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岛的《生活》赏析

第一篇：北岛的《生活》赏析

这是朦胧派诗人被盗的一首诗，作者只用了一个字，甚至没有标点符号便将生活的内涵囊括，高度的凝练性下隐藏着深厚的意蕴。

看到“网”字，使人会联想到蜘蛛网、渔网、捕鸟的网。网在更多的时候是作为了捕捉的工具，这似乎也暗示这我们一旦 “入网”，一切便不再无拘无束。诚然，生活就如同一张网，每个生命个体都是编制网的一条线，连着自己、牵着别人，亲戚朋友是一张网，同学老师是一张网，同事领导是一张网，无论是在家中还是在校园中还是身处社会，我们似乎永远都脱离不了那一张张网，这让我联想到钱钟书笔下的围城“城里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进来”，不管是我们的自由选择还是出于无奈，我们都是生活这张网上的一份子，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节点，也会牵一发而动全身。我们拼命的想要挣脱，但逃脱的结果可能是鱼死网破，但当我们真的逃脱了，或许我们就脱离了生活的轨道，这就是网这就是生活，语气反抗不了倒不如好好享受。

每一首诗的创作背后都有一段促使这首诗形成的的历史背景，在“文革”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网字似乎更能体现认得内心的挣扎，迷惘，追求而不得的种种无奈，是人只用一个字来描述生活，但却给人带来无限的遐想与思考，已愈合象征性的完美结合成就了这首诗简单而伟大的艺术魅力。

第二篇：北岛《回答》赏析

回 答

一、作者介绍：北岛，原名赵振开，另有笔名石默、艾珊等。原籍浙江湖州，生于北京。就读于北京第四中学。1969年进北京一家建筑公司，当过混凝土工、铁匠等。1970年末开始写诗。1972年开始写小说。1976年参加天安门运动，写诗《回答》。其现代主义色彩的新诗歌形式受到青年读者的欢迎，被称为“朦胧诗”的代表诗人，但也受到来自传统保守势力的批评。1986年被《星星》评为“我最喜欢的中青年诗人”之一。《北岛诗选》获中国作协全国第三届（1985—1986）优秀新诗（诗集）奖。

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取得文化代言人资格的，非那些朦胧诗人莫属。有论者曾在评价朦胧诗和北岛的存在时说：“从我们民族本身而言，从朦胧诗运动对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的启蒙和重建作用而言，从北岛在朦胧诗人中所居的重要地位而言，他无疑是我们新时期文学前十年中的大诗人，绝无仅有的诗坛偶像、文化英雄。”事实上，当朦胧诗的兴起以及随之所引发的那场人数众多的论争都时过境迁之后，北岛以及他所代表的朦胧诗派在尘埃落定之时，已经渐渐被理性的批评者所认可，而其诗歌代表作《回答》更是被称作“以孤篇压倒当代”。

二、背景介绍：《回答》写于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中，是那一时期最有个性的时代强音，是先觉者对“新的转机”的期待和呼唤，是从迷惘到觉醒的一代青年对现实的严肃“回答”。后发表于朦胧诗主要阵地的民间油印刊物《今天》的第一期。

三、赏析：

全诗共7节，北岛企图在一个封闭的逻辑空间内构建一个完整、自足的“自我”形象，并依靠与外部世界的对立关系来强化这一形象的独立性。

第1、2节，是对人类生存世界的黑暗体验并由此产生质疑。在诗中所描绘的世界里，卑鄙者以卑鄙的手段可以在世上畅行，高尚者的高尚品行却使其自身走向墓地。“镀金的天空”喻示着以辉煌的表象掩盖了一个时代真正的黑暗，到处是歌功颂德，到处是粉饰太平，人性被扭曲成“弯曲的倒影”四处凋落。诗人在世界的混乱与无序中，保持着清醒的痛感，对置身其中的世界提出了疑问：“冰川纪过去了”“好望角发现了”，这个世界明明已经经历过巨大的变革、阵痛，一个旧时代曾被庄严地宣告死亡，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和“千帆相竞”的“死海”的现实，依然显示着诡异和不公正？

从第3节开始，“我”作为抒情主体，出现在一片死寂、冰凉、规则混乱和缺乏公正的世界，以一种理性的声音，开始对世俗世界审判、否定和挑战，对一切习以为常的规则表示质疑：“我——不——相——信！”

在6—7节中，这个傲岸的“我”在对这个不义的世界与历史宣战之后，毅然表达了愿以个体的自我来承担属于全部人的一切，特别是人的苦难，此时的“我”是一代人中最清醒和坚定的灵魂：如果一个民族的历史，真的能重新开始，就让所有的苦难只存留在“我”的心中；如果一个民族的再生，需要一代人的伤痛作为代价，这一切就由我们来承担吧。这里，“海洋的决堤”、“陆地的上升”，都是以自然界恢宏阔大的沧桑变迁，喻示人类历史的涅槃和新生。

最后一节，对人类与世界的未来新的转机充满信心和期望：“闪闪的星斗”缀满天空，“五千年的象形文字”，是一个民族悠久和坚实的力量。既然诗人从一开始就自觉地承担起了重整乾坤的伟大使命，因而诗作中始终能感到历史的目光在注视。

“文革”结束后，文坛上先“伤痕”继而“反思”的写作，纷纷竞相展示苦难和控诉历史，在对历史的鞭挞中把现实指认为“新生”。而北岛的《回答》却是以清醒的眼光审视过去，愤怒而又不失理性，拒绝承认全部现实的新生性，以一种批判的立场，为了重新确立人类的基本价值，而不惜牺牲一切的庄严宣告。北岛在《回答》一诗中向世界喊出“我不相信！”传达了一代青年人的心声，使由来已久的政治意识形态和国家主义道德神话的大厦应声坍塌。

这里丝毫看不到任何撒娇的痕迹，只有愤怒和反抗挑战之声。新的一代人成熟了。曾经撒娇和哭闹的孩童，如今喊出了独立的、自我的声音。而作为一代人成熟的标志，倒不仅仅是他们已知道审时度势和懂得事物要害，更重要的是他们已然拥有了自己的原则和信条，那就是“怀疑”，是说出“我不相信！”的勇气和能力。北岛的这些带有“怀疑主义”倾向的诗歌，事实上标志着一个新的启蒙时代的到来。它的伟大的精神光芒照亮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昏暗的天空。

