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床医务人员对安乐死的态度及相关问题的研究文库

第一篇：临床医务人员对安乐死的态度及相关问题的研究文库

临床医务人员对安乐死的态度及相关问题的研究

更新日期：2010-01-07 点击： 杨洪 肖水源 董群惠 杨德森

【摘要】目的：了解临床医务人员对安乐死的态度，分析目前在我国实施安乐死的可行性。方法：按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样本，用自编问卷进行调查。调查问卷共涉及三方面的内容，即对安乐死的态度、在临床工作中遇到的有关安乐死的问题和是否愿意为病人施行安乐死。结果：共完成调查296人，其中内科103人、外科71人、急诊科68人、精神科54人。不同科室医务人员在对安乐死的态度上基本一致，大多数人对安乐死表达了明确的态度，持中立态度者最多不超过20%，且持赞同态度明显多于持否定态度者。62.5%的人表示愿意为病人施行安乐死。在临床工作中，多数医务人员遇到过病人或其家属主动提出为病人施行安乐死的请求。结论：多数医务人员对施行安乐态度积极，并愿意成为安乐死的实施者。

【关键词】安乐死 医务人员 态度

Euthanasia： Attitude of Clinical Medical Professionals and Related Problems

Yang Hong Xiao Shuiyuan Dong Qunhui et al.（Xi'an Mental Health Center，Xi'an，Shanxi Province，CHINA 710061）

【Abstract】Objestive： To understand the attitude of clinical medical professionals toward euthanasia.Method： Four samples were selected by striate random sampling and tested by self-made questionnaire.The questionnaire contained three factors，i.e.Attitude to euthanasia，if you have come across the problems about euthanasia in clinical practice and if you are willing to implement euthanasia for patients.Results： A total of 103 physicians，71 surgeons，68 physicians in emergency department and 54 psychiatrists completed the questionnaire and most of them expressed in general consistent opinions.62.5% of all were willing to implement euthanasia for their patients.Conclusion： Most of the clinical medical professionals have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 euthanasia and will implement it for patients.【Key words】euthanasia clinical medical professional attitude

安乐死是一个颇受公众关注和感兴趣的话题，从问题的提出至今，国外学者一直对此争论不休［1-4］。国内自八十年代开始进行安乐死的讨论以来，同样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争论的内容从安乐死的定义、人的权利、社会伦理直到法律问题，观点各异，莫衷一是［5-8］。尽管人们对安乐死的讨论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但国内文献大多集中在对上述纯理论问题的探讨上，有关社会人群对安乐死的看法和态度的调查研究数量较少，仅见零散报道［9.10］。当然，不可否认这些理论上的讨论对人们正确认识安乐死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民众与社会群体对安乐死的态度和可接受性，同样会影响到安乐死的实施。临床医务人员作为实施安乐死的主体，他们对安乐死的态度与接受性，则更会对安乐死的实施过程产生直接的影响。为此，笔者对临床医务人员进行了安乐死的态度以及相关问题的调查研究，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对象方法

1.研究对象：研究对象来自于我国南、北方各一座省城(长沙市与西安市)，以两所医学院校的各自三所教学医院为调查点，进行分层随机抽样。即首先在调查点内划分出内科、外科、急诊科、精神科四个层次，然后在每个层次内随机抽取调查样本。

2.研究方法：本研究是对社会人群自杀态度研究的一部分，采用自编问卷进行调查，问卷完成后当场检查，发现漏项及时补齐。问卷内容包括以下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对安乐死的态度，包括(1)对被动安乐死的态度；(2)对主动安乐死的态度；(3)假如自己身患绝症，对实施被动安乐死的态度；(4)假如自己身患绝症，对实施主动安乐死的态度；上述问题有完全赞同、赞同、中立、不赞同、完全不赞同5个选择。第二部分为在临床工作中，对身患绝症又极度痛苦的病人，(1)是否想过为病人施行安乐死?(2)是否有病人主动提出为自己施行安乐死?(3)是否有病人家属提出为病人施行安乐死?每一问题都有经常有、有时有、偶尔有、从未有4个选择。第三部分的内容为，如果法律允许，您是否愿意为病人施行安乐死；有非常愿意、愿意、不愿意、非常不愿意、无所谓5个选择。

3.统计分析：求得每一问题的应答人数，计算构成比，并在不同专业之间进行x2检验。所有资料经量化后在PC机上用Foxpro2.6建立数据库，然后再用SPSS7.0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 果

1.一般资料：共完成调查296例，其中男性159例、女性137例；医生180例、护士116例；年龄17-61岁，平均28.59±7.63岁；文化程度(受正规教育年限)9-22年，平均14.81±2.31年；职称：初级202例、中级72例、高级22例；专业科室：急诊科68例、内科103例、外科71例、精神科54例，四个科室的人员构成详见表1。

表1 不同专业医务人员的组成对照

男 女 X±S 医生 护士 X±S 低 中 高

急诊科(n=68)37(54.4)31(45.6)27.91±6.36 40(58.5)28(41.2)14.30±20.91 48(70.1)16(23.9)4(6.2)

内科(n=103)55(53.4)48(46.6)27.10±6.99 59(57.3)44(42.7)14.71±2.20 76(73.8)19(18.4)8(7.8)

