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诚信问题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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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问题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作者：王前强 李小萍
来源：《沿海企业与科技》2005年第11期
[摘 要]文章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指出我国社会诚信不足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失信和产权制度缺陷，提出建设高诚信社会的关键是从“诚信为本”转向“制度为本”，实施宪政。
[关键词]诚信；制度经济学；交易费用；社会资本
[中图分类号]F019；B822．1
[文献标识码]A
第二篇：失地农民问题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失地农民问题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余兴厚
【专题名称】农业经济导刊
【专 题 号】F2
【复印期号】2005年08期
【原文出处】《宁夏社会科学》(银川)2005年03期第39～42页
【作者简介】余兴厚，重庆工商大学经济贸易学院教授（重庆 400067）
【内容提要】 本文从制度经济学角度分析了失地农民问题的存在是由于农村土地产权与土地征用制度存在缺陷，认为解决失地农民问题，必须要进行一系列的制度创新。
【关 键 词】土地产权/土地征用/制度创新
近几年来，农村土地大量被占用，由此引发的征地纠纷和违法占用土地问题及失地农民的生活问题成为社会关注和学术界讨论的热点。本文从制度经济学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
一、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与征地制度设计上的缺陷
农民土地被大量占用，表面上看是因为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规模扩大，市政建设用地、基础设施建设用地和经营性用地增加，导致土地资源减少，但更深层原因还在于我国土地产权制度和土地征用制度设计上的缺陷，导致大量土地被占用，农民利益被剥夺。
1.传统的土地产权制度设计缺陷与产权主体虚置与模糊
按照西方的产权理论，产权是与财产有关的、具有排他性的权利。产权的排他性意味着某一财产的特定的权利只能是一个主体。产权是界定人们行为关系的一种规则，它规定了交易主体之间的权、责、利关系。土地作为一种重要的资源，在我国一直实行公有制，并写进宪法受到保护。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文规定，我国土地实行公有制，具体有两种形式：一是国有，二是农民集体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二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发包”。这就界定了土地的所有者和土地的产权主体是农民集体（或农村集体），农民个体则行使对农村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规定，“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也就是说，农民依法享有对土地的支配权和处分权。因此，农民所合法拥有的土地承包权是一种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的结合，应该被界定为一种实质的土地产权。
但现实情况是土地的集体产权是虚置的，农民的个人土地产权受到侵犯。因为农民集体（或农村集体）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抽象的、没有法律人格意义的集合群体，它不同于农民集体组织，也不是法人或自然人，不具有法律上的人格，所以，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土地所有权。在现实中是由村民委员会或村民小组代表农民集体（或农村集体），而村民委员会作为被农民选举出来并代表农民利益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是否能代表农民的利益，回答是否定的。因为现行的治理结构使得村级组织具有“双重人格”，一方面代表农民利益，一方面还要对上级组织或上级政府负责，代理上级政府的一部分行政职能，在农民利益和上级政府利益存在不一致时，村干部就自然站在上级政府一边。因为他们的利益与上级政府利益存在一致性，可以与上级政府达成某种利益上的默契。许多村民委员会和村民小组可借集体名义随意处置农民土地，地方政府可以直接与村民委员会和村民小组达成协议，随意占有农民土地；或利用各种名目层层克扣、截留或挪用农民土地补偿安置费，使补偿安置费不能足
额发放，造成有些农民的名义补偿与实际补偿不一致；或者随意挪用征地补偿、安置补助费中村集体提留部分，甚至利用手中权力大肆挥霍失地农民的保命钱；或干脆强取豪夺将集体资产攫为己有。
因此，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所存在的土地所有权主体的虚置和模糊缺陷，直接导致责、权、利的边界不清，以致农民所拥有的实质性的土地产权不被尊重和承认，影响了农民对土地使用权、处分权和收益权的有效运用，进而导致农民经营土地权利的丧失。结果是在承认农民拥有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同时，在征地时又剥夺了农民对集体土地拥有的所有权及其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使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利益得不到充分保障。
2.土地管理制度设计上的缺陷，导致土地征用权被滥用
《宪法》第十条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这里的土地，显然指集体所有土地。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三条则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这就出现两个问题：首先，农村集体土地只有通过国家征用变成国有土地才能进入土地市场。这样政府部门便有权力从集体手中将土地所有权收回，再以国有土地所有者的身份将土地出让。政府摇身一变成为土地的主人，对国有土地具有审批权、转让权、收益权。那么省级、县级政府以及乡政府与村委会之间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注定了村委会只能听命于上级，绝无讨价还价的余地，其结果是失地农民的权益维护便出现了空白。其次，《土地管理法》没有对“公共利益”作明确的界定，导致一些地区把公益性用地和经营性用地混在一起。许多地方政府出于政绩考虑，出于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考虑，提出“用土地经营城市”的错误口号，把征地作为谋求短期内本地区经济快速发展、体现政府领导任期内政绩的手段。一是低价征地、高价出让，已成为不少地方政府创造政绩、增加财政收入、改善部门福利的捷径。一些地、市、县、区的土地出让金已占到财政收入的40％甚至60％。二是盲目设立各种开发区、工业园区，占用了大量耕地。按照国土资源部门的统计，目前全国各类开发区已经达到了5000多个，圈地3万多平方公里。据一位土地专家计算，这些开发区用地80％以上是耕地，一些根本不具备招商引资条件的开发区，征而不用的现象十分普遍，造成了大量土地荒芜的“撂荒”现象。三是随意出台土地批租的优惠政策，减免地价甚至实行“零地价”。在农民利益受到损害时，往往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从而使开发商有恃无恐地压低被征用土地价格，农民利益受到损害。
