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劳动法中若干法律问题研究(余晓光)
劳动法中若干法律问题研究
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06-09-30 09:15:00 ]作者：余晓光
内容概要：1994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颁布，距今已十一年了。1994年至2004年对于中国的改革而言，是由有计划的市场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化的关键时期，劳动法在这个转变时期扮演了一个独特的角色，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由于我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劳动法有些地方已明显滞后于现实，对社会发展造成了一定的阻碍作用，急需加以修改，因此笔者对劳动法的调整范围、劳动关系的多样化、劳动争议的解决机制表达一下意见和建议。
关键词：民工 保险代理人 劳动关系多样化 劳动争议裁审体制
《劳动法》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部专门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基本法律，是劳动保障法制建设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劳动法》的颁布，有力地推动了劳动立法体系的逐步形成，使劳动领域的各项工作逐步走向法治化，使劳动、工资、保险三项制度改革的成果在法治的轨道上不断得到扩大。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我国处于体制转轨和经济转型过程中，各种过去长期积累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随着改革新出现的问题交织在一起，使劳动法的贯彻实施面临着一些待解决的问题，笔者结合实践，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
一、《劳动法》的适用范围须再扩大
1、农民工应受到劳动法的保护。
由于现行《劳动法》制定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所以仍是建立在从计划经济体制沿袭下来的城乡二元结构之基础上的，其第二条就清楚地表明，它的适用范围并不包括“民工”。有人主张区分“劳动”、“劳务”、“雇佣”三个概念，认为民工不能成为“劳动法律关系”的主体，只能成为“雇佣法律关系和劳务法律关系”的主体；主张在现行《劳动法》之外，再单独制定专门适用于民工的《雇佣法》。
笔者并不赞同这种基于“身份识别”的分别立法模式，正确的解决之道应是修改现行《劳动法》，扩大其适用范围，把民工也涵盖进去。民工是农民还是工人可以有争论，民工是劳动者勿容置疑。《劳动法》颁布已经十年，但《劳动法》的阳光从未照耀在民工身上。近年来，一场声势浩大的帮民工“讨工钱”运动引起了全国人民对民工群体的普遍关注，但所“讨”的也仅仅只是“工钱”，民工的超时加班、劳动条件、社会保障等一系列问题并为得到应有的重视，这些也都是劳动者依法应享有的基本权利，这些权利在劳动法中清清楚楚。劳动法制定的目的就是基于承认二者之间不平等的现实，给处于弱势群体的劳动者特殊保护，进而保持社会稳定。
笔者曾留心过媒体的报道，发现不论是用人企业、国家机关还是媒体，在很多场合下都把民工称为“劳务工”，把他们的应得报酬称为“劳务工资”。看来，许多人认为民工就是劳务工，与用工企业之间形成的是劳务关系，那么，农民工与用人单位之间到底是“劳务关系”还是“劳动关系”？
劳动关系是劳动者在运用劳动能力，实现劳动过程时与用人单位之间发生的关系。劳务关系则是当事人之间因提供劳务而发生的民事关系。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表面上看好象差不多，劳动者都付出了劳动，也都会得到报酬，但是从理论上分析，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有着 1
十分明显的区别：
1、劳动力的支配权不同。在劳动关系中，劳动者的劳动力的支配权由用人单位行使，双方形成管理与被管理的隶属关系；在劳务关系中双方当事人地位平等，所以由劳务提供方自行组织和指挥劳动过程。
2、风险责任承担者不同。在劳动关系中，劳动者被单位雇佣提供劳动，只需要对劳动过程负责，并不对劳动成果的实现过程即经营风险负责，而用人单位享受劳动成果价值实现的结果，因此由用人单位承担风险责任；在劳务关系中，双方关系依据劳动成果的实现过程发生，因此劳务提供方应当自行承担风险。
3、劳动报酬的性质不同。由于劳动者处于从属地位，不承担经营风险，所以劳动报酬具有分配性质，不完全和不直接随市场供求情况变动，其支付形式往往特定化为一种持续、定期的工资支付；而劳务提供方因平等的劳务关系而取得的劳动报酬则是商品价格的一次性支付，商品价格是与市场的变化直接联系的，因此其支付的数额和方式往往是不定的。
可见，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不对等的社会关系，后者是平等的社会关系。两者区别的关键后果则是前者受劳动法的调整，遵循“保护劳动者的原则”；而后者受民法的调整，遵循“平等自愿，等价有偿原则”。
如果农民工与用人单位形成的是劳务关系，根据上述标准，出现先工作，后付酬以及劳务报酬随行就市的情形似乎还可以理解。但稍有常识的人都可以看出，民工到用人单位做工所形成的社会关系完全符合劳动关系的内核，自1995年1月1日《劳动法》实行的那天起，就应当被毫无差别地纳入《劳动法》的调整范围。只要我们将对民工的保护纳入劳动法保护的范畴，只要劳动监察部门不折不扣地遵照执行，每年闹得沸沸扬扬的民工工资拖欠的难题便会不攻自破，根本用不着殚精竭虑地去考虑所谓制度健全、法律完善的问题。
然而笔者发现司法上还是有把农民工当雇工的考虑，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公开了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在网上和《人民法院报》上全文刊出。其中第三条 下列纠纷不属于劳动争议纠纷：„„
（四）劳动者与不具备合法用工主体资格的单位之间产生的纠纷。第四条不符合《劳动法》第二条规定的用工主体因服务或者提供劳务发生的下列纠纷，应当按照雇用关系处理：
（一）家庭或者个人与家政服务人员之间的纠纷；
（二）个体工匠与帮工、学徒之间的纠纷；
（三）农村承包经营户、个人合伙与受雇人之间的纠纷；
（四）提供劳务的劳动者与建筑施工或者其他劳务使用人之间的纠纷；
（五）外国企业或者其他组织在华常驻代表机构与雇用的中国公民之间的纠纷。
本条是根据第三条第四项进行专门性阐述，即把貌似劳动关系实际是民事劳务关系进行了列举。也就是把保姆、帮工、学徒、临时雇工、建筑民工、外企代表处雇员等提供劳务者与劳动者进行了区分。本条中非常值得注意是首次规范了一个概念：建筑工程中的民工与承包人或者包工头之间的关系界定为劳务关系，即提供劳务的劳动者与建筑施工或者其他劳务使用人之间的纠纷不作为劳动关系，这样实际上就把原来认为建筑民工与承包人或者包工头之间是以完成一定工作内容的劳动合同关系区分出来，定义明确为民事劳务合同关系。如果脱离了“用人单位”这个范畴，就无法清楚地界定劳动法上的“劳动者”。现行劳动法就是通过列举“用人单位”的方式来划定“劳动者”的外延的。《劳动法》第2条规定，用人单位主要是指企业和个体经济组织，事业单位、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也可称为“用人单位”。相应的，只有在这五种用人单位管理下从事劳动并获
取相应报酬的自然人，才可以成为劳动法上的“劳动者”。可以看出，上述“用人单位”的共同特征是：依法招用和管理劳动者，形成劳动关系，支付劳动报酬的社会组织。在1994年制定劳动法时，只有这五种社会组织符合“用人单位”的要求。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民社会的壮大，各种新型的社会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劳动法》列举的五种组织显然已经不能涵盖所有“用人单位”的外延。正因为并不认为新型的社会组织属于《劳动法》上的“用人单位”，所以至今其从业人员仍游离于《劳动法》之外，成为劳动者队伍的边缘群体。显然，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将非正规就业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列为《劳动法》上的“用人单位”，以此让它们的从业人员成为受《劳动法》保护的“劳动者”。
2、保险代理人的性质，与保险公司的关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125条、第132条和第133条之规定，保险代理人是根据保险人的委托，向保险人收取代理手续费，并在保险人授权的范围内代为办理保险业务的单位或者个人。同时应当具备保险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资格条件，并取得保险监督管理机构颁发的经营保险代理业务许可证，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并缴存保证金或者投保职业责任保险。保险代理人还应当有自己的经营场所。然而现实中，保险代理人不具有从事个人保险代理业务的资质，没有自已的经营场所，没有办理工商登记并领取营业执照，所以不是真正的个人保险代理人，保险代理人必须接受保险公司的培训、考核，必须接受保险公司的工作安排和岗位变动，服从保险公司的管理和约束，保险公司为其提供了工作环境，工作条件，为其安排了工作岗位，以工资的形式向支付报酬，为其提供了工作环境，工作条件，为其安排了工作岗位，双方的关系明显是一种管理与被管理，支配与被支配的劳动关系。因而保险代理人实际是保险公司的员工。对于这一点保险公司是不愿承认的，平常无事时还无所谓，一旦出现事故就对保险代理人极为不利。笔者已经办理了一起保险业务员起诉保险公司要求工伤待遇的劳动争议案件。之所以产生争议，就是在保险业务员与保险公司是否是劳动关系上双方产生了不同的看法，保险公司拒不承认是劳动关系。由于在我国保险代理人制度还为发育成熟，导致名义上保险代理人是独立于保险公司并与之是平等的，实际上却被保险公司当成员工来管理，这样保险代理人被公司当成员工使用，却享受不到员工的待遇，这是极不公平的现象。刘群曾经是平安保险公司高级业务主任，刘群认为，当下多数保险代理人处境尴尬：“保险公司和我们签的是个人代理合同，而非劳动合同。从法律角度讲，我们与保险公司应是平等的法律主体。可为什么我们迟到，他要扣我们的工资？大家都知道这是不合理的。作为代理人，如果我们缺勤、迟到早退或违反一些规定，保险公司都要扣我们的工资，有时还要按照它的有关规定降级。这说明我们是你公司的员工吧？如果是公司的员工，为什么每月都从我们工资里扣5％的营业税？这又不合理了。这说明我们不是独立的个体。”这样的管理同时对保险代理行业的发展也不利，在中国，个人代理人并非保险公司的雇员，无法享受社会保险和公司福利。代理人的收入只是佣金，没有基本保障，不仅现在的生活不稳定，而且年迈后也无保障，所以很容易造成他们开展业务时的短期行为。一些保险代理人急功近利，误导或诱导消费者投保，产品售后服务又跟不上，最终造成保险纠纷，使保险代理人的社会形象频频“打折”，与保险公司发展的长期战略相悖。
