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北岛诗歌导读
北岛诗歌导读
一 作品导读
北岛是“朦胧诗”的旗帜，其诗歌被称作是“一代人的成长小说”（张闵语）。除北岛外，“朦胧诗人”的主要代表人物还有舒婷、顾城、江河、杨炼等。这是群体特色非常明显的“一代人”（顾城、舒婷等都明确在诗歌中使用这一称谓）。了解这一群体的特色无疑有助于理解北岛的诗歌。
这种特色可以从人性呼唤、自我体认、历史反思、意象建构、艺术表现等五个角度来理解。
一，恢复文学中的人道主义情怀，呼唤友爱，真诚信赖，追求人生价值，人性尊严，重建理想与信念。
二，重新召回“自我”，重视“自我”与“世界”的对话或对抗。在早期，自我往往过度偏重，被放大到与世界相对抗的位置，与世界对话的关系基本上是单向度的，关系非常紧张。这可从北岛在《回答》中所设置的“卑鄙”与“崇高”对立，舒婷在《墙》中所体验的“挤压我，勒索我”以及北岛在《冷酷的希望》中所宣告的“我们就这样/失去了阳光和土地/也失去了我们自己”等情境中体现得尤其明显。后期则出现向内转的势态，即将自我失去和世界对抗的能力，“强大的自我”营造于内心——原本“心也许很小很小/世界也许很大很大”的自我体认最终成为“世界也许很小很小/心的领域却很大很大”（舒婷：《童话诗人》）。
三，反思苦难中的人性毁灭，理想沦丧；否定历史文化积淀中的传统人格模式，女性人格——《致橡树》的背景即在于此。
四，构建经典意象世界，主要包括有“橡树”、“一代人”、“纪念碑”、“墓志铭”、“小巷”。其意象世界主要有冷竣（北岛）、温婉（舒婷）、天真任性（顾城）等多方天地。
五，朦胧诗的艺术表现主要体现为：第一充满了强烈的心理机制：由于在自我与世界的对话中，“自我”被扩大，主体孤寂的心理和情感被渲染；在经验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冲突中，普遍的悲剧英雄心理机制被突现——北岛体现得尤为明显。第二，经验世界与具体生活场景有了足够的距离，诗人不再“实写”与“实抒”，形象与思想间产生了艺术张力。第三，诗人独特的体验与感受，往往模糊了由时间流与逻辑流所构成的线性抒情结构，而更多地形成了意象板块。第四，在修辞譬喻方面，多求陌生化，而不是相似性。
需要注意的是，“朦胧诗”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共鸣，这表明了其精神背景的时代性。因为这一特点，诸多艺术心理在朦胧诗笔下可能没有得到更充分的揭示或表现，这并非其艺术能力的缺陷。
应该说，这些主要特点在北岛笔下都有体现。目前北岛诗歌结集出版的有个人作品集两种：《北岛诗选》（新世纪出版社，1986年版）和《北岛诗歌集》（南海出版社，2003年版）——两者前后相距十七年。合集则主要有《五人诗选》（作家出版社，1986年版）、《朦胧诗选》（春风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诗歌卷》（海南出版社，1994年版）——在这部集子中，北岛获得相当高的评价，他仅仅排列在穆旦之后，被认为是二十世纪汉语诗歌的第二人。而《五人诗选》的“五人”即“朦胧诗”的五位主要代表人物。按集子的实际排列次序，分别为杨炼、江河、北岛、舒婷和顾城。由于五人的重要性，它集中体现了“朦胧诗歌”的主要成就，而北岛诗歌在当时的地位从中也可见一斑：在五位诗人中，北岛的诗歌在数量上是最多的，在篇幅上则是最长的。
当然，这种重要性更主要地体现在关于北岛诗歌的评论上。有评论这样认为：“北岛的诗是新的启蒙运动的先声，他大胆的怀疑与坚定的挑战，具有思想家的风姿„„北岛诗刚健沉雄，熔铸着广袤的民族苦难与博厚的历史思考，他以人道主义为支点，关注乖谬逻辑中的作为个体命运的人的权利和真实的生存状态，向不公平的时代索还人的自由，坚持理想，拒绝向诡诈的现实输诚„„在古典加民歌的滔滔洪流中，北岛坚持了诗的独立品格，以现代诗学意识改造被腐化的中国诗学，将西方现代艺术的蒙太奇、变形等手法纳入诗学范畴，推进了中国现代诗在沉睡30年后的复活与繁荣，丰富了现代诗的表现手法，为中国现代诗重返世界文学格局提供了积极的努力。北岛是20世纪中国现代诗承上启下、走向未来的有力的一环，一座不可忽略的里程碑。”（张同道等：《独自航行的岛》，《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诗歌卷》，P70，海南出版社，1994年版）这种从独特的思想和艺术表现以及它对时代诗歌美学的变革意义等角度进行的评价是恰如其分的。
《古寺》与《走向冬天》两诗，在北岛的诗歌谱系虽然并不如《回答》、《结局或开始——献给遇罗克》等诗歌突出，但同样体现了北岛本人的诗歌精神以及朦胧诗的基本特点。北岛早期诗歌中情感往往是强烈的，其精神立场往往是明确的，只是有的很外露，有的则因为象喻手法的使用而不那么明显。
从艺术表现看，诗歌所采取的都是典型的社会寓言式写法。诗题中“古”与“冬天”本身都蕴涵了象征意味。“古”可看作是传统或历史。在北岛笔下，传统或历史几乎从来都是被怀疑、被否定的、僵化了的对象。在《关于传统》一诗中，北岛就认为传统已经“衰老”；“祖先的语言”是一种僵化的东西，后来人“听不见”，因而只能“在历史课本中起伏”。而“冬天”和“春天”相连，从“冬天”到“春天”，不仅仅是时间和生命的递加，更意味着希望的甦醒。这样，“冬天”也就意味着某种悲剧性的生命境遇；“走向冬天”也意味着对这种境遇的体味。
从诗歌的具体展开情形看，两者内容带有某种承接性——这也可看作是“朦胧诗”作为一个整体所具备的某种相互关联性的体现。《古寺》的寓言意味比《走向冬天》更加明显，因为其中没有出现人物。其中有不少“废墟场景”，既指向“古”，也指向“寺”：“寺”和佛教相关。佛教作为宗教信仰的一种，它既放在这种背景之下，其超验性的精神价值无疑被指控为虚妄：个体并不相信它，它并不能给个体带来精神的慰安。这种虚妄在《走向冬天》里也被“我们生下来并不是为了/一个神圣的预言”所承载。
超验的精神价值既已虚妄，在《古寺》里，现实又被“消失”、“没有记忆”、“暗哑”、“漠”所统摄，这表明了现实也是不可信任的：交流被隔膜和冷漠所取代，人与人之间缺乏共同的价值基础。“龙和怪鸟”这些只有在传说中才会出现的东西的引入意味着个体对超验的精神价值的寻求；“飞走了”则表明了传说之类的价值体也不能带来精神慰安，同时，它又指涉了现实价值寻求上的某种荒诞性。而“屈从的主人”的出现，既是明确化，也是进一步深化：意识形态这一“主人”本身所欲宣传和推行的也就是“屈从”，屈从于价值的混乱、虚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维持对生活在这种意识形态中的个体的统治：肉体的和精神的。
这些共同构成了对虚妄的精神价值以及提供这种虚妄价值的意识形态的指控，诗人的怀疑、否定精神体现得非常明显。《走向冬天》使用了大量的否定性句式（主要为“不”字句式），这让人想起北岛的名诗《回答》中被大声宣告过的声音：“我——不——相——信”。而“我们”这一复数人称的运用则是诗人为“一代人”代言的意识的体现。
