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闭民间举报不利于“公民社会”的形成

第一篇：关闭民间举报不利于“公民社会”的形成

因为涉嫌违反《刑事诉讼法》，沈阳首个民间举报网站———“中国举报网”被关闭了。从创建到关闭，这个网站的“寿命”总共1个月零7天。（《华商晨报》 2004年09月06日）

辽宁省通信管理局下发的《通信网络断开接入决定书》写道：经沈阳市公安局检查认定，你开设的“中国举报网”涉及的以电子邮件形式，接受群众举报信息并转交有关职能部门，违反了《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规定，个人无权受理公民举报和对举报内容进行核实，属违法行为。根据辽宁省通信管理局《断开违规使用和经营通信网络接入管理办法》第三条五款之规定，决定从2004年8月27日起，断开对你单位的通信网络接入服务。

笔者查阅了《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的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有权利也有义务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报案或者举报。从该规定来看，单位和个人有权利和义务向司法机关报案或者举报犯罪，但并没有禁止单位和个人向其他个人举报犯罪，按照“公民权利法无禁止即自由”的法理，怎么也推导不出“个人无权受理公民举报和对举报内容进行核实”及开设举报网站属违法行为的结论。因此，只要不从事传播黄、赌、毒及危害国家安全、侵犯他人名誉等违法犯罪活动，任何公民个人和单位都可以开设民间举报网站。当然，民间举报网站在从事监督过程中可能涉及到对公民名誉权的侵犯，但这不是取缔其的理由，因为如果网站涉嫌侵权，完全可以通过法律的途径来解决。

相反，关闭举报网站涉嫌对公民言论自由和监督权利的侵犯。《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的自由，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因而，公民在向国家机关举报犯罪的同时，向其他公民和媒体举报犯罪以寻求援助，其他公民有权接受这种举报进行核实，都是公民行使正当权利的体现，关闭举报网站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剥夺的公民言论自由和监督权利。而且，如果按照辽宁省通信管理局的逻辑，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和进行了舆论监督的各大媒体全部最好关门了事，见义勇为者也趁早回家，因为他们不是国家司法机关，而他们监督和与犯罪斗争的前提大多是要有公民的举报和求助及进行核实，而这是“属违法行为”，多可怕的一顶帽子！

开设民间举报网站非但不违法，而且还更有利于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和实现对权力的监督。我们看到，近些年来，民间举报网站借助网络的力量，在反腐败斗争中起到了国家机关和传统媒体不可代替的作用，受到民众的广泛欢迎。民间举报网站为涌现更多负责任的公民，培育监督政府和在更大程度上自立、自主、自我管理的“公民社会”开辟了广阔的空间和渠道。中国舆论监督网对山东省济宁市副市长李信的腐败行为的揭露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正是该网站的揭露，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高度，李信才得以被及时查处。

因而，用对《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规定来解释关闭民间举报网站的理由是掌握权力的部门的一种权力话语霸权和“强盗逻辑”，其本质是惧怕公民权利意识的崛起和贪恋权力对社会控制的无所不能，其结果必然会打压正在形成的“公民社会”。笔者建议，“中国举报网”的创办人应当依照法律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争取自身的合法权利。

通联：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邮编：３４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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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关于社会公民的公德意识

在现代社会里，国际间的激烈竞争都是以经济实力作为后盾，所以各国都把发展经济放在首要地位。随着社会的物质财富增多，人们越来越重视休闲娱乐生活。与此同时，由于信息量的增大，人们之间的各种交流活动愈来愈频繁。这样，不仅公共场所的种类和数量不断增加，而且人们在公共场所接触的机会也增多了，这就要求人们必须树立良好的公德意识。