建议将个人代理人一部分转化为保险公司职工；一部分归属于保险代理公司，把保险代理人纳入《劳动法》的适用范围。这样有利于保险代理人队伍行业自律管理，有利于保险监
督管理机构加强对保险代理人进行系统的监督管理，促使保险代理人走上平等有序的轨道。
二、劳动关系应多样化
加入WTO后，随着国际资本的流动和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劳动力的流动不断加快，我国的劳动关系氏殖鲂矶嘈碌奶氐恪Ｓ萌说ノ欢岳投Φ氖褂迷嚼丛骄哂小肮陀丁钡男灾省?a href=“http://mind.studa.com/”>目前我国的劳动合同制度与国际通行惯例还存在诸多不适应的地方。如《劳动法》中并没有对劳动者和经营者进行严格的定义，实践中就出现了高级管理人员算不算劳动者的问题，我国也应建立所谓“雇主理论”，明确劳动法的适用范围。对于劳动合同的形式问题，我国《劳动法》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劳动合同”，又强调“劳动合同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这种传统的合同形式越来越不能适应劳动力快速流动的需要，我国应借鉴各国通行的口头合同及相应的管理模式，用更加便捷的形式促进劳动力的流动；又如事实劳动关系、多重劳动关系、跨地区人才流动放松管制的问题，应在立法层面上获得解决，使实践中大量存在的这类问题有法可依。在笔者曾经办理过的一个案例里，当事人从原单位退休，再到保险公司工作，之后发生了工伤事故，保险公司否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一个理由是当事人的劳动关系在原单位，一个劳动者怎么可以同时有两个劳动关系。在办理此案过程中，笔者就此问题查阅了现有的法律文件，没有直接的规定，不过从一些法律文件中可看出并没有否认双重劳动关系的存在，如《宪法》第四十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劳动是一切有劳动能力的公民的光荣职责。劳动部《关于实施＜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条规定：“职工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用人单位同时就业的，各用人单位应当分别为职工缴纳工伤保险费。” 法律鼓励劳动者充分就业，允许退休人员再次被用人单位聘用，劳动部《关于实行劳动合同制度若干问题的通知》
第13条规定：“已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离退休人员被再次聘用时，用人单位应与其签订书面协议，明确聘用期内的工作内容、报酬、医疗、劳保待遇等权利义务”。仅有这些还不够，劳动部的规定效力较低，在修改《劳动法》时应对此类问题加以明确。
另外涉外劳动关系的法律适用空白。非常遗憾，劳动法作为一个基本法律，并未规定涉外劳动关系的法律适用的内容。涉外劳动关系的适用是指劳动关系的主体、客体、内容具有涉外因素时对于法律的选择，是冲突法律规范。涉外劳动关系表现形式有：外国公司雇用中国人在外国工作、外国公司雇用中国人在中国工作、外国公司在华代表处雇用外国人在中国工作、中国公司雇用外国人在外国工作、中国公司雇用外国人在中国工作、中国公司雇用中国人在外国工作而形成的关系。近年来，涉外劳动关系的问题日显突出，尤其是外国人到中国工作和中国人到外国工作的数量增多。劳动法要确定准据法，还要考虑不同劳动法律规范对于劳动者权利的影响。
三 劳动争议的解决
根据现行立法，劳动争议处理机构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企业内部的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它设立于部分企业内部，由职工代表、用人单位代表和工会代表组成，调解结果虽目前公认具有合同的效力，对劳动关系当事人有一定的合同约束力，但却不具有法律意义上的强制执行力，可以说调解是法律程序外的程序。第二类是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它按行政区划设立在各级劳动行政管理机构之侧，虽然它由劳动行政部门代表、同级工会代表和用人单位方面的代表组成，并承受了几乎全部劳动
争议初级裁处的压力，但它同样存在着与形式发展不协调的因素，如行政性过强、程序规定较粗框、重要规则缺失等，这越来越让人感到完善制度、丰富处理程序的紧迫感。
第三类是司法机关即人民法院的两级审判体系，对经过劳动争议仲裁程序后的大量劳动争议承受着一次再一次的重复审判工作，使处理劳动争议的审判人员疲于应付不断增加、大量积压的劳动争议案件。
我国现行处理劳动争议案件的程序为一裁二审制，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诉是司法解决劳动争议案件的必要前置程序，一裁二审只流于形式的程序机制。由于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对劳动争议案件无终审裁决权，劳动争议案件的当事人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在法定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是司法机关，仲裁委员会是行政机关，故人民法院既无权维持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裁决，对于认定有误的仲裁裁决亦无权改判或发回。此种程序的设置使得对仲裁委员会没有监督机制，导致仲裁程序形同虚设。另外，劳动争议案件处理经过一裁二审，审理期限比普通民事案件长，涉案当事人在此过程中诉讼成本加大，使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不能得到及时有力的保障。
并且劳动争议仲裁制度，带有强烈的行政色彩，这是因为我国的劳动争议处理机构基本建立在各地劳动行政机关之下，隶属劳动行政机关的行政领导。劳动争议的常任工作人员，包括许多仲裁员均来自劳动行政管理机关，形成了固有行政机关工作作风。按照劳动争议处理条例的规定，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由劳动行政部门代表、同级工会代表和用人单位方面的代表组成，劳动行政部门负责人法定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主任，劳动争议仲裁机构设在劳动行政部门。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实际上是一个人不具有法人民事行为能力的机构，劳动行政部门独家办案就成为了必然。按照劳动争议处理条例之规定，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并不直接处理劳动争议案件，而是实行仲裁员、仲裁庭办案制度；重大案件仲裁委员会还须向人民政府报告。由此可见，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所谓“三方机制”是被架空的，实际上是很难发挥三方制衡的公正裁决作用的。再者，政府作为一个行政机构承担着司法的职能，很显然是有悖于宪法精神的。从我国现行的“行政许可法”的精神中也不难体会到，政府干预或影响劳动争议处理的行为必须适应执政素质和能力的要求而革除。
参考国外处理劳动争议的成功经验，以及包括我国在内的处理普通经济纠纷案件的独立仲裁体系的经验，不少人提出了改革裁审体制的设想和建议，笔者支持建议修改劳动争议案件的受理程序，参照普通民事案件的仲裁程序，将先裁后审改为或裁或审，即由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劳动合同中协议选择由仲裁或诉讼解决劳动合同争议，对仲裁裁决不服的不能向人民法院起诉。全国范围内当属北京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近年的改革步伐有实质性表现。北京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设立的特别劳动争议仲裁庭，首开了由劳动争议双方选择仲裁庭组成人员的先河，目前受到了社会的关注。他们引入具有实践经验的法律工作者（包括律师、工会干部、专家学者等）作为兼职劳动仲裁员，扩充仲裁队伍，增强了其社会性、民间性的特点。这种改革给我们描绘的未来劳动争议仲裁体制是一个独立的具有民间性质的仲裁机构为主导，终局裁定劳动争议案件，与审判机构相伴并存的劳动争议处理体系。裁审分离，一裁终局，分流了大量的劳动争议案件，提高了工作效力，减少了积压劳动争议给社会造成的不安定因素，这一改革设想不失为适应我国国情的一种新型模式。
广东省拟设立一个独立的劳动争议仲裁机构，更大胆创新，将是极富意义的尝试，但是
