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文化发言稿

第一篇：区域文化发言稿

说到岭南文化，大家最先想到的应该是广东文化。广东文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去广东旅游的时候在机场和广东的很多街道上看到的岭南文化的宣传海报，特别是一下飞机看到的一张山水画上印着岭南文化四个大字。当时我心里就想要是广西也有这样的宣传海报那我肯定就很有归属感了。广西文化之前陆赟已经有过简单的介绍了，今天我发言的重点是向大家介绍广西的汉族文化，为什么说要重点介绍广西的汉族文化呢？首先我本身就不是少数民族，我也是迁徙来的汉族；其次虽然广西是壮族自治区，但是广西其实是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行政区域，60%以上是汉族，另外有壮、苗瑶、侗、回、京、毛南、么老等11个少数民族。广西古为百越人居住地，壮族及其先人是广西的土著。汉族是自秦汉以后由中原各地陆续大量迁入广西的。这股庞大的人流对岭南社会的冲击是空前的，其影响亦是深远的，它极大的改变了岭南地区的人口、经济与文化生态结构，打破了原有的平衡，使得岭南土著文化产生巨大的变化。”［47］岭南地区古代第一次大移民浪潮是春秋时代越（国）楚（国）争霸，越国战败解体，一部分“越王子孙避入”岭南，他们很快就融入了岭南社会，成为岭南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岭南地区古代第二次大移民浪潮是战国时代秦国兼并楚国，部分楚人避徙岭南。他们也很快为岭南社会融化，成为岭南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岭南地区古代第三次大移民浪潮是秦始皇统一中原之后派出50万大军“略南越地”，修灵渠，沟通湘漓水道。50万人马在当时是一个多么庞大的数字。战事结束，有十数万人马戍边岭南。从地理上看，广西自从秦始皇统一岭南,在今广西境内设置桂林郡、象郡,标志着广西纳入了中央王朝的政区版图。但是从汉代到唐代中前期,在长达一千年的时间里,广西长期隶属于其他高层政区。直到唐后期设置岭南西道,广西才第一次以高层政区的面目出现在中国政区版图上,由此也开始了广西政治中心的选择过程。岭南西道的治所位于邕州(今南宁),但历时短暂。从北宋至清末的近一千年时间里,广西的政治中心长期位于桂林,而桂林偏居广西东北一隅,与西部、南部地区相隔遥远。李孝聪先生指出“:历史上,桂林长期作为广西地区的首府,南宁的兴起只是最近百年间的事情。如果以桂林为首府,位置偏北,有利于与北方内地的联系,适于进退,但是不

便于对桂南的经略。南宁位置居中,选作首府,更有利于对广西全境的管理。”[1] [1]李孝聪.中国区域历史地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

4宋代将广西的政治中心首次设置于桂林,开启了近一千年来桂林作为广西政治中心的历史。宋人周去非在《岭外代答》卷1《地理门》中记载:“本朝皇祐中,置安抚经略使于桂州,西道帅府始于此。”广西安抚经略使属于边帅,其职责重大:“既内兼西南数十州之重,外镇夷蛮凡数百族,事权不得不重矣。广西诸郡,凡有边事,不申宪漕,唯申经略司,此昔日陕西制也。”[4]元代在广西西部广设土司,朝廷对广西非汉民族聚居区的控制策略也由羁縻制转变为土司制,但土司地方仍不是朝廷实际控制的有效区域。因此,至正二十三年(1363)设置广西等处行中书省后,治所仍选择在静江(今桂林)。明代继续对广西西部的非汉民族实行土司制,但从实际效果看并不好,有明一代广西各民族的反抗斗争旷日持久,而将省会继续设于桂林当在情理之中。降至清代,由于改土归流,极大地削弱了土司的势力,广西非汉民族对清政府的统治已经不构成什么威胁,但是清朝仍沿袭明代的做法,将广西的省会设于桂林。—地缘政治、区域经济开发和文化景观。

唐代以前,今广西境内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高层政区,而长期处于从属的地位。秦代在岭南地区设置桂林郡、南海郡、象郡,今广西东部属于桂林郡管辖,而西部则隶属于象郡。汉代今广西境内设置有苍梧郡、郁林郡、合浦郡、零陵郡,其中苍梧郡、郁林郡、合浦郡隶属于交阯(东汉改为交州)刺史部,东北部的零陵郡则隶属于荆州刺史部。三国吴时期,今广西大部隶属于交州,东北部隶属于荆州。两晋南北朝时期,今广西大部隶属于广州,而东北部隶属于荆州(后改为湘州)。可见,从汉代到南北朝时期,广西大部长期隶属于岭南的高层政区交阯(交州)和广州,尚未形成自己相对独立的高层政区。唐代中前期,广西仍隶属于以番禺(今广州)为政治中心的岭南道。直到唐后期,广西才第一次成为高层政区,而其地缘政治背景,正是岭南道西部地区的民族问题。咸通二年(861),朝廷将岭南道一分为二,在今广西境内设置岭南西道。唐懿宗在《分岭南为东西道敕》中说:“邕州西接南蛮,深据黄洞,投两江之犷俗,居数道之游民。比以委人太轻,军威不振,境连内地,不并海南。宜分岭南为东、西道节度、观察、处置等使,以广州为岭南东道,邕州为岭南西道,别择良吏,付以节旄。”[2]可见唐末岭南西道的设立是出于加强控驭广西西南部非汉民族的需要,而道治设于邕州(今南宁),正是因为邕州毗邻左、右两江蛮峒,设镇于此,有利于就近控制。严格地说,岭南西道所管辖的范围并未涵盖今广西全境,而且存在的时间短暂,但其政治意义重大,这是广西第一次以独立的高层政区的面目出现在中国历史舞台上。

+广西汉族的源流及族群分支+汉族整体文化。+汉族饮食文化习俗的发展+广西汉族的特殊节日+宗教信仰

广西之有书院之名起于南宋，南宋广西共建书院11所，其中最早的书院是在绍兴年间建于柳州的驾鹤书院和建于容县的勾漏书院。柳州驾鹤书院为广西第一所书院，宋赵师邈《三相亭碑记》中记载：“绍兴初，三丞相暂驻水南僧寺，因观岩石并立，上有空洞数处，遂建芳庭二所，曰：驾鹤书院，曰：三相亭。”驾鹤书院之名始见于此[24]。2003年，广西文物工作队和柳州市文物考古队在柳州驾鹤山南麓发现一批铺设整齐的青砖，经文物专家鉴定，初步推测为宋代著名的“驾鹤书院”的遗址[26]。确认了广西最早的书院驾鹤书院的存在。

在南宋建于广西的书院中，以全州的清湘书院和桂林的宣成书院最为著名。据《文献通考》载，南宋全国各地奏请理宗皇帝赐匾额的共有十九所，清湘书院、宣成书院均获御书赐额[25]，这说明广西的书院在当时已经占有一定的地位。

在书院的创建上，元代，广西仅有书院三所。除兴复宋代的宣成书院和清湘书院外，新建立的书院仅全州恩乡的璜溪书院1所。

明代历时277年，在广西建书院70所，占广西自南宋至民国所建书院305所的23％，是广西建书院的第一个高潮时期。其中最有名的是王阳明在南宁办的敷文书院。有“诞敷文德”、“以远来人”的涵义。自其创设“敷文”后，邻县风从，影响甚大。嘉靖六年（1527年），王阳明以两广总督兼巡抚来到广西镇压思恩、田州苗民起义和黔江流域的大滕峡瑶民起义。起义镇压下去后，王阳明认为必须兴教育，用文德来感化，才能巩固对广西的统