政府以公益性用地需要为名低价统征土地，再高价转卖给开发商，其差价进入了政府的腰包。在征地实践中所出现的这一问题，根源于法律规定上的矛盾和制度设计上的缺陷。
3.土地征用补偿制度不完善，导致对农民利益的剥夺
我国现行的征地补偿制度是以农业产值量为基础核定补偿数额。依据《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我国现行的征地补偿费计算方式为“产值倍数法”，即征用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用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6～10倍；征用耕地的安置补助费为该耕地被征用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4～6倍。这一补偿制度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是合理和适用的，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依然采用，就没有充分考虑现代农业的现状和特点。因为，第一，以产值作为征地补偿标准难以全面反映现代高效农业收入现状。随着土地承包经营制30年不变政策的实施，许多农民已对土地进行了大量投入，改变了传统的单一的种植业，许多是集生态农业、精品农业和休闲观光农业等为一体的现代都市型农业，土地的产出价值已远远高出普通的粮食或蔬菜价值。所以土地的征用价格应充分考虑由于农民持续投入而改变土地的劳动生产率所带来的产出值的增加，而现在的土地征用价格未能充分反映这一点，是一个偏低的价格。第二，征地补偿标准未包含土地的预期收益增加部分。农地一经征用后，随着用途的改变，地价通常会飙升。但是，在制定征地补偿标准时却没有考虑增值因素。根据马克思地租理论，由土地的肥沃程度和位置的差异所带来的级差地租Ⅰ，应该归土地所有者所有，在同一块土地上
连续投资所形成的劳动生产率的差异所带来的级差地租Ⅱ，应当由土地所有者和征地者共同所有。而当今土地征用后之所以会产生增值，是由于土地的位置差异、国家规划和开发投资两部分造成的，增值部分当然就包括两种形式的级差地租。因此，在对增值部分的分配上应考虑被征地者的利益。但在现实中各地征用农民土地时，并未考虑到这一点。第三，征地补偿标准未考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地价的影响。土地价格受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一个地区的基础地价从根本上讲是由区域经济条件决定的，任何土地交易价格的形成均受到区域经济条件的制约。由于农地产值的一致性趋势，各地类的产值特别是耕地的产值与区域的经济条件没有明显的相关性，以此为基础测算的征地补偿标准就无法反映地区的地价差异。因此，依据《土地管理法》所确定的我国征地补偿费计算方式和方法，已不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现状和土地使用的现状。
二、创新土地产权与征用制度，建立保障失地农民利益的长效机制
失地农民问题存在的根本原因是土地产权与征用制度缺陷，解决失地农民问题，必须进行制度创新。
1.改革现有的土地产权制度，实现土地产权多元化。土地产权的多元化包括土地的国有制、集体所有制、家庭承包制、股份合作制和私有制等多种形式。鉴于土地集体所有制产权主体不明确，集体所有权权能缺位，专家建议实行土地国有制，把土地的所有权收归国有，使用权归农民，再不变更。这不失为一项选择，但还不够，应根据我国各地经济发展现状采取不同的形式。在发达的东部地区，农民种地的经济成本高、比较利润低，但农民流转土地的市场价格高，离开土地从事非农产业的机会多，实行土地的租赁制、股份制和私有制就有助于农民完成土地和身份的双重转型，而且由此产生的土地抵押和兼并也有助于加速东部农村的城市化和工业化。但在中西部地区，土地贫瘠、地理位置差，农民困苦，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唯一资源，贸然推动土地私有化将导致两极分化。而且，由于西部土地的价值较低，愿意兼并西部土地、投资西部土地的企业和个人相对较少，所以，维持西部土地的家庭承包体制，维护西部农户的合作传统，仍是目前中西部地区农村土地产权的较好模式。
2.完善征地法规，立法保护农民的土地产权。严格执行联产承包制政策，在稳定家庭承包经营权30年不变的前提下，进一步完善征地法规。（1）要有一定的监督机制和监督机构，对征地全过程及用途进行跟踪监督，防止政府有关部门暗箱操作和改变征地用途。（2）在土地的农民集体所有未改变的前提下，任何土地的征用都必须坚持农民自愿的原则，未经农民同意，任何部门、个人不得擅自违背农民意愿而实行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即使国家出于公共利益需要而征用土地，也必须充分尊重和保障农民的财产权，给予农民合理的补偿。（3）充分保障农民的公平交易权。农民或农民利益代表在土地征用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决定他们有权直接参与征地和物质补偿条款的谈判。（4）建立、完善农地纠纷的裁决制度。在现行的土地征用制度中，实行的是谁批谁裁决的办法，这种制度有失公允。因此，须引进司法裁决，以体现公平。首先，进一步完善土地征用制度的有关法律制度，包括农民在土地征用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和谈判过程中的所有者申诉权，完善征地委员审议、裁决制度等，以合理解决土地征用中的纠纷，切实保护集体所有者和农民的切身权益，保护有限的耕地资源。其次，借鉴国外经验，设立土地法庭，专门审理土地纠纷案件，以维护被征地者的合法权益。如果征地者与被征地者协商不成，或当事人不满政府主管部门所确定的补偿额，可向法院上诉，由法院作最终裁决。目前我国土地征用纠纷，一般是通过法院的民事法庭来进行裁决。由于农民的弱势地位，他们所面对的是强大的政府和利益集团，法院承接的土地纠纷案难以保证及时和公正裁决，不得已农民只有上访。因此，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且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速期的中国来说，土地问题涉及到近2/3的国民，设立专门的土地法庭是非常必要的。
3.改革现行的征地补偿和安置办法，为建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基金提供法律上的依据。