与《古寺》不同的是，《走向冬天》所要表现的是一个悲壮的战士形象：“谎言”在“阳光”下横行的年代里，“不欠什么”、“不祝福，也不祈祷”、“绝不回去”所欲表明是抗争到底的精神立场。如前文提及的“朦胧诗”的几个特点所揭示，个体和世界的关系是“紧张”的，这种紧张往往又被渲染得非常强大，个体对时代和世界的抗争也就无法通过正常的途径来实现——当然，“正常”在当时是一个并不真实的词。这种“非正常化”的抗争在《走向冬天》一诗中体现得很明显。尽管“冬天”注定是一种悲剧性的生命境遇，但只有“走向冬天”才能更深刻地体察到残酷和虚妄的种种表现和特性，才能更深刻地体察悲剧本身价值。“卖掉衣服、鞋/和最后一份口粮/被叮当作响的小钱留下”；“在正午的监视下/象囚犯一样从街上走过/狠狠地踩着自己的影子/或者躲进帷幕后面/口吃地背诵死者的话/表演着被虐待狂的欢乐”等则是个体的行为特征及精神取向的体现：“果实”酿不成酒，但“也不会变成酸味的水”，它自有它的价值，这价值不会随时代本身的罪恶而改变；个体虽然无法获得自身价值的实现，但不会苟同于时代的虚妄价值。而个体所采取的种种“非正常化”的甚至带有自虐性质的行动，就是要打破被虚妄的意识形态所统治的世界的表面平静，以唤起更多反抗的声音和行动来联合起来，共同和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做有力的斗争。
放眼“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历程，这种思想和由鲁迅所开创的“绝望的抗战”，由穆旦所延续的“以绝望为希望”和“残缺哲学”等思想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在某些社会阶段里，残酷的社会现实能压制绝大多数的民众，向他们推行“愚民式”的意识形态教育，使他们像“看客”一样浑浑噩噩地生活并对这种生活充满感激，但先觉的、充满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总会像“盗火者”一样，尽管希望无比渺茫，却总会扛起抗争的旗帜，以使抗争的火种不断延续，以使人类文明不断进步。
与鲁迅、穆旦等前辈不同的是，尽管北岛在诗歌中表现出了无比强烈的怀疑、否定精神，但他的理想主义仍然会不时地流露出来。《古寺》在结尾处有“一场大火”和“一道生者的目光”等词语组合，所要暗示的就是希望有一场“革命的大火”来改变这个虚妄的世界。《走向冬天》的结尾以“而冰山连绵不断/成为一代人的雕塑”收束，往上延伸几行则是“谁醒了，谁就会知道/梦将降临大地/沉淀成早上的寒霜/代替那些疲倦不堪的星星/罪恶的时间将要终中止”，这也是在提出某种希望。扩展一点说，北岛的名诗《回答》也有类似的结尾：“新的转机和闪闪星斗，/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同样的，希望被寄寓其中。
这样一来，可以发现这些诗歌的整体构成方式都很相似，都是在怀疑与否定之后提出希望。这样写作的最终意图体现无遗：基于社会现实的某种虚妄性和黑暗性，怀疑和否定精神是强烈的，理想主义情怀也同样强烈。换句话说，这既体现了诗人对现实苦难的承担，又意味着诗人的理想和希望寄托于未来，正如被认为是“朦胧诗”的先驱者诗人食指所发出的声音：“相信未来”。而由前所述，北岛的“我——不——相——信”和“相信未来”事实上是同构的：“不相信”（现存世界理想秩序的匮乏）和“相信”（未来会更美好，会给“今天”一个公正的评价）是一个问题的两面，都是基于对社会抱有理想和希望，都表明了“朦胧诗人”是充满理想主义的一代人，只是相比较“相信”，北岛式的“不相信”给读者的心理印象更为深重——北岛诗歌自身的“相信”成分给予读者的心理印象也同样不如“不相信”那般深重。
此外，“扩展性阅读篇目”中提到了《走吧》，它是一首非常有特点的诗歌，这里也简单说一说。全诗不长，先看看全诗，“走吧，/落叶吹进深谷，/歌声却没有归宿//走吧，/冰上的月光，/已从河床上溢出。//走吧，/眼睛望着同一块天空，/心敲击着暮色的鼓。//走吧，/我们没有失去记忆，/我们去寻找生命的湖。//走吧，/路呵路，/飘满红罂粟。”
和北岛的众多诗歌一样，《走吧》一诗同样充满了象征和寓言的色彩，其基本精神也和《走向冬天》等诗相近。全诗5节15行，每节3行，都是由“走吧”的句式所引导。其间也设置了悖论性的情境：“歌声却没有归宿”，“眼睛望着同一块天空，/心敲击着暮色的鼓”，这同样是指控了社会现实的残酷性：理想价值无法实现。
“我们没有失去记忆，/我们去寻找生命的湖”所要表明的是对理想的追寻——在这里，极具北岛气质的诗句出现了，一个邪恶的意象伴随着追寻理想的路途：“走吧，/路呵路，/飘满红罂粟”。这映证了先前所提及的以“非正常化”方式来抗争的思想：邪恶正是抗争的动力；火红的罂粟花所要映衬的正是理想的光芒，它指引着抗争者不断前行。而这，不能不说是北岛诗歌，或者更大一点讲，是整个“朦胧诗”谱系当中的一道独特景观。
二 “阅读提示”导读
由于象征手法在北岛的诗歌写作中相当普遍，而这些象征物有的是公设的，其意义已经得到普遍承认，比如以“太阳”象征光明、希望；但有的却是私设的，和北岛本人的情感体验紧密相关，也即带有明显的个人色彩，这就结合具体的情境来辨析它的内涵。一般说来，在北岛诗歌中，“太阳”、“月亮”、“星星”、“果实”等代表着理想和希望；“冬天”这样在时间的序列里被公认的残酷的年代则往往负载了现实的内涵；“石头”这种不能行动、也不能发出声音的中庸性的物质也往往附和着现实的价值形式；而像“乌鸦”、“罂粟”这样看似邪恶的意象则并不一定邪恶。
当它们在一首诗或一个情境里出现的时候，既设置有“对比性的价值取向”，也可能出于辅助表达的需要：即社会形式的虚妄和残酷不是简单地由两种对比性的价值形态构成，它有“主人”（意识形态的体现者），也有“看客”或庸碌的民众，还有抗争者。同时，多重意象的设置可能还蕴涵了这样一种精神内涵：对社会现实的指控是强烈的，这表明了抗争者对罪恶和虚妄有着清醒的认识，但由于理想价值在现实中处于缺失或虚位的状态，抗争的途径到底该如何寻求？理想到底在何方，或者，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形态？却不是一个唾手可得的东西，这样，在诗歌表达中势必会流露出复杂的心理内涵来，矛盾、游移等心理也就可能出现，这也即“叙说者复杂的精神内涵和心理冲突”的表现。应该说，这种复杂性，真实地体现了诗人们（不仅仅是北岛）在社会形势并不明朗、真理价值也并不显现的年代里的心理历程。在这个意义上，“朦胧诗”无论从思想还是从艺术表现的角度看，其实都是一种充满探索性的诗歌形态。这是需要好好体味的。
至于《古寺》里“废墟场景”的象征内涵，请参见先前的讨论。三 洪子诚论北岛
选自洪子诚著：《中国当代文学史》，P302-303，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
第二篇：北岛诗歌精选
引导语：北岛的诗歌在艺术上具有冷峻的风格和坚硬的质地。以下是小编整理的北岛诗歌精选，欢迎参考阅读!
