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力提升党员领导干部公信力

第一篇：着力提升党员领导干部公信力

着力提升党员领导干部公信力

陈金泉

《 人民日报 》（2013年08月08日12 版）

“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提高政府公信力，是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明确要求。2013年1月7日，总书记进一步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法工作的公信力。这一重要精神，对包括政法系统在内的党、政、军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公信力建设都提出了更高要求。军队作为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军队领导干部更应当把培养和树立公信力作为一种自觉追求。公信力是领导权威形成、树立和提升的过程。领导者的公信力强弱，反映了领导干部在领导活动中以个人素质、工作能力和综合表现赢得组织、下属和群众认可与信任的程度。公信力的获得，靠上级封不来，靠权力压不来，靠耍小聪明骗不来。当前，全面推进部队建设，努力实现强军目标，广大官兵对领导者和组织的信任是基础。有了公信力，万众一心，不令而行，所向披靡；失去公信力，则有权无威，虽令不行，涣散无力。领导者的公信力，从本质上彰显着军队党组织和广大官兵的关系，显示着领导者对社会公众的凝聚力、号召力和影响力。提升领导干部的公信力，对于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进一步加强思想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最大限度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在实现“中国梦”的征程中实现“强军梦”，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以真情服务赢得广大官兵信赖

公信，源于服务群众。广大官兵是部队建设和完成任务的主体，党员领导干部只有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紧密联系官兵，反映官兵的愿望，满足官兵的需求，才能与广大官兵形成血肉相连的关系，才能赢得官兵由衷的拥戴和信任。

一是要问计于官兵，在共谋部队发展中赢得官兵的尊重。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广大官兵在破解军事实践中遇到的难题上最有发言权。注重在军队中发扬民主，是我军的优良传统，也是我军领导干部的一个独特优势。党员领导干部提升公信力的最有效途径，就是放下身段，实实在在地走群众路线，拜官兵为师，向官兵

学习，把官兵的聪明才智汇集到军队现代化建设中去。当前，在部队建设中把十八大要求落到实处，更要求党员领导干部多到一线、多跑基层、多搞调研、多问官兵，领导把基层官兵放在心上，基层官兵自然就把领导放在心上。

二是要尊重官兵的主体地位，在共干事业中实现与官兵的共同担当。官兵是推动部队建设科学发展、有效履行使命的主力。注重发挥官兵的主人翁作用，善于组织、动员、说服、引导官兵，把智慧和力量投入到国防和军队建设中来，是党员领导干部的职能所系、责任所在。也只有在工作中自觉和官兵打成一片，主动依靠官兵解难题、干事业，才能使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心贴得更紧，感情上更亲近。当前，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按照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要求加快推进部队建设、改革的步伐，面临新的挑战不少，需要破解的难题很多，党员领导干部更要积极主动地和广大官兵打成一片，为官兵做成事业、多做贡献搭好舞台、创造条件，靠广大官兵的力量攻坚克难、共铸辉煌。

三是要关心官兵疾苦，积极主动为基层解难事、干实事、办好事，在情系官兵中筑牢与官兵的血肉联系。基层是我军战斗力的根基。一线官兵大都是年轻人，正处于事业爬坡、谈婚论嫁、赡养老人等人生关键阶段，各个方面的压力较大。党员领导干部要经常倾听基层官兵的呼声，及时体察官兵的疾苦，设身处地，多想办法，积极主动地为基层官兵的家庭生活排忧解难，经费、资源的投入和投量要向基层倾斜，热情帮助基层官兵解难题、办实事。只有这样，党员领导干部公信力才有坚实基础和滋润源泉。

四是要关心官兵成长，积极营造人文环境，在推动官兵全面发展中赢得兵心。人才为政事之本、兴军之要。成大事者必聚大才。满足官兵成长、成才的需求，是提高官兵对领导干部满意度和信任度的一个重要方面。领导干部应切实扭转对下属只用不育的片面用人观念，把用人与育人统一起来，把出成果与出人才统一起来，把促进部队全面发展与提升官兵全面素质有机统一起来，在促进官兵全面发展上肯下功夫、舍得投入，在培养和造就一大批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中赢得官兵的爱戴和信赖。