治，于是他创办了敷文书院。他在《敷文书院记》中说：“宋仁谒往事师，勿以兵歼，其以德绥，逌班师撤，散其党翼，宣扬至仁，诞敷文德，凡乱之起，由学不明，人失其心，肆恶纵情，遂相侵暴，荐成叛逆，中土且然，而况夷狄。”[26]王阳明不仅过问敷文书院的经费、山长、课程讲授外，还亲自多次上讲堂宣扬他的“知行合一”学说。清代广西书院的创建达到了全盛的时期，清代，在广西建立书院221所，差不多平均每年建1所，占南宋至民国广西建书院305所的72.4%，其中桂林的宣成书院和新建立的秀峰书院还得到了雍正帝的赐银。

在历时近800年，广西各城乡建的300多所书院中，以清湘书院、宣成书院、敷文书院、秀峰书院、榕湖书院、桂山书院这六所书院最为有名，其中宣成书院、秀峰书院、榕湖书院、桂山书院还被称为“桂林四大书院”

书院资料：

清湘书院：宋嘉定八年（1215年），郡守林岊创建于全州城北柳山，原为全州刺史柳开读书讲学的故址，故又名“柳山书院”。林岊常到书院“日偕诸生讲明道学，勉敦实行”。[27]宝庆元年（1225年），因书院办学成绩显著，经郡守程榆奏请，理宗皇帝赐“清湘书院”匾额[28]。宝庆三年（1227年），郡守赵必愿扩建书院，于柳候祠北建“率性堂”、“燕居楼”。著名理学家魏了翁作《率性堂记》，记述赵守“尊经崇儒，表彰性命之学”的用意。清湘书院历经宋元明清四代。宋德佑二年（1276年），由于战火，除七先生（柳开、周敦颐、10程颢、程颐、张载、张栻、朱熹）画像外，房屋尽毁。元初书院田产并入路学，书院废。元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诏谕恢复各处书院，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聘孔子五十四世孙孔思坦为山长，清湘书院恢复讲学活动。元贞二年（1296年），总管耿大节奉命于旧址重新修建，后毁。元统元年（1333年），州守柳宗监修复，书院规模有所扩大，计房屋158间，建有应门、重廊、燕居堂、明伦堂、率性堂，有斋有舍。明初，书院学田资产尽付地方官员，清湘书院名存实亡。永乐九年（1411年）、宣德八年（1433年）、天顺八年（1464年）先后修复燕居堂、明伦堂、率性堂以及亭台斋舍，恢复书院教学活动。成化年间，州守汪庸重修。正德九年（1514年），知州顾璘增建斋舍亭懈，规模宏大，注意依山水林泉之胜布局建筑，环境清幽秀美，时人有诗赞：“谁谓江南无好景，清湘仿佛小蓬莱。”[29]顾璘为此作《柳山清湘书院记》。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知州崔廷瑜就故址重修，改名“柳山书院”。乾隆初，书院又荒废，直到乾隆五十年（1875年），知州陈肇铬迁建书院于城北隅，复“清湘书院”名，有讲堂、学舍、门庑、厨房等共750间，置学田200余亩，并立书院条规。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邑人赵炳麟、唐三景等捐资将书院迁于宾兴局（今全州政府大院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改为州立两等小学堂。旧址在今全州县内燃机配件厂后半山腰。

宣成书院：南宋景定三年（1262年），知府兼经略使朱祀孙为纪念张栻、吕祖谦两大理学家并以张、吕谥号“宣”、“成”为名创设书院。初建于桂林府治北，有张、吕二先生祠、藏奎阁、明新堂、斋舍等建筑物，后加建有戟门、东西明道、止善二斋和栖凤亭。设祭器、学粮，经费具备，规制完备。理宗赐“宣成书院”匾额[30]，是南宋有名的书院之一。元至元十四年（1277年），书院毁于战火。元贞二年（1296年）、至正三年（1343年）重修。明初，废宣成书院，改为临桂县学。正统五年（1440年），复建宣成书院于县学西。弘治十七年（1504年），书院移建于府学、县学之间（今桂林中学西侧）。正德年间（1506－1521）重修。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书院又移建于府治南谯楼右线伯花园旧址（今榕湖小学后面），改名为华掌书院。雍正二年（1724年），复名宣成书院。以后递有修葺。同治十年（1871年）广西巡抚布政司使臣康国器奏请谕书“道德陶钧”匾[31]。书院专招童生，设正课生25名，外课生8名，附课生20名。正课生和额外正课生发给膏火费。书院山长总理院务。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裁撤宣成书院。三十一年，改建为临桂两等小学堂，民国间沿办小学。旧址今为市公安局。

敷文书院：明嘉靖七年（1528年）王守仁率兵镇压桂西少数民族起义，于南宁城北门口县学旧址建。王守仁撰《敷文书院记》，并手书匾额“以宣扬至仁，诞敷文德”，故名敷文。日与诸生讲学，宣扬“致良知”学说，以期达到破“心中贼”的目的。命其徒季本为山长，季本撰《修敷文书院修德息兵序》，请福建莆田儒学生员陈大章为书院生徒讲《仪礼》。后人对他的文德武功甚为赞赏，历代名人多有评述诗咏。如“南极文星耀，西荒武库雄，百年留古院，九郡息兵戎”[32]；“岭外有文能止武，堂上习礼致精禋”[33]；“奕世一儒宗，功名着鼎钟，文成垂令范，新建懋勋庸，异地犹观感，谁人不景从，后来同志者，11莫使若云封”[34]。万历七年（1579年），诏毁天下书院，敷文书院改为别署。万历十一年（1583年）左江道陈希美、知府陈纪等修复，规模宏伟，规制完备。前为大门，中为仪门，又中为大堂，两廊各有精舍18间，后为后堂，立王守仁石像，以资纪念（现石像仍存于人民公园古炮台处）。明末毁于兵。清康熙九年（1670年）重建。此后几经修葺，民国初年还存在。敷文书院为明代广西著名书院，这不仅因为是王守仁所建，曾在此“敷文降虏”，而且是广西宣扬王守仁“知行合一”、“知良知”学说的基地。此后广西各地有数所以“敷文”、“阳明”命名的书院相继建立，还有不少书院讲授王守仁的“心学”，对广西书院的创建与理学的传播有着较大的影响。旧址今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储备物资管理局，即今南宁市北宁街42－1号。

秀峰书院：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朝廷令在桂林城东建秀峰书院，赐银1000两作开办费。“傅叠彩、面秀峰”而得名。秀峰书院规模宏伟，前讲堂5间，中书厅5间，东西厢学舍各15间。雍正十三年起拨道库余银每年1692两，米77石，与宣成书院共用。嘉庆四年（1799年），御赐书千卷。嘉庆五年巡抚谢启昆扩建书院，加修寝室5间，东西厢房各3间，立汉经师司空南阁祭酒陈元木主于书厅之中，旨在“通经致用”，以为生徒效法。七年、二十五年重修。道光四年（1824年）增建学舍。同治十年（1871年）重修，广西巡抚布政司使臣康国器奏请钦颁“书岩津逮”匾额[35]。书院面向全省招收生员，设正课生员50名，额外正课生员15名，附课生员无定额，以应乡试。光绪十六年（1890年），巡抚马丕瑶于书院西斋设桂垣书局，中有藏书楼、读书堂，可供书院生徒读书其中。光绪十九年巡抚张联桂于书院内增设“逊业堂课”，招收生徒60人，治经史，分内外课，以经世致用为主。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裁书院，改为育才馆。光绪三十一年改办广西政法讲习所。后并入广西大学堂，现为广西师大的一部分。