需要有法律的依据和法律的保障。劳动争议仲裁制度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确立的，广东省将设立一个独立的劳动争议仲裁机构，从法律的角度看，是否具有充足的依据？再者，这样的机构与现行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是怎样的关系？如果撤销现行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很显然是有悖于现行劳动争议处理条例及劳动法律精神的。另外，这样独立的劳动争议仲裁机构与人民法院的关系又当如何处理呢？这样的独立的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其公信力又从何而来呢？所有这些问题都必须解决。因此，创新劳动争议仲裁制度还需要有法律或立法的支持。这其实也是法律创新的一个悖论。上位法不进行修改必然就给下位法的创新带来障碍。由此可见，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必须提到议事日程。从记者的报道来看，广东劳动和社会保障厅拟设立的相对独立与行政和司法的劳动争议仲裁机构，似乎指的是在不废止现在劳动争议仲裁及其它处理制度的同时，另设一个专门性的机构。如果是这样的话，这种创新会为劳动争议处理制度的改革带来一缕春风，也许会起到启动劳动争议处理制度创新作用。这样的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可以由当事人自愿选择，当事人可以选择现行的劳动争议仲裁制度解决纠纷，也可以选择独立于现行劳动争议仲裁制度的仲裁机构。劳动争议的处理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处理制度，但是，几乎是所有的国家的劳动争议仲裁都是独立于政府行政机构即不受政府的干预，那种一概而论均由政府控制的机构处理劳动争议的仲裁制度尚不多见。我们国家走向世界，与现代市场经济国家接轨，也需要建立起符合国际规则的劳动争议仲裁制度。给劳动争议当事人多一些选择也是符合执政为民提升执政能力的总体要求的。独立于政府行政或司法机构的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其公信力肯定是要受到实践考验的。这样的机构无论是在人员组成上，还是在办案程序和效率上，都应当是具有全新社会形象；其权威性不是来自权力而是来自公正廉明和高效。广东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的这一设想如果能够得到广东省人民代表会的支持，有省人大的立法程序的保障，必将有利于推动国家《劳动争议处理法》的早日出台。
笔者认为，处理劳动争议应当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同时充分体现自愿、中立、公平、公正的原则。从国内外的成功经验看，淡化处理机构的行政性、突出其民间性有利于提高劳动争议处理机构的社会威信。在组成调处机构的成份上，笔者认为应彻底改变目前以政府主管行政机关唱独角戏的局面，充分引入三方性的原则，尤其是加强工会和企业行业协会的作用。摆脱行政体制的束缚，不但不会削弱劳动争议处理工作的社会功能，还会因其转向社会化而扩大社会影响，赋予其更强的生命力。尽管在当前立法和司法体制上还没有一套适应这种制度的有效组织结构和管理方法，但如果能够远瞻社会发展，尽快建立和完善这一体系则尚为时不晚。
第二篇：电子商务中买卖合同相关法律问题研究
电子商务中买卖合同相关法律问题研究
一、电子商务及电子商务合同的发展现状
电子商务的内涵十分广泛，凡以电子形式在信息网络上进行的商品交易活动和服务都归结为电子商务。随着网上商店，网上银行，网上拍卖店，网上房地产交易所，网上书店，网上学校等的出现，逐渐形成了网络经济。相对于较早的电子商务方式来说，现在的电子商务一般是指通过国际互联网而进行的贸易活动，因此如今的电子商务也就有了与国际互联网类似的优点。
电子商务作为一种全新的商务方式，在短短时间内，在一些发达国家发展极
为迅速，成为人们十分关注的热点。电子商务是一个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市场。
由此可知电子商务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它的发展必将给现在的国际贸易
产生深远的影响。其中首当其冲的应当是贸易双方所签订的合同，因为任何一笔国际贸易业务都是经过双方的合意达成的，无论这种合意是书面的还是口头的。但是随着电子商务的出现，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通过网络签订的合同存在许多令人困惑的问题，如合同的形式，合同的签名，合同的效力等问题，这些问题与原有的解决方案是有不同的，而法律的规定有时并不能完全跟上技术的发展脚步。由此而带来的则是网络合同的相对混乱局面。因此，我们现在所要做的最迫切的就是关于电子商务合同的法律解决。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律委员会一直是电子商务领域立法的重要机构。1996年12月，由贸法会制定的《电子商务示范法》在联合国大会上以51/162号决议通过。该法是世界上第一部关于电子商务合同的法律，虽然《电子商务示范法》仅仅是“示范法”，它既不是国际条约，也不是国际惯例，不具有任何的强制性，但是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电子商务示范法》有可能逐步演变成一个具有某种强制性的国际条约或国际惯例。继提出《电子商务示范法》之后，贸法会的电子商务工作组又提出了《电子签名示范法》的草案。该草案确立了电子签名的法律框架，对世界各国均有指导意义。
我国目前尚无专门的电子商务立法，虽然多个法律文件中都有与电子商务合同有关的零星内容，但是一些重要的法律规范仍是空白。与全球性的电子商务一样，有关电子商务合同的立法也在向全球性的方向发展。如果我国不尽快研究和制定有关电子商务合同的立法，那么将在网络经济的国际秩序建立过程中处于劣势，也将不得不接受别国制定好的规则。因此，加强电子商务合同的法律研究在我国具有突出的紧迫性。
二、电子商务合同立法的若干重要问题
1、电子商务合同的法律特点
我国《合同法》第2条规定：“合同是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债权债务关系的协议。”合同是反映了双方意思表示一致的法律行为。传统的合同形式主要有口头形式和书面形式两种。口头形式是指当事人采用口头或电话等直接表达的方式达成的协议。书面形式是指当事人采用非直接表达方式即文字方式来表达协议的内容。电子商务合同是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运用而产生的一种全新的合同形式，虽然其意义和作用本身并没有超出传统民事合同的范围，但与传统的书面合同和口头合同在法律上有许多明显的区别，具有许多新的特点
2、电子商务合同的形式
电子商务合同形式的变化，对于世界各国 都带来了一系列的新问题。作为一种新的贸易形式，电子商务与现行合同法发生矛盾是法律滞后性的表现。对于法律来说，当其滞后性充分暴露后，就必须及时进行修改，以适应新事物的需要。
3．电子商务合同的签名问题
联合国贸法会制订的《电子签名示范法》第2条对电子签名下了一定义，所谓电子签名是指“以电子形式表现的数据，该数据在一段数据信息之中或附着于一段数据信息有逻辑上的联系，该数据可以用来确定签名人与数据信息的联系
并且可以表明签名人对数据信息中的信息的同意。”电子签名与手书签名不同，它需要借助一定的加密技术，并需要一定的认证体系与之配合。因此，无论是电子签名的效力，还是与电子签名的认证机制，都需要以法律的形式明确和固定下来。
电子签名必须借助于某种手段,以采用公共密匙技术的电子签名为例,在使用电子签名之前,签名一方必须将其公共密匙交由一个可依赖的第三方登记,并由该机构签发电子签证.签名一方在用私人密匙在文件上签名之后和电子凭证一起交给接收文件的对方。对方通过电子凭证用公共密匙验证电子签名的正确性。由于电子签名具有技术特征,是否要把电子签名技术特定化就成为两难问题。一方面,如果确定了一种签名技术,则安全认证等所有制度都必须围绕这一技术来设置,从而忽略了技术的不断发展,日趋多样化的事实。另一方面,法律完全不涉及电子签名技术也是不可能的,电子签名问题不是法律简单的规定“电子签名与手书签名具有相同法律效力”就能解决的,承认电子签名的效力就必须建立相应的认证机制,而一定的机制总是与特定技术联系在一起.关于电子签名安全认证机构的审核，从世界范围来看，主要有两种途径：一种是由政府组建或授权的机构担任，一种则是通过市场方式建立。前者以政府信用为担保，后者以市场信用为担保。
我国现有的法律对于电子商务中签名问题如何解决，仍然不明确。这种状况对于我国参与国际市场竞争非常不利，同时也不利于我国电子商务的健康发展，我国应以贸法会的《电子签名法》为蓝本，尽快制定我国的电子签名法。
4、电子商务合同的成立
网络上的要约邀请。一般来说，一个向公共提供有关商品或服务的信息的网页可以被看作是经营者所作的宣传自己的广告。根据我国《合同法》规定，商业广告的内容符合要约规定的可以被视为要约，因此，如果一个传播商品、服务信息的网页符合《合同法》规定的要约的条件，也可以被看作是经营者发出的要约，经营者应当受该要约内容的约束。
在卖方向买方发出要约邀请的情况下，买方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或EDI等形式向卖方发出要约，回复承诺，使合同成立。根据我国《合同法》规定，要约以非对话方式作出的，承诺应当在合理期限内到达。如此一来，上述过程便存在一个问题。假若买卖双方均为正常运转的商业组织，那么一般双方都能够及时检查计算机接收的信息，从而使合同成立；但是如果双方有一方是个人而且检查计算机接收信息的时间和次数有很大的随意性，承诺有可能因此而超过了要约规定的期限，在这种情况下，承诺还能使合同成立吗？要回答这一问题必须了解我国《合同法》中承诺的到达时间是如何计算的。《合同法》第16条第二款规定，“采用数据电文形式订立合同，收件人指定特定系统接收数据电文的，该数据电文进入该特定系统的时间，视为到达时间；未指定特定系统的，该数据电文进入收件人的任何系统的首次时间，视为到达时间。”这一规定对商业组织是有利的，对于个人用户却是不利的，因为即便个人用户发现承诺时，承诺已经迟延，但是承诺进入个人用户计算机系统的首次时间却在要约确定的期限之内，承诺仍然可以使合同成立。用户不能以承诺迟延为由，否定承诺的效力。
5、合同缔结中的电子代理人
合同的订立，通常由要约和承诺两个阶段构成。当事人双方在此过程中，对合同主要条款进行磋商，并达成意思合致，而采用电子商务方式订立合同，则是由交易双方通过电子数据传递实现的。除了将数据电讯作为通讯手段之外，一些商家还在电子商务中，采用智能化交易系统，自动发送、接收或处理交易订单。这些电子交易系统，具有执行预定的交易条款的判断功能，不仅可以从事发送、接收、确认数据电讯等任务，完成合同订立的全过程，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可自动履行合同，较少、甚至不需要人工的介入。许多合同已经履行，只是在当事人盘点时，才知道这些合同的详细发生情况。