触电
我曾和一个无形的人
握手，一声惨叫
我的手被烫伤
留下了烙印
当我和那些有形的人
握手，一声惨叫
它们的手被烫伤
留下了烙印
我不敢再和别人握手
总把手藏在背后
可当我祈祷
上苍，双手合十
一声惨叫
在我的内心深处
留下了烙印
枫树和七颗星星
世界小得象一条街的布景
我们相遇了，你点点头
省略了所有的往事
省略了问候
也许欢乐只是一个过程
一切都已经结束
可你为什么还带着那块红头巾
看看吧，枫叶装饰的天空
多么晴朗，阳光
已移向最后一扇玻璃窗
巨大的屋顶后面
那七颗星星升起来
不再象一串成熟的葡萄
这是又一个秋天
当然，路灯就要亮了
我多想看看你的微笑
宽恕而冷漠
还有那平静的目光
路灯就要亮了
和弦
树林和我紧紧围住了小湖
手伸进水里
搅乱雨燕深沉的睡眠
风孤零零的海很遥远
我走到街上
喧嚣被挡在红灯后面
影子扇形般打开
脚印歪歪斜斜
安全岛孤零零的海很遥远
一扇蓝色的窗户亮了
楼下，几个男孩
拨动着吉他吟唱
烟头忽明忽暗
野猫孤零零的海很遥远
沙滩上，你睡着了
风停在你的嘴边
波浪悄悄涌来
汇成柔和的曲线
梦孤零零的海很遥远
第三篇：适合朗诵比赛北岛诗歌
北岛是中国当代诗人，为朦胧诗代表人物之一，是民间诗歌刊物《今天》的创办者。以下是小编整理的适合朗诵比赛北岛诗歌，欢迎阅读参考！
《和弦》
树林和我紧紧围住了小湖
手伸进水里
搅乱雨燕深沉的睡眠
风孤零零的海很遥远
我走到街上
喧嚣被挡在红灯后面
影子扇形般打开
脚印歪歪斜斜
安全岛孤零零的海很遥远
一扇蓝色的窗户亮了
楼下，几个男孩
拨动着吉他吟唱
烟头忽明忽暗
野猫孤零零的海很遥远
沙滩上，你睡着了
风停在你的嘴边
波浪悄悄涌来
汇成柔和的曲线
梦孤零零的海很遥远
《走吧》
走吧，落叶吹进深谷，歌声却没有归宿。
走吧，冰上的月光，已从河面上溢出。
走吧，眼睛望着同一片天空，心敲击着暮色的鼓。
走吧，我们没有失去记忆，我们去寻找生命的湖。
走吧，路呵路，飘满了红xx。
《结局或开始——献给遇罗克》
我，站在这里
代替另一个被杀害的人
为了每当太阳升起
让沉重的影子象道路
穿过整个国土
悲哀的雾
覆盖着补丁般错落的屋顶
在房子与房子之间
烟囱喷吐着灰烬般的人群
温暖从明亮的树梢吹散
逗留在贫困的烟头上
一只只疲倦的手中
升起低沉的乌云
第四篇：北岛、顾城、舒婷诗歌的异同
北岛、舒婷、顾城诗歌的异同
异：
一、诗歌思想内容的侧重点
1.北岛，原名赵振开，他是中国朦胧诗的领袖，曾提出过“文革”后一代知识青年的灵魂的最强音。
北岛的诗，最突出的是表达一种怀疑和否定精神，对虚幻的期许、选择的犹豫和对缺乏人性内容的苟且生活的坚持拒绝。人们看到的是一个内心充满痛苦和不安、热血激昂、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历史感，正在努力摆脱黑暗，四处寻找光明的青年形象。而对中国70年代“文革”前后纷乱荒诞的社会现实，他有时感到苦闷和迷茫，在他的眼里，一切都是命运之神的安排，一切都是过眼烟云，飘渺，无痕迹。对现实的不满，使他发出了充满激愤唾弃和理想追寻的呐喊：“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此中包含的情感，展现了当代中国历史“转折”期觉醒者的内心冲突和理想精神，这种在批判、否定中的寻找个体和民族再生之路的英雄式悲壮情感，在“文革”结束之后的许多读者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北岛90年代以后的诗，技艺更圆熟，声音更内敛，是他独自的低语，有时似自己对镜交谈。寂静与孤独时而对他构成威胁和敌意，时而引起他对往昔自我的反讽与自省。这些诗有着佯装的平静和易碎的紧张，随时准备像火山爆发。他的诗，有时候像“匕首投枪”，有时候像喷吐出的郁怒的火焰，他对于历史废墟的哀叹，对于自由的风的歌唱，对真诚的渴望，构筑起一个正义和人性的情感世界。
2.顾城，是我国新时期诗派的代表人物。
顾城的诗现实意味比较浓，富有哲理。“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黑夜和光明分别是专制、压抑和人道、人性两种生存状态的总体特征。“黑夜”作为一个时代典型的暗喻，笼罩着一代青年对往事的记忆，历史的苦难给个体带来深重的伤害。但是黑暗并不意味着沉沦和深渊，相反，正是黑暗使一代人产生更强烈的寻找光明的愿望和毅力，它释放出巨大的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精神力量。
3.舒婷，是“新诗潮”的代表人物之一，成了当时诗坛上崛起的朦胧诗派的领军人物。
舒婷的诗多抒发她自己对情感、对人生哲理的独特感悟和经验，能够把个人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的揭示和对自我情感的抒发，与对社会现实的关怀和感知结合起来，她是“以自己的感悟方式，在个人青春的失落中感应民族的命运，在自己不甘沉沦的追求中寄寓一代人的精神探求。把个人的复杂感情和内心隐秘加以展示，并借以建立通向世界，通往人的心灵的出点和通道。”舒婷的诗歌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如 “一只小船/不知什么缘故/倾斜地搁浅在/荒凉的礁岸上”、“ 满潮的海面/只在离它几米的地方/波浪喘息着”（《船》），一只小船，所渴望、乞盼的无非就是能在海里畅游。但它，却只能在离海仅咫尺距离之间，静静地看着海面的波浪起伏。对一只小船来说，纵使它的心有多大，渴望有多么急切，这咫尺的距离也都是永恒的。而它所能做的，只有乞盼、只有煎熬而已。舒婷将自己比作搁浅在岸的“小船”，抒发了自己回城后，工作无着落时被搁浅船的感觉和向往着融入那波涛汹涌的大海。
二、艺术表现方式
1.北岛善于用鲜明、独特和坚实的意象，并且通过意象之间的拼接跳跃和组合营造出复杂的富有张力的意象结构，表达作者丰富的思想情感，整体上带有否定色彩和批判意味，在价值内涵上处于对立的位置。
北岛诗的意象的象征指向明确，形成可以作明确意义归纳的象征符号体系。他以鸽子、五色花、星星、山谷、天空、浪花等，来暗示一种人性的、值得加以争取的理想生活，以夜、乌鸦、栅栏、网、深渊、残垣等，作为对人的合理生活进行分割、阻滞、破坏的力量的象征。如“沉重的影子像道路/穿过整个国土”“在父辈们肖像的广阔背景上/蝙蝠划出的圆弧，和黄昏/一起消失”（《同谋》），“烟囱喷吐着灰烬般的人群”“消失的钟声/结成蛛网，在裂缝的柱子里/扩散成一圈圈的年轮”（《古寺》），“网”（《生活》）。
2.顾城重视感觉，想象独特，意象叠加。
