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匿名举报的弊端原因及对策

第一篇：浅谈匿名举报的弊端原因及对策

长期以来，匿名举报一直是纪检监察信访举报的主要方式。据统计，**区纪委监察局2004年受理信访举报90件（次），其中匿名举报71件，占78.8%；2005年上半年受理39件（次），匿名的31件，占79.5%。因此，认清匿名举报量变化的走势，采取相应对策，妥善解决匿名举报问题，进而引导、提倡署实名举报，是我们纪检监察信访举报工

作中急需研究解决的重要课题。

一、匿名举报的弊端

匿名举报作为群众实施民主监督和同腐败现象及不正之风作斗争的一种方式，对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匿名举报不可避免地存在诸多弊端：

1、不利于案件调查。大多数匿名举报反映的问题往往比较抽象、空洞，使信访初核无从着手，困难重重，特别是一些重要信访件，由于反映人提供的线索不够具体；调查人员又无法找反映人了解，致使案件难以深查细究。

2、引起重复信访。不少匿名举报反映的问题，虽已作了调查处理，但是由于无法向反映人反馈或作出解释、说明，而反映人又缺乏对政策法规的正确理解，加之对解决问题的期望值过高，处理结果又不能满足其要求，因而常常再次举报，甚至越级举报。

3、诱发乱告诬告。由于匿名举报人不署名或署假名，导致一些反映人缺乏责任感，所反映的情况仅凭道听途说，难免捕风捉影，有的甚至借机无中生有、恶意中伤，既妨碍了信访举报工作，又影响了安定团结。

二、匿名举报存在的原因

匿名举报作为目前信访举报的主要形式，其存在固然有其社会历史根源，但从当前信访举报工作的实践看，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举报氛围不良。一些部门和单位民主空气不浓，领导干部不能正确对待批评意见，不愿意接受监督；有的领导干部认为谁反映他的问题，就是跟他过不去，因而四处查问谁是举报人，甚至要组织出面调查举报人。这些领导干部的言行，影响恶劣，使群众担心署实名必会遭受打击报复。同时，少数基层信访举报组织不注意工作方法，粗暴对待举报人，对署实名举报件不能及时调查、反馈，降低了群众署实名举报的热情；有的单位则不注意保密措施，泄露举报人的身份，使群众对信访举报工作产生了猜疑和不信任，只好以匿名的方式检举控告。

2、怕举报失误承担责任。有些群众出于对腐败现象的痛恨和对不良风气的厌恶，挺身举报，但又顾虑自己反映的问题只是表面现象，能否查实、是否构成违法违纪心中无底，怕反映的问题与事实一旦有出入要承担诬告、陷害的法律责任，而不敢署实名举报。

3、少数举报人别有用心。有些匿名举报经过调查纯属子虚乌有，究其原因，或出于诬告、陷害他人，或为转移办案人员的视线。这些别有用心的人为达到个人不法目的，逃避责任追究，自然不会署实名举报。

三、解决匿名信访举报的对策和措施

1、营造良好的举报氛围，引导群众署实名举报。要因地制宜开展信访宣传和现场咨询活动，充分利用报纸、电视、广播等新闻媒介宣传信访举报知识，要采取多种形式，广泛深入地开展政策法律法规教育、思想作风教育和道德规范教育，进一步提高公民的政治素质、法律意识，特别是党员干部的民主意识。注意引导群众既要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又要尊重被举报人的合法权益，要积极宣传署实名向纪检监察机关举报是依法监督的要求，是群众民主监督转化为纪检监察职能监督的最有效方式，明确匿名举报对反腐倡廉的不利影响，大力提倡署实名举报。

2、完善举报工作制度，支持群众署实名举报。信访举报工作发挥着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信访举报工作做得如何，关键是看群众的举报热情和信心，署实名举报也会随之增加。首先，要加强信访举报部门的力量，使信访举报件转办环节减少，周转时间缩短，做到及时调查、及时反馈，提高信访调处率。其次，要提高信访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信访工作人员不仅要熟练掌握党纪、政纪条规和有关政策法律法规，而且要严格执行信访举报保密规定，坚决杜绝信访举报泄密问题。要精于与举报人沟通交流的艺术，使举报人了解署实名举报的优越性。三是要实行署实名举报承诺办理制度。在坚持领导接待群众来访制度、约谈制度的基础上，对署实名举报实行限时调查、限时反馈承诺，做到件件有结果、事事有反馈。四是建立下访工作组。对署实名举报热点、难点问题，要大张旗鼓地下访巡查、快查快办，使举报者感到署实名举报的有效性。五是通过立法将信访举报纳入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限制匿名举报，明确群众举报必须署实名。

3、健全举报保障机制，保护群众署实名举报。从举报人的心态、信访举报工作程序、举报人受到不公正对待等方面进行调查研究，制定保护举报人的办法。同时，加大查处打击报复举报人案件的力度。对打击报复举报人案件的查处决不手软，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对典型的案件要进行曝光。对一些难以界定的打击报复问题，可以采用信访谈话或发信访通知书等方式，对被举报人敲敲警钟，必要时可以建议给予组织处理。对举报人要从生活上、工作上关心照顾，切实维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消除举报人的顾虑。对举报有功人员要按规定给予奖励，及时兑现，增强群众署实名举报的积极性。对个别居心不良、无中生有、诬告陷害他人的匿名举报，要严肃查处。

第二篇：浅谈匿名举报特点、原因和处理

匿名举报是公民使用化名或者隐匿真实姓名向党和国家机关及领导人揭发、控告、检举有关组织或个人犯有违反党纪、政纪的错误或触犯刑律的罪刑，表示要求惩处意愿的行为。它通常的表现形式有匿名信或匿名电话等。实践中查办的案件多数是匿名举报提供的线索。这表明，匿名举报是党员和群众向上反映情况的一个重要渠道。研究匿名举报的特点、产生的原因，探

讨处理匿名举报的方法，对推动举报工作的健康发展，强化惩腐倡廉工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匿名举报的主要特点

一是主题行为的合法性。公民通过匿名举报向有关部门或领导人反映情况的民主权利受国家法律的保护。举报不管是署名或是匿名，均是公民的合法权利，只要不是捏造或者歪曲事实，都受法律的保护。

二是腐败现象的暴露性。匿名举报反映的问题，暴露了党和国家机关中少数人的腐败行为。揭露了各级经济组织或行政单位中“蛀虫”的贪婪行为，使一批犯罪分子受到惩罚。

三是社会作用的两重性。匿名举报虽然和署名举报一样，属实和基本属实的都在70%以上，为消除腐败，打击犯罪，推动社会进步，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还有一定数量的匿名举报中存在着反映情况不真实的现象。它虽然与诬告陷害有着本质的区别，但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受理机关查处的难度，影响了工作效率，也可能会带来一些社会的副作用。我们重视匿名举报，但不倡导，因为匿名举报和署名举报在查处效果、结果上不尽一样，举报不署名，一但举报线索不具体，它直接影响查处工作。从目前检察机关受理匿名举报的情况看，提供的线索多数不完整，说得不清楚，调查工作很难，甚至无从下手，又找不到举报人了解情况，当然效果不会令人满意。另外，检察机关破获了举报案件以后，还会根据破案的情况，给举报人一定的奖励，如果举报人没有留下真实姓名和地址，奖励也无法兑现，所以，检察机关提倡和鼓励署名举报。

