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一个北方农民的端午倾诉
(一)当久雪全身灼痛(呵呵,连续两天铲地累的和晒的),坐在这里打出《一个北方农民的端午倾诉》这个文题时,我文中亲爱的主人在中午稍事休息后,又顶着烈日锄草去了……
(二)一个北方农民的端午倾诉妹妹说今天是端午节的最后一天假期,就不帮我们铲地了,她要收拾收拾房间,还要洗洗衣服,准备明天上班,可是我得一如既往地铲下去,因为这就是我的工作,一个北方农民的端午倾诉。和每天一样,早上不到3点起床,我做饭,静她爸打扫猪舍,喂猪。今年和去年的猪行都不是很好,去年有一茬猪,养了20多头,可是赶上有猪灾,死了10多头,赔了。今年开春也圈了一茬猪,猪价很低,饲料却居高不下,再加上猪打针吃药,前几天出栏,并没有赚到多少钱,扣除饲料和医药费,10多头猪四个多月赚了一千元,当然不包括我们夫妻俩的工钱,自家养猪不付工钱。说话间猪已喂完,简单吃口饭就下地。今天的早饭与每天不同,今天端午节,煮了十几个鸡蛋,做的是面汤荷包蛋,连汤带饭一起来了。3点半准时下地。我家种了三垧多地,再加上爸爸种的一垧多,真够我俩忙的。今年静她爸都不打算种地了,想去大连打工。因为种地投资很大,收入很少,不如外出打工省心了。村里很多比我们年轻的多数都外出打工了,我家因为有婆婆,还有爸爸要种地,就没出去,来年也许就出去打工。种地实在太累了,累不要紧,我从小就下地,习惯了,可是一年的收入太少啊,我家去年也种今年这三垧地,年毛收入三万元,去了投资一万多,净胜就两万元。可这两万元,不好干什么的,女儿去孙进技校学习,学费就交了一万多,孩子每月的日常消费得一千,这还是孩子懂事省着花呢,倡议书《一个北方农民的端午倾诉》。妹说,当初咱们送小静去孙进技校学习时,也不知道在那里学不到太多的东西,还花这么多钱,不送那好了。可不送去学点技术怎么办呢,孩子看到我俩这样辛苦地种地却挣不到多少钱,说什么也不下地了,可大学又考不上,就得学技术了。当初孩子上学时,也想辅导孩子的,可哪有功夫啊,一天忙的要死,更何况初中的知识我们都不会呢。这就是农民的悲哀吧,谁不想自己的子女出人头地,够好日子啊!从三点多铲到八点多,就得坐到地头歇息歇息,喝口水,再接着铲。这时太阳开始晒人了,常下地的人已习惯了。在歇息的间隙,也可以天南海北家长里短的谈谈。昨天妹妹问我:“你们村的村书记摔坏了,在长春住院时,你家给捐款了么?我们几个学校都响应政府的号召给于书记捐款救治了,领导一百元,普通教师每人五十元,多捐不限。倡议书上说你们的于书记是个好书记,好父亲,好儿子。”好书记,我没见到;好父亲,我不知道;好儿子,我却亲眼见到了:于书记哥五个,姐两个,一个爹一个娘。一个爹去年得了脑血栓,在医院住院本来都治疗过来了,可于书记哥几个不愿意拿医疗费,就强行把老人弄出院了,出院的第二天,老人病又复发,瘫痪在床了,有人对于书记说,你是老大,你把老人经管家去吧。于书记说:我?我都五十了,不知道是养活我呢,怎么经管他啊!没办法,老人在哥五个那轮流呆,一家一个月的。于书记出事的那天,老人正好去他家,那天他喝酒喝多了,所以出了车祸。前几天拔下氧气去世了。有要重选村书记了,暂时有村主任代理。于书记自称我们村的毛主席,村民都说:哪见过这样不孝敬的主席,哪见过吃喝***赌的主席,哪见过很少为村民的着想的主席……。铲到十点多,今天就该回家了,今天端午节提前回家包饺子,每天要铲到十一点或者更晚些。
第二篇:一切为了孩子的未来---一个自闭症妈妈的倾诉
一切为了自闭症孩子的未来
爱因斯坦:4岁会说话,12岁开始学数学。人际交流困难。演讲常常令人难懂。爱因斯坦和牛顿都可能患有自闭症
您的孩子也许就是和他们一样的天才儿童,最好不要让药品伤害了他们。
昨天,在芯片医生韩氏穴位神经刺激仪南京体验中心内,4岁大的女孩依依在妈妈的引导下,在玩具中里玩耍。对于孩子来说,能有这么多玩具玩是多么兴奋的事情啊,但有些孩子的眼中只有茫然与害怕,丝毫没有快乐的神情。因为,这里面有很多是自闭症儿。当然,依依以前也是个自闭症患儿。
记者体验中心了解到,14个自闭症患儿正在这里接受为期2个多月的韩氏穴位神经刺激治疗,其中5个儿童的家长觉得孩子有明显进步。依依的妈妈范女士告诉记者,女儿一开始在陌生环境里被吓哭,现在情况已大为好转。据悉,目前等待接受治疗自闭症的患儿还有165名,每周会有数十个家长来电希望接受此类治疗。联创集团、北京大学神经科学研究所、南京市精神卫生中心合作建立韩氏仪辅助治疗研究项目。昨天,南京体验中心来了许多自闭症患儿和他们的家长。依依就是其中的一个,她已经接受辅助治疗有一段时间了。
据中心工作人员透露,一开始,范女士带着患有自闭症的女儿依依来咨询。范女士恳求医生,希望能让儿子可以体验一下。医生答应了她的请求。没想到,几次治疗后,从小到大一句话没说过的孩子,居然回家开口叫“爸爸”、“妈妈”了!