榕湖书院：清道光十四年（1834年），广西巡抚布政使郑祖琛于桂林丽泽门内孔庙东侧（今桂林中学校内）创建榕湖书院，又名经古书院、榕湖精舍。因书院专课“经古文辞”，地址接近桂林名胜榕湖，因而以“榕湖”和“经古”来命名。精舍建有讲堂3间，宿舍17间，其西3间，其南14间，又按类别分为28舍，以聚众生。同治十年（1871年）重修，广西巡抚布政司使臣康国器奏请谕书“经明行修”匾额悬院内[36]。十一年（1872年），迁到桂山书院内一起办学。榕湖精舍以培植生员为主，兼教童生。光绪末年唐景崧任院长时，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增设算术和时务两科。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停办。清末改为桂林工学。1927年修建为广西省立第三中学，后为桂林中学。桂山书院：同治十一年（1872年），广西巡抚刘长佑于桂林城定粤寺东桂山（即叠彩山）脚下建桂山书院。桂山书院专课举人，设孝廉课，故又名孝廉书院。书院面向全省招 生，是广西省最高级的书院。孝廉课始于道光间巡抚郑祖琛创设，后因战乱停止，此时创建桂山书院恢复孝廉课。桂山书院建筑为五间四进式，建有头门5间，二门5间，讲堂5间，东西学舍各10余间，圣人堂5间，东西二院上下各3间，另建有东西厢房多间。光绪七年，巡抚杨重雅添设“字课”，侧重书法。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书院停办。三十12年，改为工艺厂。辛亥革命后，相继为广西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广西振坤法政女子学校、桂山中学校。后改设为广西省立医院，今为桂林市第二人民医院（原工人医院）。

第二篇：枣庄区域文化概论

1、枣庄区域文化的历史特点与历史贡献有哪些？ 第一，孕育了中国早期农耕文明。北辛文化对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农业、手工业及渔猎生产提供了丰

富的实物资料。揭示了七千年前先民在薛河流域定居、繁衍的状况，为黄河下游的东方文明找到了渊源。

第二，开创了中国古代科技文化。枣庄地区出现了三位著名的科技倡导者和践行者：造车鼻祖奚仲、科圣墨子、巧匠鲁班。

第三，丰富和繁荣了城邑文化。夏商周时期，大量城邑出现，标志人类文明进入新阶段。枣庄境内

城邑文化体现了土著文化特点，还受到商、周文化影响。

第四，发展了两汉经学，创造了汉画像石艺术。汉代，儒学成为官方哲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学上升为显学，儒家典籍成为士子必读书目。枣庄是汉画像石艺术的起源地、主要产地和命名地。汉画像石对后世的雕塑、绘画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五，发展了南北交融的运河文化。台儿庄泇运河，从嘉靖年间提议，到全线通航，经历30多年，至今枣庄段运河仍能通航至杭州。台儿庄因泇运而兴，众多纤夫聚居一处，形成了纤夫村文化，复杂的人流、物流环境，迫使当地老百姓学习武术，保护自身安全，形成尚勇文化。第六，开拓了富有地域特色的瓷器和土陶文化。中陈郝瓷窑址享有“中国江北第一民窑”的美誉。始

于北朝，终于明清，延续将近1400年，是山东乃至整个北方地区，最古老的瓷窑遗址之一，也是中国最早的以煤为燃料的瓷窑。

第七，发展了辉煌的中国近代工业文化。19世纪末创办于枣庄的中兴煤矿公司，是清末最大的一家

公司和第一家股份制公司，中兴公司率先实施机器采煤，自备发电厂，自建铁路运输。还投资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参与了多所大学的创办，是山东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的股东。第八，丰富大战文化。台儿庄大战，是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抵御外辱的第一次胜利，也是全

面抗战以来正面战场的首场胜利，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的首场败仗。台儿庄大战恢复了中华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台儿庄遗留53处战争遗迹，是二战遗存最多的城市。

第九，创造了丰富灿烂的红色文化。铁道游击队和运河支队，抗战时期是枣庄本地的抗日武装，为

抗战的最后胜利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解放战争时期，鲁南战役开创了华东战场人民解放军一次歼灭国民党军2个整编师和1个快速纵队的纪录。

第三篇：区域文化的心得

在新石器时代，根据所发现的考古遗址，大体可以划分为黄河流域文化区、长江流域文化区、珠江流域文化区和北方（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文化区。在那时，已经奠定了后来农耕文化区和游牧文化区的基础。

中国区域文化的形成经历了特定的道路，具有不同的特点。春秋战国时期的区域文化格局形成，基本上发生在东部汉族区域的内部，到隋唐以前，共同性渐增，差异性渐减。但在隋唐以后，以少数民族文化为主的新的区域文化又加入进来，起初是与汉文化频繁发生摩擦和冲突（这也是一种文化碰撞），甚至对立，后逐渐变成了汉文化圈内的组成部分，走上共同性渐增，差异性渐减的轨道。