外科(n=71)37(52.1)34(49.9)28.76±6.34 45(63.4)26(36.6)15.28±2.56 45(63.4)21(29.6)5(7.0)

精神科(n=54)30(55.6)24(44.4)29.47±7.53 36(66.7)18(33.3)15.02±2.24 33(61.1)16(29.6)5(9.3)

注 各专业医务人员各项目之间经X2与F检验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

2.对安乐死的态度：医务人员对被动安乐死、主动安乐死、在身患绝症时自愿施行被动安乐死、在身患绝症时自愿施行主动安乐死的不同态度的应答人数以及构成见表2。从表2中可以看出，绝大多数医务人员明确表达了对安乐死的态度，而且不论哪个方面，持赞同态度者均多于持反对态度者，尤其在主动安乐死、自愿施行安乐死(主、被动)三个条目中差别尤为明显。

表2 医务人员对安乐死的态度

被动安乐死 主动安乐死 自愿被动安乐死 自愿主动安乐死n % n % n % n %

第二篇：安乐死研究现状

安乐死研究现状

二十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们在塑造自我，优化人生的过程中，一方面追求生的优化，同时也提出了对死的优化，于是安乐死问题应运而生，人们开始对死亡进行公幵、认真、广泛、深入地讨论研究。我国对其的讨论始于上世纪80年代，近30年来，学界关于“安乐死”的讨论也是见仁见智，不胜枚举，并伴随“安乐死”热点事件的出现而激烈非常。通过细细检索这些纷纭的讨论，我们将中国学界对于“安乐死”的研究现状总结如下：

①从观点来看，超过八成的学者对安乐死合法化持肯定或积极态度，只有少数人表示了否定或者保留意见。

②从内容来看，学界对“安乐死”的研究基本由安乐死概念界定，安乐死合法性论证以及安乐死立法建构等三部分组成。其中安乐死的概念界定分歧最大，且主要集中于安乐死适用主体，如未成年人、昏迷不醒的植物人或者患有严重的先天性疾病或严重残疾的新生婴儿能否适用安乐死？其次是与相关概念的区分问题，如安乐死与听任死亡、缓和医疗、辅助自杀的区分〖(1)对濒死病人, 尽一切必要的医疗救治后, 为免除濒死病人饱受痛苦煎熬, 而中断无益的或过分负担的医疗装备, 使病人顺乎自然地死亡(注意: 在此状况中, 撤除医疗设备并未导致病患死亡);(2)对临终病人采取减缓病痛的治疗方法, 如给予止痛药, 其目的在于减轻痛苦, 而非以缩短生命为意图, 只是治疗过程中不免伴随缩短生命的危险(注意: 在此状况中, 药物、治疗的给予, 其意图不是为结束病患生命)〗其它的争议如是否以精神痛苦为必要、死亡标准的界定等等，总之, “安乐死”是一个令人迷乱、模棱两可的术语, 而安乐死本身又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 且对于每种类型, 在伦理上的可责难性是截然不一样的。安乐死合法 性论证部分，学界主要从国内外趋势、伦理道德、法学理论三方面来论证，从国内外趋势而言，安乐死的立法实践已经在澳大利亚、荷兰、美国、日本诸多国家和地区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国内涉及安乐死的案件也日益增多，民众要求立法呼声很高。而从伦理道德来看，传统的儒家思想、宗教教义以及医德要求是否定安乐死的主要原因。法理方面，有的学者从安乐死的权利基础，如死亡权、人性尊严、生命权等角度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究，而有的学者试图从部门法角度进行论证，如安乐死的合宪性研究、安乐死的非罪化研究、安乐死作为民事权利是否可诉？等等。安乐死的立法建构方面，由于有世界范围内的较为丰富实践，除适用主体外学界分歧不是很大，特别是程序法上相对完善，成果显著，它基本由申请、审查、执行、备案等程序组成，其共同点是机构、人员的专门化和专业化以及风险监控的严格化，典型的如安乐死委员会、安乐死医师和顾问的设置、生前遗嘱和代理人的设立、独立第三方见证，冷静期的设置，“裁执分离”制度，无条件撤回制度、监控执行等等，然而由于安乐死主体界定仍存在较大争议，若申请主体得不到有效限制，则滥用的风险将非常大。③从不足上看：