记者当着范女士的面,在很多医生面前轻轻地问依依:“依依,妈妈是哪个?宝宝是谁还有爸爸在哪里?”很快,依依用手指分别指了指她妈妈,自己和她的爸爸。“以前她根本分不清谁是谁,爸爸、妈妈在她眼里和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范女士激动地对记者说:“你看,我女儿认识我了,我女儿她认识我!你有没有注意到,她喊我的时候眼睛是不看其他人的,她是在看我。这个韩氏穴位神经刺激仪真的有效哎!”记者之后才了解到,原来孩子看着别的地方喊妈妈。那就是自闭症患儿的一个特征,很少目光接触。而现在她能目光接触叫妈妈了。在一旁的医生们都笑了。
据报道,韩氏穴位神经刺激仪,它是从心灵医学和新的生物科技发展而来,通过芯片神经传导,调控人脑控制系统,在神经干走向不同部位,通过刺激神经感受器-神经干-脊髓-到达脑的相应区域,以刺激大脑神经的发育,对自闭症患儿的大脑有一定激活作用,进而激活患儿“休眠”的神经细胞。
■ 专家意见
自闭症缺少有效治疗方法
体验中心的徐医生说,芯片医生韩氏穴位神经刺激仪非常适合在家治疗使用,这次是应很多家长的要求,举办这样一次体验活动,希望更多的孩子能够使用韩氏穴位神经刺激仪在家治疗,医生会给予详细的治疗方案,家长就不用再跑了。
据芯片医生网的专家丁女士介绍,自闭症又称为儿童孤独性障碍,是一种较为严重的发育障碍性疾病。从生命早期开始,就表现为不能像正常儿童一样与周围的人和环境建立联系,他们语言异常或根本没有语言,不寻求拥抱、待人如同待物、很少目光接触、行为刻板等。精神卫生中心曾做过调查,这些孩子约80%-90%智力发展有障碍。
丁女士表示,目前治疗自闭症只有三种方法,一种是药物治疗,但有一定的副作用,二是康复训练,可是总体有效率只有5%-10%,三是传统的针灸,韩氏穴位神经刺激仪是
在传统的中医疗法的基础上研发的,是目前最有效的治疗方法。
摘自芯片医生网
第三篇:印度北方农民运动和“毛派”武装斗争考察报告之一
印度北方农民运动和“毛派”武装斗争考察报告 温铁军,中国人民大学农村发展研究院教授。
无地则反
——印度北方农民运动和“毛派”武装斗争考察报告之一
一、引言:为什么要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农民武装斗争
调查发展中国家农民武装斗争的想法,算起来已经有至少5年了。那是在1998年,我正在针对中国20世纪第二次大面积发生农村高利贷狂潮问题做调研准备;当时各地汇总的个案情况尽管不全面,还是让人十分担忧。就在那年,我那位德高望重的导师找我谈话,要我写本有关历史上农民为什么变成暴民的书,意在告诫今人切莫忘记过去的教训。他还把鲁迅关于“中国人只有两个时代”的话,改了主语复述给我。诚然,我生性愚钝,实在也没有多想他老人家的实际意图,只知道师命不可违,于是便开始了对当代农民斗争的研究。可我从来就胆小怕事,不敢直接调研中国的农民反抗情况,于是利用这些年海外会议和讲学邀请比较多的条件,先做与中国的国情比较相似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农民武装反抗调研。先后去了印度、斯里兰卡、菲律宾、泰国、越南、巴西和墨西哥。其中,在东南亚、南亚和拉美都通过实地调研得到比较完整的材料。我想,进一步应该做的,是非洲的调研。
在2003年8月做了墨西哥与危地马拉边界的恰帕斯山区原始丛林中的土著解放军的调研之后,我又于10月应邀访问德国,在从科隆到鲁尔那经历了无数战乱和经济转型痛苦的工业地区,忙里偷闲地游荡了个把星期,本意是想潜心体验古老欧洲资本主义腹地那种“凤凰涅磐”般的悲剧审美。期间,却偶然在一个城市的步行街上,遇到有人在为尼泊尔的毛派游击队做宣传,就便凑上去聊了几句,还拿了他们的传单,顺便在去柏林的火车上看,内容主要是关于社会正义、被压迫者反抗等传统左派标语口号式的东西,对于搞研究的人来说似乎没有足够的资料价值,且与莱茵河沿岸那些飘逸着斑斓秋色、随处令人陶醉的欧陆风光相比,更觉得有天壤之别。