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国——读《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家族》有感

第一篇：家·族·国——读《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家族》有感

家·族·国

——读《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家族》有感

民国时期，风云变幻，社会动荡，战火不断，尤其是日军侵华，国土沦陷，汪伪政权的建立更是让国家政治进入最黑暗萧条的时代。然张之洞先生曾说过：“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是时，学界呈现一片生机盎然、百家争鸣之态，大师名家浩如星辰，无疑，瞿同祖先生自是耀目，其著作《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更是以全新的社会学的视角来研究分析了中国古代法律的基本精神和主要特征，为后世的古代法律与社会研究提供极大的借鉴意义。本人近日拜读此书，对第一章节《家族》断想颇多，因此选择截取该章来畅抒己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解读家族与法律。如有不到之处，烦请指教。

家族主义是维系中国古代社会机器正常运转的核心工具，是父系社会发展的产物，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礼为秩序，始终在中国数千载的古代史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然而自清末以降，西学思潮涌入，民主、自由、独立、平等等理念在国人的脑海里占据重要的一席地位，家族主义的衰落与淡化也是历史的必然了。说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何谓家族主义？家族主义有何政治渊源？家族主义对古代法律有何影响？对现代法律与社会又有何思想遗存和矛盾之处呢？这是我们今天主要想探讨的问题。

家族主义——国家政治的缩影

从母系迈进父系社会，家族的概念就诞生了。它以男性成员为中心轴，二世代或三世代的直系血亲组成家，拥有同始祖的一个个血缘家庭组成族，一个个庞大的血缘集团就形成了。当然，单就中国古代社会背景来看，家族这种事物在很多方面还是有其优越性的。中华文明系农耕文明，大多数人民是以耕田纺织来维持生计的，但是在早期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只有更多的劳动力才能创造更多的生存发展资料，所以中国人成为了“群居动物”；另一方面，农事生产极易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天灾人祸常常会导致一些小家庭的覆灭，这时，家族就具有了必要性，在同一家族中，亲人们可以共同劳作，共同抵御灾祸，使家族能够在相对平稳的环境下繁衍生息，创造更多的劳动力和更高的生产力。然，我们也知道，每个团体或组织都需要一位leader，否则随着时间的推移，家与家之间的血缘关系逐渐淡薄，没有强权的领导，家族很自然地就会从内部崩毁，所以族长，或是说家长的诞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那么家族中的长幼尊卑等级秩序又是如何确定成型的呢？

男性成员眼中，统帅家庭，甚至是家族的权力是极具诱惑力的，这种诱惑使得男性成员们会为了争权夺利而不择手段，不仅仅会影响家族和睦，还会影响国家政权的稳固。所以周公分封天下，定宗法制度，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明确了大宗与小宗的身份地位差异，从而形成了由尊卑有序的家族构成的等级森严的国家体系。这种尊卑等级关系也使得中国古代社会形成了如费孝通先生所描述的“差序格局”。费老把人的关系网络的范围比作向池塘扔石头，所激起的一圈圈水波，离中心——作为个体人——越近者，关系越亲密，越远者，关系越疏远。这种比喻生动形象地反映了古代社会中以个体为中心的人际关系的亲疏划分，而这种关系的强制力正是家族的存在。后来，这种家族内部和家族之间的社会关系被孔子上升到“礼”的层面，作为儒家的核心理论之一为后世儒者不断改造发扬，经董仲舒进言、汉武帝首肯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这种礼制深深渗透进治国理念中，使得政治与家族主义牢牢结合在一起，真正实现了家国一体。从此，中国就好像是由数不尽的自治小国家组成一般，这些小国家就是一个个家族，他们内部尊卑有序，与外部其他家族保持着一种礼貌、温和而疏离、却又相对平等的关系，如同隔着一堵高墙、一道鸿沟，只有联姻才能勉强在墙上开一扇暂时的门、在沟上架一座缓慢溃败的桥。当几代过去后，两个家族都好像乌龟缩回了壳一般，再一次断开了联系，恢复到自治小国家的状态，继续为政治的稳固添砖加瓦。

