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性别与妇女解放的伦理思考（小编整理）

第一篇：社会性别与妇女解放的伦理思考

社会性别理论视角看妇女解放的伦理疑义

王晖老师

一、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天壤之别

生理性别即生物学差异，是指两性在生理方面的差异，有时简称为性别。生理性别不因客观环境的变化和主观要求的改变而改变，出生之时根据外生殖器的形状和其它辅助特征就拥有了所谓是男是女的生理性别。自此以后，永生不变。即使是由于后天成长发展中发生了畸形变异也不因后天之形而改变其出生之时的性别特征。这是一种属动物性的特征，具有相对低级的意义，人终究是社会人，社会性是才的根本属性。

社会性别是泛指社会对两性及两性关系的期待、要求和评价。社会性别常常在社会制度（如文化、资源分配、经济体制等）中以及个人社会化的过程中得到传递、巩固。“社会性别”概念产生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当时虽然已经有妇女从家庭走向社会进而参与社会劳动获得劳动报酬，但是劳动所得却低于与之共同劳动的男性，鉴于此很多人给予了淡漠的关心即理所应当。他们认为生理性别决定着社会性别及与之相伴的性别公正。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就是应该居其家务其业的。妇女的“唯一梦想就是当无可挑剔的贤妻良母；最大的奢望就是生五个孩子并拥有一幢漂亮的住宅；她们

①唯一的奋斗目标就是找到中意的丈夫并保持稳定的夫妻关系。”60年代末，在西蒙·波

伏娃的影响下，女性开始关注并试图寻找自身被压迫的根源，即将启蒙的女性对传统的“生物决定论”进行了怀疑和批评。顿悟明白妇女处于弱势的根源不是以往的“自然因素”而是人为的“社会制度”。启蒙者（波伏娃）的“工具书”《第二性》中明确的提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被造成的”。进入70年代，凯特·米利特在其《性别政治》中指出，两性关系实质是政治关系，男性是在父权制的威慑下通过传统习俗甚或日常言语来“教育”女性的，进而利用“性别政治”来将其支配。真理的呼声不是此消彼长而是接二连三，琼·凯利作为第一个把性别视为与阶级、种族处于同等地位的女性，睿智的发现并指出，经济是决定性别的原动力，两性关系的运转依赖并贯穿于社会经济结构以及性与性别结构中，提出了“性行为取决于社会现实”的启蒙观点②。虽然社会性别理论伴随着女性主义理论不断拓展，但是西方社会思潮的“百家争鸣”状态致使这种新理论形态各异。概括而言，社会性别是一种内含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各种关系在内的结构性别。他不是属个人的而是属群体的特征。可见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方法论对西方价值观的影响所在。

二、妇女解放与女性主义的时代呼声 ①

② 摘自《女性的奥秘》北方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肖巍.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22

5妇女解放是西方启蒙运动和文艺复兴之后妇女们提出的一种合法运动。此后传到中国，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社会问题层出不穷。性别冲突是人类最基本形式的冲突，是所有其他冲突的来源。妇女要解放要顶起半边天，意味着男性的有所让步或现实层面或心理世界。六七十年代中叶，后现代主义(具有男性化倾向或特征)在西方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解构主义轰动一时。但是解构主义具有颠覆和破坏的特性，女性主义利用这种思想进行对自身的改造或提升时不可避免的受其解构，原本没有稳固基础的主义与其初衷背道而驰的结局如影随形。③

妇女解放就是通过男女劳动者共同奋斗，反对歧视妇女，使妇女获得应有的社会地位和权利，实现男女权利完全平等的一项社会目标或社会运动。根深蒂固的男权文化踏着进入21世纪新纪元的和谐音符，自身变得不再独霸武林了。有所改观的男权文化给妇女们也留有了独自发展的空间。封建纲常伦理的约束习惯性的隐藏于女性心中，但是由外到内的改革救赎了被伦理道德扭曲了的心灵。孙中山一声令下全国发布缠足禁令，中国女性自此慢慢解除了延续千年的痛苦和束缚，可是强制的缠足和强制的禁令不曾让真假是非混淆，倒是新时期为满足求美的欲望或者为了悦己者而容的自觉自愿行为导致了男女不分公正难行的局面。人造美女能让丑女变美，也能让善良变成丑恶。整形手术作为帮助妇女解放的一种手段或途径，但是为此而痴迷和疯狂的做法不仅违背了自然人伦，败坏了道德良知，更为严重的不男不女的“社会性别”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阻碍了正规途径的妇女解放进程。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审美标准，美也是一种时尚，难道我们要不停的进行吸脂手术，“与时俱进”的做整形手术吗？美因人而异难道我们要变来变去吗？妇女解放是一项大工程，不是外貌追求的自由和平等就是社会性别权的正当获得，真正的解放在思想在心里的认同且加以实践。女性趋之若鹜的追求感官快乐可以说她们是新女性思想的践行者，可是这样就能实现她们心中的愿望了吗，女性主义的大旗不是个别女性能抗的起的，没有必要的进行夸张的“爱美”到头来定会脱离女性主义团体，削弱它得以存在的影响。值得庆幸也是难能可贵的是，至今这些“爱美”之人没有把男性当做自己的敌人，妇女解放没有男性的参与和配合是不可能获得成功的，要做的美与尊严同在才是明智的选择。

女权主义即女性主义，是指一个主要以女性经验为来源与动机的社会理论与政治运动。在对社会关系进行批判之外，许多女性主义的支持者也着重于性别不平等的分析以及推动妇女的权利、利益与议题。女性主义理论的目的在于了解不平等的本质以及着重在性别政治、权力关系与性意识（sexuality）之上。女性主义探究的主题则包括歧视、刻板印象、物化（尤其是关于性的物化）、身体、家务分配、压迫与父权。