1、总括：许多讨论只是在浅层次上重复言说，殊少理论创新，而且讨论虽然一直不断，可是针锋相对的争鸣几乎没有，从而不能将安乐死研究向更深更细微的层次推进。

2、关于安乐死的合法性论证，很少有人区分形式合法性与实质合法性（形式合法性只关注所符合的法律的权威渊源，而与所符合的法律的实质内容不涉，是实证主义法学路线；实质合法性更为追究法律的 正当性与合理性，是自然法学路线）。其次，许多论证面临“二次正当性论证亏空”的问题（即“现代社会制度（诸如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正当性是由某种社会理论来论证的（一次正当性论证），但论证社会制度正当性的某种社会理论的正当性本身就需要论证（二次正当性论证）。我们发现在安乐死的正当性论证上, 各种正当性论据纷纷粉墨登场, 可是从来没有一种理论能够一以贯之地将安乐死论证到底。当生命素质论遭到生命神圣论的反驳时转而诉求个体自决论（心理学上，简单的说一个人可以有不受外界任何因素干扰而做出自己的选择的自由和权力）, 而个体自决论又会遭遇到社会责任论的诘问, 没有一种理论能全部覆盖安乐死问题。一种理论不能独立地支持所要论证的命题, 这反映了“一次正当性论证”的无效。其次, 悖谬的是, 竟然可以从同一论据出发推出不同的结论。如人道主义是支持安乐死的最为有力的论据之一, 但也有论者同样从人道主义出发而反对安乐死。他们认为, 杀人就是不人道, 因为它将活生生的人弄死, 尽管他们有时也承认杀人与谋杀的区别, 但他们还是坚持安乐死是杀人而不是谋杀, 因为它是故意地结束一个没有罪过的无辜生命。又如尊严论也是支持安乐死的有力根据, 可是也有人认为, 生命最后时刻的状态并不能决定人的尊严, 庄严死亡应当在庄严的生活中体现出来。“诚实、体面的一生在结束时, 人们仍然会这么看待你。并非在人生最后的几星期或几天中, 人们才来合成对你的印象并永远记在心里, 他们要记住你的是此前的数十年的生涯!”由此, 尊严论据也会推出两面的结论。一种理论内部包含自相矛盾的两个方面, 这 种自身的不协调也反映了 “一次正当性论证”的缺失。

3、国情认识不足：安乐死与一个国家的国情息息相关，许多学者研究讨论了我国的民众观念、文化习俗、宗教信仰等方面但并不细致，而贫富差距、社会福利、医疗政策、法制环境等方面却很少进行讨论和细致的研究。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许多问卷调查报告，就客观性和可信度而言，存在较大的问题。这里有一段在网上和论文中被广泛传播的所谓安乐死调查的报告:“ 据调查, 我国目前赞成安乐死的人主要是老年人和高知阶层人士。上海曾以问卷形式给200 位老年人进行了安乐死意愿调查, 赞成者占72.56%;在北京的一次同样的调查中, 支持率则高达79.8%;另据《健康报》报道, 有关部门对北京地区近千人进行的问卷调查表明, 91% 以上的人赞成安乐死, 85% 的人认为应该立法实施安乐死。”这段话中所说的调查报告, 就客观性和可信度而言, 存在相当严重的问题: 1.被调查者对安乐死本身不十分清楚。如前所述, 安乐死是个带有强烈情感色彩的词语, 当一个人被问到是否赞同安乐死时, 可会能因为这个术语的动听而做肯定答复, 但当问到是否赞同“ 听任死亡”、“仁慈助死”和 “仁慈杀死”时, 可能就犹豫不决, 要做谨慎考虑了。2.有关的调查问卷在设计上存在缺陷。许多调查问卷只给被调查者提供赞不赞成安乐死两种选择, 如果同时还提供诸如临终关怀, 在医生和群体(病友、社会团体等)的支持、帮助下与病魔抗争等其他选择, 结果可能会不一样。

3.被调查者的地域有很大局限性。被调查者主要局限于上海、北京 等发达地区, 而我国幅员广阔, 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 各地关于死亡的观念也不尽相同, 因此, 以地域性很强的群体代表全国就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

4.被调查者与身临其境的末期患者还是有心理差距。波斯纳举例说, 他母亲在65 岁身体健康时, 看见一位坐在轮椅上非常虚弱的老年妇女, 曾表示, 如果变成那样, 宁愿选择死亡, 可是20 年后, 她真的变成了那样, 却没有表示想死的任何愿望。而且在美国, 有调查显示: 认为可以允许患有不治之症的人死去的美国人比例, 随着年龄增加而直线下降。这些都反映了旁观者与身临其境者的心理差距, 因此, 简单地询问是否赞成安乐死的调查, 其可信度不高。

第三篇：“安乐死”伦理问题浅析

摘 要 中国对于安乐死的讨论已经有超过20年的时间，安乐死也越来越被我们的社会所接受。本文从安乐死的概念角度入手，讨论探析当今发达社会对于“安乐死”的理解和各个国家对于安乐死的法案整理与不同层度的推进，正确认识安乐死这种优化的死亡方式。

关键词 安乐死 合法化 定义与概念 伦理道德

作者简介：谢萌，成都理工大学文法学院。

中图分类号：d9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05-288-02

社会发展越来越快的今天，我们面临的生存问题也越来越凸显其弊端。这些懊恼难题的出现在伴随高科技的进步变得可以让人们轻松应对，这是时代赋予我们对生命无限追求的奖赏，也是社会不断前行的必经之路。但上帝很公平，再为你新开一扇窗的同时问题也接踵而至。

一、“安乐死”的基本形式与不同意义

（一）基本形式

“安乐死”一词来源于希腊语，意思是善的死亡，这一出现于17世纪有着浓重感情色彩的词汇，自打出现就备受争议。不管是不是自己死亡或者他人死亡，也不管这种死亡是不是秉着病患自愿的原则。怎么样区分“安乐死”与“被安死”已成为一种惯例，被动安乐死是通过不予以患者治疗或者撤出其医疗设备而允许的死亡，而主动安乐死是有意引致死亡的行动的结果。所以常常使初视者误读其意，从而妄下结论。在学术中“安乐死”更是有很多意思，根据意义的不同分化出不同类型，这些所谓的区分显然不是那么清晰明。

