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工资福利制度存在问题与改革方向

第一篇：国有企业工资福利制度存在问题与改革方向

国有企业工资福利制度存在的问题与改革方向

1004050213林嘉怡自从建国以来，我国就开始了薪酬制度的改革，在21世纪初期，各种形式的薪酬改革方案不断出台，使企业的薪酬管理逐步走向成熟。但是，国企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仍存在着一系列不可回避的问题：首先，政企不分，政府对企业的薪酬管理干预过多。目前，国有企业的分配主体地位还没有根本确立起来。主要表现是：虽然国有企业已经拥有较大的内部分配自主权，但在我国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总体目标后大多数国有企业的工资总额决定权仍由政府有关部门掌握，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对企业实行工效挂钩或工资总额包干办法；其他企业大都实行工资总额包干或直接由政府有关部门核定工资总额的办法。有的地方政府，不仅控制企业的工资总额，而且直接干预企业内部工资比例等具体管理决策。这使企业的薪酬管理自主权难以落实，严重影响了内部分配制度改革的质量。

其次，没有建立工作分析岗位鉴定制度。这一方面体现在劳动差别缺乏定量的依据，即对劳动技能、劳动强度、劳动责任、劳动条件等四要素没有进行较规范的评价，致使生产一线、二线、三线工作，以及艰苦、技术要求高的岗位与一般岗位的工资差别不能合理拉开；另一方面体现在对劳动者本身所具备的技术、业务能力水平和实际劳动贡献的考核指标较少，并且多是软指标，比如厂规、厂纪、开会的出勤率等，使得考核工作流于形式，没有与具体报酬相挂钩。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制定工资等级和标准、计算奖金发放时，仍然按照***惯，参照有关文件的精神加以确定，而对实际状况缺乏分析。

另外，企业经营管理者激励与约束机制不健全，人力资本价值没有得到应有的体现。企业经营管理者的报酬收入水平偏低。知识经济时代是人力资本雇佣货币资本的时代，在企业中应充分重视人力资本的价值作用。然而，在我国企业中人力资本的价值尤其是企业经营管理者的价值一直被忽视。尽管九十年代以后，我们对国有企业经营者的薪酬结构也进行了一些改革，并对改善和提高经营者的政治经济地位，调动经营者积极性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由于这些改革仅局限于在基本工资加奖金上，局限于短期激励，难以通过现有经营者薪酬制度来促使企业经营者在追求近期目标的同时，立足于企业的长期发展，也就难以有效地克服企业经营者的短期行为。另外，目前我国对企业家的报酬激励方式比较单一，大多仍为基本工资加奖金、年度奖金奖励等构成。而奖金和年度奖励通常是现金的形式。这样，要做到实现企业家的价值，不仅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的考核体系，更需要公司有足够的现金流量来支持。然而，诸如“股权激励”等在国际上行之有效的经验在我国尚处于探索阶段。

还有，福利设计缺乏弹性，职业福利性质异化。我国企业员工的福利还停留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传统福利，如医疗保险、住房补贴、加班费、子女入托补助等等，缺乏一些在西方国家开展的如火如荼诸

如顾问服务、教育培训福利计划、家庭关爱福利、家属福利等人性化的福利项目。此外，我国企业提供的福利都是固定的，福利设计并没有真正让员工参与进来，缺乏灵活性。

几乎没有工资制度。制度内工资等级差别很小,不能体现职位的价值和工作绩效的差别。差距只在单位与单位之间,行业与行业之间。有单位工资、行业工资,而没有职位工资。没有正常的升级和降级,工资调整随意性很大,是运动性管理,没有制度。没有科学考核制度,薪酬与考核结果和晋升缺乏联系。工资的浮动要与考核挂钩。薪酬调查数据有用但不科学,没有科学的市场薪酬。外部竞争力目前对工资影响不大。加入WTO后,人才出现国际化趋势,不仅留学生回归,有些美国人也来中国工作。热门专业人才迅速与国际接轨,如有的企业财务总监年薪竟然高达百万美元。这说明人才价格不是简单地与工作分析评估结合,而有市场性。

国有企业现行工资制度弊病的核心在于其工资决定机制仍未摆脱行政谈判的框架，而这种行政谈判机制已无法适应市场化改革的进程和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需要。在实行中，工效挂钩出现的负盈不负亏现象，进一步强化了工资刚性。同时，垄断性行业和部分国有企业利用行政谈判机制，侵吞国有资产的收益，出现了不合理的高收入。因此，建立国有企业新工资机制的核心问题是改变目前的企业工效挂钩方法。

一、通过劳动力市场调查，由外部劳动力市场决定企业的工资水平。我国实行劳动力市场调查的主要困难在于工资货币化程度低，而这一问题将随着住房制度、医疗制度的改革而逐步得到解决。同时，随着非国有制企业数量的日趋增多、劳动力市场日渐完善，进行市场工资调查的外部条件已初步具备。国有企业可以借鉴国外大型企业的做法，在市场工资调查中运用关键职位法、类别调查法、对比评价法等方法了解相关的劳动力市场，通过外部劳动力市场调查，获取企业所需要的劳动力市场价格信息。这一信息可以成为确定企业人工成本和企业内工资差别的基础，有助于企业制定吸引人才、保留人才的工资制度。

二、在企业内部通过工作分析与职位评价确定不同岗位与职工之间的工资差别，并制定科学合理的晋升制度。在企业内打破论资排辈的传统体制，形成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国有企业长期以来名义上是实行能力工资制，实质上是实行资历工资制，这是造成企业内部工资差别不合理的重要原因。现阶段国有企业应注意运用能力工资制，引入工作评价方法，将员工工资增长与员工工作业绩紧密挂钩，将考核制度与工资增长制度相配套。

三、实行国有企业经营者年薪制，将经营者收入与企业经营成果挂钩。经营者收入分为基础薪金和效益薪金，基础薪金水平由经营者劳动力市场决定，效益薪金则要依据不同行业与企业的特点由资产所有者视企业经营业绩决定，以形成兼顾所有者、经营者、劳动者三