以诚信守诺赢得广大官兵信任

公信，源于诚信。人无信不立。诚信守诺，是最基本的道德规范，也是领导干部的为官之道。诚信，说到底就是要言行一致，说到做到，而不失信于人。说一套、做一套，人前一套，人后一套，不报实情，不说真话，“忽悠”群众，最损害领导干部的形象威信。能否信守承诺、言行一致，是人民群众评判一个党员干部是否值得信赖的重要依据。我们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以实际行动践行党的宗旨，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以诚感人者，人亦诚而应”。人民群众正是从“说得到，做得到，全心全意为了人民立功劳”中，认识“社会主义好”、“共产党好”，从而坚定跟党走的信念。言行一致、诚信守诺、率先垂范，是我们党发展壮大的优良传统，也是共产党人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的重要法宝，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需要发扬光大。

为官兵办事，解决好官兵最关心、反映最强烈的问题，是赢得公信的基础。党的十八大对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把主题主线重大战略思想落到实处，推进部队发展不断开创新局面，任务繁重，责任重大。各级党员领导干部作为军队发展、改革和完成各项任务的组织者和带头人，必须带头加强党性锻炼，确立正确的政绩观，端正工作指导思想，把是否有利于部队科学发展、是否有利于有效履行新的历史使命作为筹划工作、指导实践、衡量成效的根本尺度，在本职岗位上坚守诚信，言行一致，要求部属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好，多在“做功”上下功夫，少在“唱功”上费心思，力戒夸夸其谈、哗众取宠，真正把精力和心思用在办实事、求实效上。只有这样，才能赢得官兵信任，凝聚上下力量，提升部队能打仗、打胜仗的能力。

以公正形象赢得广大官兵信服

公信，源于公正清廉。党员领导干部身处各种矛盾的交叉点上，需要协调各方关系、解决各种矛盾。只有严格依法办事，把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结合起来，积极营造公开、公正、公平的竞争环境，在谋事、选人、用钱上做到公道正派，清正廉明，才能凝聚人心、赢得威信。

一是要坚持依法办事。基层官兵大多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成长起来的，有较强的民主意识、法制观念越来越强烈。近年来，随着依法治军、从严治军力度的加

大，依法办事、照章行事成为广大官兵的强烈愿望，也是提升党员领导干部公信力的关键所在。要牢固树立法规制度是开展工作基本依据、依法办事是开展工作基本方式的观念，老老实实地抓好各项法规制度的贯彻，做到法规制度怎么规定的就怎么执行，条令条例怎么要求的就怎么落实，领导干部带头知法、守法，坚决不打“擦边球”，不搞“下不为例”，这样才能赢得广大官兵的尊重和信赖。二是要坚持做到公开透明。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在官兵中的公信力下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喜欢暗箱操作，在涉及职务晋升、入党、送学、选士官等方面，不能做到公开、透明，损害和挫伤了官兵的积极性。提升党员领导干部公信力，需要在涉及官兵利益的敏感问题上做到标准公开、过程公开、结果公开，主动吸纳有关方面全程介入，让广大官兵成为处理问题的参与者、监督者，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三是要坚持做到公正公平。矛盾处处存在，无时不在。单位无论大小、人员无论多少，都会有矛盾。党员领导干部的职责，不在于回避矛盾，而在于推动矛盾转化，使矛盾向着有利于建设、释放“正能量”的方向发展，在分析矛盾、解决矛盾、驾驭矛盾中得到广大官兵的认可。这就需要做到公正公平，坚持在处理问题上“一碗水端平”，特别是在人事问题上坚持选贤任能，用正确的用人导向激活单位的内力，为部队建设和官兵成长不断注入“正能量”。

四是要坚持做到清正廉洁。“公生明，廉生威”。贪腐，是党员领导干部公信力的大敌。清正廉洁，才能使下属产生由衷的敬意，对领导干部才会有最基本的信任。正如《官箴》所言：“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党员领导干部要严格落实党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反腐倡廉的各项规定，旗帜鲜明地抵制拜金主义和极端利己主义的侵蚀，干干净净为官，干干净净做事，以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赢得广大官兵的由衷佩服和敬畏。

