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为什么没有思想大师

第一篇：20世纪中国为什么没有思想大师

20世纪中国为什么没有思想大师？

来源：作者惠赠 作者：严春友 发布时间：2004-06-0

3所谓“思想大师”，是指那些创造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思想体系的人，他的思想不仅影响了本国的文化，而且还对世界文化产生了影响的人物（本文所说思想大师，不包括那些以思想为“副业”的文学家、实业家和政治家，仅指专业的学者）。如果以这个标准来考察一下这一百年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成就，那么结果可能是很令人遗憾的：虽然名人很多，但却没有一部名著，没有一部能够与我们祖先的伟大著作相媲美的作品，没有一个能够立足于世界思想之林的思想大师！甚至连独领一代风骚的大学者都很少见。

是中国人失去创造力了吗？恐怕不是，我们的祖先曾经创造出了那样灿烂的文化，这是个曾经出现了那么多伟大思想家的国度，怎么会突然就失去创造力了呢？我认为，这与我们学术界的指导思想和风气有关。在这一个世纪中，我们的学者主要着眼于介绍——重点是介绍西方的学术，一少部分人介绍古代的学术，这种介绍大多还都是“批判”——而不是创造。不重视创造，当然就不会有创造性的成就。这一个世纪中，我们学术的主流是在抄袭人家的思想，是这种抄袭的风气阻碍了中国学术的创造性发展。

思想抄袭抄不出大师

近年来，学术界的风气更是呈江河日下之势，浮躁之风日盛。近读杨玉圣先生所著《学术批评丛稿》及他编的《书的学术批评》（均为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书中论述的种种违反学术规范和道德的现象，真是触目惊心。其中所涉及的抄袭现象尤多，更令人瞠目。对于这些现象发生的原因及其对策，杨先生和其他学者已经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这里就不多谈了。我准备要谈一谈另一种形式的抄袭——思想抄袭，这种抄袭还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

所谓“思想抄袭”，是指一个文本中没有自己的任何独创性思想，而只是叙述了他人的思想，满篇都是

×ד说”，就是没有自己“说”。这样的文本虽然没有文字上的抄袭，但从本质上说却是一种抄袭行为。它所抄袭的不是文字，因为它在文字上进行了改头换面的工作，避免了文字抄袭的嫌疑，但却抄袭了别人的思想。他人的思想不是不可以涉及，问题是如何涉及，考察他人思想的目的是要推陈出新，而不是为了考察而考察。有的著作，如果去掉引用的他人思想和变相抄袭的他人思想，就几乎剩不下什么东西了。

我认为，思想抄袭是一种更为危险的抄袭。因为，文字抄袭是易于发现的，而思想抄袭却比较隐蔽；其次，文字抄袭所危害的是原作者的利益和学风，而思想抄袭所危害的却是一个民族精神的“骨髓”，在一种文化体系中若是形成了思想抄袭的风气，那么对于这种文化来说是致命的，它将失去创造力，因为它所培养出来的只能是思想的奴隶。

这种思想抄袭，主要有两种，一是抄袭西方的思想，二是抄袭古人的思想。而这两者中，更以前者为甚。中国大概是世界上西方思想的最大消费国，每年出版的贩卖西方思想的著作汗牛充栋暂且不说，就是那些非介绍西方思想的著作中也充斥着西方的种种思想。我不是说其他国家的文化不能学习和介绍，问题是怎样学习。如果说这种学习是以一种跪着的奴才的态度来学习，我看不学也罢，因为这种学习的结果可想而知，就是阉割了本民族思想的创造力。

在我们的学术界差不多形成了言必称西方的风气，评判学术价值的标准惟西方的马头是瞻。一些学者们紧紧盯着西方学术界的动向，一有点什么新的玩意出场，他们就蜂涌而上，力争成为最早的介绍者，从而成为研究这个人或领域的权威和专家。其实，这些新玩意在西方根本没有多少人理睬，但一到了中国，它就成了最新的“科学”，人们争相应用于各个学科，甚至成了检验真理的标准。那些到过西方的人回来以后不仅是言必称西方，甚至连中国话都不会（或者说不愿？）说了，在向自己的同胞介绍“出国”见闻的时候时不时地冒出几句“优越的语言”——英语来，让听的人大倒胃口；更有甚者，言语之中的那种自豪感——我出过国，我有几个洋人朋友，我会讲几句外语，我了解西方的学术动态——溢满眉宇之间，所以他有资格傲视自己的土包子同胞，侃侃而谈。不知怎的，这总给人一种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感觉。不仅在他们的著作、论文中充斥着西方的术语，而且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也是满嘴的西方概念，大概做梦用的也是西方话语吧。

这种学者，我称之为“鹦鹉学者”，因为他们只会对西方的学术鹦鹉学舌；因为他们只是学了西方的一些术语，而没有明白什么是真正的西方学术精神。从另一个角度上，我把他们称之为思想上的假洋鬼子，因为他们骨子里恨自己没有生在洋人的国度，恨不能脱掉这身黄皮，想做鬼子而不得。他们以研究和掌握了西方的一些术语而自豪，他们把西方的这些术语作为标准，来对自己的传统和一些新的观点大打出手，凡是不符合西方某种学术标准的，就被认为“不科学”，就必须予以否定，以此来表明他们的深刻，他们的有思想。因此，如果说哪一个领域中洋奴思想最为严重、假洋鬼子最多的话，那么不是经济等其他领域，而是思想界。

还有一类人，虽然他研究的不是“西学”，而是“国学”，但其实质却是“西学”，国学不过是个幌子。因为，连这一类人也以西方的话语为标准，来剪裁中国传统思想。比如研究中国哲学要用什么“主体”、“客体”、“实体”、“存在”之类，仿佛一加上这些词汇就深刻了许多似的。有时候为了争论一个哲学家究竟是唯心还是唯物，而打数年的笔仗，可实际上这个哲学家既非唯物，亦非唯心，例如庄子就是如此。这些概念根本就不适合于中国哲学，因为中国哲学是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哲学的话语系统，是不可通约的。还有中医也是如此，由于中医的概念体系与西医截然不同，便被认为“不科学”，于是就有人提出了“中医现代化”的口号，要用西医那一套来解释中医、代替中医。在我看来，中医的价值正在于它与西医的不同，而一旦把它现代化了，也就是说用西医那一套来代替了中医的传统概念和方法，那么中医也就消亡了，因为“中医现代化”的实质就是西医化。相应地，理论界有人提出所谓的“哲学现代化”的说法，也很令人生疑：哲学不是机器，如何现代化？再说，哲学问题是万古常青的，如果把它们“现代化”了，岂不是就没有哲学了吗？“哲学现代化”的实质不过是用西方的哲学思维方式来代替传统的哲学而已。有的人还常常把非常简单的道理或问题，用极其生僻的西方话语或生造的词汇表述出来，以表明自己的有学问，但却让人莫名其妙。

