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北岛访谈

第一篇：《南方都市》北岛访谈

《南方都市报》

北岛访谈——《今天》的故事

南方都市报：在采访黄锐的时候他曾经提到，《今天》的创办跟当时西单民主墙这个大背景有关，是这样吗？

北岛：这还得从“西单民主墙”的形成过程说起。文革结束后，有很多外地人到北京上访，他们在文革中受到了种种不公正的待遇。上访高峰期仅在北京就有几十万人。国务院有个上访接待处，每天挤满了人，上访者大都露宿街头。那时长安街在西单地段北侧有一段灰色砖墙，成了上访者张贴申冤及个人诉求的大小字报园地，其中也有提出普遍政治与社会诉求的文章。到1978年底，一些非官方的报纸刊物开始出现（首先张贴在这墙上），其影响逐渐扩展到全国主要城市。这就是“西单民主墙运动”（简称“民主墙”）。

在这些报纸刊物中，比较出名的有《四五论坛》、《北京之春》、《人权同盟》、《探索》、《今天》、《沃土》，还有青岛的《海浪花》、贵州的《启蒙》等。《今天》是最早出现在“西单民主墙”上的民刊之一，也是其中唯一的一份文学刊物。它于1978年12月23日创刊，除了“民主墙“，同时张贴在北京的政府机构文化出版单位和大学。

南方都市报：那时，政府对民主墙的态度是怎样的？

北岛：邓小平最初是非常支持的。1978年11月某个晚上，一个加拿大记者在人民大会堂刚被邓小平接见后，来到“民主墙”。没有麦克风，他就通过人声一层层向外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邓小平说民主墙是个好东西”。我当时也在场。显然，民主墙最初得到官方某种程度的认可。大约在中越边界冲突后，邓小平对民主墙的态度完全变了，提出严厉的批评，于是民主墙被迁到月坛公园的指定地点，随即被关闭，而“民主墙”最终被拆除，就像被强行抹掉的一段历史记忆。它前后存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

南方都市报：当时民主墙每天都有很多人围观吗？

北岛：那是很壮观的场面，现在还可以找到当年人们围观手抄的老照片。那时都是靠手抄，抄大小字报和民间报刊，当然也包括《今天》在内。

南方都市报：就是说，《今天》的出现跟当时包括民主墙在内的整个政治、文化环境的宽松有很大的关系？

北岛：是的，《今天》问世无疑和国家的大气候有关。1976年是多事之秋：“四五运动”、唐山大地震、“三巨头”去世、“四人帮”被捕，最终是邓小平上台，推行改革开放的国策。从1978年下半年起，中国的政局明显得变得宽松多了。中国人是有特殊嗅觉的动物，任何微妙的变化闻都能闻出来，于是蠢蠢欲动。

南方都市报：你当时跟芒克、黄锐提出创办《今天》，有什么具体的原因触动吗？

北岛：这要说起来得追溯到北京的地下文学运动。六十年代后期，即红卫兵运动的高峰期就有人开始写诗了，比如食指（原名郭路生）。六十年代末，“上山下乡”运动把大家一下抛到了社会底层，生活的动荡加青春的苦闷，使年轻一代从书本和写作中寻找精神的出路。而食指的的风格正好与此契合，他的诗歌在全国范围内被广为传抄。

那时候，每年冬天农闲，年轻人都纷纷回到北京，互相交换书籍，很多人开始写作，形成了大大小小的文学文化沙龙。当时北京有一个比较大的沙龙，女主人徐浩渊是个传奇人物。“文革”期间，她曾装成乞丐到农村去了解农民的生活，又因反江青坐过两次牢。七十年代初，她周围聚集了一批诗人艺术家，包括依群彭刚等人，还有根子（原名岳重）多多、芒克，他们三个都是被称为“白洋淀诗派”的代表人物。

类似的沙龙在北京不少。我所在的沙龙比较小，以我们三个同班同学为主，聚在一起读书讨论，交换作品。后来这些沙龙不断交错重组。比如，我通过刘羽认识了芒克，再通过芒克认识了彭刚，他是画家。就这样一圈一圈，大家串在一起。当年多多和芒克两人就像要交换决斗的手枪一样，每人年底要各自拿出一本诗集，看谁写得好。后来因受到警察的“围剿”，许多作品或遗失或被没收了。

南方都市报：就是说这种沙龙还是受到限制的？

北岛：何止受到限制，当时可得冒着危险，弄不好进大狱。徐浩渊的沙龙很早就被警察查抄了，她弟弟坐了牢。说到北京的地下沙龙，赵一凡是个重要人物。他父亲是文字改革文员会的头头之一。他从小瘫痪，才气过人，三岁读《红楼梦》，五岁读鲁迅，八岁就自己写书出版了。从他那里我们借到了很多“黄皮书”。还有他精力过人，什么都抄，很多地下文学作品因此幸存下来，后来得以发表在《今天》上。比如依群的诗，甚至连本人都没有了，是赵一凡提供的抄本。

从1969年到1978年，经过近十年的准备期，地下文学趋向成熟，其中以诗歌的成就最高。地下也流传过不少小说，比如《九级浪》、《第四次慰问》、《当芙蓉花盛开的时候》等，和诗歌相比就显得弱多了。

南方都市报：《今天》就在这些手抄本的基础上产生？

北岛：记得有一次我跟彭刚、芒克喝酒时说过这样的话“将来有一天中国出现自由化运动，我们一定要站出来为之献身”。这是读了屠格涅夫的《罗亭》后有感而发的。我们一直在等待机会。1976年以前中国社会极度黑暗，看不到希望，看不到我们的作品发表的可能。1978年政治上的松动终于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关键是我们能够做些什么。

记得那是1978年初秋一个晚上，我和芒克、黄锐在黄锐家的小院里喝了点儿白酒，我们常在那里聚会。我提议说，我们应该办个文学杂志，现在是时候了。他们立即响应说好，于是说干就干。

南方都市报：开始就你们三个？

北岛：那时我们另有个文化沙龙（与同班同学的沙龙不同），常在一起聚会郊游。我们把这个计划跟大伙儿说了，全都认可。于是开始定期开会商量，比如讨论稿件、起刊名、找印刷设备。那时印刷设备是由国家统一控制的，一般人借不到。从九月到十二月，我们不停地奔忙。至于稿件，诗歌积攒了十年了，绰绰有余。当时我通过蔡其矫认识舒婷，一直保持通信联系。写信征得他们的同意后，我选了蔡其矫和舒婷的诗。舒婷其中一首诗原题为《橡树》，根据上下文，我觉得加上“致”字效果会更好，于是改成《致橡树》，都没跟她商量。蔡其矫的笔名“乔加”也是我顺手起的。当时缺的是小说和评论，我赶写了一篇，发在创刊号上，此后我几乎每期都写一篇。

南方都市报：大家都自己动手写？

北岛：也有外来稿，比如马德升的短篇《瘦弱的人》。他是通过朋友介绍来的，最初我们想发表他的一幅木刻，他也给了这篇小说。我们都觉得小说不怎么理想，先由黄锐改了一稿，芒克改了一稿，最后我又改了一稿，改得面目全非，把他气坏了，写了一封抗议信。那时我们还不懂得尊重作者，得慢慢学。马德升从创刊号起就加入《今天》，帮我们印刷他的木刻作品，要印好几百份。他拄着双拐穿过冰天雪地，帮忙干活。

南方都市报：你们最早在哪里印制《今天》？

北岛：在我们成员中有个叫陆焕兴的，原来是北汽的技术员，后来当过分厂副厂长，现已退休。他家那时在一个“三不管”地区，是亮马河边的小村子，与三里屯使馆区遥遥相望，估计早就不在了。陆焕兴和他妻子在那儿租了间小屋，也就六、七平方米吧。他妻子叫申丽灵，多才多艺，有副好嗓子。她父亲是民盟的元老，文革时全家被遣返回山东原籍，她在北京上访多年，与陆焕兴成家。自七十年代中期起，他们家成了聚会的中心，喝酒、唱歌、聊天，通宵达旦。这群人后来成了《今天》的骨干。

其中有两位值得一提，张鹏志和孙俊世，他们既博学又能干，对《今天》创刊起过重要作用。尤其是陆焕兴，他把自己的小家腾出来印刷，那要冒多大风险啊。说起他的小家真是令人怀念。他们常备几个小菜，大家带酒去。申丽灵没有北京户口，大家每月给她凑点儿粮票什么的。我们当时过的就是一种共产主义式的生活。那小村子没人管，闹得多晚都没事儿。我的一首诗《走吧》，就是给陆焕兴过生日即兴写的。

南方都市报：纸怎么来的？

北岛：这也是个小插曲。大家都没钱，当时芒克在北京造纸厂工作，黄锐在工厂宣传科打杂，每人每天“顺”一些，积少成多，所以《今天》创刊号的纸张颜色都不一样。这可以算一种时代特色吧。