家族伦理——高于法律的存在何谓伦理？其实就是家族内部的一种成员皆应遵守的秩序，它明长幼，定尊卑，以维系家族成员间的“合理”关系。它不仅仅代表了一种运作理念，还规定了家族内部尊长权力的绝对性和权威性。在家族内部，家族成员必须无原则无条件地服从尊长的意志，成员与成员之间只有绝对的指示教化与服从，所有违抗尊长心意的行为都不为社会公理所接受，会被冠以违反教令的帽子，严重者会被定上不孝之罪的标签。这种思想对法律的深刻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父权的力量急剧膨胀，几近挣脱了法律的约束。中国古代的家族是父系性质的，家族的基础是作为经济单位的家庭，而家庭的核心是父权；同时族是家的组合，那么族长权就是父权的延伸。当然为了便于陈述，我们在段首所说的父权先简单地理解为尊长对卑幼的权力。这种权力几乎是绝对的，首先就是生杀大权。这就是由政治上“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咋舌延伸到“父要子死，子不得不死”的荒谬了。故看典籍中关于父母将子女“活埋”“殴杀”“勒毙”的例子比比皆是，却几乎不用承担任何法律责任。这种对生命的随意与不尊重的态度，这种血亲故杀的行为，实在是令人胆寒，“虎毒尚且不食子”，更具理性的人类缘何会有如此令人发指的行为呢？虽然后来国家将这种权力收归政府，但是从种种案例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这不过是权利的移交和代行，父母尊长的意志还是最终决定卑幼生死的“诏书”。

其次是相对较轻的与生杀大权有概念交叉的惩罚权和裁决权，父母虐待子女、严惩子女被认为是理所当然。法律处理往往不是“无罪”就是“杖一百”而已。让人绝望的是，子女自然就接受了，还要表现出愉悦与淡然。秦二世假传秦始皇遗诏赐死扶苏，扶苏曰：“父而赐子死，尚敢复请？”

最后是主婚权和经济权，自古云“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坊记》云：“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才。”又《内则》云：“子妇无私货，无私蓄，无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与。”自此，父权最终掌控了卑幼的全部人身自由和基本人权。

二、司法被迫为家族主义做出很大的让步，使得司法有了极大的漏洞。海瑞断案的标准就具有明显的倾向性：“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其屈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而且官府对于尊长控告卑幼的案子不可不受理，受理之后做出的裁决基本上都是站在尊长一边的。同时，若卑幼有伤害到尊长的行为，无论是有意或过失，还是根本没有责任，只要被告到官府，卑幼必须要承担法律责任，只不过可以依照具体情况将“罪加一等”或者“罪减一等”罢了。

家族概念——铭刻在民族灵魂上的烙印

在中国将尽两百年的近现代史中，西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冲击着我们传统的家族主义观念。经过历史的洗练，家族观念不断淡化，纲常伦理中合理的部分被保留到“社会主义传统美德”的行列中，其他大部分被当做封建残余，尽数燃尽为历史蹉跎的尘埃。但是它毕竟是统治中国人民两千多年的思想，通过家庭教育和血统传承，它还是不可避免地在我们的日常言行里留下印记。

比如说，在我们的感觉上，父亲这脉“宗族”和母亲那边的“母党”的地位是没有分别的，都是血缘关系远近相当的亲人，但是在称呼上，还是有着鲜明的分别。你永远不会称呼你母亲的母亲为“祖母”，正如你不会叫你父亲的父亲为“外公”一样。而且在你的祖父和外公去世之时，你所穿的丧服，在守灵人群中的站位也是不同的。关于这两点，我深有体会。

当然，以上两种现象并不会影响到现有法律的权威性，但是总还有一些印记仍然是对法律的一种蔑视。孩子出生后几乎是自动地随了父姓，大多数都是没有父母商量的过程的，母亲也是默认的，然而这有没有侵犯到孩子自己选择的权利？记得有一次，我嫌自己的姓氏过于普通，想换一个稀罕的姓氏，结果祖父的脸色立刻变得难看起来，说什么都不允许我这种“叛祖”行为；又有一次，谈论到未来的生活，我向往丁克家庭，结果母亲立刻回了一句：“我们的血脉如何传承呢？家族不就没有后代了么？！”我称可以抱养，母亲叹了一句：“再好也不是自己的骨肉，始终会心存芥蒂的。”由此可看，虽然是两件极其微小的事情，但其中透漏出的对家族位分的重视，对传承的坚定都在一定程度上禁锢了人类的自由选择权，是隐隐地与法律相冲突的。

家族主义不仅仅是一种伦理观念，它还是一定时期政治、经济、宗教和社会价值取向的深刻反映。家族的存在，固然可以联系亲族，加深感情，使人们更有社会归属感，但同时它也会加剧本身就源于血液中的亲疏之感，不利于打破非亲属之间心灵的藩篱，构建和谐社会；而且它也容易让家族尊长忽视卑幼作为一个个体的自由权利，造成与现代法律中自由、平等、民主等理念的冲突，影响法制建设。所以，私以为，将家族仅作为一种文化概念，既不会让这种传统价值观在历经两千年的风霜之后落得惨淡收场，又可以为真正达到法治扫清了征途。