所谓公德意识，就是要有在公共场所里履行和遵守这些约定俗成的思想、观念和自觉性。公德意识的有无或强弱，是一个人综合素质的具体体现，它代表一个人的修养水平和文明程度。对一个民族或国家来说，公民的公德意识如何，直接与该民族或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发达程度息息相关，因此，公德意识是民族和国家的形象。据日本某公司的董事长说，曾经在日本进行过两次调查，一次是调查没有去过中国的人，问他们想不想到中国去旅游？几乎是100％的人说愿意去中国；一次是调查到过中国的人，问他们还想不想再次到中国去？ 80％的人都不愿再到中国去。当问其原因何在时，这些人一致的看法是，公共场所很脏，服务态度不好，饮食不讲卫生，到处是噪音，使人心烦。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脏乱差。有一次，某学校组织到公园去旅游，到湖中去划船，本来水面上是干干净净的，可是有的人把喝过饮料的废瓶就直接往水里丢。有些人的文化程度很高，甚至还曾是领导，年龄也老大不小的了，却做出了这种缺乏公德意识的举动。某大学有位女同学，她可能患有鼻炎，在教室里上自习时，经常可以听到嘶啦一声扯下一张纸，然后哧的一声擤鼻涕，再叭的一声把纸扔在地下。既不卫生，也不讲公德，是一种很不好的习惯。现在我们经常看到的现象是，公共厕所臭气熏天，原因在于上完厕所不冲水，形成恶性循环。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管理问题，现在咱们的管理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尤其是公共设施的管理很不完善。就公共厕所来说，不是没有水，就是龙头坏了，要不下水道不通，污水满地流，无处下脚，要不上层楼的臭水往下淋。此外，随地吐痰，到处擤鼻涕，随便扔废弃物等一些很不良的生活习惯，既不文明，又不卫生，更严重的是传播疾病，影响人们的健康，危害自己也危害他人。多年来，尤其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天天搞夺权，搞阶级斗争，一些口头革命派，善于投机钻营的人得势，严重破坏了社会的正常公共道德和正常社会秩序，放弃了最基础和最基本的教育，使几代遭受到很大损失。这些教训是十分沉痛的。所以加强社会公德建设是推动社会整体文明程度的提高作为公民道德建设的着力点.社会公德是公民在社会交往与社会生活中应该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这种准则是可以加以普遍化的，并且是所有公民都能够做到的，它有更明显的公共性，维护的是社会的共同利益和全体公民的整体利益，它涵盖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广泛性、现实性和可操作性。随着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人们的生活领域不断扩大，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相互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日益频繁。因此，文明的行为方式、良好的公德意识不仅仅是个人优良素质的一种体现，而且对维护公共利益、公共秩序，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保持社会的健康与稳定都有着重要的意义。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精神文明建设的不断加强以及社会整体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广大公民的道德修养也有了很大的进步，遵纪守法、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尊老爱幼、保护环境已蔚然成风，但一些与社会整体文明进步趋势背道而驰的丑恶现象也大量存在着，自私自利、冷漠歧视、破坏公物、破坏公共秩序等有损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的行为，乱砍滥伐、偷捕偷猎等破坏自然环境的行为都对社会公德建设以及社会整体的道德建设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为此加强社会公德建设，提高社会整体的公德意识和公德水平十分重要。社会公德在公民道德建设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是公民的个人修养，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对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等方面的建设都有着引领的作用，一个好公民是一个好的职工和好家庭成员的前提，同时社会公德也是敬业精神、奉献精神、牺牲精神等更高道德境界的基础，因此社会公德是公民道德的重要内容，每一个公民都应当把遵守社会公德作为加强个人修养、完善自身人格的基本功来付诸实践，使社会公德意识深入人心，从而为全面提高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奠定坚实的基础。只要每一个公民都自觉做到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我们民族的道德水平就会有一个大的提高，我们社会的文明程度就会有一个大的飞跃。

第三篇：毛泽东思想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

尊敬的党支部：

任何科学理论都不可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的产生不是偶然的，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又经过中国社会发展的检验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过程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这是一个艰巨的历史性任务。

第一，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迫切需要先进的理论来揭示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指导中国革命向前发展，为毛泽东思想的产生提供了历史条件

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和中国革命的特殊性，是毛泽东思想产生的社会条件。从1840年开始的中国革命需要理论的指导，先后出现过地主阶级改革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洪秀全的农民小资产阶级绝对平均主义的农业空想社会主义、康梁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以及五四时期形形色色的“主义”，但是，这些“主义”都不能揭示中国革命的特点、规律，形成不了完整的体系和反帝反封建的纲领，不能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需要继续寻找新的科学的指导思想来解决在中国这种特殊国情里发生的特殊革命所遇到的特殊困难，依据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正确判断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和社会各阶级状况，科学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制定适合中国情况的路线、方针，解决这些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给予现成答案的特殊问题。毛泽东思想也就在这种社会条件下应运而生。

第二，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毛泽东思想产生的根本前提

马克思主义诞生于19世纪40年代的欧洲，是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十分严整而彻底的世界观，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理论，是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体现。19世纪末20世纪初，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同俄国世纪相结合，创立了列宁主义。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运用和发展。

马克思列宁主义从它诞生的那时起，就以其严整的科学性和震撼人心的逻辑力量，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战斗力。当然，理论的科学性和逻辑力量是它征服人心的内在力量。但是，人们不会因此而自然而然的接受它。马克思主义在一个国家能够得到广泛传播，首先在于这个国家具备了接受它的政治经济条件。20世纪一二十年代的中国，已经有了一定程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因而有了一定程度发展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时又有相互勾结的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世界上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最为尖锐的国家之一。这是马克思主义被广泛接受的重要原因。

近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中国社会面临的两大任务，是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富裕。为了争取民族的独立解放，农民阶级借用了西方的宗教思想，资产阶级也先后使用了改良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思想。但这些思想武器并不能改变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社会矛盾的日益尖锐与民族危亡的日益深重，呼唤着先进的新的思想武器的诞生，以完成民族独立解放的重大历史使命。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来到了中国。

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这一胜利标志着世界开始进入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中国的革命也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成了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的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成了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的土壤和源泉。毛泽东思想正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特定的历史环境里诞生的。

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虽然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但其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为了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革命。这一革命既属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范畴，却又不同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因为属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范畴，这就决定了中国的革命必须以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因为不是无产阶级革命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这就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产生适合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指导。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毛泽东思想正是在这一革命的具体要求下应运而生的。

毛泽东思想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又不完全等同于指导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而是符合中国国情特点、适应中国革命需要、指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马克思主义。一句话，是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

第三，中国工人阶级这一新的社会生产力的增长和工人运动的发展，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物质基础