顾城善于发现和创造出人意料的意象，并加以巧妙地组合，使普通事物呈现出种种奇异的色彩。如他的《小巷》，“小巷/又弯又长/没有门/没有窗/我拿把旧钥匙/敲着厚厚的墙”，一个平凡习见的事物在他的笔下，具有了丰富、深长的象征意义，而《弧线》则表现出他对意象和感觉的捕捉、表现和组合才能，“鸟儿在疾风中/迅速转向/少年去捡拾/一枚分币//葡萄藤因幻想/而延伸的触丝//海浪因退缩/而耸起的背脊”。
3.舒婷善于从具体的事物出发，运用想象、联想和意象的拼接和组合，表达多层次的丰富意蕴。
舒婷的诗，采用了内心独白的抒情方式，便于坦诚、开朗地直抒诗人的心灵世界，同时，以整体象征的手法构造意象，使得哲理性很强的思想、意念得以在亲切可感的形象中生发、诗化，因而她富于理性气质的诗却使人感觉不到任何说教意味，而只是被其中丰美动人的形象所征服。如《神女峰》通过对人们习见的风景开掘出独特的思想内涵，表达了诗人对女性独立价值被漠视的不满和愤慨，而这种情感，又是通过“金光菊”“女贞子”等被诗人赋予新意的物象的拟人化使用来表达的，“沿着江岸/金光菊和女贞子的洪流/正煽动新的背叛”。舒婷以其独特的女性视角、细腻的女性情怀将朦胧诗的核心思想：对人的自我价值的重新确认展示得更加真切。对人的自我价值和尊严的肯定，对人格独立和人生理想的张扬，是她诗歌的核心，如《神女峰》“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她告示人们：与其成为望夫石，等待没有结果的爱情，不如追求现实的幸福。
三、话语风格
1.北岛的诗歌史典型的男人的诗歌，他诗歌的主调是冷峻、凝重、悲壮。语言富有质感，铿锵有力，在色调和情绪上偏向暗冷，形成冷峻傲岸的诗歌风格。
北岛绝不回避现实的丑恶、黑暗和荒谬，对于现实的险恶有着足够的警觉，对现实进行无情的指控和揭露。《回答》是那时期最有个性的时代的强音，是从迷惘到觉醒的一带青年对现实的严肃回答，其中表达了一个时代觉醒者和叛逆者决绝的叛逆姿态。“我——不——相——信”，这是文革后当代诗歌中出现的第一声对强权的叛逆的呐喊，表达了作者强烈的理性批判精神和反叛精神。“第一千零一名”挑战者正是诗人勇于承担、勇于牺牲的悲剧英雄形象。诗的最后“新的转机”“闪闪星斗”表达了对真理对未来的坚定信念，此诗通过暗示、比喻，表达了诗人的郁愤、忧患意识以及抗争精神，使全诗具有一种深沉、冷峻、凝重的独特风貌。
2.顾城多以大自然和儿童世界为描写对象，营造唯美、纯真的童话世界，语言清新，被称为“儿童诗人”。
顾城的诗以跳跃的短句、迷离的色彩、喃喃自语的独白，营造一个远离尘世的童话世界。甚至为了保持这个童话王国的纯粹，他拒绝长大，反之，大自然的任何细水波动却能触动诗人纤弱敏感的心灵，“所有的花都唾去/风一点点走近篱笆”（《风偷去了我们的浆》），诗人用他的整个心灵和感官融入其间，体会着自然一切，并为之心醉神迷。顾城认为“诗是理想之树上，闪耀的雨滴”，他要用“心中的纯银，铸一把钥匙，去开启天国的门”，去表现“纯净的美”。这追求在未经涉世的孩子的眼中和未经人类涉足的大自然中流露出来。《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采用儿童视角，在儿童的理想里改造着成人世界。顾城此诗里的孩童形象如清新的风，敲击着成人世界的污尘。他在用稚气的理想拯救天地，他要在“大地上画满窗子／让所有习惯黑暗的眼睛／都习惯光明。”悲凉又崇高，非常圣洁。这很有力量，一语洞悉了大世界的斑驳。而用孩子般的梦想，诉说这一切更具震撼，比成人的呐喊更振耳发聩。顾城在执著的画着“笨拙的自由”，他让小河快乐，让“长满淡淡的茸毛的丘陵相爱”，让“每一阵静静的春天的激动／都成为一朵小花的生日”，他没有诅咒黑暗，而是把自由和光明搬进诗中，就像一场暴风雨后，一切都非常平静，世间甚至没有一星尘埃飘动，受了洗礼般，世界变得干净，心也不染风尘。
3.舒婷的诗歌是典型的女人的诗歌，形成了特殊的话语风格：细腻、柔婉、典雅。与之比较，北岛的风格过于冷峻，顾城的风格过于纯净。
舒婷的很多诗篇着重以真诚、缠绵、婉丽而柔美的情感，表现人间的理解、友爱、亲情《啊，母亲》表现的是对母亲“甜柔深谧的怀念”，是一种绝望的至爱至痛。《自画像》与《会唱歌的鸢尾花》所吐露的又是女性在内心深处细腻、深婉的动人情感。舒婷的爱情诗总有一个道不清说不明但却实实在在发生过的故事。究竟发生了什么？它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巨大空间，令人心驰神往。如《四月的黄昏》：“四月的黄昏里流曳着一组组绿色的旋律/在峡谷低回/在天空游移/要是灵魂里溢满了回响/又何必苦苦寻觅/要歌唱你就歌唱吧，但请/轻轻，轻轻，湿柔地/四月的黄昏/好象一段失而复得的记忆/也许有一个约会/至今尚未如期；/也许有一次热恋/永不能相许”。诗中显然是一个过去了的爱情故事的演绎，尽管仅有着淡淡的影子。一份简单而永恒、古朴而新鲜的心灵契合之美；是爱而不得其所爱，又不能忘其所爱的最美妙的音符。
同：
北岛、顾城、舒婷在诗作中以现实意识思考人的本质，肯定人的自我价值和尊严，注重创作主体内心情感的抒发，在艺术上大量运用隐喻、暗示、通感等手法，丰富了诗的内涵，增强了诗歌的想象空间。诗歌创作开创了一个新的诗歌时代，“这类新诗的主要特征，还是真实―一由客体的真实，趋向主体的真实，由被动的反映，倾向主动的创造。从根本上说，它不是朦胧．而是一种审美意识的苏醒，一些领域正在逐渐清晰起来。”“他们带着强烈的创造愿望，表现着新一代的需要和理想”。他们成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代精神的代言人。这种“时代精神”恰恰是与主流精神话语相对立的，它不是冠冕堂皇的官方话语，不是主流意识形态的虚构和硬性规定，它来自于民间，来自于知识分子心中被压抑了许久的最真实的声音，他们的诗拒绝图解政治概念，拒绝为迎合主流和传统而同声歌唱，他们是叛逆者，他们的声音在当时显得如此的不和谐，甚至是刺耳的北岛、顾城、舒婷在文化的废墟上做出的文化反抗的努力至今令我们深思，他们最终使诗歌走向了不同于传统的一途，他们让诗歌以另一种形式在中华大地上产生了震撼。
第五篇：父亲 北岛
父亲（上）
你召唤我成为儿子，我追随你成为父亲——《给父亲》 北岛
一
九岁那年春天，父亲带我去北海公园玩。回家的路上，暮色四起，带解冻的寒意。沿湖边徐行，离公园后门两三百米处，父亲放慢脚步，环顾游人，突然对我说；“这里所有的人，一百年后都不在了，包括我们。”我愣住，抬头看父亲，他镜片闪光，隐隐露出一丝嘲笑。我虽自幼起常思考死亡，还是无比震惊，很久都没缓过劲儿来。
