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简评批评话语分析在跨文化交际学研究中的应用
摘要: 实习报告范文简要述评近几年批评话语分析在跨文化 交际学研究中的应用,讨论从批评的视角对英美领导人在跨文化交际语境中所作的英文演讲进行分析和研究的必要性,评介跨文化交际学和批评话语分析研究领域中的新动向,并就如何深化跨文化交际语境演讲的批评分析研究提出了3点建议。
关键词:批评话语分析;跨文化语境;演讲
引言
跨文化交际学作为一门独立的边缘学科最早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末的美国。1959年,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在其著作《无声的语言》一书中首次使用了跨文化交际一词,从某种程度上标志着这门学科的诞生。在我国,将跨文化交际学作为一门学科进行研究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初。初期重点在于外语教学以及文化与语言的关系。此后,从1981年至2001年20年间,我国学者已发表跨文化交际学专题研究论文近300篇,专著20余部。另据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统计,在文史哲、教育和社科项下,或多或少涉及跨文化交际学的文章近10年共发表2 285篇。研究大多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语言与交际的关系、非语言交际、中西习俗对比、国民性研究等。但国内该领域的主流理论大部分注重分析语言和文化中的差异,往往把语言和文化差异视为描述角度和能力的差异,这实际上就忽视了跨文化交际的“社会行为”之本质,将其假设为无权势和利益参与其中的“纯净”过程。此研究路径之局限性近几年正越来越引起跨文化交际学研究者的注意[1]。因此,必须适时调整跨文化交际研究方法,拓宽跨文化交际研究的领域,使我国的跨文化交际学研究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
本文对近几年批评话语分析在跨文化交际学研究中的应用作简要述评,讨论从批评的视角对英美领导人在跨文化交际语境中所作的英文演讲进行分析和研究的必要性,评介跨文化交际学和批评话语分析研究领域中的新动向,为我国跨文化交际学和批评话语分析研究者对21世纪的研究方向和方法作战略调整提供参考。
一、跨文化交际学和语言学研究中的批评转向
20世纪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语言学转向,致使西方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已占据统领地位的“科学思维”进行反思和质疑,曾做过6次转向的努力,每次努力都能给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者提供新的探索视角和研究思路。交际学研究界早在1983年就意识到自己的研究领域不再是一片“安分守己”、“循规蹈矩”的景象,学者们跃跃欲试,开始向主流理论和研究范式提出挑战。Starosta曾指出:其实跨文化交际研究者也作了同样的“转向”努力,应该仔细回顾梳理一下[2]。例如,Rueyling Chuang从后现代主义的角度对跨文化交际学研究进行了批评,对跨文化交际学研究在认识论、本体论和价值论上的诸多问题提出质疑。她认为文化差异的本质化是通过多种二元论归纳出来的,如:高/低语境、高/低不确定性规避、高/低权势距离、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等。她注意到,跨文化交际学的研究论著大多以“标准”人际交流理论(例如:不确定性规避理论、反预期理论等)为基础[3]。以实证主义为主导范式的社科研究对权势和特权问题均采取回避态度,因此无法反映文化身份的多重性和多样性。因此,跨文化交际学研究和理论建构当然应该受到像其他社科领域中实证主义范式所受到的同样的批评。
对20世纪在社科领域中占主导地位的实证主义的反思催生了语言学研究中的批评转向。在此反思运动中,有一支西方语言学研究队伍正越来越多地引起学界的关注,我国学术界称他们为“批评话语学派”。批评话语学派称自己创立的学科是“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以下简称CDA)。作为一门新兴学科,CDA将语言学和社会学、心理学、人种学、大众传媒等其他社会科学直接联系起来,它在弥补批评语言学的缺陷、坚持批评语言学的批评内核的同时,拓宽了批评语言学的批评视角,其核心内容是对语言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关系的中介体进行研究[4]。例如,探析语言中的权势
关系和不平等,揭示话语中暗含的意识形态,揭露话语中存在的不公正、歧视和偏见等[5]。CDA开辟了以文本为实证基础的研究方法,同时也改变着人们对语言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的传统认识。
二、跨文化交际学研究领域的扩展