但是，果真是什么都不相信了吗？也许。“怀疑一切”是理性的根本尺度，是“自我意识”成熟的标志。但是，在北岛他们看来，有一样东西却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自己的“声音”。因而，“我不相信！”这样的语句，首先是喊给自己听的，它提醒一代人注意到自己应有的独立自主的“自我意识”。同时（也是更主要的）是喊给城楼上的父辈听的，它宣告了新的一代人的成熟，并表明了自己的反叛性态度。这是一次蓄意的、大胆的挑战。它典型地体现了朦胧诗中的理性批判精神和对于人性和人道主义的呼唤，以及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等被践踏时的愤慨与反抗。

此外，作为北岛的代表作，诗作在抒情结构和意象的选用上，具有“北岛特色”：“审视——怀疑——否定——挑战”的抒情结构，以及“天空”“海洋”“陆地的上升”和“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等意象的拼贴与组合，追求陌生化和距离感，使用密集的意象群和飘忽不定的语义转换，从而产生“朦胧”的诗意和充满弹性与张力的结构。这与同为朦胧诗人的舒婷诗作中对于“星星”、“风铃草”、“鸢尾花”等意象的选用和诗意表达上的婉转、抒情和感伤相比，显得冷峻、势不两立和剑拔弩张。

《回答》反映了整整一代青年觉醒的心声，是与已逝的一个历史时代彻底告别的“宣言书”。诗歌总体特征上可以概括为象征诗。北岛在20世纪80年代初接受西方现代派文学影响，他通过所倾心的意象的接组和叠加，撞击和转换，通过所谓的超越时空的蒙太奇剪接，成功地将一个理想的艺术世界呈现在读者面前。民族文化传统、时代的哲学氛围、沉重的理想生活的渴求成为他诗歌的主题。他的诗歌基本上是由两组对立因素构成的象征意境，他用这些象征性诗歌形象再真实不过地传达出了一个充满压抑感的生活氛围，也表现了重压之下，生存意愿和发展要求仍然存在着的人对苦难现实的心理反叛。

艺术手段上，象征、隐喻的运用迫于环境险恶的不得已，基本上呈现出比照性的描写。在他的笔下，政治的黑暗犹如漆黑的无所不在的夜，生活的束缚好比四处张开的网，希望的境界成了被堤岸阻隔的黎明，而觉醒者恰如被河水包围的孤独的岛屿。通过象征、暗示，诗人的主观境界过渡到了诗的世界。象征作为一种艺术手法，在北岛的诗里被普遍运用，表明了诗人丰富的再造性想象力。

由于心里感受的真实的外象化，北岛的诗歌染上了一层阴冷的色彩，给人以冷峻凄怆的感觉。北岛诗歌阴悒的冷峻虽不是象征主义的直接感染，但他却从生命感受这共同层次上验证了现代艺术的本质。

四、写作手法

1、《回答》最具特色的当属象征手法的运用，诗人通过不同意象所表达的象征意义，含蓄又恰到好处的突出了诗歌的主题。

诗歌开头“冰川”、“好望角”、“死海”等意象，并不指真正意义上的地域，而是象征着当时社会的黑暗和无序。在诗人眼中，所谓“冰川纪”，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旧时代。旧时代虽然已经结束了，但社会仍然还是那么寒冷；“好望角”这个地理名词被诗人巧妙地揉合在朴实的想象中，可当成“美好的希望”，人们所盼望的新生活到来了，但实际上并没有享受到新生活的果实，那些“卑鄙者”仍在“死海”里“千帆相竞”。无论是卑鄙者，还是高尚者，他们赖以生存的空间，都已变成毁灭生命的“死海”。诗歌的结尾，诗人又运用了一连串的复合意象，表现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同时也将诗歌升华到具有历史性的哲理的高度。“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象形文字是中国特有的象征性的符号，是神州大地的代称，是诗人“重新选择生存”的祖国。“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也意味着未来人类的焦点和希望之所在！这两句真切地表现了诗人对未来的转机充满了信心。

《回答》典型地体现了北岛诗歌在艺术表现上的特点，即善于运用鲜明、独特和坚实的意象，并且通过意象之间的拼接、跳跃和组合，营造成复杂的、富有张力的意象结构，表达作者丰富的思想情感，“镀金的天空”和“弯曲的倒影”这些超现实的物象无疑喻示了貌似辉煌实则黑暗的年代对于人的戕害与扭曲，而“到处都是冰棱”及“千帆相竞”的“死海”则象征着诗人所处的险恶的时代环境，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诗人以傲岸不屈的“挑战者”的姿态对不义的世界进行了严正的回答。诗作的第四至第七节所突显的是一个怀疑和挑战现实、具有博大的胸怀及坚定的历史信念的抒情主人公形象。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已经成为广为传诵的具有历史积淀意义的著名诗句。

2、整首诗结构完整，层次分明。

全诗所表现出来的感情经历了“审视——怀疑——否定——挑战”等一系列的转变过程，让诗歌更具有跌宕起伏的艺术效果。

3、诗歌的语言也颇具特色，诗人灵活运用了问句、感叹句、陈述句等不同的句式，同时还运用了对偶、排比等手法来抒发自己的感情，例如四句“我不相信”，强健而有力地表达了诗人作为“挑战者”的怀疑与抗争，语言简洁、明白晓畅，显示出了一种冷峻而刚强的美，这在朦胧诗中是不多见的。

第三篇：北岛-日子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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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学梅

北岛《日子》赏析

北岛，人如其名，他的确是一座注定一生漂泊的孤岛。1989年开始旅居国外，2007年才得以在香港与家人团聚，2011年才得以恩赐重返大陆。在长达二十多年的生涯中，与其说他在漂泊，不如说他是在经历一场追逐自由与人性的流亡。北岛的诗歌很少有让人情绪异常波澜的悲歌壮语，然而其中却常常蕴藏着一种冷静的爆发、理性的失控，恰如阳光下的一点苍蝇影，虽然小，却是触目惊心。换句话说，在平淡理性的诗行下，往往就是深不见底的无奈和悲愁，其《日子》如是。

日子既是我们一天的生活，平淡至极，然而另一方面，日子的累加便是人生。我更愿意将北岛的《日子》理解为days，every day is life。我们不妨将《日子》分为三个部分，由此可以看出诗歌所表达的正是人生普遍的三个状态：