（1）征地改革应严格区分公共利益和非公共利益两种不同类型的征地行为，分别采用不同的征地补偿和安置标准，并规定补偿和安置费用于建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基金。以公共利益征用土地的，以土地市场价格为基础，以相当补偿为原则，提高征地补偿和安置标准，一次性足额支付补偿安置费。非公共利益占用农民集体土地，用地单位除为失地农民办理失业、大病、养老等保险外，应更多地引入谈判机制，由用地单位和农民集体自行谈判确定补偿安置费，并一次性足额支付。（2）加强各类土地审批管理，杜绝乱批滥占耕地的现象，赋予农民充分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尽可能地减少政府对征地及土地收益的不适当干预。（3）要通过货币安置、留地安置、用地单位安置和保险安置的有机结合，做好失地农民的安置工作；建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基金，筹措建立失地农民社会援助基金；对有长期稳定收益的征地项目，可采用探索土地使用权入股和征地补偿费入股的方式，为农民提供收益保证。（4）要制定土地补偿基金管理制度，进一步完善村财务监督管理机制。土地补偿费属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要制定制度杜绝镇（街道）等其他单位截留或变相截留土地补偿费。要制定约束机制及时把国家征地政策、要求征用土地方案和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向农民公告，并将土地补偿费的数额、分配和参加基本生活保障的对象一并公开，防止征地补偿款被“村委会集体”滥用而产生不良后果。严格限制村级集体资产投资一般竞争性行业，对已经介入的要逐步从一般竞争性行业退出，努力实现资产的保值、增值。
4.建立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失地农民作为一个社会弱势群体，理应得到政府和社会的多方关注，而建立保障他们基本生活的安全网尤为重要。首先，在政府主导下，由劳动、国土两部门具体承办，在城市规划区内，将征地后需安置的农业人口的户口实行“农转非”，并统一纳入城镇居民社会保障体系，使他们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最低生活保障权利。1999年，国务院颁布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其适用的范围仅仅限于城市居民，而将广大农民排除在保障范围之外。失地农民既有别于农民，又不同于城市居民，成为一个边缘群体。他们既不享有土地的保障，也不享有同城市居民一样的社会保障。最低生活保障是国民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因此必须重视失地农民最低生活保障的建立。其次，建立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险制度。养老问题历来是农民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尤其是当农民失去土地之后，重新就业十分困难，老有所养的问题日益突出，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的建立，将对社会稳定、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推行起到积极的作用。可行的办法是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把大部分土地补偿费和劳动力安置费足额交给劳动保障部门，劳动保障部门为被征地的农民办理《征地人员手册》，社保机构根据土地征用人员计缴养老保险费的年限，核发《养老保障手册》，为被征土地的农民建立个人账户，达到退休年龄后发养老金。养老保险统筹费由村集体、个人、政府按比例承担。最后，建立失地农民的医疗保障、生育保险等基本社会保障制度。政府可以适当提高征地成本，从土地收益分配中拿出一点，农民从劳动力安置费中拿出一点，村集体从土地补偿费中拿出一点建立个人账户，保证医疗、生育保险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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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用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分析超载问题
用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分析超载问题
制度指人际交往中的规则及社会组织的结构和机制。制度经济学是把制度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经济学分支。它研究制度对于经济行为和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经济发展如何影响制度的演变。
阅读近年来发表的文章，我们会发现，“制度”这个概念的使用率愈来愈高。近年来，大量的制度经济学著作被译介到我国，在我国已成立了多家制度经济学研究中心，并定期举办制度经济学年会，制度经济学必将在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们期待，借助制度经济学和其他相关学科的滋润，在解决社会经济体制改革面临的重大问题的过程中，中国能出现自己的经济学说。
虽然近年来在我国的制度越来越完善，但是仍然存在不少不和谐的现象，如超载货车，小金库，拆迁等现象，这也就进一步证明了我们的制度仍需进一步完善。
货车超载现象在我们的生活中比比皆是，也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危害和不便，之所以会出现类似的现象，其原因主要是：
（一）利益的驱动造成超载超限现象。现在很多人都追求利益至上，从事运输业的人也不例外，这也是社会发展的自然趋势，受利益驱动，在运输界“多拉快跑”是这些运输行业的一大不成文的宗旨，已深深地印在了运输驾驶员的心理，因为，交通运输本来目的就是挣钱。在经济规律来讲自然是多多益善。所以在很多驾驶员眼里只有经济至上，而没有多少社会责任感。
（二）行业的恶性竞争造成超载超限现象。受市场竞争的影响，车辆经营者之者相互压价，造成经营秩序混乱，形成市场恶性竞争，运输市场不能按市场规律运行，当油价等运输成本上升时，运价上涨，反之，则下降。现实中大家争抢货源，相互降价，但运输成本没有下降，为了维持利润，只有在运量上增加，这样就形成了超载，而且越超越多。
（三）汽车厂家为吸引买者搞“大吨小标”，造成法律上的超载现象。本来厂家在生产汽车时应当根据产品质量要求来确定车辆的载重量，但是在实际上很多汽车生产厂家及改装厂家为追求效益，生产的车辆存在“大吨小标”车辆来吸引买者，这在以前要交养路费时和交过路费时能省下很多钱，造成交警核定载重量很低，但实际上又不可能按交警核定重量进行装载，形成“法律”上超载，而事实上有可能不超载，这种现象在上路时经常能够碰上，驾驶员怨气也很多。但作为交警来说又只能依据核定载重量来执法。
（四）超载治理与地方经济发展冲突，地方政府政策遏制了严格管理。现在交通运输跟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有着千丝万缕联系，很多地方领导在对外招商过程中往往都会以交通优势和交通管理优惠来吸引外商，于其是在当下很多外商的交通安全意识不是很强情况下，特别有吸引力，无形中政府以牺牲交通安全来打造“优良投资环境”，所以交警在治理超载过程中，都会缩手缩足，顾东顾西，造成在整治货车超载的行动中，往往出现治标不治本的现象，大多只是一阵风，走过场。