然而,此后不久,忽然听说尼泊尔的游击队联合了印度北部的毛派和不丹的农民武装,声势壮大起来。于是便借去印度开会的机会,于2004年元旦起程,前往探访印度北部与尼泊尔搭界的比哈尔邦(Bihar),和原来属于比哈尔、最近2年才划分开的查拉肯邦(Jharkand)。出印度首都新德里东南方向大约600KM,乘飞机还要一个多小时,才能到达北接尼泊尔、地处印度东北部的比哈尔邦。它之所以在国内外都有名,主要原因是两个看来似乎完全对立的因素:其一是农民斗争。比哈尔种姓制度仍然有明显影响,农村土地占有关系不平等,长期以来这里不断发生地主与农民之间的武装冲突,此地是武器走私通道,当地土造枪支便宜到仅仅15个卢比一支(大约3-4美元);这与普遍化的社会暴力犯罪相辅相成。曾经有过低种姓的整个村庄300多人被屠杀的事件。据报道,就在我们抵达的前两天,刚刚发生了一起比哈尔邦官方车队遭遇地雷袭击的情况,当地人说,其真实原因是由于地主民团杀害了七个农民导致游击队的报复行为。其二是佛教圣地。相传佛祖释迦牟尼出生于尼泊尔,得道于比哈尔,并且公元前5世纪就在恒河之阳的纳兰达(Nalanda)建立了佛教学院,在中国尽人皆知的唐僧西天取经,目的地就是比哈尔邦的纳兰达,咱们那位玄奘和尚“留学”归国以后,把佛教经典翻译传播到中国和东亚国家,形成了亚洲以中国为主的传统文化博采众长的多元化特征。自从20个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日本、韩国先后在这里援建了道路、寺庙等工程项目,使得比哈尔成为世界佛教徒和善男信女们朝圣的地方。
二、比哈尔:资源丰富与普遍贫困喜玛拉雅山之阳,是那个以宫廷政变和游击战争而闻名于世的尼泊尔,再向南,就是印度的比哈尔邦。飞往比哈尔的途中,伴着高山白云之间的浮想,我随手翻阅了一本留美印度学者写的关于比哈尔的书,很多篇幅列举种姓制度、贫富差别和文盲比例,以及暴力犯罪的严重情况。值得注意的是,后面附注中各种图表数据表明,地处恒河平原的比哈尔雨热同季,物产丰饶。与印度国内其他邦相比,比哈尔的土地和矿产资源排序都名列前茅,但贫困和文盲人口也都位列第一。边读书边不得不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资源比较丰富的比哈尔却属于极端贫困地区?后来在调研中得知,比哈尔的农村人口占总人口85%,其中64%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贫困人口中32%是无地农民和佃农。也有人说,当地无地农民至少占人口的20%,地主占有的土地也是大约20%。按照农业工会掌握的数据,该邦有大量可分配的土地,至少可以供7万户、50万人满足温饱。其一是当年印度国父甘地动员地主捐献出来的200万英亩;其二是河滩和荒地200万英亩;其三是寺庙占有的50万英亩;其四是在法律诉讼中的土地,这里的土地诉讼数量庞大到数以万计,时间漫长到以10年计算,进入诉讼程序的土地由于所有权不明确谁都不能耕种,等于“依法撂荒”。最近30年的变化是,地主数量及其占有土地的规模,都呈下降趋势。这倒与我做中国百年农村制度变迁得出的趋势相似。最近两年,原来比哈尔矿产资源最丰富、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南部分出去成立了查拉肯邦以后,比哈尔几乎变成了纯农业地区,大型国营企业原来有两个,化肥厂倒闭以后只剩下一个石化企业;但这里没有油井,原油需要从外地输入,运输成本高效益自然不好,现在也正在搞私有化。其实,在没有把工业资源分出去之前比哈尔也属于贫困地区,那是因为工业和矿产资源名义上属于国家所有,实际上也是垄断资本集团占有。中央与地方在工业和矿产资源的收益上基本上按照“二八开”分配,亦即地方政府仅占两成。生活在当地的8千万民众、尤其是贫困农村的老百姓,根本就没有分享国家工业化收益的可能。当然,这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地区之所以贫困的普遍规律。