（二）不同意义

对“安乐死”的理解因人而异，有相对广义的理解，也有人相对狭义的看待。人们认同它是因为认为“安乐死”属于一种个人权利，个体对自身的存活或者死亡有直接选择权利。虽然“安乐死”就目前的状况来看，依旧不是被太多人所接受，但我们已经在宠物身上看到“安乐死”的情况了。

二战时期德国纳粹元首希特勒曾筹划一个关于“安乐死”计划，意在用模糊的“安乐死”方式来杀害他认为没有用的人。一位收到过500份脑组织的神经病理学家描述：“在当时的德国，有关于这种惨绝人寰的屠杀包括其中的智力低下者、精神分裂患者、癫痫痴呆以及身体器官出现异常或者失调的病患„„实际上，那些所没有工作能力的人一概被认为是没有用的人被处以“安乐死”的方式杀害。”被谋害的人真正死亡原因在于他们是对于社会毫无价值可言的人，只有他们的死亡方式才可能被想到是相对“舒适”。快速的结束一个人的生命的方式只是过于简明扼要的表达了安乐死的定义，而完全忽视了在受此安乐的人的那些微妙的东西。这种对于安乐死的定义不得不说是一种违背了安乐对象的意愿，简单粗暴的认为安乐死是无痛的死亡方式。

另一个侧面则认为，如果我们实施安乐死的意图在于将一个正在受到病痛无休止折磨的病患的子网中获取经济利益，那么我们也算是在实施安乐死。可是事实上，如果我们的动机完全是出于我们个人利益的追求，那么安乐死真的还是安乐死？我想那样的安乐死完全等同于一场毫无争议的谋杀。

有关于安乐死的不同理解和认知我们不得不在对安乐死的描述和定义上绞尽脑汁的想象，无论从哪个角度去考虑，这些定义仍无法满足所需要的必要因素和实施条件，所以也不能算是对安乐死的准确定义。这些不同的理解都是如今社会对于安乐死的认识的一个阶段性符号，它们也都承载了不同时代对于安乐死定义的理解力和感知力以及接纳程度的趋势。

二、安乐死在世界范围的合法化问题

目前为止，安乐死在世界范围内一直都是被众多国家视为不合法的一种医疗技术。因为它与我们目前所建立起的传统道德观念、医德价值、人道主义原则相违背。安乐死的合法化面对极大挑战。但还是有不少国家在面对安乐死的的出现后才用相对积极的态度去接纳它。荷兰作为第一个将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与其后的比利时、西班等国以及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在通过了此法案后都制定了严苛的执行准则。安乐死虽在荷兰已经合法化，但安乐死依旧属犯罪。荷兰安乐死实施决意看来，不仅能发现在面对传统道德观念的约束下，人们面对对他人实施安乐死时，依旧心有余悸。真正明确安乐死，并且由案例法通行“安乐死”的国家却是日本。日本1976年首次举办“安乐死国际会议”，会中提到：应当尊重人“生的意义”和“庄严的死”，从而使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有条件地承认安乐死的国家，但目前仍有较多问题亟待解决。

日本通过的安乐死必须具备以下要求：

（1）根据现代医学知识和技术判断，病人已患不治之症且死亡已迫近。

（2）病人痛苦剧烈，且令人惨不忍睹。

（3）实行的唯一目的是为了减轻病人死亡前的痛苦。

（4）如果病人神智清醒，并能表达自己的意志，则需要本人的真诚委托或同意。

（5）原则上由医生执行，如果不能，必须有足够说服人的理由。

（6）实行的方法在伦理上是被认为是正当的。

在日本刑法规定，具备上述全部要求而夺去人生命的行为属于“正当行为”。为了消除病人肉体上的痛苦不得已而侵害生命的行为，可被认为相对于日本刑法规定的“紧急避难行为”。其依据是作为正当行为的违法性阻却和紧急避难的违法性阻却，即是通常构成违法的行为，由于特殊理由可不认作为违法。

安乐死合法化维护者认为，患者有自由来结束自己的生命，或者说他们如果有这样的意愿是可以让医生对他们的选择予以实现。作为一个人，我们连自己掌控自由选择自杀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生命的权利都丧失了，那我们真正拥有的权利有是什么呢？如果社会大众同意患者自由的选择用“安乐死”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生命的权利，如果在行使这个权利时这种选择有另外一个人来执行，会有怎样的有关于道德的缺陷呢？再如果一个人有权死亡，并且在权衡了继续活着的利与饱受痛苦之后已经达到了这样做的决定，那么请求另外一个人来帮助执行这种合法的选择有何不可？这样另外一个人又有什么不对？ 对于支持者的观点来看，这样的结论既是出于一种慈悲之心，可它并不以同样的形式在自杀的场合出现。