（五）治理不力、执法不严。目前，在执法规范上很多地方存在粗放型管理，路有无违法车辆或有无违法、罚多罚少完全掌握在路上执勤民警手中，造成一些人执法不严，徇私情或有其它个人利益，导致对于查处的超载车辆，实行“以罚
代管”、“只罚款而并不卸载”的方式，把处罚放在第一位，没有耐心的教育超载驾驶人，使其交通安全意识得不到应有的提高，超载现象出现反弹率较高，同时，在执法监督上又没有，造成路上民警素质的高低决定了超载执法效果的好坏。
（六）运输企业管理混乱，行业监管失控。货运车辆挂靠问题突出，货运企业监管责任不落实，目前大部份车辆都是私人出钱买然后挂靠在某个运输公司，运输公司则每月收取一定的挂靠管理费，至于货车怎样运营运输公司不管，运输公司也不组织驾驶学习，驾驶员也不听运输企业的，导致企业的管理责任难以落实，所以存在货车车主我行我素，想怎么装就装，想怎么超就怎么超，除了行政管理的约束外，没有企业内部管理任何约束。
危害
（一）严重破坏公路设施，缩短公路使用寿命，增加公路维护费用。根据专家分析，车辆超限重量增加和其对路面的损害是呈几何数增长的，超限10%的货车对道路的损坏会增加40%，一辆超限2倍的车辆行使一次，对公路的损害相当于不超限车辆行使16次；一辆36吨的超限车辆对道路的毁坏程度相当于9600车1.8吨重的小汽车对道路的破坏。司机和车主超限运输每赢利1元钱，就会造成公路破坏100元代价。全国公路每年因车辆超限超载造成的损失达300多亿元，这些受损路面和危桥给我国公路造成严重的损失，隐性破坏与间接破坏更是不可估量。以至于我们经常看到那熟悉的字眼“路面施工，车辆绕道行使”，这样一来出现严重交通拥堵，不但阻碍经济不能快速发展，更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
（二）造成重特大事故频发或加重事故后果，严重然危及社会公共安全。从交通安全管理角度来讲，车辆的装载必须在符合车辆设计要求，这样车辆在运行时采取制动措施时，制动力才能起到应用的作用，车辆才能停下来，如果车辆超载势必增加刹车的距离，增加了刹车的距离，就增加危险，成为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同时，又由于超载，增大的车辆的运动势能，事故发生时无形中会增大后果。
（三）损害运输市场的正常运行，影响国家经济发展。正如前面超载产生原因分析中，车辆经营者之者相互压价，造成经营秩序混乱，形成市场恶性竞争，运输市场不能按市场规律运行，势必影响我国的经济正常发展，同时，超载引发事故频发、造成桥梁损坏，影响通行速度，造成堵车事件，无形中影响经济发展，就如近期内蒙古公路堵车影响煤炭运输，造成许多地方电煤告急，自然影响国家经济发展。
措施
（一）从法律上解决超载和超限的矛盾，解决多法治理，增加法律上的治理手段。目前我国公路交通管理工作主要涉及两部法律，一部是公安部门执行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一部交通运输部门执法的《公路法》，《道路交通安全法》从安全角度设计车辆不能超载，而《公路法》是从公路路产安全角度设计车辆不能超限，这就造成车辆超限后就一定超载，往往造成一辆车交通公路部门处罚后，公安交管部门又进行处罚，各罚各的都有道理，但是苦了驾驶员，导致治标不治本。
目前，很多设立治超站并规定只有治超站才能查处超载、超限，公安交管部门不能上路查超载，加上治超站执法问题，很多地方治超成了收费站。所以在法的适用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和执行上都存在一定问题时，笔者建议借鉴别国经验，站到更高一层角度来看待超载对社会产生的危害，从立法的路子增加治理手段和力度。目前国外有的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规定，超载达到一定限度时要追究刑事责任（当然在这我们不是说什么动不动都要刑律）。因此，我们也可考虑在刑法损害公私财产罪中单设损害国家公路财产罪或其它罪名，统一由公安机关执行，这样既能解决多头执法，又能解决治理出现的越治越超的现象。增设执法的威慑性和教育意义。
（二）从管理上解决“被超载”现象发生，加强对车辆生产厂家的监管和现行“大吨小标”车辆的纠正工作。“大吨小标”车辆从“出生”时就打下“被超载”烙印，因为车管理部门只能按厂家核发的有关数据进行装载核定，自然造成实际载重与核定的矛盾，因此要根治超载应从源头上把整顿生产“大吨小标”和非法改装车辆的企业作为整治重点，形成地方党委、政府统一领导，由质量技术监督和工商部门牵头，整顿汽车生产厂家，规范车辆生产与改装，国家机动车产品主管部门要对不执行机动车国家安全技术标准、实行大吨小标的生产厂家停发合核证，取消上牌目录，直至取消其生产、销售机动车的资格，彻底杜绝“大吨小标”或变相“大吨小标”的现象。同时，对现行运行中的“大吨小标”车辆，要由公安部门牵头，联合国家机动车产品主管部门、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工商部门等部门进行治理，依照设计数据恢复装载量的核定。
(三)加强行业管理，充分发挥交通运输部门行业管理的优势，联合物价部门合理规范当地货物运输价格，避免恶性竞争。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物价部门要根据市场行情，及时、合理规范、调整货物运输价格，打击扰乱运费的不法行为，避免恶性竞争，扰乱运输市场，切实保证货车车主和驾驶员的合法利益。让理性的市场引导驾驶员装载货物，不会产生通过增加运量、超载来获取利润，切断超载产生原因的这一恶性“肿瘤”。因此只有加强交通运输部门行业“静态管理”工作，才能抓住市场无形的手，才能从根本上杜绝驾驶员、从业人员不通过超载获取利润的心理，才能给运输行业指明方向，驾驶员才有生存空间，其它执法才有社会基础。
（四）加大路面超载执法，强化内部法制监督，防止执法工作流于形式。没有监督的权力就容易产生腐败，同样的道理，如果执法没有监督就容易形成徇私、枉法，因此，在治理超载工作中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作为治理超载工作的主力军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严厉打击超载违法行为。采取不同方法和措施加大违法的查处力度。同时，在超载行动中，也要加强法制监督，做到执法过程监督、执法案卷监督和执法评比，才能提高执法水平，才能真正把国家治理超载法要求落实到实处，才不会让一些人借整治之机，大发个人横财，败坏公安机关和政府形象。
（五）部门联动，综合治理，强化源头管理，形成长效管理机制。在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各级相关部门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交警部门在进行道路交通安全宣传中，加强以“反超载”为主题的宣传活动，深入辖区内的货运市场或者货车集中停放的地方，利用一些超载车辆发生严重交通事故的典型案例制作图片进行宣传，有针对性开展反超载法制宣传教育活动，大力宣传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让广大群众特别是机动车驾驶人和运输专职司机都知法、懂法、守法，了解超载运输给社会和他人带来的严重危害，赢得群众的理解和支持。交通运输部门加强行业管理，充分发挥管理运输企业的优势，通过加强企业管理来强化治超工作，物价部门通过规范运价指导来防止市场恶性竞争，工商部门加强运输企业工商管理，形成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交通运输部门为主，公安、工商、物价等部门依职权配合的管理机制，每年定期召开交通运输管理工作综合各部门出现问题，这样就能形成长效的治理超载管理机制。
