保工作纳入生态文明建设考核，在资源利用、生态保护等一级考核指标下，设定疫源疫病监测、栖息地保护、救护野保关键考核指标。

‍二是建立野生动物保护规划管理制度。受野生动物资源调查和科研、队伍建设相对滞后等因素影响，本市虽然有园林绿化事业发展规划，但是尚未制定野保工作中长期规划，一定程度上造成此项工作缺乏明确目标引领。从需要看，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需要明确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的专项规划。从可能看，本市野保工作比较扎实，有实践基础。冀、沪、浙等省市条例均有相关制度设计。

如，浙江省陆生野生动物保护条例规定各级zf应当制定野生动物资源保护、发展和合理利用规划和措施，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主管部门制定实施方案。鉴于组织制定实施野保专项规划，是落实党政同责和目标考核的重要抓手。为此，建议：明确市、区两级园林绿化部门会同规划自然资源、农业农村、水务等部门，根据野生动物资源调查结果，制定野生动物保护规划并组织实施。同时，明确野生动物保护规划主要内容及其与目标考核制度的衔接关系。

‍三是明确部门职责。野生动物保护工作与公安、工商、城管综合执法等部门密切相关，实践中在执法协作上存在合力不强的问题。‍本市常见非法鸟类交易市场执法职责不够明晰。从区域上看，野生鸟类非法交易点，在城区主要隐藏在一些自发市场(流动摊贩集聚场所)内，近郊区存在非法交易点8‍处，远郊区主要隐藏在农历大集内，约有非法交易点6处。

‍野生动物保护行政执法需要固化机构改革成果。目前，市级层面，野生动物保护行政案件主要由园林绿化局执法监察大队负责，刑事案件由森林公安局负责。其中，市森林公安局和6个直属派出所现有民警85人，执法监察大队设政法专项编制执法人员21人。

‍此外，鉴于野生动物保护需要各部门齐抓共管，建议总则部分明确规划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局、水务、工商、经济信息化、海关等主要部门和航空、铁路等单位的概括责任。同时，从资源调查、监督检查、信息共享、执法协同等角度做细化规定。

‍2、关于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分类分级管理。‍一是健全野生动物分类分级制度。野生动物分为国家级、市级和三有动物。国家级细分为一级和二级。三有不分级。立法中分歧意见主要是：对于市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原法规中和实践中区分了一级和二级。这次是否沿用分级制度。一种意见认为，不用分级，理由是出售、购买、利用市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许可，根据放管服要求，改变了以往市级、区级分别负责市一级、二级保护动物许可的做法，全部由区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统一审批。另一种意见认为，需要分级，理由是管理中仍有需求。如执法机构认为，区分市一级和二级重点保护，对于确定处罚额度有一定意义。不分级，是一种倒退。我们赞同后一种意见。理由是：

‍一方面，本市野生动物分级有实践基础。据统计，本市有国家I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7种，包括褐马鸡、黑鹳、白头鹤等；国家II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45种，包括斑羚、大天鹅、灰鹤、鸳鸯等；市I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48种，包括貉、豹猫、黄腹山雀等；市II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174种，包括野猪、黄鼬、苍鹭等。此外，市II级重点水生野生动物17种，暂无I级。这种分级，是根据野生动物资源的稀缺性等因素确定的。

‍另一方面，分级意义不仅在于行政审批，与栖息地分级、行政处罚、目标考核等其他制度也密切联系。如，野生动物保护栖息地制度，涉及到重要栖息地和一般栖息地。重要栖息地，按照野生动物保护法是国家一级、二级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如，2017年底《国家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名录》(第一批)》中：中华鲟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湖北省长江新螺段中华鲟重要栖息地，保护形式是湖北省长江新螺段白鱀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大鲵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湖北、湖南、山西等省划有8个大鲵重要栖息地，保护形式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此类推，区分市一级、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对确定栖息地分级管理有意义的。

据统计，全市共有陆生野生动物387种。其中，国家一级和二级共有52种，市一级和二级共有222种，二者合计274种。此外，还有165种非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又如，江苏省野生动物保护条例明确规定，对分布在本省境内的麋鹿、丹顶鹤、江豚、中华虎凤蝶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应当实行重点保护。表明分级对分类施策具有意义。