方利益的机制。同时，经营者持股是对年薪制的重要补充形式，是鼓励经营者长期行为的有效手段，不应忽视。在现阶段要搞好经营者年薪制，还要注意建立经营者收入清晰化机制，处理好个人收入与公务消费的关系，健全监督机制等。

四、建立员工利润分享机制，将员工利益与企业经营成果挂钩。由于员工工资水平由劳动力市场确定，因此国有企业利润分享条件应更加严格。竞争性行业分享条件要参考其他所有制企业的情况，垄断性行业则要参考国际同行业的分享办法。从国际上看，利润分享在员工个人全部劳动收入中所占比重并不高。国家应通过税收政策而不是行政命令鼓励国有企业建立利润分享制度。国有企业利润分享应不同于非国有企业利润分享，要处理好企业员工利润分享与社会公众利润分享的比例关系。利润分享要解决好三个基本问题：一是分享总额的确定；二是如何将确定的分享总额分配给员工；三是如何管理分配给员工的股票或红利。在这方面，发达国家员工利润分享的方法值得借鉴。

第二篇：国有企业工资分配制度改革探讨

国有企业工资分配制度改革浅谈

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工资分配制度改革一直是焦点问题。搞好国有企业的工资分配制度改革，不仅是调动企业职工积极性、促进企业经济效益提高的重要手段，而且也是深化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内在要求。现就国企工资分配制度改革进行几点浅谈。

一、国有企业工资分配制度改革势在必行

分配制度是现代企业制度运行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企业工资分配是企业管理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经过20多年的改革，国有企业工资分配制度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随着国有企业体制转换和结构调整进入关键时期，企业分配制度中存在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也充分暴露出来。从工资的形成来看，分配行为不规范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有企业用工开始实行劳动合同制，这种劳动合同制仍只是定性地表示企业与职工之间的劳动关系，而对利益关系基本没有作出定量的规定。这使得目前国有企业工资分配随意性较强，职工往往只能被动接受，劳动者作为劳动力市场主体地位被忽视。甚至还存在着少数非国有企业无视国家法律、法规，恶意克扣、拖欠劳动者工资，或者不执行国家最低工资保障制度的现象。

二、工资形式过于单调，内部分配平均主义仍然严重

在企业内部分配结构中，没有按不同类型、不同的生产经营特点等情况确定不同的工资分配形式。不同职业之间的工资收入差距并没有按改革目标所希望的那样真正拉大，知识、技术、人才的价值还没有得到完全承认，企业内部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报酬区别在结构工资中虽有反映，但反映这种差别的岗位工资只占很小部分。国有企业内部工资变动搞普调，使平均主义分配趋于制度化，奖金津贴搞平均，人人有份，使收入分配与劳动严重脱节。职工的工资收入构成不合理从职工由企业所得全部收入的构成来看，货币化工资性收入所占比重偏低，各种补贴、医疗费报销、住房等福利性收入要占相当大比重。而福利性收入得到的多少主要由职工在企业的工龄、身体健康状况而定，这使得那些素质低、身体差、年岁高的职工一般不愿意离开企业，而素质较高的年轻人因在一定的时间内与这些福利性收入无缘或得到很少，纷纷跳槽，这就使国有企业职工形成冗员甚多与结构性短缺并存的局面。

三、由于改革没有到位，国有企业之间存在严重的苦乐不均现象

有的企业占有因行业垄断或资产占有丰厚而获得的级差收入。这些级差收入本应上缴国家，由国家统一调配使用，即使留在企业，也只能是归属企业发展基金，即归为国家的再投入，不能用于职工分配。而现在，一些企业钻政策的空子，想方设法向职工分配这种企业得到的级差收入，这使得一些行业的职工工资收人大大高于其他企业。尤其是使一些困难企业的职工望尘莫及。从国有企业看，航空、邮电、铁路、金融、证券、保险、电力等行业的职工，不仅收入水平较高，而且住房、保险等福利待遇优越。同这些垄断性行业相比，制造业、采掘业、批发零售业等行业的职工，则不仅收入水平偏低，而且福利待遇水平也不高。这种悬殊的差异，固然与不同行业、不同企业的效率差别有关，但更多的则是分配机制不同而致。

四、国有企业工资分配制度改革的路径

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我们必须突破传统的工资+奖金+津贴分配模式，积极探索新的分配形式和途径，以不断调动和激发企业经营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五、引入劳动力市场机制，企业工资市场化

所谓工资市场化，就是工资以市场为基础而形成。这是与传统的计划工资相对应的一种工资制度。市场经济的发展决定了企业工资分配必须适应将来社会劳动力市场的供求情况，必须与市场工资水平接轨，计划经济模式下那种企业自我封闭式的工资分配形态将不复存在。所以应尽快在思维方式和分配办法上实现转轨，引入劳动力市场机制，市场决定工资。

国有企业工资制度改革必须引入市场劳动力价格机制，合理拉开收入差距。一方面，建立规范社会劳动力市场，定期公布各类劳动力价格，逐步完善劳动力市场的职能。另一方面，企业对那些市场上对某种人才的需求量大大超过合适人才来源的，应确定高于市场劳动力价格的工资；而那些市场上对某种岗位人员需求少于合适人才来源的，应确定相对低于市场劳动力价格的工资；对那些保持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人才，应确定大大高于市场劳动力价格的“保护工资”。这样，使企业职工收入的水平与劳动力市场相同层次的职工收入水平相适应，充分发挥工资的杠杆作用，留住关键人才，为企业发展增添活力。

六、建立以岗位工资为主的基本工资制度

国有企业在拥有充分的内部分配自主权基础上，应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工资收入分配制度的要求并根据人力资源管理的特点，积极探索建立以岗位工资为主的基本工资制度。提倡推行各种形式的岗位工资制，如岗位绩效工资制、岗位等级工资制等。要进行科学的岗位设置、定员定额和岗位测评，做到以岗定薪。要以岗位测评为依据，参照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位合理确定岗位工资标准和工资差距。提高关键性管理、技术岗位和高素质短缺人才岗位的工资水平。岗位工资标准要与企业经济效益相联系，随之上下浮动。职工个人工资根据其劳动贡献大小能增能减。企业内部实行竞争上岗，人员能上能下，岗变薪变。