对父亲最早的记忆来自一张老照片：背景是天坛祈年殿，父亲开怀笑着，双臂交迭，探身伏在汉白玉栏杆上。照片沿汉白玉栏杆剪裁，由于栏杆不感光，乍一看，还以为衣袖从照片内框滑出来。这张照片摄于我出生以前。我喜欢这张照片，是因为从未见父亲这样笑过，充满青春的自信。我愿意相信这是关于他的记忆的起点。
“1949年10月，我们给儿子取了小名‘庆庆’。有了第一个儿子，我们俩都很忙。美利给儿子做小衣服，经常给他洗澡；由于母乳不够，每天还喂几次奶糕。我经常抱他在屋里走来走去，拍他入睡，还变换各种角度给他照相。小家庭有了这个小宝贝，一切都有了生气。”（摘自父亲的笔记）
出生后不久，我们家从多福巷搬到府前街，离天安门城楼很近。每逢国庆，父亲抱着我，和邻居们挤在小院门口，观看阅兵式和游行队伍。最壮观的还是放礼花。次日晨，在小院里捡起未燃的礼花籽，排成长串儿，像点燃导火索，火花五颜六色，转瞬即逝。
有轨电车叮叮当当驶过长安街，府前街有一站。父亲喜欢带我坐电车，到了西单终点站再返回来。非高峰时间，车很空，扶手吊环在空中摇荡。我喜欢站在司机身后，看他如何摆弄镀镍操纵杆。我和父亲管它叫“叮当车”。
过了长安街就是中山公园。父亲在草地铺上床单，让我晒太阳。那儿几乎每周末都放露天电影。让我困惑的是：一放电影，宫墙绿瓦就消失了（被银幕遮蔽），在我看来，电影和宫殿都是真实的。印象最深的是苏联动画片《一朵小红花》，具体情节都忘了，只记得女主角是个小姑娘，为寻找世界上最美的小红花与怪兽（王子的化身）相逢。影片结尾处，她一路呼喊“凯哥哥——”异常凄厉，一直深入我梦中。某周日晚，中山公园重放《一朵小红花》。那天中午，我过度兴奋，怎么也不肯午睡，被父亲关到门外。我光着脚哭喊，用力拍门，待母亲抱我进去，我已睡着了。醒来时夜色朦胧，我们错过了那电影。
二
“庆庆很不愿意上托儿所，每到星期六去接他，总是特别高兴，而星期一早上送回去就难了。有个星期一早上，怎么劝说也没用，我们急着上班，只好骗他说去动物园。快到时他看出是受骗，便大声哭叫，我紧紧抱住他，怕他跳车。到了托儿所门口，他在地上打滚，我只好硬把他抱进托儿所。他看见阿姨才安静下来，含着眼泪说了声‘爸爸，再见！’”（摘自父亲的笔记）
我自幼抵抗力差，托儿所流行的传染病无一幸免。尤其是百日咳，咳起来昏天黑地，彻夜不眠，父母轮流抱我。一位医生说，只有氯霉素才有效。这药是进口的，非常贵，父亲用积攒的最后一两黄金买下十几颗。遵医嘱，每颗去掉胶囊，分成两半，早晚各服一次。那药面特别苦，一喝就吐。父亲对我说，这药特别贵，你要再吐，父母就没钱再买了，这次一定要咽下去。我点点头，咬牙流泪把药咽下去。
我长大后，父母反复讲这故事，好像那是什么英雄业绩。其实这类传说是每个家庭传统的一部分，具有强大的心理暗示，甚至背后还有祖先们的意志——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立功立德立言。
“庆庆出麻疹，住在托儿所隔离室。我们去只能隔着玻璃窗看他，但他也很高兴，比划着手势跟我们交谈。后来听托儿所阿姨说，那天我们走后，他一夜站在床上，通宵不肯睡。”（摘自父亲的笔记）
弟弟刚好相反，他无比热爱托儿所。每星期六父亲接他，他扭头不屑地说：“我不去你们家。”
我年幼时父亲很有耐心，总陪我玩，给我讲故事。他在一个小本子的每页纸上画个小人，每个动作略有变化，连续翻小本子，那小人就会动起来，好像动画片。弟弟妹妹逐渐取代了我，我有点儿失落有点儿吃醋，同时也有点儿骄傲——我长大了。
从阜外大街搬到三不老胡同1号，独门独户。平时父母早出晚归，在钱阿姨监督下，我们按时睡觉起床做功课，只有星期天例外。妈妈起得早，帮钱阿姨准备早饭，我们仨赖在父母床上，跟父亲玩耍。有一阵，我们迷上语言游戏，比如按各自颜色偏好，管父亲叫“红爸爸”“蓝爸爸”和“绿爸爸”，再随意互换，笑成一团。
三
父亲确有不同的颜色。
与父亲最早的冲突在我七岁左右，那时我们住保险公司宿舍，和俞彪文叔叔一家合住四室的单元，每家各两间，共用厨房厕所。夏天，俞叔叔被划成右派，跳楼自杀。他的遗孀独自带两个男孩，凄凄惨惨戚戚，也给我们的生活蒙上阴影。
在我记忆中，父母从那时开始吵架，几乎与俞彪文事件同步，尽管二者并无必然联系。而我坚定地站在母亲一边——她是弱者。父亲发起脾气丧心病狂，形同暴君。说来都是鸡毛蒜皮小事儿，也并非都是父亲的错。比如他喜欢买书，有一次买来一部城砖般的《俄汉大词典》，要说他正学俄文，本无可厚非，但我还是站在母亲一边，立场选择往往是非理性的。
母亲也会被激怒。有一次，父亲把着卧室门叫喊，母亲抄起花瓶扔过去，他闪身躲过，花瓶粉碎。作为惟一的目击者，我吓得浑身发抖，但还是冲到父母中间，瞪着父亲，充满了敌意。这是他万万没料到的，扬起巴掌停在空中。
母亲生病似乎总是和吵架连在一起。每当她卧床不起，我就去附近的糕饼店买一块奶油蛋卷，好像仙丹妙药。走在半路，我打开纸包，打量白雪般溢出的奶油，垂涎欲滴，却从未动过一指头。
一天晚上，父亲认定我偷吃了五屉柜里的点心。我虽以前偷吃过，但那回纯属冤枉。我死不认账，被罚跪并挨了几巴掌。最让我伤心的是，母亲居然站在父亲一边，尽管她暗中护着我，拦住鸡毛掸子的暴打。
红爸爸蓝爸爸绿爸爸，突然变成黑爸爸。
搬到三不老胡同1号，父母吵架越来越频繁。我像受伤的小动物，神经绷紧，感官敏锐，随时等待灾难的降临。而我的预感几乎每次都应验了。我恨自己，恨自己弱小无力，不能保护母亲。
父亲的权力从家里向外延伸。某日，我上床准备睡觉，发现父亲表情阴郁，抽着烟在屋里踱步。他忽然冲出去，敲响隔壁郑方龙叔叔的门，他嗓门越来越高，还拍桌子。我用被子蒙住头，为他感到羞愧。他半夜回来，跟母亲在卧室窃窃私语。我被噩梦魇住。在楼道碰见郑叔叔，他缩脖怪笑，目光朝上，好像悟出人生真谛。我从父母的只言片语拼凑出意义：郑叔叔犯了严重错误，父亲代表组织找他谈话。多年后父亲告诉我，若调令早几个月，他肯定犯错误在先，正好与郑叔叔对换角色。
“振开贪玩，学习成绩平平，但语文写作经常得到老师的称赞。有一次，大概是期中测验，我看他的成绩册，数学是4.5分。我问振开，他说：‘5分是满分，我差一点，所以给4.5分。’他这么解释，似乎有些道理，但我还是不大相信。我去学校问了老师，才知道振开得了45分。他在4和5之间加了一个点，便成了4.5分。为这事，我批评了他，他也认了错。”（摘自父亲的笔记）
父亲的记忆肯定有误。我怎么可能轻易逃过那一劫？
四
从1960年夏天起，父亲从民主促进会借调到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在教务处工作。那是中共统战的一部分，所有学员都来自各民主党派上层。
社会主义学院位于紫竹院北侧，由六层白色建筑群组成。每逢周末，我带弟弟妹妹去玩，乘无轨电车在紫竹院下车，再沿白石桥向北走五六百米。那是一片荒郊野外，蛙噪虫鸣。