‍二是健全栖息地分级管理制度。栖息地是野生动物赖以生存和繁衍的特定区域，栖息地面积减少、破碎化、隔离和质量下降是造成野生动物资源减少和物种濒危的主要因素。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释义，重要栖息地包括：极度濒危野生动物种群的栖息地，集群活动区域，迁徙路线(含候鸟迁飞通道，迁徙通道包括停歇地、越冬地等)，连接野生动物重要种群的生态廊道。本市栖息地管理主要问题：保护方式多样，关系不够明确(比如，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和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缓冲区以及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的关系)；城市栖息地保护缺乏规范(如，城市森林中采取了本杰士堆等野生动物招引措施)；京津冀栖息地保护协作机制不明确(如，雄安新区规划充分考虑京津冀候鸟迁徙通道协同保护)。

为此，建议：明确野生动物栖息地分为国家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市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和一般栖息地；根据野生动物调查、监测和评估情况，结合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湿地等自然保护地划定，确定各类栖息地；细化城市栖息地和一般栖息地保护的措施。避免林木采伐、过度去除灌草等，破坏动物生存繁衍场所。结合超大城市野保实际，规定在城市公园、绿地、林地、河湖等适宜小型动物生息繁衍的区域，市、区野生动物保护部门应当根据城市野生动物种类及生活习性，划定或者设置小微型栖息地进行保护与修复。市、区zf应当与毗邻地区协作，明确京津冀野生动物生态廊道和迁徙通道，并纳入重要栖息地进行管理。

‍3、关于宠物管理。‍作为超大城市，市民饲养动物很常见，主要是猫狗等家养动物，但也不乏野生动物。据农业农村局相关调查，从种类来看，有鹦鹉、乌龟等常见动物，也有蜥蜴、蛇等另类动物。将野生动物作为观赏动物进行饲养，不仅可能涉及人畜共患病危害公共卫生安全，而且可能因为随意放生带来生态破坏。比如，紫竹院公园附近发现放生的牛蛙吞噬麻雀。巴西龟多了，本地龟少了。北松鼠掏鸟蛋。专家表示，国际影响大，花鸟虫鱼市场多，网上销售野生动物问题多，观赏动物的监管任务重。可以涉及宠物管理。中国林科院专家表示，据全国网上野生动物交易情况调查，2400个交易记录，涉及310种脊椎动物，含11种国家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广东最多，第二。专家表示，最终交易一只野生动物，可能在流通中会有好几倍的动物死亡。宠物贸易涉及腾讯、百度等网络平台。考虑到宠物贸易完全禁止不可能，为了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构建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建议加强观赏动物饲养的规范管理。加强宣传，合理引导，严格处罚。可以考虑规定：禁止个人饲养来源于野外的野生动物。个人可以饲养具有合法来源的人工繁育野生动物，但是不得危害公共卫生安全和其他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放弃饲养时，应当送交野生动物救护机构，不得随意放生。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应当制定野生动物作为宠物的管理办法，明确可以饲养的野生动物种类及其饲养条件，并明确禁止饲养的野生动物。

‍4、关于社会参与。‍野生动物虽然公众有所了解，但是总体上保护意识不强。这与野保工作队伍专业化水平不高，科研相对滞后，科普宣传不够等有关，也与社会参与机制不健全有关。实际上，野生动物保护的社会参与度正在逐步提高。如民间保护组织蓬勃发展，在协助查处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案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企业家捐资参与雨燕的保护；有志愿者参与野鸭湖等湿地资源调查，等等。

为此，建议：一是针对野保科研相对滞后的实际，明确zf加强本地物种科研。二是明确主管部门组织编制宣传资料职责。三是细化表彰奖励制度。四是鼓励教育科研机构、环保组织、志愿者参与野生动物保护。设置野生动物保护基金等。沪、苏等地有立法例可资参考。如，上海市实施野生动物保护法办法规定，本市设立野生动物保护基金。资源来源包括财经专项拨款、野生动物保护机构自行筹集、国内外单位或者个人捐赠。野生动物保护基金由市野生动物主管部门管理，应当全部用于野生动物保护事业。

‍5、关于人工繁育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可追溯监管

‍本市人工繁育的野生动物共349种，其中：国‍家I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61种，包括大熊猫、亚洲象、朱鹮等；国家II级保护野生动物84种，包括猕猴、马鹿、藏马鸡、红腹角雉等。作为超大城市，人工繁育野生动物种类多，规范利用非常重要。它不仅涉及传统中医药文化的传承发展问题，也涉及人畜共患病防治、生物安全等公共安全问题，事关形象。

为此，建议：因应超大城市现实管理需求，在国家级人工繁育技术成熟野生动物实行标识管理制度基础上，借鉴国内外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可追溯管理经验，明确市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人工繁育利用的可追溯监管制度。结合电子商务法有关规定，对网络平台经营者、销售者的义务和责任予以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