同时，企业可以根据生产经营特点采取灵活多样的工资支付形式，如计件工资、浮动工资以及营销人员的销售收入提成等办法。无论哪一种形式，都应与职工的岗位职责、工作业绩和实际贡献挂钩，真正形成重实绩、重贡献的分配激励机制。

七、实行经营者年薪制

为强化对企业经营者的激励，改革企业经营者收入分配办法，鼓励国有企业试行经营者年薪制。年薪制是以为考核周期，根据经营者的经营管理业绩、难度和所承担的责任、风险，确定其收入的一种基本分配制度。年薪一般由基本年薪和效益年薪两部分组成，基本年薪按企业的生产经营及资产规模、管理的难易程度、经营者承担的责任、风险大小等因素，并参考经营者市场价格确定；效益年薪主要是根据经营业绩、贡献、主要经济指标，经年末财务审计和综合考核后予以确认。

八、探索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具体途径和办法

结合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造，鼓励资本、管理、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按生产要素分配就是按生产要素投入的数量和质量及其贡献率分配，它以追求生产要素所有权收益为动因。从根本上说，按劳分配也是一种按生产要素的分配，即按参与生产的劳动数量和劳动质量进行分配。

在实际工作中，（1）探索进行企业内部职工持股分配办法。部分地市县以下国有中小企业，结合企业改制，可以进行职工持股试点。（2）积极试行技术入股，探索技术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办法。具备条件的企业可以试行科技成果和技术专利作价折股，由科技发明者和贡献者持有。（3）在部分小型国有企业，可以探索试行劳动分红办法。通过职工全体持股，形成劳动联合基础上的资本联合，创造出独具特色的股份合作制企业组织形式。

梁海雪 2011年6月24日

第三篇：浅析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存在的问题

浅析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存在的问题

潘超

2012-9-28 10:28:20 来源：《北方经济》2012年第2期下

摘要：国有企业改革的中心环节是产权制度的改革。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是当前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环节，国有企业管理应紧紧抓住这一新的形势，深化产权体制改革。

关键词：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治理结构，改革

一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取得了卓著的改革成就，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经过30年的艰苦探索，国企改革已经触及到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层次问题——产权改革。2004年的“郎顾之争”引发了学术界对国企产权改革的广泛讨论。在经济体制转轨的大背景下，我国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深层次的矛盾，比如产权制度不规范、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等。

二 产权制度理论

1.关于产权的概念

按照德姆塞茨的观点，产权是一种社会工具，其重要性在于其能够帮助一个人形成他与其他人进行交易的合理预期。这种预期通过社会的法律、习俗和道德得到表达，因而产权的所有者拥有他的同事同意他以特定的方式形式的权利，而社会保障他的这种权利在社会规范的范围内不受其他人的干扰。具体来说这种权利其实包括产权所有者对所拥有的对象的占有权、使用权等一系列权利，且该权利具有排他性、可分解性和转让性等特点。所以产权是一种与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利，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它侧重于对财产实体的动态经营和财产价值的动态实现。产权是交易双方权、责、利的划分，它只能形成于两个（或两个以上）平等的所有权之间的交易，或简称为“交易中确定的权利”。以产权为依托，对财产关系进行组合、调整的制度，就是产权制度。产权制度是即定产权关系和产权规则结合而成的且保证其实现的制度。合理的产权制度具有界定和规范财产关系，提供激励，提高市场资源配置效率以及形成稳定预期等功能。企业产权理论是指企业内部产权结构的安排，企业产权理论不是将企业简单地看作以权威、计划来配置资源的组织形式。企业中董事与经理、经理与工人之间的契约关系，仍然是一种交易，这与市场交易、市场契约没有什么不同。因此，企业内部产权结构安排，同样对企业的效率产生重大的影响。所谓改革产权制度，是指要清晰产权、界定产权边界和产权主体的权利与义务，清除原来模糊不清的状态，建设有利于社会资源优化配制的财产约束机制。

2.明晰产权的重要作用

经济学对资源的假设更符合科学的可持续的发展的要求，因为它的目标在于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它的前提是社会资源是稀缺的，而稀缺性的东西人都格外的珍惜，因而人具有充分利用稀缺资源的天性。明晰产权的过程就是把稀缺的东西划分到具体的个人的过程。一是明晰产权可以降低交易费用。在交易过程中，如果交易双方对某物的产权不明晰，交易双方得不到准确的预期，因而必须支付确认双方产权归属的额外费用；二是明晰产权有助于人们更有效的利用资源，到达资源的最优利用；三是明晰产权更符合人性为私的经济要求。人性为私是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前提，它可以解释很多用人性本善不能解决的现象，如公共资源滥用问题、人民公社时期劳动生产效率低下的原因等。在一个良好的市场中，清晰的产权给每个人都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激励前提。

三 我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存在的问题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国有经济得到了较快发展。到2002年，全国国有资产总计11.83万亿元，经营性国有资产总计7.69万亿元，其中国有企业中国有资产总量为6.55万亿元，其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另一方面，我国国有企业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对于国有企业在产权制度上所存在的问题，人们目前比较普遍关心的是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关系如何界定的问题，也就是认为国有企业中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关系界定不清，导致了国有企业产权不清晰。即在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完善上，应该注意法人的治理结构的完善问题。但是，仅仅靠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是不可能完全解决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的问题的。国有企业产权不是某个自然人的产权，而是全国人民的财产，但是全国人民不可能每个人都去直接管理与经营国有资产，要委托代理制的方式使得归自己所拥有的财产进入经营过程，也即人们所说的产权委托代理结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国有产权存在模糊性，产权市场不发达

我国国有产权关系处于模糊状态，在国企存在很严重的“政企不分”的现象。这种模糊的产权关系不仅使政企不分、国有资产流失、企业资产营运的低效率等难题难以得到根本性解决，而且限制了其他环节改革的深化，影响了经济体制的转轨。目前国有企业产权市场的主体和客体都严重不足，产权交易既缺买家又缺“货源”。由于我国在市场经济法制建设方面的欠缺，使得产权市场发展的不够成熟，对国有企业改革的产权改革起了很大的制约作用。