中国文化的重要源泉之一，是指产生在河洛地区的区域性文化。中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核心文化。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中华民族文化，是在当今中国版图范围之内，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大量考古发现资料和古代文献记载说明，华夏文化是汉文化、中华民族文化的母体文化。华夏文化主要源自中国古代早期国家夏商文化及其更为久远的河南龙山文化，多年来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已经证实，河南龙山文化是夏文化形成的直接源头。河洛地区是河南龙山文化的重要分布地区，就这点而言，河洛地区可以说是夏文化、华夏文化的发源地及其形成、发展的核心地区，也可以说是以后汉文化、中华民族文化的发源地。齐鲁文化一直具有文化的和政治的象征意义，基本代表了华夏文化传统的正宗。吴越文化以太湖为中心，包括今天的江苏、浙江、上海地区，影响到安徽东部和江西的东北部。这里气候温和，土地肥沃，水网密布，雨量充沛，农业极为发达。经过长时期的历史发展，中国经济和文化重心逐渐从北方转移到这里。到明清时期，沿海的地理优势充分显露出来，商业贸易迅速发展起来，城市极为繁荣。以“吴侬软语”为特征的吴语，是汉语七大方言之一，构成独特的语言文化系统，强化了这里的区域文化特征。秦人以法家思想治国，文化上具有鲜明的功利主义特点，加之其地理位置便于与北方和西域的文化交流，使其在农耕文化的基础上，具有包罗万象、兼容并蓄的特点，不仅留下了历史上各民族文化、各种宗教、各种艺术形式的痕迹，商业文化也很发达。在上古的三苗文化基础上，华夏文化的主流汇合了当地蛮夷文化的支流，共同构成了湖湘文化。由于这里以丘陵和江湖为主要自然地理特征，加上民族文化源流的丰富，使湖湘文化极具特色，比如文学艺术神奇浪漫、民间生活崇巫尚鬼等吴越文化以太湖为中心，包括今天的江苏、浙江、上海地区，经过长时期的历史发展，中国经济和文化重心逐渐从北方转移到这里。到明清时期，沿海的地理优势充分显露出来，商业贸易迅速发展起来，城市极为繁荣。以“吴侬软语”为特征的吴语，是汉语七大方言之一，构成独特的语言文化系统，强化了这里的区域文化特征。其中中原文化对于历史进程的推动，对于中华文明的形成，对于民族精神的传承，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都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中原文化对中原经济社会发展至少发挥了四大作用：一是认识作用，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社会；中原文化是五千年中华文明的缩影，反映了中华文明发展的轨迹，折射着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透过中原文化可以从总体上认识中国社会和中原发展，并从中总结出社会前进的有益借鉴。与此同时，中原文化的先贤们发现并阐发的许多精辟思想，至今仍闪烁着真理的光芒，具有重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例如格物致知、有无相生等朴素精辟的思想，仍是我们今天认识事物、认识世界、认识自然和社会的重要方法与途径。又如，老子“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就是对许许多多规律性社会现象的高度概括，至今仍有启发意义。二是引领作用，可以引导人们更好进行生产生活；近古以来，中原文化的文化理想甚至远播西方文明而绽放出瑰丽的文化魅力。《马可波罗游记》对当时和谐的东方国度的赞誉，至今还为人们称道。中原文化在精神层面建构的文化理想，已经成为全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如天下大同的文化气度，天人合一的理念境界，尊道贵德的理性气质，大德曰生的人文情怀，中庸辩证的思维理路，在环境恶化、能源危机、人为灾难频繁发生的今天，不仅是引领人类社会发展建设的美好理想，而且对于我们今天进行道德建设、人格完善，对于整个民族素质的提升，乃至世界文明的进步，都仍具有积极的引领作用。三是推动作用，特别是新思想、新知识、新技术等，对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就是说中原文化产生的新思想、新知识、新技术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从周朝的“封邦建国”到北宋文官制度的全面繁荣，从北魏孝文帝改革到王安石庆历新政，中原大地上的每一次重大改革都推动了中华民族政治文明的递进。从殷商王朝对商业经济方式的自觉选择，到以宋朝交子、汇票等为标志的商业革命，都促进了社会分工的极大发展，实现了社会生产效率的显著提高，先后创造了我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新技术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中原文化也做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东汉蔡伦发明的造纸术实现了文字载体的新突破，北宋毕 的活字印刷迎来了铅与火的新时代，开创了知识传播的新纪元；成熟于宋代的火药，把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指南针导致了航海技术革命，为近代文明的到来准备了必要的条件。中原文化就如一台功能强大的引擎，从不同的方面不断把中华历史甚至世界历史的车轮推向前行。四是支撑作用，文化可以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要的支撑作用；就是说中原文化具有对中华民族共同精神的维系、智慧成果的传承功能。一个民族是要有精神的，一个没有精神的民族就如同一盘散沙。中原文化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塑造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后羿射日、嫦娥奔月、愚公移山等激励鞭策人们奋发向上的神话故事，还是岳飞报国、木兰从军等宣扬爱国主义的文化母题，都是中华民族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今天仍然给我们以强大的精神支撑。这种精神，尤其在民族存亡的危难关头，无不成为支撑全民族的坚强力量。中原文化所包含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治国思想，“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最下伐城”等军事思想，至今仍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中原文化正以其无可比拟的系统性、丰富性、完整性，为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不竭智力支撑。其次是引领作用。长期以来，中原文化都以其文化理想引领着东方文明的进程；就是说中原文化固有的向心力在促进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发挥的聚合作用。中原文化是广泛吸收众多民族优秀品质而成的中华文明的主流文化，团结和谐、爱国统一始终是她倡导的主题。千百年来，一直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着海内外华人，报效国家、热恋故土等炽热情怀成为全球华人的民族意识和价值追求。中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根文化，作为传承中华文明的主干文化，长期以来就是海内外华人魂牵梦绕的精神寄托，大家无论身在何方，都有“常回家看看”的心理愿望。新郑黄帝拜祖大典和周口姓氏文化节的成功举办，正是中原文化这种特有历史震撼力和时空穿透力的生动展现。历史发展反复证明，中华民族无论怎样一波三折，甚至分分合合，但维护团结、追求统一的历史主流始终没有改变。

中原文化有五个特点：一是具有根源性，文化的源头都在中原；中原是道教理论的主要源头。河南鹿邑人李耳被道教尊为教主，其《道德经》被奉为主要经典，著名的道学家成玄英、内丹修炼法创始者陈抟、太一教创始人萧 抱珍、东华派创始人宁全真也都是河南人。道教以“道”为信仰核心，强调内以治心，外以救世，以生为乐，重生恶死，主张通过加强道德自律和修行体验求得生命 能量的升华。二是具有原创性，都是第一次出现、发明的；无论是元典思想和政治制度的结构，还是汉文字和商业文明的肇造，乃至重大科技的发明与中医药的重大发现，都烙下了中原文化的胎记。《易经》、《道德经》对宇宙、社会、人生的独特发现，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心理。三是具有包容性，具有海纳百川、地承万物的气魄；中原文化的厚重与包容，为道教文化的孕育与生成提供了丰厚的营养，使得道教这一土生土长的民族宗教，逐步成为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一支，并以其独特的方式诠释着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

四是具有开放性，是面向民众的、社会的，不是自我的、封闭的；中原佛教是中国佛教国际化的传播中心。唐宋时期洛阳、汴京为国际化大都市，而进入鼎盛期的中国佛教，则以河南为中心远播日本、朝鲜、东南亚各国。五是具有基础性，是中华文化的基础。中原文化

在中华文化系统中处于主体、主干的地位。中原文化在与其它文化不断的融合交流中，自身的外延也在不断扩大，并由此催生了中华文化的形成。中原文化的核心思想，如“大同”、“和合”，都成为了中华文化的核心思想；中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如礼义廉耻、仁爱忠信，都成为了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中原文化的重大民俗活动，如婚丧嫁娶、岁时节日等，都成为了中华民族的民俗活动。

制作人：周斌

第四篇：户外区域发言稿

各位领导、各位同仁：

大家上午好，接下来我对我园近期的工作做个简单的汇报 通过学习市教育局组织的《辽宁省学前教学组织与发展》之后。在市教育局各位领导的帮助与指导下，我们对以往教育观念做了一些改变。把室内的区域延伸到户外，用心为孩子们打造一个游戏新天地。力求以“户外运动大循环”为特色，促进幼儿身心全面和谐健康发展，让幼儿玩转一个快乐童年。

围绕区域活动的开展，我们从环境创设、材料投放、教师指导以及活动中如何促进幼儿的自主性发展及主动合作意识、等几个方面进行多次探讨。最后总结出我园在户外区域活动开展时的教育理念——回归幼儿、尊重幼儿爱玩的天性、把游戏的权利还给孩子，打破区域活动界限，让他们自由、自主、自觉的开展游戏。

我们根据园内实际情况以及幼儿的年龄特点，合理划分了户外活动场地。创设了跑跳区、钻爬区、投掷区、沙水区、建构区、平衡区、球类区等活动场地。铺设了大型草坪、草坪跳台、新上了、梯子组合、攀爬架、滚筒、平衡木、篮球架、等器材。增添了一部分小型体育玩具：三轮车、小拉车、小高翘、彩虹伞、两人三足、蹦袋、篮球、吊球、等等。用心为孩子们重新打造了游戏新天地。