二、匿名举报产生的原因

一是社会上少数腐败分子，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相互勾结，结成团伙，建立“关系网”、“裙带圈”，人民群众慑于他们的权势，便采取向党和国家机关匿名举报的方法。

二是由于社会上客观存在打击报复，甚至杀害举报人的现象，举报者不想给自己添麻烦，同时还担心查处者失密、泄密，暴露了自己的身份，而受到犯罪分子及其帮凶的残害。

三是少数举报者受“好人不告状”等世俗偏见的影响，疑虑人们嘲讽他们的行为，或对举报问题的真实程度没有确实把握。

三、匿名举报的处理

一是对匿名举报不应以未署名定是非，而应和署名举报一样看待，一样处理（只是处理结果答复有区别），对重要问题，甚至要投入更多的人力进行查处。该送主管领导批的要及时送阅，该立案的要及时立案，该交办的要按程序及时转办。

二要注意掌握匿名举报的立案标准。凡涉及到党政主要领导、执法监察部门的匿名举报；涉及到被举报者按举报内容足以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的以及涉及到被举报者触犯刑律的匿名举报都要立案查处；凡受理机关认为需要立案查处的其它匿名举报案件也要立案查处。

三是查处匿名举报案件要切实保护匿名举报人的合法权益。不得向被调查单位和个人出示举报信原件，除执法部门依法侦查需要外，其他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任何手段核查笔迹，排查举报人。同时要审慎保护查处过程中被举报人的合法权益。对查实没有问题的，要在一定范围内、一定场合公布查处结果，消除影响，保障被举报人的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对捏造歪曲事实，诬陷他人的，必须依照《刑法》第二百四十三条之规定，追究其法律责任。

第三篇：高校行政化的原因、弊端及对策

高校行政化的原因、弊端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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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行政化的原因、弊端及对策

（柳曦 男 1986.10 汉族 北京 硕士 中国政法大学

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

北京 100088）

摘要：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取得了日新月异的发展。但是高校权力不断扩大，高校的领导级别不断提高，从而导致高我国高校的官僚化现象日益蔓延，高校越来越像个官府、衙门，不仅有官场的结构，还有官场的文化、官场的行事方式。行政权力挤压学术权力，使得学术创发能力日渐削弱，学术精神渐渐沦丧。高校的官僚化现象已成为制约我国高校发展的最大阻力。

关键词：高校；行政化；解决措施 一 高校行政化的表现

（一）高校管理人员职级、待遇套用行政机构模式

高校本来是一个教育、科研机构，并非行政机构。但我国（大陆地区）套用行政机构模式定位高校管理人员的职级和待遇。比如：各高校都有相应的行政级别，高的至副部级，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迄今为止，全国共有副部级高校 31 所、一般的高校也是正厅级。而高校的级别也就是该高校党政一把手的行政级别。一把手下面的机构设置，也完全是按照行政机关规格：即一般都有处、科等机构和相应级别的管理人员。高校管理人员的薪资、待遇也是按照其相应行政级别配给，如校领导一般都配有专车、秘书等。高校内的学院、系、教研室分别享受不同级别的待遇。校的党政机关，除了几个自己独有的部门外，基本上也是按照政府的模式设置的，例如党办、组织部、宣传部、监察处、审计处、基建处、保卫处、工会、团委等。

（二）高校领导干部任免方式行政化

国际上，高校领导一般都是由高校教职工群体民主选举产生。但我国高校的校级领导却是由上级主管部门选任，省属高校校级领导干部的任免权由省教育厅掌控，例如，河北大学的校长的任免权掌控在河北省教育厅手中。部属高校校级领导干部的任免权则由教育部掌控，例如，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的校长任免权掌控在教育部手中。甚至有的地方，地方高校的中层领导干部的任免都得经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审批。而且更为严重的是，在我国由于高校被当作行政部门，所以有的地方政府为了解决个别领导干部的级别待遇问题，就把一些根本不懂高等教育的政府官员任命为高校的校级、院级领导。

（三）高校管理运行行政化

我认为，高校管理运行行政化有两个体现：一是高校运行管理受到上级主管部门的直接领导；一是高校内部也采取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模式。政府不仅管高校的人、财、物，而且还管高校的具体运行，例如重点学科评审、博士点硕士点设置、教学评估、专业的开设等，都由政府决定。总之，事无巨细，政府部门都向高校发号施令；事无巨细，高校都向政府部门请示汇报。政府对高校如此，高校内部管理亦然。校学术委员会由校领导和院（系）领导组成，院（系）学术委员会由院（系）领导和教研室主任组成。没有行政职级的普通教师，学术研究水平再高、学术研究成果再多、社会影响再大也很少有话语权。由于我国高校体制的官本位，必然导致行政权力至上，行政权力垄断学术，形成“谁的官大谁水平高，谁官大谁真理多，谁官大服从谁”的局面。

（四）教学人员屈从、听命于行政机构

我认为，高校本应是一个搞学术研究，做学问的地方。在这里，教学人员、学生应该是主体，而行政人员应该扮演服务者的角色。如果没有教学人员、学生的存在，那么学校和学校的管理者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但是，现实的情况是，本应是高校主体的教学人员、学生却成为行政人员的附庸。在现在的高校中，行政人员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占有了大量的资源。而在这些资源中，就有教学人员日常工作中所需要的资源。教学人员为了我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不得不依附于行政人员。甚至在有的高校中，教学人员完成的学术任务完全符合学术标准，但是行政人员依然以未符合行政标准为由对教学人员加以批评。这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学术权威依附于行政权威。

（五）高校在许多资源、利益分配过程中常常向行政管理人员倾斜

我认为，高校应该根据高校自身的长远发展合理的分配校内资源。但是，现在的情况是高校的行政人员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占有了大量的资源，然后根据自己的利益取向来分配这些资源。这严重影响了高校的发展。不仅如此，高校的利益分配也常常向行政管理人员倾斜。就拿高校中最常见但却是争议最多的年终奖为例。我在《南方周末》读到一位大学讲师题为《年终奖，我不满》的来信。来信说：“云南某农业大学计划发放2009年终奖：助教800-1200元，讲师1500-1800元，正副教授2000-3000元；一般科员5000-6000元，副科至正科级7000-9000元，副处至正处级18000-21000元，副校至正校级金额保密。”［1］从这个例子我们不难看出，该校的年终奖分配直接和行政级别挂钩。我想这样做的后果将是，严重影响教师的工作积极性从而不利于高校学术研究的发展和高校水平的提高。二 高校行政化的危害