跨文化交际学具有多学科性质,与之关系最密切的有人类学、心理学、语言学、传播学等学科。跨文化交际学研究正在迅速发展中,至今仍未有明确的界定范围,从不同学科的角度出发,研究的侧重点便有所不同。我国的跨文化交际研究者的研究侧重点也有所差异,有的着重于语言学,有的着重于传播学,有的致力于两者的结合。但与国外跨文化交际研究情况相比,我国的跨文化交际研究偏重于语言教学。虽然学者们一再呼吁其他学科的参与,但至今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国内跨文化交际学研究的选题大多集中在中美跨文化交际的研究方面,较少涉及中国文化与世界其他文化的跨文化研究,国内民族之间文化比较也很少见到。但国外的研究对象比较广,以美国为例,研究白人与黑人、欧洲裔美国人与拉丁裔美国人之间在交际方面的文化差异一直是跨文化交际研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在我国跨文化交际研究中,演绎性和思辨性文章居多,而系统收集数据作出分析研究的文章为数很少。我国学者最近开辟了跨文化交际语境演讲这一新的研究领域,他们以CDA为理论指导,利用CDA的多种分析方法,把英美领导人在跨文化交际语境中作的公开讲话纳入跨文化交际学的研究范围。英美领导人在跨文化交际语境中的演讲指的是英美领导人在访问外国或邀请外国领导人到本国来访时所作的演讲[6]。将CDA引入跨文化交际语境演讲研究中,可以进一步揭示:词语选择、隐喻的选择、谚语的引用和名人语录,以及评价手段的使用,都是演讲者政治动机的显示器,其评价义和劝导力对听众观念起重要的影响作用。对这类话语进行批评分析可以揭示隐含在话语中的意识形态、态度和信念,以及它们之间的复杂关系。
三、批评话语分析在跨文化交际学研究中的应用
近年来,我国学者开始尝试将CDA引入跨文化交际学研究中,呼吁学术界对我国跨文化交际学研究者不够重视的两个问题给予更多的关注,即:①把英美领导人在跨文化交际语境中的公开讲话纳入跨文化交际学的研究范围;②我国英语语篇分析研究者如何从批评的视角分析英美领导人在跨文化语境中的英文演讲。目前已出版的专著以及发表的论文表明, CDA在跨文化交际学研究中应用前景看好。批评隐喻分析是CDA的一种新方法,它综合运用语料库分析、语用学和认知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分析隐喻的语言、语用和认知特征,揭示话语群体的信仰、态度和感情。它用语料库方法对隐喻进行识别、归类和量化统计,从语用和认知角度阐释隐喻,通过对隐喻的话语功能进行分析确定隐喻的意识形态和修辞基础。批评隐喻分析是深入研究语言、思维和社会之间关系的一种崭新而有效的补充方法。用此方法对英美领导人在跨文化语境中的演讲进行分析,能对不同语境中隐喻的使用动机有更深层的阐释和说明[6, 7]。英美领导人在不同的跨文化语境中讲话时,其对隐喻的选择是他们政治动机的一个重要显示器,隐喻的直接或间接评价义和劝导力对听众情感、观念及其对演讲者的印象都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英美领导人在其跨文化语境演讲中使用的隐喻类型和数量与国际形势发展和西方政治意图有一定的关系[6, 7]。另外,研究者还从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的角度对英美领导人跨文化交际语境演讲中的谚语引用进行了批评分析。他们认为:谚语在语言、语篇及认知上的特点赋予了它丰富的文化内涵和鲜明的政治性,也因而得到了西方领导人的垂青,尤其是在跨文化交际语境演讲中[8]。因此,对跨文化交际语境演讲中的谚语引用进行批评分析时,不能把目光仅仅停留在跨文化交际上,而应更多地关注谚语引用背后的政治动机。例如,需要研究演讲中被引用的谚语是如何被“加框”的(framed),以及框架(frame)中存在的不同声音是如何交织和糅合的。Hall把意识形态定义为“精神框架,如语言、概念、范畴、思维意象等;意识形态亦是表征体系,不同阶层和社会团体的人靠着它才得以弄懂、解释、理解社会的方方面面。”[9]因此,加框总是有着意识形态动机,它给听众/读者提供一个框架,凭借它人们可以解释现象、阐释问题、分析原因、寻求解决方案等。例如,里根于1987年12月9日在前苏联作的一场演说中引用了一则俄罗斯古谚“自己的幸福自己打造”。该谚语处于多种声音的框架中,这个框架影响着受众的情感和思想。里根战略性地把这些声音糅合起来,生成强大的说服力,强化了谚语“作为一种超个人的声音从社会所认可的知识角度质问受众”的力量[10]。这种力量在那些特别遵循传统的国家里则更加彰显,正因为这种战略性的“加框”手法,里根成功地影响了他的听众[8]。
四、思考与建议
对跨文化交际语境演讲的批评话语分析反映了CDA在国内研究发展的新动向。但CDA自身存在一些缺陷,自从CDA被提出来就招来许多怀疑与争议。实习报告范文一些西方学者[11-13]对CDA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反批评。例如:CDA对话语作用的强调是单向的,非辨证的;CDA的权威性和客观性值得怀疑,语料的选择及其代表性也值得质疑。特别是,文本被当作终结性的产品进行分析,文本产生和解释的过程往往被忽略:文本分析忽略了话语参与者对文本的动态分析过程,没有考虑研究文本解释的过程以及读者和分析者在解释中的作用。另一方面,关于语言与意识形态的关系,CDA有时过分强调意识形态,因此解释中可能会出现某种“想当然”的假设。
当然,上述批评有些不够公允,不少CDA倡导者为CDA合理性辩护。例如,关于CDA的政治责任,Fairclough的回应是: CDA实践家确实有明显的政治使命,他们发现社会的弊端,发现语言在其中作梗,从而要运用语言来干预并实现社会变革[12]。我国学者也对批评和反批评提出自己的见解,如辛斌在承认许多批评具有合理性的同时指出:CDA“目前所面临的一些主要问题也是整个解释学一直面临的长期未得到解决的问题。”诚然,经过批评与反批评,CDA将更加完善[14, 15]。在对跨文化交际语境演讲进行批评话语分析时,还可更多地关注以下几点:第一,考虑跨文化交际语境演讲:批评话语分析研究的新领域用,认识到他们对话语的解释可能与语言分析家的解释有所不同,即给予听话者的解释活动以恰当的关注。第二,将分析从无声到有声。演讲是言语艺术,演讲者的语速、节奏、语调、语句重音、停顿等,都可以反映演讲者的交际意图、情感和世界观。如何从语音语调的层面上对英美领导人在跨文化语境中的英文演讲的语音语料库进行分析,也是研究者须认真思考、努力攻克的难题。第三,就目前已经建成的语料库看,存在总量不够大、比例失衡等问题,如有的英美领导人演讲篇数太多,有的则太少。收集语料时应该有一定的比例控制,使语料库的检索结果更具代表性和平衡性。