用抽屉锁住自己的秘密 在喜爱的书上留下批语

信投进信箱

默默地站一会儿 风中打量着行人

毫无顾忌

这是一种对青春年华的怀念和颂赞。青春的日子总是阳光灿烂，无忧无虑的。不仅如此，“用抽屉锁住自己的秘密”，有秘密本是一种幸运，而青春时代掩藏秘密的那种忐忑和惊喜，往往比秘密本身来的更有魅力；“在喜爱的书上留下批语”，青年时代的意气风发，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这是一种青年人独有的自信和激情；“信投进信箱 默默地站一会儿”，有一个暗恋的女孩儿，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充满期待；“风中打量着行人毫无顾忌”，寄出情书的男孩，面带微笑地看着来往的行人，心中盛满了欢喜，还有什么需要顾忌？

在诗人的理念中，青春是一种朝气蓬勃，充满期待的日子，因为单纯，所以美好。诗人所选取的几个情节都是无比平凡的，然而正是因为这些情节的普遍性，使读者能够迅速地与之产生共鸣，回到那个阳光灿烂的日子。然而诗人的旨意却并不在赞美青年时光的美好，反而是借着青年时代的单纯美好来渲染另外两种状态的残酷和无奈：

留意着霓虹灯闪烁的橱窗 电话间里投进一枚硬币 问桥下钓鱼的老头要支香烟 河上的轮船拉响了空旷的汽笛

生活并不总是美好，有一天人会成长，那段青涩的时光也会远去，正如每一天的黑夜总会降临。此时的日子依旧平凡，然而却不再是单纯的days，而是livelihood。此时的日子成了生活的碎片，而为了生活也就等同于为了生存。为了生存有一天我们不仅要丢掉那些曾经青涩美好的日子，甚至我们还要被迫离开那些日子里的人和物，离开那曾经暗恋的女孩儿，离开那还没有打开的秘密，离开家乡和亲人。很久以后你才发现，拨通的电话可能不再有人接起，橱窗里橘红色的灯光，也并不是为了等你，虽然你仿佛听见了它们越来越强烈的呼唤。在这样的日子里，我们失去了曾经的激情和期待，剩下的只有无尽的孤独与彷徨。

桥下了独自垂钓的老人，黑夜里点燃的一支香烟，还有河面上偶然飘过的一艘汽轮，诗人用这些意象营造出一种孤独和凄冷的境界，将感情自然地过渡，同时也将情与景完美的融合。然而诗人至此仍然是以一种淡然甚至有些冷漠的语调进行叙述，在整个叙述中，诗人用电影蒙太奇的手法，讲几个镜头巧妙地接合，然后一声“空旷的汽笛”，用声音来打破诗歌意象的沉静，一方面将诗歌所呈现的空间无限延伸，同时又使得诗歌的情感有了一种延续感，更加烘托了那种孤寂的气氛。用诗意的表达则是，这时的日子是一声“空旷的汽笛”，绵延的是一种铺天盖地的孤独。在这种情感的基调下，诗人开始由回忆（或者幻想）转向诗歌中的现实，由外界转向自我内心的审视：

在剧场门口幽暗的穿衣镜前 透过烟雾凝视着自己 当窗帘隔绝了星海的喧嚣 灯下翻开褪色的照片和字迹

平淡的语言，平淡的日子，感情自然也不冷不热。然而于平静无波中暗藏惊涛骇浪，于云淡风轻中孕育刻骨铭心，这正是北岛诗歌的独特之处。在诗歌中，诗人以一个美妙的青春往事开头，将天空染成湛蓝，情感也似乎变得纯澈。然而从第二部分开始，诗人却偷梁换柱地将诗歌的情感引向了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让读者感受到一种轻淡的，却又无法摆脱的孤独和压抑。从第一部分到第二部分诗人成功的实现了感情和时间的过渡，而从第二部分到第三部分则是诗人由外部世界的描写转向自我内心的审视。

日子是一条直线，没有开始，没有结束，而我们所拥有的只是其中的一小段。在这些线段中，我们有过青春的美好，也必要在走向社会现实中变得成熟世故，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怀疑，会迷惘，而有一天我们会向诗中的主人翁一样，“站在穿衣镜前凝视自己”，拨开迷雾，再见本心。而“当窗帘隔绝星海的喧嚣/灯下翻开褪色的照片和字迹”，指的便是如果幸运，在经历过迷惘和痛苦之后，或许我们能找到最初的那种纯真和美好，重新回到第一部分中的那种日子，而“褪色的照片和字迹”或许就是很久以前我们锁在抽屉里的秘密，沧海桑田以后再次拾回，或许就象征着一种返璞归真。

《日子》这首诗不仅仅是诗人对平凡生活的简单叙述，更多的是诗人对自己的一种生存状态和心理情感的深层剖析，同时也是对人生三种心理状态的刻画。我尝试着将诗歌分为三个部分解读，第一部分所谓之青春期，并不确指青春年代，而是人心最初的纯真与美好，诗人从青春年代着笔，是因为青春年代往往给人以无限的遐想和期盼。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诗歌的三个部分是从childhood到livelihood，最后返璞归真。如此理解，诗歌所体现出来的感情却有了一种哲学之美。

第四篇：北岛经典语录

北岛经典语录

1、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死无报应.2、即使没有一个字,呼吸也会在山谷里,找到共同的回声.3、我们没有失去记忆,我们去寻找生命的湖.4、一切希望都带着注释,一切信仰都带着呻吟;一切爆发都有片刻的宁静,一切死亡都有冗长的回声.5、以太阳的名义,黑暗在公开地掠夺.沉默依然是东方的故事.人民在褪色的壁画上,默默的永生,默默的死去.6、这普普通通的愿望,如今成了做人的全部代价.7、一生中,我曾多次撒谎.却始终诚实地遵守着,一个儿时的诺言.因此,那个与孩子的心不能相容的世界,再也没有饶恕过我.8、在我倒下的地方,将会有另一个人站起.9、生活是一次机会,仅仅一次.谁校对时间,谁就会突然衰老.10、到处都是残垣断壁,路,怎么从脚下延伸.11、渴望燃烧,就是渴望化为灰烬.12、自由不过是,猎人与猎物之间的距离.13、这不是告别,因为我们并没有相见.尽管影子黑和影子,曾在路上叠在一起,像一个孤零零的逃犯.14、历史从岸边出发,砍伐了大片的竹林,在不朽的简册上写下,有限的文字.15、在大地上画出果实的人,注定要忍受饥饿.栖身于朋友中的人,注定要孤独.16、故去的,才会得到确认.17、没有长长的石阶通向,那最孤独的去处;没有不同时代的人,在同一条鞭子上行走.18、竹蔑般单薄的思想,编成的篮子,盛满盲目的毒菇.19、对于世界,我永远是个陌生人.我不懂它的语言,他不懂我的沉默.我们交换的,只是一点轻蔑,如同相逢在镜子中.20、对于自己,我永远是个陌生人.我畏惧黑暗,却用身体挡住了,那盏惟一的灯.我的影子是我的情人,心是仇敌.你走不出这峡谷,因为,被送葬的是你.