之所以说这类学者也是崇洋一族，还因为他们与前面所说的“鹦鹉学者”一样，以得到西方人的夸奖为得意、为自豪。他们虽然也推崇国学，但推崇国学的原因是由于西方掀起了“国学热”（是否真有此事，尚且存疑），或者是由于国学得到了西方某个学者的赏识，所以他才认为国学是有价值的。

这两类人都是属于崇洋一派。他们以得到洋人的赏识和施舍为自己炫耀的资本，一旦自己的研究得到西方某位学者的肯定，就喜形于色，还在媒体上予以报道，被认为是十分光彩的事情。这总令我想起一副奴才相：主人给奴才一点点施舍或是表彰，奴才就会欣喜若狂。

另一种就是对古人思想的抄袭。这种所谓的“研究”实质上只是抄袭了古人的思想。他们把古代著作中的思想肢解为许多块，加上一些现代的术语，然后复述出来。整部著作没有什么自己的观点，自己仅有的一些话就是对古人的赞叹。有一些极端的人还对西方的学术嗤之以鼻，认为西方的学术甚至科学都起源于中国，甚至认为在中国古代的一些著作中已经包含着西方的现代科学，只是中国人不屑于弄这些奇技淫巧罢了。有的人还说在《易经》里已经包含着相对论和制造原子弹的秘密！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易经》中就一定还包含着更多的西方尚未发明的东西，比如说能够从事宙际飞行的飞碟，那么这些人为什么不把它们挖掘出来呢？不用多了，有了飞碟这一项，就足可以“大振我国威”了。可是，他们竟然对此不屑一顾。这很有些匪夷所思，也可能是在他们看来太过于简单了吧。这主要的原因，恐怕是由于西方至今尚未发明出飞碟来，如果发明出来了，他们就会从《易经》或什么古书中找到制造飞碟的证据和方法了。总之，西方一旦发现了什么新玩意，都是“我国”古籍中“古已有之”的。

这一派中有人主张，只有中国传统的思想才能够救中国。他们重新抬出孔孟老庄，翻出新儒学、新道家，论证

中国古代文化的优越，考证出中国古代思想家早在西方的文艺复兴之前的数千年就有了人文主义思想；另有人还提出中国传统文化甚至可能会挽救整个人类。一副复古的形象跃然而出，只差还没有穿长袍马褂了。

我认为，无论是对西方的学术还是对中国传统的思想，如果只是顶礼膜拜，振振有辞地复述人家的思想，论证它们的正确和优越，那就算不上是真正的“研究”。这种“研究”的最高成果也只不过是落得个“理解得很正确”的美名。但无论理解得多么正确，都不过是一种重复，重复不可能是创造，因为这种重复永远不可能超过被重复的那个人的思想。所以，这样的“研究”注定不会产生文化上的大师。

传统的价值

自“五·四”以来，就形成了一种否定传统的潮流，而且这种潮流一直占据统治地位。持这种观点的人把中国近代以来的落后归罪于传统，似乎一旦否定了传统，接受了西方的思想，中国就会进步起来。可事实又如何呢？我们离西方的进步仍然很远。我们提倡了近一百年的民主与科学，但很难说我们有几个人真地懂得了民主与科学，即便是学术界，有几个人真正具备了科学精神与民主精神呢？依我看，那些喊着民主和科学的口号最响的人，大多是些伪民主者、伪自由者，他一旦有了权力，会比别人更贪婪，更独断。

在否定传统的思潮中，人们常把现代化与传统对立起来，认为传统妨碍了现代化，似乎抛弃了传统就能够实现现代化了。这是对传统的一种误读。首先这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把中国的落后和没有实现现代化归罪于传统，就等于归罪于我们的祖先，因为传统来自于祖先。这就好比是一个人把自己的贫穷归罪于他的父辈一样荒唐，这样的人我们一定会嘲笑他的。但我们把落后的罪过归于古人的时候却不仅没有觉得可笑，而且还理直气壮，这于情于理都讲不通。每一代人的生活都由自己去创造，自己为自己的生活负责，古人没有义务为我们这个时代的落后负责，你们这个时代落后，是由你们自己造成的，自己时代落后应当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与古人何干？更有甚者，有的人还把中国的落后和保守的原因一直追到中国古代从原始社会进入文明的时代。“北京猿人”总算幸免，还没有人追到他们那里去，拿他们问罪。其实，从一些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和地区来看，传统与现代化并不矛盾。例如韩国、日本，还有中国的台湾，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传统保存得相当多，尤其是在韩国，孔孟之道保存得比较完整，传统的伦理观念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甚至等级观念依然存在。但这传统观念并没有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造成不利影响，实际上还有积极的影响。

如果看一看其他一些国家对待传统的态度，那么可以发现，世界上大概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憎恨自己的传统了，这是很令人费解的。其他国家大都竭力保存和维护自己的传统，以自己的传统为光荣，更没有哪个国家仇视自己的传统。近一百年来，中国学术界基本上是历史虚无主义占统治地位，一方面是对传统的否定，另一方面就是认为历史总是后来比先前进步，持一种历史进步主义，以为自己比古人进步，动不动就嘲笑古人的历史“局限性”，可是，实际上这些嘲笑古人的人有时比古人的历史局限性还要大得多。即使我们今天的一流学者，有几个能够和老庄孔孟相比呢？我们的思维能力和心灵的境界，有几个能够比得上这些古人呢？这一百年来，我们的学者所写的著作，有几本能够与诸子百家的著作相比？如果说有的话，勉强地说，也只有鲁迅一人。我们当然有许多“著名学者”、“著名专家”，但却没有一个思想家。可见，否定了传统，也没有换来思想的发展；可见，否定传统与思想的发展之间并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事实上正相反，由于否定了传统，单纯地跟着西方的思想走，反而丧失了中国思维的本来特点，这很有点邯郸学步的味道。

如果完全否定了我们的传统，那么我们的学术将无立身之地，因为，这就意味着用一种外族的思维来代替我们原有的思维方式，但是，用外族的思维方式来思维，我们是注定不会超过用这个思维方式思维的那个民族的，因为我们天生就不擅长于这种思维，而且我们的文字也可能不适合于这种思维。多年来，我们学术界一直强调主体性，但恰恰是在对待西方学术的态度上，我们的学者还没有达到主体性意识，没有把自己看作是自为的学术主体。

但是，不能把肯定传统理解为复古，理解为只是重复和肢解古人的思想，只在古人的伟大思想面前赞叹，如果是这样，其结果与否定传统并无不同。因为，无论是在西方人面前赞叹还是在中国古人面前赞叹，都不可能赞叹出学术名著来，文化上的大师不是靠肢解、注释他人的思想肢解出来的，不是抄袭人家的思想抄袭出来的，而是批判、创造出来的。研究古人和外国的思想并无不可，但问题是怎样去研究，或者说问题是我们研究的态度和目的，研究的目的不能仅仅是复述，然后加上一点点无关紧要的评论。真正的研究，其目的是要超越被研究者，否则就只能是一种低水平的研究。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任何国家的大思想家，他们成功的根本精神，我看就这么几条：怀疑、批判、创造，尤其是西方思想家更是如此。我以为这才是最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可是，我们只学到了西方学者的具体结论和说法，而忘记了西方学术的根本精神。