三、农村调查纪实
在比哈尔(包括刚刚分出去的查拉肯)邦,被毛派武装实际控制的地区主要是山区个半山区,政府已经不能在那里的大部分乡镇和村庄真正行使权力。但在平原地区和城市周围,毛派的武装力量比较小。我们在那一带驱车数百公里,无论山区还是平原,并没有不安全感。虽然没有机会访问处于地下状态的毛派武装斗争组织的领导人,但当地有人说,也许你已经见到他们了,也许你已经跟他们交流过了;他们就在我访问的5个村庄所接触的农民群众之中。是的,在那些村里,一个有调研经验的人能够感到,在大批聚集的农民之间有人实际上起着领导核心作用。最近,这一带数以千计的农民被MCC组织起来,从四里八乡悄悄地集中到一个分区(Block)的集市,一声口哨便突然暴动,夺了当地警察的武器。
我在调研中了解到,毛派地下武装的斗争策略很有特点:他们斗争地主的方式是以武力威胁,迫使地主减少应收租子的50%,其中一半留给佃农,另外一半分给穷人。这等于在实行类似“二五减租”的同时,让佃户和穷人都得到革命的实惠。至于那些地主过去据以横行霸道的私人武装,也被迫向他们交出武器。这是他们得到群众拥护并且能够在农村形成实际控制的重要原因。他们斗争贪官污吏的方式是首先在群众中了解官吏的劣迹,然后以武力迫使官吏交出贪污所得的25-30%,大部分救济贫苦农民,少部分用于地下武装的开支。此外还对工程项目和工商企业征收10%的“税费”。这是那些贪官污吏不能在毛派地区行使权力的重要原因。他们治理地方的方式是建立“人民法庭”,绝对不是按照国家的正式法律,而是按照农村社会的传统约束来公审各种犯罪。例如,强奸犯会被游街,杀人犯会被砍头。虽然这属于严刑苛法之列,但对缺乏起码的“治理”能力的地区而言,却实在有立竿见影之效。而且,在其他地区非常严重的对妇女的暴力和犯罪,在毛派控制区大幅度下降。因为地下农民武装中就有很多苦大仇深的妇女参加,这些“喜儿”们有了武器,在“人民法庭”的审判时往往会成群地发挥极大的威慑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以上三点,在农村座谈中几乎无人表示与事实不符。
另外一个重要的环境条件是,印度法律规定正规军只能对外,国内安全事物完全由警察处理。比哈尔的财政状况差,沿途所见警察很少,装备也很一般。看来难以对付地下状态的农民武装。由于比哈尔60-80年代确有占地超过上万英亩的大地主,现在仍然有占地超过两千英亩的地主。而且,直到70年代封建性质的高级种姓地主还行使对农民的“初夜权”。因此,当地的主要矛盾被所有左翼政党共识为地主压迫农民,从事议会政治的CPI、CPIM和CPIMLL等政党无论各自政见如何、从事NGO运动的各种组织无论目标如何,大都致力于在农村发动和组织贫苦群众,与封建制度和地主阶级开展斗争。由此,我们得以在搞扫盲运动的NGO组织的带领下,访问了5个村庄。
农村个案:2004年1月8日,拉扎普村Razzaqput调查。这是个4千多口人的大村,也是乡级政府的所在地,设有警察所和学校。村外的田野上间或有牛耕的吆喝声,尘土飞扬的村庄主要街道和路口上有各种店铺,大多数农民家庭住的是草房,穷得家徒四壁,很多住户的墙上和树上贴着牛粪饼(晒干用作燃料),农妇在昏暗的农舍中使用古老的石臼椿米。粗粗看去,大约1/3的农户有砖房,少数农户有摩托车或拖拉机。村长带我们去看过去大地主的豪宅,这些有欧式门廊和罗马柱的、带有大院子的大房子们错落着集中在村子的东边,现在已经被乡级公共部门如警察所、学校和电视接收站等占用。其中那个曾经拥有上万英亩土地的最大地主的宅院在村子里大片低矮的民房之间虽仍然不失当年之威严气势,但如今中心庭院和其他住房亦然是荒草萋萋、一片破败景象,仅东南一角成了警察所的厨房。面对此情此景,由不得产生“大户箫疏鬼唱歌”之感。