（一）争权夺利，无心治学

高校机构设置的泛行政化，不同职级的人员享受不同待遇，从而造成大学的行政人员，教师甚至一些在校领导机构、院领导机构工作的学生将大量的时间、金钱和精力用于权利和利益的明争暗斗中，从而忽视了对学校、学生以及教学的管理。甚至在一些行政化严重的高校，其行政工作人员、教师甚至学生普遍缺乏一种对科学与学术的敬畏之心和虔诚之心，取而代之的是对“行政权威”的羡慕，甚至仰视、顺从。其中不少教师把做“校官”作为人生的信条和行为取向，而对教书育人这一本职工作的兴趣在下降，做学问的直接动因往往是以此作为叩开仕途的敲门砖。甚至一些教授也渴望当官，他们可以不当教授，但非去竞聘一个校行政官员不可。当然，这些人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大学里开会，哪怕是学术性的会议，也要按级别说话。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做校行政官员，掌握了一定的权力，也就是在为自身赚面子、赚资本。而且更有一种有趣的现象，我们理想中的大学应该是，以校长，校党委书记为首的校领导主管行政，以教授为主体的学术委员会主抓教学。但是，现在的情况是教授们对校长、校党委书记甚至院长，无论在行政上还是在学术上，都俯首恭听、唯唯诺诺。这种不良风气令很多学术上有极大发展前途的青年学者就此停步不前，损害了大学的学术主体性，造成了中国大学（大陆地区）及其教授们基于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学术创新能力的下降，我想这也许就是我国缺乏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原因之一。而泛行政化的严重后果是滋生浮躁，在学校里形成了这种不利于学术发展的价值导向。全国政协委员、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认为：“如果中国的大学都这么行政化，就没有希望，学术在衰退，那还谈什么诺贝尔奖，还谈什么大师。是什么使学术衰退，就是因为每个人都去追求行政权力了，讨好行政权力去了，就没有人坐下来兢兢业业地做学问。”［2］

（二）对教育质量、人才培养的影响

在中国现在的高校中，从一名普通的讲师升到副教授乃至教授，最重要的标准就是发表论文的数量。这就使得教师们热衷于论文的撰写，从而忽视了教学。而且教师在撰写论文时偏重于数量，忽视了质量，生产出大量的学术垃圾。更有甚者为了完成学术任务，采取学术剽窃的方式。在当今的高校中学术抄袭事件屡见不鲜。由于现在的大学生著作所有权意识不强，再加上自己的老师掌握着自己学习成绩、毕业的生杀大权，从而使得有的教授剽窃勾当成功，这些固然是重要因素。但我看来它们对“抄导”们而言充其量只是外因，即是抄谁不抄谁的选择问题，并非抄与不抄的动机问题。学过政治的人都知道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如此，“抄导”们剽窃的内因又是什么呢？我认为是老师将大量时间用于权力和利益的争夺上，导致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做学术研究，视“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师天职为兼职，视神圣的学术为进入权力场、名利场的敲门砖。当平静书桌前的青灯变成推杯换盏的霓虹灯，当学富五车变成肠肥脑满，如果不剽窃，怎能完成一堆打着权力烙印的学术基金项目？如果不剽窃，又怎能保证自己“名利双收”呢？看来，有了在大学行政化浪潮中极少有教授能心静如水的前因，大学学术腐化、抄袭剽窃成风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曾经做过多年高校教务处长的沈志刚认为：“高校对教师的考核越来越像GDP，比如科研论文多少篇、科研经费多少万元、科研项目级别多高等，所有这些都是由学校的职能部门去做，这与中央政府考核地方政府、地方政府考核基层政府的模式完全相同。从学校到教师，都要努力适应这种环境及管理模式，有时就会投机取巧，甚至不惜弄虚作假。”［3］

其一，高校已经形成封建社会的家长制。例如，高校的党务方面，校党委书记说了算；高校行政方面，校长说了算。校领导的话就是圣旨。昔日的教书匠，一旦当上党委书记、校长，知识分子的温文尔雅、谦卑谨慎、民主作风不见了，凭添了官老爷的霸气。讲排场、摆阔气、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公款消费等。其二，财、物按权分配。高校津贴奖金由高到低按行政级别分配，校领导拿最高档次，教师按职称套相应的行政级别。无行政职级的教师必须完成相应的教学、科研任务才能拿到津贴奖金，而党政官员则没有工作量要求。其三，近亲繁殖，排斥异己。高校在提拔干部、引进人才上，标准往往是师生关系、同学关系、亲子关系。你提拔我，我维护你；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其四，单纯追求个人经济效益，而不顾学校发展。有些高校领导就像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人一样，把创收放在首位，不顾社会影响，不顾教育质量，大搞教育产业化，将圣洁的学术殿堂变成了赤裸裸的商场。其五，有些高校领导为了政绩，盲目扩张，搞大而全，大兴土木，债台高筑；有的为了获取上级好评，弄虚作假，欺上瞒下，大作表面文章。

高校泛行政化很容易导致外行领导内行，或是非专业指导专业的局面出现。本应作为学校主体的教师、学生及其组织基本上没有关于学校重大问题决策、维护切身利益等方面的基本权利，他们的参与权、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得不到切实保障。甚至校内的行政官员凭借着自己手中的权力，做到少劳多得或者不劳多得。而高校的普通教师辛辛苦苦一年却只能拿到基本工资和一小部分奖金。这有违社会主义国家按劳分配的原则，自然会挫伤广大教师的积极性，不利于学生个性的发展、创造性的发挥、道德人格的形成，不利于教师潜心科研和教学，师生缺乏对学校的认同感，学校缺乏凝聚力、创造力和活力。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南开大学校长饶子和说：“到北京参加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之前，我在全校召开了中层干部新学期工作部署会，许多学术带头人、骨干教师、实验室主任都没有参会。办公室同志告诉我，因为这些教师都不是副处级以上，所以未能参会。这是典型的高校内部管理行政化倾向。教授是学校办学的主体，他们却不能听到校长布置的新学期任务，这怎么行？当然，这也是我工作中的一个失误。” ［4］

（五）激化高校的内部矛盾

在高校泛行政化下，高校的利益分配向行政方面倾斜。在一些高校，教授奖金、津贴还不如所谓的处长高。在分房子、分办公室方面，普通教师一个等级，教授一个等级，然后是副院长、院长，等级都不一样。普通教师一旦当了校行政官员，便可以享有诸多实惠，获得课题经费更容易，享受职务津贴更高，房子分得更大。一个教授即使当上一个副处长，其争取学术资源的能力也会因此而提高若干倍；而先当上校领导再反过来做教授，则更容易。我们在学校中会看到这样的现象，经常有些学术上平庸的人，凭借与校领导良好的私人关系，借助行政系列的荣誉，被评上了与其自身实际学术研究水平不相称的教授职称。一个没有多少学术成果的人走上领导岗位，很短时间里会积累出诸多论文、著作，由此而获得学术地位。因为他有权力，他拉来了课题，自有人会帮他做；他没有论文，自有人会帮他写；他没有书，自有人来替他编写。这种一旦有了权力便会产生一连串连锁反应的现象使普通教师愤愤不平，造成很多矛盾冲突。