也不能把肯定传统作民族主义的理解。民族主义是狭隘的，在狭隘的民族意识支配下不可能产生具有伟大胸怀的思想家，只有具有了世界主义甚至宇宙主义1的人，才有可能成为具有世界意义的大思想家。同样也不能把世界主义理解为西方主义，人们通常所说的世界主义实际上不过是西方主义的代名词，因为在这种世界主义中所贯穿的完全是西方的那一套，是以西方为标准的。真正的世界主义，就是真正的民族主义，是从所有民族的角度和利益出发的，世界主义是以尊重一切民族为前提的。但仅有世界主义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世界主义还是以人类为中心的，人类必须抛弃人类中心主义，必须考虑到其他生物的权利和利益；人类也不能仅仅从地球的角度考虑问题，还必须从宇宙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并调整自己的行为，否则人类就没有出路。因此，想用民族主义来振兴一个国家不仅是不合潮流的，而且也是很危险的。

传统是一笔无穷而无价的财富。常言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此言的确道出了一个真理。民族的东西就蕴藏于传统之中，民族的、传统的东西所表现出的是一种与众不同的东西，只有这种为他人所不具有的东西才为他人所关注，才对他人是有价值的。如果我们只是重复别人所创造、所具有的东西，那么人家对此早已熟知，我们的鹦鹉学舌对他人是不会有用的。一个没有传统的民族，恐怕难以造就伟大的思想家。世界上有一些学者之所以对中国人寄予了厚望，看中的就是中国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例如日本一位学者说：“日本现在所走的基本上是美国文明的道路。但是，这条路不一定是人类唯一的文明道路。人类可能还有另外的文明道路，这条路应该既有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又不使人的感情生活环境‘非人化’。如果真有这样一条道路的话，日本是没有力量成为开拓者的，因为日本国家小，文化传统不深，‘底气’不足。在当今世界上，惟有中国有可能开拓出这条新文明的道路来。”2美国一位作家说：“多年来对东方的研究令我深信：中央王国——中国，将成为世界地缘政治的中心；不光存在于日本而且存在于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的那种超卓的职业伦理和精湛技艺将使世界的领导中心由西方东移„„下一个世纪仍将是亚洲的世纪。而那将是这样一个世纪：人类和各个国家将终于学会接受彼此的歧异，生活于持久而公正的和平之中。如若不是那样，我怀疑是否还会有二十二世纪。”3持这种观点的人还有不少。国人听到这些赞扬的话常沾沾自喜，殊不知还轮不到我们自豪，因为人家是冲着我们祖先的智慧说的，而我们当代的中国人创造了什么样的智慧，值得人家崇敬呢？我们连古人的智慧尚未达到，还是快收起我们的笑容吧。中国古人的智慧并不能直接在今天产生人们所预期的效果，因为那些智慧毕竟已经过去了数千年，时过境迁，现成地拿来，是难以奏效的。要产生人们所预期的效果，还必须经过现代人的重新创造，必须重新造就我们时代的老子、孔子，才有可能。

自信与创造

我们时代的学者应当自觉地进行创造性研究活动。这种创造的方向，我认为应该是以本民族的传统思维方式为基础——这是我们的“根”、“本”，同时吸收其他一切民族的文化成果，以个人的个性为出发点；这种创造性的思想，既不同于古人，也不同于其他任何民族，它只属于我们这个时代，也只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人，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作为创造者来说，它只属于他自己，是最具个性化的思想，这样的思想只有我们这个民族才有，只有他才有。所以，它既不是重复古人，也不是重复西方，重复得再好，也不归我们所有。只有创造出这样独特的思想，我们才能够与西方对话。如果把对话理解为只是去了解西方的思想，那么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对话，因为只有不同的思维方式之间才存在着真正的对话，否则就是自言自语，我们用西方的话语与西方对话，那么实质上还是它自己与自己对话。而且，我们作为一个思想的“奴才”与其主人对话，也是不可能的，主人与奴才之间是谈不上对话的。

要在学术上进行这种创造性的活动，就需要消除许多误解。其中最重要的是消除中国学者的自卑心理。自从近代开国以来，中国学者为西方的先进所震惊，进而认为西方的文化比我们的文化优越，在其内心深处其实有一种深

深的自卑。这种自卑正是妨碍创造性思维的根源。自卑导致了不自信，一个不自信的民族或个人，怎么能够有所创造呢？

这种自卑还生出了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中国太落后，难以创造出新的思想。这其实是一种误解，或者说是学者对自己不去进行创造性的思维而寻找的一个借口。经济发达与思想创造之间并不能划等号，经济和科技发达的国家，在思想上不见得就一定有创造；同样，经济和科技落后的国家也不见得在思想创造上也一定落后。有许多这样的例子可资证明。如日本可谓发达矣，但日本并没有产生出世界级的伟大思想家；新加坡、韩国等较为发达的国家也是如此；美国是世界头号强国，但美国却很少有本地产的一流思想家；中东一些产油的国家可以说富得流油，但它们却没有能够用这些油水造出一个思想家来。另一方面，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德国，在欧洲并不算先进，甚至可以说是当时欧洲比较落后的国家，连国家的统一都没有完成，但这个时期却产生了德国古典哲学，是德国文化最为灿烂辉煌的时期。可见，经济与文化的创造，并无直接关系。一个落后的民族，在精神上完全可以是很先进而富有的。如果说经济和科技的发展需要雄厚的物质基础的话，那么思想的发展则并不需要物质财富作为基础，因为思想是自由的，可以不受物质条件的约束。实际上，那些大思想家们在财富上大多并不富有。这里的关键问题是要形成一种自由创造的氛围，一种信心，学者的意识中首先必须有这样一种自觉的追求；否则，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创造性的意识，那么就永远不可能有创造。

人们还有一种误解，这就是反对建立体系。这大概是由于黑格尔在构造体系时出了许多笑话的缘故，现代西方的思想家们大都反对建立体系；于是我们中国的学者照着葫芦画个瓢，也反对建立体系。可是，他们没有看到，西方那些反对建立体系的人也在建立体系，只是其所建立的体系不同于黑格尔罢了。凡是能够被称之为“思想家”的，没有一个是没有体系的，只是体系的方式各有不同而已。现代西方的思想家虽然没有建立黑格尔那样的面面俱到的严密体系，但却有着系统的思想，他们用这些思想来解决各个领域的问题，从而事实上形成了一个体系。一个没有体系的思想家是不可想象的，若是没有体系，那么他就没有系统的观点，今天这样说，明天又那样说，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这样的人怎么能够称之为思想家呢？中国的鹦鹉学者们反对建立体系，不过是为自己的无能和懒惰开脱罢了。