第五篇：父亲 北岛

父亲（上）

你召唤我成为儿子，我追随你成为父亲——《给父亲》 北岛

一

九岁那年春天，父亲带我去北海公园玩。回家的路上，暮色四起，带解冻的寒意。沿湖边徐行，离公园后门两三百米处，父亲放慢脚步，环顾游人，突然对我说；“这里所有的人，一百年后都不在了，包括我们。”我愣住，抬头看父亲，他镜片闪光，隐隐露出一丝嘲笑。我虽自幼起常思考死亡，还是无比震惊，很久都没缓过劲儿来。

对父亲最早的记忆来自一张老照片：背景是天坛祈年殿，父亲开怀笑着，双臂交迭，探身伏在汉白玉栏杆上。照片沿汉白玉栏杆剪裁，由于栏杆不感光，乍一看，还以为衣袖从照片内框滑出来。这张照片摄于我出生以前。我喜欢这张照片，是因为从未见父亲这样笑过，充满青春的自信。我愿意相信这是关于他的记忆的起点。

“1949年10月，我们给儿子取了小名‘庆庆’。有了第一个儿子，我们俩都很忙。美利给儿子做小衣服，经常给他洗澡；由于母乳不够，每天还喂几次奶糕。我经常抱他在屋里走来走去，拍他入睡，还变换各种角度给他照相。小家庭有了这个小宝贝，一切都有了生气。”（摘自父亲的笔记）

出生后不久，我们家从多福巷搬到府前街，离天安门城楼很近。每逢国庆，父亲抱着我，和邻居们挤在小院门口，观看阅兵式和游行队伍。最壮观的还是放礼花。次日晨，在小院里捡起未燃的礼花籽，排成长串儿，像点燃导火索，火花五颜六色，转瞬即逝。

有轨电车叮叮当当驶过长安街，府前街有一站。父亲喜欢带我坐电车，到了西单终点站再返回来。非高峰时间，车很空，扶手吊环在空中摇荡。我喜欢站在司机身后，看他如何摆弄镀镍操纵杆。我和父亲管它叫“叮当车”。

过了长安街就是中山公园。父亲在草地铺上床单，让我晒太阳。那儿几乎每周末都放露天电影。让我困惑的是：一放电影，宫墙绿瓦就消失了（被银幕遮蔽），在我看来，电影和宫殿都是真实的。印象最深的是苏联动画片《一朵小红花》，具体情节都忘了，只记得女主角是个小姑娘，为寻找世界上最美的小红花与怪兽（王子的化身）相逢。影片结尾处，她一路呼喊“凯哥哥——”异常凄厉，一直深入我梦中。某周日晚，中山公园重放《一朵小红花》。那天中午，我过度兴奋，怎么也不肯午睡，被父亲关到门外。我光着脚哭喊，用力拍门，待母亲抱我进去，我已睡着了。醒来时夜色朦胧，我们错过了那电影。

二

“庆庆很不愿意上托儿所，每到星期六去接他，总是特别高兴，而星期一早上送回去就难了。有个星期一早上，怎么劝说也没用，我们急着上班，只好骗他说去动物园。快到时他看出是受骗，便大声哭叫，我紧紧抱住他，怕他跳车。到了托儿所门口，他在地上打滚，我只好硬把他抱进托儿所。他看见阿姨才安静下来，含着眼泪说了声‘爸爸，再见！’”（摘自父亲的笔记）

我自幼抵抗力差，托儿所流行的传染病无一幸免。尤其是百日咳，咳起来昏天黑地，彻夜不眠，父母轮流抱我。一位医生说，只有氯霉素才有效。这药是进口的，非常贵，父亲用积攒的最后一两黄金买下十几颗。遵医嘱，每颗去掉胶囊，分成两半，早晚各服一次。那药面特别苦，一喝就吐。父亲对我说，这药特别贵，你要再吐，父母就没钱再买了，这次一定要咽下去。我点点头，咬牙流泪把药咽下去。

我长大后，父母反复讲这故事，好像那是什么英雄业绩。其实这类传说是每个家庭传统的一部分，具有强大的心理暗示，甚至背后还有祖先们的意志——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立功立德立言。

“庆庆出麻疹，住在托儿所隔离室。我们去只能隔着玻璃窗看他，但他也很高兴，比划着手势跟我们交谈。后来听托儿所阿姨说，那天我们走后，他一夜站在床上，通宵不肯睡。”（摘自父亲的笔记）

弟弟刚好相反，他无比热爱托儿所。每星期六父亲接他，他扭头不屑地说：“我不去你们家。”

我年幼时父亲很有耐心，总陪我玩，给我讲故事。他在一个小本子的每页纸上画个小人，每个动作略有变化，连续翻小本子，那小人就会动起来，好像动画片。弟弟妹妹逐渐取代了我，我有点儿失落有点儿吃醋，同时也有点儿骄傲——我长大了。

从阜外大街搬到三不老胡同1号，独门独户。平时父母早出晚归，在钱阿姨监督下，我们按时睡觉起床做功课，只有星期天例外。妈妈起得早，帮钱阿姨准备早饭，我们仨赖在父母床上，跟父亲玩耍。有一阵，我们迷上语言游戏，比如按各自颜色偏好，管父亲叫“红爸爸”“蓝爸爸”和“绿爸爸”，再随意互换，笑成一团。

三

父亲确有不同的颜色。

与父亲最早的冲突在我七岁左右，那时我们住保险公司宿舍，和俞彪文叔叔一家合住四室的单元，每家各两间，共用厨房厕所。夏天，俞叔叔被划成右派，跳楼自杀。他的遗孀独自带两个男孩，凄凄惨惨戚戚，也给我们的生活蒙上阴影。

在我记忆中，父母从那时开始吵架，几乎与俞彪文事件同步，尽管二者并无必然联系。而我坚定地站在母亲一边——她是弱者。父亲发起脾气丧心病狂，形同暴君。说来都是鸡毛蒜皮小事儿，也并非都是父亲的错。比如他喜欢买书，有一次买来一部城砖般的《俄汉大词典》，要说他正学俄文，本无可厚非，但我还是站在母亲一边，立场选择往往是非理性的。

母亲也会被激怒。有一次，父亲把着卧室门叫喊，母亲抄起花瓶扔过去，他闪身躲过，花瓶粉碎。作为惟一的目击者，我吓得浑身发抖，但还是冲到父母中间，瞪着父亲，充满了敌意。这是他万万没料到的，扬起巴掌停在空中。