下面就是一个高校内部矛盾激化的鲜明例子：“一篇题为《学术首骗——12亿元大清史课题负责人成崇德调查报告》的文章，近日在网上流传。文章作者米辰峰，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历史系世界古代中世纪史教研室副教授。文中的主人公成崇德，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清史所教授，曾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系主任，并于1993年至2008年期间担任清史所所长，现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在近2.5万字的《调查报告》里，米辰峰对成崇德的博士文凭以及博士论文的水平提出质疑，称其为‘自封博士伪教授’，并呼吁将其从大清史课题组清除出去。”［5］米辰峰说，自己必须赶在退休之前，对成崇德进行申诉。米辰峰举报成崇德不是为了当打假英雄，而是为了报7年来的“血海深仇”。因为，成崇德在担任系主任期间，在处理篡改考卷案、年终业绩考核等事情时，对米辰峰诬陷。米辰峰形容这是“血海深仇”。从“血海深仇”可以看出，米辰峰是愤怒到了何种程度。而且米辰峰于6月26日在新语丝网站公开举报成崇德后，又于6月28日在网上发表了《人大历史系副主任许海云疯狂伪造系列学术著作》一文，又公开举报同事许海云。被举报事件是否属实我们暂且不论，单从米辰峰的言行可以看出，他确实是被“一些丧尽天良的事”激怒了，即将退休的人已无发展前途，退休前进行“报复性申诉”就成了他不得不做的选择。那么，米辰峰何以有如此猛烈的报复行为？其实大家都看得很清楚，是曾经的上司对他压制太过分了。年终业绩考核上司说了算，因此教授无望，只能以副教授终结自己一生的事业。虽然，此时依然有成崇德的上司——副校长要求米辰峰撤文，答应尽量让他今年评上教授。但闹到这一步，吃尽了高校行政化的苦头的米辰峰，决不会相信行政化在这个时候给自己“甜头”。在高校，上司对你不满意，你就晋升不了职称。相反，你答应了上司的要求，他就可以让你晋升职称。

（六）导致高校盲目升格和扩大办学规模

高校泛行政化使得高校领导常通过大学取得“政绩”，为获取政绩，大搞“观赏型”的“形象工程”、“面子工程”。于是，我国高校（大陆地区）出现了非理性的基建狂潮，豪华高楼拔地而起，广场、绿地越建越大，有的大学仅建校门就投资上亿元。更有甚者，用奥运冠军来做形象工程。近年来，奥运冠军到高校深造成为一股潮流，很多奥运冠军都是知名高校的学生。平心而论，上名校对于奥运冠军增长文化知识、提高自身修养、将来的更大发展是大有益处的。而且有不少奥运冠军通过这一方式实现了人生新的飞跃，邓亚萍就是其中的代表。但是我们应该承认，不少奥运冠军的文化程度偏低，甚至最高学历仅仅停留在初中，而即便是这初中的知识也因多年的训练而忘得差不多了。而现在一下子进入了知名学府，学业上能否跟得上就成了大问题。更何况不少奥运冠军还有繁重的训练比赛任务，又能抽出多少时间来上课呢？对于知名学府来说，其对奥运冠军一般是免试入学，这样做是否合理暂且不论，更重要的是能否结合奥运冠军低文化程度的实际制订出合理的教学方案来。也许学校会专门抽调教师为奥运冠军进行补习，但这些教大学的教师就一定能教好高中甚至是初中课程吗？加之，奥运冠军来的时间少，教师即便有好办法也难以施展。那么，什么众多知名高校仍然争相邀请奥运冠军来自己的学校读书呢？原因在于用奥运冠军做形象工程。但是，如果上述问题不解决，奥运冠军进高校这个“形象工程”，也终会自食其恶果。即明星拿到了高校的文凭，可能只是镀了一层金而没增长多少文化知识；而高校固然利用明星的知名度提高了自身形象，但不一定就为社会培养出了合格人才。

高校行政化还使高校领导热衷于“升格”。中等专业学校谋求升格为高等职业学校，高等职业学校谋求升格为本科院校，本科院校力争进入省重点以及全国重点院校行列。因此，基于上述目的很多学校不顾自身实际情况，增设本科专业、硕士点和博士点。更有甚者还热衷把教研室做大为系、把系做大为学院、把学院做大为大学。重视数量甚于重视质量，严重影响了高等教育的声誉和高校人才培养的质量。

（七）助长学术腐败

高校行政化导致官场博士群。在2009年高等教育国际论坛上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说：“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并不在高校，而是在官场。”他指出相关行政管理者不懂学术规律，用行政手法对待学术问题，方式简单粗暴。［6］ 的确，自改革开放以来，干部“年轻化，知识化”被提上日程。从中央到地方，高学历成了进入仕途的“通行证”。这里我可以举两个鲜明的例子：例一，众所周知，现在进入仕途主要的途径是参加国家或各个地区的公务员考试。但是，事情总会有例外的。河北省唐山市政府就将一名清华大学博士直接任命为唐山市新技术开发区的区长；例二，2010年河北省唐山市政府直接录用了61名“211”全国重点大学博士研究生。通过上述的例子，我们不仅可以看出高学历已经成为进入仕途的“通行证”，而且还可以看出，政府录用、选择干部的学历门坎也越来越高，先是“学士”，后是“硕士”，再到现在的“博士”。然而，这些看似华丽的高学位却缺少了昔日的含金量，受到公众的普遍质疑，越发成为官场“灾难”。

干部“年轻化，知识化”的结果却有违要以此提高政府执政能力，体现知识化，人才化强国的初衷。而且，这一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却不断被扭曲被异化。选拔官员成了无关官员执政能力，无关群众意见，只要文凭高的“文凭崇拜主义”。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并不在高校，而是在官场”也就不足为奇了。

而根据教育部此前的统计公报，1998年我国在校博士生45246人。到了2004年，已猛增至16.56万人。国务院学位办的统计也显示，2007年我国的博士授予数量超过美国，攀升至世界第一。不可否认的是，在国家继续加大对教育事业支持力度下，高校的能力和水平得到了提高和发展，博士适当的扩招也属正常。但博士“大跃进”却违背了教育的发展规律，也引发了更多的学术腐败。学术行政化越来越积重难返，学术不能自治，学术更难独立。学术成了行政权利的附庸，学术和行政权利已形成了“双向互补”关系。教授可以通过讨好自己的上级，而谋求行政权力；一些行政官员也可以通过自己手中拥有的权力来换取高学历，以弥补自己学历上的遗憾。

正是在这样的利益格局之下，学位的授予变成了学术与权力之间的交易筹码。学术以权威谋资源，官员以权力谋学位。于是，诸如“不上课不做论文也能毕业和提前毕业”等许多常人不可想象的“教育奇迹”就这样在中国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发生了。对此，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曾尖锐的指出，许多在校生十年寒窗才能拿到博士学位，但是一些党政干部凭借手中的权力，课也不上，稀里糊涂就混到了文凭，这很不公平。

事实上，越来越多的官场博士群，根源就在于国内高校日益严重的学术行政化。如果没有学术的自治，没有学术的独立，没有校园的民主，就不可能有含金量十足的学位证书，也不可能遏制官场文化中日益浓厚的“文凭崇拜主义”。