By Candice Zhao

第二篇：家族和阶级——读《中国法律和中国社会》有感

中山大学法学院02级4班 蔡惠燕

任何社会的法律都是为了维护并巩固其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而制定的，中国古代法律也不例外。它与风俗习惯有着密切的联系，维护当时的制度和道德、伦理等价值观念，反映了一定时期、一定社会的社会结构，竭力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瞿同祖先生在其大作《中国法律和中国社会》中详细地阐述了产生这一法律的社会背景，研究并分析了中国古代法律的基本精神和主要特征，揭示了法律的意义和作用。通过他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古代法律的发展脉络，了解其演变的规律和不同阶段的基本特色，由表及里，由现象到本质，深入了解其实质。

中国古代法律的主要特征表现在家族主义和阶级概念上。这两者是儒家意识形态的核心和中国社会的基础，也是中国法律所着重维护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中国历代法制都明确限定了人们在社会以及家族内的身份等级，并且无论刑事、民事、诉讼、行政诸多方面都与这种身份等级密切相关。瞿先生花费了大量笔墨分析了家族、婚姻和社会阶级，揭示了其和法律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突出了儒家思想对法律的深刻影响，我个人觉得这一部分写得最为精彩，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我看到了古代中国社会法律的发展轨迹，了解了古代中国家国一体的牢固格局，明白了当代中国某些法律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历史缘由……

与欧洲社会早期国家产生不同，在中国国家的形成过程中，血缘的联系非但没有被打破，反而愈加紧密，宗族成为政治结构的主要单位，稳固宗族关系是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早在西周时期就确定了以男性为中心的宗法制血缘关系网并根据了尊卑、亲疏、远近程度不同，确定了“五服”制度，因此丧服不仅是简单的服丧衣饰，更主要是确定亲属之间关系和等级的标志。中国家族主义的主要特点体现在其父权本位上。“父为子纲”，父对子孙拥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对子孙有支配和惩罚的权力，不仅对子孙的日常生活加以严格限制（如婚姻等大事也要由父所决定），甚至对子孙有生杀予夺的权力，正所谓“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法律对此种行为一般都会网开一面，从轻甚至不用追究责任。子孙对父母要绝对服从，不许忤逆、违背父母，不然会被法律、社会当成罪人。“刑三百，罪莫重于不孝”、“五刑之属三千，最莫大于不孝”，对于父母等至亲尊长的不孝行为，历来被当作罪大恶极的事情，法律都要对其加以严厉惩罚，隋朝确立的“十恶”中有一类是被认为严重侵犯家长权的，如恶逆、不孝、不睦、不义（部分），内乱等，这些罪行都要受到严厉打击，一律不得被普通的大赦所赦免，所谓“常赦所不原”。而且贵族官员犯有这些罪行，也不得援引八议、收赎之类的特权来逃避刑罚，从中可以看出父的绝对权威。“为亲者讳”，儒家认为父子之间应该互相隐瞒犯罪，不应互相告发，这才算“直”，这种“直”当然是超乎法律之上，是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法制原则为准绳的。不过，在法律上，父告子是可以从轻甚至不用承担责任的，而子一般是不能告父的，不然会受到严厉惩罚，就算所告是实情，也要接受惩罚。……讲到家族，不可避免地要谈到婚姻，因为婚姻是家族的前提和基础，“婚礼者，礼之本也。”而婚姻的目的则被认为是“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也”，婚姻主要是被作为可以祭祀祖先、延续后代的手段。婚姻一般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且基于血缘、等级和特殊事件等设定了许多限制，如同姓不婚等，婚姻的缔结一般都要经过繁缛的程序。“夫为妻纲”，夫就如同是妻的家长，对其行为负责，要求妻对夫百依百从，决不能有半点怠慢，夫也可以纳妾，甚至可以以“七出”单方面解除婚姻，休弃妻子（虽然有“三不去”对夫单方面休妻的限制，但是夫休妻的权利还是很大）。妻对夫的殴打等侵害行为，只能默默忍受，不能付诸诉讼，更不能加以反抗，否则会受到严厉惩罚，就算侵害严重甚至造成死亡等，夫也会照凡人有所减罪；而妻对夫的侵害行为却要受到更为严厉的惩罚，妾则会受到更加严重的惩罚。总之，妻妾对夫要绝对服从，勤恳祭祀祖先，延续后代，才可以免遭被休弃的命运——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法律的健全，父子、夫妻的权利和义务关系有了一步一步的改变，当代社会不会再强调父权、夫权的绝对权威，也不会在法律里规定“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父子、夫妻更多是平等、互相扶助。但是，家族主义、父权夫权思想在当代还是有一定影响。在许多农村，重男轻女、暴力干涉婚姻等现象依然存在，这些都是几千年来家族主义、父权夫权思想的痕迹。为此，有关法律规定了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条文，以次来削弱家族主义、父权夫权思想的势力。