母亲生病似乎总是和吵架连在一起。每当她卧床不起，我就去附近的糕饼店买一块奶油蛋卷，好像仙丹妙药。走在半路，我打开纸包，打量白雪般溢出的奶油，垂涎欲滴，却从未动过一指头。

一天晚上，父亲认定我偷吃了五屉柜里的点心。我虽以前偷吃过，但那回纯属冤枉。我死不认账，被罚跪并挨了几巴掌。最让我伤心的是，母亲居然站在父亲一边，尽管她暗中护着我，拦住鸡毛掸子的暴打。

红爸爸蓝爸爸绿爸爸，突然变成黑爸爸。

搬到三不老胡同1号，父母吵架越来越频繁。我像受伤的小动物，神经绷紧，感官敏锐，随时等待灾难的降临。而我的预感几乎每次都应验了。我恨自己，恨自己弱小无力，不能保护母亲。

父亲的权力从家里向外延伸。某日，我上床准备睡觉，发现父亲表情阴郁，抽着烟在屋里踱步。他忽然冲出去，敲响隔壁郑方龙叔叔的门，他嗓门越来越高，还拍桌子。我用被子蒙住头，为他感到羞愧。他半夜回来，跟母亲在卧室窃窃私语。我被噩梦魇住。在楼道碰见郑叔叔，他缩脖怪笑，目光朝上，好像悟出人生真谛。我从父母的只言片语拼凑出意义：郑叔叔犯了严重错误，父亲代表组织找他谈话。多年后父亲告诉我，若调令早几个月，他肯定犯错误在先，正好与郑叔叔对换角色。

“振开贪玩，学习成绩平平，但语文写作经常得到老师的称赞。有一次，大概是期中测验，我看他的成绩册，数学是4.5分。我问振开，他说：‘5分是满分，我差一点，所以给4.5分。’他这么解释，似乎有些道理，但我还是不大相信。我去学校问了老师，才知道振开得了45分。他在4和5之间加了一个点，便成了4.5分。为这事，我批评了他，他也认了错。”（摘自父亲的笔记）

父亲的记忆肯定有误。我怎么可能轻易逃过那一劫？

四

从1960年夏天起，父亲从民主促进会借调到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在教务处工作。那是中共统战的一部分，所有学员都来自各民主党派上层。

社会主义学院位于紫竹院北侧，由六层白色建筑群组成。每逢周末，我带弟弟妹妹去玩，乘无轨电车在紫竹院下车，再沿白石桥向北走五六百米。那是一片荒郊野外，蛙噪虫鸣。

父亲在他住处旁临时借了个房间给我们。我们跟着沾统战的光，那里伙食好，周末放电影，设备先进，比如有专用乒乓球室。父亲是国家三级乒乓球裁判（最低一级），主裁的都是业余比赛，却保持一贯的专业精神：他一字一顿报分数“三比二，换发球”，并交叉双臂宣布交换场地。

父亲很忙，往往在餐厅吃饭时才出现。我喜欢独自闲逛，常常迷失在楼群的迷宫中。跟开电梯的王叔叔混熟了，我帮他开电梯。他是转业军人，更让我充满敬意，总是缠着问他用过什么枪。后听说他在“文革”中自杀了。

有一天，父亲神秘地告诉我，有个学员的宿舍被撬，洗劫一空，损失达十万元。那可是天文数字。父亲又补了一句：“没什么，他当天坐飞机回上海，又置办了一套新家什。他可是全国有名的‘红色小开’„„”他低声说出那名字，好像是国家机密。

我跟弟弟妹妹躺在床上，一起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唱到结尾处，他俩总是故意走调，把我气疯了——这可是立场问题，更何况是在这样的地方。我向父亲告状，他摸摸我的头说：“他们比你小，你该耐心点儿。”

“在那艰难的岁月里，我们想尽办法让孩子吃得好些，怕营养不良影响他们的发育成长。学院在校内拨出一块空地，分给职工们作自留地。我把给我的三分地种了绿豆和白薯，平时没时间管，到秋天倒收获不少。我和振开一起把绿豆、白薯装进麻袋运回家里，总算添了些口粮。”（摘自父亲的笔记）

那是我头一次干体力活儿。顶着毒日头，用铁锨挖出白薯，抖掉土疙瘩，装进麻袋。父亲蹬平板三轮车，我坐在麻袋上，为劳动的收获骄傲，更为与父亲平起平坐得意。

堆在阳台过冬的白薯变质了，我坐在小板凳上啃烂白薯。父亲刚买来牡丹牌收音机和电唱机。收音机反复播放《春节序曲》，和烂白薯的味道一起潜入记忆深处。

父亲（中）

我们达成了默契，那就是说出真相，不管这真相是否会伤害我们自己 北岛

五

1974年夏天，父亲买来中华书局刚出的繁体字版《清史稿》，共48卷，书架放不下，就摞在他床边地上。我发现他总在翻看同一卷，原来其中有我们祖上的记载。据家谱记载，赵家可上溯到安徽徽州一带，后迁至浙江湖州。祖宅坐落在湖州衣裳街竹安巷，最早的主人赵炳言官至湖南巡抚、刑部右侍郎。三子赵景贤早年师从俞樾的父亲俞鸿渐，乡试与俞樾同榜考中举人。按俞樾的说法，“自幼倜傥，虽翩翩公子，而有侠丈夫风，呼卢纵饮，意气浩然”。后捐巨款买官封为知府，并未上任。

太平军兴起，赵景贤在湖州组织民团操练，并用青铜包住西城门。1860年2月，李秀成大军逼近湖州。赵景贤固守湖州两年多，最终弹尽粮绝，1862年5月城破被俘。

据《清史稿》记载：“景贤冠带见贼，曰：‘速杀我，勿伤百姓。’贼首谭绍洸曰：‘亦不杀汝。’拔刀自刎，为所夺，执至苏州，诱胁百端，皆不屈。羁之逾半载，李秀成必欲降之，致书相劝„„秀成赴江北，戒绍洸勿杀。景贤计欲伺隙手刃秀成，秀成去，日惟危坐饮酒。二年三月，绍洸闻太仓败贼言景贤通官军，将袭苏州，召诘之，景贤谩骂，为枪击而殒。”