接待我们的年轻村长辛哈(Singh)长得人高马大,满脸剃得发青的络腮胡子,头戴黑色羊皮帽,带我们去的人说,他是个“烈士子弟”,他的父兄就是在农民与本村大地主斗争的年代被杀害的。该村地主叫普拉萨德(AyodhylPrasad)周围4个村都有他的地;原来大约有2000佃农为他干活。20世纪70年代印共(CPI)在这里发动群众与地主开展合法斗争,3000农民组织起来,依据国家法律把该村地主超过25英亩的土地强行占领之后,按照人口分配。地主私人武装虽然杀害了几个农民积极分子;但架不住农民人多势众,最后不得不放弃土地,举家迁走。农民夺取土地后在印共领导下加入合作社,从政府取得6厘利率的农业贷款,加3厘转贷给农民;同时还经营种子、化肥等购销业务。20多年过去,这里虽然人口增加了上千,但年轻人大多数外出打工补贴家用,日子还过得下去。陪同我们访问的比哈尔农业工会主席、印共州委委员特别强调,之所以至今没有农户破产,也没有再产生新的地主,主要是得益于合作社的支持。
第四篇:一个农民的出国考察报告
一个农民的出国考察报告
9月25日至10月5日,俺访德国,途经德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4国,曾在法兰克福、达姆斯塔特、波恩、科隆、阿姆斯特丹、布鲁赛尔、海德堡等7个城市逗留,在贝多芬诞生的房子前站站了很久......行前,领导特别嘱咐,要带着问题去,回来后上交“农民眼里的欧洲”考察报告,否则,往返机票自理。
俺当然不敢不从。
俺是以农民的眼光看问题,但俺又不可能代表其他农民。
于是,有了这篇文章。
于是,有了这么一篇不伦不类的文章。
此为序。
算是考察报告之一吧。
笨老头即日农民眼里的欧洲(之二:请客吃饭)
请客吃饭
据导游介绍,欧洲人的午餐比较简单,原因是早餐和晚餐比较丰盛,所以午餐就“凑合”着。当然,这凑合,只是当时凑合,随后如果饿了,也会再划拉一点东西给肚子的。丰盛也好,凑合也罢,所到之场合,所见之情景,我没见到浪费现象倒是真的。
最难忘的,是在德国一家公司吃饭。当日谈完工作后,午餐由公司老板出面招待。规格不可谓不高,领导不可谓不重视。坐定后,服务员首先给每人上了一份工作餐。
工作用餐的盘不小,比国内餐馆里普通菜用的盘还大。盘内,放了一块鱼,鱼块的大小,接近烟盒的一半,却不到烟盒厚度的一半;几根煮熟了的葱丝,与家庭炒一道菜时用的佐料的多少不相上下,不够夹一筷子;还有一点红颜色的米饭,大约不到磁汤匙的一匙半。桌子上,放了几片面包片,如果把一个馒头切5片的话,其中每片的大小,与摆放的面包片属同一重量级。每人平均大约2片。
主人说可以随便喝酒。
当然是啤酒。在国内,德国啤酒名气不小,价格不菲,听说在燕莎商场,一杯卖40元。我没能力试。在德国,类似于我说的一杯大小,约合人民币30元。同去的朋友说“值”,曾私下约我喝过。4个人,只是尝了尝,离“尽兴”远了去了,但200多元人民币已经没了。这当口,主人说如果想喝酒可以随便喝,我能不想?这可是堤内损失堤外补的好机会哟!
主人只是说说,并没真提出喝,他人也没提出,我自然不敢了。于是,客随主便,喝了饮料,同国内的橙汁区别不大。可以随便喝饮料,只要一喝完,服务员就会再添加。盘内的那么点玩艺,用不了几下就被消灭光了。同去的,包括我,都眼巴巴盼着下一道菜或主食或甜点什么的。离“饱”还早点呢,能不盼吗?盼星星,盼月亮,最后结果是离席。席间气氛不错。绝对不是撵我们。等于什么都没吃,却还得背上已经吃了的名声。这是一顿工作餐哟。我们呢?国内的招待饭,你吃过,她吃过,我当然也吃过。无论是在餐馆,还是在家里;无论是接待内宾,还是招待外宾;无论是在最困难的年头,还是目前这种情况;无论是有工作单位的体面人,还是似我一样的老农民,绝对不会有人这么招待客人。怎么着也会让人吃饱吧?但我确实没吃饱。同去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有,无一人不感到还缺点什么。当然,国内招待客人时的那种摆阔,也是万万要不得的。我以农民的心情呼吁:我们真的不能越穷越大方了!这样下去可使不得哟!