参考文献:
[1] 连淑能.序[C ] //纪玉华.跨文化交际研究与教育中的批评性话语分析.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7.[2] StarostaW J, Chen Guo-ming.“Ferment,”an Ethic ofCaring, and the Corrective Power ofDialogue [C] //StarostaW J& Chen G-M.(Eds.).Ferment in the InterculturalField: Axiology/Value/Praxis.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2003: 3-23.[3] ChuangR A.Postmodern critique of cross-cultural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Contesting essentialism, posi-tivistdualism, and Eurocentricity [C ] //StarostaW J& ChenG-M(Eds.).Ferment in the InterculturalField: Axiolo-gy/Value/Praxis].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2003: 24-53.[4]田海龙.语篇研究的批评视角:从批评语言学到批评话语分析[J].山东外语教学, 2006(2): 42-43.[5] Van Dijk TA.Principle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J].Discourse& Society, 1993, 4(2): 249-283.[6]纪玉华.跨文化交际研究和教育中的批评性话语分析[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7.[7]纪玉华,吴建平.跨文化语境演讲中谚语引用之批评分析[J].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8(2): 48-53.[8]纪玉华,陈燕.批评话语分析的新方法:批评隐喻分析[J].厦门大学学报, 2007(6): 42-48.[9] HallS.The Problem of Ideology: Marxism withoutGuarantees [J].Journal ofCommunication Inquiry, 1986(2): 28-44.[10] Gandara L.“They thatsow thewind„”: Proverbs and Sayings inArgumentation [J].Discourse& Society, 2004, 15(2/3): 345-359.[11] FaircloughN I.Language and Power [M].London:Longman Group Limited, 1988.[12] FowlerR, Hodge B, KressG, et a.l Language and Control [M].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9.[13] KressG, Hodge B.Language as Ideology [M].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9.[14]辛斌.批评语篇分析:问题与讨论[J].外国语, 2004(5): 64-69.[15]辛斌.批评语言学———理论与应用[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5.
第二篇:跨文化视野中的生态批评
跨文化视野中的生态批评
大会议程
主办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清华大学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
北京语言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
5月8日下午
大会开幕式
时间:14:00-14:30 地点:北京语言大学会议中心第二会议室 介绍来宾,开幕式开始 主持人:韩经太 孙郁
1、北京语言大学校长崔希亮教授致开幕词
2、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乐黛云先生致词
3、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高旭东教授致词
大会主题发言
时间:14:50-17:00 地点:北京语言大学会议中心第二会议室 主持人:高旭东 王德胜 张华 主题发言人:(每人18分钟)
曾繁仁(山东大学):
生态美学视野中的自然之美
王
宁(清华大学):
生态批评与后现代生态文明建设 陈晓明(北京大学):
生态批评的人文与审美转换 王先霈(华中师范大学):丰子恺《护生画集》对生态文艺学的启示 赵白生(北京大学):
生态主义的核心论域 王
诺(厦门大学):
南非生态批评及其启示
5月8日晚上
时间:20:30-22:00 地点:北京语言大学会议第9会议室
中国青年生态批评研究会筹备成立
研究会由中国比较文学学会青年委员会发起组织,隶属中国比较文学学会
成立宗旨:沟通感情,交流成果,筹办会议。在生态灾难愈益严重的今天,以星火燎原的态
势力倡生态文学与生态批评。青春,审美,绿色交相辉映,定能在机械、刻板、噪音、污染的时代奏响一曲绿色文学的华美乐章!