因此，要创造和发展一个民族的文化，就必须放弃那种拾人牙慧般的研究；就应当形成一种创造的气氛和习惯，学者们应当自觉地树立这样的目标：标新立异，言人所未言，大张旗鼓地（而不是羞羞答答地）建立自己的体系。还应当像赵汀阳所说的，要放弃一切观点（他的原话是主张建立一种无立场的伦理学或无立场的哲学），我理解，他的意思就是要我们放弃一切先入之见，放弃成见，即放弃用某种“学说”或“理论”来研究问题的习惯，回到终极的、无立场的地方，也就是要回到我自己的立场的地方，在无立场的地方，我自己的立场就出现了。如果我们只是现成地去运用某种别人的观点来研究问题，那么无论你运用得多么娴熟，也无论你运用的是多么先进的理论，仍然只是一种运用而已，算不上是你的创造，你顶多算是个三流的学者。

我们还应当注意，不能把现代化理解为西方化。在现代化的名义之下，掩盖着的常常是西方化。那些要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在各个方面都要与西方接轨，学术界也有这种提法。这是很危险的，因为，这种现代化的结果就是文化多样性的消失。据报道，全世界的六千多种语言大部分将在下个世纪消失。语言是文化和传统的载体，一旦语言消亡，相应的文化将不复存在。现在，物种多样性的重要意义已经得到了大部分人的共识，从而建立了许多保护性的组织并开展了多种多样的保护活动，许多国家还制定了保护物种的法律；但文化和语言的多样性的意义还没有得到人们的重视，而事实上，文化和语言的多样性与物种的多样性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应当像保护物种的多样性那样保护文化和语言的多样性。这一重要任务首先就落在了学者们的头上。我们努力创造不同于西方文化的文化和话语，就是保持文化多样性的一种努力。我们可以设想，假如文化的多样性消失，只剩下一种西方文化或其他任何一种文化，那么就如同将来地球其他物种全部灭绝而只有人类一样，同样会危及到人类的生存。这样一种单一的文化将会由于“近亲繁殖”而失去活力，人们的精神生活将会变得单调乏味。因此，保持文化的多样性，是现代化过程中一个必须注意和重视的重大问题。

现在是一个实用主义的时代，一切都要求见成效，要有经济效益，要“立竿见影”。但是，思想不同于经济，是不可能立竿见影的，思想的作用往往要几百年才能够见成效。所以，思想的创造不为人们所重视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然而，一个不重视思想创造的民族是一个近视的民族，是一个没有远大前途的民族。创造物质财富的速度固然很快，但物质财富的作用消失也快。我们古代的祖先所创造的种种物质财富早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但古人所创造的精神财富，我们现在却还在继续享用；以前的那些富翁几乎没有在历史上留下名字的，即便偶尔留下名字也没有什么地位，但思想家们的名字却至今仍然熠熠生辉。所以，物质财富当然要追求，但从文化的角度说，一个只有物质财富的民族，仍然是一个贫穷的民族。

不能要求人文社会科学为社会创造经济效益，这对它是一种无理的要求，按照这种要求所撰写出来的文本，是注定不会有价值的，因为这种文本只为一时一事而作，时过境迁之后，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康德、黑格尔的哲学能够有什么经济效益呢？一点都没有，甚至在短时间内看不出它们对社会有什么作用和影响。但是它们对德国文化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它们深深地影响着这个民族的精神世界。可以设想，假如没有康德、歌德和黑格尔，很难说会有马克思，也很难出现这样的情况：两百年来的大哲学家几乎都出现在德国。还不仅仅是哲学，其实也深深地影响了整个德国的文化，使德国文化进入了一个爆发性发展的时代，艺术和科学界出现了无数的巨星。一个民族就是应该有几本一般人看不懂的书，这些书看不出有什么经济价值，不会推动经济的发展，但却有无穷的精神价值，可以推动一个民族精神的发展，从而使这个民族文明起来；这些书不能为普通人所喜闻乐见，但却标志着一个民族思维的最高水平，是一个民族自立于世界文化之林的资本。有的国家很富，但却没有什么可谈的；有的国家比较穷，却常常是人们谈论的对象，因为它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前者是贫穷的，因为它只有钱；后者倒是很富有的，因为它具有永恒价值的精神。从前一种国家里你是什么也得不到的，它不会把财富送给你；但从后一种国家里你可以得到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

综上所述，中国人不是丧失了创造的能力，而是丧失了创造的勇气；中国学者所缺少的，是怀疑精神、批判精神、独立思考精神和创新精神，只要我们具备了这样的精神，我们就一定能够创造出崭新形态的文化，造就文化上的大师；只要我们树立起信心，勇于创造，自觉追求，就一定能够重新振兴中国的文化，就一定能够从深厚的传统文化的沃土中生长出参天的思想之树，中国文化的复兴就不只是一种妄想。

（《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科学新闻》2002年第10期摘要刊登。）

第二篇：世纪中国观后感

不屈的中国

——《世纪中国》观后感

近来观看《世纪中国》，感慨很深。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将军当天向全世界通电，毅然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在东北将原北京政府的红黄蓝白黑五色旗改为南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宣布拥护国民政府的政治行动，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东北易帜”。

张学良说：“我们为什么易帜？实则是效法某先进国的做法。某方起初也是军阀操权，妨碍中央统治，国家因此积弱。其后军阀觉悟，奉还大政于中央，立致富强。我们今天也就是不想分中央的权力，举政权还给中央，以谋求中国的真正统一。”

张作霖被炸死后，东三省议会于1928年7月2日一致推举张学良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奉天省保安司令。7月4日，张学良正式主政东北。他受命于危难之时，集国难家仇、内忧外患于一身，面临的军政形势十分险恶。日本要他实行”自治“，扬言如蔑视日本警告，日本将自由行动；南京国民革命军则敦促他早日易帜，实现全国统一。由于张学良将军有着强烈的爱国思想，在当时全国各地高涨的反日浪潮推动下，于1928年12月29日，毅然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以青天白日旗替换共和五色旗。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东北易帜"。张学良将军当天向全世界通电，宣布这一消息，维护了国家统一和民族尊严，挫

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攫取中国东北的阴谋。国民政府至此获得了形式上的统一。这仅仅是形式而已。旧军阀是被消灭了，但是新军阀随之产生了。中国当时被外国占领的地方有：澳门-葡萄牙，香港-英国，台湾-日本，外蒙古。