而且，企业资产重组、产权转让业务基本上都是各级政府在具体操作，由于地区之间的排斥，形成了各自为政、遍地开花的产权交易市场，没有规范性，难以为国有产权的转让和退出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另外，很多地方政府的领导错误地认为国企产权改革就是甩包袱，或者简单地把国有企业的“公”改写为“私”字，不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只是盲目地定指标、下命令，采取一些错误的办法。

2.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

改革初期，虽然实行了旨在搞活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和承包责任制，但企业治理结构基本没有改变。90年代后试行的股份制改造从内部治理结构来看，也只是形式上的两权分离，企业产权关系不清晰，法人治理结构并没有真正建立，问题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的不完善主要表现为：股权结构不合理、“内部人控制”与行政“外部人控制”同时并存、缺乏一个健全的外部治理机制、新老三会的矛盾问题等。

3.国有资产流失严重

在深化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中，国有资产流失已成为不容回避的话题，是伴随在同企改革发展过程中的一种不良现象。这种现象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国有资产流失主要表现为：无视国家规定侵吞国有财产，将部分国有资产无偿转化为集体股、个人股；通过财务报表调整、会计科目合并等手段调减国有资产账面价值；对国有资产进行虚假评估，国有资产转让时只卖资产，却不管债务，故意不进行依法评估和招标；暗箱操作或自买自卖或内外勾结。

四 国企产权制度改革途径

1.进一步明确产权，完善国有企业产权的交易

通过改变国家所有权，在某些领域的国有企业实现彻底的政资分开和政企分开，实现国有企业产权主体的多元化。并建立国有产权退出机制，改变国有股“一股独大”的状况，有步骤地让国有经济从一般性的竞争性行业中有序地退出来。另外，建立我国的产权交易市场和产权流通机制。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产权交易主体发生在各企业之间，产权的让渡和转移已经成为企业经营中的一项重要的经营活动，开展产权交易将给企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而市场流通是结构调整的自动机，依靠产权转让的经济机制，才能在市场条件与企业外部条件发生变化的情况下，适时地和机动灵活地进行企业产品和组织结构的自我调整，以及实现资源配置的优化。

2.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要在国有企业制度和国有产权多元化的基础上，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健全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班子，形成权责统一、运行协调、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要处理好董事会和经理层的关系，建立独立董事会制度，推行股权多元化，实现投资主体多样化，提高公司透明度，强化信息披露。

3.健全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体制

加强和完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体制，一是要明确国资委的定位，准确落实国资委的职能。它应该充分尊重和维护企业依法经营自主权，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主盈亏的市场主体和法人实体；二是要健全制度和加强监督。要建立健全国有资产监管机构的决策制度，完善决策程序，努力实现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法律化。国资委监管机构要定期向政府报告工作，加强群众、宣传舆论等社会监督。

参考文献：

[1]刘洋.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07

[2] 陈强胜.30年来中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历史分析[J].经济研究导刊，2009（8）

[3] 刘扬.重新认识国有资产流失[J].商业研究，2004.13

[4] 李丹.国有企业产权的性质研究[J].商业评论，2007（11）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第四篇：我国林业存在的问题及其改革方向

我国林业存在的问题及其改革方向

本文摘要：本文中分析了中国林业建设的突出的几个问题，主要有“两危”问题、林业管理体制存在的弊端，由于长期以来否认森林资产的价值管理和森林产权制度上存在的种种缺陷，使林业发展战略和林业政策走上了各种认识误区。误区使森林产权缺乏稳定感，这一切都引发了在占有使用森林资源上的纠葛和矛盾，也正是导致林业“两危”的本质原因。本文还提出可以从三个方面解决我国林业问题，首先可以让林业产权制度与资产化管理制度改革作为突破口，实现林业产权明晰化；其次，把政府职能的转变作为政企分离的林业管理体制改革的切入点；第三，大力引入市场化利益机制进入林业建设的各项工作。关键词：中国林业、两危、管理体制、问题思考

1、我国林业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1.1 重点国有林区的“两危”问题积重难返

重点国有林区的“两危”问题积重难返，由此带来的企业生存、职工生活、劳动就业、社会稳定等一系列问题尚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解决林区“两危”问题正成为林业行业一个跨世纪的重大难题。回忆历史，林业建设在以木材生产为中心的经营思想指导下，造成了国有林区的“两危”问题，表现在：（1）重取轻予的政策。单纯向森林索取，不承认林价，只计算采运成本，加上木材价格偏低，使资源消耗得不到必要的投入和补偿。由于林木生长周期长和林业产业的特殊性，以及林业企业社会负担过重的实际情况，企业无力进行简单再生产，更谈不上扩大再生产。这种“重取轻予”的政策，实质上是一种掠夺政策，违背了资源再生产规律。（2）长期以来，实行以木材生产为中心单一的产业结构，资金与物资挂钩，木材采运业管理办法，收入只扣除采运成本，利润上交财政。忽视森林的保护培育和多种资源的综合开发和利用的投入。（3）条块分割，产销脱节，责权分离。国有林区的木材生产计划是国家安排下达的，而企业归地方管理。为了完成向地方财政缴纳利税的任务，总是要靠多生产木材来增加收入，从而造成计划外采伐；加上企业安排职工家属和知识青年就业，又必须扩大采伐量。这种多头领导的体制，在世界各国也是少见的。（4）采伐与更新方式不当，林区生态失调问题日益明显。多年来主伐方式采取大面积皆伐，尽管强调了采育结合，但迹地更新树种单一，大多形成针叶林的单层林分。林木生长率低，病腐率高，虫害严重。野生动植物减少或消失，不能形成复合的生物群落，很难维持生物多样性。同时，土壤肥力下降，导致每公顷蓄积量和森林质量在持续下降，特别是由于整地不当，加上针叶纯林涵养水源的能力减弱，导致林区水土流失日益严重，气候出现异常，旱涝灾害加剧。森林在气候和水文方面的作用日益减弱。[1][2]