湖州城破，赵家死的死逃的逃。长子赵深彦在湖南闻此噩耗，立即饮毒酒自杀，年仅12岁。咸丰皇帝得悉赵景贤死讯，下诏称其“劲节孤忠，可嘉可掬”，按高规格予以抚恤，在湖州专立祠堂，并关照国史馆立传。多年后，俞樾成了一代经学大师。一天，他正在苏州曲园家中沉坐，有人求见，来者正是赵景贤的孙子赵鋐。他拿来祖父遗墨，包括湖州告急时让人带出的密信。俞樾展读赵景贤的几首五言律诗，长叹不已，其中有李鸿章在奏折中引用的名句：“乱刃交挥处，危冠独坐时。”

次子赵滨彦，也就是我的曾祖父，因父殉职而被封官，深得湖广总督张之洞信任，主管广东制造局；后张之洞调任两江总督，他任上海制造局督办及两淮盐运使和广东按察使等职。由于国事纷乱与上司不和，他以年老多病辞职，在苏州定居。数月后，武昌起义爆发了，在这场推翻大清帝国的革命的功臣中，有我的外公孙海霞。赵家曾富甲一方，妻妾成群，支脉横生。俗话说，富不过三代，到我爷爷赵之骝那辈就败落了，靠典卖字画古董度日。轮到我父亲，快到喝西北风的地步了。他四五岁时母亲病故，12岁那年父亲辞世，由舅舅收养。他不得不中辍学业，从15岁起靠抄写文书糊口，还要抚养弟妹。父亲写得一笔好字。据在他手下工作过的徐福林先生回忆，当初进保险公司，父亲见他字写得差，让他反复抄写元代宋濂的《送东阳马生序》的碑帖练字。

赶上兵荒马乱，父亲被卷在逃难的人流中，走遍大半个南方。在桂林时，有一天日本飞机俯冲扫射，他背靠树干，慌张中撑起雨伞挡子弹。那年头命不值钱，周围的人一个个倒下，他却奇迹般活下来。边打工边自学，他终于考进重庆中央信托局。1946年初，在调往北京工作的途中，他与母亲在重庆珊瑚坝机场邂逅。

北京解放前夕，父亲利用职权，协助地下党的堂哥收集全城粮食储备等情报。一天晚上，国民党宪兵挨家挨户搜查，由于顶撞宪兵队长，他被抓去关了一夜。那时母亲已怀上我。后来说起，他在昏暗的牢里彻夜未眠，默默盼着一个孩子和新中国的诞生。

六

父亲算得上半个文化人，是鲁迅、茅盾、张恨水、艾芜和茹志鹃的“粉丝”，可见读书之杂；他订阅各种杂志，从《红旗》《收获》《人民文学》到《电影艺术》《俄语学习》《曲艺》和《无线电》，可见爱好之广。

而他骨子里却是个技术至上主义者。困难时期，他买来牡丹牌收音机和四种变速电唱机，把《蓝色的多瑙河》带进我们阴郁的生活。“文革”中他曾卷入派系斗争，后急流勇退，热衷于组装半导体收音机。

他买回一大堆电子零件，借助参考书，把红红绿绿的电线焊在接线板上。焊前先把电烙铁戳在松香上，吱吱冒出浓烟。我半夜醒来，灯总是亮着，他歪斜的影子投在墙上。经过反复拆装组合，噪音终于变成样板戏的过门，全家都跟着松了口气。

父亲用三合板做成木匣，装上小喇叭，再把鼠肚鸡肠般的线路塞好，合上后盖。他把第一个半成品给我。我当时住校，在去学校路上，书包里的半导体正播放《红色娘子军》。由于焊接或天线角度问题，时断时续，得靠不停拍打才能将革命进行到底。到学校没来得及显摆，已经散了架。

1975年夏天，我们家买来红灯牌9吋黑白电视，这是全楼（除民进秘书长葛志成家外）的第一台，引起小小的轰动。每天晚饭后，邻居们自带小板凳涌进我家，欢声笑语。大家好像共看一本小人书。关键时刻出现信号干扰，父亲连忙救场，转动天线，待画面恢复正常，得，敌人已被击毙。

为照顾后排观众，又在电视前加上放大器，画面难免变形。好在那年头人不挑剔，有声有影足矣。一个物质匮乏时代的好处是，欲望不多不少，就像自己的衣服那么贴身。

父亲的技术热情寻找新的方向。从借来的转盘式录音机起步，在连夜排队购得的单声道答录机歇脚，继而向四个喇叭以至分箱式立体声挺进—音响革命让我们进入半聋的状态。与此同时，父亲又分出少许精力给彩电和摄像机，而电脑问世，才真的把他的魂儿摄走。他单指敲键，却及时地更新换代，一直走在消费者的最前列。他在晚年赶上新时代的末班车，还是有一种遗憾，他甚至对我说，如果再年轻20岁，他一定改行搞电脑。显然他高估了自己，那可不是用电烙铁就能焊接的世界。

七

解放后，父亲先在人民银行总行工作，1952年参与筹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成了新中国保险业的创始人之一。1957年夏秋之交，他调到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后担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那完全是虚职。民进真正的灵魂人物是党支部书记。他刚上任时的书记叫王苏生，待人诚恳热情，书生气十足，时常来家坐坐，谈天说地。50年代末，王苏生因“右倾”被降级调到哈尔滨，“文革”中自杀了。

他的继任徐世信是个典型的笑面虎。不过得承认，他乒乓球打得真棒，抽杀凶猛，无人能抵挡其凌厉的攻势。他级别不高，但实际上掌控这小小的王国，每个人对他都敬而远之，谨言慎行。暑假徐世信约我们几个孩子乒乓球比赛。他把残兵败将带到会议室，说是随便聊聊，但很快就发现他另有所图—设法套出父亲们在家的言行。我们年纪尚小，却深知其中厉害，装傻充愣。我对父亲不满，还是抱怨了几句，比如教育方式粗暴，回家尽看闲书。他马上问是哪类闲书，我说电影杂志什么的，让他失望了。徐世信最后总结说，你们的父辈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为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需要你们的配合。他再三叮嘱，这次会面一定要保密。今后发现有什么问题，及时跟他联系。

会后徐世信把我单独留下，说派出所来人调查，问起一支钢笔手枪的下落。我这才想起，大约两三个月前，为吓唬弟弟，我声称我的钢笔是无声手枪，随手一挥，在弟弟床头墙上留下弹洞（那儿本来就坑坑疤疤）。真把弟弟唬住了，我自是十分得意。没想到这恶作剧闹大了，说到派出所什么的多半是骗人，但看来徐世信掌握各种信息渠道。他最后摸摸我的头说，我相信你说的都是实情，又加上一句，你今天表现很好。我回家后做贼似的，不敢与父亲对视。他问起时，我只提到跟徐世信打过乒乓球，输了。