1931年9月18日，晚10时许，日本关东军岛本大队川岛中队河本末守中尉率部下数人，在沈阳北大营南约800米的柳条湖附近，将南满铁路一段路轨炸毁，称是中国军队破坏铁路。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即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发动进攻。次日晨4时许，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五大队从铁岭到达北大营加入战斗。5时半，东北军第七旅退到沈阳东山嘴子，日军占领北大营。战斗中东北军伤亡300余人，日军伤亡24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以来推行对华扩张政策的必然结果，也是它企图把中国变为其独占的殖民地而采取的严重步骤。此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步上升到顶峰，使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动。自古以来，有国必有防，无防国不立。强烈的国防观念，既是衡量一个民族生存的重要标志，也是构成一个国家综合国防实力的重要因素，全民国防观念强，维护国家生存与发展的观念就强。一般的情况下，在外敌入侵的时候，以唤起人民抵御外患的国防意识；而在和平时期，人民最容易滋长无敌国外患的麻痹思想和苟且偷安的心理。古今中外的事实教育着人们：没有尚武精神的民族，是走向衰落的民族；国防观念淡

漠的国家，是走向灭亡的国家。为了中华民族的强盛，就一定要增强全民的忧患意识，把我们的国防建设搞好。

悲惨的历史，我们不敢忘记：“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我们时刻铭记。为此，我们要从现在做起，努力学习文化知识，锻炼强壮的体魄。把我们伟大的祖国建设的更加繁荣富强！

第三篇：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陶瓷艺术部分）

陈贻谟（陶瓷雕塑与釉彩）

张明文（陶瓷造型、彩绘、刻瓷）

冯乃藻（陶瓷雕塑与釉彩）

中国陶瓷美术大师

尹干（艺术陶瓷）、杨玉芳（陶塑）、李梓源（艺术陶瓷）

第二届

董善习、何岩、罗晓东、吕泉、乔希儒、孙兆宝、王一君、阎先公

山东省工艺美术大师

第一届（1992年，陶瓷类5人）

陈贻谟（陶瓷雕塑与釉彩）、冯乃藻（陶瓷雕塑与釉彩）、张明文（陶瓷造型、彩绘、刻瓷）、冯乃江（浮雕刻瓷）、李梓源（艺术陶瓷、刻瓷）

第二届（2003年，陶瓷类11人）

王世画（瓷器造型设计）、罗晓东（艺术陶瓷）、沈松龄（陶瓷美术设计、刻瓷）、陈玲范（黑陶）、董善习（艺术陶瓷、刻瓷）、张晓杰（陶瓷）、刘浩（黑陶）、闫先公（刻瓷）、王一君（刻瓷）、范炜光（艺术陶瓷）、何岩（艺术陶瓷）

第三届（2007年，陶瓷类35人）

昃秀花（艺术陶瓷）、翟善法（艺术陶瓷）、张文成（刻瓷）、孙照（兆）宝（刻瓷）、樊萍（艺术陶瓷）、马成锐（刻瓷）、刘永强（陶瓷、刻瓷）、洛炎（黑陶）、吕泉（艺术陶瓷）、丁忠海（陶瓷设计）、朱德新（艺术陶瓷）、国琴轩（陶瓷雕塑）、信德胜（艺术陶瓷、刻瓷）、程富贵（艺术陶瓷）、张国庆（黑陶）、曲恒香（陶瓷设计）、崔思烈（刻瓷）、范杰（刻瓷）、王宪利（黑陶）、何岩（艺术陶瓷）、张文成（刻瓷）、刘永强（艺术陶瓷）、江涛（艺术陶瓷）、谷有发（艺术陶瓷）、杨桂莉（艺术陶瓷）、陈志刚（艺术陶瓷）、岳孝清（艺术陶瓷）、李秋峰（艺术陶瓷）、张彩霞（艺术陶瓷）、张新中（刻瓷）、王玲（艺术陶瓷）、杨希文（艺术陶瓷）、纪荣福（艺术陶瓷）、李仁水（艺术陶瓷）、王瑞清（陶瓷雕塑）

山东省陶瓷艺术大师

（第一届 2002年19名）

江涛、孙启利、黄海根、何岩、沈松龄、董善习、阮阳、方益鸣、闫先公、乔希儒、陈志刚、罗晓东、丁忠海、王树长、范炜光（女）、张晓杰、焦方吉、陈玲范（女）、孙照（兆）宝

（第二届 2004年27名）

樊萍（女）、于川、程富贵、尹宝亭、崔思烈、王一君、岳孝清、吕泉（女）、曲恒香（女）、国琴轩（女）、周成双、昃秀花（女）、马成锐（女）、任国栋、郑玉奎、刘爱霞（女）、杨桂莉（女）、李秋峰、信德盛、翟善法、刘永强、杨亚辉、范杰、曲冰、朱德新、张新中、王长永

（第三届 2007年26名）

陈棣、李昌莲（女）、闫玲（女）、车秀申、韩昉、王宪利、田纪友、周东郿、马志河、杨希文、张锐（女）、张彩霞（女）、邢树彬、谷有发、纪景德、纪宏、吕锋、孙庆萍（女）、王鹏（女）、孙瑞波、魏美丽（女）、李新

一、孙波、张文、赵锦鸿（女）、胡建昌

第四篇：专题二十一 2O世纪以来中国重大思想理论成果

专题二十一

20世纪以来中国重大思想理论成果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20小题，每小题3分，共60分，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是正确的)

20世纪，中国人民在先进思想理论成果的指引下，走向变革、走向富强、走向现代化。据此回答1～4题。

1．对三民主义叙述错误的是（）

A．中华民族资本取得发展，19世纪不同救国主张无法实现情况下产生的 B．是对“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阐释

C．是20世纪初中国革命的主要指导思想

D．在实践中没有实现

2．顺应时代潮流，孙中山在1 924年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其核心是（）

A．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B．反对专制，创立民国

C．平均地权，节制资本

D．联俄、联共、扶助农工

3．毛泽东思想诞生后，继续丰富和发展，其内容包括（）

①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党的工作重心转移

②告诫共产党人，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

③“论人民民主专政”④提出两类矛盾学说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②③④

D．①②③④

4．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体现的基本原则是（）

A．以经济为中

B．实事求是

C．以阶级斗争为纲

D．改革开放

5．与旧三民主义相比，新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的最大特点是（）

A．反对民族压迫

B．主张民族平等

C．反对帝国主义

D．反对满洲贵族

6．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实质性飞跃在民权主义方面体现在（）

A．资产阶级共享民权

B．提倡“自由、平等、博爱”

C．提出普遍平等的民权主张 D．实行“耕者有其田”

7．1927年9月，毛泽东创作了《西江月·秋收起义》：“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这首词创作时毛泽东已（）

A．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

B．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理论

C．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

D．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

8．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中国革命过程中的重大成就包括（）

①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势

②抗日战争取得胜利

③解放战争取得胜利

④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A．①②③④

B．①②③

C．②③④

D．①②④

9．中共十三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这是对十一届三中全会思想路线的肯定和发展。这里的“发展”主要体现在（）

A．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B．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动摇