三、社会性别与妇女解放的伦理意义 ③ 王金玲.后现代主义：中国大陆女性主义面临挑战与颠覆[J].浙江学刊，2000，（01）.男尊女卑的传统思想，说的不仅是生理性别更是社会性别的事情。生男生女全家人跟着嬉笑怒骂。生男孩的母亲受人尊敬，生女孩的母亲受人鄙夷，殊不知生男生女全赖父亲的生理学常识。近年来我国计划生育的大力宣传推广执行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社会地位的明显提高和社会分工的日益精细，直接导致女性不仅从家里解放出来从事社会工作，更为重要的是改变了人们的思想。各司其职各尽所能为所能为是真正实现人的解放之举。社会性别是被建构的，故而可以解构其解构，可以让它更加公正平等合理合宜。在现实中女性被边缘化被压迫等是女性的感官体验，但不是独特的感觉。本是男性但是拥有女性性征的人也会要求妇女解放，直呼公正平等同工同酬，难道要随其所愿吗？

传统性别角色定位认为妇女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相夫教子否则就是不合格的妻子。这种角色定位现象和心理还普遍存在于生活节奏相对较慢，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落后地区，以乡村最为常见。城市出现了一些男人照看孩子和操持家务的现象，女性反而作为整个家庭收入的主要创造者。高学历人才和高素质的工作者夫妻双方会合理分工，能够体验到自己的幸福所在。真正的幸福在于自身价值的实现而非在固定领域的实现。自身的一种满足感或被社会和家庭承认的地位归属的不同会有妇女解放等思想和事件的产生。社会建构论者维斯特指出：“人不是拥有性别，而是塑造性别”可见本质论强调的先天特征遇到强烈的回应。真正的性别问题的解决应该关注人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后天条件而非先天决定。家庭、学校、社会等都是人类性别的培育场所，教育的过程就是性别建构的过程，所以教育不同性别各异。

社会性别因人因时因事而变，变的是感觉不是事实，潜在的东西没变，说明妇女解放问题要予以辩证的看待。自古均由男女分工，但是以往分工的依据就是男女的生理性别，但是真正应该依据是社会性别。女子也有比男子勇敢的，男子也有比女子多情的，可见这种分工是人为的而非自然决定的。故而有女权主义哲学家巴特勒提出“表演性颠覆”的重要概念。她认为不存在性别，只存在社会性别。身体先于语言而存在，男性也是女性，这是生理性别，不同的是为了区分进而文化强制产生出男性和女性的社会性别。伦理意义重大就是鉴于其让社会趋于和谐，人伦趋于合情合理合宜合度。有鉴于此，值得我们每一位学者继续关注和思考。

参考文献

1、杨晓宁，孔伟.“社会性别”概念辨析[J].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03，（05）.2、王砚蒙，“人造美女”社会性别解析[J.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01）.3、沈奕菲，被建构的女性——当代社会性别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4、刘志玲，基于社会性别的女性心理劣势[J].女性文化研究，第69期.5、郭砾，女性犯罪的社会性别视角[J].大连大学学报，2001，（05）.6、张子恒，性别伦理的价值取向研究[D].西北师范大学，2010年.

第二篇：社会性别与教育讲课稿

社会性别与教育讲课稿

3、女博士面临什么样两难困境？事业与家庭如何平衡？女博士的社会认可度？

4、马克思主义关于教育平等的理论，其实马克思主义中并没有专门论述教育平等的理论，只是其中关于平等的论述自然而然的可以运用到教育平等中来；

弗里丹《女性的奥秘》：“女性的奥秘”是指60年代美国社会渲染的、与妇女现实生活不相符的安逸、舒适的幸福家庭主妇形象。全国上下以“女性的奥秘”为指导，电视广播报刊全力以赴塑造起一个快乐满足的家庭妇女形象，在当时美国各种报刊、广播电视、社会舆论的影响下，新一代女性对于前辈们为之终生奋斗赢得的权利，已经不屑一顾。对于她们来说，女权运动已经成为历史，“幸福的家庭妇女”成为典型的美国妇女形象和千百万女性追求和仿效的样板。当时美国年轻女性不关心国内国际大事，不关心科学技术的发展，努力使自己的人生符合家庭妇女的形象。女青年毫无事业心，结婚年龄越来越小，女学生纷纷辍学结婚。

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论述了行动与结构的相互建构，教育平等化也是通过人们促进教育平等的一系列行动建构起来的，是社会行动的结果。

下面看看男女两性教育平等化的进程。

5、戊戌变法时期，前人就已经意识到女子受教育与男女平等及家庭和谐的关系，康有为、梁启超等近代教育思想家们多有论述。康有为主张男女平等,重视女子教育。梁启超深刻论证了“人权与女权”的问题，提出女权运动为什么不振的原因在于女子知识能力的确赶不上男子；而最根本的原因又是因为女子不能和男子享有同等教育的机会。针对女子教育与家庭和谐问题，梁启超认为女子不学，不但不会令她们贤淑有加，反而会为家庭幸福蒙上阴影。自康梁维新之后，男女教育平等问题逐渐受到人们的日益关注。

民国建立后，孙中山认为发展女子教育很重要，认为“凡为中华民国之民，均有平等自由之权”，倡议中国四万万同胞都应接受教育。

新文化运动中，人民的道德观念发生变化，出现了一批专门讨论妇女问题的刊物，如《新妇女》、《妇女评论》、《劳动与妇女》、《新青年》等，抨击旧制度，呼吁解放女性，开始男女平权的解放运动，男女教育平等是其讨论的热点之一。社会各界人士开女禁的呼声越来越高。在蔡元培等人的提倡下，北大首开女禁，男女开始共学。随之，各大学校陆续招收女生。1922年颁布的“新学制”，取消了男女中学之间的差别。至此，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教育权，从教育制度上肯定下来。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这就表明，促进教育公平，在我们党领导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是一项具有全局性、战略性的任务，也是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坚定不移追求的目标。