八

1999年秋天，父母来美国探亲，我常开车陪他们出游。一天回家路上，父亲无意间说起一件事，让我大吃一惊。当时父母坐在后座，我正开车，试图从后视镜看到他的表情。晚饭后，母亲先去睡了，我和父亲隔着餐桌对坐，我提起路上的话茬，他似乎也在等这一刻，于是和盘托出。

谢冰心在民进中央挂名当宣传部长，凡事不闻不问，父亲身为副部长，定期向她汇报工作。这本是官僚程序，而他却另有特殊使命，那就是“监视”谢冰心，设法套出心里话。父亲每隔两三周登门拜访，电话先约好，一般都在下午，饮茶清谈。回家后给组织写报告，记录谈话内容。

我好奇的是，作为“卧底”，他能得到什么重要情报呢？父亲摇摇头说，谢冰心可不像她早期作品那么单纯，正如其名所示，心已成冰。每次聊天都步步为营，滴水不漏。只有一次，她对父亲说了大实话：“我们这些人，一赶上风吹草动，就像蜗牛那样先把触角伸出来。”看来她知道父亲的特殊身份，试图通过他向组织带话—别费这份儿心思了。

那是深秋之夜，夜凉如水，后院传来阵阵虫鸣，冰箱嗡嗡响。我劝父亲把这一切写出来，对自己也对历史有个交代—这绝非个案，而是制度性的普遍现象。他点点头，显然有所顾虑，说再想想。这事就此搁置，再未提起。

70年代初我开始写诗。父亲从湖北干校回京休假，说起谢冰心留在北京，仍住民族学院宿舍。父亲回干校后，我独自登门拜访。一个瘦小的老太太开门，问我找谁，我说我是赵济年的儿子，特来求教。她先把我让进客厅，沏上茶。她丈夫吴文藻打个招呼就出门了。谢冰心满脸褶皱，但眼睛异常明亮。我坐定，取出诗稿，包括处女作《因为我们还年轻》。此后她还专门写了首和诗《我们还年轻》，副标题是“给一位年轻朋友”。或许由于诗歌与青春，她对我，一个“密探”的儿子毫无戒心。也正由于此，与父亲相反，多年后我把她卷进一个巨大的漩涡中。环环相扣，谁又能说清这世上的因果链条呢？

父亲，你在天有灵，一定会体谅我这样做。那天夜里我们达成了默契，那就是说出真相，不管这真相是否会伤害我们自己。

北岛：诗人，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

父亲（下）

回望父亲的人生道路，我辨认出自己的足迹，亦步亦趋，交错重合——这一发现让我震惊 北岛 九

父亲说：“人生就是个接送。”

1969年无疑是转变之年。那年开春，我被分到北京六建公司当工人，接着弟弟去了中蒙边界的建设兵团，母亲去了河南信阳干校，秋天妹妹由母亲的同事带到干校，父亲留守到最后，年底去了湖北沙洋的干校。不到一年工夫，人去楼空，全家五口分五个地方，写信都用复写纸，一式四份。

“头天晚上我们全家五个人，到新街口牛奶店要了牛奶和点心，算是给他送行。第二天，他离开家，我们都送到大门口。我还想再看他一眼，知道他在崇元观上车，便在他走后不久，搭无轨电车赶到那里，我看见他在等车，没跟他打招呼，只是在远处看他上车后才回家，我的眼眶湿润了。”（摘自父亲的笔记）

我在河北蔚县工地开山放炮，在山洞建发电厂。那年夏天收到父亲“珊珊病速归”的电报，我请了假，从老乡家买来新鲜鸡蛋，搭工地运货的卡车赶回北京。珊珊连发高烧，诊断为风湿性关节炎，我一到家烧就退了。

那一周像是偷来的。北京城空荡荡的，北海公园更是游人稀少。我们划了船，照了相，在漪澜堂吃午饭。父亲喝了瓶啤酒，微醺地对女服务员说，这是我儿子女儿，你看我多福气。

每年12天法定探亲假让我沉闷的生活有了奔头。第二年我独自从河南去湖北，那时父亲从干校下放到农村，住在老乡家。

“我匆忙赶回住处，远远看见振开蹲在池塘边给我洗衣服。第二天，我和振开在一家小饭馆吃饭，我独自把振开带来的三个肉罐头全都吃光了。振开看我这样狼吞虎咽，觉得我可怜，他虽然没说什么，但我看得出来。”（摘自父亲的笔记）

1971年深秋，父亲独自回京。那天晚上，我备了几道小菜，爷俩边喝边聊。我提到“九一三事件”，越说越激动，父亲随声附和。我们都醉了，隔着书桌昏睡过去。第二天早上，我醒来，发现父亲呆望天花板，很久才开口，再三叮嘱我不要出门乱说，免招杀身之祸。由于酒精的作用，父子第一次结成政治同谋。

1972年春节，全家在北京团聚。我把《你好，百花山》一诗的初稿拿给父亲看。没想到他责令我马上烧掉，其中一句“绿色的阳光在缝隙里流窜”把他吓坏了。我看见他眼中的恐怖，只好照办。决心再也不把自己的作品给他看。

十

1972年，父母先后从外地回到北京，母亲随父亲一起调到沙河的干校，在医务室工作，珊珊留在湖北，在襄樊地区某军工厂当技术员。

父亲那年五十整，年富力强，每天都干农活儿。周末父母回家休假，弟弟在北京泡病号，空荡荡的家顿时显得拥挤了。我的朋友三教九流，穿梭如织，让父亲眼花缭乱，尤其像彭刚、姜世伟（芒克）这样的“先锋派”，就跟外星人差不多。除了史康成和刘羽等个别人例外，几乎全吃过闭门羹。一提到父亲，他们都条件反射般伸舌头。

彭刚为我临了列维坦的油画《湖》，钉在我床铺上方。彭刚的列维坦与19世纪俄罗斯画风无关，基调变成赭灰色，是典型的表现主义作品，跟他眼神一样处于半疯癫状态。

家里地方小，父亲像笼中狮子踱步，每次经过那画都斜扫一眼，甚至能感到他由于恐惧与愤怒所致的内心的颤栗，看来彭刚的列维坦深深伤害了他——现代派风格与现实世界格格不入。一天晚上，父亲终于爆发了，他咆哮着命令我把画摘下，我不肯，他一把从墙上扯下来，撕成两半。旁边正好挂着我叔叔赵延年为父亲作的墨线肖像画，礼尚往来，我狠狠摔到地上，镜框碎裂。