在区域户外活动时，我们打破了场地限制、打破了班级界

限、打破了行动限制，全园一起交替活动，老师分散在各个活动区，负责所在区域内幼儿的安全和活动指导。孩子们在活动时可以自主选择、自由结伴、自主合作，真正做到了把游戏的权利归还给孩子。

经过这段时间的反复实践与探索，我们和孩子们一起成长着、收获着、感动着。丰富多彩的户外活动，开阔了孩子们的视野，锻炼了他们的各种认知能力，同时，在老师们的有效指导下，孩子们更快、更好的掌握了各种技能。开放式的区域活动，大大提高了幼儿活动的主动性，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自主地选择活动内容，自由结伴进行游戏，在活动中的主体作用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通过户外体育大循环活动的探索和实践，幼儿在动作发展、身体素质、心理品质等各方面都得到了大大的提高。在孩子们行为转变上来看，幼儿很喜欢内容丰富，形式新颖的户外体能运动大循环，在活动中不仅增强了幼儿的身体素质和自信心，还激发了幼儿与他人合作的意识，并在运动中获得了健康，获得了积极的。愉快的情感体验，并从中找到了快乐。

花儿朵朵幼儿园

2017年12月21号

第五篇：泛珠三角区域旅游文化特色评析

泛珠三角区域旅游文化特色评析

发布时间：2011-8-

2信息来源：《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作者:胡幸福

摘 要：泛珠三角旅游文化特色可以大致划分为“绿色”、“红色”、“蓝色”、“金色”四大板块，这些色块之间同时又存在交叉浸润的现象，这都是“调色板”效应的自然现象。但作为一个区域的旅游发展来说，重点是要找出自己最鲜明、最独特的色彩。分析泛珠三角区域旅游文化特色，就是为各地的旅游发展找准方向，为区域旅游合作构建和谐的发展局面。

关键词：旅游文化；泛珠三角；和谐发展

文化体验已经在人们的旅游动机中表现得越来越强烈，据世界旅游及旅行理事会(WTTC)的调查统计，它已经跃居五大旅游动机之首位。与之相适应，各区域的旅游产品开发也正在从“外在型”向“内涵型”转变。所谓内涵，就是要体现旅游的灵魂——文化。文化是旅游者的出发点和归宿。而文化的本质在于创新，在于突出特色。在旅游业中，没有文化的景观是没有吸引力的，而文化没有特色，其旅游发展就会缺失可持续的势能。

分析泛珠三角各区域旅游文化特色，就是为各地的旅游发展找准方向，为区域合作构建和谐发展局面。

从卫星俯视泛珠三角，大致像一块调色板。赤、橙、黄、绿、青、蓝、紫相映成辉，绚丽多彩。如果从色彩角度看泛珠三角区域旅游文化也莫不如是。我们可以将泛珠三角旅游文化特色大致以四大类色彩来划分：广西、云南、贵州是以山水文化为主的“绿色”；江西、湖南、四川是以历史人文为主的“红色”；福建、广东、海南岛是以海洋文化为主的“蓝色”；香港、澳门则是以商业文化为主的“金色”。当然，在这大致的色块中，各省区又有着自己的文化特色。各个色块之间同时又存在交叉浸润的现象，这都是“调色板”效应的自然现象。但作为一个区域的旅游发展来说，重点是要找出自己最鲜明、最独特的文化色彩。

一

(一)广西旅游文化特色

广西是我国旅游转型最早的省区之一，1986年，桂林市被定为全国7个重点旅游城市之一，广西旅游业也就由“接待事业型”向“经济产业型”转轨。还在经济火热的时候，广西的旅游又很注意文化内涵的建设了，尤其是特色文化的建设。但面对七百多个景点，怎样凝练出作为广西整体形象的旅游文化特点，的确是件不容易的事。直到2001年，自治区旅游局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快广西特色旅游业发展实施意见》，一个旅游发展的总体框架才比较清晰地展现在人们面前。就是“一个旅游龙头、两条黄金旅游带、两大旅游集散中心、四大旅游特色、五大旅游品牌、六大特色旅游线路、七大旅游区。”这个框架所包含的全部内涵体现的就是以“北绿南蓝”为骨干的“山水海洋旅游文化”特色。其中山水文化是重中之重。

广西的旅游发展实施计划在文化体现方面是很清晰的。它围绕着自然生态和历史文化两条主线来做足山水海洋文化的特色。在内部，极力构成“一轴两翼、南蓝北绿、一地一品、城乡互动”的格局。突出自然山水、海洋休闲、边关揽胜和民族风情四大区域旅游特色。

向外则始终以积极的姿态参与泛珠三角的区域合作。2004年7月，率先参与启动了“两广6市无障碍旅游区”活动。2006年4月的两广旅游合作论坛又把无障碍旅游区扩展到20个城市。在新一轮的竞争热潮中，广西不仅力争在泛珠三角扮演重要角色，而且力图借“中国一东盟博览会”落户广西之机，利用发展会展经济和商务旅游把广西做成中国与东盟国家双向进入的前沿地带。

可见，广西除抓住传统的桂林山水文化这个龙头外，又注意培植后起的滨海休闲、边关揽胜和民族风情等特色旅游，这不仅更好地辅助了主题的旅游文化，而且为广西旅游文化特色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后劲。

但广西的旅游形象主题词却不凝练，“风情广西”、“魅力广西”、“美在广西”、“激情广西”、“开放广西”，用词多，看似面面俱到，却让人感到空洞。还不如“桂林漓江印象·刘三姐”让人有“人在山水之间”的深刻印象。

(二)云南旅游文化特色

从2004年起，“中国昆明国际旅游节”更名为“中国昆明国际文化旅游节”，加了“文化”两个字，缩少了旅游节的外延，但云南方面坚持认为，这是为突出建设云南民族文化大省的要求。可见，文化特色在云南旅游界被充分看重了。

云南可以说是中国大陆最具旅游头脑的省份，其精明之处在于文化意识颇强，会借文化精品打造旅游文化产业的品牌。例如，电影《阿诗玛》、《五朵金花》、《千里走单骑》、小说《香格里拉》等无不被利用来拉动石林、大理、丽江、迪庆等地的旅游人气。一台《云南映像》更把全国人民对“彩云之南”神秘异域风情想入非非的胃口吊得高高的。

配合整个区域旅游文化的特色，云南各地、州、市都纷纷上演“一台戏”，昆明在演《小河淌水》，丽江在演《丽水金沙》，怒江在演《母亲河》，版纳在演《勐巴拉那西》。无不体现着绿色山水中的风情。

从云南石林旅游品牌战略直指“国际三品牌和国内三品牌”就可看出，云南旅游文化的发展战略就是冲刺高层次，从而为云南旅游完成从自然观光型向自然观光和休闲度假并重的转变奠定文化基石。

(三)贵州旅游文化特色

贵州开始认识到了把旅游资源变资产，再把资产变资本的魔力，而这个“变”的点金术就是文化。贵州开始环视周围，觉得云南的花，西藏的雪，广西的海，四川的山，游客都玩过了，人们该到贵州来了，但来贵州看什么呢?贵州人心中还没有底。