三 高校行政化的成因分析

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既有内部的原因，也有外部的原因。但其主要原因在于外部政府对高校的管理过多，内部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力量不平衡。从校长任命、机构设置到教师编制，从课程设置、学位设立到招生名额以及入学条件、学费标准等等，全都由政府规定。高校内部也按政府机构来设置相应层级，连系和教研室也搞成行政任命，表现出“官本位”和行政化色彩。处于最底层的普通教师几乎没有发言权，甚至对学术事务的自决权也受到行政人员的干涉。我认为，其成因大体有以下几种：

（一）受传统政府管理体制的影响

我国自古以来是一个传统的行政集权国家，在中国只要有权力就好办事。因此，行政权力的运行模式被大多数行业所借鉴，同样也延伸到了高校内部。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的出发，到海外取经，学习世界一流大学管理模式，采取多种措施试图改变这种行政权力运行模式被高校移植的局面。但是，由于中国传统封建集权思想严重，加之过大的变革会损害一些当权者的利益。阻力之大，效果并不明显，还不足以扫清两千多年以来不断强化的专制统治残余。(二)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

我国的传统政治文化是“外儒内法”，由此形成了全能政府、官本位及人治等政治观念。所谓全能型政府：在我国是指改革开放以前的全面直接的“统制型”政府。政府扮演了生产者、监督者、控制者的角色，而为社会和民众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能和角色被淡化。通过全能型政府定义，我们不难看出，对于社会上的一切事务政府都要过问，并且对其进行控制，所以高校也不例外。教育部作为政府中主管教育的部门，将各个高校自行的划归为其附属机构。教育部不仅管各个高校的人、财、物，而且还管高校的具体运行，例如重点学科评审、博士点硕士点设置、教学评估、专业的开设等，都由政府决定。总之，事无巨细，教育部都向高校发号施令；事无巨细，高校都向教育部请示汇报。

下面再来谈谈官本位和人治。所谓官本位，纵观历史和现实，官本位至少包括了以下四点内涵 ：①公共权力的运行以官的利益和意志为最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②严格的上下层级制度，下级对上级唯首是瞻，上级对下级拥有绝对的权力；③以是否为官、官职大小、官阶高低为标尺，或参照官阶级别来衡量人们社会地位和人生价值的社会心理；④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敬官、畏官的社会心理。人治就是个人或少数人因历史原因掌握了社会公共权力，以军事、经济、政治、法律、文化、伦理等物质的与精神的手段，对占社会绝大多数的其他成员进行等级统治的社会体制。通过官本位以及人治的定义我们不难看出，人们都有以是否为官、官职大小、官阶高低为标尺，或参照官阶级别来衡量人们社会地位和人生价值的社会心理。而且一旦拥有了权力，成为了领导，那么下级对上级唯首是瞻，上级对下级拥有绝对的权力，这样可以满足人们的虚荣心。所以，这就是高校中从普通教师到教授把主要精力放在谋求行政权力上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

为了更好的理解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我们先来看一下计划经济体制的定义。计划经济体制，又称指令型经济，是对生产、资源分配以及产品消费事先进行计划的经济体制。由于几乎所有计划经济体制都依赖于指令性计划，因此计划经济也被称为指令性经济。解决三个基本经济问题的是政府，所谓的三个经济问题是指：生产什么、怎样生产和为谁生产。而其中大部份的资源是由政府所拥有的，并且是按政府所指令而分配资源的，不受市场影响。“建国后，我国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资源不按市场规律配置，而是按国家计划分配。计划经济是政府主导型经济，为保证指令性计划的贯彻执行，需要从上到下建立完整的行政指挥系统，同时还要把相当部分经济组织行政化，借此对关系国计民生全局的经济事业、经济活动乃至人民生活，制定和下达带有指令性的计划指标、任务，制定和颁发大量带有强制性的命令、法令和各种具体规定。”［7］这样，行政权力就自然扩张到了高校，导致高校泛行政化。

(四)高校领导任用方式的影响

我国高校领导都有一定的行政级别，由教育行政机关任命。这就产生了一种现象，教育行政机关将一些党政机关的人员任命为高校的领导。因此，党政机构中一些升不到更高的位置官员便成为高校领导。那么，一个不懂教育的党政机关的领导来当高校的领导后果可想而知。官员当校长习惯采用行政管理办法，不密切联系群众，容易导致过度行政化和官僚化，过度的整齐和统一，大大减少了大学应有的生机和活力。我想这也是和世界一流大学相比，我国大学（大陆地区）缺少创新能力的重要原因之一。(五)行政权力扩张性的影响 与立法权的被动、司法权的“不告不理”相比，行政权是积极主动的，也只有行政领域是首长个人负责制。那么何为行政首长负责制呢？行政首长负责制指由各级政府及其所属部门的首长对本政府或本部门的工作负全面责任的制度。这是一种适合于中国行政管理的政府工作责任制。依中国1982年宪法规定，国务院实行总理负责制；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实行部长、主任负责制；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实行省长、市长、县长、区长、乡长、镇长负责制。从首长负责制的定义我们可以看出，作为行政首长的个人，极有可能大权独揽，实行行政专横，导致权力扩张。由于我国相关立法的滞后以及群众依法行政理念的缺失，行政裁量权难以受到有效的制约，行政的随意性极大，自然助长高校行政化。

四 高校行政化的治理对策

高校是一个教育机构，高校承担着传播知识、延续本民族及人类文明、价值的重大使命，这个神圣使命是行政权力以及其他权力所无法承担的。所以，高校必须对行政权力加以抑制，防止行政权力恣意扩张。诚然，大学不可能没有行政管理，但这种行政权力不能喧宾夺主，不能凌驾于学术之上。行政权力的盲目扩张必须受到限制，行政权力必须以服务于学术创造为其基本目标。基于这一基本思路，治理高校行政化，我建议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去行政化首要倡导“教育家办学”

对于“教育家办学”的理念，两会前，温家宝总理与网友在线交流时指出，这里所说的教育家可能不是某些专业的专门家，但是他们第一要热爱教育，第二要懂得教育，第三要站在教育的第一线，不是一时而是终身。［8］

下面解释一下教育家办学：

1、向教育家学习。学习教育家高远的教育理想、满腔的教育热情、渊博的教育知识、独特的教育思想、丰富的教育经历和成功的教育实践，使高校领导、教师形成正确的办学理念，并将这种理念转化为办好教育的信念。

2、对教育工作者提出专业要求。“教育家办学”是在广泛而大量的实践基础上形成的，随着教育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重视，教育工作专业水平的不断提高，“教育家办学”成为必然。“教育家办学”就是要用懂得教育规律的人来管理学校。即教师、高校领导必须通过专门的训练，具备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具有不可替代的性质。当然，这也是国家全面提升教育工作者社会地位举措之一，因为这样做可以让全社会都了解到不是谁都可以当教师，不能谁都能当教育行政干部。