6、男女两性受教育的现状

(一)女子基础教育陷入恶性循环 ：两个怪圈：“女童就学难——文盲母亲素质差——贫困愚昧——多胎多育——女童就学更难”、“女童失学——贫困蒙昧——文盲母亲——多胎多育——女童失学”。这两个怪圈不断地恶性循环，已经严重地制约和阻碍了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二）高等教育中存在男女不平等的现象 ：我国女子高等教育自近代起到现代已经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学术领域和高等教育中男性占主导地位的局面有所改善，但与国际比较，我国高等教育在男女平等的进程上还存在差距。而且，女性在接受高等教育中也存在着许多不公平现象。女性参与高等教育的机会不均等，主要表现在在校生男女人数比例、求学学历和所在学校类型、专业学科分布等方面。

（三）（四）

（五）女大学生就业存在着性别歧视 ：女大学生的就业弱势，是受教育结果的不公平的问题，这是不争的事实。“性价比”，而由于生理因素、婚姻因素、成就动机，以及生育保险费用和女工劳动保护费用等各种原因，使得女性劳动力的“性价比”低于男性劳动力。其次，“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是思想根源。在现实生活中，这种观念仍潜移默化地残存在许多人的思想深处。社会对女性家庭角色的期待值仍然很高，希望她们能够兼顾事业与家庭，有人还提出所谓“妇女回家论”、“阶段就业论”等言论，呼吁女子又重新从社会返回家庭，回归到男主外、女主内的状态。再次，当代青年知识社会参与意识面临着严重的挑战。一方面“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相夫教子”的观念反复强化人们意识中传统的性别角色定位；另一方面，对事业成功女性的一些不恰当、不全面的描写，又总是在渲染女性事业、家庭难以两全的紧张气氛，使不少女性对事业望而却步，不敢过多追求。在严峻的就业形势面前，部分女性通过提升自己的学历来获取更多的社会资源以弥补就业中的性别劣势，但在传统婚姻模式下却又带来找对象难等新问题，如“女博士现象”。因此，不少女性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压抑成就动机，降低上进心，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婚姻和家庭之中。

社会主义国家的性别歧视是，父权主义借助区隔主义的官僚政治，扭曲再分配过程，在平等主义国家无法监控的基层生成的，并由此构建了一个特征鲜明的性别分层结构：与再分配中心的距离越远，受到的性别歧视就越严重。在这一结构中，受害最重的是底层的女性——她们得到了微薄的再分配经济报酬

参考文献：

《城镇居民性别收入差异——基于CGSS2008 的定量研究》许思源

《城市性别收入差异及其演变：1995－2003 》王天夫 李博柏 赖扬恩 《第三期四川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主要数据报告》

第三篇：克隆人的伦理、社会和法律的思考

克隆人的伦理、社会和法律的思考

摘要：克隆人技术及其应用问题引起了人类的无限遐想，也引起全球范围内的激烈论争，这种论争又不仅仅是关于克隆人技术这一现代生命技术的具体论争，它有着更为丰富和深刻的内容，反映了现代科学技术与人类存在的关系以及人类实践方式与人类存在的关系。本文就克隆人给人类社会带来的伦理问题和社会影响以及法律解决途径进行思考和探索。

关键词：两类克隆人技术，伦理问题，社会影响，法律途径

首先，我们需要理解“克隆”的概念。“克隆”是英语clone或cloning的音译。英文clone起源于希腊文klone,原意是用“嫩枝”或“插条”繁殖。“克隆”一词于1903年被引入园艺学，以后逐渐应用于植物学、动物学和医学等方面。世界卫生组织在2000年3月关于克隆人的非正式声明中把cloning定义为遗传上同一的机体或细胞系的无性生殖。我国学术界通常将其译为无性生殖或无性繁殖。“克隆又称无性生殖细胞系或无性繁殖系，是一个细胞或个体以无性生殖方式重复分裂或繁殖所生的一群细胞或一群个体，在不发生突变的情况下，具有完全相同的遗传结构。”1

1997年2月24日在英国罗斯林研究所宣布克隆羊“多利”培育成功，随即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强烈震动，因为“多利”是人类首次利用体细胞成功克隆出的动物，它翻开了生物克隆史上崭新的一页，突破了利用胚胎细胞进行核移植的传统方式，使克隆技术进展实现了一次飞跃。从理论上讲，运用克隆技术生殖人的技术过程，与克隆“多利”羊的技术过程基本相同。不过，如果将这个克隆人技术过程进一步细分，则会进一步区分为生殖性克隆和非生殖性克隆（又称之为治疗性克隆）两类。这两种技术类型的区别在于：是否以婴儿出生为目的的技术，它们引起的伦理问题事实上完全不同。国际社会对可能出现的克隆人表现出空前的谨慎态度，从联合国到各国政府都针对这一问题表明了严肃而又鲜明的立场——禁止克隆人。然而，随着几位“克隆狂人”关于正在或已经实施了生殖性克隆人实验的言论出台，人们又一次陷入了空前的恐慌与激烈的争论。伦理学界关于 1杜治政主编：《中国医学伦理学大词典》词条“克隆”，郑州大学出版社，2002.克隆人问题的论争也一直非常激烈：“在今天的伦理学领域没有任何一个问题像克隆人问题那样引发了如此强烈的社会震撼、如此巨大的观念分歧、如此激烈的学术论战。”2引克隆人问题所引发的种种伦理论争与焦虑，既有微观方面的，也有宏观方面的。