近代中国新的社会生产力主要指近代工业和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工人阶级。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中华民族工业有了初步发展，中国工人阶级队伍在不断壮大。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英、俄、德、法等帝国主义国家忙于在欧洲战场上厮杀，无暇东顾，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中华民族工业在此期间有了较快的发展;加上美、日等国加紧在中国开办企业，因而这期间中国工人阶级队伍迅速发展壮大起来。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中国工人阶级有200万人，并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并成为运动后期的主力军。从此，中国工人阶级成为中国革命的基本动力和领导阶级。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到1921年有261万人，另有各种手工业工人1000万人，一方面迫切需要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科学思想做指导，另一方面也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及其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提供了物质基础和阶级基础。

第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

伟大的中国革命斗争是毛泽东思想产生和发展的实践依据。

中国革命的实践，是毛泽东思想赖以形成和发展的沃土。革命实践需要革命理论的指导，而革命理论又必须经受革命实践的检验。

(1)革命实践迫切需要革命理论的指导

中国共产党要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责任，就必须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动力、前途、形式、道路等基本问题做出科学的回答。正是革命实践的迫切需要，推动和促进了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2)革命理论必须经受革命实践的检验

革命的理论只有经过革命实践的反复检验，才能证明其正确性和科学性，才能真正用来指导中国革命。毛泽东思想正是经过中国革命的反复检验，才成为中国革命指导思想的，如：经历了反对党内三“左”、三右斗争考验，与蒋介石国民党疯狂屠杀围剿考验，反对美日等帝国主义考验、中国革命胜利与挫折考验等!

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和前提，革命实践是革命理论的源泉。毛泽东思想作为一种正确的革命理论，同样也是从实践中来的，是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来的，毛泽东思想的创立者毛泽东和党的其他领导人，他们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又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就是他们在领导中国革命的长期实践中，总结了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才形成了中国革命的科学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离开党领导人民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毛泽东思想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第五，中国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文化条件

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近现代的政治文化。

1、毛泽东等人接受的传统文化教育和熏陶，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融合，促进了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最基本的文化条件。仅《毛选》1—4卷中使用中国成语典故应有上百条。

2、毛泽东等人继承和发展了中国文化的优秀成果，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融合，使毛泽东思想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民族风格。

⑴引用成语、典故或历史事件，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容。如“实事求是”“愚公移山”、“曹刿论战”等。

⑵借用中国古代的多种文体，赋予其全新的内容。如诗词格式、曲牌、四言文、三言文、对联等。

⑶对古代政治思想、军事思想、哲学等继承和发展。继承了国家和民族利益至上的传统，将其发展成为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思想;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吸收中国历史文化中“民本”思想，发展为无产阶级的民主思想的群众路线;继承了中国历史上人定胜天、自强不息、艰苦奋斗、英勇抗争传统，提出独立自主思想;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批判总结了中国古代战争的规律，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和人民军队的战略战术原则。将“实事求是”由古代的治史方法发展成为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

3、批判地吸收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的精华及其反帝爱国民主主义思想、建立统一战线和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思想、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政治主张。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反复引用介绍孙中山的上述主张。在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率先将 “三七五减租”付诸实施。建国前后，毛泽东等人依据孙中山的“节制资本”思想，提出对官僚资本主义实行没收;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最后胜利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第六，十月革命后世界局势的变动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时代条件和国际环境

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十月革命爆发，在十月革命的影响和推动下，欧洲许多国家接连爆发了无产阶级革命，东方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也蓬勃发展起来。由于俄国与中国为邻，且中、俄国情有许多相似之处，因而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的影响更为巨大和深刻。中国的先进分子从中认识到世界历史潮流的变化，得出了“走俄国人的路”的历史结论。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努力运用它来指导中国革命运动，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因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形成适合于中国情况的科学指导思想，就成为时代的基本要求。毛泽东思想，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产生和形成的。

汇报人：xiexiebang

二〇一四年六月十三日

第四篇：改革开放30周年 深圳 通往公民社会

改革开放30周年 深圳 通往公民社会

通往公民社会

包丽敏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是28年前从深圳响遍全国的口号。

“公民社会，共同成长。”这是深圳政府如今在城市里打出的宣传标语。

建设公民社会，某种意义上在深圳已经成为共识。这里许多民间观察人士认为，随着经济发展，这里已经率先从内部滋生出一种力量，一种推动它迈向公民社会的力量。而深圳官方，也适时地有所呼应。市长许宗衡2006年即在多个公开场合提出深圳正向公民社会转型；今年，深圳更是将“公民社会”写入市政府工作报告。

有人说，“深圳这个地方首先生长观念，其次才生长高楼大厦。”这里诞生、培育和输出了诸多观念，也许这一次，有一个观念就叫做“公民社会”。

一个人可以怎样参与他所在城市的公共事务？不同城市的人也许会给出不同的答案。但深圳人的答案往往能拓展你的想象。

比如，这个城市里有一个资产管理公司的CEO，和他手下两名财务分析人员，怀着某种“天真”的理想，试图去了解“政府花钱的秘密”，接连向十几个地方政府和十几个中央部委发去申请，想查看预算案。

这个在许多人看来不可能实现的举动，竟然在今年5月得到了历史性的回应：深圳市财政局的工作人员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将那本粉色封面、厚约300页的《深圳市本级2008年部门预算（草案）》从资料室调出，摆在这3个“不务正业”、好管闲事的普通公民面前。

三人用数码相机将这本16开的大书从头狂拍到尾，回去做出一份有趣的评读报告，不仅对他们所在城市的政府预算评头论足，指出其中种种不足，还把它公布到他们的网站上广而告之。