三、中国文化中对于死亡的理解与阐述

谈到关于中国人怎么理解“安乐死”时，回望过往悠悠五千年灿烂文明的文化根基和传统道德模式、思考行为方式准则的华夏文明。历史中我们知道秦始皇不辞辛劳想要得到仙丹以求自己能长生不老，我们推崇尊崇的是儒释道三教合一。这种文化底蕴塑造出我们对于生死观的理解是人们惧怕死亡和一种希望获得长生不老的心理。

中国古代圣贤孔子对于生死问题的看法是：“未知生，焉知死”。他认为我们活着，首先你得先明白自己活着的意义和活着该去做些什么，对于死亡这么一个极其抽象的问题不应该过多假设和猜想。实际上，孔子退而求其次避开了阐述关于生死和本体的意义这么一个问题。他更多的给出一个让我们能参悟出的理解发醒怎么积极地去活着，那也就是他所体悟的活在当下，活在今生。这是中国儒家对于生死的一种阐述和态度。

道家相对于儒家的生死观而言对于死亡更深刻，呈现出一种坦然的态度。道家的老子取表象之外为其立足点以一种独特的视角来解释他所宣崇的对于生死的态度。“安乐死”无非也是人类在面对即将到来的死亡的一种自我选择的问题，其受到争议的是在选择这种死亡方式后所要面对的可能无法得到真实准确个人意愿的一个道德问题。相对前面两种派别佛家对于“安乐死”的态度就相对激进很多。佛家认为人活着就是一种修行，在修行中无论遇到怎样的苦难痛苦，即使是备受折磨的活着也是修行中一部分。面对“安乐死”这一种“优化”形式的死亡方式也是不予赞同的，佛家认为任何形式的杀生都是不善业。人活着的修行是一种轮回，痛苦的源头源自他过去所应承受业力，故必须自己承担。

四、当代国人对于“安乐死”的认知

面对迅猛发展的高科技全球化一体的世界格局，国人对死亡的观念也在不断的发展演变，安乐死作为一种现代的死亡方式也同样随着时代的大潮流不断演化。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人们在逐渐对安乐死的认知发生了很多的改变。就中国国情来看，“安乐死”使得濒临死亡的病人得以解脱，减轻病人家庭经济与精神的双重负担，节省社会医疗卫生资源。它同样也是对病人的一种体贴和尊重。是他对自己生命的一种选择。

也有人认为安乐死是一种否定医学的消极态度，医学的存在就是救死扶伤，无力医治就不去医治，不利于医学的发展。相对我们目前也没有办法明确的界定什么是不治之症这一抽象定义。也许这一秒还是不治绝症下一秒就攻克难关。

五、结论

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总会有这样那样的牵挂与牵绊，这些是我们作为人所必然要面对的关于生死的问题。于安乐死我们不能过早言论孰是孰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社会中的一部分，自然无法避开社会性，它不能跨越一个时代而孤立的讨论，它必然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密切在一起。当今的中国在踌躇满志的朝着前方光明的充满希望地方发展。

学者们也开始不断反思关于生命与哲学直接关系，以及安乐死是否对于我们社会与人起到积极作用。而法律上尽管还在研究，在其研究过程中也不免会遇到这样那样的种种置疑和诽谤，但随着文明的进程，安乐死终将会被法律所承认。生命对于每一个拥有生命的生物而言都是如此珍贵，了解生命，体悟生命，感知生命，掌控生命。

第四篇：关于安乐死的研究综述

关于安乐死的伦理问题浅议

【摘要】

安乐死的本质含义应该是重病患者在不可逆地趋向死亡的过程中，无论在肉体状态还是精神状态上。都能安乐地去死，医学手段只能使人的肉体由痛苦状态转向安乐状态，而社会科学可使人的精神由痛苦状态转向安乐状态。本文从伦理价值及中国现状对安乐死的可行性进行了剖析。

【关键词】

安乐死； 伦理；立法

“安乐死”，即安乐地死亡。其本质是重病患者在不可挽回地趋向死亡的过程中。无论在肉体状态还是精神状态上，都能安乐地去死。其所要解决的矛盾。就是要使不可逆转地趋向死亡的患者从痛苦状态向安乐状态转化。使不但生要生得好，而且死要死得好 实施安乐死，“也就是要把人类的解放和自由推进到死亡过程这一领域，克服对待死亡上的愚昧观念和愚昧行为，以‘科学的死’，代替‘愚昧的死’”[2]。1安乐死：世界关注的话题