南方都市报：第一期全是用手工刻吗？

北岛：是的，第一期完全是手刻蜡板。当时很难找到油印机，我还为此找过北京医学院团委的张辛欣。直到最后一分钟，谢天谢地，不知道黄锐从哪里弄来一台很破的油印机。我们七个人在陆焕兴家里轮流倒班，谁累了就睡一会儿，醒了接着干。有的刻版，有的印刷。最初由于技术差，没印多少，蜡纸就起褶破了，还得重刻。正当我们印刷《今天》时，北京下了场大雪。从12月20号起，我们在小屋里整整干了三天三夜，吃的是炸酱面。22号晚终于完工了，大家决定好好吃一顿，庆祝一下。

我们骑车来到东四的一家饭馆（那是北京极少数夜间营业的饭馆之一），点了几个菜，要了瓶白酒。席间决定由陆焕兴、芒克和我第二天去张贴《今天》。那是要冒点儿风险的。酒后有点儿伤感，告别时还有人落了泪，真可谓“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第二天早上我们三个从我家出发。买糨糊太贵，我就用面粉放在铁桶里熬。随后我还把我们骑的三辆自行车的牌照号码都改了。

南方都市报：怎么改呢？

北岛：很容易，用白色水粉在原号码上添加几笔就行了。比如中文数字的“零”是扁圆形，中间加个小八就改成四；在“二”中间加一横就改成“三”。1976年“四五”运动中，警察就是通过抄自行车牌号抓人的。吸取教训，我们先把自行车牌号改了。

12月23日我们先在市内转了一圈，在民主墙、中南海、天安门广场，文化部、人民文学出版社、《诗刊》、《人民文学》等处张贴。第二天去的是大学区，包括北大、清华、人大、师大等。

南方都市报：有受到阻拦吗？

北岛：在人大张贴时，学校保卫组出面阻拦，争吵后我们照贴不误，据说我们走后就被揭掉了。其它地方都挺顺利的。

南方都市报：你们贴了以后听到反馈了吗？

北岛：其实除了人身安全外，更让人担心的是我们的作品是能否会为人们所接受。在工农兵文艺的一统天下，这类文学作品已绝迹很多年了。于是我们混到围观的人群中观察读者的反应。在张贴时附有一张白纸供大家留言，没想到留言中90%都是肯定的，甚至有人留下地址姓名，希望和我们联系。后来成为《今天》核心成员的周楣英就是这么跟我们联系上的。

南方都市报：第一期的封面是怎样的？

北岛：都是黄锐设计的。原来第一期封面不是现在看到的样子。它是油印的，在栅栏围住的窗口中有“今天”的字样。因为蜡版刻印的效果不好，封面不够醒目。从第二期起，徐晓弄来学生会介绍信，在印刷厂制成铅印封面，即那个天蓝底色青年男女奋进的设计，后来我们用这个铅印封面重印了创刊号。

南方都市报：“今天”这个名字是怎样来的？

北岛：是芒克起的。在一次筹备会上，说起刊物名字，大家苦思冥想，排出一大串，都不合适。芒克灵机一动，提议叫“今天”，大家都觉得好，既新鲜又有某种紧迫感。我后来向冯亦代请教《今天》的英文译名，他说，“TODAY”不好，接着他跟他太太查字典，把“TODAY”改成“The Moment”，强调时代的紧迫感。《今天》创刊号的英文是The Moment。到第二期重新设计封面时，黄锐还是改成“TODAY”。

去年年底在澳门举办的中国文学讨论会上，有个复旦教授在发言中，试图把“今天派”归入“伤痕文学”的范畴中，让我很愤怒。像这样的学者就是白吃干饭的，睁眼说瞎话，连最基本的事实都不顾。我提醒他说，《今天》在创刊号上就已发表了评论文章《评<醒来吧，弟弟>》，副标题是“醒来吧，刘心武”。可见我们从一开始就对“伤痕文学”极其反感，要跟它划清界线。物证俱在，而历史还是被悄悄篡改了。

南方都市报：你们是从文学价值的角度来说吗？

北岛：从各种角度来说都有问题。首先，“伤痕文学”根本不是文学，而是另一种宣传代用品——把文学当成控诉。再说，文革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事件，怎么可能一夜之间全都成了受害者呢？所谓“伤痕文学”就是工农兵文艺的变种。

南方都市报：第一期之后编辑部就发生了分裂？

北岛：很多民刊像雨后春笋般出现，大家都面临着生存危机：一旦受到钳制该怎么办。于是达成共识，由各个刊物派代表成立“联席会议”，互相支持。1979年1月底，通过联席会议协调，各个刊物在“民主墙”前搞了一个公开演讲会。那些政治性刊物，诸如《探索》、《人权同盟》，言辞非常激烈，矛头直指官方意识形态。当天晚上，在《今天》内部大家吵了起来。刊物何去何从：到底坚持纯文学立场，还是要卷入到民主运动中去。

当时代表《今天》在联席会议签字，同意参加集会的是芒克，反对的人要求芒克发表个人声明，贴到“民主墙”上，说明他无权代表大家签字。但我坚决反对，觉得事到临头，只能扛，不能落井下石，于是提出一个解决方案：要么反对者留下来办《今天》，我们退出；要么他们离开，由我们办。那天晚上除了三个发起人，即芒克、黄锐和我，其他人都离开了。我们从读者留言上的联系地址，并通过朋友介绍找到了一批新人，他们后来成了《今天》骨干。

南方都市报：你们做杂志的详细情形是怎样的？

北岛：现在提到一本杂志，你不会想到它是手工劳动的结果。但那时候《今天》编辑部就是个名副其实的作坊，从刻蜡版到油印，从折页到装订，全部是手工的，永远有干不完的活。《今天》分成两个部分，一是比较松散的作者队伍，每月定期开作品讨论会。每个人念完自己的作品，大家讨论，提出修改意见。讨论会通常在《今天》的成员赵南家，他家房子开间较大，而且有院子，最多的时候有四、五十人来参加作品讨论会，很多是大学生，后来有人也成了作家。另一部分是就是我说的作坊，在北京东四14条76号，那是编辑部所在地。

南方都市报：是刘念春的家吗？

北岛：对，是他们哥俩的家，后来他们都搬出去住了，被我们喧宾夺主。那是大杂院中的一间半小平房。芒克和当时的女友毛毛住里屋。从早到晚，来帮忙干活的人络绎不绝，各行各业的人都有，护士、售货员、大学生、工人、待业青年等等。那个圈子有两个重要人物，一个周楣英，是徐晓的丈夫，后因病去世。还有一个是鄂复明，他是《今天》的大管家，包括印刷财务订阅邮寄，事无巨细。那个以作坊为中心的圈子鲜为人知，而正是由于他们的献身精神，《今天》才得以存活下来。

南方都市报：那些不搞创作的人去那里做什么呢？

北岛：很多人喜欢文学，但不一定非得写作。那是一种很独特的生活方式，大家在一起边干活边聊天，讨论包括文学在内的各种问题。到吃饭的时候，大家掏腰包凑钱凑粮票，做一大锅炸酱面。记得我的《回答》在《诗刊》发表，我拿到九块钱稿费，马上到附近饭馆请客，不够，大家再凑凑。那是一种共产主义式的生活。其中很多人回忆起来，都觉得那是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南方都市报：你们还举办过一些诗歌朗诵会是吗？

北岛：1979年4月8日，我们在玉渊潭公园举办了第一次诗歌朗诵会，同年10月21日在同一地点举办了第二次。每次开朗诵会前我们都向有关部门申报——和出版《今天》一样，我们从一开始就争取合法出版，但无人理会。朗诵者中还有陈凯歌，他当时还是电影学院的学生。他曾在《今天》发表过小说，也是《今天》在北京电影学院的代理人，每期刊物都由他在那儿张贴出售。

南方都市报：当时去参加朗诵会的人多吗？

北岛：第一次朗诵会正赶上刮大风，但还是有四、五百个听众。第二次有近千人参加，那是“民主墙”被关闭后，民主运动处于低潮。

南方都市报：那么多人的话朗诵也听不到啊？

北岛：鄂复明是我们的技术专家，他用蓄电池连上话筒和录音机，再把喇叭挂在树上。虽说扩音效果不怎么样，但聊胜于无。黄锐用白床单画了幅抽象画，挂在两棵树之间，作为幕布。我们因地制宜，用一个天然土坡做舞台。可惜像这样珍贵的时刻，没有录音录像保存下来。