（作者为军事科学院政治部主任，少将）

第二篇：浅析政府公信力提升

浅析政府公信力提升

目 录

内容摘要 „„„„„„„„„„„„„„„„„„„„„„„„ 1 正文

一、政府公信力问题研究的意义„„„„„„„„„„„„„„„ 2(一)政府公信力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基础„„„„„„„ 2

（二）政府公信力是政府治理社会的基本要求 „„„„„„„„ 3

（三）政府公信力是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前提条件 „„„„„„„ 3

（四）政府公信力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是政府公共决策的整体性和系统性的要求 „„„„„„„„„„ 4

二、影响政府公信力提升的因素及成因 „„„„„„„„„„„ 4(一)对政府公信力产生致命性伤害的是权力腐败和官僚主义，是形形色色的腐败行为和作威作福的官僚主义作风 „„„„„„„„4

（二）政府行政政策随意，行政工作作风轻浮，政府责任意识淡薄也是造成政府公信力下降的主要因素 „„„„„„„„„„„„„5

（三）管理理念的滞后性导致了地方政府公信力减弱 „„„„„„6

（四）人民群众话语权的缺失使地方政府公信力被削弱 „„„„„7

（五）不健全的社会保障法规体系使地方政府公信力减弱 „„„„7

三、政府公信力提升的途径„„„„„„„„„„„„„„„„„ 8(一)各级政府及部门要坚持依法行政，建设亲民务实政府„„„„8

（二）推进行政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8

（三）政府要全面履行职能，特别要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9

（四）各级政府及领导干部应牢固树立执政为民的思想„„„„10

（五）依法行政，加强民主监督，提高政府职能，提高政府公信力

„„„„„„„„„„„„„„„„„„„„„„„„„ 10 结束语„„„„„„„„„„„„„„„„„„„„„„„„„ 11 参考文献„„„„„„„„„„„„„„„„„„„„„„„„ 12

内 容 摘 要

政府公信力是政府在社会治理过程中所获辖区内社会公众普遍信任而拥有的权威性资源，它对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起着重要作用，政府公信力建设是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也是政府各项制度改革和建设的一块基石。提高政府公信力,是提高民众对政府的支持、信任和信心之关键所在。政府公信力的的高低反映了人民政府的信任程度，从而影响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和影响力，同时对政府效率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提高政府公信力必须克服影响政府公信力的各种负面因素和民众对政府的信用危机，化解信用危机的有效方法是秉承科学发展观的治世理念，完善制度建设的公民参与机制，定位政府角色和保证制度建设的制度刚性与公正性，来全面提高民众对政府的信用能力，提升政府公信力。

论文关键词： 政府 公信力 提高 社会保障

浅析政府公信力提升

公信力是政府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它是政府行政能力的客观结果,体现了政府工作的权威性、民主程度、服务程度和法治建设程度;同时它也是人民群众对政府的评价,反映了人民群众对政府的满意度和信任度。所谓政府公信力就是政府在其公共行政活动中与社会公众建立起的一种信任关系。在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提升政府公信力变得越来越重要,越来越紧迫，增强政府公信力不仅是实现政府职能、创新社会管理、增进公共服务、促进社会和谐和提高全球竞争力的客观要求，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形势下提出的新要求。

一、政府公信力问题研究的意义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执政为民是党的根本宗旨，为人民服务是各级政府的神圣职责，政府公信力是政府行政能力的客观结果，体现了政府工作的权威性、民主程度、服务程度和法治建设程度。同时，它也是人民群众对政府的评价，反映着人民群众对政府的满意度和信任度，政府公信力具有重要的作用。