随着医学的进程，人类对“安乐死”的争论就从未停止过。l7世纪，弗兰西斯· 培根在著作中曾多次提到“无痛苦致死术”。2O世纪3O年代，欧美许多国家都有人积极提倡安乐死，安乐死发展成为一项新的人权运动，甚至成立了自愿安乐死协会。只是由于德国纳粹人介入，盗用安乐死名义，屠杀了数百万无辜的人，使得安乐死声名狼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上世纪6O～7O年代以来，由于医学科学和生物医学工程技术的发展，人道主义思潮在西方的发展和深化，传统的生命价值观受到很大冲击，安乐死的实践意义日益突出，安乐死又成为许多国家的热门话题。安乐死不仅涉及伦理、哲学、医学等方面的问题，还涉及人们对人生、生活、死亡的看法和理解，而且也引发出一系列法律问题。直到现在，人们对安乐死仍褒贬不一。支持安乐死的人看重生命存在的内容、方式，重视安乐死的权利，认为安乐死一是可以减轻重危病人的痛苦，当病人感到生不如死时死亡比生存对他们更人道；二是可以减轻病人家属的精神痛苦和经济负担；三是可以节省有限的医药资源，对社会也有利。反对安乐死的人认为，安乐死不仅与医生的职责相冲突，而且还可能被滥用，成为病人子女、配偶等亲属为了减轻自己的负担或为了瓜分遗产等其他原因变相杀人的借口。但总的说来，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争论，赞成安乐死的人的比率越来越高。尽管如此，但是否要制定安乐死法予以保护，不少国家还是审慎的。因为，在没有法律认可的前提下，用安乐死停止人的生命，有关医生和病人家属会不会导致法律上的责任；即便承认了安乐死的合法地位，为防止滥用，也必须通过法律规定出极为严格的限制条件。2O世纪7O年代以来，安乐死先后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合法化。1976年，美、英、日、荷等国在东京召开了第一次国际安乐死会议，并签署了关于安乐死的《东京宣言》，要求尊重“生的意志”和“尊严的死”的权利。1980年，成立了“国际死亡权利协会联合会”。1993年2月9日，荷兰议会通过安乐死法令，允许医生在严格的条件下，可以对病人实施安乐死。这是迄今为止在安乐死方面最为自由开放的举措。可见，尽管安乐死问题步履维艰，但不可否认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3]。

[1]2安乐死的面临的伦理困惑

安乐死的哲学层面的思考由来已久。在古希腊、古罗马普遍允许病人及残疾人“自由辞世”，中世纪基督教神学重视来世彼岸的幸福。到了17世纪，法国哲学家培根在其著作中把euthanasia用来指医生采取措施任病人死亡甚至加速死亡，他认为长寿是生物医学的最崇高目的，安乐死也是医学技术的必要领域。摩鲁士在《乌托邦》中提出有组织的安乐死。休谟认为如果人类可以设法延长生命，那么同理也可以缩短生命。尼采甚至提倡在适当的时候可以自杀。到了20世纪30年代，欧美各国都有人提倡安乐死，英美等国先后成立了“自愿安乐死协会”或“无痛苦致死协会”并谋求法律认可。1938~1942年，由于纳粹的兴起，希特勒以“安乐死”名义杀死慢性病、精神病病人及异己种族达百万人，致使安乐死销声匿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是60年代以来，人们重新提出了安乐死问题，安乐死立法运动也得以兴起。值得一提的是，荷兰是世界上主动安乐死得到社会承认的唯一国家，1992年2月荷兰议会通过“安乐死法”，这为解决安乐死这一伦理学难题提供了法律依据[5, 6]。而在中国，古时候，人们就提出了这么先进的论断：“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始终俱善，人道毕也”。如今历史的车轮已经前进到21世纪，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已经达到相当的高度，人们对安乐死的认识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是该接受安乐死的时候了。传统的道德观念与价值标准也应该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改变。首先，传统伦理观念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损”。好死不如赖活”，要求人们热爱生命，珍惜生命，保护生命，尽可能延长生命。这些构成了传统伦理道德的基础和核心，是人道主义生命伦理规范的价值追求。然而现代人道主义原则应建立在“生命神圣论”和“生命质量论”相统一的观念基础之上。人类希望优化自身，不仅需要“优生”，也需要 “优死”。安乐死不是“生”向“死”的转化，而是死亡时由“痛苦”向“安乐”的转化，是解决死亡的质量问题。其次，受传统封建道德思想束缚，许多病人的子女出于孝亲、亲情，而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毫无效果的救治[7]。在给自己带来巨大精神痛苦和经济负担的同时，也在浪费有限的社会医疗资源。现代的道德观念认为生与死的社会价值也是道德评价的标准之一。具有社会价值的死亡是符合道德的，反之则否。如果把有限的资源花在无可挽救、苟延残喘的绝症患者身上，实际上是不但违背了社会公正与效用原则，也不符合社会价值观。最后，传统的医德认为医生的医德是救死扶伤，对于垂危病人，不管其情况如何，都要想方设法抢救，这样医生才尽职尽责。然而这样做的后果常常是忽视了患者本人的意愿，忽视了患者倍受病痛折磨的现实。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从人们对生活数量的要求向对生活质量的追求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也给传统医学价值观带来巨大冲击。英国唯物主义者培根在《新大西洋》一文中说：“医生的职责不但要治愈病人，而且还要减轻他的痛苦和悲伤。这样做，不但会有利于他健康的恢复，而且也可能当他需要时使他安逸地死去。”传统的医德只讲义务，而现代医德则更注重价值，注重病人的尊严和权利。美国一位92岁高龄的女病人需做胃溃疡手术，但病人拒绝手术，医生仍坚持手术，结果病人手术后吃尽苦头，中风而亡。实施手术的医生自责：“我战胜了胃溃疡，但打败了人道地照顾临终病人的一仗”。