南方都市报：观众当时能听得懂你们那些诗歌吗？

北岛：那时似乎没有听懂不听得懂的问题。那个时代不一样，整个社会气氛非常开放：往往越是异端的东西，越被接受。

南方都市报：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卖《今天》的呢？

北岛：从第二期起，我们就在民主墙公开出售。先把刚出版的那期张贴在民主墙上，顺便贴个广告，告知出售《今天》的时间。到时候大家就排起队来。另一个销售渠道就是征订，最多的时候订户有六七百，除了西藏，全国各省都有。每期印一千册，每本卖五毛到七毛不等。韩少功曾说起，他有一次到北京参加我们的作品讨论会，用他一个月工资买了几十本《今天》，带回去送给湖南的朋友们。后来我们甚至略有盈余，除了维持杂志的运转，还能养活为了办《今天》而辞职的芒克。

南方都市报：《今天》后来一共办了多少期呢？

北岛：前后两年内共出版了九期，还有四本丛书。

南方都市报：你们的印刷设备有没有得到更新呢？

北岛：随着财政情况好转，我们让芒克到外省出差，买回一台滚筒式半自动油印机，对我们来说是技术革命。滚筒式油印机不仅速度快多了，而且每张蜡纸的印数也大大增加了。

南方都市报：当时《今天》编辑部还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很多人？

北岛：东四14条76号就像个民间的文化中心，吸引着全国各路人马，形形色色，什么怪人都有。有时候挺烦人的，我担心公安局借此给我们找麻烦。

有一阵子，芒克老总是带领着一群女孩子出去喝酒，让我感到不安。在一次编辑部会议上，我提议成立纪律检查小组，由会“大乘拳”的刘念春担任组长，主要是针对芒克的，因为他是“花花公子”，呵呵。我们还通过决议，明确规定《今天》编辑部成员之间不许谈恋爱。主要考虑谈恋爱有可能被当成流氓团伙。这显然受到革命的铁血纪律那老一套的影响。在那两年中，《今天》成员之间果然没人谈恋爱，直到《今天》散伙后周楣英才和徐晓结合。我想当时少男少女之间难免有非分之想，可受限于清规戒律，只能藏在心里。那种革命时期的爱情，没有结果或许反倒是好事。

南方都市报：后来《今天》是怎样被解散的？

北岛：1979年秋天，“民主墙”被拆除后，很多杂志都自动停办了，比如《沃土》，一听风声不对就关了。我们一直坚持到了1980年9月。显然关于“民主墙”上层也有分歧，据说胡耀邦跟《北京之春》的关系很密切。《中国青年报》曾派内参记者和民刊接触过，写过比较正面的报道。这在民刊中燃起过一线希望。

1980年9月，作为《今天》的联络人刘念春接到公安局通知，命令我们停办。我们改头换面，成立了“今天文学研究会”，把《今天》化整为零，变成内部交流资料，出了三期。这样又拖了三个月，同年12月我们接到更加严厉的警告。整个局势变得越来越险恶，“山雨欲来风满楼”。为了保护作者和编辑部成员，我们做出解散的决定。此前我们给北京文艺界的名人发了一两百封呼吁信，希望得到他们的回应，但只收到萧军的回信，表示支持。为此我和芒克专门找过萧军，才发现他对《今天》一无所知，由于糊涂加热情才写的回信。

南方都市报：《今天》解散后你受到影响了吗？

北岛：1981年年初，中共中央发了一个关于清理民刊的九号文件，几乎所有民刊的头头都一网打尽。我当时在《新观察》杂志当编辑，《新观察》隶属中国作家协会。九号文件下来后，公安局找到作家协会，对我施压，希望我写检查交代问题，被我拒绝了。《新观察》主编是戈扬，副主编是杨犁（后为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前两年我才听杨犁的儿子杨葵说起，原来当年是杨犁替我写了份检查，才幸免于难。

南方都市报：那后来有没有让你辞职呢？

北岛：没有，但让我停职反省。在《新观察》呆了半年多，不许工作，自己也觉得无趣，后来通过朋友调到了外文局的《中国报道》，那是对外宣传的世界语刊物。此后在外文局呆了四年多，直到1985年。1983年，我在外文局成了“反精神污染运动”的批判对象，再次停职反省。

南方都市报：成为“反精神污染运动”批判对象是由于《今天》的关系吗？

北岛：跟《今天》没有直接关系。“反精神污染运动”开始以后，雷抒雁化名“芦丁”写了篇批判文章，把我的一首爱情诗《彗星》进行政治解读。我成了文化部的整顿重点。有一年多的时间禁止发表作品。那时候我家朋友来往多开销大，我只好化名搞翻译，写散文、传记，赚点外快，以贴补家用。

南方都市报：化名什么呢？

北岛：艾珊、石默、李平等。熬到1985年，我在单位实在呆不下去了，就调到昌平县的一个乡镇企业。在那儿呆了大半年又混不下去了，后来索性成了自由职业者。1987年春我去了英国，在大学当访问学者。

南方都市报：“朦胧诗”的争论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北岛：始于1980年。最初是因为“九叶派”诗人杜运燮的一首诗，有个叫章明写了篇批判文章《令人气闷的“朦胧”》。

南方都市报：当时还不是针对你们的？

北岛：后来公刘写了《新的课题》，谈到顾城的诗，慢慢引发了一个全国性关于“朦胧诗”的争论。但奇怪的是，没有人提到《今天》，因为它被当时的审查制度完全过滤掉了。这么多年过去了，人们开始把“朦胧诗”还原为“今天诗”，为历史正名。

南方都市报：争论的结果呢？

北岛：从现在的角度来看，这个争论并没什么意义，可能唯一的意义就是让“今天诗”更深入人心了。当时有三个人为之辩护，分别是谢冕、孙绍振、徐敬亚，写了三个“崛起”的文章，后来他们因此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压力，特别是徐敬亚，压力最大。

南方都市报：你在创办《今天》之前就写《回答》了吗？

北岛：对，史保嘉有一篇回忆录《诗的往事》，收入《持灯的使者》一书，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她在文章中引用了这首诗的最初版本，写于1973年，我自己都没留底稿。

南方都市报：1973年就写了，为什么说《回答》的写作跟“四五运动”有关呢？

北岛：我最后一次修改是1978年，为了《今天》创刊号，也就是人们现在看到的版本。后来在《诗刊》发表时，为安全起见加上“1976年”，故人们认为与“四五运动”有关。

南方都市报：定稿跟初稿差别大吗？

北岛：差别不小，初稿虽说比较个人化，但无疑与当时社会的高压有关，更愤怒也更绝望。

南方都市报：1973年你是做工人对吗？

北岛：我从1969年到1980年，做了十一年的建筑工人。第一期《今天》出版后，我送给邵燕祥一本。他很喜欢《回答》，还有舒婷的《致橡树》，问我能不能把它们发在《诗刊》上，我说当然可以，他就在1979年《诗刊》三月号发表了《回答》，四月号发表了《致橡树》。《诗刊》当时的发行量有上百万份，这两首诗借此广为流传，造成全国性影响。对这个问题我们内部有争论：芒克反对《今天》的诗歌在官方刊物发表，而我认为应尽可能扩大影响，包括借助官方刊物的传播能力。

南方都市报：你后来意识到它的影响是什么时候呢？比如很多人写信给你吗？

北岛：在1979年《今天》第一次朗诵会上，陈凯歌朗诵的就是这首诗。当时很多人喜欢这首诗，在我看来是表达一种反叛精神，与时代的转折有关。我理解人们的这种阅读期待。但我并不认为这首诗是我的代表作。

南方都市报：为什么呢？

北岛：它属于我诗歌写作的某个阶段，比较幼稚比较简单化的阶段。由于这首诗黑白分明、朗朗上口，所以易于传播。说到底，它源自我们上一代的革命诗歌，立场不同，但方式方法语调修辞是基本一致的。

南方都市报：特别是前两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有些人就认为它很像革命时期的口号或者标语。

北岛：不只这两句，其实整首诗都有这个问题。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张闳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北岛或一代人成长的小说》。在他看来，《回答》和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之间，有着回声般的对应关系。说得有道理。《回答》中的反抗者如同镜像中的主宰者。问题是谁有权代表谁来宣告呢？这里有一种僭越的危险。一不留神，反抗者就转变成了主宰者。历史上这种事儿还少吗？

直到现在出门参加活动，中国听众还总是坚持要我朗诵《回答》。我觉得他们都被冷冻在那个时代了。如果诗人往前走的话，就只能不管不顾，越走越孤独。

南方都市报：很多人可能就读过你的这首诗，对你的印象也已经固化了。

北岛：就像给牲口盖上烙印，永远摆脱不掉。其实我的诗风自八十年代初起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更加内省多变，而一般的读者没有耐心去跟踪这种变化。这就像里尔克说的，“一个人的名誉是所有误解的总和”。