第四篇：会计诚信问题的经济学思考
会计诚信问题的经济学思考 在自然经济和传统文化层面上，诚信是道德文化的核心，强调的是内在品德修养，追求的是人格高尚，境界崇高，更侧重于精神方面的追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诚信”二字具有极其重要的分量。“忠义礼智信”是人们提倡并力求遵守的行为准则。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说过：“人而无信，未知其可也。”又说：“信则人任焉”。荀子认为：“养心莫善于诚”。老子也把诚信作为人生行为的重要准则：“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庄子把“本真”看作精诚之极至。这些圣贤哲人的论述，生动显示了诚信在中国人心目中的价值和地位。在当时社会经济处于自然经济状态，以自给自足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条件下，市场交往不发达，诚信更多停留在“自省”、“自律”程度。因此，重农轻商，重义轻利是其主要特征，诚信的形式和内容都比较简单。但如今的情况截然不同了，会计诚信问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与现实物质利益联系如此紧密。
会计诚信是市场经济的要求
我们对于如何建立市场制度的认识很有限，大多是书本知识，经过近20年的实践，使我们懂得了建立市场制度最根本的是两条：一是“产权明确”，产权不明确就无法交换，资源优化配置就无法实现；二是“交换必须平等、自愿、没有欺骗”，如果不自愿、不平等、不诚信，市场就会提供错误的信号，资源优化配置也无法实现。如果不能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我们搞市场制度的目的就没有实现，市场制度的优越性也就没有了。因此，不搞欺骗，讲求诚信，是建立市场制度的基础条件之一。
1、诚信既是道德资源，又是经济资源
市场经济条件下，诚信既是道德资源，又是经济资源，诚信在保障交易正常进行中具有重要作用。进入市场经济以后，社会分工的细化和交换方式的发展，人们很难再游移于社会经济之外，而具有了更为明显的社会性和现实性。诚信也被赋予了更多的物质内容，从道德追求进入到物质生活领域。这种诚信理念推动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如果传统文化的诚信强调“克己复礼”，那么现代诚信则强调“互利”和“双赢”。因此，诚信在伦理学家看是道德资源，在经济学家看则是经济资源，是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基础。在经济活动中，若道德缺失，信用遭破坏，就会导致市场秩序混乱，交易链条中断。在商品生产和交换的环节上，生产、运输、赊购、赊销等都存在委托代理关系。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都使交易链条中断。如作为市场经济核心的银行，信用就是其发展的基础。离开信用，股票、债券及其他金融衍生工具也都无法发展。而且市场经济越发展，诚信的作用越重要。
2、诚信是企业取胜的法宝
纵观中外的成功企业，都把诚信作为追求和必备的品质之一，无一不是以诚信为本而发展壮大的。如被誉为“腌菜之王”的海因茨，他成功的哲学就是“忍耐加诚实”。在1875年全美国经济大萧条的情况下，为了守信，他赔本收购，后来连自己的企业也破产了，但他坚信“一个诚实的人不会在商场上倒下”，仍在四处借债履行合约。后来他成为商场巨人，他的腌黄瓜、番茄酱全球闻名。他的成功是经营理念的成功，也是品质的成功。
3、诚信既是财富，又是财源，还是财力
“立信，乃会计之本。没有信用，也就没有会计。”诚信在会计行业尤为重要，正像中国现代会计先父潘序伦先生指出的那样，“立信，乃会计之本；没有信用，也就没有会计”，把信用作为会计工作的生命线，诚信不仅是一种责任，更与重大利益相关。守信者得到利益，失信者必将付出成本。对会计行业而言，诚信既是财富，又是财源，诚信还是财力。诚信是财富，是指它有助于会计业务的开拓，市场的占有；诚信是财源，是指它不仅可以使客户增
多，扩大实力，而且可以使同行合作者增多，在合作中取得利润；诚信是财力，是指诚信品牌是一种极大的无形资产。诚信一旦缺失，就意味着失去了走向市场化与国际化的通行证。
非诚信行为的收益超过成本是影响会计诚信水平的经济原因
非诚信行为的成本，包括受法律惩罚的成本、受舆论批评的成本和受良心谴责的成本。我国正处在市场经济体制创建初期，市场发育还很不完善，计划经济时期调节经济活动的手段已不再适用，而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调节经济活动的手段尚未健全，这就给不讲诚信的人有空子可钻。北京工商大学曹冈教授曾经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个美国人，现在中国办公司。过去我以为他是非常诚信的，例如在微软发行新的操作系统时他买了两套，因为他有一个台式机、一个便携机，绝不为了省钱做亏心事。来到中国以后，别人买盗版电影光盘，他不买，但有时跟着别人看，以后是借来看，现在自已己经拥有700张盗版光盘。如何解释呢？这个人一年间就由道德变得不道德了吗？诚信作为一种人的品质，是具有稳定性的。偶尔或一时的行为，并不足以说明一个人己经具有或不具有某种品德。生于淮南为橘，生于淮北为枳，水土异也。曹教授认为：首先，法律环境不一样，我国只惩罚盗版光盘的生产者和贩卖者，几乎不惩罚使用者，因为法不责众；其次，社会环境不一样，舆论很少批评使用者，使用者人多力量大；再有，周围许多人部这样做，入乡随俗，本人良心上可以承受。不诚信的利益大于其成本，导致了非诚信行为。具有诚信品质的人，也会做非诚信的事。经常做不诚信的事，就会渐变成不诚信的人。因此，与其让人做一个诚信的人，不如让人别做骗人的事。防止发生欺骗行为的办法，就是让欺骗的成本超过欺骗的收益。而我们对于非诚信行为的法律惩罚，总体上力度不够，但还不是关键问题所在。主要是谁承担惩罚的成本有诸多问题。我们的国有、集体单位的产权主体未能人格化，即使是公司制企业，其中属于国有或集体的股份的权利和责任也没有真正落实到具体的人。由于产权关系不明确，使得惩罚对象不明确。国有企业(法人)受惩罚，实际受损失的人是谁？不清楚。针对会计造假的舆论批评，总体上批评这种现象的多，针对特定企业或个人的少，舆论批评的成本未能“分摊”到具体对象；至于良心谴责成本，由于造假的普遍性，许多人的良知己经麻痹。因此，非诚信行为是吃小亏占大便宜。
非诚信行为的收益包括货币与非货币的收益、当前与将来的收益、有形的与无形的收益等。会计造假的受益人很多，单位的领导和高级管理人员、主管部门及政府有关部门的官员可以因为“业绩优秀”而谋取更高的职位，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和政治荣誉；帮助做假的中介机构可以因为“增加业务”而得到更多的收益；甚至职工也可以因为单位“效益好”而多拿工资奖金……，同时，非诚信行为的收益高而成本低、风险小，在这样的情况下，又有多少人能自觉地恪守诚信原则呢？在非诚信行为的收益超过成本时，非诚信行为就会增加。两者的差距越大，社会平均的诚信水平越低。整个市场诚信水平的下降必然导致会计诚信水平的下降。
维持和提高会计诚信水平的途径
诚信不只是理论问题，更是实践问题；不只是一个行业的问题，也是一项紧密联系的社会系统工程。
1、加强司法和政府监管力度，发挥法律和行政力量
加强法制和政府监管，是用非市场力量抑制市场制度的弊端。