6、电子商务合同中的证据问题
电子证据也被称为计算机证据，是指在计算机或计算机系统进行过程中产生的以其记录的内容来证明案件事实的电磁记录物。由于在电子商务中，确定交易各方权利义务的各种合同单证都要用电子形式，所以电子证据的可采纳性、电子证据的证明力及其审查判断规则就成为亟待解决的法律问题。
根据联合国《电子商务示范法》第2条“数据电文”是指经由电子手段、光学手段或类似手段、存储和传递的信息，这些手段包括但不限于电子数据交换、电子邮件、电报、电传或传真。根据联合国《电子商务示范法》利用数据电文进行的各种信息传输是有效的，“不得任何以某项信息采用数据电文形式为理由而否定其法律效力、有效性或可执行性。”我国目前尚没有对电子证据的具体规定。我国新《合同法》已将数据电文列为“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有所进步。但《民事诉讼法》第63条所规定的证据依次为：书证；物证；视听资料；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可见，数据电文被排除在证据清单之外，即目前在我国电子证据还不具有合法性，和国际立法有很大差距。
7、电子商务对《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的冲击和对策
对“国际”的确定，《公约》将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界定为营业地在不同国家的当事人之间所订立的货物买卖合同，即“国际是由买卖双方营业地的跨国性决定的”。但在因特网上不存在国家的分界，网上用户的识别标志是域名和网址。除了国家顶级域名能够稍微反映网络用户所在的国家外，从其他域名，特别是像.COM之类的通用顶级域名是根本看不出双方所处的地理位置的。按照《公约》
第1条第2款规定，“当事人营业地在不同国家的，如果从合同或从订立合同前任何时候及订立合同时，当事人之间的任何交易或当事人透露的任何情报均看不出来时，应不予考虑”，这会造成大量通过电子商务进行的事实上的国际货物买卖
不受《公约》的调整，大大削弱了《公约》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和地位。
电子商务对《公约》的发展前景又有很大影响。面对电子商务引发的新问题，《公约》面临的三种发展方向：一是修改公约；二是专门就电子商务合同问题订立新的国际公约；三是将间接电子商务部分在修改公约的基础上继续在旧的公约体系下，而直接电子商务则可以将其纳入世界服务贸易体系中加以规范。参考文献：
郑成思、薛虹《规范电子商务》，《国际贸易》2000年第9期
郑成思、薛虹《国际上的电子商务立法现状》，《电子知识产权》2000年第10、11期
王远华、罗琳《电子合同的法律适用探析》，《律师世界》2000年第5期 薛虹《电子商务的法律问题》http:///html/2000
舒琦《电子商务对〈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的冲击及对策》，《国际贸易问题》2000年第11期
周敏《EDI问题与〈电子商务示范法〉》，《国际贸易问题》1999年第5期 余延满《合同法原论》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
郭寿康、赵秀文《国际经济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
第三篇：文化体制改革中的法律问题研究
文化体制改革中的法律问题研究
2011年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在文化体制改革中要“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提高全民法律素质，推动人人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维护法律权威和社会公平正义。”要“加快文化立法，制定和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文化产业振兴、文化市场管理等方面法律法规，提高文化建设法制化水平。”
可见，在文化体制改革中过程中，必须明确进行与文化体制改革相关的法律问题研究的意义；必须深入了解文化体制改革中出现的突出的法律问题；必须尽快找到解决文化体制改革中出现的法律问题的解决办法。本文即从以上这三个方面进行分析，以期对法律工作者文化管理工作者有所启发。
一、在文化体制改革中进行法律问题研究的意义
1．是依法治国的需要。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文化体制改革同样要遵循依法治国的方针。
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表明，依法治国，建设法制国家是人民共同的愿望，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根本大计。1956年“双百方针”的提出实施，促进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文革期间，把一些文化问题当作政治问题，背离、抛弃了“双百方针”，使社会主义文学艺术和科学受到极大危害。在文艺思想上，一些学术问题被冠以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文艺思想进行批判；大批文化学者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惨遭迫害。大批代表中国悠久文化的珍贵文物、字画、藏书等受到毁灭性破坏。所有这一切严重影响了我国文化的发展、繁荣和进步。究其原因，就是因为没有依法办事。1982年12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部宪法及其以后的修改、完善才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重新回到法制轨道。文化领域才逐渐走出阴影。
2．现实发展的需要。文化体制改革涵养面很广，特别是随着我们物质文化生活的不断丰富，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国内外形式的不断变化，在文化领域，新的问题也不断出现。除了传统的出版发行，图书影视等之外，互联网，3G通信及日益走进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婚庆、礼仪、KTV娱乐等领域的法律问题日益突出。对这些新出现的法律问题进行研究，能对我国的立法、执法提供必要的参考，从而使我国的文化体制改革向着健康，积极的方向发展。
二、文化体制改革中出现的法律问题
1．无法可依
据不完全统计，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国家已经制定了有关文化的法律、行政法规和文化行政规章400余件，其中包括《文物保护法》、《著作权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自然遗产保护法》、《知识产权保护法》等法律。此外，各地方的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根据各自地方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大
量的执行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可以说，在调整人们社会文化关系和文化事业管理的一些重要方面，初步做到了“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但是，绝大多数文化领域还缺少法律规范，这些缺项主要是由行政机关的行政法规、规章甚至规范性文件来填补的。这种状况与民主政治的要求相悖。而且，行政机关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简略，缺乏公开性、民主性，某些带有部门利益色彩，致使规章之间存在矛盾和冲突。
比如备受关注的电影电视方面。现实的问题是，我国的观众不爱看国产的影视，因为其题材单一，旋律意味过于浓厚，相对于新时代，新思潮显得过于保守，难得出现一些震撼人心灵的佳作。电视剧更是内容陈旧，历史题材为主，戏说，穿越、翻拍成风，现实题材基本都是婚恋家庭之类，缺少对火热的、尖锐的现实生活的创作。究其原因，就国为是我们电影电视方面没有规范的法律。因为没有规范的法律，所以电视剧无论是投资，创作还是引进、发行、放映，往往因涉及类似现实生活的某部门，某件事，就会有人对号入座，或说这里“不符合工作程序”，那里“没开常委会怎么就抓人”，“经济案件检察院未经有关主管部门就移交”„„导致几乎是“一个人”说了算，“一个部门一封函件”决定作品命运。无论是创作队伍还是普通群众都在呼吁加快电影电视立法，让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全面协调发展，同时受到法律的保护。因为“一个人”说了算，“一个部门一封函件”决定作品命运无法可循的现象，确实阻碍着作家、艺术家的创作热情，影响着我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做强、做大。我们高兴地看到，国家立法机关密切在关注着此方面的立法。《电影产业促进法(征求意见稿)》已于2011年12月5日发布。并相信对电视等方面的立法也会随之提上工作日程。
又比如关于互联网方面的立法，2000年9月20日国务院第31次常务会议通过了《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但现这个规定已经不太适应现实要求了。特别是网络舆论及网络侵权方面。一些单位和个从利用权力和金钱恶意主导舆论，利用第三方软件发布不良信息等，现行法律对这些新问题没有明确的规定。因此，对互联网信息的管理、使用等方面进行法律规范尤为重要。
另外还有关于道德层面的见义勇为方面。网上广为流传的见义勇为反被诬事例很多，如何保障见义勇为者的合法权益？事实上,对于见义勇为的立法问题一直在讨论。在上海市人大常委会2012年立法计划中,《上海市见义勇为保护和奖励条例(暂定名)》已经纳入立法预备项目。又因为作家群体、科技工作者、网络文学写手、音乐歌手、从软件作者、影视制作人等均面临着因版权保护不力所带来的生存压力。所以现行的《著作权法》也必须加以修改。