南方都市报：“今天” 派一开始写的就是比较现代的诗，这种资源是哪里来的呢？

北岛：坦率地说，我们的诗歌只有两个直接的传统资源，一个是革命主义诗歌，一个是毛泽东的古体诗词。而后来汇进来的西方现代诗歌，由于当时不懂外语只能依赖译文，使这一资源变得非常有限。我们开始写诗，多少有一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悲凉感。是青春和社会高压给予我们可贵的能量。

如果把《今天》的历史放在一个大背景中看，首先要看到它与中国文化传统之间的重大偏离，文化革命成了推进这一偏离的动力。《今天》的重要成员几乎都是青年工人，有人半开玩笑地说：“《今天》是工人教育知识分子的运动”；而知识分子作为群体当时在精神上已被彻底打垮，无力载道，致使文化传统的链条断裂。无知者无畏，正是一批没受过多少正规教育的青年人敢领风气之先，在历史的转折时刻闯出条新路。“为有源头活水来”，这是中国文学的可悲之处，又是幸运之处，纵然有种种缺憾，毕竟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毫无疑问，从“五四运动”发端的中国新诗，到七十年代末异军突起，我相信这一影响会持续很多年。

南方都市报：在受到西方文学的多年熏陶以后，再回头去看当年的那些作品，你会觉得不满吗？

北岛：虽说我们的传统资源不多，但参照系可非常复杂，很难简单用西方文学作为唯一的参照系。比如，和台湾的现代诗歌相比，大陆现代诗歌由于历史语境不同，所产生的结果完全不同。“今天派”诗歌靠造反起家，它造了老祖宗的反，造了革命诗歌的反，等于也造了自己的反，自然对西方文学也并非那么毕恭毕敬。对文学史家来说，关于“今天派”产生的原因，以及和中国文学传统的关系、和近代史及革命的关系，和文革的关系，都是有待深入研究的题目。

南方都市报：1990年《今天》复刊是什么回事？

北岛：当时有一大批中国作家滞留在海外，比如李陀、查建英、刘索拉、高行健、陈迈平等，于1990年春天到奥斯陆开会，大家一致同意恢复出版《今天》，为海内外的中国作家提供一个共同的园地。同年8月《今天》复刊号问世。1991年夏天，我们在美国爱荷华召开编委会，决定调整方向，把《今天》办成一个跨地域的汉语文学先锋杂志。除了发表文学作品外，《今天》也支持那些边缘化的文化艺术，让中国文化的香火不断。《今天》近些年陆续推出各种专辑，包括“中国实验戏剧专辑”、“中国独立电影专辑”、“新纪录片运动专辑”、“香港文化专辑”等。

复刊后的《今天》困难重重，比如孤悬海外、资金短缺、稿源不足，编辑分散，发行渠道不畅等。但《今天》坚持下来，在海外一办就是18年，一期都没拖过，而它在当今更加显示了坚持的意义：它是卡在权力与金钱合谋的全球化喉中的一根刺。

南方都市报：目前新《今天》情况怎样呢？

北岛：新《今天》和老《今天》的历史语境完全不同。如果说老《今天》是揭竿而起的话，新《今天》一度是孤掌难鸣。但它总算耐得住寂寞。寂寞18年，算得上是一种修行吧。但新老《今天》是一脉相承的，正如我在《今天》25周年纪念活动开幕式上所说的：“我要特别强调的是，一个民族需要的是精神的天空，特别是在一个物质主义的时代。没有想象与激情，一个再富裕的民族也是贫穷的，一个再强大的民族也是衰弱的。在这个意义上，《今天》又回到它最初的起点：它反抗的绝不仅仅是专制，而是语言的暴力、审美的平庸和生活的猥琐。”新《今天》已走出低谷，绝处逢生，关于它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嘘堂

发表于 2008-6-19

第二篇：北岛经典语录

北岛经典语录

1、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死无报应.2、即使没有一个字,呼吸也会在山谷里,找到共同的回声.3、我们没有失去记忆,我们去寻找生命的湖.4、一切希望都带着注释,一切信仰都带着呻吟;一切爆发都有片刻的宁静,一切死亡都有冗长的回声.5、以太阳的名义,黑暗在公开地掠夺.沉默依然是东方的故事.人民在褪色的壁画上,默默的永生,默默的死去.6、这普普通通的愿望,如今成了做人的全部代价.7、一生中,我曾多次撒谎.却始终诚实地遵守着,一个儿时的诺言.因此,那个与孩子的心不能相容的世界,再也没有饶恕过我.8、在我倒下的地方,将会有另一个人站起.9、生活是一次机会,仅仅一次.谁校对时间,谁就会突然衰老.10、到处都是残垣断壁,路,怎么从脚下延伸.11、渴望燃烧,就是渴望化为灰烬.12、自由不过是,猎人与猎物之间的距离.13、这不是告别,因为我们并没有相见.尽管影子黑和影子,曾在路上叠在一起,像一个孤零零的逃犯.14、历史从岸边出发,砍伐了大片的竹林,在不朽的简册上写下,有限的文字.15、在大地上画出果实的人,注定要忍受饥饿.栖身于朋友中的人,注定要孤独.16、故去的,才会得到确认.17、没有长长的石阶通向,那最孤独的去处;没有不同时代的人,在同一条鞭子上行走.18、竹蔑般单薄的思想,编成的篮子,盛满盲目的毒菇.19、对于世界,我永远是个陌生人.我不懂它的语言,他不懂我的沉默.我们交换的,只是一点轻蔑,如同相逢在镜子中.20、对于自己,我永远是个陌生人.我畏惧黑暗,却用身体挡住了,那盏惟一的灯.我的影子是我的情人,心是仇敌.你走不出这峡谷,因为,被送葬的是你.

第三篇：父亲 北岛

父亲（上）

你召唤我成为儿子，我追随你成为父亲——《给父亲》 北岛

一

九岁那年春天，父亲带我去北海公园玩。回家的路上，暮色四起，带解冻的寒意。沿湖边徐行，离公园后门两三百米处，父亲放慢脚步，环顾游人，突然对我说；“这里所有的人，一百年后都不在了，包括我们。”我愣住，抬头看父亲，他镜片闪光，隐隐露出一丝嘲笑。我虽自幼起常思考死亡，还是无比震惊，很久都没缓过劲儿来。

对父亲最早的记忆来自一张老照片：背景是天坛祈年殿，父亲开怀笑着，双臂交迭，探身伏在汉白玉栏杆上。照片沿汉白玉栏杆剪裁，由于栏杆不感光，乍一看，还以为衣袖从照片内框滑出来。这张照片摄于我出生以前。我喜欢这张照片，是因为从未见父亲这样笑过，充满青春的自信。我愿意相信这是关于他的记忆的起点。

“1949年10月，我们给儿子取了小名‘庆庆’。有了第一个儿子，我们俩都很忙。美利给儿子做小衣服，经常给他洗澡；由于母乳不够，每天还喂几次奶糕。我经常抱他在屋里走来走去，拍他入睡，还变换各种角度给他照相。小家庭有了这个小宝贝，一切都有了生气。”（摘自父亲的笔记）

出生后不久，我们家从多福巷搬到府前街，离天安门城楼很近。每逢国庆，父亲抱着我，和邻居们挤在小院门口，观看阅兵式和游行队伍。最壮观的还是放礼花。次日晨，在小院里捡起未燃的礼花籽，排成长串儿，像点燃导火索，火花五颜六色，转瞬即逝。

有轨电车叮叮当当驶过长安街，府前街有一站。父亲喜欢带我坐电车，到了西单终点站再返回来。非高峰时间，车很空，扶手吊环在空中摇荡。我喜欢站在司机身后，看他如何摆弄镀镍操纵杆。我和父亲管它叫“叮当车”。

过了长安街就是中山公园。父亲在草地铺上床单，让我晒太阳。那儿几乎每周末都放露天电影。让我困惑的是：一放电影，宫墙绿瓦就消失了（被银幕遮蔽），在我看来，电影和宫殿都是真实的。印象最深的是苏联动画片《一朵小红花》，具体情节都忘了，只记得女主角是个小姑娘，为寻找世界上最美的小红花与怪兽（王子的化身）相逢。影片结尾处，她一路呼喊“凯哥哥——”异常凄厉，一直深入我梦中。某周日晚，中山公园重放《一朵小红花》。那天中午，我过度兴奋，怎么也不肯午睡，被父亲关到门外。我光着脚哭喊，用力拍门，待母亲抱我进去，我已睡着了。醒来时夜色朦胧，我们错过了那电影。

二

“庆庆很不愿意上托儿所，每到星期六去接他，总是特别高兴，而星期一早上送回去就难了。有个星期一早上，怎么劝说也没用，我们急着上班，只好骗他说去动物园。快到时他看出是受骗，便大声哭叫，我紧紧抱住他，怕他跳车。到了托儿所门口，他在地上打滚，我只好硬把他抱进托儿所。他看见阿姨才安静下来，含着眼泪说了声‘爸爸，再见！’”（摘自父亲的笔记）