5月9日上午
大会发言 上半段
时间:8:20-10:00 地点:北京语言大学会议中心第一会议室
主持人:王宁 生安锋 葛涛
评议人:曾繁仁 杨乃乔 李庆本 大会发言人:(每人9分钟)
张华(北京语言大学): 没有环境的生态学:作为社会价值的生态批评 彭修银(中南民族大学):东方美学中的泛生态意识及其特征 刘彦顺(浙江师范大学):身体快感与生态审美哲学的逻辑起点 方丽(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与环境的想象:布伊尔的生态批评理论 徐国超(安阳师范学院):论生态美育的出场路径 鹿彬(洛阳师范学院):
天真即美:后浪漫主义生态美学 高慧(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大众传媒中的气象文化与生态批评 石海毓(首都经贸大学):艾比的生态保护策略
下半段
时间:10:10-11:50 地点:北京语言大学会议中心第一会议室
主持人:杨春时 陆薇
张虎昇
评议人:王先霈 陈晓明 王晓华
大会发言人:(每人9分钟)
李庆本(北京语言大学):超越实践美学:谈曾繁仁先生生态美学思想
彭松乔(江汉大学):
论生态文学的独特审美价值
黄晓娟(广西民族大学):论口传文学的精神生态与审美语境
韦清琦(南京师范大学):《阿凡达》——反生态帝国主义的电影文本
张萍(清华大学):
从生态女性主义看《丰盛的夏天》中女性与自然的融合马永波(南京理工大学): 惠特曼散文《典型的日子》中的生态思想
央泉(中南大学):
《泰比》中“伊甸园”印象的生态解读
白春苏(厦门大学):
《沙漠独居者》的生态审美探析 5月9日下午
大会发言
时间:14:00—16:30 地点:北京语言大学会议中心第一会议室
主持人:薛富兴
管恩森 张洪波
评议人:高旭东 王诺 彭修银
大会发言人:(每人9分钟)
杨乃乔(复旦大学):
从民间剪纸艺术看生态存在论美学原则
梁坤(中国人民大学):
俄罗斯宇宙论——现代生态世界观的思想根源 王晓华(深圳大学):
生态批评对主体间性理念的延伸与文学观念的转型 杨岚(南开大学):
生态伦理原则与文化生态审美
李晓明(山东大学):
评析当代生态批评的后现代生态构想
苗福光(上海大学):
生态主义文学研究:思维模式的范式革命
刘蓓(山东师范大学):
关于中国生态批评发展方向的思考 王耘(苏州大学):
复杂性生态哲学 王雨海(信阳师范学院):鲁迅《好的故事》的生态视角解读 钟燕(中国农业大学):
林中路的启示:“走出去思考”、张锦(北京外国语大学): “人之死”与生态话语的文本空间.朱红梅(北京林业大学):人与自然的相互隐语:
生态女性主义视域中的《火山情人》
闭幕式
时间:16:20—17:10 地点:北京语言大学会议中心第一会议室 主持人:乐黛云 曾繁仁
1、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杨慧林教授致词
2、清华大学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王宁教授致词
3、大会主办人宣布中国青年生态文学与生态批评研究会成立
4、主持人乐黛云先生、曾繁仁先生致辞并宣布本次大会闭幕
第三篇:跨文化交际英语教育研究分析论文
英语已成为世界范围内重要的交际性用语,英语教育工作的开展也显得非常重要。重视基于本民族母语文化教育,积极进行跨文化英语教育,将有助于推进文化传输双向性在跨文化交际英语教育工作的开展。经济发展全球化将世界各地不同种族的人紧密联系在了一起,面对语言交际方面存在的差异,积极推行跨文化教育,将有助于不同种族之间的密切交流,了解彼此之间的需求及意见。英语作为世界发展中重要的交际语言,通过采用文化传输双向性的跨文化英语教育,将有助于扫除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壁垒,提高彼此间的交际交流能力。
一、跨文化交际的本质
(一)跨文化交际与语言
语言是一种非常有趣的东西,其中蕴含的秘密是现代人一直探索的重点。在人际交往过程中,语言可以一种有效的共同讯息,帮助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交换自己的意见及看法,其重要价值逐渐被人们重视,并对其开展了重点研究。经过大量的分析发现,人类在进行语言的学习中,仅仅接触一些语法、词汇、语音等,无法满足在社会生活中的需求。了解必要的社会形式及文化,明确底层结构和人类生存的共性,明确各民族的文化结构差异,才能有效发挥语言的应用价值。
(二)跨文化交际的双向交流
由于世界文化交流范围不断扩大,人们对英语的使用已从研究领域拓展到了知识教学及语言技能应用教学。语言作为一种交流的工具、文化的载体,其应用能力多涉及知识、文化知识等多个方面。所以,做好跨文化交际能力,实际上就是对英语使用有效交流能力的一个概述。受传统文化影响,轻视文化内涵,重视语言形式的片面教学法已不适应当前的教学。在英语教学中,应重视文化及文化信息因素,使学生了解中西文化差异的特性,培养学生新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所以,在英语教学工作开展中,需发挥多媒体设备的优势,通过介绍英美影视剧、记录片等方式,让学生了解英美文化。加之现代社会网络信息技术的普及,学生可以通过上网浏览查询欧美报刊的方式,接触纯真的英语,从相关资源中学习西方文化、习俗及其交流方式,从而了解他们的普世价值观、人生观,为自己构建西方思维,从而强化自身对跨文化交流的认识。
二、跨文化交际主体文化身份
(一)语言与文化身份