贵州人心里也明白，只有将自然资源与人文资源高度融合，打造出旅游品牌，提升文化品位，才能构建起贵州旅游文化特色。但这个融合点在什么地方?有人搞了个悬赏200万元破解千古之谜“红崖天书”的活动，结果似噱头而不了了之；还有人想起了杨丽萍，想起了《云南映像》一台戏，于是模仿着搞了个《多彩贵州风》，在短时间内还真有点吸引眼球，但看过也就忘了；也有人提出用黄果树瀑布来做“水”的文章，想法很独到，只是水少了点。

现在贵州所共识的是“三架马车”发展思路。即以黄果树为代表的喀斯特山水风光旅游；以17个少数民族文化为底蕴的多民族原生态文化旅游；以红军长征为主要内容的红色旅游。为此，重点开辟了以贵阳为中心，向东、南、西、北辐射的四条旅游新线路。提出“以质取胜，以特取胜”。但在文化特色方面，“三架马车”受着广西、云南、江西的特色压力。

但由于特色提炼不够，导致旅游形象主题词也游移不定，含混不清。目前并存的有：“干瀑之省”、“漂流之省”、“文化之州、风光之州、生态之州、歌舞之州、美酒之州”等，贵州的区域旅游文化特色还没有在山水文化的绿色中凸现出来，在人们心目中还没有一个可以取代“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历史负面形象的旅游主题词。人们在期待着贵州。

二

(一)江西旅游文化特色

江西，一个典型的内陆省份，山水自然、人文历史等方面 的旅游资源不能说不丰富，但怎样突出其文化特色，却是要费一番思量的。1998年，他们自称是率先提出了响亮的红色旅游促销口号——“红色摇篮，绿色家园”。直到2000年，才首次推出红色文化旅游线路。这时他们发现，红色旅游概念是一个很好提升自己知名度的契机。在当时社会背景下，它能产生强烈的社会效应，引起全国人民的关注。于是在2001年正式对外亮出“红色摇篮，绿色家园”的旅游形象主题词，打出了红色旅游的旗帜。

旗帜一展，黄金万两。2004年，江西红色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一千三百五十余万人次，总收入77亿元，占全省旅游总收入的30％。红色旅游总收入相当于全省GDP的2.3％。可观的效益使江西认定了这面红色旗帜。在推行“2004年中国红色旅游万里行”的东风之中，江西牵头签定了《七省共同发展红色旅游宣言》，2005年，又借“中国(江西)红色旅游博览会”的热浪，搞了个《红色旅游合作井冈山宣言》。几套组合拳下来，江西稳坐了红色旅游头把交椅。“红色旅游文化”也就自然成了江西旅游文化的特色。

锁定的目标是：用3年时间，把江西建成红色旅游强省，再用3年时间(2008～2010)，将江西“红色摇篮”打造成为具有国际影响的旅游品牌。红色旅游综合收入达到300亿元，约相当于全省GDP的4.28％。

江西的实施措施是：在省内方面，着重科学布局，精心策划，营造全省点、线、片一体的红色摇篮，绿水青山，红绿古三色交相辉映的旅游景区网络和文化氛围。在对外方面，则积极联动外省。如江西省海外旅游总公司在推出的5条名为“江西红色文化旅游精品线”的红色产品中，就有4条线路分别延伸到了长沙、上海、嘉兴等地。2006年，井冈山就把长三角、珠三角、闽东南地区作为主攻目标市场，对这三个区域的重要城市实行覆盖式的红色旅游宣传轰炸。即使是围绕2006年“中国乡村游”这一主题，江西提出的口号仍然是“高举红色旗帜，做足绿色文章”。

尽管江西最近又推出口号，标榜江西旅游是“红色之魂、绿色之美、古色之特”，想使江西旅游形象更丰满。但不可否认，红色旅游已成了江西旅游文化的灵魂，是其旅游文化的最大特色。

(二)湖南旅游文化特色

湖南旅游资源颇为丰富，自称居全国前8位，还有一个世界自然遗产张家界。但湖南的旅游文化特色一直难产，前些日子标出的口号是“山水湖南，伟人故里”。可惜没有抓住时机做大做强、做出特色。湖南的旅游始终没摆脱小脚跬步之嫌。旅游思维停留在自恋自赏，陶醉在2003年的长坂坡(这年，在全国旅游业收入下降12％的大环境下，湖南旅游进账297亿多元人民币，同比增长近20％，可谓“逆风飞扬”)，在旅游线路的开发上，湖南旅游市场上更多的是小打小闹的“百姓生活游”，也就是省内一日游等，旅游业门票收入成为重头，廉价旅游在湖南占据相当大的比例。在一个文化传统深厚的区域却久久没形成旅游文化特色。

在“红色旅游”被江西搞得热火朝天时，湖南不但失去了先机，更不可思议的是红太阳升起的地方——韶山，竟被排斥在七省市的“红色旅游”线路之外。去年还是“美丽江西，绿色家园”为主题词的江西，今年就成了“红色摇篮，绿色家园”，稳坐红色旅游头把交椅了。而早就以“伟人故里”自豪的湖南，如今却成了“红色旅游”的边缘人。这对湖南无异于当头棒喝。他们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旅游思维定位，确立自己的旅游文化特色。

红色的旗帜已被人捷足取走，只有在历史人文与山水结合中找文章做了。讲起来，湖南的人文历史底子还是满厚的，中国旅游文化中古今往来的“八景”就是在潇湘孵化出来的，“不到潇湘哪有诗”也是对湖南风光景致的褒扬，历史书上活动在潇湘大地的名人名字更是一串一串。真是人杰地灵。但湖南偏偏自己弄出一个“湖湘文化”概念，至于什么是湖湘文化，也许太学究了，一般人谁也说不清。旅游业拿这件文化外衣一披，无异于作茧自缚。

(三)四川旅游文化特色

四川是中国第一人口大省，也是生态旅游资源和文化旅游资源超级大省。不但有老天爷特别青睐赐予的名山大川，而且有五千多年积淀下来的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和耀眼的历史文化遗产等。资源多得数都数不过来，光世界遗产就多达5处!面对如此多的家珍，四川人一时无所适从，他们在天府之国、大熊猫故乡、雄秀奇幽等多种意境中徘徊。伸开十个手指什么都想抓，村村点火，处处冒烟，大潮汹涌，泥沙俱下，连“鬼城”都冒出来了，结果自损形象。痛定思痛后的四川人对旅游理解就深刻多了，省里当家人亲自出面抓旅游，书记张学忠发话：“要说四川旅游的最大优势，我认为还在于积淀深厚的文化底蕴。”副省长王怀臣也宣称：四川旅游，一是要实施“两大战略”，二是要抓“两条主线”。两大战略就是政府主导型战略和旅游精品发展战略；两条主线就是开发旅游资源、发展旅游产业中坚持自然生态与历史文化两条主线并重。

这种以政府行为为主导的战略，其最大优势是可以统一思想，凝练出一个可以指导旅游发展统一行动的旅游文化方略。在四川就形成了“自然生态、历史文化、农家休闲”的旅游文化特色。其推出的旅游形象主题词就是“天下四川，熊猫故乡”。其实，四川的红色旅游资源也是很丰厚的，而且做得也不错。但他们注意到了同江西与湖南的关系。