农民眼里的欧洲(之三:电源插座)
电源插座
走了4国,见到的电源插座都一样。当然,我们用不了。如果想用,必须带上一个转换电源插头。经同事提醒,我带了2个,算是为他人备了一个。到后才知道,人家那儿的插座孔是圆的,而我带去的插座的前半截是方的,根本不能用。我曾拍过照片,但现在无法上传,只好免了。在那张照片上,不能用的那个,是我带去的。我需要用时,只能找同去的其他朋友借。
我以一个农民的心态在想:一个小小的插座,全世界就楞是不能统一?还说全球化呢,连眼前的这么个现实小问题都解决不了,说那么远、那么大干啥?
农民眼里的欧洲(之四:敬业精神)
敬业精神
曾听说德国人做事很认真,因从未接触过,没有感觉,接触后感慨颇多。
这次出去,由中国一家旅游公司接待,该公司安排一名德国人驾车驱驶4国。这司机年龄在60岁上下,男性。从进入德国的第一天起到我们离开德国为止,自始至终均由他驾车陪出访团。一路上,我们的住宿地点曾变换过5次,每次都要搬运行李。同行共14人,这些人的所有行李,都是这位先生在出发前一件件放入车内,到达目的地后再一件件搬出来,从无怨言。
近10天时间,当我们与机构交流时,他坐在车内等;当我们出去游玩时,他依然坐在车内等;当我们用餐时,他依然坐在车内等。期间,他随团活动时的每顿饭都是由导游从餐馆带的盒饭,而我虽然一直在观察,竟始终没发现他是何时吃饭的。是谓遗憾。
我不解。曾就此私下询问导游,导游说:“德国人讲究的是小人物认真做好小事情,否则,怎么可能干得了大事?”“小人物认真做好小事情”,这话耐人寻味。而在国内,在相当多的个人身上,缺乏的,恐怕正是这种精神。
农民在“种好自家的地”方面,似乎又与德国人的这种敬业精神不谋而合。我以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身份说,我好像觉得还是农民实在一些,你认同不?
农民眼里的欧洲(之五:时间观念)
时间观念
9月28日下午1:50分,我们如约到德国某局造访,该局副局长在致欢迎词时的开场白中,第一句话是:“你们竟像军人一样准时”。据了解,德国老板普遍要求员工提前10分钟到岗,而员工几乎没有不按要求做的。我虽然没有亲眼见到德国上班是否守时,但在德国期间,所造访的几个机构中,无一不是提前做好了接待工作。
这使我想起了80年代的武汉柴油机厂。当时,该厂聘请了一名德国人任厂长,这“老外”只是要求中国员工按工作时间上班,没要求提前,但中国人刚开始不习惯,迟到现象时有发生。为此,他断然下令:只要一到上班时间,门卫立即锁门,迟到者当天不必再上班,视为旷工,旷工3次自动除名。此举实行后立见成效。在他任厂长期间,该厂的效益是历史上最好的。
由此,我又想起了90年代时所在单位领导的要求,也是要求提前10分钟到岗。这位留苏8年的领导说,就做好工作来讲,对上班时间的要求,是所有要求中最容易做到的。如果一个人连这点都做不到,何谈做好工作?看来,中国人的想法,也有和德国人一致的时候。遗憾的是,国人当中,像我这位领导一样时间观念如此强的还是占少数。当然,我们农民的时间也不够强,可能在这方面比有工作单位的各位差得多,是吧?
农民眼里的欧洲(之六:道德观念)
道德观念
走了4国,逗留了7个城市,过马路时自然会遇到红绿灯。每次过红绿灯时,导游生怕我们像在国内一样,见没人就闯,多次提醒。他是担心丢中国人的脸。
在欧洲,过人行横道时,人、车均自觉遵守“红灯停、绿灯行”的交通规则,据我观察,没发现德国人违犯,倒是游客中不时有人闯红灯。如果只有人行横道而无红绿灯,没警察,也没戴袖标的协管员,但车让人,秩序井然。
德国人重视产品的质量。明码标价,货真价实,无砍价之说,这与在国内常见假冒伪劣、以次充好的情况有着天壤之别。德国人建造的房屋,大多经久耐用,百年普遍,二三百年的也不少,甚至还有六百年前的房屋。
人家修路、盖房,搞一件是一件,没见到人家贴过“百年大计,质量第一”的标语,可人家的质量楞是叫你说不出啥。我们呢?都听说过“豆腐渣工程”,我就不说了吧?我一个地地道的农民在心里想了很久很久却找不到答案:我们的那“工程”为啥就不能绝迹?我们为啥就不能在这方面好好向外国学学呢?