每次争吵，往往以同样的方式告终——他打开大门叫喊：“这不是你的家，给我滚出去！”如果泡病号回不了工地，我就到史康成或刘羽家打地铺，最后由母亲出面调停，把我劝回家。

1975年夏和父亲大吵后，一怒之下我和刘羽上了五台山。十天后回家，珊珊从湖北回北京出差。我们兄妹俩感情最深，不愿让她为家庭纠纷烦恼，我尽量瞒着。可在她逗留期间，我和父亲再次冲突。待平息下来，夜已深，我和珊珊在厨房，相对无言。她沮丧地靠着墙，我依在水池上，水龙头滴滴答答淌着水。

“人生就是个接送”，总有最后一次。那次为珊珊送行，由于无轨电车太挤太慢，赶到北京站只剩十分钟了。我们冲向站台，好歹把行李塞进货架，车厢哐当摇晃，缓缓移动。隔车窗招手，几乎没顾上说句话。谁想到竟成永别。

1976年7月27日晚，我在传达室接到长途电话，得知珊珊因游泳救人失踪的消息，连夜骑车去电报大楼，打长途电话通知在远郊的父亲和弟弟。第二天凌晨山摇地动，唐山地震。父亲和弟弟中午赶回家，人们都聚在院子里，母亲已处于半昏迷状态。

我和父亲决定立即动身去襄樊，先上楼取随身衣物。我紧跟在父亲后面，磕磕绊绊，几乎连滚带爬上四楼。他老泪纵横，喃喃自语，我冲动地搂住他一起痛哭，并保证今后再也不跟他吵架了。

去襄樊是地狱之旅，不堪回首。

两年后，母亲因长期抑郁患心因性精神病，由我们轮流照看。“一个做母亲的，从痛失女儿到精神濒临崩溃，再到战胜病魔，那得多么坚强、需要多大毅力啊。济年总劝我女儿是为救人而牺牲的，那是以一命救一命。为了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要顽强地活下去。”（摘自母亲的口述记录）

十一

1979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重新开张，父亲从民进调回去，主管国内业务部。他整天飞来飞去，开会调研，忙得不亦乐乎。1980年秋，我结婚搬了出去，与父亲关系有了明显改善。平时各忙各的，周末或逢年过节全家聚聚，吃饭打麻将东拉西扯。80年代是“连接两个夜晚的白色走廊”，虽说阴影重重险象环生，但人们似乎充满希望，直到进入一个更让人迷失的夜晚。

1989年春我离开中国。两年多后，父母带田田去丹麦看我。母亲的腿摔坏了，走路不便，我和父亲轮流推轮椅。父亲1990年退休，明显见老了，身材抽缩，满口假牙。大概互相看不惯，我跟父亲还会闹别扭，但很少争吵，相当于“冷战”。有时出门散步，我故意推着母亲疾走，把他远远甩在后面，回头看他弱不禁风的身影，又心生怜悯，放慢速度。

父亲在国外闹了不少笑话，成为亲友的趣谈。巴黎，一个星期天早上，父亲独自出门摄像。一个白人小伙子很热情，比划着要为他拍摄，摄像机一到手撒腿就跑。父亲紧追不舍，行人们跟着围追堵截，那贼慌了神，一头扎进自己家中。有人报警，警察随即赶到，人赃俱在。最有意思的是，父亲跟着去警察局作证，一个法文词儿都不会，居然完成笔录。原来那台摄像机一直没关上，录下全部过程，包括晃动的大地和贼的喘息。那年父亲73岁。待我搬到加州定居，父母去住过两次。美国乡下生活实在太无聊，我又忙，只能偶尔陪他们出门散心。

自80年代起，我和父亲的地位颠倒过来——他对我几乎言听计从，至少口是心非。我们从未真正平等过，有时我多想跟他成为朋友，说说心里话什么的，但发现这不可能。

其实，几乎每个中国男人心中都有个小暴君，且角色复杂：在社会上基本是衙役顺民，不越雷池一步，“人阔脸就变”，对手下对百姓心狠手毒，这在历代造反者身上尤其明显，关键是转换自如，无须过渡；在家中小暴君必是主宰，无平等可言。

直到我成为父亲，才意识到这暴君意识来自血液来自文化深处，根深蒂固，离经叛道者如我也在所难逃。回望父亲的人生道路，我辨认出自己的足迹，亦步亦趋，交错重合——这一发现让我震惊。

1999年年底，盛传世界末日来临。我开车从旧金山回家，夜深，月亮又大又圆，金灿灿，果然有末日迹象。父亲在后座自言自语：“我怎么活了这么大岁数，人生总有个头吧？”

十二

2001年12月2日晚，我搭乘美国联航班机从旧金山抵达北京，享受特殊待遇——专人迎候，专车运送。

病榻中的父亲一见我孩子般大哭，我坐床头紧握他的手，不知如何安慰才好。急中生智，我取出为他买的新款数码相机，终于让技术至上主义者平静下来。但他左手已不听使唤，根本玩不转。

每天访亲会友，晚上回家，我在床头陪他一会儿，把红酒倒进玻璃杯，让他用吸管嘬几口，享受这人世间的那点儿醉意。他摘掉假牙后两腮深陷，目光茫然。他告诉我，他问医生火化疼不疼？他试图用幽默的方式面对死亡。

父亲离世前我获准回去三次，每次一个月。由于强烈的生存意识，他过了一关又一关，最后半年他全面崩溃，只能靠药物维持。第二次脑血栓废掉了语言能力，对他这样话多的人是最大磨难。他表达不出来，就用指头在我手上写，并咿咿呀呀发出怪声。我每天早上做好小菜，用保温箱带到304医院，一勺勺喂他。我多想跟他说说话，但这会让他情绪激动，因无法表达而更痛苦。每回看到那无助的眼神和僵硬的舌头，我心如刀割。

2003年1月11日，星期六，我像往常那样，上午十点左右来到304医院病房。第二天我就要返回美国了。中午时分，我喂完饭，用电动剃须刀帮他把脸刮净。我们都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他舌头在口中用力翻卷，居然吐出几个清晰的字：“我爱你。”我冲动地搂住他：“爸爸，我也爱你。”记忆所及，这是我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这样说话。

第二天早上，我本想在去机场的路上再见他一面，但时间来不及了。坐进机舱，扩音器播放空中小姐软绵绵的声音，马上就要起飞了。我向北京城，向父亲所在的方向，默默祈祷。

北岛：诗人，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