“至少从我们了解到的情况看，深圳市是全国第一个向公众公开本级部门预算的城市，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首次。”这三位自称“公共预算观察志愿者”的人士说。

上个月，北京一位读者从报纸上读到这个故事时，忍不住惊呼：“原来还可以这样！”

这就是深圳。如果你曾经了解到，这座城市里有过一个叫李红光的中年女子，自掏腰包1万多元，在当地报纸上刊登广告，寻找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来“推销”她收集的12条有关公共事务的建议；如果你曾经听说过，有位叫林敬成的年近六旬的市民，连续10多年里写信给市长，提出自己琢磨出来的治理深圳河污染的方案；如果你还听说，几年前深港之间讨论两地边境河套地区开发时，这个看起来跟普通市民关系不大的话题，不仅吸引了一位巴士司机的关注，他还就此写出一本书来；或者你很可能已经知道，还有一个卖高尔夫用品、名叫邹涛的商人，先是发起“万人不买房”运动，号召市民持币待购，对抗炒家，后又发起万人团购运动集体侃价买房的事情，那么，也许你就不会再对深圳人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和方式感到惊讶。

“在深圳，关注这个城市发展的人太多了。”一位叫呙中校的知名深圳观察人士说。

就在几年前他还觉得深圳人每天忙忙碌碌就只为挣钱，但现在他发现，这个城市“主体公民早已经跳出了最初对物质追求的时代”，开始自觉关注城市公共事务。一个“新深圳人”群体正在出现，一种新的社会价值观正在形成，而某种程度上，这将“是一个城市迈入公民社会的征兆”。

“深圳主义者”

呙中校就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员。这位曾经的证券咨询公司分析员，在2002年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要继续留在当时颇显冷清的深圳证券业发展，甚至还要不要留在深圳。他决定用实证来解决这个有关个人前途的困惑。他本打算写一篇理论性文章来分析一下深圳的金融证券业发展，结果最后写出来的却是一篇洋洋万言探讨这座城市命运与走向的雄文：《深圳，你被谁抛弃？》

这篇署名“我为伊狂”的网文在这座城市里引发了一场如火如荼的关于深圳未来的讨论。经由当地一家媒体牵线，这位小分析员在2003年初跟时任深圳市市长于幼军进行了一场面对面的“平等”对话。

这种主旨宏大看似与个人切身利益不大相关的严肃讨论，在深圳这个城市绝不曲高和寡。也因为这篇网文，呙中校结识了同道，一群“深圳主义者”。

这些人聚集在一家叫因特虎的BBS上网议深圳，这里几乎搜罗了所有关于深圳的资料和讯息，探讨有关深圳各行各业发展的话题。

从2004年底开始，连续4年里，因特虎集合虎友们网上网下的议论，每年推出一本“深圳报告”。从此深圳有了两个版本的城市蓝皮书，一个由官方智囊深圳社科院出版，另一个便是这份因特虎系列报告。深圳也因此成了中国内地唯一一个诞生出民间版蓝皮书的城市。

报告纵横捭阖地探讨深圳的区域定位和发展战略，也探讨这个城市发展中遇到的种种问题，诸如城市化、治安困境、人口问题、建立公共财政体制等等。这样的报告一经面世，竟然畅销深圳各大书店，一度还登上了深圳书市排行榜。

随后，从2005年开始，因特虎每到深圳“两会”前，就召开“深圳圆桌”会议，召集官方和民间学者，对政府施政进行点评，提出建言。

有人戏称，因特虎的这些活跃分子们，“操心”的是深圳市委书记和市长操心的问题。但因特虎的创始人老亨则说，“关心深圳，其实更多是从关心个人命运开始”。

这个湖南人1997年来深圳发展时，一些深圳人已经开始迷惘，要留在深圳，还是去别的城市寻找机会。为了跟老家的女友说清楚到底深圳是什么样，这位硕士研究生开始研究这个城市，收集一切关于深圳的资料。而更重要的原因是，他要给自己一个解释：“我的选择对不对？这个城市将会往哪个方向走？它还会有什么样的机会？我把自己的一辈子放在这里是不是值得？”

2001年当他掏出两万元钱创建因特虎网站时，只不过想把它办成网上文摘，一股脑儿地把自己此前收集的有关深圳的资料都贴上去。他那时相信，一定有很多人跟他有一样的困惑。

果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聚集到这个BBS，从最开始仅仅提供资讯的文摘，到虎友之间互相碰撞生产出的观点和创意，直至上升到某种学理性的探讨，一个“发酵”的过程产生了。现在，因特虎给自身的定位是：要做立足深圳的民间智库。

眼下，这个严格进行会员筛选的网站已有注册会员8000多人，绝大多数都有高等学历。“是一个对这个城市的未来说不清看不明，又有时间和精力，需要对社会事务发表自己意见的群体。”老亨说，“深圳虽然没有供西赛罗演讲的广场，但网络就是广场。键盘啪啪地敲，就像是西赛罗在海边用小石子练舌头一样。”

在一位叫周晔的研究者看来，这群活跃的网上议政者，“已明显具有了一定的内在社会责任感和自主参政、自觉参政意识，体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公民意识的觉醒。由他们开辟出来的议政渠道也体现了一定的„批判功能的公共领域‟的特征，表现出一种向成熟公民社会靠拢的趋势。”