我自幼抵抗力差，托儿所流行的传染病无一幸免。尤其是百日咳，咳起来昏天黑地，彻夜不眠，父母轮流抱我。一位医生说，只有氯霉素才有效。这药是进口的，非常贵，父亲用积攒的最后一两黄金买下十几颗。遵医嘱，每颗去掉胶囊，分成两半，早晚各服一次。那药面特别苦，一喝就吐。父亲对我说，这药特别贵，你要再吐，父母就没钱再买了，这次一定要咽下去。我点点头，咬牙流泪把药咽下去。

我长大后，父母反复讲这故事，好像那是什么英雄业绩。其实这类传说是每个家庭传统的一部分，具有强大的心理暗示，甚至背后还有祖先们的意志——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立功立德立言。

“庆庆出麻疹，住在托儿所隔离室。我们去只能隔着玻璃窗看他，但他也很高兴，比划着手势跟我们交谈。后来听托儿所阿姨说，那天我们走后，他一夜站在床上，通宵不肯睡。”（摘自父亲的笔记）

弟弟刚好相反，他无比热爱托儿所。每星期六父亲接他，他扭头不屑地说：“我不去你们家。”

我年幼时父亲很有耐心，总陪我玩，给我讲故事。他在一个小本子的每页纸上画个小人，每个动作略有变化，连续翻小本子，那小人就会动起来，好像动画片。弟弟妹妹逐渐取代了我，我有点儿失落有点儿吃醋，同时也有点儿骄傲——我长大了。

从阜外大街搬到三不老胡同1号，独门独户。平时父母早出晚归，在钱阿姨监督下，我们按时睡觉起床做功课，只有星期天例外。妈妈起得早，帮钱阿姨准备早饭，我们仨赖在父母床上，跟父亲玩耍。有一阵，我们迷上语言游戏，比如按各自颜色偏好，管父亲叫“红爸爸”“蓝爸爸”和“绿爸爸”，再随意互换，笑成一团。

三

父亲确有不同的颜色。

与父亲最早的冲突在我七岁左右，那时我们住保险公司宿舍，和俞彪文叔叔一家合住四室的单元，每家各两间，共用厨房厕所。夏天，俞叔叔被划成右派，跳楼自杀。他的遗孀独自带两个男孩，凄凄惨惨戚戚，也给我们的生活蒙上阴影。

在我记忆中，父母从那时开始吵架，几乎与俞彪文事件同步，尽管二者并无必然联系。而我坚定地站在母亲一边——她是弱者。父亲发起脾气丧心病狂，形同暴君。说来都是鸡毛蒜皮小事儿，也并非都是父亲的错。比如他喜欢买书，有一次买来一部城砖般的《俄汉大词典》，要说他正学俄文，本无可厚非，但我还是站在母亲一边，立场选择往往是非理性的。

母亲也会被激怒。有一次，父亲把着卧室门叫喊，母亲抄起花瓶扔过去，他闪身躲过，花瓶粉碎。作为惟一的目击者，我吓得浑身发抖，但还是冲到父母中间，瞪着父亲，充满了敌意。这是他万万没料到的，扬起巴掌停在空中。

母亲生病似乎总是和吵架连在一起。每当她卧床不起，我就去附近的糕饼店买一块奶油蛋卷，好像仙丹妙药。走在半路，我打开纸包，打量白雪般溢出的奶油，垂涎欲滴，却从未动过一指头。

一天晚上，父亲认定我偷吃了五屉柜里的点心。我虽以前偷吃过，但那回纯属冤枉。我死不认账，被罚跪并挨了几巴掌。最让我伤心的是，母亲居然站在父亲一边，尽管她暗中护着我，拦住鸡毛掸子的暴打。

红爸爸蓝爸爸绿爸爸，突然变成黑爸爸。

搬到三不老胡同1号，父母吵架越来越频繁。我像受伤的小动物，神经绷紧，感官敏锐，随时等待灾难的降临。而我的预感几乎每次都应验了。我恨自己，恨自己弱小无力，不能保护母亲。

父亲的权力从家里向外延伸。某日，我上床准备睡觉，发现父亲表情阴郁，抽着烟在屋里踱步。他忽然冲出去，敲响隔壁郑方龙叔叔的门，他嗓门越来越高，还拍桌子。我用被子蒙住头，为他感到羞愧。他半夜回来，跟母亲在卧室窃窃私语。我被噩梦魇住。在楼道碰见郑叔叔，他缩脖怪笑，目光朝上，好像悟出人生真谛。我从父母的只言片语拼凑出意义：郑叔叔犯了严重错误，父亲代表组织找他谈话。多年后父亲告诉我，若调令早几个月，他肯定犯错误在先，正好与郑叔叔对换角色。

“振开贪玩，学习成绩平平，但语文写作经常得到老师的称赞。有一次，大概是期中测验，我看他的成绩册，数学是4.5分。我问振开，他说：‘5分是满分，我差一点，所以给4.5分。’他这么解释，似乎有些道理，但我还是不大相信。我去学校问了老师，才知道振开得了45分。他在4和5之间加了一个点，便成了4.5分。为这事，我批评了他，他也认了错。”（摘自父亲的笔记）

父亲的记忆肯定有误。我怎么可能轻易逃过那一劫？

四

从1960年夏天起，父亲从民主促进会借调到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在教务处工作。那是中共统战的一部分，所有学员都来自各民主党派上层。

社会主义学院位于紫竹院北侧，由六层白色建筑群组成。每逢周末，我带弟弟妹妹去玩，乘无轨电车在紫竹院下车，再沿白石桥向北走五六百米。那是一片荒郊野外，蛙噪虫鸣。

父亲在他住处旁临时借了个房间给我们。我们跟着沾统战的光，那里伙食好，周末放电影，设备先进，比如有专用乒乓球室。父亲是国家三级乒乓球裁判（最低一级），主裁的都是业余比赛，却保持一贯的专业精神：他一字一顿报分数“三比二，换发球”，并交叉双臂宣布交换场地。

父亲很忙，往往在餐厅吃饭时才出现。我喜欢独自闲逛，常常迷失在楼群的迷宫中。跟开电梯的王叔叔混熟了，我帮他开电梯。他是转业军人，更让我充满敬意，总是缠着问他用过什么枪。后听说他在“文革”中自杀了。

有一天，父亲神秘地告诉我，有个学员的宿舍被撬，洗劫一空，损失达十万元。那可是天文数字。父亲又补了一句：“没什么，他当天坐飞机回上海，又置办了一套新家什。他可是全国有名的‘红色小开’„„”他低声说出那名字，好像是国家机密。

我跟弟弟妹妹躺在床上，一起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唱到结尾处，他俩总是故意走调，把我气疯了——这可是立场问题，更何况是在这样的地方。我向父亲告状，他摸摸我的头说：“他们比你小，你该耐心点儿。”

“在那艰难的岁月里，我们想尽办法让孩子吃得好些，怕营养不良影响他们的发育成长。学院在校内拨出一块空地，分给职工们作自留地。我把给我的三分地种了绿豆和白薯，平时没时间管，到秋天倒收获不少。我和振开一起把绿豆、白薯装进麻袋运回家里，总算添了些口粮。”（摘自父亲的笔记）

那是我头一次干体力活儿。顶着毒日头，用铁锨挖出白薯，抖掉土疙瘩，装进麻袋。父亲蹬平板三轮车，我坐在麻袋上，为劳动的收获骄傲，更为与父亲平起平坐得意。

堆在阳台过冬的白薯变质了，我坐在小板凳上啃烂白薯。父亲刚买来牡丹牌收音机和电唱机。收音机反复播放《春节序曲》，和烂白薯的味道一起潜入记忆深处。

父亲（中）

我们达成了默契，那就是说出真相，不管这真相是否会伤害我们自己 北岛

五

1974年夏天，父亲买来中华书局刚出的繁体字版《清史稿》，共48卷，书架放不下，就摞在他床边地上。我发现他总在翻看同一卷，原来其中有我们祖上的记载。据家谱记载，赵家可上溯到安徽徽州一带，后迁至浙江湖州。祖宅坐落在湖州衣裳街竹安巷，最早的主人赵炳言官至湖南巡抚、刑部右侍郎。三子赵景贤早年师从俞樾的父亲俞鸿渐，乡试与俞樾同榜考中举人。按俞樾的说法，“自幼倜傥，虽翩翩公子，而有侠丈夫风，呼卢纵饮，意气浩然”。后捐巨款买官封为知府，并未上任。