1.2 对林业认识不够全面

在植树造林、绿化荒山的群众运动中，由于指导思想上的急于求成、急躁冒进，形成面积不实、成活率不高、造林质量不好等许多问题。

据国家林业局资料显示，.671 8.677年全国造林+292.: 6+ 千;<1，计,: ++ 亿;<1，但资源调查统计结果表明，森林面积只增加,:., 亿;<1，差值,: 2+ 亿;<1；.676 8.662 年造林1---,: ,-千;<1，计,: 17 亿;<1，森林面积只增加,: ,6 亿;<1，差值,:.6 亿;<1；.66+ 8.667 年造林1/161: 92 千;<1，计,: 1/ 亿;<1，森林面积增加,: 1/ 亿;<1，无差值。.6+6 8.666 年造林1.+19,: 26 千;<1，计1:.+ 亿;<1，这些数字应该是使森林覆盖率增加22.33%，如果加上原来的基数，森林覆盖率更一些。这些差值的存在，充分说明林业建设的问题，不在于造林本身，而在于林业管理体制的弊端。规划应该是有正确的理论为指导，从实际出发，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运用系统工程的方法，统筹规划，因地制宜地合理安排林种树种和林下植物配置，确定林业生产建设布局、建设重点，以及切实可行的措施。因为重近利轻远谋，重局部轻全局，是不可取的。对过去决策上的失误，究其原因，是由于缺乏经验，有政治上与经济上的原因，实

质是对林业的认识不全面。[2]

1.3 林业市场化改革进程慢

林业市场化改革的进程缓慢，与党中央确立的在新世纪初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的要求还有很大距离，市场化改革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还未解决，如在确立市场主体的权利地位方面，林业生产者缺乏对自有财产的支配权和对自有收入的处置权，税收制度和各方面的多项收费制度都不同程度地剥夺或限制了林业生产者的应有权力。在建立林业市场体系、加强宏观调控方面也都有待进一步加强。[3]

1.3 长期忽视森林的生态效益

林业部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才提出生态效益问题，这足以说明这一问题的存在。分析以上问题，我们不难发现无不与林业的管理体制密切相关。如上所述的几个脱节问题，根源就在于林业管理的利益机制与竞争机制的不完善，激励与约束机制不够固定持久造成人们的短视行为。而林业“两危”问题直接就是过去的林业管理体制下的产物，其他问题也与林业管理机制的不完全和制度的不合理性有关。[4]

2、我国现存林业管理体制的弊端

我国林业管理体制存在的根本性弊端，是森林资源产权主体不定位和非资产化管理，这是造成林业建设中突出问题的根本缘由，具体表现在：（1）否定森林资产价值管理存在，只把森林看成天赐之物进行实物管理，而不承认森林资源也是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统一。这样就从理论上否认了森林资源再生产的商品经济价值规律和等价交换原则，为“只取不予”和“重取轻予”的产业政策奠定了理论依据。（2）单一行政划拨方式，形成了森林产权运行上的模糊性、随意性和短时性。任何经营者无端关心资产运行的风险和责任。这种高度垄断和统一的运行机制必然在实际运行中发生形变和失真，造成资产产权界定上的模糊性、不规范性和随意性。（3）森林的非资产化经营，客观上使人们视森林为无价之物，从而加剧了产权界定和划拨上的随意性，诱发了实际存在的产权利益矛盾。当生产力落后，森林资源的商品性被掩盖或得不到充分显示时，这种随意性造成的产权纠葛和利益被大一统的低水平的物质利益政策掩盖着和淡化着，然而一旦森林资源的商品价值被显露，或者社会经济环境发生改变，不同经济利益主体争夺森林权属的纠葛和矛盾就会骤然激烈，甚至形成对抗。而森林产权界定上的模糊性和行政权力界入市场经济的客观存在，更使这种纠葛和矛盾火上加油，急剧转化为森林环境的剧烈动荡，转化为人类与森林和谐关系的全面破坏，加速森林资源系统的衰变，这一辩证法已为我国森林资源的几次大破坏得到证明。（4）森林资产不能流动，不能进入市场交易，这就从根本上剥夺了林业企业成为市场主体的条件。森林资源是林业企业最重要、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和经济资源。如承认森林资源也是具有价值的有形资产，并是凝聚社会大文化的一种资产，那应当认为是可以流动的，森林产权既可拆开，也可重组，更可以进入市场进行交易。在这一条件下，林业企业就不再是资本脆弱的“小企业”、“穷企业”，而是有一定资本力量和发展潜力的竞争性企业。正是由于巨额的资产不能流动和重组，才使林业企业普遍表现为“穷”和“小”的社会现象。同时，森林资产不能流通也违背古今中外的共同规范。[5][6][7]

正由于我们长期否认森林资产的价值管理和森林产权制度上存在的种种缺陷，使林业发展战略和林业政策走上了各种认识误区。误区使森林产权缺乏稳定感，这一切都引发了“东西南北中”都在占有使用森林资源上做文章的纠葛和矛盾，也正是导致林业“两危”的本质原因。[8]

3、我国林业管理制度改革的方向

3.1 以林业产权制度与资产化管理制度改革作为突破口，实现林业产权明晰化

产权明晰化是所有机制和制度实现的前提，必将为整个林业管理体制的创建奠定坚实的基础。林业产权制度不是单个的制度安排，而是一系列的制度设计体系，前提是产权明晰，目标是提高经济效率，达到运作高效，因此，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进行三方面的改革：一是对林业分类经营制度改革，对不同经营目的的产权主体采用侧重的收益评估原则，对其生态收益进行替代补偿，主要体现在分类经营制度与生态林效益补偿制度建设中。二是积极完善林地、林木、环境资产的评估方法体系，建立林业产权主体交易、发挥收益的技术基础，主要将体现在森林资源资产化管理制度中。三是进行林业产权登记，并建立健全林业产权交易市场，明晰产权，构建产权交易的基础，只有交易才能进行产权的分离、分割和重组，才能达到配置高效的目的，主要体现在林业产权制度改革中。[9]