（1）从有关会计的法制建设来看，目前需要解决惩治造假的“精确制导”问题。所谓会计法治的“精确制导”是指：明确由什么人启动对会计欺骗的诉讼程序，改变“民不举、官不纠”的局面，使违法企业浮出水面；明确规定会计真实性的具体法律标准，降低名义上的要
求，锁定少数违法企业和最恶劣的行为，解放大多数企业；明确规定企业负责人是会计信息真实性的唯一责任人，把会计人员解脱出来，集中打击关键目标；明确区分会计责任和审计责任，瓦解两者的欺骗联盟。此外，为了改进会计的法制建设，还需要研究司法会计，提高立法和执法的科学性。
（2）从有关会计的政府监管来看，需要解决监管的责任问题。政府监管部门的责任就是要解决防止造假，惩处造假，以及严格执法问题。过去企业都有上级主管，企业出了任何问题上级都要受牵连。上级对企业的监管是预防性的，逐级监管，有完善的控制系统，假冒伪劣产品的生产很困难。现在上级没有了，监管的责任转移到综合部门。综合部门的权力很大，但只管“灭火”不管“防火”，只有假冒伪劣商品生产出来，已经上市，甚至死了人或媒体已经曝光，或者领导人有了批示，这些部门才开始行动。预防性的监管责任应当归属于谁?监管部门不作为应当承担什么责任?如果不明确，就无法改变当前没有人承担责任的局面。
（3）从有关会计的制度规范来看，与会计造假有关的问题有两个，一是频繁的会计制度改革，破坏了会计数据的连续性，每一次改动必然给企业提供一次洗牌的机会和造假的手段。因此，会计技术规范的出台要慎重，要有相对的稳定性。
2、加强社会监督与评价机制，发挥社会力量
是否遵守了道德标准，要靠社会舆论和公众的评价，而不仅仅是法院和政府认定。没有舆论支持的道德标准，只是纸面上的道德标准。目前对于造假账的舆论谴责已经给企业、会计师和审计师造成一定的压力，但这种谴责大多是针对整体而非具体企业，多数是学术性、政策性的而非实用性的。我们还缺乏评价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环境、社会力量和动力机制。因此，要在法律上明确，根据公开的财务报表对上市公司所作的分析，属于言论自由，不构成名誉侵权。应当建立和培植揭露虚假会计信息的市场力量，以改变目前造假力量大于抑制力量的失衡状态。
从有关会计诚信现状来看，加快建立社会信用监督体系，是我国目前迫切要完成的大事。规模先进的信息数据库将记录着大量企业与个人的资金往来与商品交易的种种资料，可以提供客户查询，一旦有不良信用的记录，在工商注册、银行贷款、消费贷款、个人信用卡服务以及人才聘用等，将受到制约。相反，为鼓励获得守信等级高的企业将可优先发行股票和企业债券，或为其提供高额度的贷款。一些专家还建议，借鉴国外经验，结合本国现实情况，制订可实际操作的《信用法》。尽管这需要时间，但是势在必行。就现阶段而言，要很抓行业监管，查处虚假行为，增加失信者的成本。
经济学家萧灼基讲过一则小故事，颇有意味：一位留学生在国外乘公共汽车逃票，当时并没对他罚款，他自以为洋洋得意，谁料毕业找工作时才发现已被记录在案，虽然学习成绩优秀，求职却遇到障碍。他因小失大，后悔不及。
这则故事令人回味，也令人深思，相信经过若干年的努力之后，我们的信用制度也会完善，到那时人人讲诚信，社会将是何等公允、公正、公平？我们期待这一天的早日到来。
3、加强社会教育机制，启发行为人的良知
诚信在多大范围和什么程度上为人们所接受，取决于诚信的宣传和教育。要让人们认识到，诚信是重要的并且有益的，诚信是必然趋势，不诚信的人终究要倒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义之财，取之有害”。非诚信行为是占小便宜吃大亏，是饮鸩止渴，为眼前利益牺牲长远利益。
会计诚信教育的主要对象，应当是掌握着会计诚信水平支配权的强势集团，包括企业负责人，能够控制企业负责人的政府官员以及会计师事务所的合伙人，而不仅仅是一般的会计人员。我们长期以来企图通过提高会计人员地位和业务水平，来提高会计信息的质量，事实上收效甚微。用提高会计人员的道德水准来减少会计造假，是隔靴搔痒，作用将十分有限。教育要求以事实为基础。纠正人们的行为将有赖于有效的奖惩措施的建立和实施。即通
过奖惩措施的实施使不诚实者付出巨大的成本，诚实者获得奖励，从而使得选择诚信成为一种理性行为。从经济学角度而言，当理性人衡量了诚信行为带来的收益--光明的职业前景、融洽的同事关系、良好的社会信誉；与不诚实将付出的成本--晋升无望、时刻面临失去工作的威胁、受到同事的鄙视和冷淡；那么，理性人会毫不犹豫的选择前者。从而，诚信教育将不再是一种单纯的说教，它将成为一种自觉的、理性的选择。
总之，诚信能否被社会广泛接受，关键是它是否符合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否符合时代的特点和要求。市场经济需要会计诚信，所以对未来我们应持乐观态度。自上个世纪以来，潘序伦先生就在中国会计界最早倡导了诚信理念。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信以立志，信以守身，信以处世，信以待人，毋忘立信，当必有诚”的诚信精神，已深深植根于会计执业界人士的心中，成为忠诚敬业的座右铭。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一思想将会进一步发扬光大。
第五篇：环境污染问题的经济学分析
环境污染问题的经济学分析
[摘 要]环境污染作为从事经济活动所需付出的代价是一种经济现象，一旦存在外部不经济，环境污染就成为需要解决的经济问题。由于现实中的市场和政府都不完美，所以产生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而要解决该问题，单纯地依靠政府手段和市场手段都是不可取的，可行的办法是通过发挥政府与市场的比较优势，使二者协调配合、取长补短，以尽可能降低环境污染危害的程度。
[关键词]环境污染；市场失灵；政府失灵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70(2008)05－0024－04
从经济学的角度讲，环境污染可以看作是人类从事经济活动所需付出的成本和代价。在付出的环境成本或代价一定时，取得尽可能大的收益，或者在取得的收益一定时，付出的环境成本或代价尽可能的小，即实现了资源配置的净收益达到最大值，符合“帕累托最优”标准的要求。从经济学的角度讲，这样的环境污染仅仅是一种经济现象而不是经济问题。能够成为经济问题的环境污染是指在环境遭受污染，付出环境代价以后，社会资源配置并不能做到边际社会收益等于边际社会成本以实现资源配置的净收益达到最大值，从而偏离“帕累托最优”状态的现象。本文对这样的环境污染问题进行分析，从市场和政府双重失灵的角度揭示问题的成因，以期能对我国环境污染问题的解决有所助益。
一、环境污染问题的实质是外部不经济
所谓的外部不经济是指一个经济主体的行为对其他经济主体产生了不利影响，但却并未给予应有补偿的现象。对环境污染问题来说，所谓的外部不经济就是指有的经济主体污染了环境，但却并未付出代价，或者虽然付出了代价，但付出的代价却小于环境污染治理的代价，而由其他经济主体承受环境污染治理代价的现象。显然，此时就出现所谓的成本外溢，从整个社会角度考察的资源配置达到最优的条件与从该经济主体自身角度考察的资源配置达到最优的条件就不一致，从而导致资源配置的效率损失。
假定污染者是一厂商，其作为“经济人”必然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即利润最大化；假定污染者所处的市场是充分竞争的，即污染者在商品市场上是价格接受者，商品市场不存在垄断性扭曲；假定污染者造成的外部成本是EC=EC(Q)；并假定不存在信息费用。则社会净效益(SNB)就等于产生污染的经济活动的总效益减去私人成本C和外部成本EC，即：SNB=PQ-C(Q)-EC(Q)。其中，P是产品的价格，Q是产生污染的经济活动的总量，C和EC皆是产生污染的经济总量的函数。当社会净效益最大时，有dSNB(Q)／dQ=P-dC(Q)／dQ-dEC(Q)／dQ=0。即：P=dC(Q)／dQ+dEC(Q)／dQ=MSC。该式中，sc为社会成本，SC(Q)=C(Q)+EC(Q)，MSC为边际社会成本。显然，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看，资源配置达到最优的条件是价格(边际社会收益)等于边际社会成本(dC(Q)／dQ+dEC(Q)／dQ)。但是污染者并不考虑外溢的成本，其会按照价格(边际社会收益)等于边际私人成本(dC(Q)／dQ)进行决策，这就使得资源配置结果表现为资源配置量偏多，边际社会成本大于边际社会收益而导致效率损失。