太平军兴起，赵景贤在湖州组织民团操练，并用青铜包住西城门。1860年2月，李秀成大军逼近湖州。赵景贤固守湖州两年多，最终弹尽粮绝，1862年5月城破被俘。

据《清史稿》记载：“景贤冠带见贼，曰：‘速杀我，勿伤百姓。’贼首谭绍洸曰：‘亦不杀汝。’拔刀自刎，为所夺，执至苏州，诱胁百端，皆不屈。羁之逾半载，李秀成必欲降之，致书相劝„„秀成赴江北，戒绍洸勿杀。景贤计欲伺隙手刃秀成，秀成去，日惟危坐饮酒。二年三月，绍洸闻太仓败贼言景贤通官军，将袭苏州，召诘之，景贤谩骂，为枪击而殒。”

湖州城破，赵家死的死逃的逃。长子赵深彦在湖南闻此噩耗，立即饮毒酒自杀，年仅12岁。咸丰皇帝得悉赵景贤死讯，下诏称其“劲节孤忠，可嘉可掬”，按高规格予以抚恤，在湖州专立祠堂，并关照国史馆立传。多年后，俞樾成了一代经学大师。一天，他正在苏州曲园家中沉坐，有人求见，来者正是赵景贤的孙子赵鋐。他拿来祖父遗墨，包括湖州告急时让人带出的密信。俞樾展读赵景贤的几首五言律诗，长叹不已，其中有李鸿章在奏折中引用的名句：“乱刃交挥处，危冠独坐时。”

次子赵滨彦，也就是我的曾祖父，因父殉职而被封官，深得湖广总督张之洞信任，主管广东制造局；后张之洞调任两江总督，他任上海制造局督办及两淮盐运使和广东按察使等职。由于国事纷乱与上司不和，他以年老多病辞职，在苏州定居。数月后，武昌起义爆发了，在这场推翻大清帝国的革命的功臣中，有我的外公孙海霞。赵家曾富甲一方，妻妾成群，支脉横生。俗话说，富不过三代，到我爷爷赵之骝那辈就败落了，靠典卖字画古董度日。轮到我父亲，快到喝西北风的地步了。他四五岁时母亲病故，12岁那年父亲辞世，由舅舅收养。他不得不中辍学业，从15岁起靠抄写文书糊口，还要抚养弟妹。父亲写得一笔好字。据在他手下工作过的徐福林先生回忆，当初进保险公司，父亲见他字写得差，让他反复抄写元代宋濂的《送东阳马生序》的碑帖练字。

赶上兵荒马乱，父亲被卷在逃难的人流中，走遍大半个南方。在桂林时，有一天日本飞机俯冲扫射，他背靠树干，慌张中撑起雨伞挡子弹。那年头命不值钱，周围的人一个个倒下，他却奇迹般活下来。边打工边自学，他终于考进重庆中央信托局。1946年初，在调往北京工作的途中，他与母亲在重庆珊瑚坝机场邂逅。

北京解放前夕，父亲利用职权，协助地下党的堂哥收集全城粮食储备等情报。一天晚上，国民党宪兵挨家挨户搜查，由于顶撞宪兵队长，他被抓去关了一夜。那时母亲已怀上我。后来说起，他在昏暗的牢里彻夜未眠，默默盼着一个孩子和新中国的诞生。

六

父亲算得上半个文化人，是鲁迅、茅盾、张恨水、艾芜和茹志鹃的“粉丝”，可见读书之杂；他订阅各种杂志，从《红旗》《收获》《人民文学》到《电影艺术》《俄语学习》《曲艺》和《无线电》，可见爱好之广。

而他骨子里却是个技术至上主义者。困难时期，他买来牡丹牌收音机和四种变速电唱机，把《蓝色的多瑙河》带进我们阴郁的生活。“文革”中他曾卷入派系斗争，后急流勇退，热衷于组装半导体收音机。

他买回一大堆电子零件，借助参考书，把红红绿绿的电线焊在接线板上。焊前先把电烙铁戳在松香上，吱吱冒出浓烟。我半夜醒来，灯总是亮着，他歪斜的影子投在墙上。经过反复拆装组合，噪音终于变成样板戏的过门，全家都跟着松了口气。

父亲用三合板做成木匣，装上小喇叭，再把鼠肚鸡肠般的线路塞好，合上后盖。他把第一个半成品给我。我当时住校，在去学校路上，书包里的半导体正播放《红色娘子军》。由于焊接或天线角度问题，时断时续，得靠不停拍打才能将革命进行到底。到学校没来得及显摆，已经散了架。

1975年夏天，我们家买来红灯牌9吋黑白电视，这是全楼（除民进秘书长葛志成家外）的第一台，引起小小的轰动。每天晚饭后，邻居们自带小板凳涌进我家，欢声笑语。大家好像共看一本小人书。关键时刻出现信号干扰，父亲连忙救场，转动天线，待画面恢复正常，得，敌人已被击毙。

为照顾后排观众，又在电视前加上放大器，画面难免变形。好在那年头人不挑剔，有声有影足矣。一个物质匮乏时代的好处是，欲望不多不少，就像自己的衣服那么贴身。

父亲的技术热情寻找新的方向。从借来的转盘式录音机起步，在连夜排队购得的单声道答录机歇脚，继而向四个喇叭以至分箱式立体声挺进—音响革命让我们进入半聋的状态。与此同时，父亲又分出少许精力给彩电和摄像机，而电脑问世，才真的把他的魂儿摄走。他单指敲键，却及时地更新换代，一直走在消费者的最前列。他在晚年赶上新时代的末班车，还是有一种遗憾，他甚至对我说，如果再年轻20岁，他一定改行搞电脑。显然他高估了自己，那可不是用电烙铁就能焊接的世界。

七

解放后，父亲先在人民银行总行工作，1952年参与筹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成了新中国保险业的创始人之一。1957年夏秋之交，他调到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后担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那完全是虚职。民进真正的灵魂人物是党支部书记。他刚上任时的书记叫王苏生，待人诚恳热情，书生气十足，时常来家坐坐，谈天说地。50年代末，王苏生因“右倾”被降级调到哈尔滨，“文革”中自杀了。

他的继任徐世信是个典型的笑面虎。不过得承认，他乒乓球打得真棒，抽杀凶猛，无人能抵挡其凌厉的攻势。他级别不高，但实际上掌控这小小的王国，每个人对他都敬而远之，谨言慎行。暑假徐世信约我们几个孩子乒乓球比赛。他把残兵败将带到会议室，说是随便聊聊，但很快就发现他另有所图—设法套出父亲们在家的言行。我们年纪尚小，却深知其中厉害，装傻充愣。我对父亲不满，还是抱怨了几句，比如教育方式粗暴，回家尽看闲书。他马上问是哪类闲书，我说电影杂志什么的，让他失望了。徐世信最后总结说，你们的父辈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为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需要你们的配合。他再三叮嘱，这次会面一定要保密。今后发现有什么问题，及时跟他联系。

会后徐世信把我单独留下，说派出所来人调查，问起一支钢笔手枪的下落。我这才想起，大约两三个月前，为吓唬弟弟，我声称我的钢笔是无声手枪，随手一挥，在弟弟床头墙上留下弹洞（那儿本来就坑坑疤疤）。真把弟弟唬住了，我自是十分得意。没想到这恶作剧闹大了，说到派出所什么的多半是骗人，但看来徐世信掌握各种信息渠道。他最后摸摸我的头说，我相信你说的都是实情，又加上一句，你今天表现很好。我回家后做贼似的，不敢与父亲对视。他问起时，我只提到跟徐世信打过乒乓球，输了。

八

1999年秋天，父母来美国探亲，我常开车陪他们出游。一天回家路上，父亲无意间说起一件事，让我大吃一惊。当时父母坐在后座，我正开车，试图从后视镜看到他的表情。晚饭后，母亲先去睡了，我和父亲隔着餐桌对坐，我提起路上的话茬，他似乎也在等这一刻，于是和盘托出。

谢冰心在民进中央挂名当宣传部长，凡事不闻不问，父亲身为副部长，定期向她汇报工作。这本是官僚程序，而他却另有特殊使命，那就是“监视”谢冰心，设法套出心里话。父亲每隔两三周登门拜访，电话先约好，一般都在下午，饮茶清谈。回家后给组织写报告，记录谈话内容。

我好奇的是，作为“卧底”，他能得到什么重要情报呢？父亲摇摇头说，谢冰心可不像她早期作品那么单纯，正如其名所示，心已成冰。每次聊天都步步为营，滴水不漏。只有一次，她对父亲说了大实话：“我们这些人，一赶上风吹草动，就像蜗牛那样先把触角伸出来。”看来她知道父亲的特殊身份，试图通过他向组织带话—别费这份儿心思了。

那是深秋之夜，夜凉如水，后院传来阵阵虫鸣，冰箱嗡嗡响。我劝父亲把这一切写出来，对自己也对历史有个交代—这绝非个案，而是制度性的普遍现象。他点点头，显然有所顾虑，说再想想。这事就此搁置，再未提起。