老亨则把他们叫做“知识市民”。这些人大多受过良好教育，各自拥有知识专长，在这块拥有中国最发达市场经济的土地上，他们经济独立，更少行政束缚，某种意义上也更能“思想独立”。

“不错，是知识市民，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这位剃着小平头的“深圳主义者”说。他们大多已经不同于这个城市早期流水线上的打工仔和打工妹，并非想赚一票就回老家，而是要在这座城市安家扎根，因而关注这个城市何去何从。他们“有表达能力，乃至有研究能力”，但更多的，“不是为别人献策，而是为自己谋出路”。

“基于捍卫私产而产生的民主诉求”

富裕的深圳显然不仅仅只有财富。从1980年划为特区开始，伴随着近30％的年均经济增长速度，一个新的阶层在崛起。

“这里正在形成的最强大的力量，很可能是悄然扩大的中产阶层。”美国《纽约时报》2006年底的一篇报道中这样写道，“这儿（中产阶层）的密度可能比中国任何其他地方都要高。”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当中国其它城市的人们还住着单位分配的房子时，这里已经林立起商品房小区，在全国第一个引进了“物业”的概念，也最早出现了“业主”群体。1991年，这里出现了全国第一个业主委员会。许多深圳人将多年的积蓄转化为房产，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个城市会率先出现风起云涌的“保卫私产”行动。

一位叫邹家健的业主，从1998年买下一处房产后，便因为小区电梯等种种问题与开发商交涉，从向政府部门写投诉信到干脆自办业主维权网站，再到高票当选所在小区的第一届业主委员会主任，还在2001年开全国先河，带领业主们自主投票表决，按程序一举炒掉了开发商指定的物业管理公司，使得“谁开发谁管理”的行业规划不得不宣告破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两年后《物业管理条例》的出台。

当一个叫凯丽花园的小区居民发现，由于属于集资建房，按当时规定，他们的房产土地使用权只有30年时，他们迅速自发组织起来，推选出一位叫吴海宁的业委会主任。这位主任在1998年到2001年的3年间前后组织业主委员会召开了数十次工作会议，屡次奔走，最终促使有关部门修改政策，为这些业主们补办了70年期限的房产证，随后，深圳开始大面积解决历史遗留的集资房房产证问题。

一条旨在解决交通拥堵的快速路，原本在规划中要穿过一个叫丰泽湖山庄的住宅小区，结果导致数百名业主为此集体上诉、抗争，最后，政府作出让步，将该快速路丰泽湖段改为下沉式设计，为此增加经费1亿多元。

类似的事件层出不穷，“业主维权”在深圳成为潮流。有两个深圳人2004年出了一本《业主维权手册》，全国发行，据说被称为“业主维权第一书”。

“市场经济给予我合法的财产，我决不屈服。”邹家健曾对一位采访他的记者说。有意思的是，这位维权活跃分子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更进一步的诉求。2003年深圳市进行区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时，他制作了一份简单的竞选海报，张贴出去，上面写着——请在人大代表选举中，“另选他人”一栏里请直选：邹家健。

“如果我是人大代表，就可以直接通过提交议案的方式反映业主的呼声。”他对媒体解释他的动机。

那一年的换届选举中，类似邹家健这样的业主维权活跃分子，有数位自荐参选区人大代表，其中包括吴海宁。

有评论者称，“这就是基于捍卫私产而产生的民主诉求”。

“民主自觉”

事实上，2003年的换届选举，深圳攫取了全国的目光。据不完全统计，包括这几位维权活跃分子在内，这个城市那一年共有12名“自荐候选人”参与竞选。尽管最终只有2人当选，但并不妨碍有媒体将其称为“深圳竞选风云”。

而罗湖区一位48岁的高级会计师肖幼美更是贴出了深圳人大代表选举史上第一张竞选海报，轰动一时。

据说，选举结束后，很快就有全国人大相关官员专门赴深圳调研这里出现的“选举新现象”。

这就是深圳。一位观察者称，这块被市场经济滋养多年的土地，较早地涌动起一股“民主自觉”。

深圳一位非常知名的现任市人大代表杨剑昌，据报道从1995年起，每年市人大开会，他就作为旁听的市民代表，连续5年都第一个赶到市人大会堂报名旁听，直到2000年自己正式当选为市人大代表为止。当上人大代表后，他每年都提出许多提议案和建议案，比如2008年“两会”，他一下提出至少40个建议，被媒体称为深圳的“议案大王”。

从2005年开始，杨剑昌开设了全国第一个人大代表个人接访室，把每月第一周和最后一周的周三设为固定的接访日。据说找他反映问题的市民常常爆满，有时还要排队。

很难想象，在深圳最受欢迎的个人博主，不是明星，而恐怕要算一位叫杨一平的市政协委员。从2006年3月与几位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一起开博以来，至今在深圳主要网站之一的深圳新闻网上，杨一平的博客以近50万的点击量名列第一。

“这主要是因为我讲出了心里话，说的都是百姓最关心、最实际的民生问题。”这位律师这样解释他受欢迎的原因，“千万不要说官话、假话、空话、套话，那样的博客没人看。”