克隆人问题的实质是人类将按照自己的意愿“制造”人，克隆人将彻底成为人类自已的对象物，人(Human)将不再是人(Person)。未来某一天如果克隆人“出生”，人们面临的首要问题是“人是什么”的难题——人到底是有着与生俱来的尊严的自然生命体，还是一堆由人工“设计生产”的有特殊基因标签的碳水化合物?在人类现有的理性思维限度内，克隆人就像人类理性与反理性的一个“临界点”。“临界点”的一边是人类理性的全部内容与价值，因为人类理性是人之存在的终极根据，它守护着人类的绝对价值——“人是目的”；如果越过这个临界点，人类的终极价值将顿时消解，人类的理性也将彻底走向它的反面甚至崩解。在克隆人问题上，人类理性的空前困局集中表现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尖锐对峙。一方面，克隆技术集中体现了人类工具理性的最新最高成果之一；另一方面，人们对克隆人必将引发的种种道义问题的关切则主要体现了对人类价值理性的坚持。以往人类工具理性所涉及的都是在“人是目的”这一人类绝对价值命令统摄下的领域，并没有危及到人类的终极存在；而克隆人技术的实质就是要突破这一人类价值底线——以人工方式“制造人”!人类的价值理性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于是，“人类到底能对自身做什么”的问题第一次拷问着人类的理性。

目前有关克隆人的伦理论争，集中反映了人们在价值立场上的功利与道义辩难。人们主张克隆人的绝大部分理由都是功利主义的，或者说至少具有功利主义底色的，如主张克隆人是要孩子的唯一偏好的选择，克隆人是要避免产生出一个患有严重遗传病的孩子，克隆人是为了提供器官用作移植等，这些主张大肆宣扬克隆人可能产生的医学和科学功能、社会效用和经济效益，无不渗透着功利主义的魔力。诚然，如果纯粹出于功利性的考量，这些主张并不是不可接受的，甚至是有着广阔的前景的，但是，我们再深入考察这主张背后的动机就会发现。它们从根本上指向同一个问题——把“人”(如果克隆人也是人的话)彻底地工具化。2如2001年8月19日，美国科学家扎沃斯和意大利医生安蒂诺里宣布将在一两年内克隆出人类胚胎并将为200名妇女植入克隆胚胎；同年11月25日，美国先进细胞技术公司(ACT)宣布已经用克隆技术培育出人类早期胚胎，其被视为复制人类的第一步。相对应的，人们反对克隆人的理由除了功利性的考量外，更主要地集中于道义方面的忧虑，当然国外还有出于宗教立场的强烈反对意见从目前的争论看，真正构成反对克隆人牢固防线的是深层次的道义理由——人们倍感忧虑的是克隆人可能给人类造成人的尊严、自由、平等、人权等方面的人道灾难。在对克隆人问题的道义反思中，人们首先聚焦的是人的尊严问题。

尊严是不可替代的，只有人才具有尊严。康德指出，人的尊严来自于人作为“自在目的”的存在。克隆人是作为科学家、医生或其他人为实现某些目的的手段而被“制造”出来的具有人的一切生理构造与特征的生命体，不是作为“自在目的”的存在，其尊严必将受到严重的伤害甚至无情的践踏，同时克隆人的存在也将给人类的尊严带来不可避免的损害。一方面，克隆人损害的是克隆人个体的尊严，人的尊严有一个最基本的道义要求，那就是不受他人操纵，任何一个克隆人首先就是被人操纵的“产物”，因此其尊严必将受到伤害；另一方面，克隆人损害的也是整个人类的尊严——即人类尊严的完整性，在自然生育的人面前，克隆人在一定意义上成了“非我族类”，难免受到前者的歧视甚至敌视，人类的尊严将面临分裂的威胁。尊严问题是个根本性的问题，容不得半点含糊。此外，人们关于克隆人的道义反思还涉及人类平等、自由等权利的考量。人们担心，克隆人技术如果与“优生”思潮相结合，必将导致基因歧视泛滥，人类会因为基因的先天差异而分裂为三六九等，这将从根本上颠覆人人生而平等的人类价值观；人们还认识到，克隆人是背负着某些外在的使命“出生”的，其自由的基础在其“出生”前就已经被侵蚀，其自由权将存在“先天不足”的缺陷。诚然，在克隆人问题上，功利主张(为了人们的幸福生活)也不是完全不正当的，但是功利不是自足的，不能忽略甚至无视道义的考量；道义反思是必要的，在人的生命价值和人的尊严面前，再审慎的态度也是合理的。毫无疑问，对人道底线的持守是人类的当然之责。

人们关于克隆人问题的伦理争论，还集中反映在科学自由与人道责任的相容性问题上。自从科学成为人类活动的一个同定领域以来，科学自由与人道责任就是一对相辅相成的原则范畴。诚然，科学研究是需要自由的，自由是科学研究的必要条件之一，但并不是科学研究的全部条件。从人类的科学发展历程观之，科学自由的主要对立面是政治专制、宗教迫害和思想霸权。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可以说为人们对科学技术的迷恋与对人道责任的淡忘而敲响了警钟。著名的科学史专家萨顿(G．Sarton)通过对科学史的研究特别是对德国一些科技专家二战期间行为的考察，提出了一个尖锐而深刻的问题：“人性的这样一种完全堕落怎么会发生在这个最文明时代里一个最文明的国家里呢?”他分析后指出：“这些德国科学家和工程师们在一定程度上是他们自己的‘技术迷恋症’的受害者。”3乱人类的历史多次验证了一个基本的道理——“技术既是人类自身的力量也是人类自我毁灭的力量。”4在克隆人问题上，科学自由与人道责任似乎到了水火不能容的地步。人类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如果放纵科学的自由，可能给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人道灾难。因此必须以人道责任来引导、规约科学研究。纵使有个别科学家和医生执意抛却人道责任，欲打着科学自由的大旗偏执地进行生殖性克隆人实验，然而绝大多数负责任的政府和科学家都是坚持人道责任高于科学自由的原则，谨慎地对待克隆人的研究。