欧洲社会早期国家权力的形成主要是循着经济发展的路径，而中国的国家权力是通过政治性的集权方式得以形成的，所以统治阶级更加注重王权的巩固，建立了君主专制制度。儒家便是维护这一制度的“忠实奴仆”，儒家向往礼制，“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异同、明是非也。”（《礼记•曲礼》）“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左传》庄公十八年）荀子说得更明白：“故先王案为之，制礼义以分之，使贵贱之等、长幼之差、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得其宜。”（《荀子•礼论》），礼成为早期国家划分并确定社会成员尊卑贵贱地位及其相应权利义务关系的基本依据。“序上下，正人道也”（《白虎通德论》卷一，《礼乐》）统治阶级通过法律在政治、经济、军事、宗教、婚姻家庭、伦理道德等一切重要领域建构了一套贵贱有等、上下有序，极具严肃性和威严性的规范体系。统治者将社会成员划分为天子、诸侯、各级贵族、平民以至贱民等阶级，不同阶级在社会中有不同的地位，各异的权利义务，权利从天子递减，义务则是从天子递增，权利义务并不对等。不同等级的人应遵循不同的生活方式规定，服装、饮食、房舍、舆马等都有严格的限制，“见其物而知贵贱。”（《新书》卷一，《服疑》。君主在整个社会中处于最高地位，对臣民拥有根本性权威，“

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君主对臣民生杀予夺的权利是毋庸质疑的。臣民对君主要绝对服从，任何时候都要为君主着想，不得侵犯君主的权威，否则会成为“十恶不赦”的罪人，逃不了严厉的刑罚。地位高的阶级一般都能享受特权（如“八议”制度等），而且能支配、统治地位低的阶级，对地位低的阶级的侵害行为一般也能较凡人减等，而且可以以赎官法、官当法等逃避法律的惩罚，而地位低的阶级承担了大量的义务，对地位高的阶级惟命是从，不得侵害他们的权利，不然等待他们的只能是严刑竣法。不同阶级一般也不允许通婚，所谓“门当户对”是基本准则，特别是地位高的女方不得嫁给地位低的男方，不然会受到社会的唾弃。等级一般是世袭的，特权阶级永远是特权阶级，而贱民阶级只能世世代代做牛做马，不可能成为特权阶级,而且，不同种族中也有不平等，特别是在少数民族统治中国时，这种不平等的情形异常显著，人民都被划分为层次井然的阶级，无论政治、法律及社会各种待遇都依其顺序而定其高低…… 几千年过去了，中国法律得到了健全和完善，许多不合时宜的法律制度都已剔除，法律向着平等、公平的方向发展，但是，儒家思想在中国还是根深蒂固，阶级观念还是在不少人心目中存在，有些官员自以为是特权阶级，整天鱼肉百姓，凌驾于百姓之上，而且官官相卫，形成了新时期的官僚集团，而百姓竟以为自己是弱者，不敢加以反抗，更不用说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且，“世袭制”也没有完全消失，市长的儿子再差也能当个官，而百姓想当官却要费劲周折，这样，真正的英雄只能无用武之地。悲哀！法律究竟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怎样才能真正做到“平之如水”呢？我想最重要的是在执法过程中和社会活动中都要剔除阶级观念，真正做到法律、社会面前人人平等，给以公平的机会，则真正的平等指日可待。

儒家成功地将家族主义和阶级概念统一起来，在儒家心目中，家族和社会身份是礼的核心，也是儒家所鼓吹的社会秩序的基础。家是国的基础，国是家的延伸，建立了以“亲亲”、“尊尊”为中心的不平等但有序列的社会格局，强调了君父的绝对权威，构建了家国一体的牢固格局，这种格局维系了几千年，成为各个朝代的社会基础。直到现在，我们似乎还可以窥见其痕迹，国人的家国观念还是很浓重，这或许也是一件好事。

法律反映着社会，也深刻影响着社会。可以说，法律和社会的发展脚步是一致的。故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一部中国法律史，便是一部中国社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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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读《家与中国社会结构》