去年深圳市“两会”召开前，杨一平将他呼吁公交降价的提案贴到他的博客上，并在此后的时间里就这一议题发表了数篇博文，结果从网上到传统媒体掀起了一股讨论公交降价的热潮，用一位知情者的话说，“他俨然成了网上领袖，真是一呼百应”。有媒体描述他去参加由市政协组织的向政府各部门问政的活动：他“刚出现在市政协大堂，就被记者团团围住”。

在这股舆论热潮的推动下，政府对公交收费标准进行了调整。而这位政协委员自己则宣称，“我不愿意做一个花瓶和摆设，也不愿意做一名碌碌无为的看客。”

今年，他在博客上又贴出了关于推进代课教师同工同酬的提案，至今在深圳新闻网的博文点击量总排行榜上仍雄踞第一。

“公民社会”写进政府工作报告

有意味的是，在深圳，杨一平这样的行为竟还能在某种程度上得到来自官方的认可。一位政府官员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承认，“他跟政府较的劲儿，挺让人钦佩的。”深圳当地半官方性质的网络媒体协会，不仅授予他“最佳博文奖”，还让他在颁奖会上代表获奖者。而坊间有传闻，据说这位政协委员可是曾经公开拍着桌子批评过市长的。

这就是深圳。“我们原来习惯在万岁声中执政，现在要习惯在骂声中执政。”深圳市一位领导这样表示。

民间观察人士呙中校认为，“新深圳人”这个群体的出现可能会给政府提出一个崭新的课题，面对民间自下而上涌现出的这股新改革诉求，如果深圳政府能够响应和驾驭这一推动力，“深圳就有可能为中国探索出一条建立公民社会的成功路径”。

事实上，有迹象表明，深圳市政府已经在这一方向上有所探索。

2006年，市长许宗衡就在不同场合多次引用“公民社会”这一概念，称深圳正由传统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型。他表示，“深圳地处改革开放的前沿，比内地一些省市更早进入社会转型期，人们的法治意识、生活方式、价值理念等都在转变”，而要实现向公民社会的转型，“最关键的是政府自身的转型。”

这种转型体现在政府的某些行事作风上。著名的民间议政网站因特虎曾获得市委宣传部颁发的“2005深圳市优秀网站二等奖”。深圳市有关主要领导曾在公开场合提到因特虎，认为它的存在对深圳是一件好事情。一位副市长甚至表示，自己也是一名虎友。

据因特虎创始人老亨透露，当以独立民间立场出版的第一本“因特虎深圳报告”面世后，政府各部门竟采购了大约3000本发下去。及至第四本报告，市政府干脆直接采用政府购买的方式，资助10万元。

据说每年政府报告出台前后，市政府都会组织咨询座谈会。因特虎的核心成员几乎总在邀请之列，不过，“我们要收出场费的。”老亨笑嘻嘻地说。

在深圳，200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在向人大提交审议之前，还特意向市民代表征求了意见。“政府工作报告要怎样做？市长要听老百姓的！”一家当地报纸在中写道。

市长许宗衡在3月21日这天，揣着一红一黑两支水笔和一支铅笔，还有一本厚厚的笔记本，与通过媒体征集来的17名市民代表团团围座，听取意见。后来，多位市民代表惊讶地发现，他们的有些意见竟然真被政府工作报告采用了。

此前，2006年和2007年，当地一家媒体都曾在深圳“两会”期间专门开辟“有话问市长”栏目，通过网络和电话、传真、短信平台收集市民提问，整理后交给市长们。据称8位市长也是“高度重视”，“亲自就市民关心的重点问题一一回应”。

尽管看起来，“公民社会”在深圳官方话语中也许还只是初步探索，但这一观念已然在这个城市落地。正像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王京生所言：“深圳这个地方首先生长观念，其次才生长高楼大厦。”

大概鲜有地方政府会像深圳市政府这样，将“公民社会”写入政府工作报告。2008年通过人大审议的深圳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公民社会”的，有两处。

自治样本

葛明是负责将“公民社会”落到实处的众多深圳官员中的一个。

这位市民政局的副局长相信，“改革是深圳的根，是深圳的魂。在经济体制上是这样，在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上也是这样。”在由他负责的社会组织管理这一块，他所说的创新，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松手”，即让社会组织自主成长，发挥自治功能。

他目前的职责之一，便是“要像孵化高新技术产业一样来孵化社会组织”。今年11月初,这位副局长接受采访时表示，深圳政府将为社会组织最大可能地“让渡出空间”，培育社会自治能力。

“只有弄好社会组织，公民社会的形成才会有坚实的基础。”这位瘦削的官员强调。

政府“松手”的重要成果之一是，目前这个城市近200家行业协会商会都已经完成了民间化改革。原本在协会里兼职的政府各部门副职都统统退出，政府与这些组织确立起“新型关系”，即“双方都是各司其职的法人，是平等的合作伙伴”，让这些行业协会商会完全实现自愿发起，自选会长，自筹经费，自聘人员，自主会务。

也许可以这样说，某种程度上，因为有了这样的氛围，这个城市能够出现一批全国瞩目的行业自治标本，比如深圳市律师协会。

在2003年7月的市律师代表大会上，律师们提出，律协会长不应再由司法局指定，应当竞选，而且要差额选举理事。破天荒第一次，大会修改选举办法，让候选人们上台发表竞选演说。结果，律师代表投票下来，原先的会长（司法局的副局长），在理事的选举中就已落选。