首先，政府公信力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基础。信用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基石和灵魂，完善的信用制度是市场经济正常运转的基础条件；不讲信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无法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依赖于全体社会成员对普遍性的行为规范的遵守和信任。政府是社会秩序与市场秩序的维护者，政府不守信用，就会破坏整个社会信用的基础。由此可见，加强政府信用建设是构建社会信用体系的关键。作为国家软实力的政府公信力，是经济社会信用中最重要也是最主要的部分，是整个社会信用体系的重心和核心。从历史上看，国家出现的本质就是政府信用的建立，亦即保障个人信用的实施并对其产生有效的约束，进而促使公众在经济交往中保持良好的信用。企业和银行的出现，促使政府信用的价值在经济生活中越来越重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是市场秩序的维护者、社会信用的规范者和倡行者，政府加强自身信用建设，全面履行其经济职能，维护好市场秩序，保证社市场经济沿着正确的方向又好又快地发展，兑现对公众的承诺，树立起良好信用形象，是提高社会经济运行效率的根本保证。

其次，政府公信力是政府治理社会的基本要求。政府公信力实质上是人民群众对政府履行公共职责情况的评价，同时也是对政府合法性的检验。信用政府能够增强人民群众的社会信任感和归属感，政府失信则会导致人民群众对政府信任的丧失，从而造成社会普遍失信，削弱政府的合法性。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需要政府制定和实施符合经济规律的法律及政策，市场主体间大量契约的履行离不开政府监督，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也离不开政府对市场的监管。政府的公信力较高，就能够主动进行自身改革，依法办事，在履行监管市场职能时，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不随意干预微观经济主体的正常交易活动。政府通过施政行为，达到促进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维护经济秩序，促进经济和谐发展，使市场主体实现了利益最大化的目标，维护了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就能得到民众的配合支持，政府执政效能提高，政府信任就得以巩固。

第三，政府公信力是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前提条件。政府公信力是构建

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政府作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示范者、倡导者和组织者，只有具备较高的公信力，才能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统一起来，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第四、政府公信力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是政府公共决策的整体性和系统性的要求。如何将一个行使权力的政府转变为民谋利的政府，将一个执政型的政府转变为一个服务型的政府，最直接最简单的问题，就是政府在执政中怎样适应人民群众对公共资源和公共服务的不断增长的要求，怎样及时回应人民的利益诉求，简而言之，就是如何提升政府公信力的问题。但是在行政实践中，由于市场经济体制和管理机制均不健全，产品、资源和劳务等方面的信息不能及时准确地反映出来，其资源配置不能合理有效，而其风险性、紊乱性的应对能力和措施的预计不足，等等，都需要政府采取必要的措施予以引导、监控。否则，势必引起市场主体对政府的管理能力和政府的行政效率产生怀疑。由于整个社会处于转型之中，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由于个人主义、地方主义和本位主义等等观念作祟，导致决策的随机性、执行中的随意性和无计划性，使得重复决策、反复投入，甚至出现无视上级政策的行为发生，从而导致政府公信力的下降。因此，如何确保公共决策的民主化、合理化，确保公共决策执行中的权威化、严肃化，既是政府公信力提升的必然要求，也是其必由之路。

二、影响政府公信力提升的因素及成因

首先，对政府公信力产生致命性伤害的是权力腐败和官僚主义，是形

形色色的腐败行为和作威作福的官僚主义作风。行政人员作为政府行政执政的主体，其言行直接影响政府的外在形象，影响社会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每年各类政府腐败案件层出不穷，政府违法人员逐年增多，在国新闻办的新闻发布会上，典型的政府腐败案件中，每个案件涉案金额高达500多万，涉及地（厅）级官员30多人，使政府公信力在公众心目中大打折扣。在我国，由于“官本位”思想严重，权利制约监督问责机制不完善，民主意识相对淡薄，腐败现象犹存，信用体系缺失等原因使得政府公信力日渐下降。其次，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水平低，无法满足民众生活和发展需要，而公共产品直接关涉到群众利益。低效服务致使政府行政绩效的公信力大幅下降。再者，政府行政的合法、透明性不够，决策中的民主性不高。民众的知情权和参政要求没有得到尊重，也导致政府行政过程的公信力不够。最后，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受各种主客观原因影响，没有发挥其应有的效力，政府官员任免、升迁没有更好地体现民意，政府合法性受到部分质疑导致政府产生的公信力不足。