C．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战略

D．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

0．中法文化年法方总协调人阿兰·隆柏说，法国文化年的主题是：“以人为本和革新”“浪漫与创新”。而中国也不乏创新的历史人物，以毛泽东、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是典型。中共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活动不包括（）

A．实行“工农武装割据”

B．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赎买政策

C．提出“一国两制”构想

D．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 11．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伟大的历史转折，其根本原因是（）

A．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B．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

C．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要决策

D．形成了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

12．“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的原因是（）

①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

②综合国力的竞争更为激烈

③中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

④中国进入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

A．①②③④

B．①②③

C．①②

D．①④

13．孙中山接受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主张，最主要体现在（）

A．同意改组国民党

B．同意以党内合作的方式与中共合作

C．召开国民党一大

D．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

14．毛泽东“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这一思想来源于（）

A．井冈山斗争的经验 B．国民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实践

C．大革命失败的教训 D．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

15．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文革”结束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开创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两者本质上的相同之处为（）

A．都先从农村着手

B．都从中国国情出发

C．都是中国共产党开创的D．都达到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目的

16．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下列无法体现这一思想的是(’)

A．发展爱国统一战线

B．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制

C．开展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 D．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17．中共十四大相对十三大的一个重大突破是（）

A．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党的基本路线

B．强调以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

C．强调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

D．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

18．2007年7月29 日，河南陕县一煤矿发生一特大漏水事故。党和政府为了人民的生命安全，奋力抢救。这个事件体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哪一个方面（）

A．中国先进生产力

B．中国先进文化

C．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D．社会主义发展方向

19．确定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党的指导思想是在（）

A．中共七大和十三大

B．中共七大和十五大

’

C．中共八大和十三大

D．中共八大和十四大

20．20世纪初、中、末的中国历史发生了三次伟大的变化，这三次变化的理论指导思想分别是（）

①新三民主义

②邓小平理论③毛泽东思想

④三个代表

⑤三民主义

A．①②③

B．③②①

C．⑤③②

D．③②④

二、非选择题(本大题共3小题，其中第21题15分，第22题15分，第23题1O分，共40分)

21．小明准备举办毛泽东思想发展历程的图片展，在搜索资料时他找到了图21-1三幅图片：

(1)请你结合所学知识，为这三幅图片配上相应的说明文字。(9分)(2)小明认为这些图片并不能完整体现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历程，如果要搜集完整，应该继续搜集哪些历史事件的图片?请你给他一些建议。(6分)22．2005年4月26日，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访问大陆，开始了两岸的“和平之旅”。他首站抵达南京，并于4月27日拜谒南京中山陵。

(1)请说明连战先生的首站和第一个活动安排的原因。(3分)(2)连战先生在拜谒感言中说到：“„„中山先生领导国民革命„„他是一位革命家，更是一位政治家，他以民主、自由、均富的理念来全心全意地追求中华民族的复兴和昌盛。„„”请你简要阐释孙中山的“民主、自由、均富”理念。(4分)(3)请将孙中山的下列革命活动图片按先后顺序重新排列后填在下面：(3分)

顺序：。

(4)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欢迎连战率领的大陆访问团一行时表示：“中山先生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留下了许多珍贵的精神遗产，值得我们永远地继承和发扬。”以下是孙中山先生提出的几句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天下为公”“博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等。据此，你认为“中山精神”应包括哪些内涵?(5分)23．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个理论成果。

请回答：

(1)以上三个理论成果分别在哪次会议上列入党章?(3分)(2)三个理论成果的实质是什么?(2分)(3)为什么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精神?(5分)

【参考答案】

1．D思路分析：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颁布了《临时约法》，使三民主义主张得以部分地实现。

2．D思路分析：新三民主义的核心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

3．D思路分析：这些著作和论断都是中共“七大“上毛泽东思想诞生后的新发展。4．B思路分析：考查分析、比较能力。

5．C思路分析：最大特点是增加反对帝国主义内容。6．C 思路分析：A、B是旧三民主义范畴,D是民生主义的范畴。

7．A 思路分析：特别注意“l927年9月”这一时间，B、C、D都在1927年后。

8．C思路分析：①是毛泽东思想诞生前的成就，是在毛泽东正确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工农武装割据是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②③④是在诞生后的成就。9．C 10．D思路分析：注意“创造性”一词。统一战线方针在共产国际七大提出，非中国共产党首创。

11．C思路分析：考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要内容，C项是最主要的内容，它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

12．A思路分析：①②③④都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的原因。

13．D思路分析：孙中山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增加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内容。

14、B思路分析：从这一思想产生的背景思考。

15．B思路分析：从中国国情出发，是两者本质上的相同之处。

16．B思路分析：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制是在1954年而非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17．D思路分析：“重大突破”是指中共“十四大”的主要贡献。D项符合要求。18．C思路分析：掌握“三个代表”重要内容并联系材料进行分析即可。

． 19．B思路分析：考查对知识的自认自现能力。20．C思路分析：三民主义指导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毛泽东思想指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邓小平思想指导改革开放。

21．(1)图①：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在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和井冈山革命实践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先后发表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文章，提出

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探索出一条中国式的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使农村革命根据地迅速发展。图②：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先后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解决了革命的领导阶级、革命目标、革命前途等重大问题，形成了完整的思想体系。《新民主主义论》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成熟。图③：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正式确定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

(2)搜集国民大革命时期如《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建国以来如中共八大召开、三大改造等相关历史图片。

思路分析：第(1)问主要是通过图中的内容并结合所学知识写说明文字；第(2)问可提一些合理化建议。

22．(1)南京是国民党政府原来的统治中心；孙中山是伟大的革命家，国民党的创始人。

(2)民主、自由即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思想，用革命推翻清政府的腐朽统治，反对帝国主义；推翻皇权专制，建立民主共和国，人民享有国家的主权，国民享有一切自由和权利。

均富即民生主义，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实行“耕者有其田”，以此来解决土地和贫富不均问题。

(3)⑥一③一②一⑤一①一④

(4)“中山精神”应包括孙中山先生“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爱国思想；“天下为公”“博爱”的高尚人格；“祖国高于一切，才华贡献人类”的高远志向；“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顽强意志和进取精神；牺牲奉献，死而后已，忧国忧民，关心民众疾苦等优秀品质。

思路分析：第(1)问是回答为什么先到南京和在南京拜谒中山陵的原因；第(2)问即是解释这些理念的含义；第(3)问按时间先后顺序排列；第(4)问“中山精神”的内涵应结合胡锦

涛的讲话进行分析。

23．(1)中共七大、中共十五大、中共十六大。

(2)实事求是。

(3)“三个代表"是在世纪之交，国际国内形势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给党和国家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和挑战的课题，迫切需要给予科学回答的背景下，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

国共产党人，在总结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所积累的丰富的治党治国治军经验的基础上而创立的。

思路分析：对于(1)(2)问可根据教材来回答；(3)问关键是要围绕“与时俱进”来回答。

第五篇：中国会计世纪名师

中国会计世纪名师:

王化成 1963年2月生,中国人民大学会计系教授、博导,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副院长。全国会计专业硕士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中国会计学会财务成本分会副会长,中国会计学会副秘书长,中国总会计师协会常务理事,中国成本研究会理事,英国卡迪夫大学中国会计、财务与管理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会计研究》、《中国会计与财务研究》等杂志特邀编审。研究方向及主讲课程为财务管理、财务分析、预算管理等。主要著作:《国际财务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管理》、《企业财务学》。

谢志华 1959年10月出生,现任北京工商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副校长。目前主要从事金融市场、企业改制、国有产权运行模式、出资者财务、所有权监督、母子激励与约束机制、预算体系与预算机制、财务管理、审计和投资管理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至今已发表论文160余篇,出版学术著作有《审计管理》、《会计报表结构分析》、《货币商品经营论》等四十多本,其中专著七本。已完成和正进行的国家、省部级和大集团公司课题十余项,主持了二十多家企业的改革设计和体制设计。

汤谷良 1962年生,普纳思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著名财务学家,博士生导师,北京工商大学会计学院院长、教授。主要从事企业财务的研究,在集团公司财务、资本结构、财务政策、公司预算管理、财务体制等方面有所创建,是公司“经营者财务”学说的倡导者。现已出版《公司财务政策》、《汤博士点评中国财务案例》等专著3部,主编《预算管理的构造与运行》,合著《高级财务学》,《企业财务学》等30部财务专著,发表论文40多篇,并多次获得国内贸易部、北京市、中国会计学会、北京商学院等有关单位的奖励。近年来,汤教授在财务咨询、策划方面具有较高的社会知名度。

伍中信 1966年生,湖南衡阳人,西南财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伍中信是我国会计学产权学派的发起人和重要代表人物,作品被誉为“中国会计学产权学派的奠基之作”,“财权流”已成为我国财务学的主流观点。近年来,在《光明日报》、《会计研究》、《管理世界》、《财政研究》、《国有资产研究》等专业刊物上发表论文100余篇,其中,在国家专业一级刊物发表20余篇。主要专著有:《财务治理结构论》、《产权理论与中国会计学》、《现代财务经济导论——信息、产权与社会资本分析》、《财务公共关系理论与实务》、资本市场机构财务运作》、《高级财务管理理论研究》、《资本经营财务概论》等。

杨雄胜 1960年2月生,南京大学会计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会计学会学术委员、管理会计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学会秘书处副秘书长。曾在《会计研究》、《财政研究》、《金融研究》、《财贸经济》、《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中国经济问题》、《中外管理》、《财务与会计》等报刊杂志上发表论文200余篇,已出版《现代成本管理》、《会计学概论》、《会计咨询与服务》等十余部专著、教材。连续八年获中国会计界最高学术奖--中国会计学论文奖,曾直接参与财政部《内部控制--基本规范》、《货币资金》、《采购与付款》、《销售与收款》、《工程项目》等五个全国性规范文件的研究、起草。

张为国 1957年1月生。任中国证监会监首席会计师,并继续兼任上海财大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常务理事、中国会计学会理事、中国评估协会常务理事、财政部会计准则委员会成员。主要研究财务会计理论与实务、会计研究方法、会计思想史、财务及会计与证券市场关系研究等;主要著作有《会计目的与会计改革》、《当代中国会计问题研究》(英文)、《租赁会计》等。

陈毓圭 1961年生于江苏。在财政部会计司工作。主要从事财务会计改革方案设计和会计准则制定,并在联合国国际会计标准政府间专家工作组以及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担任中国代表,进行国际会计协调工作。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调查报告和专著。主要著作:《宏观财务与会计准则》、《宏观财务论》、《论财务会计改革》、《论改进企业报告》等。

曲晓辉 1954年生于吉林伊通。中国第一位会计学女博士和第一位会计学女博士生导师。现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厦门大学会计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厦门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财务会计和国际会计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在会计准则建设、会计国际协调、物价变动会计、集团会计与财务等领域有所建树。先后主持国家项目3项、部级重大项目2项、部级重点项目3项,其他部级及国际项目4项。出版著作《论物价变动会计》、《会计准则研究--借鉴与反思》等14部(含主编、合作);发表论文60余篇,入选国际会议论文7篇。

陈信元 1964年8月出生,经济学(会计学)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教授, 院长;《会计研究》、《中国会计与财务研究》编委;中国会计学会学术委员,中国会计教授会理事。主要研究领域为财务会计。主要著作:净权益会计论》、《合并会计报表》、《新中国会计思想史》、《高级财务会计》、《会计学》、《财务会计》等。

孙

铮 1957年生于上海市,现任上海财经大学副校长、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会计理论、财务理论、财务会计、管理会计。在《会计研究》、《实务税务》(台湾)等境内外期刊杂上发表论文累计80余篇,在境内外公开出版的专著、主编、合著的书籍13本,参编的书籍21本,其中专著《论证券市场管理中的会计规范》(96年版)1998年获国家教育部全国普通高校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经济学三等奖。

魏明海 1964年3月出生,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的研究方向包括会计信息与投资分析、财务理论与公司治理、国际会计。出版《盈利管理研究》、《财务战略:着重周期性因素的影响》、《公司高管的会计责任:前世通公司CEO法庭审理分析》、《管理激励、业绩评价与会计研究》、《会计理论基本结构》、《我国会计协调测定与政策研究》等6部著作。主编《会计理论》、《比较会计概论》、《基础会计学》、《工商企业会计》、《股份公司财务管理与会计》等7部教材。在《管理世界》、《中国会计与财务评论》、《会计研究》和《审计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

刘

峰 1966年2月出生于安徽省无为县。现为中山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现代会计与财务研究中心主任。目前的研究内容为:我国会计准则制订与实施效果的验证等问题、资本市场信息披露与监管的案例研究、珠江三角洲区域专业化下中小企业的生存模式与成本战略。在《会计研究》、《管理世界》等刊物上发表论文70余篇,出版《会计理论》、《会计准则研究》、《会计准则变迁》、《市场经济下财务会计基本理论与方法研究》等著作、教材近20部;关于会计基本理论、会计准则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学术界有一定的影响。

张先治 1957年2月生,现任东北财经大学财务与会计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会计学院副院长。中国成本研究会理事、南京理工大学教授、台湾东吴大学客座教授。主要研究企业财务管理与绩效评价。主要著作:《经济效益研究》、《企业资本经营论》、《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研究》、《财务分析》、《企业重组财务与会计问题研究》。