一名叫徐建的资深律师，在竞选演说中，提出深圳律师行业的十大工作主张，战胜另一位资深律师，以绝对优势当选，成为中国第一位律协“民选会长”。据徐建说，此前他从没有行使过选举权，但在那天下午，他生平第一次投下庄严的一票，并且是投给自己。

他没想到的是，“民主这把火”让他当选会长，却也在一年后让他遭遇“弹劾”。2004年7月的律师代表大会上，有60名律师提出了对他的“罢免案”。罢免案焦点主要集中在质疑徐建主持的理事会，未经律师代表大会决策，就动用律协千万元“家底”购买律协新办公楼。

“直选是民主，罢免也是民主。”他的反对者说。

尽管罢免案最终被宣告无效，但买楼争议和罢免**一下让律协原有的章程暴露出种种缺陷，此前的制度设计遭遇到现实的挑战，比如，重大事项决策应该采用怎样的程序？对会长如何监督，通过什么样的程序进行罢免？

面对这些挑战，深圳律协进行了一项意义重大的工作：修改这个协会的“宪法”。

在徐建的两年会长任期内，协会章程八易其稿，从原来的5000字扩充到1万1千多字。新章程中，对会长罢免程序予以详细规定，设立监事会对会长进行监督，对律协预决算未通过的后果责任做了规定。甚至还规定，倘若会长的工作报告未获律师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全体理事会成员包括正副会长应立刻辞职。

深圳律师目前早已有了第二任“民选会长”，而这部协会“宪法”也依旧在持续的完善中。徐建提出的下一步建议是取消代表大会，让全市5000多名律师彻底直选，真正做到“民选、竞选、直选”。他还设想，理事要分选区选举，副会长人选由会长提名组阁，而在竞选中被“PK”下来的会长候选人，则担任监事长，“让他带着„仇恨‟去监督会长”。

尽管徐建竞选时提出的十大工作主张在其后几乎都一一兑现，但他却认为，自己在任最大的“政绩”是完善章程。“制定了一部能让坏人进不来，好人变不坏的家法。”徐建说。

在2005年的换届选举中，三位会长候选人已经不仅仅只需要发表竞选演说了，他们一起坐在台上，面对着台下数百名律师代表，互相挑战、对辩。

如今，徐建只是一名普通的律师代表，“我坐在台下，该看他们表演了。”这位昔日的会长说。

在律协经历这一系列事件和**时，协会原来的“娘家”市司法局并没有插手，而是“放任”他们自己管理自己。徐建相信，深圳数千名从业律师正在“搞一个社会实验”，“一块民主法治的试验田”，而这个试验中所形成的游戏规则，甚至可以为政府和党内的改革提供借鉴。

“还权于民”

当深圳的律师们在参与这一实验，当众多的行业协会商会在实践自治时，这个城市的794个居委会也开始尝试自治。

过去被当作“政府一条腿”的居委会，近几年已经逐渐将加在它身上的行政职能剥离掉。“政府的工作由政府来做，让居委会还原它本来的群众自治性组织的面目。”市民政局社区建设处处长邓小敏说。

来自市民政局的数据显示，今年的居委会换届选举，深圳严格按照一人一票进行居委会直选，直选率已经高达约93％。

居委会主任从政府雇员变成了“民选主任”。他们过去曾领着政府发给的“足以养家糊口”的薪金，现在每月只有数百到千把块的补贴。现在这个职位，也从过去的一份工作、一种职业，变成更多是一个公益性头衔。

而这项改革的核心，用来自市民政局的说法则是：“还权于民。”

“政府自身的界限进一步明确，政府是制度的供给者，而让社区的力量成为社区服务的生产者。”深圳大学教授唐涓评论说。

但即使是这样大规模的直选，仍有深圳市民并不满足。邓小敏总能接到来自那7％暂时不能实现直选的社区居民的电话，问：“为什么我们不直选？”她也总是不断接到市民来电询问怎样参选。甚至，还有人特意从外地坐飞机赶回来投票。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块很软的肉”

“深圳人公民意识比较强。”在深圳采访，从官方到民间，不止一次听到人们这样评价。

除去热衷公共事务，深圳人的公益精神也同样为人们津津乐道，一如当年人们谈论深圳人的改革闯劲和赚钱热情。

事实上，这个容易被人形容为“物欲横流”的城市，目前拥有17万名注册义工、60多万名项目义工，是全国首创义工联的城市，也是全国人均义工比例最高的城市。这个城市还拥有全国第一部关于义工的法律《深圳义工条例》，设立了全国首个“义工节”。

在深圳，有近半数在这个城市生活过的人参加过义工服务。他们身穿红马甲，用微笑沟通、互助并且助人。甚至有人说，“深圳的表情就是义工的微笑”。

这座曾被人认为缺少人情味的城市，有着数以十万计的定期捐血者队伍，曾在全国最先实现医用血源全部来自义务献血。

有一群闯荡深圳如今已经“衣食无忧”的人，通过一个叫“爱心特区”的论坛聚集到一起，几乎每到周末，他们都会上街，带着各种乐器吹拉弹唱，向市民募捐，他们戏称为“站街”。

这群网友4年里共募集200多万元，捐助了43个受助者，此外，他们还资助了670名中小学生和20名大学生，由他们募集并捐出的衣物超过两百万件。

“每个人心头都有一块很软的肉。”“爱心特区”的核心人物八分斋说。只不过在深圳，许多来这里闯荡的人都经历过打拼的艰辛，“这块肉”更容易被触动，更愿意向不幸的人伸出援手。