[8][3][4]3安乐死的伦理价值 安乐死符合生命自主原则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使人类对自身生命价值的认识不断深化，生命自主(自我决定能力)意识不断加强。生命自主原则作为一条最本质、最重要的伦理原则在安乐死实践中表现为病人自身的要求、自主的决定，并成为一种实践。这一原则在现代医患关系中，突出表现为充分尊重病人的自主权和知情同意权。“生命自主原则，在安乐死实践中，表现为尊重不治之症病人选择尊严死亡的权利，人有生的权利，也有死的尊严，这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种体现。”病人自主权(autonomous right)是病人权利中最为基本的一种权利，是体现病人生命价值和人格尊严的重要内容，作为临床医患关系和伦理学的一个特定概念，它是指具有行为能力并处于医疗关系中的病人在医患交流之后，经过深思熟虑，就有关自己疾病和健康问题所做出的合乎理性和自身价值观的决定，并据此采取负责的行为。尊重病人的自主权、一切以病人为中心，已成为许多医务人员的共识和医疗实践中的基本原则。知情同意作为病人自主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病人做出决定的前提，没有知情同意，也就没有选择和决定的可能，也就难以自主。《执业医师法》中规定：患者对自己所患疾病的性质、严重程度、治疗情况及预后有知悉权或了解的权利。病人自主权和知情权也是体现生命价值和人格尊严的重要内容。在安乐死的实践中，表现为尊重濒临死亡患者选择尊严死亡状态的权利。对医学上无法挽救且存在极大痛苦，自愿要求解除痛苦的病人，同样具有选择以安乐方式死亡或使自己的死亡状态安乐化的权利，这是其自主权的体现

[10, 11]

[9]。

4安乐死伦理价值的保障

主张安乐死的主要原因。法律不能将他们纳入可以允许安乐死的人群之中。根据国际人权公约，在人权保护上人人平等，不得基于任何原因(譬如贫穷)而给予任何人任何歧视。否则，在法理上就会讲不通。这个问题的解决，根本方法是靠发展生产力。其次，应当尽快制定社会医疗保障法，通过法律手段保证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强制实行、平稳运作和健康发展。这样做，有利于逐步扩大我国医疗保障的覆盖面、受益面，扩大医疗保险基金规模[12]。在社会医疗保障法中，应明确医保基金的筹集方法、渠道、管理，基本医保的范畴与水平，对涉及特殊群体的医疗救。安乐死在我国实施的可行性探讨

在我国，安乐死以隐秘或者公开的方式进行已久，且社会各界支持安乐死的呼声日益高涨。种种迹象表明，在我国实施安乐死具有一定的条件和必要性。但是，我们应当明确应然与实然之间有较大的差距，对于安乐死问题，必须在条件具备达到应然程度时，才能为其立法加以规范。安乐死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涉及法律、伦理、医学、社会学等诸多领域。目前从社会宏观和微观角度来看，我国安乐死实施的条件和时机还不成熟和完备，存在亟待解决和完善的诸多问题[13]。

首先，安乐死立法缺乏宪法和法律依据，法制状况不完善首先，从我国目前的法制状况来看，我国宪法和法律均未对安乐死行为作出相应规定，实际上安乐死与我国现行法律是相悖的。首先，从宪法角度来看，我国宪法并未对公民的生命自决权作出规定。对于生存权，通过我国宪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可以看出，生存权是受宪法明确规定加以保护的权利。但是，濒死患者选择安乐死的权利是否属于人的基本权利，还存在较大争议，那么将安乐死权写入宪法，从目前的法制状况来看，更是遥不可及。

其次，从刑法理论上来看，虽然安乐死行为不具有社会危害性，从本质上不属于犯罪行为。但是，安乐死行为从客现角度来看符合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由此可见，我国安乐死立法缺乏宪法和法律依据，不具备相应的法制环境，且在短期内这一状况也不可能发生实质性改变。其次，我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医疗卫生与福利保健体系不健全社会少数群体享有公费医疗或者参加医疗保险外，占社会大多教人口的普通工人、农民，学生、退休以及无业人员等社会弱势群体则处于自费或半自费医疗的状态，高昂的医疗开支使许多患者及其亲友对医院望而却步，大量的患者实际上无法得剑充分，有效的治疗与救助。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农村的绝症患者可能会更多地考虑到经济原因而自愿放弃治疗，这种不平衡的社会福利和医疗保障制度可能会成为决定人们生存意识的一个重要因素，必然导致对生命权利的不公正对待。

再者，传统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的束缚，民众观念需要转变安乐死作为一种外来的思想观念，其伦理、文化背景与我国存在较大差异，它打破了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要理解和接受这种与我国传统伦理道德桕悖反的新观念，存在较大障碍，也面临重重阻力[1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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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安乐死死亡社会学问题

安乐死合法化在我国暂不可行性分析

摘要：自1986年我国首例“安乐死”案发生以来，社会各界对“对安乐死”进行了深刻而激烈的讨论。面对不治之症，是选择痛苦的生还是尊严的死，每个人的态度和选择都不尽相同，安乐死合法化是否合理，在当今中国是否可行值得继续的探讨。