网吧、电子游戏厅、娱乐场所、商业演艺、艺术品经营、个人出版印刷等方面，目前都是以行政管理办法的方式进行规范，这些方面的立法同样对规范与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有重要意义。
总之，我国现有文化立法层次较低，盲点较多，疏漏较大，而且结构不完善，缺乏严密性，文化立法滞后于实践。与社会经济等领域的立法相比，我国文化立法总体比较迟缓。因此，只有加快文化方面的立法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
2.执法不畅
目前，文化领域的决策执法和监督体制没有完全理顺，重管理轻保障问题突出，加之现有文化市场管理与执法涉及多个政府部门，联动机制不健全，人为造成部门分割和行政壁垒，难以实现管理与执法分离。文化政策法律法规“政出多门”，给实际操作造成困难。
造成文化执法不畅的原因有以下一些：
一是文化执法小队伍不足。文化市场涵盖面非常广，包括音像、影视、演艺、出版、图书、游戏、动漫、网吧、会展、文物和艺术品交易、文化创意等十几个类别，关系到人民生活和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据有关统计数据反映，至2009年底全国经营性文化单位达到29.2万家，从业人员1532万人，文化产业增加值8400多亿元，占GDP总量的2.5%左右。此外还有为数不少的未纳入法人登记的文化经营个体户和外来流动经营户。而文化市场管理执法队伍却小得可怜。面对数量庞大，人数众多，分布广泛的文化市场，文化市场执法管理人员只能是疲于奔命，日常管理很难步入正轨。
二是文化执法软手段过软。这些年国家为规范文化市场经营行为陆续出台了《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电影管理条例》、《音像制品管理条例》、《娱乐场所管理条例》、《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出版管理条例》、《传统工艺美术管理条例》、《文物保护法》等十几部法规及其实施细则，对违法违规经营行为都制订了明确硬性的处罚办法，但在具体操作实施中却没有过硬的手段。许多经营业主都不大把文化市场执法人员放在眼里，认为一不能捉他，二不能关他，三不能打他，充其量就是动动嘴皮子，耍耍笔头子，罚点小票子，没有什么了不起！网上调侃几个部门执法手段不同之处是： “公安靠手铐、税务靠发票、工商靠执照、文化靠说教”。这反映了文化市场执法的无力与无奈。
三是文化执法部门多头。每一文化产业门类都有其适用的管理法规，但对经营违规的同一件事实，因部门管理多头而都可以处罚。如网吧违规接纳未成年人，文化市场执法人员可以依据法规处罚，而公安部门也可按照违反身份证验证管理的规定予以处罚，工商部门还可以按照超对象经营予以处罚。同样，对同一安全通道不畅的问题，公安、消防、文化执法人员都可以按各自职责予以处罚。而且处罚的轻重程度都可以不一样，致使乱象丛生。遇难题则互相推倭，如文化市场无证经营的问题，工商、公安说文化市场管理执法以文化部门为主，文化部门则说文化部门只管理有证经营单位，取缔无证经营是工商、公安部门的事等等。
四是部分相关从业人员素质跟不上时代。现今社会，文化产业的高速发展是以大量应用新技术为前提的。但新技术也是一柄双刃剑，它也可以用于违规违法经营。激光照排、胶印技术的应用，使出版物的生产周期更短、效率更高、成本更低，也使盗印、非法出版更为容易；互联网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催生了许多新的经营领域和经营业态，也使有害信息传播更快、更广、影响更大；自动化生产、仿真技术，使侵权、盗版、造假大量产生，甚至家用电脑都可以复制光盘、软件，一条非法光盘生产线每天的产量数以万计，对正版市场的冲击巨大。而这一切又因部分相关从业人员素质跟不上时代，甚至社会责任感缺失，唯利是图而变得更为严重。
三、对策与建议
1.加快文化立法。
近年来文化立法有不小的进展，但缺乏对于文化产业的整体立法。为了促进文化立法能够快速而有效，可以由文化主管部门牵头，文化产业内的知名人士，尤其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民意代表组织，法律界人士参与，先期以课题的形式对相关文化领域内的立法工作进行研究、探索，列出难点，提出业内的意见和建议，最后提交给相关立法机构参考，以推动文化立法的高效、准确。云南省颁布的我国第一部专门保护传统文化的地方性法规《云南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
条例》、浙江省景宁畲族自治县制订的《景宁畲族自治县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条例》，可以预见的是，地方文化立法所取得的重要进展和有益经验对化解文化立法难点将有所裨益。
不容忽视的是，文化立法涉及到很多精神层面的东西，是一个不断积淀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应对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现实生活急需规范的，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图书馆法文化事业促进法等，可以先出台，其他社会普遍关注的文化管理方面的立法，可先作调研，适时出台。
2.进行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改革。
一是文化市场走综合执法之路，一统形式不可逆转。在相关文化领域内实行综合执法，统一行使文化、新闻出版、广电、文物、版权等部门的执法职能。综合执法机构可取以上各部门之执法职能作为政府组成系列，单独设置。一些地方的试点实践证明，在文化领域内实行综合执法，不但有效解决了当前普遍存在的机构膨胀、职权交叉、多头执法、效率低下、干扰执法和执法扰民等问题，而且充分考虑到了文化市场的特殊属性和执法的专业性，大大提高了执法效率，节约了执法成本，减少了相互之间的牵制和矛盾。有利于促进文化市场健康发展，符合精简、统一、效能原则的有效改革措施。
二是确立文化市场稽查权的独立执法地位，建立健全文化市场稽查队伍。为确保文化市场管理法规的有效实施，还必须建立相应的执法队伍，加强执法力度。作为一个特殊的市场形态，文化市场的管理工作有其特殊性，这就决定了文化市场执法工作要有独立的法律地位。文化稽查队是具有特殊作用的执法队伍，从执法检查、立案取证、处罚决定到处罚的执行，形成一个整体并用法律予以确认。
三是制定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稽查工作制度，以促使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严格执法。已公布的《文化部文化行政执法程序规定》和与之相配套的文化市场专用执法文书，在具体执法活动中有效保证了执法行为的公正和严肃性，推进管理工作的法制化、制度化、规范化，并为相应的监督提供强有力的依据。所以，严格规范文化市场执法文书，按程序执法，是文化市场法制化管理的需要。
四、结语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明确提出，要“加快文化立法，制定和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文化产业振兴、文化市场管理等方面法律法规，提高文化建设法制化水平。”深入研究在文化体制改革中的法律问题，为文化体制改革提供法律保障，充公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进一步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第四篇：婚约法律问题研究
婚约法律问题研究
摘要：笔者认为需要对婚姻状况有个全面的了解，如今在法律不保护婚姻和婚约不会对当事人产生约束力的状况下，如何解决婚约问题是目前我们面临的重要问题。本文借助婚约的相关概念，通过分析我国婚约的现状，找出目前我国婚约损害赔偿法律问题存在的问题，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能对婚约法律问题进行更多更精细的探讨，从而促进我国法律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关键字：婚约；法律；损害赔偿 1
目录 引言..............................................................................................................................................1 2 婚约的相关概念...........................................................................................................................2
2.1 婚约....................................................................................................................................2 2.2 婚约的性质........................................................................................................................2 2.3 婚约的约束力及效力........................................................................................................3 3 中国婚姻现象的现状分析...........................................................................................................4
3.1 中国婚约的现状................................................................................................................4 3.2 我国当前婚约现象中存在的问题....................................................................................5 4 有关婚约的损害赔偿问题...........................................................................................................7