我国政府虽明确表明不赞成、不允许、不支持、不接受生殖性克隆人试验，但支持治疗性克隆研究。2005年3月8日第59届联合国大会批准《联合国关于人的克隆宣言》时，中国投反对票。在法律委员会表决中中国代表苏伟在解释中国投反对票的原因时表示：生殖性克隆人违反人类繁衍的自然法则，损害人类作为自然的人的尊严，引起严重的道德、伦理、社会和法律问题。中国政府积极支持制定一项国际公约，禁止生殖性克隆人。但是，治疗性克隆研究与生殖性克隆有着本质的不同，治疗性克隆对于挽救人类生命，增进人类身体健康有着广阔前景和深厚潜力，如把握得当，可以造福人类。中方反对将两个性质不同的问题混为一谈。“我们认为治疗性克隆和生殖性克隆是可以区分的，而在这次通过的联大宣言中却没有将这两种克隆区分开，表述非常含糊不清，提到的禁止范围可能会被误解为也涵盖治疗性克隆研究，这是中方所不能接受的。”5美国在联合国的立场认为，如果允许治疗性克隆，可能会导致滑坡效应，从而助长生殖性克隆的实现。这种担忧不无道理。正如德国教育和科研部部长布尔曼女士在德国柏林举行的以“生物医学研究和生殖中的克隆技术”为题的研讨会开幕式上致辞所说：目前对克隆技术不同的科研方法和目标的定义还不是很明确，生殖性克隆研究与 34沈铭贤，科技伦理与两种文化【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5。【法】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M】，裴程，译。5马宁《联大通过关于人的克隆宣言，中国代表解释投反对票原因》 医疗性克隆研究之间的暖昧关系难以界定，恐怕才是专家们最为头疼的问题。以医治疾患为目的而对人类胚胎进行克隆和以生殖为目的而使克隆胚胎最终成为一个降临人世的生命，两者之间隔着的不过是一张薄薄的纸而已。6因此，我国以“禁止生殖性克隆人、支持治疗性克隆”的立法指导思想必然面临着如何有效管制治疗性克隆研究的挑战，而在这一指导思想下所出台的现行克隆人立法的合宪性也面临严重问题，有违法律保留原则和有悖比例原则。而完善克隆人的相关立法，以实现克隆人立法的宪法规制便成为一个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6参见潘治：《特别关注：克隆研究能走多远？》

第四篇：妇女职业与妇女解放

Background: 女性职业的发展不仅有助于妇女解放, 也是妇女解放的表征。

在经历了五四以后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现代都市生活中, 一些女子

通过学校教育最终走上了职业之路, 她们有了独立的经济来源, 社会

地位也在逐步提高。因此这个时期被人们普遍地认为是一个女性自

觉、高扬女权的时代, 更有人认为在现代都市生活中, 妇女始终占据

着主导的地位

1、轻工业方面: 如纺织、烟草、火柴、化工成衣等业当女工, 这

在就职妇女中, 占绝大多数。

2、帮佣∃∃∃及到中产以上的家庭当姨

娘、奶妈。佣工虽为中国社会所固有, 自农村经济破产后, 开始急剧

增加,其数目虽无调查, 当不在少数。

3、受过中等教育以上的妇女, 在文化教育机构找职业的,如女教员、新闻记者、传道士、其他如文学家、美术家、音乐家等,是现代中国妇女最高尚的职业者。

4、受普遍教育以上的妇女, 就业于社会各机关, 如官署、商店、公司、医院、女书记、女

医生、女店员、护士、产科医师等。

5、在娱乐机关找职业的, 如歌女、电

影演员、舞女、女伶乃至妓女等

分析：这份研究基本反映了当时妇女就业的总体状况, 从中可以看到,除了占据了当时女子就业市场的绝大部分的靠出卖色相、提供消遣

娱乐的女子职业和从事机械操作、提供体力劳动的产业女工之外, 这

个时期也涌现出了一批职业女性。这一时期的职业女性所从事的职

业主要有教师、图书管理员、医生、护士、编辑、翻译、会计师、律师、党

政机关办事员、商界打字员、速记员、管理员、电话员、电报员、邮务员

等等,这些职业在当时被看作是较为高尚!的高级职业。当然, 这些

高尚!的职业女性主要集中在较为发达的省市。二十年代∀生活#周刊对于广东的职业女性做了调查。在广东的职业女性所从事的政

治,教育,专门艺术, 慈善事业, 宗教事业等类别中,以从事教师职业人

数最多。原因：对于教育工作特别是基础教育工作来说, 这个职业自民初

到五四!时期,一直被认为是可以发挥女子天赋的工作,因为女子的母性和体贴的特质, 她们比男性更适合这项工作。因此五四!之后的二三十年代,在逐渐兴起的女性职业当中, 女教师占了相当大的一

个比例。二十年代初就全国范围来看, 女教师也占了一定的比例。

但是从事高尚职业的并不是很多很多。

就全国范围来说, 有机会从事这些高级!职业的职业妇女的数

量仍然是极为有限的,只占全体妇女的极少部分。据生活周刊:

这几年来, 女子的职业,平白地增添了许多, 形形色色, 指不胜

数,现在且把晓得的约略写在下面。属于高尚的: 女子银行经理(此

席仅上海女子商业银行一处而已)女教员(担任教授图画手工唱歌登

科者多)洋行女打字(因西洋女子, 工资较昂, 乃改用中国女子, 但不

甚多)女书记(近来大学已有)女医生(女医生以兼产科者为多)女招

待(女招待一席, 仅缝衣公司或化妆品糖果商店有之)女伙计

虽然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界都有了女性的身影, 而且这些从事高级职业的女性一般都 受过良好教育,不过其时职业女性的职业分布仍十分狭窄, 但除了在大都市的教育、医界、商界和政界的职业女性人数相对多一些, 其他