父亲在他住处旁临时借了个房间给我们。我们跟着沾统战的光，那里伙食好，周末放电影，设备先进，比如有专用乒乓球室。父亲是国家三级乒乓球裁判（最低一级），主裁的都是业余比赛，却保持一贯的专业精神：他一字一顿报分数“三比二，换发球”，并交叉双臂宣布交换场地。
父亲很忙，往往在餐厅吃饭时才出现。我喜欢独自闲逛，常常迷失在楼群的迷宫中。跟开电梯的王叔叔混熟了，我帮他开电梯。他是转业军人，更让我充满敬意，总是缠着问他用过什么枪。后听说他在“文革”中自杀了。
有一天，父亲神秘地告诉我，有个学员的宿舍被撬，洗劫一空，损失达十万元。那可是天文数字。父亲又补了一句：“没什么，他当天坐飞机回上海，又置办了一套新家什。他可是全国有名的‘红色小开’„„”他低声说出那名字，好像是国家机密。
我跟弟弟妹妹躺在床上，一起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唱到结尾处，他俩总是故意走调，把我气疯了——这可是立场问题，更何况是在这样的地方。我向父亲告状，他摸摸我的头说：“他们比你小，你该耐心点儿。”
“在那艰难的岁月里，我们想尽办法让孩子吃得好些，怕营养不良影响他们的发育成长。学院在校内拨出一块空地，分给职工们作自留地。我把给我的三分地种了绿豆和白薯，平时没时间管，到秋天倒收获不少。我和振开一起把绿豆、白薯装进麻袋运回家里，总算添了些口粮。”（摘自父亲的笔记）
那是我头一次干体力活儿。顶着毒日头，用铁锨挖出白薯，抖掉土疙瘩，装进麻袋。父亲蹬平板三轮车，我坐在麻袋上，为劳动的收获骄傲，更为与父亲平起平坐得意。
堆在阳台过冬的白薯变质了，我坐在小板凳上啃烂白薯。父亲刚买来牡丹牌收音机和电唱机。收音机反复播放《春节序曲》，和烂白薯的味道一起潜入记忆深处。
父亲（中）
我们达成了默契，那就是说出真相，不管这真相是否会伤害我们自己 北岛
五
1974年夏天，父亲买来中华书局刚出的繁体字版《清史稿》，共48卷，书架放不下，就摞在他床边地上。我发现他总在翻看同一卷，原来其中有我们祖上的记载。据家谱记载，赵家可上溯到安徽徽州一带，后迁至浙江湖州。祖宅坐落在湖州衣裳街竹安巷，最早的主人赵炳言官至湖南巡抚、刑部右侍郎。三子赵景贤早年师从俞樾的父亲俞鸿渐，乡试与俞樾同榜考中举人。按俞樾的说法，“自幼倜傥，虽翩翩公子，而有侠丈夫风，呼卢纵饮，意气浩然”。后捐巨款买官封为知府，并未上任。
太平军兴起，赵景贤在湖州组织民团操练，并用青铜包住西城门。1860年2月，李秀成大军逼近湖州。赵景贤固守湖州两年多，最终弹尽粮绝，1862年5月城破被俘。
据《清史稿》记载：“景贤冠带见贼，曰：‘速杀我，勿伤百姓。’贼首谭绍洸曰：‘亦不杀汝。’拔刀自刎，为所夺，执至苏州，诱胁百端，皆不屈。羁之逾半载，李秀成必欲降之，致书相劝„„秀成赴江北，戒绍洸勿杀。景贤计欲伺隙手刃秀成，秀成去，日惟危坐饮酒。二年三月，绍洸闻太仓败贼言景贤通官军，将袭苏州，召诘之，景贤谩骂，为枪击而殒。”
湖州城破，赵家死的死逃的逃。长子赵深彦在湖南闻此噩耗，立即饮毒酒自杀，年仅12岁。咸丰皇帝得悉赵景贤死讯，下诏称其“劲节孤忠，可嘉可掬”，按高规格予以抚恤，在湖州专立祠堂，并关照国史馆立传。多年后，俞樾成了一代经学大师。一天，他正在苏州曲园家中沉坐，有人求见，来者正是赵景贤的孙子赵鋐。他拿来祖父遗墨，包括湖州告急时让人带出的密信。俞樾展读赵景贤的几首五言律诗，长叹不已，其中有李鸿章在奏折中引用的名句：“乱刃交挥处，危冠独坐时。”
次子赵滨彦，也就是我的曾祖父，因父殉职而被封官，深得湖广总督张之洞信任，主管广东制造局；后张之洞调任两江总督，他任上海制造局督办及两淮盐运使和广东按察使等职。由于国事纷乱与上司不和，他以年老多病辞职，在苏州定居。数月后，武昌起义爆发了，在这场推翻大清帝国的革命的功臣中，有我的外公孙海霞。赵家曾富甲一方，妻妾成群，支脉横生。俗话说，富不过三代，到我爷爷赵之骝那辈就败落了，靠典卖字画古董度日。轮到我父亲，快到喝西北风的地步了。他四五岁时母亲病故，12岁那年父亲辞世，由舅舅收养。他不得不中辍学业，从15岁起靠抄写文书糊口，还要抚养弟妹。父亲写得一笔好字。据在他手下工作过的徐福林先生回忆，当初进保险公司，父亲见他字写得差，让他反复抄写元代宋濂的《送东阳马生序》的碑帖练字。
赶上兵荒马乱，父亲被卷在逃难的人流中，走遍大半个南方。在桂林时，有一天日本飞机俯冲扫射，他背靠树干，慌张中撑起雨伞挡子弹。那年头命不值钱，周围的人一个个倒下，他却奇迹般活下来。边打工边自学，他终于考进重庆中央信托局。1946年初，在调往北京工作的途中，他与母亲在重庆珊瑚坝机场邂逅。
北京解放前夕，父亲利用职权，协助地下党的堂哥收集全城粮食储备等情报。一天晚上，国民党宪兵挨家挨户搜查，由于顶撞宪兵队长，他被抓去关了一夜。那时母亲已怀上我。后来说起，他在昏暗的牢里彻夜未眠，默默盼着一个孩子和新中国的诞生。
六
父亲算得上半个文化人，是鲁迅、茅盾、张恨水、艾芜和茹志鹃的“粉丝”，可见读书之杂；他订阅各种杂志，从《红旗》《收获》《人民文学》到《电影艺术》《俄语学习》《曲艺》和《无线电》，可见爱好之广。
而他骨子里却是个技术至上主义者。困难时期，他买来牡丹牌收音机和四种变速电唱机，把《蓝色的多瑙河》带进我们阴郁的生活。“文革”中他曾卷入派系斗争，后急流勇退，热衷于组装半导体收音机。
他买回一大堆电子零件，借助参考书，把红红绿绿的电线焊在接线板上。焊前先把电烙铁戳在松香上，吱吱冒出浓烟。我半夜醒来，灯总是亮着，他歪斜的影子投在墙上。经过反复拆装组合，噪音终于变成样板戏的过门，全家都跟着松了口气。
父亲用三合板做成木匣，装上小喇叭，再把鼠肚鸡肠般的线路塞好，合上后盖。他把第一个半成品给我。我当时住校，在去学校路上，书包里的半导体正播放《红色娘子军》。由于焊接或天线角度问题，时断时续，得靠不停拍打才能将革命进行到底。到学校没来得及显摆，已经散了架。
1975年夏天，我们家买来红灯牌9吋黑白电视，这是全楼（除民进秘书长葛志成家外）的第一台，引起小小的轰动。每天晚饭后，邻居们自带小板凳涌进我家，欢声笑语。大家好像共看一本小人书。关键时刻出现信号干扰，父亲连忙救场，转动天线，待画面恢复正常，得，敌人已被击毙。
为照顾后排观众，又在电视前加上放大器，画面难免变形。好在那年头人不挑剔，有声有影足矣。一个物质匮乏时代的好处是，欲望不多不少，就像自己的衣服那么贴身。
父亲的技术热情寻找新的方向。从借来的转盘式录音机起步，在连夜排队购得的单声道答录机歇脚，继而向四个喇叭以至分箱式立体声挺进—音响革命让我们进入半聋的状态。与此同时，父亲又分出少许精力给彩电和摄像机，而电脑问世，才真的把他的魂儿摄走。他单指敲键，却及时地更新换代，一直走在消费者的最前列。他在晚年赶上新时代的末班车，还是有一种遗憾，他甚至对我说，如果再年轻20岁，他一定改行搞电脑。显然他高估了自己，那可不是用电烙铁就能焊接的世界。