70年代初我开始写诗。父亲从湖北干校回京休假，说起谢冰心留在北京，仍住民族学院宿舍。父亲回干校后，我独自登门拜访。一个瘦小的老太太开门，问我找谁，我说我是赵济年的儿子，特来求教。她先把我让进客厅，沏上茶。她丈夫吴文藻打个招呼就出门了。谢冰心满脸褶皱，但眼睛异常明亮。我坐定，取出诗稿，包括处女作《因为我们还年轻》。此后她还专门写了首和诗《我们还年轻》，副标题是“给一位年轻朋友”。或许由于诗歌与青春，她对我，一个“密探”的儿子毫无戒心。也正由于此，与父亲相反，多年后我把她卷进一个巨大的漩涡中。环环相扣，谁又能说清这世上的因果链条呢？

父亲，你在天有灵，一定会体谅我这样做。那天夜里我们达成了默契，那就是说出真相，不管这真相是否会伤害我们自己。

北岛：诗人，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

父亲（下）

回望父亲的人生道路，我辨认出自己的足迹，亦步亦趋，交错重合——这一发现让我震惊 北岛 九

父亲说：“人生就是个接送。”

1969年无疑是转变之年。那年开春，我被分到北京六建公司当工人，接着弟弟去了中蒙边界的建设兵团，母亲去了河南信阳干校，秋天妹妹由母亲的同事带到干校，父亲留守到最后，年底去了湖北沙洋的干校。不到一年工夫，人去楼空，全家五口分五个地方，写信都用复写纸，一式四份。

“头天晚上我们全家五个人，到新街口牛奶店要了牛奶和点心，算是给他送行。第二天，他离开家，我们都送到大门口。我还想再看他一眼，知道他在崇元观上车，便在他走后不久，搭无轨电车赶到那里，我看见他在等车，没跟他打招呼，只是在远处看他上车后才回家，我的眼眶湿润了。”（摘自父亲的笔记）

我在河北蔚县工地开山放炮，在山洞建发电厂。那年夏天收到父亲“珊珊病速归”的电报，我请了假，从老乡家买来新鲜鸡蛋，搭工地运货的卡车赶回北京。珊珊连发高烧，诊断为风湿性关节炎，我一到家烧就退了。

那一周像是偷来的。北京城空荡荡的，北海公园更是游人稀少。我们划了船，照了相，在漪澜堂吃午饭。父亲喝了瓶啤酒，微醺地对女服务员说，这是我儿子女儿，你看我多福气。

每年12天法定探亲假让我沉闷的生活有了奔头。第二年我独自从河南去湖北，那时父亲从干校下放到农村，住在老乡家。

“我匆忙赶回住处，远远看见振开蹲在池塘边给我洗衣服。第二天，我和振开在一家小饭馆吃饭，我独自把振开带来的三个肉罐头全都吃光了。振开看我这样狼吞虎咽，觉得我可怜，他虽然没说什么，但我看得出来。”（摘自父亲的笔记）

1971年深秋，父亲独自回京。那天晚上，我备了几道小菜，爷俩边喝边聊。我提到“九一三事件”，越说越激动，父亲随声附和。我们都醉了，隔着书桌昏睡过去。第二天早上，我醒来，发现父亲呆望天花板，很久才开口，再三叮嘱我不要出门乱说，免招杀身之祸。由于酒精的作用，父子第一次结成政治同谋。

1972年春节，全家在北京团聚。我把《你好，百花山》一诗的初稿拿给父亲看。没想到他责令我马上烧掉，其中一句“绿色的阳光在缝隙里流窜”把他吓坏了。我看见他眼中的恐怖，只好照办。决心再也不把自己的作品给他看。

十

1972年，父母先后从外地回到北京，母亲随父亲一起调到沙河的干校，在医务室工作，珊珊留在湖北，在襄樊地区某军工厂当技术员。

父亲那年五十整，年富力强，每天都干农活儿。周末父母回家休假，弟弟在北京泡病号，空荡荡的家顿时显得拥挤了。我的朋友三教九流，穿梭如织，让父亲眼花缭乱，尤其像彭刚、姜世伟（芒克）这样的“先锋派”，就跟外星人差不多。除了史康成和刘羽等个别人例外，几乎全吃过闭门羹。一提到父亲，他们都条件反射般伸舌头。

彭刚为我临了列维坦的油画《湖》，钉在我床铺上方。彭刚的列维坦与19世纪俄罗斯画风无关，基调变成赭灰色，是典型的表现主义作品，跟他眼神一样处于半疯癫状态。

家里地方小，父亲像笼中狮子踱步，每次经过那画都斜扫一眼，甚至能感到他由于恐惧与愤怒所致的内心的颤栗，看来彭刚的列维坦深深伤害了他——现代派风格与现实世界格格不入。一天晚上，父亲终于爆发了，他咆哮着命令我把画摘下，我不肯，他一把从墙上扯下来，撕成两半。旁边正好挂着我叔叔赵延年为父亲作的墨线肖像画，礼尚往来，我狠狠摔到地上，镜框碎裂。

每次争吵，往往以同样的方式告终——他打开大门叫喊：“这不是你的家，给我滚出去！”如果泡病号回不了工地，我就到史康成或刘羽家打地铺，最后由母亲出面调停，把我劝回家。

1975年夏和父亲大吵后，一怒之下我和刘羽上了五台山。十天后回家，珊珊从湖北回北京出差。我们兄妹俩感情最深，不愿让她为家庭纠纷烦恼，我尽量瞒着。可在她逗留期间，我和父亲再次冲突。待平息下来，夜已深，我和珊珊在厨房，相对无言。她沮丧地靠着墙，我依在水池上，水龙头滴滴答答淌着水。

“人生就是个接送”，总有最后一次。那次为珊珊送行，由于无轨电车太挤太慢，赶到北京站只剩十分钟了。我们冲向站台，好歹把行李塞进货架，车厢哐当摇晃，缓缓移动。隔车窗招手，几乎没顾上说句话。谁想到竟成永别。

1976年7月27日晚，我在传达室接到长途电话，得知珊珊因游泳救人失踪的消息，连夜骑车去电报大楼，打长途电话通知在远郊的父亲和弟弟。第二天凌晨山摇地动，唐山地震。父亲和弟弟中午赶回家，人们都聚在院子里，母亲已处于半昏迷状态。

我和父亲决定立即动身去襄樊，先上楼取随身衣物。我紧跟在父亲后面，磕磕绊绊，几乎连滚带爬上四楼。他老泪纵横，喃喃自语，我冲动地搂住他一起痛哭，并保证今后再也不跟他吵架了。

去襄樊是地狱之旅，不堪回首。

两年后，母亲因长期抑郁患心因性精神病，由我们轮流照看。“一个做母亲的，从痛失女儿到精神濒临崩溃，再到战胜病魔，那得多么坚强、需要多大毅力啊。济年总劝我女儿是为救人而牺牲的，那是以一命救一命。为了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要顽强地活下去。”（摘自母亲的口述记录）

十一

1979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重新开张，父亲从民进调回去，主管国内业务部。他整天飞来飞去，开会调研，忙得不亦乐乎。1980年秋，我结婚搬了出去，与父亲关系有了明显改善。平时各忙各的，周末或逢年过节全家聚聚，吃饭打麻将东拉西扯。80年代是“连接两个夜晚的白色走廊”，虽说阴影重重险象环生，但人们似乎充满希望，直到进入一个更让人迷失的夜晚。

1989年春我离开中国。两年多后，父母带田田去丹麦看我。母亲的腿摔坏了，走路不便，我和父亲轮流推轮椅。父亲1990年退休，明显见老了，身材抽缩，满口假牙。大概互相看不惯，我跟父亲还会闹别扭，但很少争吵，相当于“冷战”。有时出门散步，我故意推着母亲疾走，把他远远甩在后面，回头看他弱不禁风的身影，又心生怜悯，放慢速度。

父亲在国外闹了不少笑话，成为亲友的趣谈。巴黎，一个星期天早上，父亲独自出门摄像。一个白人小伙子很热情，比划着要为他拍摄，摄像机一到手撒腿就跑。父亲紧追不舍，行人们跟着围追堵截，那贼慌了神，一头扎进自己家中。有人报警，警察随即赶到，人赃俱在。最有意思的是，父亲跟着去警察局作证，一个法文词儿都不会，居然完成笔录。原来那台摄像机一直没关上，录下全部过程，包括晃动的大地和贼的喘息。那年父亲73岁。待我搬到加州定居，父母去住过两次。美国乡下生活实在太无聊，我又忙，只能偶尔陪他们出门散心。