这座城市同样有一处柔软的内心。曾有一个名叫沈茜的大连女孩，身患绝症后决定捐出眼角膜，并留下遗愿，希望自己的骨灰能够埋葬在深圳。因为，在这个国内捐献眼角膜数量最多的城市，有三棵百年榕树被命名为“光明树”，树下埋葬着一群捐献角膜的人。他们没有墓碑，只是在每株榕树的树坛上刻着几行小字，以资铭记：

“安息在这棵树下的人，是一群自愿将眼角膜捐献给他人的先行者，他们用无限的光明，延续着有限的生命……”

“公民社会，共同成长”

28岁的特区深圳依然保持着经济上的优势，全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已达到24870元,继续居内地大城市首位；人均GDP在内地大城市中率先突破1万美元，达到10628美元。

伴随着财富的增长，一种内生的需求也在滋长。香港《亚洲周刊》总编辑邱立本把这样的期望寄托于深圳：“深圳要突破平庸和迷惘思想的包围，开拓现代化公民社会的新境界。”

深圳也似乎正萌生着这样的希望。在高档社区云集的华侨城，一家高尔夫俱乐部的隔壁，上千名学生正在一所叫中央教科所南山附属学校的校园里，接受“公民教育”。

在这所公办学校里，50多岁的校长李庆明致力于“在课堂上渗透公民意识”，向下一代推行他的五大公民教育主张，即公民人格完善、公德基本伦理、公益服务精神、公共事务参与和公理世界认同。

只要有可能，这位校长一定风雨无阻地站在校门口向学生鞠躬，并且要求学生也对他鞠躬还礼，因为他要用行动告诉学生，什么是平等和尊重。

他认定，在这所学校里进行公民教育探索，将为孩子们走向公民社会和文明社会，“开启一扇门”。

“我们会挖掘每个孩子身上的潜质。但如果你没有，也没有关系，你可以当一个好公民。”李校长用轻快的语调说。

深圳官方和民间的许多人士都相信，这座年轻而充满活力的城市正开始向一个公民社会迈进。28年前，邓小平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如今，这位老人的塑像就伫立在莲花山上，穿着大衣，注视着这个城市前进的每一步。

今天，在他正前方的山脚下，是秉承“市民共享”理念设计而成的市民中心，那里有不建围墙的市政府，有便捷的行政服务大厅，有10万平方米的市民广场，政府办公和公众活动相融并存。

在他身后，一条马路之隔的莲花北社区里，借用紧临北环大道一幢公共租赁房的墙体，这个城市打出了一条巨幅广告标语。上世纪80年代，深圳曾让“时间就是生命，效率就是金钱”的口号响遍全国，这一次，在那幅蓝绿色的广告上，打出的是：

“公民社会，共同成长。”

来源：中国青年报 来源日期：2008-12-10

第五篇：如何认识邓小平理论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

试题：如何认识邓小平理论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

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历史根据和现实依据？

说明：试题及答案适用于国开电大专科所有专业学员《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的基于网络终结性考试之大作业。

答：(一)“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时代背景

20世纪70年代，国际局势发生重大变化，“和平与发展”逐渐代替“战争与革命”成为时代主题。邓小平敏锐地指出，虽然战争的因素还存在，虽然世界还不太平，但和平力量的增长速度更快，和平的力量有可能战胜战争的力量。首先，高新技术在军事上的广泛应用改变了现代战争的规模和强度，而这反过来又遏制了世界战争的爆发。邓小平在分析和平问题时说：“现在有核武器，一旦发生战争，核武器就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损失。”由于世界上有影响力的几个大国都拥有了具有毁灭性的核武器，因而谁也不敢轻易挑起大规模的战争，从而使和平成为可能。其次，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速度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速度。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世界人民对和平的渴望无比强烈。要和平不要战争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心声。最后，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各国发展迫切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世界各国要想加快本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提升本国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必须共同维持和平的世界环境。发展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的心声。发达国家为了保持自己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必须加快本国的发展脚步；否则，其强国的地位就会受到挑战，面临被世界淘汰的危险。发展中国家也只有通过发展，才能迅速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真正保持民族独立、维护主权完整、实现社会稳定。据此，邓小平对时代主题的转换做出了科学判断。他指出：

“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他还指出，“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这就为党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基础，也为党在复杂、变幻的国际局势中保持冷静沉着、抓住机遇、发展自己提供了明确的指针。

(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历史根据

1956年，毛泽东提出，要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总结中国自己的经验，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在探索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理论观点、方针政策、实践经验，但也犯了不少错误、走了不少弯路。例如，在经济上，急于求成；在政治上，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究其原因，主要是中国共产党人没有完全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果断地纠正了这些错误，深刻地分析了它们出现的原因，又坚决地维护和继承了过去在理论与实践上所取得的一切积极成果。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现实依据

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崭新实践是人民群众生机勃勃的伟大创造，是理论发展的源泉。邓小平始终站在时代潮流的前面，热情地支持、鼓励、保护、引导人民群众的这种创造。他领导全党从总结人民群众的成功实践经验中，也从总结工作的某些失误的教训中，把经验上升为理论，揭示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规律，从而创立了邓小平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