一个人拥有了语言就拥有了这种语言所承载和表现的世界。语言是人与世界的本质关系。因此,语言是一种世界观,人通过语言而形成对世界的态度,看法或观点。人永远以语言的方式拥有世界,人活在语言中,人以身份出场,语言是寻找文化身份最本质的要素。文化和身份具有本质上的联系,密不可分。文化身份是由社会官僚机构认同或成员自我认同所形成的该文化群体的成员身份。通过对本概念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某种文化成员在文化传播中对本民族文化的归属认同感十分强烈,他们将本民族的语言、所行、所思和所感等通过自身的文化尽善尽美地表达而出,提高自身对个人生存的依赖程度。文化认同是通过语言实现的。“文化身份”的产生源于文化,由于语言具有很强的文化属性,因此语言是文化身份的重要标志。一个社会群体成员所使用的语言与该群体的文化身份有一种天然的联系。通过日常的交际语言交流以及肢体语言交流,就能够在第一时间表明自身的身份;不同的文化群体成员通过应用本民族语言交流,也可以提高自己的自信程度及民族归属感等。
(二)英语的本土化和中国英语背后的文化身份
跨文化交际的出现,带动了英语教育体制的发展,激发了众多非英语使用国家对英语学习的浪潮,促进了英语在世界各地的传播发展。英语逐渐成为国际交流中的重要语言,其应用价值正不断扩大。通过对社会语言的分析,不同种族之间语言的不断接触将导致语言的本身发生变化,面对文化多元化的世界,现阶段的英语文化就呈现了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其多元化的身份也逐渐被显现出来。这种具有地方特色的语言正在改变英语本土文化的发展方向。这些基于本土英语使用国家而进行改变的英语语言,是融合了世界不同地域语言文化的精华而逐渐产生的,这些新式英语往往受到不同国家、种族、文化的影响,对英语的语言、发音等进行了改变,这同时也体现了一个国家在独立发展中对自我语言文化的保护及渗透。这种新式英语的出现强调自我民族价值观,要求在使用英语中突出本国的发展文化。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学习英语的人员也相对较多。作为世界英语变体大家族中的医院,将汉语的文化特征渗透到英语中就成为表现中国语言文化的重要方式。在英语使用中,我们依旧强调自身汉语作为母语的重要性,通过规范英语,利用其对中国发展的变化进行描述,进而在跨文化交际中传达中国的文化特征。
三、母语在跨文化英语教育中的作用
(一)语言迁移
为了展现不同民族的文化特征,在进行跨文化英语教育中,应打破以传统英语文化为核心的观念,改革教育方式。通过基于本族母语文化及国际交流层次方面开展教学,强化语言迁移教育中存在的不足,对双语教学模式进行广泛研究。语言迁移研究始于20世纪40、50年代的美国。受到母语文化知识结构、语言运用形式的影响,学习者喜欢在第二语言学习的时候将已经学会的母语相关习惯带进第二语言的学习中。在母语带进的过程中就出现早期对比分析假说、中期心灵主义迁移最小论、近期认知学迁移制约伦等几个节段。认知结构迁移理论指出,任何有意义的学习都是在原有学习的基础上进行,有意义的学习中一定有迁移。外语学习中竭力避免母语的迁移作用是不现实的,也是无效的。因为母语作为原有的经验,是新语言学习的一种认知上的准备,不可避免地参与到新的语言学习中。Stern(1992)把母语知识的迁移和干扰看作是外语学习的一种前提。Ellis(1994)把迁移看作是二语学习者为了弥补二语知识匮乏而采取的一种学习策略。由此,人们对母语对外语学习的迁移作用的认识逐渐走向理性和客观。
(二)英语习得中母语的正迁移
学习不同种族的语言有利于文化交流,不论是何种语言的学习,二者之间必然存在一定的相似及关联。其中最为重要的表现就是基于本族文化的英语语法体系的建立。其中“普遍语法”原则与“参数理论”的出现将双语学习带入了一个新的高潮。语言的使用存在共性,任何一个民族在本族母语的学习中都会涉及“普遍语法”的使用,所以在英语学习中,通过自身获得语言共性经验,将其运用到英语学习中,可以有效强化自己对英语语言的掌握及理解能力。所以,强调语言共性的使用,将有效提高英语的学习效率。
四、结语
基于跨文化交际背景,在进行英语教育工作的开展中,应重视跨文化交际文化传输双向性的重要作用,以本族母语文化为基础,打破传统英语教育所存在的弊端,积极建立新型双向传输跨文化教育改革方案,培养学生的跨文化英汉双语传输的运用表达能力。
第四篇:跨文化交际在实习中的心得体会3
题 目 跨文化交际心得体会
学 院 经济与贸易学院 专业班级 会展经济与管理(1)班 学 号 3111010437 姓 名 邱欣灏 联系方式 *** 指导教师 任朝旺
2014年12月13日
The experience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the practice process
跨文化交际在实习过程中的心得体会
After practicing in Huanuo Design Institute of Shenzhen Huanan City in some time ago,I gain a lot at my work.For studying this course,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 pratical Coursebooke in English, I also used my spare time in learning.When I have free time, I would download some foreign movies to see, for example, Pursuit of Happiness, The Legend of 1900 and The Avengers.I also used this period of time when I was practicing to get a better understanding and