二、市场失灵导致的环境污染问题
(一)完全竞争的市场可以解决环境污染问题
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完全竞争的市场能够使资源的配置符合帕累托最优状态，但要实现帕累托最优，隐含着如信息充分、无外部性、不存在规模报酬递增、产权界定清晰、资源自由流动、交易成本为零等一系列严格的假设条件。1960年，美国经济学家科斯发表了著名的《社会费用问题》一文，他的主要思想被后人总结为著名的“科斯定理”：外部性可以通过明确界定和保护产权，并通过市场的自愿交易来解决，即当交易谈判涉及的当事人较少、市场交易费用小于政府干预的成本时，通过市场机制而不是政府干预来解决外部性问题效率更高。科斯认为外部负效应是产权界定不够明确或界定不当引起的，所以只要界定并保护产权，随后所产生的市场交易就能达到帕累托最优(蓝虹，2004)。科斯以“走失的牛群损坏邻近土地的谷物”的案例来说明他的论点。他在交易费用为零的假定下，分别讨论了养牛人对农场主的损失负责赔偿(即养牛人无权让牛群吃农场主的作物)，以及养牛人不向后者提供赔偿(即养牛人有吃麦的权利)两种不同的情形。他得出的结论是两种情形都能使资源配置的净收益达到最大值，因为在对权利给出初始的明确界定后，只要市场交易费用为零，无论产权属于何方，通过协商交易的途径都可以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因此，在科斯看来，外部性完全可由私人合约得到解决，即基于自愿交易的私人合约行为对市场运转有着自我修正的效能(罗必良等，1994)。
(二)现实中市场解决环境污染问题为何会失灵
在环境问题上市场失灵的原因可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1、环境资源的公共品属性。大气、森林、水等环境资源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从性质上讲属于公共产品的范畴，其具备公共物品的一个或多个特征。即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这些特征使得人人都想成为“免费搭车者”——只想享用或利用而不想出资提供或承担成本，于是以等价交换为基础的市场机制在此不起作用。由于环境具有的公共产品特征，那么环境资源在使用中必然出现所谓的过度使用，换句话说，对于免费提供的环境资源，使用者会一直使用到自己的边际效用为零为止。这种对环境资源的过度使用表现出很强的负外部性，从资源配置的角度看表现为私人边际成本小于社会边际成本。环境污染的外部性导致人们无节制地使用有限的环境资源以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但个体的理性却要导致集体的非理性，即个体追逐个人私利的结果最终导致环境质量下降及所有人福利水平的降低，这就是哈丁所表述的“公地悲剧”。
2、环境行为主体的有限理性。对环境行为主体来说，首先，不少环境问题有潜伏期和时滞，这使得人们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往往需要一个过程，在人们对环境保护尚未产生清醒认识之前，人类行为只能是有限理性而不是完全理性，这意味着环境污染在特定条件下难以得到有效治理；其次，即使人们认识到保护环境的必要性，但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人们还是不得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换取经济增长，即人的短视性及机会主义倾向驱使人类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或只顾局部利益，不顾全局利益，从而以牺牲环境来求得经济增长。
3、环境信息的稀缺性和不对称性。环境信息是稀缺的，因为生态经济系统是一个复杂的网络系统，人类对环境的认识至今还是微乎其微的，与人类对环境信息的需求相比，环境信息的供给是十分有限的，而且，如果信息公开不利于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人们就倾向于封锁信息，通过保证自身具有信息优势来谋求私人利益。这很容易导致环境信息的不对称，比如污染者对于他的污染状况、污染物的危害等往往比受污染者了解得多得多，但受个人利益驱使，污染者往往会隐瞒这些信息，以继续其污染行为。污染者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产生严重的机会主义行为，而受污染者由于所拥有的相关污染信息相对较少，如果想“讨回公道”则需要付出很大的信息成本。这也许正是在一定的限度内人们宁愿“忍声(噪声)吞气(废气)受污染”的原因(沈满红，1997)。
4、环保投资的规模报酬递增性。所谓规模报酬递增是指随着资源配置规模的扩大，资源配置平均成本下降的经济现象。由于环境具有明显的整体性特征，所以在环境保护方面，单个企业通过自身的投资防治污染往往是不经济的。比如，对于中小企业而言，如果地域分布较为集中，那么各企业单独建污水处理设备，远不如在该区域内集中建一个污水处理厂更为经济有效。正因如此，中小企业由于在治理污染方面缺少规模收益，所以其治理污染的能力会因无法实现规模收益而弱化，这是中小企业成为重要的环境污染源的原因之一(金三木，2007)。
5、交易成本导致市场在污染治理方面的局限性。如果没有交易成本，在产权界定清楚的前提下，市场本身就可以把污染所导致的外部效应内部化，但是没有交易成本只是完全竞争市场的一个远离经济现实的假定。现实中，即便环境资源产权界定清楚，要真正维护产权仍然需要付出巨大的交易成本。由于环境资源的公共产品性质，要维护环境产权，就会出现“免费搭车”现象，每个理性的经济主体都希望别人出面与污染者交涉，然后自己在不分担交易成本的前提下获取交易收益，于是也就没有人与污染者进行交涉、谈判或诉诸法律，环境污染也就难以通过市场渠道加以治理。
三、政府失灵导致的环境污染问题
(一)理想的政府可以解决环境污染问题
为了解决市场失灵，凯恩斯学派通过对新古典学派的“革命”，提出了通过政府干预来弥补市场失灵的主张，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水平。与市场有效配置资源需要具备完全竞争的条件相类似，政府要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也要求政府必须是理想的政府，理想的政府也需要具备一系列严格的假定条件，如具有充分的信息(事前全面、准确：及时地了解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的所有因素)、参与制订计划和执行计划的所有人都必须一心为公而不能谋取个人私利等。具备了这样的条件，政府也就可以把外部效应内部化，从而解决环境问题。英国福利经济学家庇古在1920年所著的《福利经济学》提出的“庇古税”就是依靠政府介入来解决外部性问题的一种手段，按照庇古的传统，当一个厂商施加一种外部社会成本时，应该对它施加一项税收，该税收要等于厂商生产每一连续单位的产出所造成的外部损害，即税收(T)应恰好等于边际外部成本，使厂商将环境损失这种外部成本纳入其实际成本核算之中，进而可保证产品的价格能反映生产的社会成本。