四川正是按照这个旅游文化特色来实施他们的精品发展战略，着重突出“品牌三宝”。以此来提升四川旅游的“精、气、神”。所谓三宝方略，就是体现其区域旅游文化特色取向的主线。即：一是以大熊猫为品牌发展生态旅游；二是以三星堆出土的中国文化遗产标志“太阳神鸟”为品牌发展历史文化旅游；三是以“农家乐”为品牌发展休闲度假旅游。其中，以大熊猫作为国际品牌重点宣传。四川这一方略相对突出了重点，符合该省旅游文化实际。只是形象主题词中的“天下四川”显得空洞，尤其让外国人看了不得要领。不如改为“巴蜀古国，熊猫故乡”，就把历史文化资源和生态资源的特色都突出了。

三

(一)福建旅游文化特色

福建有著名的武夷山，是我国4个拥有世界“双遗”殊荣的景区之一。但福建却以闽台文化作基调，打造涵括闽台港澳两岸四地的“海峡旅游文化”，使之成为区域旅游文化的特色。在福建看来，福建处于海峡西岸，其地域文化在形成过程中经过中原文化的传入、海外文化的冲击、台湾文化的交融等，表现出极大的融合力和兼容性。从海峡东岸看，施琅统一台湾后，福建移民大量人台，台闽文化日趋融合，形成了一个共同文化区域。台闽文化因之而成为中华文化的亚文化圈，形成相对独立的历史文化类型，有着鲜明特色。在这个基础上挖掘出闽台自成一家的区域文化内涵，形成海峡旅游文化是顺理成章的优势。

福建方面还进一步认为，海峡旅游文化的核心理念是“和谐”。因之将“和谐旅游”作为福建旅游形象主题词。它包含三个方面的含义，即将旅游变成三个过程：一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过程；二是人与社会互动的过程；三是人的心态平复和心理和谐的过程。这个理念最能唤起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的心理共鸣。

在海峡旅游文化的思维观念和价值取向引导下，福建旅游发展的具体方略是：通过“前瞻性地、高起点地、大手笔地完成海峡两岸旅游区域合作规划，突出闽港澳台两岸四地旅游的合作„„形成独具魅力的海峡旅游特色”。

实施的措施是：在省内构建“五区两带”的发展格局，向外则加强与长三角和珠三角两大旅游区的对接，与台港澳结盟。2005年，福建省旅游协会就与台湾6大旅行同业公会、香港旅游业协会、澳门旅游局签署了《海峡旅游区域协会备忘录》。

从福建至今的举措看，闽台是海峡旅游文化的主体，港澳因其特殊地位被拉人到其体系之内，广东则是被游移于这个旅游文化体系之外的。虽然在海峡两岸经济区有个“221工程”(即建立闽、粤两省，和港澳两特区，同台湾之间的紧密型的合作探索)，但区域旅游发展战略与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不总是同步的，而文化则更需要突出自己的特色。

(二)广东旅游文化特色

将广东归在蓝色海洋文化板块，从现实看，有点勉强，从历史、从地缘看也说得过去。广东早几年号称中国旅游三分天下有其一，事实也确实如此。到现在为止广东的旅游收入旅游创汇基本是占全国的1/4强。广东毗邻港澳，每年入境人数约占全国的80％。广东的旅游曾经创了许多全国旅游的第一：第一个引进的中外合资的酒店，第一个引进外商投资的酒店，第一个开展了港澳游，第一个开展了出境游，第一个开展了港澳自由行，广东的旅游对全国的旅游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面上看，广东的旅游确实非常精彩，但要问广东的旅游文化特色与旅游辉煌成就的关系，就出现了尴尬局面。

说起来，广东的旅游资源无论是自然的还是人文的都还算丰富，但旅游发展二十多年来，却一直被人们认为“没文化”。这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资源虽然还算丰富，但知名度不高；二是经济快速发展产生的晕轮效应影响了对文化的认识和建设。所以，当周边省区都把旅游当回事来抓时，广东的旅游可谓在庆功宴中听到了四面楚歌。红色文化旅游，不能与江西、湖南攀比；绿色山水旅游，不能与广西桂林相比；蓝色滨海旅游，有海南岛站着上风；金色商务都市旅游，港澳是当仁不让；人文历史旅游，敌不过湘川文化；民俗风情旅游，难望云贵项背。多少年下来，广东的旅游始终是在漫无目标中漂浮。没有文化定位，就如同没有灵魂附体。虽然年年游人如织，但都是过客匆匆，留不下游客。放眼下一轮旅游的发展与竞争，危机感开始凸显出来，广东开始考虑必须在蓝色板块中，在整个泛珠三角中树立起有自己特色的旅游文化。

当代广东的名气是受惠于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人们到广东看什么?就是看广州、深圳、珠海三个改革开放的窗口，看广东的蓬勃发展，看中国的未来。但要把这些从文化的高度概括出本区域旅游文化的特色，却相当不易。况且广东也不仅仅就是这三个城市所能代表的。2001年费尽心思推出了“活力广东”这个还别致的旅游形象主题词，但仍然没有改变人们视广东“没文化”的偏见。也许“活力广东”太文人化了，太抽象了，一般群众很难理解“活力”所表达的具体指向。正如人们不能号召说：让我们去广东看活力。主题词抽象的根本原因是自己所代表的旅游文化特色还没定准位。为了扭转“没文化”的颓势，2005年，广东省以政府行为推出了一场热闹的“国际旅游文化节”，2006年继续举办。官方的目的就是想通过旅游文化节，从旅游这个角度对广府文化、潮汕文化、客家文化、土族少数民族文化，以及海洋文化，这五个方面来深入研究广东旅游的特色，还特别提出要在旅游节打出广府风、客家情、潮汕韵、南海潮、百越神，通过这五大风情来诠释活力广东。也有人提出要将“岭南文化”融入到广东旅游文化的特色中。看来，广东要凝练出自己的旅游文化特色还要花大的力气。因为文化特色需要发掘，而不是“做”出来的。其实，有着开风气之先的广东完全有条件挖掘出一种全新的旅游文化。让游客感觉来广东旅游和去别的地方旅游不一样。不仅是风光的不同，也不仅是当地文化的不同，而是旅游感受上的不同。限于篇幅，对此问题我们另做专题研究。

(三)海南旅游文化特色

海南岛，一个陆地面积最小、海洋面积最大的省，是最典型的蓝色海洋文化地，但前些年人们对其旅游文化特色定位却费了不少脑细胞，挖掘出了很多“文化”，诸如：黎苗族文化、清官文化、贬官文化、儒官文化、仕文化、海洋文化、特区文化、生态文化、度假文化、海南文化、红色文化、边疆文化、天涯文化、华侨文化等。总之，一山、一石、一人、一事就是一个文化，显示出急功近利、浅尝辄止的浮躁文化心理。

应该说，海南的旅游文化特色是建立在“热带海岛生态文化”基础上的蓝色的“海岛休闲旅游文化”。它的旅游形象主题词“椰树海岸”，在全国具有唯一性，即使在世界滨海旅游胜地名单中也能建立起自己的特色品牌。可以与法国的“蓝色海岸”、西班牙的“太阳海岸”、澳大利亚的“黄金海岸”一逐高低。

现在，海南岛按“海岛休闲旅游文化”发展旅游的思路是比较明确的。在岛内建立起一条以海口为起点，三亚为终点，包括琼山、文昌、琼海、万宁、凌水的东海岸旅游经济区域带，其内涵则是一批大型旅游度假区、主题公园，以及一大批小型度假村、度假群落和文明生态村。在外联方面，则利用独有的海洋管辖权优势，开展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海洋旅游业务。同时，积极与广东、香港、澳门的旅游产品连接上，实行整合，形成粤、港、澳、琼大旅游区，以自身的阳光、沙滩、海水、绿韵特色优势把现成的游客吸引过去。为此，海南岛在突出自己旅游文化特色的旗帜下，在精心打造7大旅游品牌。这是很有见地的。