七
解放后，父亲先在人民银行总行工作，1952年参与筹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成了新中国保险业的创始人之一。1957年夏秋之交，他调到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后担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那完全是虚职。民进真正的灵魂人物是党支部书记。他刚上任时的书记叫王苏生，待人诚恳热情，书生气十足，时常来家坐坐，谈天说地。50年代末，王苏生因“右倾”被降级调到哈尔滨，“文革”中自杀了。
他的继任徐世信是个典型的笑面虎。不过得承认，他乒乓球打得真棒，抽杀凶猛，无人能抵挡其凌厉的攻势。他级别不高，但实际上掌控这小小的王国，每个人对他都敬而远之，谨言慎行。暑假徐世信约我们几个孩子乒乓球比赛。他把残兵败将带到会议室，说是随便聊聊，但很快就发现他另有所图—设法套出父亲们在家的言行。我们年纪尚小，却深知其中厉害，装傻充愣。我对父亲不满，还是抱怨了几句，比如教育方式粗暴，回家尽看闲书。他马上问是哪类闲书，我说电影杂志什么的，让他失望了。徐世信最后总结说，你们的父辈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为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需要你们的配合。他再三叮嘱，这次会面一定要保密。今后发现有什么问题，及时跟他联系。
会后徐世信把我单独留下，说派出所来人调查，问起一支钢笔手枪的下落。我这才想起，大约两三个月前，为吓唬弟弟，我声称我的钢笔是无声手枪，随手一挥，在弟弟床头墙上留下弹洞（那儿本来就坑坑疤疤）。真把弟弟唬住了，我自是十分得意。没想到这恶作剧闹大了，说到派出所什么的多半是骗人，但看来徐世信掌握各种信息渠道。他最后摸摸我的头说，我相信你说的都是实情，又加上一句，你今天表现很好。我回家后做贼似的，不敢与父亲对视。他问起时，我只提到跟徐世信打过乒乓球，输了。
八
1999年秋天，父母来美国探亲，我常开车陪他们出游。一天回家路上，父亲无意间说起一件事，让我大吃一惊。当时父母坐在后座，我正开车，试图从后视镜看到他的表情。晚饭后，母亲先去睡了，我和父亲隔着餐桌对坐，我提起路上的话茬，他似乎也在等这一刻，于是和盘托出。
谢冰心在民进中央挂名当宣传部长，凡事不闻不问，父亲身为副部长，定期向她汇报工作。这本是官僚程序，而他却另有特殊使命，那就是“监视”谢冰心，设法套出心里话。父亲每隔两三周登门拜访，电话先约好，一般都在下午，饮茶清谈。回家后给组织写报告，记录谈话内容。
我好奇的是，作为“卧底”，他能得到什么重要情报呢？父亲摇摇头说，谢冰心可不像她早期作品那么单纯，正如其名所示，心已成冰。每次聊天都步步为营，滴水不漏。只有一次，她对父亲说了大实话：“我们这些人，一赶上风吹草动，就像蜗牛那样先把触角伸出来。”看来她知道父亲的特殊身份，试图通过他向组织带话—别费这份儿心思了。
那是深秋之夜，夜凉如水，后院传来阵阵虫鸣，冰箱嗡嗡响。我劝父亲把这一切写出来，对自己也对历史有个交代—这绝非个案，而是制度性的普遍现象。他点点头，显然有所顾虑，说再想想。这事就此搁置，再未提起。
70年代初我开始写诗。父亲从湖北干校回京休假，说起谢冰心留在北京，仍住民族学院宿舍。父亲回干校后，我独自登门拜访。一个瘦小的老太太开门，问我找谁，我说我是赵济年的儿子，特来求教。她先把我让进客厅，沏上茶。她丈夫吴文藻打个招呼就出门了。谢冰心满脸褶皱，但眼睛异常明亮。我坐定，取出诗稿，包括处女作《因为我们还年轻》。此后她还专门写了首和诗《我们还年轻》，副标题是“给一位年轻朋友”。或许由于诗歌与青春，她对我，一个“密探”的儿子毫无戒心。也正由于此，与父亲相反，多年后我把她卷进一个巨大的漩涡中。环环相扣，谁又能说清这世上的因果链条呢？
父亲，你在天有灵，一定会体谅我这样做。那天夜里我们达成了默契，那就是说出真相，不管这真相是否会伤害我们自己。
北岛：诗人，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
父亲（下）
回望父亲的人生道路，我辨认出自己的足迹，亦步亦趋，交错重合——这一发现让我震惊 北岛 九
父亲说：“人生就是个接送。”
1969年无疑是转变之年。那年开春，我被分到北京六建公司当工人，接着弟弟去了中蒙边界的建设兵团，母亲去了河南信阳干校，秋天妹妹由母亲的同事带到干校，父亲留守到最后，年底去了湖北沙洋的干校。不到一年工夫，人去楼空，全家五口分五个地方，写信都用复写纸，一式四份。
“头天晚上我们全家五个人，到新街口牛奶店要了牛奶和点心，算是给他送行。第二天，他离开家，我们都送到大门口。我还想再看他一眼，知道他在崇元观上车，便在他走后不久，搭无轨电车赶到那里，我看见他在等车，没跟他打招呼，只是在远处看他上车后才回家，我的眼眶湿润了。”（摘自父亲的笔记）
我在河北蔚县工地开山放炮，在山洞建发电厂。那年夏天收到父亲“珊珊病速归”的电报，我请了假，从老乡家买来新鲜鸡蛋，搭工地运货的卡车赶回北京。珊珊连发高烧，诊断为风湿性关节炎，我一到家烧就退了。
那一周像是偷来的。北京城空荡荡的，北海公园更是游人稀少。我们划了船，照了相，在漪澜堂吃午饭。父亲喝了瓶啤酒，微醺地对女服务员说，这是我儿子女儿，你看我多福气。
每年12天法定探亲假让我沉闷的生活有了奔头。第二年我独自从河南去湖北，那时父亲从干校下放到农村，住在老乡家。
“我匆忙赶回住处，远远看见振开蹲在池塘边给我洗衣服。第二天，我和振开在一家小饭馆吃饭，我独自把振开带来的三个肉罐头全都吃光了。振开看我这样狼吞虎咽，觉得我可怜，他虽然没说什么，但我看得出来。”（摘自父亲的笔记）
1971年深秋，父亲独自回京。那天晚上，我备了几道小菜，爷俩边喝边聊。我提到“九一三事件”，越说越激动，父亲随声附和。我们都醉了，隔着书桌昏睡过去。第二天早上，我醒来，发现父亲呆望天花板，很久才开口，再三叮嘱我不要出门乱说，免招杀身之祸。由于酒精的作用，父子第一次结成政治同谋。
1972年春节，全家在北京团聚。我把《你好，百花山》一诗的初稿拿给父亲看。没想到他责令我马上烧掉，其中一句“绿色的阳光在缝隙里流窜”把他吓坏了。我看见他眼中的恐怖，只好照办。决心再也不把自己的作品给他看。
十
1972年，父母先后从外地回到北京，母亲随父亲一起调到沙河的干校，在医务室工作，珊珊留在湖北，在襄樊地区某军工厂当技术员。