3.2 把政府职能的转变作为政企分离的林业管理体制改革的切入点

政府职能转变主要包括三方面的改革： 一是将市场机制缺位的部分由政府承担起来。二是退出政府越位的职部分。三是承担起政府应尽的三方面的职能。即（1）建立和健全各项制度，包括制定规划、检查落实各项制度并将检查制度化，以及制度的服务工作和制度的系列化工作；（2）政府的宏观导向功能，包括机构体系的设置、制定林业的发展规划、政策导向以及林业科研管理工作；（3）政府的管理、监督和服务职能，服务功能主要包括林业产权信息提供、土地评估、代理、咨询以及技术服务、市场服务和便捷服务。[10]

3.3 大力引入市场化利益机制

大力引入市场化利益机制进入林业建设的各项工作，要总结出一套引入市场利益机制的具体运用办法。在林业管理体制改革的实际操作过程中，首先应作好总体规划，进行科学的设计；然后进行一些小范围的试点工作，在实践中获取经验和教训；最后，在设计好各方面的配套措施后，全方位地同步进行改革，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改革效果。[10]

参考文献

[1]国家林业局编，中国林业统计年鉴 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

[2]国家林业局编，年中国林业发展报告 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

[3]史新辰，实行森林资源资产化经营，推进林业资产的重组与整合 林业经济问题

[4]李若凝,翟翠娟,韩艳英.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法律地位和立法探讨[J].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4):34~37

[5]朱东亮、肖佳《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制度实施与成效反思———以福建为例》

[6]孔祥智,郭艳芹,李圣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对村级经济影响的实证研究[J].林业经济,2006(10):17~21

[7]裘菊,孙妍,李凌,等.林权改革对林地经营模式影响分析[J].林业经济,2007(1):23~27 李丽,程云行.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中各利益主体的利益关系分析[J].中国林业经济, 2009,99(6):38~41

[8]张海鹏,徐晋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动因性质与效果评价[J].林业科

学,2009,45(7):119~126

[9]张蕾.中国林业分类经营改革研究[D].北京林业大学,2007

[10]廖远宁，张正周，何冬梅.云南省林业分类经营现状及完善措施[J].林业调查规划,2006,31(3):82~85

我国林业存在的问题及其改革方向

林学院

08级林学二班

学号：20080078

姓名：熊利

第五篇：国有企业的改革问题

国企改革

那么，从“善天下”的角度看，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有何所失呢？ 我们可以从本文上节中论述的四个方面来讨论。

第一，关于“是否能比一般企业更有利于（或更可行地）实现一定的重要供应目标”。依据这一评价标准，在许多方面，按照国家的有关要求和规定，许多国有企业确实做到了；但在不少领域，国有企业还没有做到，因为，它们并没有比一般企业更好地实现社会要求它们实现的供应目标。而且，这种情况不是个别的，而是普遍的和系统性的。例如，一些由国家投资建设的基础设施项目，由国有企业按照商业化的方式经营，已经赚了大钱，收回了投资，却还继续收费盈利。典型的事例就是首都国际机场高速公路。这样的国有企业其行为同处于垄断地位的私营企业没有什么两样，而且把原本具有公共品属性的公路蜕变成了不断获取高额垄断利润的（经济学属性上的）“私人品”。再如，进入房地产业的国有企业，其行为也同一般私人企业没有太大差别，而且，其垄断势力更强。在基础设施和房地产业发展中，社会和人民所要求的“供应目标”，显然不同于一般工商行业。国有企业进入这些

特殊领域，而且通常是国家政策倾向于让国有企业优先进入这些领域，那么，国有企业的行为仅仅表现得像私营商人，即使是高效率的私营商人就可以了吗？ 很显然，这并不符合国家和人民对国有企业经营绩效的要求，即使国有企业因此而获得了更多利润，缴了更多的税费，也不会改变事情的性质。

第二，关于“是否能有效解决重大特殊社会经济问题和发挥应对紧迫危机的独特功能。”在这方面，国有企业总体上显然是做得比一般的非国有企业更好。无论是抗震救灾、应对重要产品市场供需发生突发情况，还是当国际金融危机可能导致严重的社会系统性风险爆发而需要采取救市措施时，国有企业都能担当重要责任，甚至牺牲自己的直接利益。当然，在个别领域，也有的国有企业行为受到社会诟病。例如，有些重要产品价格波动或供应短缺时，也有的国有企业反而趁势牟利。前些年，春运期间实行火车票涨价制度，显然不是解决特殊社会问题的有效方式。2010 年，试点车票实名制，实际上是用让亿万乘客付出代价的方式来解决倒票“黄牛”问题，这就像是“高射炮打蚊子”或“杀鸡用牛刀”。这样的制度使火车票从“可转让”变为“不可转让”，实际上是提供给消费者相对贬值的车票，作为国有垄断企业的铁路部门计算过消费者的价值损失吗？ 而且，铁路系统搞一个庞大的实名制车票系统和复杂的管理系统也要付出巨大成本。可见，即使是以国有企业垄断经营方式来解决特殊问题，应对特殊情况，也有一个如何采取“有效解决”方式和控制成本的问题，至少不应因此而让人民或消费者付出过大的代价。

第三，关于“是否有助于改善市场运行秩序和产业组织结构。”这是国有企业更好发挥功能的一个重大的和关键性的问题。不同的产业有不同的市场结构（或产业结构）特点。从我国经济改革 30多年的经历看，大多数产业都表现为从过去的由国有企业垄断的市场结构（产业组织结构），向竞争型或者垄断竞争型的市场结构（产业组织结构）转变。因此，我国的市场结构（产业结构）正变得越来越具有竞争性了，其中，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国有经济结构调整发挥了积极作用。现在的问题是，当国有企业的效率和竞争力显著提高，以及国有企业的一些独特优势突出地发挥出来之后，其出于自身利益（做大做强）的积极进取性市场竞争行为，是否能实质性地和长远地有利于促进各产业市场结构（产业

结构）的不断改善和优化？目前，关于“国进民退”问题引起很大争议。从统计数据上看，难以提供“国进民退”的确切证据；但民营企业感觉经营环境越来越不利，“好赚钱的都被国有企业和跨国公司占了”，“办企业太困难，还不如炒房子”；地方政府以各种优惠方式吸引央企投资，而且，各种扶优扶强政策和促进兼并重组政策，都显然更有利于大型国有企业。所以，是否存在“国进民退”并不单纯是一个比例问题，而是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问题。