四

(一)香港旅游文化特色

香港是国际都会，这是不争的事实。“购物天堂，娱乐之城”是其旅游文化的两大基点。然而，这个闻名于世的国际都会是个历史的怪胎，其“购物天堂，娱乐之城”是在殖民历史长河中浸润着殖民文化色彩长成的。故有人说“英国殖民过程已消灭了香港人对本土文化的认同及文化自信„„香港人的人文积累余下的就只有那个殖民时期的奋斗，由渔港变成现代国际都会的故事。”基于这种背景，香港旅游文化特色就表现出带西方殖民痕迹的“商都旅游文化”。其核心是“好客文化”。香港旅游发展局推出的旅游形象主题词是；“香港，乐在此·爱在此”。为此，香港除了每年举办“香港购物节”、“香港缤纷冬日节”以及春节特别节目外，还花力气于2005年引进了迪斯尼乐园。还在全港推行“优质旅游服务”和“旅业英才实习计划”。这是由港府掏腰包“为参加者提供系统的训练和实习机会，以培养好客文化”。所谓“好客文化”，通俗讲就是要做到笑脸相迎有钱的游客。2006年是香港自定的“精彩香港旅游年”，在个人游中，香港提出重点要为家庭游客和商务游客提供“优质旅游服务”，“因为这两个游客群具备更加可观的消费能力”。

香港作为一个特殊的亚文化区，是典型的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交融点。做得好，会产生杂交优势，做得不好，则是染缸效应。今年内地香港旅游出现衰相，就在于其旅游文化的核心是“好客文化”，而没有强调诚信为本。好客能够笑脸盯着游客的钱袋，而漠视游客的心情。虽然迄今香港已有超过6000间商铺获得“优质旅游服务”认证，但针对内地游客的蒙骗、欺诈、宰客等丑恶现象仍层出不穷，以致2006年10月黄金周赴港游客较往年少了3成。

港府受1480亿港元和36000个就业机会的商业诱惑，引进迪斯尼，原想盆满钵满地大赚内地游客一把，却因它的傲慢而终究不如人意。香港终究在中国，中国人不一定看到迪斯尼三个字就忙不迭地掏腰包。专栏作家黄瑛琦就曾提问：迪士尼“它除了在香港赚钱外，会否尽社会责任，回馈社区?”我们“可以张开双臂迎接迪士尼，可是，拥抱过后，是否以前属于我们的文化历史都要一概让路”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香港旅游文化定位的失当之处。

香港看到了自己的弱势，开始寻找新的出路，最近出台的方略是：近联深圳，远交湖南。他们发现，以深圳新兴移民城市文化和香港中西交融文化为内容的旅游产品具有强大的组合优势，尤其是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跨越两种社会制度和具有两种不同旅游文化的综合旅游区域，以及极为方便的陆路交通，均具有无比的吸引力。而湖南的人文风景和历史底蕴是对香港旅游资源空白领域的最好补充。为此，香港正在精心打造“一程多站”的旅游新线路。这也是一种文化互补。随着香港旅游新发展，其旅游文化特色将有新的内容，同时也要考虑其旅游形象主题词要做新的表述。

(二)澳门旅游文化特色

澳门从一个荒芜小半岛成为今天一个国际化的都市，四百多年历史沉淀下来的澳门文化呈现出以中华文化为主，兼容葡萄牙文化的共融色彩。使澳门成为很有特色的旅游城市，光“澳门历史街区”一份世界遗产就充分奠基了其深厚的旅游文化底蕴。

然而，事物不总是按常规展现其特色，几十年来，澳门国际旅游都市的知名度不是来自它独特的历史文化，而是博彩娱乐。因之它的旅游业结构十分单一，它以“东方的蒙地卡罗”招徕天下游客。博彩业的风头掩盖了澳门其他旅游资源的锋芒。“博彩旅游文化”成为其耀眼的特色。“文化传承，中西交汇”的形象主题词往往被人们忽视。

博彩旅游文化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能吸引世界豪赌的游客，大把的金钱刺激了澳门的经济；另方面它又阻断了数量可观的观光游客和休闲旅游者的脚步。“除了去参与博彩，澳门其实没什么好玩”，这是目前人们对澳门的普遍评价。

品牌已经做成这样了，澳门也只有因势利导，将特色做透，才能维持长期发展的态势。这就要将博彩与大旅游结合起来，摆脱单一的博彩形象。从澳门近来的动作看，出路有两条：一是外联；二是内变。

外联，2006年初，澳门主动与内地的中山、珠海联姻攀亲，共同打出了一个“中珠澳——大香山旅游”的文化概念。以弘扬共同的香山文化为宗旨，意在以文化为先导，对区域内旅游资源进行重新包装与整合，提升区域旅游竞争力。

内变，就是要把澳门从“东方的蒙地卡罗”变为“东方的拉丝维加斯”。为此，首先由政府出面引导，将赛马、赛狗等活动由传统的赌博项目演变为社会性的运动项目。其次是大打旅游文化牌，推出了澳门国际音乐节、澳门艺术节、国际烟花节、澳门荷花节、国际龙舟节、动感亚洲自我挑战越野、“2006澳门世界遗产年”等一系列文化活动。其三是兴建了一批新的旅游景点和文化设施。

其最终目标就是要将澳门建成为集博彩旅游、国际会展商都旅游、休闲旅游为一体的国际化旅游名城。使“文化传承，中西交汇”的旅游地形象将名副其实。至于新的旅游文化特色的表述则还须斟酌。

五

从以上分析，可以结论出如下几点：

第一，实践证明，凡是旅游业发展真正兴旺的省区，莫不以旅游文化取胜，尤其是其特色定位要准确。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点睛工程。抓准了会给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带来巨大效益，如云南、广西以及后起的江西都是成功的范例。

第二，未来旅游的竞争，主要是旅游文化方面的竞争，其焦点就是打特色牌。目前最直接、最见效的手段就是“申遗”，从长远看，还得要有强有力的文化建设与创新。如旅游大省广东，已很有领悟，为做成旅游强省，正在紧锣密鼓地“申遗”，正在建设文化大省，希望以特色文化吸引游客。

第三，打造旅游文化除了竞争还需要和谐，区域旅游文化建设要扬长避短，区域间旅游文化要以己之短融入之长，以四两拨千斤，达到共赢目的。如四川，一样有着丰厚的红色旅游文化，但它并不与江西、湖南争长短，而是借红色旅游的东风完成了《四川省红色旅游发展纲要》、《四川省红色旅游总体规划》，打出“红色四川，绿色天府”旗帜，与周边“红色”省份联动，获得双赢。

总之，区域旅游文化的建设就是要在更高层面上为旅游者打造更适合其需要的旅游平台。这个平台越大越好，层次越高越好。这就要求我们不仅突出每个省区区域内旅游文化的鲜明特色，同时也要做好泛珠三角区域内旅游文化的和谐建设与共同发展。

收稿日期：2006—12-28

作者简介：胡幸福(1956－)，男，广西兴安人，广州大学旅游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