（二）、政府行政政策随意，行政工作作风轻浮，政府责任意识淡薄也是造成政府公信力下降的主要因素。

目前，我国各级政府的公信力整体上处于下降态势。形势比较严峻。近些年来，针对政府的各类群体性事件多次发生，针对政府官员的恶性犯罪案件也不少，民众参与政治普遍冷淡。于此可以看出，政府的形象不再那么光辉高大，其公正性和为人民服务的无私性遭受质疑，其凝聚力和号召力略显苍白。虽然政府和人民保持一定距离，人民对政府存有一定程度的不满和质疑是正常的，适当的民众独立性可以推动政府建设与时俱进，避免像上世纪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那种运动式社会动员给全社会带来的巨大破坏。但政府和人民如果始终处于相互怀疑、不信任和敌视状态，最终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只有百弊而无一利。不可忽视，我国政府公信力下降有其宏观的社会大环境。以市场经济体制为主轴的改革开启了社会转型。由农业社会、村落文明向社会、城市文明变迁，这种整体性社会转型正如邓小平所说的是“第二次革命”。在转型过程中，旧有的社会秩序遭到迅速解构，而新的社会秩序正在慢慢建立，新社会规范因其认同基础薄弱而显得软弱无力，而旧的社会规范正在失去社会基础而对新社会失去足够的效力。整个社会处在新旧因素相互交错、冲突和共同作用情况下，社会容易出现失序和失范。各个领域存在许多不公正和丑恶现象，诸如因政治权力缺乏足够监督导致贪污腐败，市场经济机制扭曲出现坑蒙拐骗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人人自危和自保，彼此信任程度整体下降，这种社会人文环境必然影响和削弱政府的公信力。

（三）管理理念的滞后性导致了地方政府公信力减弱。

社会保障制度虽然几经修改，但是还存在很多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改善，随着生产力技术水平的高度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城乡差距的逐步缩小，计划经济时代建立的二元社会保障制度，已基本不适应现代国民对利益的诉求。但遗憾的是，一些地方政府并没有意识到社会的这种发展趋势，他们仍然固守传统管理理念，坚守传统法则，从而使目前的社会保障管理呈现明显的非规范化、非系统化状态。虽然一些地方政府在灾害救助和低保户供养制度的管理上表现比较稳定和规范，但诸如人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医疗保障、养老保障等均没有较为合理科学的制度安排，即使有也呈现出较大的随意性。因此，有学者认为“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滞后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最大遗憾，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政府决策的失误。而这种决策的失误，主要与地方政府的管理理念滞后有关，因为理念是行为的先导，超前的意识及现代的管理理念是生成与执行科学、合理、合法、有效政策或制度的必要前提。

（四）人民群众话语权的缺失使地方政府公信力被削弱

所谓话语权，是指公民有就社会公共事务和国家事务发表意见的权利，是一种表达权和参与权的体现。然而，在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过程中，地方政府却似乎是有意无意地把人民的这种权力给忽略了，更有甚者，有些地方政府还严厉打压人民参政议政，对有些所谓的“极端分子”实施司法拘留，如河南郑州农民王帅网上反映选举问题遭跨省追拘事件，就充分说明地方政府的越位行为迫使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农民成为一个集体沉默的群体。有学者认为，坚守公共精神，维护公共利益是建设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着力点，而实现这个着力点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给予人民群众充分的话语权。一旦人民群众的话语权被削弱，那么地方政府的公信力就会在民众中慢慢降低。

（五）不健全的社会保障法规体系使地方政府公信力减弱

在社会经济城乡二元结构作用下，我国不少人民还处于社会边缘地位，并呈弱化的态势发展。如郑功成教授所说，“80年代以来的社会保障改革，基本上是针对城镇社会保障制度而言的，广大乡村长期被忽略，不仅被世界各国称道的合作医疗制度已基本消失，而且出现了部分富裕乡村对村民福利全部包办和一些贫困地区连‘五保户’生存也出现困难的极