总之，国有企业自己做好了，强大了，赚钱了，有竞争力了，当然是好事，但这只是实现了一个方面的目标；更重要的是，国有企业还要对其他企业的发展环境，为整个国家产业的健康、有序的运行和发展发挥职能和承担责任。在这方面，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显然做得很不够，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特别是，中国还有许多被国有企业垄断或者国有企具有很强市场势力的产业，一般非国有企业很难进入，即使政策开放了，但由于实力悬殊极大也难以同在位国有企业竞争。这样的产业，其整体市场绩效是不佳的，而且很难形成较强的产业国际竞争力。第四，关于“是否能成为社会的‘公平标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的收入分配制度由国家严格规定，实行平均主义的工资标准。当时，国有企业的工资标准基本上就是全社会劳动收入分配标准的参照系。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进入市场竞争，工资制度越来越具有激励性，特别是，随着不同行业的不同企业经济效益的分化，企业间和企业内的收入分配差距都显著扩大。这样的变化当然具有积极性和合理性，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必然趋势。问题是，当我们肯定在国有企业效率和效益不断提升过程中，收入分配更体现了“效率优先”原则的同时，决不能忘记国有企业作为社会“公平标杆”的职能。其中，涉及两个基本要求，一是企业高管与一般员工的收入及福利待遇差距应保持合理限度； 二是不同行业的企业间的收入差距应保持合理限度。目前，在这两个方面国有企业的表现都有非常不令人满意之处，在某些方面，有的国有企业甚至成为社会公平的负面“榜样”，受到社会的严重关注。例如，有的国有企业高管收入一味同国外“同类企业”攀比（其实，他们攀比的是性质不同的私人企业，而不是真正属于同类的国有企业）达到畸高水平，同一般员工的收入水平严重脱节。再如，垄断行业国有企业的工资和福利水平同一般竞争性行业差距巨大，成为中国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一个突出问题。有人指出，2008 年，由国有企业垄断的石油、电力、电信、烟草等行业的员工人数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 8%，而其收入相当于全国

职工工资总额的 60%。这样，尽管国有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总体上具有较好的表现，但在担当“公平标杆”方面，确实存在未能满足人民意志的突出不足之处。特别是，对这一问题，国有企业普遍地在主观上缺乏自觉性，而往往强调只要企业有经济效益就可以自定收入标准。在 2010 年的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上，政协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主任张世平说，据全国总工会2009 年就职工收入所做的专项调查显示，国有企业高管与职工收入差距过大，呈现利益群体分化态势。调查显示，75.2%的职工认为当前收入分配不太公平。2008 年 20 个行业门类收入差距为 4.77倍，有的高达 10 倍。据上市公司年报分析，208 家国有企业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差距，从 2006 年6.72 倍扩至 2008 年 17.95 倍。这表明，国有企业收入分配从过去的平均主义状况很快转变为超出社会容忍度的过大差距，并对社会产生了显著的负面示范作用，以至受到广泛批评并引起中央纪律

检查部门的严重关切。甚至在 2010 年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都将“深化垄断行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完善对垄断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双重调控政策。严格规范国有企业、金融机构经营管理人员特别是高管的收入，完善监管办法”，作为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解决人民对收入分配不公严重不满问题的一项重要措施。足见此问题之严重性和影响之广泛性。

四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再定位

因此，下一阶段，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应继续向下述定位方向推进。

第一，实现更有利于经济整体有效运行和保证基本民生的基础设施、基础产业的稳定普遍供应的国有企业改革方向。其中，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产品和服务价格的稳定机制、取消垄断性高价和商业化融资成本导致的公共产品的过高私人品化价格（例如，公路收费等）、消除因行政分割导致垄断性供应结构而产生的阻碍新技术运用的现象等（例如，实现“三网合一”以及更具革命性的新技术运用），将成为国有企业改革需要实现的重要目标。

第二，在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建设重大民生事业工程，以及实现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关键突破，特别是形成保证国家安全的危机应急机制等方面，发挥更有效的功能。国有企业实力的不断增强，使之有条件和有能力更好地承担起解决重大经济社会问题的“特种部队”的功能。现阶段，中国最重要最迫切的经济问题是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最重要最迫切的社会问题之一是实现社会财富巨大增长的惠民目标；最重要最迫切的产业发展问题之一是形成战略性新兴产业；最重要最严重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之一是提高整个国家和各领域应对风险（特别是系统性风险）和危机（包括外部危机的冲击）的能力。在这些方面，国有企业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并可以发挥国有企业的特殊优势。

第三，在改善市场运行秩序和产业组织结构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对于过去实行国有企业专营制度，而现在不再必须保持国有企业特许专营的产业，应尽快取消民营企业禁入限制，让这类产业尽快转变为竞争性产业；对于本质上应是竞争性的，但国有企业占据过大市场份额或具有过大市场垄断势力因而形成过强进入壁垒而影响产业有效竞争秩序和整体竞争力的产业，应采取更开放的政策，国有企业主动放弃垄断行为，鼓励民营企业进入并形成市场竞争的相对均势，从而改善和优化产业组织结构； 对于产业分散化程度过高因而有必要鼓励企业通过并购重组而提高产业集中度的产业，要避免采取行政性强制手段或对民营中小企业具有“驱逐性”效果的政策措施和管制标准，使在提高产业集中度过程中能够保持市场竞争的公平性以及国有和非国有企业之间的相对市场均势；对于没有必要由国有企业长期占有较高份额，而只是为了应对金融危机而超常进入的国有企业（例如，一般房地产业），国有企业应适时实行退出战略。总之，在我国现阶段，各类产业的有效竞争格局大体有三种情况：一类应是国有企业占有优势的产业；另一类应是国有和民营企业（包括外商

投资企业）相对均势的产业；再一类是应由民营企业占优势的产业。这三类产业形成优化的分布格局，才能实现产业竞争的有效市场结构，使市场经济运行更有效率，并更有利于在有效竞争中形成中国整个产业的更强国际竞争力。这实际上也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要求之一。在实现这一国家经济战略的根本要求上，国有企业理应更加自觉地发挥积极作用。这才不违背国有企业的根本性质。