读《家与中国社会结构》

《家与中国社会结构》是麻国庆的一篇博士论文，这篇论文为如何写作一篇规范的论文提供了经典案例，在导论的篇幅里，作者提出选题的构思，他认为不同情境下的称谓体现家的特点，个人，群体，与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可以用家的内在结构和其外延性来建构的，在导论中他提出了一些问题，比如家的特点，家庭的类型，关系，功能扩大以什么形式出现，家的运行机制和具体集团形式是什么，家与社会结构、社会变迁的关系是什么；家，社会，国家之间的关系如何？提出了一些他对家的问题之后，紧接着他便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在梳理的同时找出那些研究与自己正在进行的研究的相同和不同之处，做出了一个比较，从而得出自己的结论。在梳理相关研究的部分，基本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以日本学者为主导的满铁《中国农村惯性调查》是着重对中国社会特质的调查，通过《惯性调查》作为文献资料，结合其他地区或日本国内的情况对比一些研究成果，日本的学者着重于描述中国农村村落层次本身的结构特点，但是理论升华不足。而杜赞奇，黄宗智等学者则是从文化，权力，国家的角度，以自上而下的国家的视角来探讨各种社会关系与文化网络同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两种倾向的学者都注意到了亲族关系与村庄的分化，但对组成亲族关系的具体的宗族以及家庭内在机制描述较少。

第二个部分是宗族理论检定学派，主要以弗里德曼对中国东南宗族的研究与普里查德的非洲宗族模式进行对话来探讨宗族同国家的关系，但是对宗族内部动态的运行机制较少谈及。

第三部分是对于中国学者的研究建构，主要以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以及林耀华《金翼》为一个里程碑式的开端，构建了中国学者的研究视野，以家为出发点的同儒教化与土地制度探讨中国农村社会的特点。但是侧重功能与结构的研究，但对于功能与结构背后的变迁没有提及，这也是由于功能学派的自我设限是对于社会文化动态变迁的忽视与弱化有关。

然后便是提到了作者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框架。

作者的研究思路基于两点：一：是以具体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为出发点；二是在动态中对寻求家与社会的联系性以及他们与整体社会和大传统的关系。

家庭与家户是构成社会结构的基础，家庭是以血缘为纽带衍生的“家——分家——宗族——姓”这样的一种体系；而家户则是以地缘为纽带的一套“村——乡——城——都会——经济区域”体系。

他将对家与社会结构的研究置于以Y轴表示家庭与社会的生产与再生产的阶序关系同X轴表示社会与国家脉络的“差序格局”的框架之中，并通过立足于田野调查，以及文献资料的多元化比较来实现他对于家与传统社会结构的互动性。在以下几个章节中，作者通过对家庭，宗族的概念，特点，内部的运作机制来试图说明这种动态的变化是如何实现的。

作者通过乡绅阶层为代表的大家族社会以及农民阶层的基层社会的分离与联系来展演大传统与小传统的联系的分离过程。大家庭的存继是经济基础以及父母在世为条件的，当这些条件弱化或者消亡之后，大家族可能会因为分家这种运作机制来实现家庭再生产，社会再生产，而家庭与社会的再生产又会反作用于传统农业社会结构保持其稳定性，所以小传统情境下的分家体现了大小传统的背离，但是实际上是一种有联系的分离。

其次分家又是形成宗族的基础，在中国传统社会的这种二元结构下，家族的兴盛

是以在这种二元结构中权力失控的形势下发展壮大的。

作者认为中国情境下的宗族就是综合血缘，地缘和利益的功能，典型以父系血缘为主线的血缘继嗣群，与基于契约关系的氏族不同，宗族是基于双系的血亲和姻亲关系，宗族的核心就是一个理想的被称为“服丧的等级序列”的亲属网络，其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春秋以前的宗法式家族制度；魏晋时期至唐朝的世家大族式的制度；宋以后的近代家族制度，但是他们共同的特点却都是以父系血缘为主轴的，通过宗族分析宗族的标志，祠堂，族田，族谱的功能，宗族的结构和内部运行的机制：族与户两者之间的关系，揭示了宗族的组织结构在形式上呈现分离，但实质运行却呈现一种统一的特点。通过对宗族对村落的权力上的集权，分权，自治的案例分析得出，宗族权力本应该是宗族内部的权力，与国家的权力并不发生直接的联系，但近代政治的发展，国家借组宗族的力量以达到权力控制渗透到村落内部中去，宗族通过融合和联合的方式一方面控制宗族内部的活动，一方面也通过村落政治参与到公领域之中去。

最终在结论部分，作者对于中国文化与社会来说立足于家——分家——宗族——亲族组织的分析以及家在变迁过程中相互动态的变化，相互的影响，或者因为社会的变迁而导致的后果或者应对的措施来看，一方面有着大传统对小传统的影响，而且可以看到大传统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但是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小传统也并非全盘接受，而是也保持着自身的独立性，甚至也会反作用于大传统，比如社会内部运行机制的分家，反而是维持传统社会结构的重要机制，因而在二元结构下的大小传统之间，不仅是大传统从上到下由大到小的投射，有时候也是从下而上，由小到大的折射关系。但应该注意到这种由分家而维系传统社会的机制会带来‘内卷化’效应，这在吉尔兹和黄宗智的文章中有着重探讨到。