3、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事业的需要。国家提出高水平的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要让孩子不仅有书读而且还要读好书，全面培养学生创造性、吃苦耐劳的品质、刻苦学习态度，把我国的人口负担变成人力资源。校领导的责任是办人民满意的教育而不仅仅是管学校，在真实、鲜活、生动的教育行动中，在实践行动中，不断形成自己的教育知识和思想；校领导、教师要把办人民满意教育作为价值目标，运用教学规律、教育思想、教育情感和教育实践经历，服务学生、认识学生、发现学生，全面提升学生综合素质。

“教育家办学”理念直指学校行政化倾向。我认为，目前学校行政化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从政府和学校的关系来讲，政府对学校的管理和控制太多，例如重点学科评审、博士点硕士点设置、教学评估、专业设置、课程开设、经费划拨、教育评价、校长任命等都由政府说了算；从学校内部来讲，行政权力大于学术权力，行政权力控制着学术权力。我认为，要让学校摆脱行政化的桎梏应做到，1、政府应该将权力下放，把学校管理权力交给校长；

2、在学校内部，行政权力应该更多让位于学术权力，高校通过校内董事会、学术委员会、教师工会等民主的方式管理学校，强化学术权力。

3、履行学校管理职能的大学校长不应简单地由政府部门任命，而应当通过公开竞争或教师和学生联合推荐的方式，由董事会聘任。这样一来，校长就不再是对某个部门、某个人负责，而是对整个学校、对教师、对学生负责。

4、大学校长、院长应成为荣誉性、服务性的职位，只有德高望重的教育家才可以做，并且校长、院长在职期间不应再参与学术领域的评奖、评职称，但可以通过较高的工资待遇进行激励，防止行政权力取代学术权力。(二)改变目前的高校领导教育行政机关任命制

我认为，具体有四点：

1、由本校教师、学生、专家及社会贤达、知名校友共同推荐人选，由本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政府备案。如无违规违纪行为，政府不得取消本校职工代表大会的选举结果。

2、政府应进一步转变职能，尊重高校的办学自主权，要做掌舵人，而不是划桨人。

3、废止学校与党政机关“行政级别制”的对应，不再套用国家公务员的行政级别，弱化行政性，强化学术性，使其还原为教学科研的学术性岗位。学校内部应进一步发挥学术权力的作用，同时在行政权力方面淡化官本位，使学校的管理干部能够真正地以教师、学生为中心，为教学和科研来服务。

4、各个学校都可以给教授一定的管理权限。有些事情可以认教授，不要什么事情都认公章。我认为，教授要在三个方面发挥作用：首先，教授要治学。教学、学术研究更多的要发挥教授的作用，不要弄成教授不治学，别的人治学，这就错了。讲课的方式，本科生、博士生的培养方式，要听教授的意见。其次，教授要搞学术研究。学术研究是专业化研究，教授是专业人员，在学术研究当中应该有更大的发言权。最后，教授作为教师，可以通过教职工代表大会发表自己的意见，这也是学校管理的一部分。而且教授还应当在学校一些具体的管理事务当中，作为学术或者项目、机构负责人来发挥作用。全国人大代表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孙霄兵认为：“各个学校都可以给教授一定的管理权限。比如说指导研究生，乃至于录取研究生，以及在学科建设发展方面，在一些研究项目的设计决策问题上，通过一些机制，让他发挥作用。国外的教授为什么令人羡慕呢？要招一个海外的留学生，教授签字，签证部门就给签证，类似于这样的事情，认教授，不要什么事情都要认公章。当然教授也要有行业自律、道德自律，不要人家一找你，随便就签字，这样也影响自己的公信力。［9］因此，我引用曾经在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留过学的夏之宁先生的一句话作为本段的结尾，“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最高决策机关，1/3是学生，1/3是教授，1/3是行政管理和其他人员，这些人决定学校的大政方针。“上课的事，听学生的；学术的事，听教授的。” ［10］

(三)可以在高等教育领域中开出一个小的特区，小的试点

正在筹建中的南方科技大学就是我国高等教育领域中开出的一个特区。我认为，在筹建南方科技大学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令人欣喜的现象。例如，1、在选择校长方面，南方科技大学打破由政府任命校长的常规方式在全球遴选校长，最终经过一年的遴选确定原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为该校首任校长。朱清时的到任，意味着持续一年多的国际猎头公司全球选聘南方科大校长告一段落，此举首开国内学校校长通过国际人才咨询公司协助选拔之先河。

2、在办学理念方面，南方科技大学提出了探索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超越常规模式，实现跨越式发展；坚持精品战略，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推进产学研结合，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探索管理机制创新，实现依法自主办学；制定《南方科技大学章程》，依法治校；建立学校外部治理机制；创新内部管理体制；学科设置不采用传统院系模式九项办学理念。的确，想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就要有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要有自己的独特的“灵魂”，这方面是可以进行尝试的。我们有理由相信南方科技大学不仅会取得成功，而且也会带动中国的教育改革。

当然，我认为仅仅依靠南方科技大学来带动我国高等教育改革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应开辟一个试点对我们高等教育的现存问题进行改革。现在的国内高校的实际情况是教学、实习，都一个模子，连卷子怎么批，都全国一个样，甚至最后还要统一教材，统一教案，统一教法。所以，我认为谈到教授治校，这里不得不提到国外的大学。在国外的大学中，教授都有充分的自主权，从而教授能够招到心仪的学生，这样才能有学术自由，学术研究才能发展，高校才具有创新性。对于政府与高校关系来说，高校独立关键在于高校拥有办学自主权，重要的是打破以往“政府的命令就是圣旨”的行政体制。令人欣喜的是，曙光已经出现，例如，北大“实名制”自主招生。虽然现在也遭受了很多质疑，距理想化的状态还有很大距离，但是毕竟迈出了试探性的一步。(四)加强对学术权力的物质保障

高校要努力改善高校学术权力的物质条件，加大对学术研究、教学以及对学术事务管理的投入，以此保障学术权力的行使。我认为，不妨俗一点，让学术卓越、业绩突出的教师拿最高的薪酬。我参考过以前的高校去行政化研究，发现里面大都没有涉及到“钱”，但我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谈到这里，我不得不谈一下建国之初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大锅饭”。大锅饭概念的流行，最早可追溯到1958年下半年开始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在那场声势浩大的全民运动中，口粮由公社、生产队掌管，农民不在自己家里吃“小锅饭”，而要一起到公共食堂吃“用一个大锅煮的饭”。但是，这种建立在绝对平均主义基础上的“大锅饭”制度，严重影响了劳动者的积极性，最终于1961年上半年停止实施。“大锅饭”之所以效率低，就是因为利益分配与劳动力付出不成正比，因而无法激活劳动者个体的积极性与创造力。同样在高校里，利益的天平向着行政阶层大大倾斜，势必使得普通教师产生两种想法，要么想尽办法也挤入权力阶层，成为既得利益者中的一员；要么产生懒惰心理，相对于行政阶层所得的利益，教学或学术研究上哪怕有点奖励，差不多还是“干多干少一个样”。因此，普通教师在这种思想的驱使下，就不会全心投入学术研究与教学上。