关键词：安乐死

生命价值

合法化

生命权

一、安乐死的概念

安乐死原意指在人类主观外力的作用下安然告别人世，现代意义上的安乐死通常指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危重濒死的状态下，为解除其精神和身体上的极度痛苦，在病人或其亲友的要求下，经医生同意并认可，用人为的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的状态下终结生命的过程。安乐死的对象应该是死亡已经开始的病人，其使命是完成一个没有或尽量减少痛苦的死亡形式，并赋予终极的死亡以尊严和安详。安乐死是一种优化的死亡状态，不是死亡方式，不是鼓励人们去死。

二、理想情况下的支持安乐死的原因 面对不治之症，绝症患者往往经历无数次和病魔斗争却不见好转，他们在痛苦中以及巨大的经济压力下维持着已经失去意义的生命，在这种情况下，选择安乐死无疑是种准确的选择，既使自己的生命获得了解脱，也减轻了家人的经济、人力负担。这样的安乐死不是对生命的不尊重，而是对有意义的生命的更加尊重。人生的质量不仅表现在“生”，而且表现在“死”，即人生的全过程。人生最大的敌人不一定是死亡，而是不必要的一味的延长死亡的痛苦，平静安详的善终也提高了人的生命末端的质量。

三、安乐死合法化所面临的阻碍

仅从其的概念上来看，安乐死保证了生命的质量，维持了生命的尊严，对社会和家庭具有现代价值和现实意义，它无疑是绝症患者个人生命终结的正确选择。但从整个社会出发，安乐死合法化的过程必定是困难重重的。综合中国当前的国情，个人认为暂时是行不通的。

（一）、安乐死使人消极面对困难，且与传统生命道德相违背 安乐死是纵容人们消极面对生命的态度，这与中国传统道德像违背。在人类的传统文化里一直宣扬的一种勇敢面对挫折，战胜困难，永不畏惧的精神。安乐死的实施会使一些人失去面对痛苦和挫折的勇气，让人们养成以逃避问题，逃避困难的习惯，不利于社会的长期发展。我国传统道德认为“百善孝为先”，“身体发肤，授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可谓孝矣”。这些思想仍然深深根植于每个中国人的心中，安乐死却是放弃对疾病的治疗甚至加速亲人的死亡，实施安乐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需要割舍亲情，这无疑是对传统家庭亲情发起的挑战。

（二）、安乐死与救死扶伤的医德之间的矛盾

安乐死会带来医生职业道德观念上的混乱和职责的困境。医者救死扶伤是医生的职责，而安乐死是终结人生命的行为，打破了这个道德规范，然而当医生面对无法治愈而又濒临死亡的患者，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备受病魔的折磨而袖手旁观又是不人道的。这使得医生在面对安乐死请求时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很难做出选择。另外，如果医生是从病人的利益出发，对其实施了安乐死，这终止了病人的躯体上和精神上的痛苦，帮助病人获得了解脱；但是如果医生不是从病人的立场出发，而是从实际功利的角度出发实施安乐死，这将对病人极其家属造成重大的伤害，等同于谋杀。

（三）、安乐死被非法利用，作为杀人的借口

还有，如果安乐死被不法分子利用，以此为借口去伤害他人生命，这将会造成社会的混乱。对于无选择能力的病人，我们很难判断其真实意愿，就算是有选择能力的病人，如果在没有其他人在场的情况下，也很难证明病人当时的真实意愿。如果亲属等的动机不纯，比如说由于财产问题，就很可能将一个求生的生命终结，将安乐死当作杀人的工具，造成社会的不稳定。承认安乐死的合法化会给他人生命带来一种危机感，尤其是老弱病残群体，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安定。

（四）、生命价值不能用经济价值来衡量 安乐死是对无价值生命的终结，绝症患者给其家人和社会带来的更多的是经济负担，继续用药物或手术维持生命是对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巨大浪费，从这点看，绝症患者是没有经济价值的，应该放弃。但是，生命的价值能否以经济价值来衡量？如果所有的事物都以经济价值来判定其是否具有存在的必要的话，社会上多的是没有存在意义的人。一个人的生命价值是远不止其经济价值的，还有政治、文化、社会、伦理道德价值等，而对绝症患者生命的不放弃更多是因为伦理道德方面的原因，安乐死很可能导致社会道德的滑坡，当一个人身患重病时，其亲属可能利用患者对家庭经济的关心间接的使他不得不选择安乐死，因此安乐死也使人们逃避抚养、照顾责任，也就是与传统的孝道相违背，如果情节严重也是一种违法行为。

四、小结

当前我国的法律制度还不健全，医疗卫生体制不完善，人们的道德水平不够高，在现实情况下，我们很难判断一个重症患者的选择是否真的处于自愿，另外，医疗水平的不断进步却又不能了解所有的病症，这使得对不治之症的认定也有一定的困难。因此，即使安乐死本身是一个进步的符合历史潮流的事物，在没有确立安乐死严格的标准，没有建立专门的具有资质的机构，以及医疗保障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安乐死的合法化必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参考文献：

1.胡宜安

《西方生死学导论》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2.李丹丹 《浅析安乐死在当前中国之不可行性》 法制与社会2012-04（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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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安乐死：周德新 《经济与伦理的博弈》

5.李晨晨 《道德悖论视域内的安乐死问题》 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3 卷，第1 期，2012 年1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