(二)现实中政府解决环境污染问题为何会失灵
在环境问题上，“政府失灵”的原因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1、政府部门的官员及公务人员存在明显的利己动机。布坎南创立的公共选择学派把“经济人”假设运用于政府行为的分析，无论我国还是西方国家的政府实践活动都证明这一假设是经得起实证检验的。在市场有效作用的领域，由于“看不见的手”的调节，经济主体要“利己”首先必须“利他”，但在政府部门，由于市场手段的失效，政府官员及公务人员的利己行为却通常以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为代价。
首先，这种利己动机促使政府干预的缺位。按照公共经济学对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界定，市场做不了或做不好的事情政府应该去做。虽然市场做不了或做不好的事情，政府未必就一定做得了或做得好，即市场失灵并不必然意味着政府有效，但是如果在市场失效而政府相对有效的前提下，客观上就需要发挥政府的调节作用，即在政府干预是完全必要的前提下，政府不进行干预，就出现了政府的“缺位”。对于环境污染问题来说，市场机制自身难以进行有效调节，这就需要发挥政府的干预和调节作用，但很多时候政府并没有对环境污染进行必要的干预，而是对污染“放任自流”。在我国经济欠发达地区，这种现象屡见不鲜。比如，一些政府官员为了追求GDP增长率而根本不顾及经济增长所付出的环境成本，对严重的环境污染视而不见，不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来加以弥补纠正，或即便制定了相应的环保措施也不认真贯彻实施。
其次，这种利己动机表现为政府的不合理干预，即面对市场在治理污染和保护环境方面的失灵，政府进行了干预，但是这种干预却未能起到弥补和纠正市场失灵的效果，甚至政府干预所导致的政府失灵较之市场失灵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政府干预的失灵集中体现为政府制定的规章制度、财政、税收、外汇、金融、价格和环境政策等造成环境资源使用价格的扭曲，无法实现环境成本内部化，并最终导致产品生产的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脱节。这一是由于一些作为非环境资源管理部门，在政策制定中没有给环境和生态以足够权重，或者仍然采用在环境问题还没有受到充分重视时期的政策，这明显是强调部门利益以致部门利益重于公共利益的结果；二是污染者为了维护自己污染环境的既得利益，会加大“院外活动”的力度，利用政府部门从业人员的利己动机通过“贿赂”的办法促使政府部门保持或放宽环境标准，这可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政府政策制定的失灵；三是政府本身目标选择失误，过于看重眼前利益而忽视长远利益，缺乏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长远眼光。这显然也受利己动机趋使。
2、政府缺乏关于环境保护及污染防治、治理的有关知识、信息、人才及明确的目标或手段。环境保护及污染防治、治理是复杂的系统工程，要搞好这一工程需要政府具备充分的知识、信息、人才资源以及切实可行的政策目标和保证目标顺利实现的有力手段。这些条件往往是在环境污染达到一定程度，对社会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构成威胁，需要政府总结经验教训时才能达到，这是政府干预失灵及西方国家走“先污染、后治理”道路的重要原因。
3、政府本身所具有的垄断地位使其在污染治理方面不存在竞争压力。市场有效是因为竞争机制的存在，一旦市场出现垄断通常就出现效率低下。同样的道理，政府垄断的存在也在降低政府治理环境污染的压力和积极性，这使得政府对污染的治理难以取得理想效果。
4、社会对政府失灵的认识还很不充分。不少研究者还没有把政府行为的分析纳入与私人行为分析相同的逻辑框架，关于政府法制建设还严重滞后，对政府权力的行使还缺乏足够的监督。脱离了监督的权力会使腐败的收益大于成本，因此，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其必然会利用手中的权力攫取私人利益，这是政府在治理污染时因存在严重的寻租行为而导致政府失灵的重要原因。
四、启示 长期以来，人们用经济手段解决环境污染问题遵循两种基本思路：一种是带有鲜明的政府干预特征的“庇古税方案”，另一种是带有鲜明的市场自由放任特征的“科斯方案”。但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单纯采取两种方案中的任何一种都不可能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对于强调政府手段作用的“庇古税”方案来说，其有效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是政府能够准确掌握私人边际成本与社会边际成本的差额，但这对政府来说是有相当难度的，在政府不能准确判断外溢的成本到底有多大的时候，政府开征的“庇古税”的税额可能是不合理的。如果税负水平偏低，则不能有效把外部成本完全内部化，即经过庇古税的调整，仍然存在成本外溢，资源配置的效率水平虽然有所改进，但仍然不能做到资源配置的边际社会收益等于边际社会成本。如果税负水平偏高，则必然矫枉过正，使本来资源配置量过多转变为资源配置量偏少，以致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而导致效率损失。对于强调市场手段作用的科斯方案来说，其在实践中得以有效运用也需要一定的假设条件：一是谈判的费用(交易成本)要较低；二是产权必须明确；三是外部性影响涉及的范围较小。但由于环境资源具有无形性、流动性、受益范围广泛等特点，在大多数情况下，其产权保护和产权界定成本很高，而且受益者往往会隐瞒自己的真实需求，市场主体与众多受益者之间进行直接磋商达成交易的可能性很小，因此，科斯定理对治理环境污染也不具备普遍的意义。
如果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市场而政府又是理想的政府，则无论强调政府手段的“庇古税方案”还是强调市场手段的“科斯方案”都可以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从结果看，这两种手段就没有什么差别，但事实恰恰相反。由此我们得到的启示是：单纯依靠市场手段或单纯依靠政府手段来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是没有出路的，可行的办法是发挥二者的比较优势，使二者相互协调、相互配合、取长补短。在环境污染问题波及的范围比较小，责任主体比较明确，利益损失涉及主体少且遭受的损失比较容易界定，进而通过市场渠道解决污染问题受交易成本的制约比较小的时候，应该发挥市场手段在解决污染问题方面的基础性作用；而在环境污染问题波及的范围比较大，责任主体比较模糊，利益损失方涉及主体多且遭受损失难以准确界定，进而通过市场渠道解决污染问题面临很高的交易成本约束的时候，应该发挥政府手段在解决污染问题方面的主导作用，同时加强法制建设、强化对政府行为的监督，使政府从业人员把利己和利他统一起来，也是充分发挥政府手段作用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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