对于体现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分继合”这一贯穿在导致社会不断流动的内部机制的特点，并不是绝对，孤立和对立的，而可能存在相互转换，且具有弹性，和模糊性的，正如费老对家的定义，他指出家的概念是伸缩自如的，它可以是一个核心家庭，也可以是包括近亲甚至远亲，一个家的规模和构成常常随着政治宗教经济的需求而固定，如果人们发现其核心家庭完成不了既定的各种任务，那么他就会扩大，加强与亲属的联系，将他们纳入家，甚至是非亲属也可以成为自家人。

中国人的家其实一个具有类与推的关系，是一个动态弹性的概念，而核心是身份认同，作者通过对日本，中国的宗族组织进行比较进而得出，日本的宗族是以地缘结合的经济共同体，血缘并非唯一且重要的认同标准，而血缘的关系构成的群体于中国传统社会来说不仅具有社会意义，而且也是一种文化适应的手段，所谓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推和类的横线与纵向的划分和归类体现了“差序格局”下认为：中国人实际上是以自我为中心，而不是个人主义的，这种文化方式决定了中国人的人际关系处理的逻辑是以亲疏远近来划分的。

第四篇：《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读后感

读《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有感

---荒唐的霸道

张之洞曾经说过：世运之明晦，人才指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是时，国运颓危，列强环伺，传统频遭质疑，西学新知亟亟而入，中华现代学术的转型完成于该混沌时期，于切磋琢磨、交锋碰撞中不断前行。学术与思想的新变，带动了社会各领域的全面转型，为中华复兴奠定了坚实基础。瞿同祖老先生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正是怀着这样一种精神，将汉代至清代二千余年的法律作为整体进行剖析，加以讨论与比较，以达到阐释中国法律的基本精神及其主要特征的目的。除此之外，本书还讨论了中国古代法律自汉至清的重大变化，介绍了巫术与宗教，儒家与法家思想，使中国现代学术的成功转型向前迈了一大步。中国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时期，封建等级制度森严，“亲亲尊尊”、“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等儒家理念深入到法律条文中。正如本书

建社会的等级制度以及统治阶级对自我权力的肯定和扩张是密不可分的。

中国历史上就是一个不平等的社会，这种不平等表现在政治、社会、生活等各方面。本书令我印象最深的是关于妻子地位的描述。《说文》中写到，“妻与己齐者也”，名义上，夫妻的地位是平等的。但是，古人的传统思想是“男女之别，男尊女卑，故以男为贵”。女子始终受男子的意志和权力支配，自生至死可谓都处于“从”的地位。在夫妻之间伤害对方的刑罚制度中，妻子伤害丈夫受到的处罚比伤害常人所应受的处罚更为严重。甚至强调了：不论是否有理由，妻皆不能行使自卫，即使在情势危急之下也不例外。然而夫过失杀妻例得不问，即使夫故意致妻死亡都有“妻命为轻，祖宗嗣续为重”为理由而俱入可矜。由此，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当今社会仍有“重男轻女”的观念而且并不是一时之间便可磨灭的理念，这种思想不是一时兴起的，而是已经传承了上千年，要使整个中国都改变这种观念，是一场仍将要延续很长时间的持久战。我认为，所谓的“礼”，把人分为三六九等，固化于社会秩序之中。虽然，这种社会结构可以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但是也扼杀了社会应有的活力与创造力。这也是中国落后的原因之一。

关于中国古代阶级之间的等级制度也分的非常清楚，儒家关于君子小人及贵贱上下的理论仍为社会的中心思想。管子云：“度爵而制服，量禄而用材，饮食有量，衣服有制，宫室有度”。由

此可以看出，当时社会生活方式的差异是至关重要的。可以说，衣履器物无一不异，“见其服而知其贵贱，望其章而知其势”，人们的社会地位从外表上便可一目了然。这种差异包括了：饮食的的限制，衣饰的材料、颜色，房屋的大小、装饰、材料，马匹使用的限制等各方面。甚至还在婚姻方面加以强制规定。婚姻的选择不仅受到父母的限制，也受阶级之间的贫富贵贱的封建思想制约着。士族必须自爱自重，不能与庶族通婚，为了保持家世血统的崇高，避免低门血统混入，阶级之间必须内婚，否则家世变不可永久维护了。在关于阶级内婚的规定，法律不但立有良贱为婚的专条，对于违犯者加以刑事制裁，更重要的是根本否认这种婚姻的法律效力，而予以撤销的处分。这些强制性的规定同样也与儒家关于“贵贱尊卑”的思想挂钩，可以看出中国封建思想的进一步严重化。