刘明辉 1964年5月生,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东北财经大学杂志社主任、《财经问题研究》常务副主编、《东北财经大学学报》常务副主编。曾在《会计研究》等省级以上刊物发表学术论文、译文共320余篇,其中60余篇被权威杂志转载,37篇论文获政府有关部门或学术团体的奖励;近年来先后主持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1项、财政部、教育部等部级以上科研课题16项;作为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组的资深专家,参与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第一至第六批共42个项目的研究、起草和修订工作;先后编著、主编、参编各种学术专著、教材、教学参考书及工具书共62部,其中本人独立撰著或主编共31部,个人累计著述字数约1200万字;其主要代表作有《独立审计准则研究》、《审计学概念与方法》、《公司财务理论》、《审计》、《走向21世纪的现代会计》、《企业会计设计导论》、《独立审计学》、《财务管理》、《管理咨询》等。

于增彪 1955年7月出生,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执业注册会计师。主要研究兴趣: 管理会计、行为会计、预算及管理控制系统、成本管理、薪酬与激励制度、职业道德、管理会计与流程优化。发表学术论文50多篇、著作10余部。主要著作有《管理会计》、《行为会计基础研究: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架》。在我国行为会计、成本控制和预算管理等学术领域具有重要影响。

王立彦 1957年2月出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国际会计与财务研究中心主任,《经济科学》副主编。研究领域:会计信息与价值分析、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成本管理、环境核算和业绩等。主要著作:《官方统计与国际比较会计》、《宏观核算整体化构架研究》、《股份公司会计、财务、国际化》。

罗 飞 1952年5月生,现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学院院长,会计学博士研究生导师,会计学博士后联系导师。其主要研究方向在财务会计、成本会计、国际会计、财务管理等方面。公开出版各种著作20多部,发表论文百余篇。科研成果多次获得政府部门和各级学术团体的奖励。主要著作:《企业成本学》、《企业特种会计》、《成本会计》。

赵德武 1963年10月生,西南财经大学副校长、会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资本市场下财务理论研究。先后独著或参著出版专著5部,发表论文80余篇,主编、副主编、参编教材及工具书20多部;承担完成各类课题16项;获奖项目20多项。主要代表作:《中国会计管理模式研究》、《会计计量理论研究》、《财务管理》、《财务经济行为与效率分析》。

孟 焰 1955年8月出生,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学术研究方向和兴趣: 管理会计理论与方法,企业融投资中的财务与会计问题,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企业业绩评价与激励机制,中西方会计比较。迄今已在世界著名学术刊物英国《管理会计研究》和我国《会计研究》、《财政研究》、《审计研究》、《金融研究》》等著名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100余篇,独著、主编、参编了《西方管理会计的发展及对我国的启示》、《管理会计学》、《西方审计学》、《会计英语》等著作10余部。

薛云奎 1964年3月23日生,上海财经大学教授、博导。现任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副院长和中国会计教授会秘书长。薛云奎教授从事会计与信息技术的理论研究,在财务会计理论、会计准则制定等领域发表了大量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其中有多项教学与研究成果获得各种奖励。主要著作:《会计大趋势:一种系统分析方法》、《会计准则制定的方法论研究》、《会计频道》。他提出的网络环境下的管理集成与会计频道概念,已得到国内外会计学界的普遍认同。薛云奎教授是我国会计与信息技术领域的开拓者,他致力于缩短与国际上的学科差距,注重会计学科领域的拓展和新兴学科的创建。

宋献中 1963年9月出生,暨南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其研究领域主要是企业社会责任会计、财务理论与机制、资本运营与财务战略、税收筹划等。出版《企业社会责任会计》、《财务理论与机制》、《税收筹划与企业财务管理》个人专著三部,出版《财务理论与公司政策》译著一部,主编和编写《财务管理》、《公司理财》、《中级财务管理》、《重组财务》等教材和其它著作十余部。在《中国工业经济》、《会计研究》、《财政研究》等杂志上公开发表论文70余篇。主持和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财政部、中注协和省有关部门课题10余项。

耿建新 1969年出生47岁,中国人民大学会计系教授、博导。国研室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政策年鉴》总编辑、“中国政策网”创始人。主要从事政策科学理论和方法论的研究;经济政策和经济理论的研究;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研究;地方财源建设、效益财政和政府采购研究;后勤产业化、社会化研究;国有资产管理和国有企业改革、改制方案及实证研究;县域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综合研究;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研究;能源安全与行业发展研究;信息产业、汽车产业等产业研究;“三农”问题研究。发表论文70余篇,撰写、主编、参编著作20余部。主要著作:《现代公司会计管理》、《企业集团会计管理》、《高级会计学》。

孙菊生 1964,江西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教授。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共20篇,代表性成果:《经营者股权激励的治理效应研究》、《目标成本规划解析》、《表外筹资会计问题研究》等。

傅 磊 1951年12月生,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会计学院院长、教授。主要研究方向财务会计理论与实务、财务管理实务。在主要学术刊物发表论文60余篇,出版专著、译著5部,出版教材9部。主要著作:《我国企业财务管理的回顾与思考》、《财务管理》、《财务会计学》等。

王建忠 1957年生,天津财经学院教授。现任天津财经学院会计系主任。天津市审计局特约审计员,中国会计学会会计史研究组成员、秘书,中国中青年财务成本研究会理事,中国会计与财务研究》编委,天津珠算协会理事兼大学工委主任。主要著作:《会计全书》、《中国会计简史》、《中国审计简史》等。

张杰明 1954年1月生,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审计理论与实务。主要著作:《现代审计基础结构研究》、《当代审计学》、《当代西方审计》等。张杰明,经济学博士。历任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广东省信宜市副市长、广州市审计局副局长,2003年5月就任广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王光远 1962年出生,厦门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其研究涉及财务会计、管理会计、审计乃至经济学各相关领域。在《会计研究》、《审计研究》、《经济评论》、《管理科学学报》、《中国经济问题》等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了百余篇论文,独著、合著、主编著作10余部。主要著作:《制度基础审计学》、《现代财务结构》、《管理审计理论》、《决策会计学》等。

李若山 52岁,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MPAcc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复旦大学MPAcc项目中心主任、财务系主任、财政部会计准则委员会咨询专家、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专家委员会委员。致力于会计、审计理论及财务方面的研究。已在国内外杂志上发表论文200多篇,出版专项教材等15本。主要著作:《审计案例》。

黄世忠1962年9月出生,厦门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厦门大学会计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目前主要从事报表粉饰、财务舞弊、合并报表和国际会计等方面的教研工作,发表近百篇学术论文、出版著作十部、译著四部,主持和参与了国家、省部级科研课题十余项,多项研究成果获得国家和省部级奖励。主要著作:《长期股权投资会计与合并会计报表》、《股份制改组中的资产评估理论与实务》、《中级财务会计学》等。

张龙平1966年2月出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是我国知名青年审计专家。曾在《会计研究》、《中国注册会计师》等全国一级刊物上发表有影响的论文数十篇,在经济科学出版社、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等出版有影响的专著二十余部。主要著作:《注册会计师审计控制系统研究》《审计》、《独立审计准则导论》等

龚清浩(1909-2001)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博导,著名会计学家。主要著作:《会计辞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