我们总说没钱。
我们经不起折腾。
问题是,我们昨天刚修好的路,却能在今天就给刨了;去年刚盖的房,今年就得推倒重新来过。这方面的事,你不比我看得少,我还啰嗦个啥?莫非是钱太多了烧的?莫非是这么做的次数多了,就可以给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创造机会?作为农民,我真搞不懂。你懂不?
农民眼里的欧洲(之七:城乡差别)
城乡差别
这一次,我们住的地,大多都在乡村。大概与我们的乡镇差不多是一个意思吧。可住在那地,我看不出是在农村还是城市。人家一个家庭在乡村盖的房,我住进去后,才稀里糊涂地发现是个四星级宾馆。去那儿住的,我不知道是些什么人,但我在住地的门口,发现了6辆车,从车牌照看,其中竟没有两辆车是同一个国家的。
我们呢?农村的这种宾馆多不?真的多了,怕是也没人住。没人住,恐怕还得恢复目前的样子。这是人家的城乡差别。我们呢?你比我更清楚。你不一定比我更清楚的,是我们农民在城里打工时所享受到的待遇。那待遇,想想就让人心凉。当然,没亲身经历过的人,是不知道农民的那颗心会凉到什么程度的。即便是过来人,我也不便在此叙说。存疑成不?欧洲的菜价,倒是让我动了发财的心思。从自选商场的标价上看,一斤白菜,就是农民刚从地里砍的、还带着一些没用的菜帮子的那种,在德国的价格,每斤折合人民币12元。我们在农村,即便再穷,总吃得起大白菜吧?一天下来,去掉菜帮子,一个人总不止吃2斤吧?把它弄熟了,再来点主食什么的,一天是不是就吃了30元钱?
我要是早知道,出发前带上几棵大白菜,怎么着也能换点零花钱吧?想到这一层,我又突然觉得,如果我种的菜也能换这么个价钱,自己挺富有的呢。当然,这只是“如果”,离现实远着呢。作为农民,我在想:我们那么多的城里人,怎么就不多琢磨琢磨如何让农民种的白菜变成钱呢?每斤不必10多元,1元就知足,剩下的都让你们城里人赚,成不?我说的可是真的哟!
农民眼里的欧洲(之八:结束语)
不时听到有人说“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总感到不对劲,但又说不出啥。这次转了一圈以后,发现欧洲雨水不少,几乎2天下一次雨。这雨,说下就下,可一会就停了,路上很难看到积水。有人说,欧洲的雨,挺够意思的,需要雨水了,天就下雨,不需要时,它就停了。绝对不像我们这儿,要么干旱,旱得农民颗粒无收;要么排涝,涝得部队不出面已经解决不了问题;更奇怪的是,此处抗旱,彼处防洪。我用农民的眼光看,恐怕这一切与绿化好有关。那儿的绿化真不错。处处都可见绿洲。
到了这份上,我得如实说,外国的月亮不比中国的圆,但比中国的亮。人家那儿,空气的污染没有我们严重,月亮怎么可能不亮?转了一圈,拍了不少照片,但我无力上贴。只能等以后有机会再说了。就此打住。
第五篇:一个农民党员的故事
一个农民党员的故事
在黄山有这样一个平凡的农民。凭借一股子不服输的干劲,从一个茶农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从一个普通农民发展成为拥有上千万元固定资产的农村致富带头人,在太平猴魁茶产业上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致富创业之路。他就是黄山市猴坑茶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方继凡同志。
方继凡出生在深山里,如果不是1982年有机会通过当兵走出去,他可能不会从一个普通的“茶人”变成了军人。也不会驻扎东海,训练出灵活的大脑和勤劳的双手,更不会面对辽阔的海洋使他对未来的人生充满想象。
生活可以不一帆风顺,但生活不能一层不变。退伍后,他本可以凭借在部队学到的技术和积累的经验,在黄山区汽车运输公司安安稳稳的做一名汽车修理员。但他有自己特有的睿智和勇气,加上躁动的市场和单位的不景气,他便有了自主创业的想法。
念头一旦萌生,就会越来越强烈。终于,在酝酿两年后,决心自己干出一番事业。他曾先后办过家禽养殖场、做过一阵子水果生意、与人合伙办过一家“兴农技术服务部”,但理想不是拿激情和梦想浇灌就能实现的。这三次创业,因不懂技术,不会经营而告失败,更惨的时候,还曾为躲债而流落外地。好在敢于尝试和带着农家孩子与生俱来的苦撑,在改换卖鱼的创业中,终于尝到了赚钱的滋味。日子渐渐好转,也开了一家渔具店。
如果他就此选择这种比以往舒适的生活,似乎也没什么不妥。可他没有。农村有句话,叫做敢于“捣鼓”,他就是这种敢于“捣鼓”的有想法的人。他竟然在卖渔具的同时,在店中摆上了与渔具毫不相关的自家人生产的太平猴魁茶叶出售。这很明显“跨界”了。也正是这一小小举动,开启了他别致的人生格局。