4.1 婚约损害赔偿性质............................................................................................................7 4.2 婚约损害赔偿机制............................................................................................................8 4.3 约损害赔偿范围...............................................................................................................9 4.4 精神损害赔偿项目...........................................................................................................9 结论................................................................................................................................................10 参考文献.........................................................................................................................................10 致谢................................................................................................................................................11 引言
自古以来婚约现象就存在，古代，孩子的婚姻一般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彼此的父母可以为子女订立婚约，子女必须按照父母订立的婚约履行结婚。因此，古时候订立婚约是结婚的必经之路，而且婚约对男女双方及其亲属都是有法律约束力的，如果任何一方没有如约结婚，是要受到相应的惩罚的。明律、清律中就有这方面的写照，如女方悔婚，不仅自己要挨几十板子，主婚人都要接受笞刑，可见当时婚约在婚姻制度中的重要性。随着时代的发展，婚约在长年的历史沉淀中逐步被灌入了很多新的因素与要求，但可惜的是，我国法律没有将其纳入调整的范围，学术界对这一课题的态度也很冷淡，所以本人决定对这一问题尽心深层次的探讨，一方面可以使不了解婚约的人们对她有一个全新的认识，也能使人们进一步看到对婚约进行法律规制的重要性。这样一来，社会上因为各种婚约而引起的纠纷就可以得到较好的规制与调整，可以防止婚约在没有管制的情况下肆意发展，扰乱婚姻秩序，损害诚信社会环境，既有利于人们对婚姻的慎重与诚信，也有利于保持社会的稳定，妥善解决各种婚约纠纷。这既是保持我国优良传统的需要，也是与世界接轨的一种需要，只有在小问题上解决了，才能保证大问题的顺利。通过上述分析，笔者认为需要对婚姻状况有个全面的了解，如今在法律不保护婚姻和婚约不会对当事人产生约束力的状况下，如何解决婚约问题是目前我们面临的重要问题。
当前，在中国的婚姻立法中，婚约制度没有任何反应，但是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中，婚姻问题一直存在。这是因为没有条文规定，在日常生活中，出现了大量的婚约纠纷问题。司法实践中也缺乏令人信服的判决依据，导致司法不统一。此类问题如不妥善处理将引起矛盾激化，引起报复、情杀等犯罪行为发生，影响社会治安和稳定。
本文借助婚约的相关概念，通过分析我国婚约的现状，找出目前我国婚约损害赔偿法律问题存在的问题，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能对婚约法律问题进行更多更精细的探讨，从而促进我国法律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婚约的相关概念
2.1 婚约
目前，关于婚约的概念不同的学者给出了不同的定义，有的学者将婚约定义为：男女双方以将来结婚为目的的事先约定，成立婚约的行为称订婚或定婚。有的学者将婚约定义为“男女双方以将来结婚为目的所作的事先约定，是男女双方在结婚前对婚姻的合意行为。”婚约成立后，男女双方便可以未婚夫或未婚妻相称，实际生活中男女结婚并不是必须要经历订婚程序，但很多人却习惯在婚姻关系成立前订立婚约。
不管是在农村还是城市，不管是落后地区还是经济发达地区，很多人在结婚之前都有订婚的习俗，然而对于婚姻的定义，多数学者还是达成一定的共识。
从婚约的作用及效力看，婚约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早期型婚约；一种是晚期型婚约，早期型婚约通常发生在古代，晚期型婚约通常发生在近现代，无论是早期型婚约还是晚期型婚约，婚约都作为结婚的重要组成部分。
2.2 婚约的性质
目前，学术界对婚约的性质研究很久了，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观点，在不同的时期，在不同的国家，法律对婚约的态度不一样，因此学者对婚约的性质展开一定探讨。
纵观国内外关于婚约的研究发自按，婚约的性质形成2种学说，学说一是契约说，认为婚约是债法及亲属法上的契约，是作为结婚契约的预约，在民法没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婚约一般应适用双务契约的规定进行处理。”
亲属法中所规定的订婚、结婚、离婚的成立，都是民法上契约的一种形式，都可以被视为某种契约。
婚约作为结婚前的一种事实行为，并没有在法律上构成对婚姻的限制，且婚约的内容不是契约能够全部包含的，人们不能像诉请契约之债那样，对婚约提请类似的请求，违反婚约所产生的责任也绝不仅仅是契约之债能够解决和认定的。婚约作为一种法律事实，其产生效力的前提是法律对此的相关规定，婚约中当事人双方之间必定会产生某些权利义务关系，违反婚约就是对这些权利义务的侵 犯，所以由此产生的应该是侵权的民事责任，而不是违反契约的合同责任。三是折中说，认为婚约虽是一种契约，但与一般的契约相比较而言，又有很大的区别。婚约内容包含亲属法上的身份关系，具有身份法的意义，因而与民法上的契约不同，法律不要求婚约必须履行，附加在婚约上的任何违约条款均无法律意义。
笔者比较赞同第二种观点，既非契约说，认为婚约只是一种事实，而不是实在的婚姻行为，不具有契约的性质。表面上看，当事人的确是基于婚约在彼此之间产生了一定的权利和义务，但该权利义务的实现会因为婚约的内容包含身份关系的特殊性，而与一般的契约不同，这种表面上看是双方达成的协议之内容具有身份性，法律一般都对其有特殊规定，是不允许当事人自由约定的，所以应主要受亲属法的调整。世界上许多承认婚约法律效力的国家和地区的做法正是如此，对婚约的规制都是通过民法亲属编来完成的。婚约表面上看是双方达成的协议，但法律一般对这些协议的内容都有特殊规定，如成立的条件、法律效力、解除和赔偿责任等，是不允许婚约当事人自由约定的。从表面上来看，缔结婚约是基于双方共同自愿达成的共同协议，但协议中涉及身份关系的内容是不能由契约法来调整的。另外，婚姻关系中权利义务关系的实现不同于一般财产关系契约，这些内容是契约说所不能涵盖的。值得注意的是，婚约和婚约法律效力不能混为一谈，能不能根据婚约提出结婚之诉，能不能在不履行婚约时要求对方支付违约金，都取决于法律对婚约的态度，看法律是否承认婚约的效力。
2.3 婚约的约束力及效力
目前，关于婚约是否具有约束力一直备受学者研究，总所周知，婚约并没有人身的约束力，不是由于订立婚约必须结婚的责任与义务。但婚约有无其它法律拘束力，抑或只有道德拘束力而无法律拘束力，不无问题。有学者认为，我国关于婚约的现行规则在文义与逻辑上并不排斥婚约有拘束力，婚约有拘束力是现行规则逻辑演绎的结果。
本文认为婚约既有道德拘束力，也有法律拘束力。道德拘束力表现为社会舆论的正反评价及传统习俗在道义上的制约。法律拘束力即为婚约的效力，表现为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不发生身份关系，二是不得请求强迫履行。婚约男女在法律上尚未发生配偶关系或姻亲关系，亦不负同居之义务。婚约基于尊重当事人之 3 人格性，故法律规定婚约不得请求强迫履行。婚约附加违约金条款者，该条款无效。男女婚约人，一旦发现彼此不宜结婚时，自不得诉请法院强制执行，致失其意思自由。如因强制结婚，缔结恶缘，将达成终身不幸之后果。
解除婚约的损害赔偿责任，并非订立婚约的直接结果，也不表现为婚约的拘束力，而是因为婚约一方在订婚时或婚约期间实施了某种行为，这些行为有的是权利滥用；有的纯粹是披着婚约的外衣，经剥离后就是一个普通的侵权行为。这些行为则与婚约难脱干系，在处理时不得不考虑其亲属法特色。解除婚约时的赠与物返还，不是基于婚约的拘束力，而是基于赠与行为的本身效力使然。置身于婚约中的赠与和一般赠与有所差别，在处理这些赠与行为时在适用民法基本原理上同样不得不考虑其亲属法特色。中国婚姻现象的现状分析
3.1 中国婚约的现状
从婚约历史发展沿革不难看出，无论是古代还是近现代社会，婚约无处不在，已成为人们生活习惯的重要组成部分。婚前订立婚约是我国古代传统的社会风俗，“无婚约则无婚姻”的原则是古代法律对婚姻关系的规定与指导，婚前订婚是法律的强制性要求。虽然当前我国婚姻法早已不再有此要求，但婚约作为一种习俗被继承下来，仍是当前我国社会的普遍现象。我国现在的婚约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形，一是包办强迫型婚约，二是基本自愿型婚约，三是完全自愿型婚约，以下便对这三种婚约形式作简单介绍。包办强迫型婚约，顾名思义，是由父母或其他家长自己作主为子女订立的婚约。这种类型的婚约虽然不多，但在一些落后偏远地区仍然存在，此种婚约严格继承了我国古代时候的买卖包办婚姻制度，显然与现代社会文明格格不入，与社会主义发展进程相违背，时至今日仍被法律明令禁止，所以此处不再过多阐述。