地区、其他行业的职业女性仍然是凤毛麟角;另外, 即便在这些女性

职员数量相对较多行业里, 她们的绝对数量也还十分有限, 从同职业的男女职员比例来看,女性则更显稀少。

职业变化的影响：

20世纪二三十年代, 女子职业的发展, 使得职业女性们在一定程

度上走出了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窠臼,她们的自身生活和角色

地位出现了不同于传统妇女的特色

但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 职业女性们最经常从事的工作仍然受到传统观念影响, 大多数的职业妇女都只能在基层从事简单机械工作,很少人有机会从事更高阶层的智力性工作。不但如此, 职业女性的工资和工作时刻,也不完全为她们所满意

当时职业女性在家庭与职业抉择中的一般情形: 更多的职业女性则将其出路主要定位于家庭!, 一旦结婚便将工作搁置。原因：因为一方面家务是女性的专属!, 不可勉

强其担任不能胜任的工作;另一方面丈夫已有一笔进款!,可以养

活妻子了!。这不仅仅是社会上对女子职业的一般看法, 就连那些

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子, 也觉得这种主张最为公道, 而不加以抗议!。

这说明社会上对职业女性从事工作及其从事工作的能力仍然怀抱着

怀疑与不谅解的态度,就连职业女性本身也大都缺乏高度的自觉, 精

神上的依赖心理仍旧十分严重。

妇女解放：20世纪二三十年代, 职业女性的发展, 改变了一部分女性的生活和角色地位, 我们从这些职业女性身上显然能看到某些不同于传统妇女之处, 她们有自己的职业, 有独立的经济 收入,这表明女性的职业权和经济独立在这个时期已经决不是一句

空话了。但就整体而言, 当时职业女性的发展并不十分乐观: 第一,职业女性的职业范围仍然受到限制, 职业女性在就业妇女中只占据

着微小的比例。第二, 当时人认为适合女子的职业仍是传统女子家

庭职务的向外延伸, 如教师、医护人员等需要发挥女子母性!职能的职业在当时被认为是最适合女子的职业。大多数的职业女性在工作

中,只能从事基层简单机械的工作,很少人从事更高阶层的工作。第三,女子职业在工作量和待遇方面较之男性苛刻。男女无法同工同

酬,即使是相同的工作, 女性的报酬也无法和男性相提并论。第四,大部分职业女性远远未在思想上、精神上获得真正的、彻底的解放,她们无法完全摆脱传统社会所要求的女子操持家务, 相夫教子的角

色定位!,真正走出家庭。在职业与家庭的矛盾中, 大多数的职业女

性将其出路主要定位于家庭!, 一旦结婚便将工作搁置。这种情形

说明,在五四!之后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 女子职业的发展并没有

真正地发生彻底的变化

原因：

首先, 从根本上说是社会经济的原因。二十世纪初,随着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的入侵, 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生活方式等随之影响

着社会的方方面面, 旧有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剧烈冲击。一部分女子开始走进学堂进而成为职业妇女, 她们开始

朝着改变妇女根本命运的道路上迈出重要的一步。可是, 这毕竟只

是少数的发达开明都市的现象,在广大内陆的其它地区, 尤其是在较

少受到商业文明冲击的相对传统的乡镇里, 社会经济的变化并不十

分明显, 女子接受教育成为职业妇女, 仍旧是个遥不可及的梦

即便是那些接受了新式教育成为职业女性的已解放!的妇女

们,这种解放是极其狭窄有限的, 因为在这一时期, 她们即便接受了

教育,有了经济独立的可能,可她们最终的出路!仍然是家庭当时西方社会资本主义工业经济的发展, 已经使得大多

数的妇女们具备了完全走出家庭而不需在事业与家庭之间徘徊而苦

恼的社会生活条件, 大多数的家庭劳务已经得以社会化, 这就给妇女

们的事业发展提供了方便。这给了我们某种启示: 只有社会经济的极大发展、社会生活条件的高度发达和人性化,才能较为普遍地解放

妇女,真正使她们可以毫无后顾之忧, 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 在事业

上有所发展,实现真正的独立自由。而当时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状

况还不能达到这个程度,社会提供给家庭的经济、生活条件远远不能

使妇女们真正走出家庭的牢笼, 她们在某种程度上仍旧不得不被羁

绊在家庭的牢笼之中,不可能彻底地获得解放,实现其在家庭之外的价值。

其次, 民众心理因素的影响也是重要原因事实上,在当时的社

会,许多人都以为出外找工作的妇女们都是卑贱

积极作用：

提高了妇女的经济和社会地位, 促进了妇女的自身解放 稳定了社会秩序,改善了社会风气

第五篇：“人肉搜索”引发的社会伦理思考

我所认识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人肉搜索”引发的社会伦理思考

行政管理三班

杨波 学号:2010127030012

我所认识的人与社会的关系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人肉搜索”引发的社会伦理思考

引: 伦理一般是指一系列指导行为的观念,是从概念角度上对道德现象的哲学思考.它不仅包含着对人与人、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之间关系处理中的行为规范,而且也深刻地蕴涵着依照一定原则来规范行为的深刻道理。社会伦理集中反映了人与社会的关系。本文从从“人肉搜索”说起，阐述网络生活中遵循的伦理原则。

关键词：“人肉搜索”，社会伦理

从2001年诞生至今，“人肉搜索”这一网络行为一直饱受争议。“人肉搜索”作为一种新兴的网络现象，它在现实社会与网络中所产生的影响不可忽视，它伸张过正义，为弱势群体带来维护其合法权益的希望，在网络社会中给弱势群体开辟了一条新的救济途径，同时它也侵犯过他人的隐私和名誉，给他人的现实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困扰。