父亲那年五十整，年富力强，每天都干农活儿。周末父母回家休假，弟弟在北京泡病号，空荡荡的家顿时显得拥挤了。我的朋友三教九流，穿梭如织，让父亲眼花缭乱，尤其像彭刚、姜世伟（芒克）这样的“先锋派”，就跟外星人差不多。除了史康成和刘羽等个别人例外，几乎全吃过闭门羹。一提到父亲，他们都条件反射般伸舌头。
彭刚为我临了列维坦的油画《湖》，钉在我床铺上方。彭刚的列维坦与19世纪俄罗斯画风无关，基调变成赭灰色，是典型的表现主义作品，跟他眼神一样处于半疯癫状态。
家里地方小，父亲像笼中狮子踱步，每次经过那画都斜扫一眼，甚至能感到他由于恐惧与愤怒所致的内心的颤栗，看来彭刚的列维坦深深伤害了他——现代派风格与现实世界格格不入。一天晚上，父亲终于爆发了，他咆哮着命令我把画摘下，我不肯，他一把从墙上扯下来，撕成两半。旁边正好挂着我叔叔赵延年为父亲作的墨线肖像画，礼尚往来，我狠狠摔到地上，镜框碎裂。
每次争吵，往往以同样的方式告终——他打开大门叫喊：“这不是你的家，给我滚出去！”如果泡病号回不了工地，我就到史康成或刘羽家打地铺，最后由母亲出面调停，把我劝回家。
1975年夏和父亲大吵后，一怒之下我和刘羽上了五台山。十天后回家，珊珊从湖北回北京出差。我们兄妹俩感情最深，不愿让她为家庭纠纷烦恼，我尽量瞒着。可在她逗留期间，我和父亲再次冲突。待平息下来，夜已深，我和珊珊在厨房，相对无言。她沮丧地靠着墙，我依在水池上，水龙头滴滴答答淌着水。
“人生就是个接送”，总有最后一次。那次为珊珊送行，由于无轨电车太挤太慢，赶到北京站只剩十分钟了。我们冲向站台，好歹把行李塞进货架，车厢哐当摇晃，缓缓移动。隔车窗招手，几乎没顾上说句话。谁想到竟成永别。
1976年7月27日晚，我在传达室接到长途电话，得知珊珊因游泳救人失踪的消息，连夜骑车去电报大楼，打长途电话通知在远郊的父亲和弟弟。第二天凌晨山摇地动，唐山地震。父亲和弟弟中午赶回家，人们都聚在院子里，母亲已处于半昏迷状态。
我和父亲决定立即动身去襄樊，先上楼取随身衣物。我紧跟在父亲后面，磕磕绊绊，几乎连滚带爬上四楼。他老泪纵横，喃喃自语，我冲动地搂住他一起痛哭，并保证今后再也不跟他吵架了。
去襄樊是地狱之旅，不堪回首。
两年后，母亲因长期抑郁患心因性精神病，由我们轮流照看。“一个做母亲的，从痛失女儿到精神濒临崩溃，再到战胜病魔，那得多么坚强、需要多大毅力啊。济年总劝我女儿是为救人而牺牲的，那是以一命救一命。为了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要顽强地活下去。”（摘自母亲的口述记录）
十一
1979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重新开张，父亲从民进调回去，主管国内业务部。他整天飞来飞去，开会调研，忙得不亦乐乎。1980年秋，我结婚搬了出去，与父亲关系有了明显改善。平时各忙各的，周末或逢年过节全家聚聚，吃饭打麻将东拉西扯。80年代是“连接两个夜晚的白色走廊”，虽说阴影重重险象环生，但人们似乎充满希望，直到进入一个更让人迷失的夜晚。
1989年春我离开中国。两年多后，父母带田田去丹麦看我。母亲的腿摔坏了，走路不便，我和父亲轮流推轮椅。父亲1990年退休，明显见老了，身材抽缩，满口假牙。大概互相看不惯，我跟父亲还会闹别扭，但很少争吵，相当于“冷战”。有时出门散步，我故意推着母亲疾走，把他远远甩在后面，回头看他弱不禁风的身影，又心生怜悯，放慢速度。
父亲在国外闹了不少笑话，成为亲友的趣谈。巴黎，一个星期天早上，父亲独自出门摄像。一个白人小伙子很热情，比划着要为他拍摄，摄像机一到手撒腿就跑。父亲紧追不舍，行人们跟着围追堵截，那贼慌了神，一头扎进自己家中。有人报警，警察随即赶到，人赃俱在。最有意思的是，父亲跟着去警察局作证，一个法文词儿都不会，居然完成笔录。原来那台摄像机一直没关上，录下全部过程，包括晃动的大地和贼的喘息。那年父亲73岁。待我搬到加州定居，父母去住过两次。美国乡下生活实在太无聊，我又忙，只能偶尔陪他们出门散心。
自80年代起，我和父亲的地位颠倒过来——他对我几乎言听计从，至少口是心非。我们从未真正平等过，有时我多想跟他成为朋友，说说心里话什么的，但发现这不可能。
其实，几乎每个中国男人心中都有个小暴君，且角色复杂：在社会上基本是衙役顺民，不越雷池一步，“人阔脸就变”，对手下对百姓心狠手毒，这在历代造反者身上尤其明显，关键是转换自如，无须过渡；在家中小暴君必是主宰，无平等可言。
直到我成为父亲，才意识到这暴君意识来自血液来自文化深处，根深蒂固，离经叛道者如我也在所难逃。回望父亲的人生道路，我辨认出自己的足迹，亦步亦趋，交错重合——这一发现让我震惊。
1999年年底，盛传世界末日来临。我开车从旧金山回家，夜深，月亮又大又圆，金灿灿，果然有末日迹象。父亲在后座自言自语：“我怎么活了这么大岁数，人生总有个头吧？”
十二
2001年12月2日晚，我搭乘美国联航班机从旧金山抵达北京，享受特殊待遇——专人迎候，专车运送。
病榻中的父亲一见我孩子般大哭，我坐床头紧握他的手，不知如何安慰才好。急中生智，我取出为他买的新款数码相机，终于让技术至上主义者平静下来。但他左手已不听使唤，根本玩不转。
每天访亲会友，晚上回家，我在床头陪他一会儿，把红酒倒进玻璃杯，让他用吸管嘬几口，享受这人世间的那点儿醉意。他摘掉假牙后两腮深陷，目光茫然。他告诉我，他问医生火化疼不疼？他试图用幽默的方式面对死亡。
父亲离世前我获准回去三次，每次一个月。由于强烈的生存意识，他过了一关又一关，最后半年他全面崩溃，只能靠药物维持。第二次脑血栓废掉了语言能力，对他这样话多的人是最大磨难。他表达不出来，就用指头在我手上写，并咿咿呀呀发出怪声。我每天早上做好小菜，用保温箱带到304医院，一勺勺喂他。我多想跟他说说话，但这会让他情绪激动，因无法表达而更痛苦。每回看到那无助的眼神和僵硬的舌头，我心如刀割。
2003年1月11日，星期六，我像往常那样，上午十点左右来到304医院病房。第二天我就要返回美国了。中午时分，我喂完饭，用电动剃须刀帮他把脸刮净。我们都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他舌头在口中用力翻卷，居然吐出几个清晰的字：“我爱你。”我冲动地搂住他：“爸爸，我也爱你。”记忆所及，这是我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这样说话。
第二天早上，我本想在去机场的路上再见他一面，但时间来不及了。坐进机舱，扩音器播放空中小姐软绵绵的声音，马上就要起飞了。我向北京城，向父亲所在的方向，默默祈祷。
北岛：诗人，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
点击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