基本自愿型婚约，也称基本自主婚，是经他人介绍，本人同意而订立的婚约，但男方家庭仍然须给付女方一定数量的彩礼，作为订婚的前提。男女当事人虽然已有较大的婚约自主权，但婚约的订立并没有建立在双方相互了解、情投意合的感情基础之上，而更多的是以双方及双方家庭的外在客观条件为基础，这在很大 4 程度上沿袭了传统婚约的习俗。农村中绝大多数属于这种类型的婚约，农村中的订婚，虽然不再按“六礼”进行，但在订立婚约过程中仍能表现出“六礼”的一些痕迹。首先一般是由男方家长委托亲朋好友或者是民间的“介绍人”前往女方家中提亲，相当于“六礼”中的“纳采”。女方及女方家长同意后，男方便托介绍人或媒人到女方家中询问女方生辰八字，审查男女双方阴阳命相是否相合，相当于“六礼”中的“问名”。如果命相相合，就可以进入下一个步骤：议婚，既由介绍人或媒人从中联系，男女当事人及双方家长约定时间见面，男女当事人便可通过面对面的接触进行交流，进一步加深了解。经过了“议婚”阶段，男女双方如果都对对方比较满意的话，便可以正式订立婚约，不过依照习俗，订婚时男方大多需要前往女方家中送去一定的彩礼或聘礼以示喜庆和诚意，彩礼费用主要由男方父母承担，数额大小一般视男方家境而定，一般在同一地区数额相差不大，彩礼的形式也
基本相同，这相当于“六礼”中的“纳征”。所以，在这种订婚形式当中，男女当事人虽然已有较大的自主权，但在形式上仍很大程度的沿袭了传统聘娶婚的模式。
3.2 我国当前婚约现象中存在的问题
法律虽然不承认婚约的效力，但并不影响婚约在实际生活中存在，且还在实际生活中发挥着具体的作用，增加了缔结婚姻的确定性，从而使婚姻缔结进入实质性阶段，男女双方开始认真为婚姻的最终缔结做准备。但由于我国法律对婚约问题的态度不明确，所以在当前的婚约制度中仍存在不少问题。
（1）父母未经子女同意为子女订立婚约的现象仍然存在，既危害了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也妨碍了当事人的婚姻自由，父母不经过子女同意为子女订立婚约是中国古代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近代以来，子女在婚姻问题上的决定权随着人们婚姻观念的逐步变化而变化。但是，仍有不少父母不考虑子女的意见和情感，擅自决定子女的婚姻问题，尤其在农村，父母完全为子女包办婚姻的现象此起彼伏，法律不承认婚约的效力，对于这种父母擅自为子女订立的婚约，法律更不会予以认可。但法律不承认不代表社会习俗也不承认，相反，婚约是被社会习俗所认可的，而不管这种婚约是不是由本人亲自订立。所以，父母为子女订立的婚约，5 在习惯法中是有效力的，如果子女不明确表示反对，就是对此种婚约的默认，这样的婚约与其他婚约一样，同样会发展成婚姻，而当事人有可能陷入一个不幸的婚姻当中，还有可能带来悲剧；如果子女反抗，往往会引来双方家长的反对和社会习俗的谴责，从而给当事人带来极大的精神压力，即便最终婚约得以解除，当事人也经历了一番周折，付出了一定代价。另外，早婚是中国古代社会比较普遍的一个陋习，我们经常听到的所谓“娃娃亲”、“指腹为婚”、“襁褓婚”便是如此。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婚姻法都对法定婚龄作了较高规定，并明令禁止童养媳陋习。虽然我国现行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不允许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为未成年人订立婚约，但早婚现象作为中国历史传统习俗的遗留物，在当今社会依然存在，父母为未成年人订立婚约的行为一方面妨碍了子女的健康成长，另一方面，也干涉了子女的婚姻自由，因为未成年子女在心智上尚未成熟，还不懂得诸如感情、家庭、责任、婚姻等一系列复杂的社会情感概念。为他们订婚，不见得会带来很多好处。
（2）由于婚约问题的存在，会产生许多财产纠纷，如果处理不当，既可能损害有关当事人的财产权利，也对社会稳定构成一定的威胁。婚约一旦订立便意味着婚姻基本成立，一般情况下，没有特殊理由不会出现一方悔婚的情形。但总会有例外情况的发生，如订婚后一方提出新的要求而对方不能接受，男女双方进一步接触后一方本性暴露，一方失踪或死亡，第三方的涉入等原因都有可能导致婚约的解除，引起财产上的纠纷。这类财产纠纷大多包含两种情形，一是有关费用的分担、补偿问题，如一方在另一方家中吃住的费用、男女日常往来的费用、举办订婚宴席的费用、外出旅游的费用等；二是赠与物返还纠纷，现实中的大部分情况是婚约解除以后，赠与财物的一方往往要求另一方返还，而另一方则以各种借口予以推辞或拒绝。当今社会由于婚约而引起的财产纠纷越来越多，且财产的数量也越来越大，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在最新的婚姻法司法解释中对彩礼纠纷的解决作出了规定，但彩礼纠纷的解决基于婚约的有效性，否则，包办婚姻和父母为未成年人子女订立的婚约而引起的财产纠纷，也会按最高院司法解释的精神处理，这无疑是不行的。而且婚约只存在于传统与习惯当中，现代人又往往喜欢将传统的婚约于现代婚约相结合，使得婚约的有效性更难得到确定。正是由于婚约标准的不确定性，给法院审理因婚约问题引起的财产纠纷带来一定的难度，法官只能根据自己的理解来认定婚约，从而划定彩礼的范围，解决此类案件，则难免 6 会出现不同判决的情形。使得法律的威严被亵渎，司法活动也继而混乱。
（3）对婚约关系中弱势群体的保护存在空白。我国历史悠久，思想文化渊远流长，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城乡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特别是人们的某些思想、观念。在农村由于受各种传播媒介、途径的限制，人们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很大，与之相反的是，城市中新思想、新事物层出不穷，人们的思想更容易适应社会的发展。现代社会强调个人价值的实现，人们自我意识较高，婚姻注重的是个人感情，更重视婚姻的质量，追求幸福美满的婚姻。随着人口流动性的加大，很多农村青年纷纷选择到城市打工，新思想、新观念对他们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而农村青年结婚大多还遵循先订婚的习惯，他们缔结婚姻的目的和追求更多的是基于人的本能和人类的延续，对个人情感、婚姻质量要求并不是很高。所以，当一个农村青年与城市青年订立婚约后，他们俨然已经成为“准夫妻”，虽不是夫妻，却比一般的朋友、恋人的关系更紧密，这期间不可避免地会发生财产关系，也有可能会发生性关系，有的干脆直接生活到对方家庭中，成为另一方的家庭成员，承担一定的家庭义务、赡养老人，而这往往是以女方居多。虽然身处城市，但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如是一旦哪天解除婚约，这些妇女在再次选择配偶的问题上就会出现困难，尤其是因为双方不具有婚姻关系，得不到法律的有效保护，女方在婚约存续期间所尽的义务就得不到相应的补偿，这就为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打着婚约的愰子做违法乱纪的事情留下可乘之机。
通过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我国当前社会中的婚约习俗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由于我国有关婚约问题的法律规定极其缺乏，不仅无法有效解决婚约习俗中存在的问题，而且会让很多问题在进入司法领域之后带来更多新的问题。因此，在我国婚姻法上设立完整的婚约制度，是适应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也是完善我国法律体制的重要举措。有关婚约的损害赔偿问题
4.1 婚约损害赔偿性质
关于婚约发生的损害赔偿问题，严格说来，并不涉及彩礼是否返还问题，只涉及过失方自有财产因赔偿对方而发生财产流转问题。婚约财产返还问题所涉及 7 的是物权变动问题，而因婚约而发生的损害赔偿，是债的发生问题。这种损害赔偿不在彩礼返还范围之内，其财产因赔偿而发生的流转与彩礼返还而发生的流转乃是基于两种不同的法理依据。
关于此类损害赔偿的性质，各国立法大致有三种观点：一是侵权行为之债。二是契约不履行之债。三是直接基于法律的规定。损害赔偿究竟是合同损害抑或侵权损害，抑或直接基于法律的规定，不无疑问。合同损害抑或侵权损害的根本区别在于，合同涉及允诺的执行，侵权则涉及填补损害。合同的基本规则是，原告有权处于合同如果履行了的状态，而在侵权中，他应处于侵权行为没有发生时的状态。婚约损害赔偿究竟是合同损害赔偿抑或侵权损害赔偿，不无问题。违反婚约之责任建立在婚约不履行之法理上，造成滥用诉权之恶果。
婚约有无效、可撤销、解除等几种情形。婚约无效不涉及损害赔偿问题，婚约可撤销可涉及损害赔偿，婚约解除又分为单方解除和合意解除，单方解除又分为无正当理由解除和有正当理由解除两种情况。婚约解除都可能涉及到婚约损害赔偿问题。
4.2 婚约损害赔偿机制
至于婚约中损害赔偿机制，视不同情况而异。本文认为对婚约损害赔偿机制的整体构架就是，对婚约可撤销情形及无正当理由解除婚约或不履行婚约，或自己的故意或重大过失构成重大理由而致使对方解除婚约的行为可沿用流传已久且与习俗相容的聘礼定金罚则作为替代方案加以处理。适用聘礼定金罚则不足以弥补所受损害的则补偿与信赖利益的差额部分。对了骗取钱财、玩弄异性或其它不正当目的订立婚约，或以婚约为借口诱使同居等侵权行为则分别视其情况按照侵权损害赔偿规定处理。上述情况都有可能会出现精神损害赔偿问题，如有严重精神损害事实，还应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如果是无正当理由解除婚约等情形发生，则是解除方的权利滥用行为。只要解除方不能确切说明解除婚约之动机就足以认定为滥用解除权。适用聘礼定金罚则，就是一个较好的替代性救济方案。婚约订立后男方违反婚约，而女方无过错的，女方不必返还聘礼；女方违反婚约，而男方无过错的，女方必须双倍返还聘礼。聘礼自不为婚约解除之损害赔偿标的，但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认为聘礼适用定 8 金罚则不是损害赔偿范围。为何有此聘礼定金罚则之适用，则可解释为在授受聘礼之始，当事人之间已经达成了如此默示之条款。这也为民间习俗与传统习惯所认可。
4.3 约损害赔偿范围
依据一般财产法上损害赔偿之范围来说，一般债权人可请求之损害赔偿范围包括所受损害与所失利益。前者又称积极损害，即实际遭受之损害，又称信赖利益。后者为期待利益，即预期契约之履行而所能获得之利益，又称为履行利益。“违约人，以为信赖利益之赔偿为已足。即赔偿相对人及其父母因信赖婚约所为之支出费用为已足。-----履行利益之赔偿，则无必要。”例如父母之预定礼服，预定酒席，新郎因新婚生活而租房，新妇于准备为妻的预想之下抛弃女教员之职务是。婚约中损害赔偿的范围，学者认为应解释“为限于所受损害”，“而不及于所失利益”。