(五)改革教育管理部门

在具体分析之前，先看一个例子。四川多位厅级高官最近相继落马，其中一位即为四川省教育厅排名第一的副厅长汪风雄。目前调查到的问题，与其涉嫌借指定教材渔利有关。此外，汪风雄还曾主编多种书刊，其代表作《雄风如歌》，不过9个印张，竟定价58元，还能位列成都书城最佳畅销书第四名。从这例子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的教育管理部门利用自己的权力为所欲为，而高校、教师以及学生只能默默接受。我认为，现在的教育管理部门与学校的关系，就跟改革开放之前的政企关系一样。但是，通过改革开放，政企关系得到了较大调整，企业不再是政府主管部门的附属物，而是成了相对独立的经济主体。但因为我国的教育改革的滞后，教育管理部门跟学校之间，迄今仍然是典型的君臣关系，教育管理部门掌握了生杀予夺的全部权力，学校除了俯首听命，不可能有任何别的选择。这种状况不应该再继续下去。教育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幸福，关系到全民族的命运。而且在事实上，教育改革的滞后，的确已经拖累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既然教育的公共性如此之强，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就不太适合教育管理部门主持其事。因此，教育管理部门改革势在必行。(六)实行学术本位管理，即实行学者管理制度 我认为，应当成立高校教授委员会，主要负责大学的教育和学术事务，以民主的形式使优秀的教师和科研人员参与高校管理工作，通过合理的权力分配，努力提高高校管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教授委员会应该分设若干专门委员会，分别负责学科规划、学位审定、教学指导、教师队伍建设、成果评定等校内不同学科专业的教育和学术事务。在横向管理中，教授委员会应与相应的行政管理部门明确界定职责范围，认真履行学校重要的学术管理职责。在纵向管理中，教授委员会应将权力下放，强化院(系)的教育、学术管理职能，使之成为决定院(系)发展规划和教学科研的组织形式，以决定学科建设、专业发展和教师队伍建设以及教师聘任、职称评定、课程设置、经费使用等，确保广大教师广泛参与的民主化的学术管理体制，借以激发学术人员的责任意识和创新精神，进而从整体上促进教学和科研创新能力生长。”［11］(七)努力使教师和科研人员成为真正的办学主体

要改变学术带头人官僚化、官僚“学术化”的现象，改变以行政标准代替学术标准的现象。我认为，要做到这一点该从三个方面入手：

首先，要教师引领做科研之路。具体措施为，1、调查研究，系统分析，学习培训与实践相结合，增强全体教师对学术科研价值的认同感。

2、以课题为载体，增强教师的科研意识和提高教师的科研能力。

3、建立激励机制，使教育科研成为满足高校教师发展需求的内在动力。

4、确立“以人为本、尊重人才”的管理理念，遵循教师成长、发展的规律，为其开辟适合其发展的道路。

其次，建立学科带头人负责制，让机关和后勤系统成为为教师、科研人员服务的服务部门。要尊重教师、科研人员的意志，让他们通过学术委员会、校务委员会、职工代表大会等途径参与学校的学术与科研以及各项工作的决策与管理。

最后，建设教学研究型大学。那么何为教学研究型大学？对教学研究型大学的概念，学者们有不同的描述，我认为下面这一定义最恰当。教学研究型大学，是指介于研究型和教学型之间的大学，是以培养有研究潜力、具有一定的复合知识、以技术应用、技术开发为高级人才为主要任务，在培养的层次上以本科教育为主，研究生教育与本科教育并重，科学门类以多科性和综合性为主，学历教育一般都涵盖博士、硕士和学士完整层次的大学。

参考文献

［1］解艳华.博士当“官”为哪，般去行政化大学的“独立宣言”.人民政协报,2010-02-10 ［2］车辉 赵福中 徐福平.工人日报，2010-03-11 ［3］杨晨光.人大代表热议我国高校将如何转变行政化倾向.中国教育新闻网－中国教育报，2010-03-09 ［4］杨晨光.人大代表热议我国高校将如何转变行政化倾向.中国教育新闻网－中国教育报，2010-03-09 ［5］王波.人大清史名教授被指伪教授举报者直言为报复.中国青年报，2009-7-8 [6]香颂.人大校长称中国博士群不在高校在官场.优讯-中国网http:// china.com.cn/info，2010-01-06

［7］王世达.泛行政化略论[J].开放导报，2003，（2）：58-59 ［8］贾楠，王骏勇.朱永新：大学校长应成为荣誉性服务性职位.新华网，2010-03-11 ［9］苏向东.中国教改寻求破解“钱学森之问”.中国网http:// www.xiexiebang.com2010-03-04 ［10］杨晨光.代表热议大学如何转变行政化倾向要重学气轻官气.中国新闻网，2010-03-09 ［11］ 廖江华.我国高校管理体制泛行政化弊端及对策[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9，（1）：98-100.

第四篇：浅谈信访的弊端及对策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在经济社会中的交往日益频繁，由此产生的自然人与自然人之间、自然人与法人、其他组织之间的民事纠纷、刑事纠纷、行政纠纷也呈上升趋势。在处理和解决这种人民内部矛盾过程中，往往通过人民调解、行政执法以及诉讼等程序能够使绝大多数的问题得以圆满解决，产生纠纷的双方当事人对有关职能部门的处理结果也能够欣然接受，其到了既能维护法律权威，又能达到了化解矛盾、解决纠纷的目的。但目前情况下，也有一小部分群众在处理纷争过程中不是采取以上方法，而是采取另外一种应当说比较极端的方法解决问题—上访。并且随着形势的发展出现了所谓的“群体访”、“越级访”、“缠访”，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已经成为各级党政机关和有关行政职能部门非常重要和非常头疼的问题。尤其是在每年的“两会”期间，上访问题将成为各级党政部门最敏感、最重要的问题。在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今天，之所以会出现这样多的上访现象，原因是多方面的，客观上将确实存在行政执法不严问题、司法裁判不公问题，企事业管理不规范问题，但也存在上访人自身的认识问题以及未达到某种目的而采取的一种方法。不管这种上访的理由是否正当、手续是否完备、问题能否解决，用这种方式处理问题都会给社会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可谓是“有百弊而无一利”。

首先，对于上访人来说，不但为上访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和财力，而且在上访过程中所受到的困难和艰辛有时超出正常人的想象，有的为上访而是农田荒芜、有的为上访而是孩子辍学、有的为上访而流落街头、有的为上访而妻离子散，更有甚者为上访而客死他乡。但最终还是没有达到其所追求的目标。有的即使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回想一下为此所付出的代价很可能要大于其所得到的利益。因此，对于上访人来讲选择这样一条解决问题的道路并非明智之举。

其次，对于行政机关来讲，上访扰乱了正常的工作秩序。在上访过程中，由于上访人对所反映问题处理结果不满意，因此，其对处理单位失去信任感，双方的矛盾十分尖锐以致达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上访人往往认为单单依靠本单位、本部门不能解决问题，只有通过制造更大的声势、聚集更多的人数、采取更过激的行为、使用更严厉的措词、到达更高一级的党政单位信访才能达到其目的。所以，在这种思想引导下，他们往往采取阻拦党政主要领导车辆、关闭行政机关大门、在国家以及党政要害机关静坐，更有甚者还冲击国家有关党政部门、砸毁公共财物，严重影响了党政机关的形象，扰乱了党政机关的正常的工作环境和工作秩序。