一、“人肉搜索”的涵义

所谓“人肉搜索”，就是把现实社会中搜寻信息的传统方式与现代网络搜索技术相结合，按照“提问—搜索—答案”的过程进行的信息搜寻活动。具体说来，其过程是搜索发起者在网络上提出需要搜索的事项（问题），搜索参与者在网络和现实社会中寻找相关信息，并将其搜寻到的信息上传，彼此共享信息，最终汇总成为搜索发起者所需要了解的信息（问题答案）。可见，“人肉搜索”是把现实社会中的“人找人”式的传统信息搜索方式和当前的网络搜索技术相结合的产物，其既具备人找人方式的信息准确性强的优点，又吸收了网络搜索范围大、信息更新迅速的特点。正是由于“人肉搜索”不仅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发现事件的真相，还可以在网络上获取到用传统网络搜索无法触及到的领域中的信息。海外媒体对“人肉搜索”的直接描述是一个新造的短语“中国特色的网上追捕”。从其定义中，可以看出“人肉搜索”具备以下特征：

1.参与主体具有广泛性。

“人肉搜索”通过互联网作为平台，将传统的现实生活中的人找人方式发展到网民广泛参与的找人方式，使其参与主体的范围扩大，帮助搜索的主体不再仅仅局限在现实生活中的家人或朋友，而是通过互联网可以扩展到世界的各个角落，无论在哪个国家或地区，无论说何种语言，都可以通过互联网参与到人肉搜索当中，成为“人肉搜索”的主体。由于网民来自五湖四海，不同阶层和知识背景的广大网民共同搜索答疑，使得问题被解答的几率大大增加。

2.信息汇集速度快、传播渠道便捷。

“人肉搜索”集合了网民的力量，搜索的信息内容既广泛又具有针对性，针对具体事件或某一方面信息发起的搜索，往往在很短时间内得到有效的回复信息。在著名的“女子虐猫”事件中，仅以6天时间，虐猫视频中的3个嫌疑人就被锁定，随后当事人的相关信息被陆续公布。信息内容收集之全面性和更新速度之快都体现“人肉搜索”的极大威力。随着网络平台的发展，网络和搜索引擎的广泛应用，使“人肉搜索”的传播渠道体现出极大的便捷、迅速且高效。

3.社会效果正负两面性。

“人肉搜索”过程使个人信息公开化、透明化，颠覆了网络的匿名性特点。一方面使社会不规范现象公诸于众，能够唤起社会普遍谴责，将违反者置于强大的社会压力之下，从而起到强制社会规范的作用。另一方面，当事人的个人信息在网络世界被最大化公开，其隐私权和生活遭受极大的侵害，这就使“人肉搜索”背上了侵害个人权利的罪名。

二、“人肉搜索”引发的伦理问题。

“人肉搜索”游走在虚拟与现实之间，是一把双刃剑。“人肉搜索”具有宏扬网络正气，彰显网络正义的一面。但是，由于缺乏有效的引导和监管，一盘散沙的网民，一旦聚沙成山，可能形成压跨一切的力量，这股力量一旦失控和异化，将会突破法律和道德底线，而陷入不

正当行为的泥潭，给当事人带来巨大的伤害。“人肉搜索”引发的伦理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侵害他人的隐私权。

由于“人肉搜索”主体的广泛性，无法控制每一个参与搜索的网民所发布的信息是否涉及被搜索者及其家人的隐私，所以“人肉搜索”的过程往往变成对被搜索者及其家人的隐私权侵犯的过程。目前，针对网络的监管还处在起步阶段，很多网络中的不道德甚至违法行为都很难在制度与技术层面上得到有效地监管。而人们的猎奇心理无可避免地会在搜索的过程中触及到他人的隐私，并将其隐私信息在网络中散播。在“铜须门”事件中，参与搜索的网民竟然将被搜索者的真实姓名、就读学校、甚至照片和视频都在网络中散布；而在“死亡日记事件”和“钱军打人事件”中这种对于隐私权的侵犯更加严重，参与搜索的网民不但将被搜索者的个人信息公之于众，而且还将其家人的信息在网络上公开，对于其本人及家庭成员个人隐私造成了很大的损害和侵犯。

2.侵犯他人名誉权。

在结果非正义的两种“人肉搜索”的类型中，被搜索者的名誉权也会在搜索的过程中受到侵害。众所周知，公民或法人有保持并维护自己名誉的权利。人的名誉是指具有人格尊严的名声，是人格的重要内容，受法律的保护。任何人对公民和法人的名誉不得损害。凡败坏他人名誉，损害他人形象的行为，都是对名誉权的侵犯，行为人应负法

律责任。目前，由于网络监管的不利，加之网民素质的参差不齐，在“人肉搜索”过程中，往往会出现参与搜索的网民对被搜索者的名誉进行侵犯，对其人格进行攻击的现象，更有甚者会在现实生活中对被搜索者及其家人进行侮辱和谩骂。正是基于名誉权受损的缘故，“死亡日记事件”才会引发“人肉搜索第一案”的名誉侵权诉讼。

3.干涉他人生活方式选择权。

“人肉搜索”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虚拟的网络空间中，而且会扩展到现实生活中。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有对自己的生活方式的选择权。在“死亡日记事件”中，作为被搜索者的王菲不仅在网络中因“人肉搜索”而声名狼藉，而且这种负面的影响延伸到了他的现实生活，对他的生活方式的选择权造成严重干涉。众多的网民凭借从“人肉搜索”中所了解到的王菲的个人信息，在其住所附近向其所在小区的居民揭发王菲的不道德行为，并且对其进行当面的指责甚至人格攻击，不仅如此，王菲的家人也受到了牵连而无法正常生活。这种负面的影响还扩大到了王菲的工作之中，王菲所在的公司也迫于网民的压力将其辞退，更有甚者，没有公司在这种背景下愿意雇佣王菲。“人肉搜索”的负面影响，不仅使王菲的社会评价被大大贬低，无法正常的生活，而且让其失去了工作，没有了经济来源。正因如此，走投无路的王菲才于2008年3月将大旗网、天涯网、北飞的候鸟三家网站告上法庭，这场被称为“人肉搜索第一案”的民事诉讼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的关注。