所受损害应予赔偿。所受损害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个方面：纪念活动，如拍摄结婚照片；置办新婚生活用品的活动，如置办服装、首饰、日常生活用品等；筹备婚宴的活动，如散发请柬、签订聘请主持人合同、签订婚宴合同等。
还如因订婚而购置嫁妆、辞去职业、租赁房屋等，均可求偿。所失利益不予赔偿。例如将来结婚后可能取得之继承权、财产管理使用收益权、抚养费等期待利益等，均不能请求。此外，若因订婚而失去与其他方订婚或结婚的机会所应得之利益，非现实的损害，不能请求损害赔偿。
4.4 精神损害赔偿项目
对是否要负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只有少数国家有规定。在我国，对是否可以提出精神损害赔偿的问题，也是有很大争议的。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在婚约解除后，应不发生精神损害的问题。因为，婚约成立后，男女双方都可以自由解除，只要不违背善良风俗，损害对方利益，即使给对方造成了某种精神上的痛苦，也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如果法律允许精神损害赔偿，则有可能会间接的干涉婚约自由，从而给对方造成必须结婚的压力。还有认为，采用聘礼习惯，一切按照习惯行事，不张扬，可以避免女子受到第二次伤害。也就是说依据传统的聘礼习惯就可以把 9 一切安排妥帖，没必要再去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来招惹是非。
严格意义上的婚约解除所引起的精神损害赔偿，一般在于因为婚约的解除引起的名誉上的严重贬损、精神上的极度痛苦、人格上的极度贬低或者造成其它严重后果的，且名誉上的贬损、人格上的贬低与精神上的痛苦或其它严重后果必须与婚约的解除有相当之因果关系，且解除婚约的一方有重大过错。对于此点，应严格加以把握。至于台湾地区民法认为非财产上的损害，以被害人无过失为限。笔者对此不予苟同。比较双方之有责性，是否可适用过失相抵之原则，本文不去讨论。但如果被害方有轻微过失，或有责比例较低，但有严重的精神损害后果，单纯的以其有责性而否定其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于情于理不合。
结论
本文从辨析婚约与相关概念的区别的角度分析了婚约的性质，认为婚约就其本质上来说是一种亲属法上之契约说，兼具亲属法和债法的双重属性。分析了中国婚姻现象的现状，论述了有关婚约的损害赔偿问题，对精神损害赔偿也作了简要的介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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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第五篇：冯晓光事迹材料
呕心化春雨
倾情撑蓝天
——冯晓光老师先进事迹材料
我们见过课堂上一双双期待新知的俊眼，也见过课堂上一张张获取新知的笑脸，却很少见到惜别老师的泪眼，更少见闻讯赶来欢迎老师的村民队伍。这眼泪，这队伍，都是为着他们心中最信赖的好老师——冯晓光老师。
冯晓光老师今年55岁，是灵璧县朝阳镇一名普通的小学教师，1979年退伍后就参加了教师队伍，一直在朝阳镇所辖的小学任教。30多年来，他怀着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在三尺讲台上演绎了呕心沥血、无私奉献的人生。学校成了他难以割舍的精神家园，学生成了他赖以生存的精神寄托，他用一颗对教育事业无比忠诚的爱心春雨般滋润着学生幼小的心田，用一份对家乡父老无比依恋的真情为孩子们撑起打造卓越未来的蓝天。他虽没有惊天的壮举，却用孜孜耕耘、默默奉献，赢得了领导的信任，同事的称赞，学生的爱戴，家长的信赖。
一、脚踏实地，做学校的好教师
冯晓光老师自参加工作以来一直担任语文教学及班主任工作，以“做一名好老师”为追求目标，始终以勤勤恳恳、踏踏实实的态度来工作。
在教学实践中,冯晓光老师深深地懂得：一个良好的教师必须具备高尚的思想品质、良好的素质修养，用自己的行为、思想、语言来影响学生、教育学生。他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项政治学习，认真贯彻落实上级主管部门的有关文件精神，服从领导安排，维护学校领导的权威，遵守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严守工作纪律，始终以一个优秀教师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工作中团结同志，以大局为重，从不因个人的一点小事而影响工作。
冯晓光深知育人先正己的道理,懂得教师必须以身作则，时时做到教书育人、言传身教、为人师表,以自己的人格、行为去感染学生。
冯晓光老师利用课余时间自觉认真学习新课程新理念，不断提升自身的业务水平和教学能力。同时：他能够做到学以致用，积极探索，大胆改革，推动崔巷小学新课程改革的进程。他作为学校教导主任和骨干教师，一方面引导大家学习新课标，另一方面举行语文观摩研讨课，和大家共同座谈评议，交流经验，取长补短，共同进步，使学校的校本培训和新课改呈现蓬勃发展的良好局面。
冯晓光老师在校内经常举行专题讲座、座谈会、集体备课，鼓励其他老师上公开课、评议课，与大家一起学习共同进步。在校外，他多次代表所在的小学参加县镇举行的课堂教学大奖赛，均获一二等奖的优异成绩。
冯晓光老师是学校语文学科的科研带头人，一直致力于作文教学的改革与探索，他撰写的论文多次获奖（发表），如《小学教师专业成长的现状及对策》在国家级刊物《教学交流》论文评选中荣获一等奖，《挑剔的表姐》被中国教育学会小学语文教学研究会评为三等奖，《激发情趣，发展学生作文个性》、《在乐趣中通过识字关》在县教研室举办的论文评选中分获一二等奖，《激发情感，深化主题》在安徽《教育论坛》上发表。不仅如此，他积极倡导学生深入实际生活，留心观察，写日记，随时记录令自己感动的人、事、物,激发起学生写作的欲望，学生热爱写作积极性大幅提高，并鼓励学生投稿，参加省市县举行的征文大赛。经过他的悉心指导，不少学生在征文比赛中获奖。如戚春艳的《回来，我不要你这顶帽子》获省级二等奖，赵经纬的《红色之旅》获省级三等奖，《迎奥运，促和谐》获市级三等奖。
二、倾注真情，做学生的好导师。
农村学生，家里的经济条件比较差，家长对孩子的关心又不够，许多孩子往往会因此辍学。多年来，在教育教学工作中，冯老师把关心爱护学生当作天职。学习上严格要求，生活上细心照料，确保孩子们都能够顺利读完小学。在他的工作中，领学生打针买药，雨天为道远的学生买方便面，是常有的事儿。带2005届毕业班的时候，班里有个学生叫崔尚辉，父母离异，父亲因经常赶集上店中午不归，他就赖着回家吃剩饭，细心的冯老师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常拉着他一起吃饭，崔尚辉说总去老师那里吃饭不好意思。他开玩笑的说：“陪我吃饭，我还多了一个孩子呢。”他的真诚赢得了崔尚辉的信赖。崔尚辉去灵璧一中读书以后，多次给他写信，节假日回来，崔尚辉的影子常在冯老师的身旁，同事们开玩笑地说：“崔尚辉真把你当成爸爸了。”
“我爱我所教过的每一个学生”。他的确是这么做的。特别是对“学困生”，他会给与更多的爱。用真情启迪智慧，促其转化。2006年，他刚接一个新班，就发现一个叫崔蜜的女生衣不适体，情绪低落，学不安心，更不合群，经常迟到早退，学习成绩很差。冯老师多次找她谈话，问她需要什么帮助，可她总是闭口不语。第一单元检测她得了不到60分，第二天竟旷课。冯老师意识到她有辍学的可能，抽时间去了她家，弄清了情况。原来她有一个五口之家，年老的祖父，去年得了脑血栓，落下了后遗症，生活不能自理，父亲给人装卸货物，挣钱补贴家用，母亲在家种地，姐弟俩上学，家境不好，就在快开学时，能挣点钱的父亲因车祸住进了医院，母亲自然要去照顾。冯老师温和地同她谈生活，谈学习，谈人生，使她重返校园，接着又在班里开了爱心主题班会，向大家公布了崔蜜的近况，倡议大家援手，身为班主任的他第一个捐出了五十元，全班同学纷纷解囊，或一元或一角，凑足了崔蜜的上学费用，还为她买了一些生活必需品，解决了崔蜜家的暂时之需，崔蜜母亲竟被感动得泪水涟涟。冯老师抓住这一教育契机，又动员学生们组织了帮扶小组，对有实际困难的同学，或助残、或助学，各尽所能、乐于奉献。冯老师不但注重抓“需要点”以感化促转化，偏爱于困，对其立足于争，着眼于放，着手于拉，用博大的爱心感动着身边的每一个学生。
三、转变角色，做家长的好朋友。
长期的教学实践，使冯晓光老师明白学生的健康成长，单凭老师的努力是不够的，学校、社会、家长的合力是学生成才的三大支柱，他是这个合力的轴心。冯老师熟人多，他常走出校门，走向社会，出入于学校辐射的家家户户；一场场家长会，一次次入户家访，一本本家访日记让他的根深扎在百姓的心中，校园内冯老师的电话多，那是因为他的手机号是公开的，来电有远在外地的民工，有置身于田中的村民，他们有的告急，有的求助，有的提建议，有的要求着什么„„ 冯老师在与家长们朋友般的交往中吸取了来自不同层面上的经验教训，收集了来自方方面面的建议和要求，丰富了他的教学思想，拓宽了他的教学思路，他把这些来源于社会家长的信息融入于教育教学，提高了工作效率，扩大了教育成果，使学生时时求上进，天天有进步，也让一个个新的教育理念流入大众之心。一位老人动情地说“‘棍头出孝子’这话难说，我那个犟孙子被他爹打多少回也改不了调皮，冯老师教我夸他倒改好了，‘好孩子是夸出来的’这话真灵！”还有一位大娘这样称赞他：“这老师真有心，他教俺治孙子睡懒觉的法真管劲，这才几天，俺孙子就像变了一个人，大清早俺不喊他也知道起了，看来习惯真能养成。”转变角色，做家长的好朋友，使冯老师成了百姓喜欢的人。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在教苑这块沃土上，冯晓光老师付出了辛勤的汗水，收获的是累累硕果，他所带的班级成绩在全镇多次质量测查中，学生的成绩名列榜首。他的工作也得到领导、教师和家长的认可，他连续被镇评为优秀教师、先进个人和优秀班主任，在考核中多次被评定为优秀。在今后的教育教学工作中，冯晓光老师将更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工作，为美好的明天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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