第四，在发挥收入分配“公平标杆”功能，扭转社会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偏向上发挥积极作用。如前所述，实行改革以来，国有企业在维护收入分配公平方

面有功也有过，有积极贡献，也有负面作用，也许可以看做是对改革之前的绝对平均主义分配制度矫枉过正所产生的后果。在下一阶段的国有企业深化改革中，采取积极有效方式，建立既体现效率原则，也要体现公平原则的合理收入分配格局，并以此作为全社会收入分配的公平标杆和国家扭转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偏向的调节杠杆，是一项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改革内容，也是国有企业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特别是真正体现公有制主导的经济制度的效率—公平性质特征的一项具有深刻意义的改革任务。这是国有企业在深化改革中必须承担的重大历史责任。

企业改革的深化为什么必须实行再定位的根本原因。

土地改革

(l)统一和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城乡统筹要求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与城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具有同样的产权权能,即具有相同的使用、收益以及处分的权能,建立城乡相对统一的产权体系。但目前的法律中对农村土地产权权能规定限制较多,同时城市国有土地使用权与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存在明显的差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物权法》中关于城市国有土地与农村集体土地产权的相关规定存在较大的差异。建议以城乡统筹统一土地产权体系为出发点,建立土地立法,建立对等的国有和集体土地使用权,并对集体土地使用权进行分类管理,将产权设置和用途管制分开。对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实行同等保护。

(2)强化规划管理,坚持用途管制。在城乡统一的产权体系下,农民享有的产权可以自由流转,那么就要对不同类型的土地进行规划管理,哪类土地在哪些范围、什么用途范围内可以进行流转必须在规划管理和用途管制中进行规范。在规划控制 范围内,在用途管制的限制条件下,允许集体使用权进人市场,按照不同的条件进行管理。特别是当前宅基地置换、流转的逐步推行,区域空间布局与空间规划显得更为重要。应该将土地规划的空间功能以及土地利用规划设计及其对土地管制结合起来,从空间上、微观设计上以及用途上进行限定,其他方面让市场价格机制进行调节,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3)保护农民权益,改革收益分配机制,建立收益“返还”机制。在城乡统筹的产权体系下,农民所享有的土地产权(使用权)与城市居民所享有的产权就要对等,农民就要享有因为土地流转而产生的增值收益。建议在当前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的实施中,应该改革现有的收益分配机制,将农村土地流转的增值收益进行全额或绝大部分“返还”予农民,让农民享有工业化、城市化中的要稳定和和谐，素增值收益,切实保护农民享有的土地财产权益。

(4)完善相关配套改革。土地制度改革与其他相关制度改革是密切相关的。城乡统筹的土地产权改革,必须与其他相关制度同时进行,如户籍度、社会保障、公共资源配置、评估机构的规范等方面进行配套改革,以达到综合配套改革的总体效。农村土地问题

1农村土地产权主体不明晰,既缺乏激励,又有约束尽管中国的《宪法》、《民法通则》、《土地管理法》等重要法律都已明确规定“农村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但是“集体”如何界定,集体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如何?法律规定并不明确。由于这种农民和集体之间关系的模糊,农民不能成为土地财产的主体。加上中国大部分地区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已经解体或名存实亡,缺乏行使集体所有权的组织形式和程序,农民也缺乏行使集体所有权的内在动机,因此,极易造成上级政府少数人替代

下级集体经济组织行使土地所有权的现象。在集体产权主体虚设,没有人格化的产权所有者的情况下,致使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利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特别是当各利益集团为争相“捕获”农地用途转变带来的价值(利益)时,模糊的农地产权关系不仅决定了农地的快速非农化倾向不可避免,也使农民土地的基本权益 无法得以保障。

2土地产权不对等与城乡土地市场割裂由于产权的不对等,城乡土地市场存在着明显的地权歧视现象。农村集体土地在土地市场交易中不能享有与国有土地同样的待遇,而是必须要通过国有化(征用)才能进入城市土地市场,中间的土地利益绝大部分由政府拥有。政府的行政干预导致土地资源并没有按照价格信号进行配置,而是通过中间的政府征收环节进行城乡资源的流动和配置。产权的不对等导致城乡之间的土地市场割裂开来,而征收成为中间的“独木桥”。其次,尽管部分地区集体建设用地可以人市,但一方面,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无法可依,权利义务不清,在流转中土地产权不能够得到有效的保障;另一方面,法律对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条件、用途、权益等缺少明确规定,难以进行土地登记。

3.农村土地产权权能的缺失

农村土地使用权权能的缺失主要表现在农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集体建设用地的使用权两个方面。在农地承包经营权方面,从改革开放后农地“两权分离”到2007年的《物权法》颁布,都是在逐步强化农民农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属性。其原因是在城乡二元体制下形成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使用权物权属性的缺失导致农地流转严重滞后。大量相关实证研究表明,产权的不稳定严重影响着农户农地流转的意愿(钱忠好,2002)。产权的稳定和产权权能的完整对于农地流转有着巨大的促进意义。

由于农村集体不能享有将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出让给使用者的权利,因而建设城乡统一的用地市场较为困难。如果仍然按照征地制度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进行城乡配置,那么市场机制仍然能在城乡资源配置中起作用,效率问题的解决仍面临困难。对于宅基地来说,虽然农民拥有土地使用权,但不能享有使用权人应有的权能,农民只能占有和利用土地却不能对其进行处分流转。由于农村宅基地不能流转,农村宅基地面积超规、占而不用、一户多宅现象尤为突出。随着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农村大量建设用地闲置浪费。而相对于城市土地使用权来说,城市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使用权人享有对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占有、利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使用权的可转让性促使城市土地在国家一级市场垄断的条件下形成使用权二、三级流转市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土地产权权能的缺失严重影响着农村建设用地的配置效率。

4产权不规范,缺乏实现机制

改革初期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改革,“两权分离”给予农民耕种土地的权利,极大地激励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取得了较大的成功。但随着经济社会的转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逐步的深人,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社会发展不仅仅只需要 土地的耕种权利或是占有和使用的权利,还需要其他的相关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