除此之外，阶级之间的差异甚至出现于法律条文之中。许多时代的法律都规定除了得到皇帝的许可外，司法机构不得擅自逮捕审问贵族及官吏。他们犯罪有“不受拘系刑讯、皇帝批准方可判刑、不佩戴枷锁、不适用普通的司法程序”等特权。虽然，在封建解体之后，不再容许各个政治单位不同的法律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以大一统的同一法典，预示着法典不再属于贵族而是属于国家。法律是皇帝统治臣民的工具，主权命令全国所有的臣民，治人者和治于人者，贵族和平民都应遵守这部法典，一切人都在同一司法权以下，任何人不能超越，甚至有“天子犯法与庶民同

罪”的说法。然而，“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观念根深蒂固，士大夫仍然会有关于刑罚的特权，他们总是设法垄断法律。处于当时的社会，绝对的平等主义始终不能彻底实行。因此，我们只能说法律在秦、汉之后有进一步的平等，贵族不再能置身法外，却断不能说秦、汉以后的法律已由不平等进入绝对的平等，不能武断地说贵族和平民处于同等法律地位。

中国古代“视父权法律化为常理，夫为妻纲，妻受到丈夫的统治，阶级间的差异”等这些方面，与当今民主社会以人为本的理念格格不入。阅读本书之后，了解了中国古代社会的礼法结合，以及封建社会的强烈阶级性。与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社会相比，封建社会的法律特点是强调贵贱不同、良贱不同，在于一个“异”字。而当代法律强调人人平等，在于一个“同”字。两字之差，却代表了两种社会制度的天壤之别。古代法律是统治者意志的体现，是一种荒唐的霸道！

中国古代的不平等，是荒唐到不能再荒唐、霸道到不能再霸道的。社会最基本的单位就是个人，对于古代对个人权利的漠视，当今社会是断然不可接受的。

第五篇：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读后感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读后感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主要从家族、婚姻，社会阶级、宗教与巫术等几个方面较为详尽得描写了吾国传统社会的现实形态，在终章则着重于意思形态上的讨论从礼与法、徳与刑、以礼入法等方面阐述影响吾国传统社会意识形成的传承因素，并不忽视制度后面的概念，真正做到见微知着。法律是社会的产物，是社会制度之一，是社会规范之一。它与风俗习惯有密切的联系，它与维护现存的制度和道德、伦理等价值观念，反映了某一时期、某一社会的社会结构法律与社会的关系极为密切。吾国古代法律的主要特征表现在家族主义和阶级概念上。二者是儒家意思形态的核心，是吾国社会的基础，也是吾国法律所注重维护的制度和社会秩序。

对于本书在传统社会现实形态上的考证，此处暂不赘述。且讨论传统的意思形态的演变以及其对现阶段吾国法律思想的影响。总所周知，吾国虽然已然迈进了21世纪，吾国现阶段的法律制度早已得到长足的发展。主导社会的思想文化也随着西方文化的大量涌入也逐渐脱离了吾国传统的藩篱。但这一过程是剧烈的、不自主的同时也是畸形的。再加上现阶段社会发展的极度不平衡，在城市地区随着普法活动的深入或领导的重视或可缓解，但现实生活中仍然发生了那么多危害社会的恶性事件。而同时在吾国广大农村地区，根本没有现阶段先进法律意识观念的存在，主导他们生活的还是数千年来的老一套。

而在吾国历史上，凡是涉及法律思想方面问题的争辩，就难以绕开儒法而家的争辩。儒家讲道德、法家讲法律；儒家是德治、而法家是法治。显而易见的是二者在实现方式上是不同，而其在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上是共通的。若将法分为准则法与技术法，则儒法二家所争论的实际上集中于技术法层面，在准则法层面上其实是一致的，如《礼记。经解》云：“礼之于正国也，犹衡之于轻重，绳墨之于曲直也，规矩之于方圆也。故衡诚县，不可欺以轻重；绳墨诚陈，不可欺以曲直；规矩诚设，不可欺以方圆；君子审礼，不可欺以奸诈。”而法家的代表管子曾云：“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夫钜不正不可以求方，绳不信不可以求直。”二者俱言绳墨规矩，所谓的绳墨规矩其实就是社会的准则法。要求许多文集上关于“礼”或者“法”的概念其实是没有区分的，因为二者并无实质上的差异。德与法，同是行为规范，儒家的行为规范是道德，而法家的行为规范又何尝不是道德。