端情形，乡村养老保险制度虽已试点十年多却又陷人了停滞甚至倒退的局面。由于无法可依或有法不依现象的存在，引发了地方政府公信力逐步削弱。

三、政府公信力提升的途径

努力提高政府公信力、建设信用政府，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任务。当前，应该把提高政府公信力作为提高政府行政能力的重要内容，并且作为政府管理创新的紧迫任务，认真研究、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决。

第一，各级政府及部门要坚持依法行政，建设亲民务实政府。政府讲不讲诚信，有没有公信力，一条重要标准就是看政府能不能严格执法，依法办事。各级政府及部门必须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严格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要围绕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全面实施依法行政纲要，继续加强行政立法，努力健全行政责任体系，强化政府法律责任机制。要按照《行政许可法》的规定，进一步清理、取消妨碍市场开放和公平竞争以及实际上难以发挥有效作用的审批事项，继续推进审批方式改革，减少审批环节，提高审批效率。要切实加强和改进行政执法，做到严格执法、公正执法和文明执法，加大行政综合执法改革力度，加快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改革工作，切实解决层次过多、职能交叉、人员臃肿和多重多头执法的问题。要强化行政监察，及时处理和纠正行政不作为、滥用职权、执法不公、以权谋私等行为。要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统一，加强信用法规建设，加大失信惩罚力度，在全社会形成诚信为本、操守为重的良好风尚。

第二，推进行政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要改革和完善行政决策机制，努力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要规范决策程序，健全决策制度，优化决策环境，强化决策责任。各级政府及其部门制定涉及全局性、长远性和公众性利益的重大行政事项，都必须依据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措施的要求和规定的权限、程序进行决策。要拓宽人民群众参与决策的渠道，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全面推广重大决策事项公示和听证制度，制定重要经济社会决策事项公示办法，对事关全局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决策事项，必须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要强化行政决策责任制，对因违反决策程序和决策失误给国家和群众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必须追究部门主要领导和当事人的责任。同时，要全面推进政务公开，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增加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建立政府与公众对政府有关信息的互动回应机制，提高政府的反应能力和社会回应能力。

第三，政府要全面履行职能，特别要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政府要努力提供充足优质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与公共服务需求。要在加强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的同时，注重公共设施建设，健全公共服务系统，不断加大对社会公共领域的财政投入；要加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险体系、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公共卫生体系建设。要加强社会管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各级政府都应该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把发展的速度、改革的力度、群众可承受的程度有机统一起来，认真解决涉及群众利益的重大经济和社会问题及突出矛盾。要通过制定社会政策和法规，依法管理和规范社会组织、社会事务，协调各种利益关系，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要积极扩大就业，努

力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逐步理顺分配关系，加快社会事业发展，切实维护群众利益，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特别要加快建立健全各种突发事件应急机制，提高保障公共安全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基层，将社会矛盾与纠纷解决在基层，切实解决困难群众生产生活难、就业难、就学难、看病难、行路难、办事难等问题。

第四，各级政府及领导干部应牢固树立执政为民的思想。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是建设信用政府的思想基础。政府的一切工作，都要以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领导干部要脚踏实地，有诺必践，讲究信用，靠自己求真务实的作风，在群众面前树起良好的诚信形象。要在政府部门和公务人员中树立诚信观念和责任观念，加强公务人员职业道德建设，使其恪尽职守。同时，还要完善政绩考核办法，建立健全政府绩效评估体系和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坚决反对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

第五、依法行政，加强民主监督，提高政府职能，提高政府公信力。政府机关和公务员在一切公务活动中要坚持法律至上的原则，切实履行职能，以维护和增进公共利益为行政工作目标。国家权力是属于全体人民的权力，政府手中的权杖是人民赋予的。保证权力属于全体人民所有并且为全体人民服务，是现代国家最核心的政治问题，也是最基本的制度设计。全球化时代，政府治理社会的活动以信任关系的确立为前提，政府信用是公众与政府之间的一种互动关系。在宪政体制下，政府能够依法办事，政府机关和公务员能够秉持法制精神，竭诚为社会公共利益服务，恪尽职