他凭借生于茶山和对太平猴魁的认知,重操先人旧业的念头越来越强烈。开小店稍有盈利后,他满怀憧憬带着猴魁茶叶样品,往广州、北京、太原等大都市跑市场,但都是碰壁而回。在他们看来,太平猴魁茶简直就是普通的“树叶子”,毫无茶叶的概念而言,更不会有市场。当年的猴魁茶的真实写照就是“养在深山人不识”。由于这样的情形,他不得不把用高价买来的新上市好茶贱卖出去,最惨的一次是他二百元一斤买来的十元钱一斤卖出,他心痛自己的钱,更心痛的是这么好的茶叶却没有市场。
之所以说太平猴魁是好茶叶,是因为它是传统名茶,在民国初年的南京得过大奖,1915年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过金奖。解放后是国家礼茶和外交用茶中的一种,每年上级有关部门都会到猴坑专门订购一批专门用茶,太平猴魁虽有了这种罕见高待遇,但并没有大量流入市场,而粗制滥造,乃至真的用树叶子做的假茶也一度败坏了太平猴魁的名声。
方继凡不甘心这么好的太平猴魁竟遭遇这种不被认可的命运,他不断地寻找机会,等待机会。
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方继凡的机会来了。一是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政府监管部门的发力,茶叶市场上很多假冒伪劣产品被时不时地曝光,逐步走向规范化;二是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开始流行,成为市场的首选。巧的是,这时他正好遇上我国著名的茶叶专家王镇恒教授,王老凭借自己对太平猴魁的种种优点和特点的熟知,非常坚定的告诉方继凡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受到市场追捧,要有这个自信。随后,他还语重心长的告诉方继凡要在市场形成气候,一定要有自己的品牌,要有自己茶叶的引人注目的注册商标,还应形成自己从生产到销售的一条龙服务。
有了这个点拨,加上方继凡善于思考的优点,想到用“猴坑”作为注册商标,虽这个商标已为人所用,但经过经过谈判、商量,在2001年底,方继凡终于成了“猴坑牌”太平猴魁商标的拥有者。
自此,他由一个农民党员特有的干劲,开始发力。为了打开太平猴魁的市场,他开始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宣传战,2002年在芜湖的中国国际茶博会上,他举办了一场万人免费品茶活动,拿出两百斤优质猴魁供人品评,如此豪爽,一时名声大噪。这种像“树叶子”的茶叶一下子就迷住了许多对其不了解的各方茶客。
其后,他不断开拓创新思路,大做特做“猴魁”牌文章。各种荣誉不断地落到他的身上:2003、2004年获全省唯一茶叶品牌——“3.15”万人问卷调查消费者满意品牌。2003年被中国保护消费者基金会评为“质量放心、重点保护品牌”。2004年在芜湖中国国际茶博会上荣获“茶王”称号,并以每50克6.1万元的高价拍卖成功。2009年5月,在中国济南第五届国际茶博览会上,100克太平猴魁以20万元高价又一次成功拍卖。与此同时,“猴坑”牌商标在2004年先后连续被评为“安徽省名牌农产品”和“黄山市著名商标”、“安徽省十大品牌名茶”等称号。2005年9月,在获得“安徽名牌产品”、“安徽省名牌农产品”殊荣后,又通过了“中国有机产品”认证,同年11月被中国茶叶流通协会评为中国三绿工程“放心茶叶茶协推荐品牌”,这一年12月获“安徽省著名商标”称号。2006年注册成立了黄山市猴坑茶业有限公司,2007年“猴坑”牌太平猴魁获全省十佳旅游商品奖等等。2007年3月,“猴坑”牌太平猴魁被选为“国礼茶”由胡锦涛总书记在参加俄罗斯举办的“中国年”活动期间,亲手赠送给普京总统。2010年参加世博会,2015年,太平猴魁又走进米兰世博会的国际舞台。并被国家总理李克强会晤拉加德时,作为国礼茶馈赠。
之后他带领的太平猴魁获得的荣誉更是像雨点一样向方继凡“砸”来,应接不暇。被封为“茶界新人王”的他,却因不愿辜负村民的热情与好意,以朴实的农民党员的身份,再怎么忙,都做好村委会主任的工作,身体力行的做一名真正为带领大家发家致富的农民党员而坚持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