learning of this course.Because of this course, I not only learned the different between English and Chinese in vocabulary, grammar and use, but also knew more foreign traditional culture which are not the same as China traditional culture.I take the western festivals for example.Although there are some common festivals between western country and China, such as New Year and Mother's day.But not only China has its traditional festivals like the Dragon Boat Festival and the Spring Festival, but also the western countries have their own traditional festivals, such as Halloween day, April Fool's day.Differences also reflect in the diet culture.People in western countries are like using fork and eat noodles.People in China are used to eating with chopsticks, because our ancestors invented the chopsticks in a long time ago.In the family, parents in China are very spoiled for children.Even if when the children at the age of eighteen, they still live with their parents.But In western countries, parents are different.When their children by the age of eighteen, most parents will let their children leave home and live on their own.All in all, China has many differences in culture from western countries.Now, the links between countries are more closely, so we have more opportunity to contact with foreigners.Whether foreigners or Chinese should understand the culture of other countries, which can avoid unnecessary embarrassment caused in the process of communicating with foreigners.经过了这段时间在深圳华南城华诺设计院的实习,在工作上收获了不少。为了学跨文化交际英语教程这门课,我也利用工作之余的时间在学习。有空的时候,我会下载一些外国的电影来看一看,例如,当幸福来敲门,海上钢琴师和复仇者联盟。
我也利用了这段时间,更好的理解和学习了这一门课。由于这门课,不仅了解到了英语在词汇、语法、使用等方面与中文的不同,还了解到了更多与中国传统文化不一样的外国文化。以西方国家的节日为例,虽然与中国有着一些共同的节日,例如新年、母亲节。但不止中国有着例如端午节、春节这样的传统节日,西方国家也有着自己传统的节日,例如万圣节、愚人节。
不同之处还体现在饮食文化上,西方国家的人都喜欢拿着叉子,吃面条。中国人习惯于用筷子吃饭,因为我们的祖先在很久以前就发明了筷子。
在家庭方面,中国的父母对于孩子很溺爱,当孩子到了十八岁,孩子依然和父母住在一起。而西方国家的父母则不同,当他们的孩子到了十八岁的时候,大部分的家长会让孩子离开家自己独立生活。
总而言之,西方国家与中国在文化方面有着很多的差异。现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所以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去与外国人交流。无论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都要了解来自其他国家的文化,才能够避免在与外国人交往的过程中造成不必要的尴尬。
第五篇:跨文化交际中的饮食文化差异
跨文化交际中的饮食文化差异
跨文化交际中的饮食文化差异
【关键词】跨文化交际;饮食文化;文化差异
随着国际交往的不断深入,来自不同国家或文化背景的人们进行的交流不断增多,他们之间的这种交流被称之为跨文化交际。跨文化交际逐渐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由于地区差异,不同的民族、国家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的行为方式或习惯不尽相同,有其各自的社会规约或习惯,体现在政治、经济、教育、宗教、法律、文化艺术等各个方面。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交际时,影响信息传达效果的那些语言和非语言因素构成了跨文化交际中的交际文化。外语学习者如果对所学目的语国家的语言与非语言交际行为及其功能缺乏了解,就会出现不恰当的言行,从而产生交际障碍,就很难进行有效的跨文化交际,以致造成交际失误。