4.成为商业炒作和实现私利的工具。

在“人肉搜索”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组织或个人利用“人肉搜索”这个网络平台，让其成为商业炒作和实现自己私欲的工具。这些组织或是个人往往利用人们对于“人肉搜索”的关注，在网络或是现实社会中采取一些哗众取宠甚至极为不道德的行为，之后有目的的在网络中发起“人肉搜索”，从而扩大其知名度，实现其经济或其他利益的目的。最出名的事例就是“虐猫事件”和“网络红人‘兰董’”等。其中“虐猫事件”的主角是为了成为网络中的所谓“红人”，扩大自己的知名度，才做出那种极为残忍的虐待动物的行为。如果说“虐猫事件”是个人行为的话，那么“网络红人‘兰董’”事件便是有组织精心策划的一起商业炒作，其通过一个虚构出来的70后的“兰董”在网络上对于80后和90后的青年人进行恶意的诋毁，在网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虽然这些事例只是一少部分组织或个人的行为，但是其凸显了目前我国对于网络监管，以及网民和组织的道德自律的缺失，在网路和现实生活中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三、“人肉搜索”应遵循的伦理原则。

我国学者严耕、陆俊和孙伟平在《网络伦理》一书中提出了用全民原则、兼容原则、互惠原则和自由原则等四项原则作为网络伦理的基本原则。其他的学者在此基础上还提出了尊重原则、知情同意原则等。笔者认为：网络伦理的基本原则应当立足于网络社会的实际情况，依照其内在的逻辑加以构建。而作为网络社会的新生事物的“人肉搜索”，同样需要符合其实质的网络伦理原则加以规范和调整。

1.无害原则。

无害原则认为，无论动机如何，行为的结果是否有害，应该成为判别道德与不道德的基本准则。伦理的基本理论之一功利论认为：正当的行为增进总体的“善”，总体的“善”可以用“效用”来描述，效用原则是道德的基础，是“善”与“恶”终极评判的标准。网络行为不应当对其他网络主体造成伤害，结果的伤害就是不道德。对于“人肉搜索”行为而言，参与搜索的主体在进行搜索的过程中不应当伤害到被搜索者及其家人的正常生活和合法利益，否则，该“人肉搜索”行为即为不道德的。

2.知情同意原则。

“同意”是某人对某事自愿表示出意见一致的意思。要使同意有意义，前提必须是某人对某事“知情”，即他知道即将发生的事件的准确信息并了解后果。知情同意原则在评价与信息隐私相关的问题时可以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如果要使个人隐私得到保护，那么为了某一目的而采集的信息，在没有得到信息主体知情同意之前，就不能用作其他目的。只有在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知情权得到充分地保障以后，其根据所获得的信息和自身的具体情况，进行自主选择与决定所做出的同意，才是符合其自主意愿的。对于“人肉搜索”而言，只有在给予

被搜索者充分地知情权的保障之后，经过被搜索者的同意，才可以对涉及其隐私、名誉等敏感事项进行搜索，当然，这种同意原则上应当是明示的，至于默示是否可以成为同意应视具体情况而定。保障被搜索者的知情权，是该原则的基础，只有在此基础上由被搜索者所做出的判断，才可能是符合其自身利益的决定。相反，没有尊重被搜索者的知情权的“人肉搜索”，无论出于何种动机，都是违反知情同意原则的，应当视为不道德的行为。

3.公序、良俗原则。

公序良俗，就是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的简称。所谓公序良俗原则就是指网络的行为主体应当遵守其所在社会的公共秩序，并符合当前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善良风俗，不得违反国家的公共秩序和社会的一般道德。网络社会的发展日新月异，作为规范“人肉搜索”的网络行为的三条基本原则———无害原则、知情同意原则与互惠原则，很难全面地规范与调整全部的网络行为，那么“公序良俗”原则便是对于网络伦理上述三个基本原则的有力补充。该原则是针对在网络中出现的那种极少数的行为。这种行为可能会符合无害原则，没有对他人的利益产生直接或者间接的伤害，而且会得到对方当事人的同意和许可，甚至有可能会对行为的双方均带来利益，但是该行为是明显与当前的公序良俗相违背的。仅仅按照前三个基本原则便无法认定该行为是不道德的，此时便需要公序良俗原则加以规范和调整。

在“虐猫事件”和“网络红人‘兰董’”等事件中，虽然参与搜索的主体客观上将损害了被搜索者的隐私权，对其人格名誉进行了贬低，但是这种损害行为却得到了被搜索者明示或默示的同意，符合被搜索者的自由意志，而且由于参与搜索的主体与被搜索者均获得了某种利益，一方面参与的网民满足了个人的猎奇心理，而另一方面被搜索者的知名度迅速提高，并成为“网络红人”，甚至给其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此类的“人肉搜索”行为表面上看没有违反不伤害原则与知情同意原则，甚至还符合互惠原则的要求，仅仅按照上述三个原则的判断标准，似乎该行为是合乎道德要求的。但是，像“虐猫事件”和“网络红人‘兰董’”这种通过采取极端的行为或是言论，进行炒作的“人肉搜索”行为，违背了当前社会的善良风俗，破坏了社会赖以维系的公共秩序，该行为自然是不道德的。而这种不道德的行为，需要公序良俗的伦理原则加以规范和调整。

在现代社会中，我们一方面尽力保持自己的隐私不被公开，另一方面，又千方百计挖掘别人的隐私，满足自己的猎奇心理，这使得许多社会问题凸显，社会伦理遭到破坏，也成为部分人谋取非法利益的又一手段。两千多年前，孔子说过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同样适用于今日。在处理社会关系时，多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一下，尊重别人，尊重自己，尊重社会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