第三、上访对我国司法制度来讲是一种挑战。由于上访对于一方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再加上各级党政部门都把确保一方平安、稳定工作摆在重中之重的位置，甚至有的地方把处理信访工作与党政主要领导的工作政绩直接挂钩，采用“一票否决”制。因此，各级各部门都对上访问题制定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有的还采取非常规的处理方法，已达到暂缓上访的结果。例如：有的为阻止当事人上访而将上访人员进行24小时监控，使上访人员失去人身自由；有的为阻止上访而采取“收买”的方式先给上访人员一定的经济补偿。这些方法既不符合《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原则，也不符合《民法》中的“公平、自愿”原则。另外，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规范绝大都能为法律所调整和制约，而上访则是撇开这些正常的解决渠道，不经过任何的程序、任何约束，一切按自己的主观意愿到任何一级机关解决问题，县解决不了去市里解决，市里解决不了去省里解决，省里再解决不了就进京上访。同样，对于各党政部门来讲，对上访问题的重视程度要远远超过其他方式。这样就给人们造成一种错觉：上访比打官司快、比打官司好解决、比打官司领导重视。所以，对于出现纠纷以后，不管有理没理先上访，不愿意通过诉讼的方式解决问题。这本身就是对我国提出的“依法治国，建立法制国家”伟大方略的挑战。

正是由于上访的这种无序性和随意性，对于上访的管理十分困难，即使在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的情况下，信访工作所面临的问题仍非常严峻，信访形势仍不容乐观。更为可气的是在一些大城市，出现了一种新的职业：他们已多年上访（或介绍上访）得到的经验为资本，专门对新的上访者“指点迷津”，并收取一定的介绍费用。他们往往会告诉上访者对所反映的问题应找那个单位，应采取怎样的措施，单位领导的家住哪里，做什么样的车，车牌号是多少，什么时间能找到，俨然一个“万事通”。为这种无序上访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使本来十分严峻的上访形势更加复杂化。当前，我国的主要任务是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使全国人民尽快步入小康社会。因此，社会稳定就显得尤其重要。要解决好信访和上访工作，笔者有以下几点想法：

一、正确对待信访，认真善待信访。

目前，各级各部门对信访工作都十分重视，制定并出台了一系列关于处理信访的工作制度，并且还设置专门机构，配备专职人员从事信访工作。但从总体上看，每年的信访案件人呈上升势头，因此信访工作应引起我们的重视。所谓“正确对待”就是要求大家用辩证的观点看待信访，我们既不能害怕信访，或者谈“访”色变，甚至为达到息访的目的而置国家法律和政策于不顾，任意采取办法进行处理；也不能麻痹大意，掉于轻心，过小估计信访的危害性。我们要正确对待和处理信访工作，积极引导和帮助信访人员对所反映的问题到有关部门、通过一定的方式和程序加以解决，决不能犯“全盘否定”或“全盘肯定”的错误。所谓“善待信访”就是要求我们增强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切实改进工作方法，坚决防止和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形成勤政为民、求真务实、热情服务的良好风气。怀着对群众深厚的感情，真心实意帮助群众解决生产和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切实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工作中要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分析、判断问题的能力，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

第五篇：官商的弊端及对策

官商的弊端和应对措施

早在二十多年前，“党政机关，包括各级党委机关和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查机关以及隶属这些机关编制的事业单位，一律不准经商办企业”的规定就已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九章 惩 戒第五十三条 公务员必须遵守纪律，不得有下列行为：

（十四）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活动，在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中兼任职务。

官商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机关单位经商、办企业，过去所说的机关搞第三产业；二是机关单位的公务员经商、办企业。

机关经商、办企业的成因：一是有些地方的财政保障不足，甚至缺口较大，在一些贫困落后地区犹为突出；二是有些机关为了应对单位的非正常开支。例如，超标购买小汽车，超标装修、购买办公用品，奢侈消费等，甚至为了单位行贿。三是单位有了钱，掌权者可以以权谋私，例如，公款家庭消费，公款娱乐，公款旅游，甚至公款赌博等。

机关经商、办企业的弊端：一是受利益驱使，容易出现本末倒置，主要精力用于经商、办企业，荒了主业的局面。二是因对机关经商、办企业缺少有效监管，容易造成相关人员的贪污腐败。三是容易利用造成机关单位权利寻租，损害国家、政府、人民利益，四是容易破坏政府形象，失去人民群众的信赖。治理机关经商、办企业的对策：一是实行收支两条线，刨除机关经商、办企业的根源。二是加大纪检、检查和审计部门的监督、查处力度，及时有效处理相关案件。三是加大对机关办公的经费的财政保证力度，及时足额保证财政拨款。四是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社会舆论和网络的监督作用，让机关经商、办企业无处遁形。

在解决机关经商、办企业的问题上，像济南等地采取收支两条线，各种费用的发生通过结算中心结算的机制，应该算是比较有效的办法了。

公务员经商、办企业的成因：一是有些地区的公务员特别是基层公务员的收入水平偏低，公务员为了改善自身的生活水平，例如：改善住房条件，去经商、办企业；二是相关的体制机制不到位，如财产申报和公开制度、群众监督制度等没有落实，公务员经商、办企业难以查处；三是政府的清查行为往往是运动式的，过后容易死灰复燃，缺少长效机制；四是具有一定的隐蔽性，给监管带来一定的难度，特别是公务员以亲属名誉经商、办企业时更难查处。

公务员经商、办企业的弊端：一方面，公务员做经商、办企业，由于有权力因素在里面，有官威影响在其中，很容易破坏正常的经济秩序和市场法则，给社会公平正义蒙上阴影，甚至把权力当作谋私获利的工具，牺牲公共利益换取个人财富，直至走向犯罪的深渊。另一方面，公务员做经商、办企业，必然会牵扯一定的时间和精力，给本职工作造成较大影响，很可能会出现应付工作，甚至出现用工作时间经商、办企业的局面。第三方面，严重破坏国家工作人员的形象，公务员吃着国家的俸禄，将自己的一切交给了党，交给了国家，交给了人民，理应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公务员如果再经商、办企业，用公权力谋取私利，难以让人民群众信服。

治理公务员经商、办企业的对策：一是尽快制定并落实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便于人民群众的监督检查。二是纪检、检查部门加大监督、检查的力度，对查出的相关案件依法严肃处理，决不姑息迁就，查一儆百。三是保障公务员有一个合理的收入，这个收入应该是社会中等偏上的水平，保证其家庭衣食住行基本无忧。四是有关部门要切实搞好三定工作，坚决杜绝有岗无责的现象。

不论是解决机关经商、办企业问题，还是解决公务员经商、办企业问题，最关键的一点是，让公权力依法、规范、在阳光下运行，让政府及其工作人员接受群众监督。

2009．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