饮食文化也是跨文化交际中非语言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了解中西方饮食文化中的差异和其渊源,对于外语学习者来讲,不仅能增加对所学语言文化的理解,更能提高跨文化交际的成功率,避免因为不恰当的方式或行为造成误解和交际障碍。这里从关注重点、烹调准则和文化特征等三个方面阐述中西方饮食文化的差异,以增进了解,促进交流。
一、“营养”和“美味”的关注重点不同
(一)理性的西方人更多关注的是营养与生存
中西饮食文化最大的差异是关注的重点不同,即“营养”和“美味”两者孰轻孰重的问题。在西方国家,饮食大多仅仅作为一种生存的必要手段和交际方式。西方饮食是一种理性观念,不论食物的色、香、味、形如何,营养一定要得到保证。林语堂先生说,英美人仅以“吃”为对一个生物的机器注入燃料,只要他们吃了以后能保持身体的结实,足以抵御病菌的感染,其他皆在不足道中。即便口味千篇一律,甚至比起中国的美味佳肴来,简直单调得如同嚼蜡,但理智告诉他们:一定要吃下去,因为有营养。换句话说,西方人特别讲求和关心的是食物的营养成分是否搭配合宜,以及这些营养成分能否被充分吸收,有无其他副作用。而菜肴的色、香、味,则是次一等的要求。即使是在饮食文化与我们比较相似的法国,涉及营养问题,双方便拉开了距离。法国烹调虽然也追求美味,但同时还坚持“营养”这一大前提,一味舍营养而求美味的做法是他们不赞成的。
不可否认,西方烹调讲究营养而忽视味道,至少他们是不以味觉享受为首要目的。冰镇的开胃冷酒还要再加冰块,饮后舌表面遍布的味觉神经便大大丧失品味的灵敏度,渐至不能辨味;那带血的牛排与大白鱼、大白肉,白水煮豆子、煮土豆,虽有“味”而不入“味”;他们拒绝使用味精,认为其是既不营养又有副作用化学产品;生吃的蔬菜,不仅包括西红柿、黄瓜、生菜,甚至是洋白菜、洋葱、西兰花。因而他们的“色拉”有如一盘饲料,使我们难以下咽。虽然现在的中国人也讲究营养保健,也知道蔬菜爆炒加热后会丢失一部分维生素,生吃则避免丢失,可还是宁愿选择前者,因为习惯使然,更是因为味道确实好多了。
(二)感性的中国人追求的是美味和享受
在中国,民间有句俗话:“民以食为天,食以味为先”,味道是烹调的最高准则。虽然人们在赞誉美食时,总爱说“色香味俱佳”,那是根据我们感受色香味的感觉器官“眼、鼻、口”的上下排列顺序。但人们内心对于“色、香、味”,从来都是“味”字当先的。中国人通常重视味道,不太想到营养,这也反映在日常言谈之中,如家庭宴客,主菜端上台面时,主人常自谦地说:“菜烧得不好,不一定合您的口味,就凑合着吃吧。他绝不会说:“菜的营养价值不高,热量不够。”在中国人的眼里,“吃”远不单纯是为了饱,也不是为了营养,有时吃饱了,还要吃,这是因为受不了“美味”的诱惑而尽情进行味觉享受。但在西方的理性饮食观看来,这种超负荷的饮食不仅造成浪费,而且危害人体。尽管中国人讲究食疗、食补、食养,重视以饮食来养生滋补,但我们的烹调却以追求美味为第一要求,致使许多营养成分损失破坏,因此营养问题也许是中国饮食的最大弱点。
二、“规范”与“随意”的烹调准则不同
(一)西方烹调遵循的是规范与科学
中西烹饪中处处显示的“规范”与“随意”也体现了其饮食文化的不同。西方人强调科学与营养,因此烹调的全过程都严格按照科学规范行事。菜谱的使用就是一个极好的证明。西方菜谱中计量都以“克”计算,表面上看,菜谱似乎是科学的,西方人总是拿着菜谱去买菜,制作菜肴,但相比起来,还是一个非常机械的东西,在复杂的具体情况面前往往是无能为力的。而这种一致性导致了西餐的一个弊端——缺乏特色。当人们身处异地想品尝当地美食时,肯定是不会有人会选择肯德基或麦当劳之类食品的。因为肯德基老头的炸鸡不仅需要按照配方配料,就连油的温度,炸鸡的时间,也都要严格依规范行事,所以全世界的肯德基味道都是一样的。另外,规范化的烹调甚至要求配料的准备、调料的添加精确到克,烹调时间精确到秒。深受卡尔文教派影响的荷兰人连自己都说过“如果说法国人是为吃而活着,我们荷兰人则是为活着而吃”,这也就不难理解 “荷兰人家的厨房备有天平、液体量杯、定时器、刻度锅,调料架上排着整齐大小划一的几十种调味料瓶,就像个化学试验室。”可是当烹饪变成一个精确而艰巨的实验时,哪里还有什么乐趣可言呢?由于西方菜肴制作的规范化,使得烹调成为一种机械性的工作,毫无创造性。牛排、炸鸡、色拉,翻来覆去总是那么几个花样,因而厨师的工作就成为一种极其单调的机械性工作,他有如自动化装配线上的一名工人,甚至可由一机器人来代行其职。
(二)中国烹调推崇的是随意与特色
令西方人不能理解的是,中国烹调不仅不追求精确的规范化,反而推崇随意性。翻开中国的菜谱,常常发现原料的准备量、调料的添加量都是模糊的概念。“一汤匙”、“半碗”、“少许”比比皆是,可究竟汤匙、碗有多大,“少许”是多少,谁也没有具体的标准。而且中国烹调中,不仅讲究各大菜系要有各自的风味与特色,即使是同一菜系的同一个菜,所用的配菜与各种调料的匹配,也会依厨师的个人爱好特点有变化。有时候同一厨师做同一个菜,可能也会根据不同季节、不同场合,用餐人的不同身份、口味、要求,加以调整。甚至还会因厨师自己临场情绪的变化即兴的发挥。同样是一道“麻婆豆腐”,为四川客人烹制和为苏州客人烹制,所用的调料肯定是不同的。又比如红烧鱼,冬天的颜色宜深些,口味宜重些,夏天则色和味均应清淡些;对于江浙一带的人来说,红烧鱼的调味中可加糖,如对川湘顾客,则应多放辣。可见如果离开了随意性,变化多端的中国菜肴,就会失去其独特魅力。而在西方,一道菜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季节面对不同的食者,都是同一味道,毫无变化。即使是高档的宴席,也不过是餐具更考究,布置更华贵而已,菜仍旧一个样。