而在技术法层面，二者由于在实现方式上的不可调和而出现了矛盾。儒家的道德规范是“礼”，其方法重在教化，重在对人的心理改造，使人的心良善，其认为这是最为彻底、最积极的方法。教化的价值在于“绝恶与未萌，而起敬与微妙，使民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是百姓没有作恶的动机，教化既成，人心可正，永不为恶，如此社会便可长治久安。而法家的目的在于禁奸，对于劝善并无大兴趣。法家更愿意以刑来达到法治的目的，或可言实现法家的道德规范。管子云：“行令在于严罚”。韩非子云：“严刑重罚者，民之所恶也，而国之所以治也”。重刑可使人畏怯慑服，不敢以身试法。虽言重刑，但究其最终的目的，实者在于“以刑去刑”之目的。

儒家以礼伟维持社会秩序之行为规范，法家以法律为维持社会秩序之行为，儒家以德教为维持礼之力量，法家以法律制裁为推行法律之力量，儒法之对抗由此可见。但至于汉后，由于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法儒两家的融合，汉以后的儒者虽主张德教，却绝不排斥法律、也不反对以法作为治世的工具，而是把握住立法的机会，以礼的原则和精神，附以法律的制裁，达到“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的目的。法家在准则法层面既与儒家思想本无实质差别，在技术法层面上又被儒家的礼所取代。最终导致法家在历史上的名存实亡。其在技术法层面所强调的一些原则也渐渐消弭于历史的长河，所遗留的一些价值观念唯有积极迎合与儒家之谓善的追求才得以苟延残喘。

儒家思想由于得到历代统治者的青睐而在吾国传承了数千年，儒生开始成为读书人的代名词。吾国法律法律儒家化的车轮开始启程，加上佛家思想的传入，从此吾国的法律思想史揭开了法律儒家化、法官儒生化、民众法律思想鬼神化的序幕。恰如冯友兰所言：“李斯受荀卿之学，佐成秦治。秦之法治实法治之儒家一派学说之所附系。《中庸》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为儒家理想之制度，汉承秦业，其官制法律亦袭用前朝。遗传至晋以后，法律与礼经并称。儒家《周官》之学说悉入法典。夫政治社会一切公私行为莫不与法典相关，而法典为儒家学说的具体实现。故两千年来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关于学说思想方面，或有不如佛道二教者。”传统吾国在小农经济为主体的社会形态以及以宗族血缘为联系的社会联系使得各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的差异并不突出。在统治者大力推广儒家法律思想的背景下，儒家法律思想迅速在各地普遍地适用，并深入人心。

直到清末法制变革，“庚子之乱”之后，经刘坤

一、张之洞于光绪二十七年五月及六月两次会奏变法之后，上谕沈家本、伍廷芳“将一切现行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拖尾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这部新律，才把我国数千年的传统精神予以修正。官秩服制良贱等阶级的废除是对施行了千年的儒家法律思想，即“礼”的严重挑衅。是一次在准则法层面上的重大革新。但终究与当时的道德观念发生严重的冲突，之后附加的《暂行章程》，已然把《新刑律》的精神徒然阉割。由此可见传统的儒家法律思想与西方法律思想的冲突的水火不容。

西学东渐的逐渐深化，对于在儒家思想藩篱浑浑噩噩千年的民众而言无疑是一次机会。但在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由于不同时期各种不同的原因，使西方哲学常常陷入跌宕起伏的困难境地，因而没有取得本来可以取得的学术成果。如知道现在已经出版的西方哲学家的全集，也只有很少的几部。研究西方哲学时一般介绍性的多，深入论述性的少：简单移植的多，创造性吸收的较少：在比较与伙同研究中粗浅的比较与表层的会通较多，有深度的比较与能超越的会通较少。透过论着，可以看出我们对西方哲学的认识，总得说，长时间还停留在表面的与较浅的层次上，像印度哲学那样在吾国扎根下来进行繁衍的西方哲学不多。五四新文化运动，“民主”和“科学”的启蒙，虽然也热闹了一阵子，但在当时的吾国真正接受了德赛二先生的又有几个呢？陈独秀曾指出“其数目几乎不能列入统计”。再如，马克思主义启蒙也没有避免启蒙不力的这个观点，因为“五四”以后，随让马克思主义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但吾国共产党成立后便卷入积累的革命斗争，加上“中国马克思主义启蒙在国际教条主义影响下”。因而，取得政权后怎样通过社会主义道路实现现代化，思想上的准备与理论上的修养都“是不够的”。

作为西方社会走向现代化的理论总结，体现时代精神的近现代西方哲学的曙光，虽然有不少先觉者觉醒与奋起，但是对于整个中华民族，多数人还在它的影响之外，由此带来的消极后果是，是国人长期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建立的思想观念与思维方式，在传统惰力的束缚下难以解放出来，使吾国“走出中世纪、迈向现代化”所需要的理性觉醒与成熟。即文化变迁迟迟不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