自80年代起，我和父亲的地位颠倒过来——他对我几乎言听计从，至少口是心非。我们从未真正平等过，有时我多想跟他成为朋友，说说心里话什么的，但发现这不可能。

其实，几乎每个中国男人心中都有个小暴君，且角色复杂：在社会上基本是衙役顺民，不越雷池一步，“人阔脸就变”，对手下对百姓心狠手毒，这在历代造反者身上尤其明显，关键是转换自如，无须过渡；在家中小暴君必是主宰，无平等可言。

直到我成为父亲，才意识到这暴君意识来自血液来自文化深处，根深蒂固，离经叛道者如我也在所难逃。回望父亲的人生道路，我辨认出自己的足迹，亦步亦趋，交错重合——这一发现让我震惊。

1999年年底，盛传世界末日来临。我开车从旧金山回家，夜深，月亮又大又圆，金灿灿，果然有末日迹象。父亲在后座自言自语：“我怎么活了这么大岁数，人生总有个头吧？”

十二

2001年12月2日晚，我搭乘美国联航班机从旧金山抵达北京，享受特殊待遇——专人迎候，专车运送。

病榻中的父亲一见我孩子般大哭，我坐床头紧握他的手，不知如何安慰才好。急中生智，我取出为他买的新款数码相机，终于让技术至上主义者平静下来。但他左手已不听使唤，根本玩不转。

每天访亲会友，晚上回家，我在床头陪他一会儿，把红酒倒进玻璃杯，让他用吸管嘬几口，享受这人世间的那点儿醉意。他摘掉假牙后两腮深陷，目光茫然。他告诉我，他问医生火化疼不疼？他试图用幽默的方式面对死亡。

父亲离世前我获准回去三次，每次一个月。由于强烈的生存意识，他过了一关又一关，最后半年他全面崩溃，只能靠药物维持。第二次脑血栓废掉了语言能力，对他这样话多的人是最大磨难。他表达不出来，就用指头在我手上写，并咿咿呀呀发出怪声。我每天早上做好小菜，用保温箱带到304医院，一勺勺喂他。我多想跟他说说话，但这会让他情绪激动，因无法表达而更痛苦。每回看到那无助的眼神和僵硬的舌头，我心如刀割。

2003年1月11日，星期六，我像往常那样，上午十点左右来到304医院病房。第二天我就要返回美国了。中午时分，我喂完饭，用电动剃须刀帮他把脸刮净。我们都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他舌头在口中用力翻卷，居然吐出几个清晰的字：“我爱你。”我冲动地搂住他：“爸爸，我也爱你。”记忆所及，这是我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这样说话。

第二天早上，我本想在去机场的路上再见他一面，但时间来不及了。坐进机舱，扩音器播放空中小姐软绵绵的声音，马上就要起飞了。我向北京城，向父亲所在的方向，默默祈祷。

北岛：诗人，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

第四篇：北岛诗歌精选

引导语：北岛的诗歌在艺术上具有冷峻的风格和坚硬的质地。以下是小编整理的北岛诗歌精选，欢迎参考阅读!

触电

我曾和一个无形的人

握手，一声惨叫

我的手被烫伤

留下了烙印

当我和那些有形的人

握手，一声惨叫

它们的手被烫伤

留下了烙印

我不敢再和别人握手

总把手藏在背后

可当我祈祷

上苍，双手合十

一声惨叫

在我的内心深处

留下了烙印

枫树和七颗星星

世界小得象一条街的布景

我们相遇了，你点点头

省略了所有的往事

省略了问候

也许欢乐只是一个过程

一切都已经结束

可你为什么还带着那块红头巾

看看吧，枫叶装饰的天空

多么晴朗，阳光

已移向最后一扇玻璃窗

巨大的屋顶后面

那七颗星星升起来

不再象一串成熟的葡萄

这是又一个秋天

当然，路灯就要亮了

我多想看看你的微笑

宽恕而冷漠

还有那平静的目光

路灯就要亮了

和弦

树林和我紧紧围住了小湖

手伸进水里

搅乱雨燕深沉的睡眠

风孤零零的海很遥远

我走到街上

喧嚣被挡在红灯后面

影子扇形般打开

脚印歪歪斜斜

安全岛孤零零的海很遥远

一扇蓝色的窗户亮了

楼下，几个男孩

拨动着吉他吟唱

烟头忽明忽暗

野猫孤零零的海很遥远

沙滩上，你睡着了

风停在你的嘴边

波浪悄悄涌来

汇成柔和的曲线

梦孤零零的海很遥远

第五篇：广东南方电视台都市频道新闻实习报告

实习单位：广东南方电视台都市频道 实习时间：2005.07.10～2005.08.20 in 实习--南方电视台实习报告 实习让我成熟，也让我从新认识自己。一切从《 in 一派》开始 《 in 一派》是我实习的开始，永远没有结束之时。《 in 一派》是南方电视台都市频道三大品牌栏目之一，它是一个紧跟潮流，追踪时尚的资讯类节目，逢星期

六、日晚上 7 点 10 分播出。星期六的节目围绕美丽而展开，以潮流资讯为主，好玩为辅，节目内容包括 in 速递，美丽大变身和潮流搜店三大部分。而星期天的节目则以真人秀表演为主要形式，在娱乐搞笑的气氛中带出让人思考的社会问题。《 in 一派》播放的时间并不长，只有 20 分钟，但不要小看这 20 分钟，短短的 20 分钟凝聚了《 in 一派》所有成员的心血和汗水。对于我们实习生来说，在短短的实习时间里，了解电视台的节目制作流程显得至关重要。与《城市特搜》和《今日一线》等新闻性较强的节目不一样的是，《 in 一派》很重视前期的策划和准备工作，因为前期工作的策划和准备充分与否直接影响到节目出来的效果和质量，但是，在《 in 一派》里缺乏的恰恰是优秀的前期策划的人才。我想，不仅仅是《 in 一派》，很多行业和企业，都缺乏优秀的专业策划人才。我们到《 in 一派》的第二天，也就是星期二的早上 10 点，都市频道的罗总隆重其事的参加了《 in 一派》的例会。由于罗总的参与，我的心情莫明的多了几分紧张，也有点拘谨。针对如何改变《 in 一派》最近的收视低迷局面，大家都各抒己见。显然，罗总最关心的是节目的定位和收视，罗总表示，只要收视好，什么好的 ideas 她都可以接受、洽谈，她还鼓励我们实习生要多提建议和意见，希望我们的加入能够与整个栏目组擦出新的火花，带出好的创意。但是因为受到节目的固定思维的限制，《 in 一派》的同事似乎都没有什么新点子和好的创意，会议的僵局一直都没能打破。大家的沉默和无定向的眼神让我有窒息的感觉，我心里既担心又着急，同时又梦想着如果自己能够想出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主意该多好，可是当时的我对于节目还不怎么了解，什么解救方法都没想到。后来的例会不断地有些新点子提出，我的紧张和拘谨感也慢慢得到了舒缓，积极的参与到讨论之中。为了迎合受众的需要，《 in 一派》慢慢的走上改革创新之路。通常来说，星期一是都市频道全体人员的例会，《 in 一派》的同事也要求准时参加，不然会扣钱的喔（扣钱的条款是由《 in 一派》栏目组自行通过的，主要是督促各同事按时参加每星期一次的重要例会，扣得的钱将用作聚餐费或直接拨入其他没有迟到同事口袋，我觉得这种罚款条例还挺有意思的）。会议虽然简短却非常重要，会议通常由三位总监一同负责，主要是宣读台里的一些要事和人员变动，并且对上星期节目的总结和对下星期节目的要求和期待。也就是说，每星期一早上，都是都市频道人气最旺的时候。第一天正式进入台里实习，我们就参加了例会，会议上，让我备觉亲切的是罗总亲自向频道的同事介绍了我们，自自然然地，我觉得自己就成为了里面的一份子，融入了一个大家庭。《 in 一派》的内部会议定在每星期二早上 10 点，内容主要是商讨下星期节目的选题。对于如何突破《 in 一派》现有的节目形式从而提高收视率依然是会议的重点内容，斌少说过，他比较过 in 一派多个星期来的收视，发现做的好的几期收视不一定好，但是做得不好的那几期收视一定差。这句话包含着一个道理，唯有把节目做好才能保证收视继而提高收视。选题定下来后，就到了筹备拍摄的工作细节中。一般是负责当期节目（以真人秀节目为例）的编导负责从前期策划到拍摄再到后期制作的全过程，时间跨度大概就一个星期。在时间的运用和分配上，各编导也大致相同，通常是星期三定下剧本的具体细节和其他准备工作，例如与广告公司联系演员，准备需要的道具，预订拍摄用的机器和外出用车等。如果星期四有档期，通常会在星期四完成拍摄的工作，已备有更充分的时间做后期制作。接下来的时间一直到下星期五的审稿 deadline，编导都会在编辑室工作，完成片子的后期制作。最后通过总监审批一关就可以顺利在星期天的节目里播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