同时对食品加工的随意性,无限扩大了中国菜谱。原料的多样,刀工的多样,调料的多样,烹调方法的多样,交叉组合后使得一种原料便可做成数种以至十数种、数十种菜肴。新疆的“全羊席”,广东的“全鱼席”,北京的“全鸭席”就是最好的证明。最常用的原料鸡,到了粤菜大厨师手中,便做出数十道以至上百道菜式。许多西方人视为弃物的东西,在中国都是极好的原料,外国厨师无法处理的东西,一到中国厨师手里,就可以化腐朽为神奇,比如著名菜肴炒“杂烩”,更是把这种随意性发挥到极致,凡是能吃者皆能入菜。也就是这样的随意性创造出了中国烹饪中琳琅满目的菜式。
三、“分别”与“和合”的文化特征不同
(一)崇尚自由的西方人重分别与个性
台湾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在《现代中国学术论衡》一书的序言中说:“文化异,斯学术亦异。中国重和合,西方重分别。”中西文化的差异也影响了各自的饮食文化。在中西饮食文化之中也明显体现出这种“和合”与“分别”的文化特征。西菜中除少数汤菜,如俄式红菜汤(罗宋汤),是把多种荤素原料集中在一锅里熬制而成之外,正菜中各种原料互不相干,鱼就是鱼,鸡就是鸡,牛排就是牛排,纵然有搭配,那也是在盘中进行的。如,“法式羊排”,一边靠着羊排放土豆泥,另一边配煮青豆,加两片番茄、三片生菜即可。色彩上对比鲜明,但在滋味上各种原料互不调和,各是各的味,泾渭分明。所谓“土豆烧牛肉”,也不过是烧好的牛肉加煮熟的土豆,绝非把土豆牛肉一锅煮。即使是调味的作料,如番茄酱、芥末糊、柠檬汁、辣酱油,也都是现吃现加。即使有所搭配,也是像“1+1=2”一样简单明了。以上种种都体现了“西方重分别”的社会文化。
这种重分别的社会文化同样体现在用餐方式上。自由的西方人奉行的是分餐制。首先是各点各的菜,想吃什么点什么,这表现了西方人对个性、对自我的尊重。及至上菜后,人各一盘各吃各的,各自随意添加调料,一道菜吃完后再吃第二道菜,前后两道菜绝不混吃。西方流行的自助餐形式更是各吃各的,互不相扰,缺少中国人聊欢共乐的情调。
(二)向往和谐的中国人重和合与整体
中国人一向以“和”与“合”为最美妙的境界,音乐上讲究“和乐”、“唱和”,医学上主张“身和”、“气和”,希望国家政治实现“政通人和”。而我们称夫妇成婚为“合卺”,称美好的婚姻为“天作之合”;当我们表示崇敬之心时,更以双手“合十”为礼,而当一切美好的事物凑集在一起时,我们将其称誉为“珠联璧合”。而这种“和合”的思想体现在烹饪上就反映为“五味调和”。就是说,烹制食物时需要在保留原料自然之味的基础上进行“五味调和”,要用阴阳五行的基本规律指导这一调和,调和既要合乎时序,又要注意时令,才能达到“美味可口”的烹调目标。所以中国菜几乎每个菜都要用两种以上的原料和多种调料来调和烹制。即便是家常菜,一般也是荤素搭配来调和烹制的,如韭黄炒肉丝、菠萝咕噜肉、番茄炒蛋、排骨冬瓜汤……而如果换做西厨烹制,端上桌的恐怕是奶汁肉丝外加白水煮韭黄,或炸猪排佐以菠萝色拉,如此的中菜西做,让人哭笑不得。
中国人把做菜称之为“烹调”,这意味着我们将烹与调合为一体,要调和出一种美好的滋味。这一讲究的就是分寸,就是整体的配合。它包含了中国哲学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一切以菜的味的美好、谐调为度,度以内的千变万化就决定了中国菜的丰富和富于变化,中国饮食之所以有其独特的魅力,关键就在于它的味。而美味的产生,在于调和,要使食物的本味,加热以后的熟味,加上配料和辅料的味以及调料的调和之味,交织融合协调在一起,使之互相补充,互助渗透,水乳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此中国人烹调不是“1+1=2”那么简单,而是应该等于“3”甚至更多。
在中国,任何一个宴席,不论什么目的都只会有一种形式就是聚餐,大家团团围坐合吃一桌菜,冷拼热炒沙锅火锅摆满桌面,客人东吃一筷西吃一勺,几道菜同时下肚。筵席要用圆桌,这就从形式上造成了一种团结、共趣的气氛。美味佳肴放在一桌人的中心,供一桌人欣赏、品尝。人们相互敬酒、相互让菜、劝酒劝菜,体现了相互尊重、礼让的美德,同时也借此交流感情。虽然从卫生的角度看,这种饮食方式有明显的不足之处,但它符合我们民族“大团圆”的普遍心态。这些都体现了“分别”与“和合”的中西文化的根本差异。
综上,中西饮食在诸多方面存在着各式各样的差异,当然,这些差异都具有相对性,几千年来的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也促成中西方的饮食文化的不断融合。全球化态势下的跨文化交际使得多样的饮食文化不断的互补与兼容。今天,享受东西方各具特色的饮食已成为当代人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事情。我们在大街上随处可见法式大餐、麦当劳、肯德基等西方的舶来饮食,而中国菜馆也开遍了全世界。饮食文化的交流正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并不断充当全球经济文化整合过程中,不同文化之间的“传递带”。它已经成为了一种日益增强的文化影响力,正发挥着比其他任何全球化单一力量大得多的作用,也在悄悄地改变着全世界。饮食文化的交流,需要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欣赏,属于跨文化交际范畴,是一种非语言行为。研究跨文化交际中的饮食文化差异将使人们增进相互间的了解,享受不同的饮食带来的不同感受,增进文化间的交流、互补与融合。【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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