守，一切行使权力的行为都有法律依据，保证国家权力的无害性和非任意性的行使，是政府对人民讲信用的集中体现，能够促成公众对国家和政府的基本信任。在行政实践上，政府机关和公务员应该全面实施“行政许可法”和“依法行政纲要”，依法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政府执政能力的提升，从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出发，有意识地从制度上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营造有利于社会力量成长的环境和氛围，推动消费者利益集团形成，增强企业和消费者依法维权的主体意识，使其利益能够在规制博弈中得到尽可能充分的表达。这样，通过扶持社会力量发育成长，创造条件让人民监督政府，使政府权力处在监督之中和压力之下，使公务员更加克制、审慎和谦恭，既是实现经济社会和谐发展政治保障，也是提升政府公信力的必由之路。

结束语：政府产生的公信力是基础性公信力，它是促进政府行政过程透明、民主化和政府绩效提高的制度性保障，同时它具有缓冲和部分地释放因政府行政过程不合理和政府绩效低下带来的民众不满情绪；政府行政过程的公信力是对政府合法性的重要补充，它对政府绩效具有直接促进作用；政府行政绩效公信力的提高可以短时而有效地弥补政府产生和政府行政过程的公信力不足，相反政府行政绩效公信力下降可能立即引起民众对政府合法性和政府行为过程合理性的质疑和追问，从而促进后者的改革和完善。

注释：

徐珂：《政府公信力浅说》，《前线》2007年第9期。

龚培兴、陈洪生：《信念、行为与效率———以“非典型肺炎”防治为例》，《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3年第8期。

王攀：《市民参与是减少政府成本的关键》，《中华工商时报》2007年第4月12日。

曾国安、满一兴：《关于政府经济职能演变趋势的理论分析》，《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

唐士其：《西方政治思想》，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第三篇：如何提升党员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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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提升党员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能力

各位同志：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关于提升党员干部意识形态能力的若干问题。

一、为什么要重视意识形态能力？

一直以来，意识形态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于这个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提出了许多新要求、新思考。关于意识形态问题，我想从一个事例来导入。这个事例就是2013年揭露出来的“棱镜门”事件。棱镜计划是一项由美国国家安全局自2007年小布什时期开始实施的绝密的电子监听计划。据英国《卫报》和美国《华盛顿邮报》2013年6月6日报道，美国国家安全局和联邦调查局于2007年启动了一个代号为“棱镜”的秘密监控项目，直接进入美国网际网路公司的中心服务器挖掘数据、收集情报，包括微软、雅虎、谷歌、苹果等在内的9家国际网络巨头皆参与其中。用一位黑客人士的话说，“你们就像图书馆，美国政府是每本书都读的读者”。这里的“你们”当然指的就是我们大家了。且不说这个“棱镜计划”里面包含的对于个人隐私、各国主权尊严的无视和侵犯，仅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这就是一个骇人听闻的计划。它意味着我们的思想以及思想的交流，对于美国政府来说都是透明。对于其他国家来说，这里面蕴藏着巨大的意识形态风险。为什么要重视意识形态能力？为什么要重视各级党员干部的意识形态能力建设呢？这里面有非常深厚的重大的政治考虑。我想原因无外以下几个方面。

原因一：意识形态事关人心聚散、政权安危意识形态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事关人心到底是聚合还是离散、政权到底是安稳还是危险这样的大问题。在2013年8月19日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在这里，总书记就讲了一个关系。什么关系呢？一个是中心工作，一个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中心工作是我们各方面工作的中心，各方面工作都要围绕经济建设来展开，为经济建设服务。但是，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并不意味着削弱或弱化其他方面的工作，包括意识形态工作。习总书记讲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为什么要加“极端”二字呢？我想，这就与意识形态工作事关人心聚散、政权安危有直接的关系。习总书记为什么要作出这样一个判断？习总书记讲得很清楚。他说：“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这“三个事关”就直接而明白地说明了意识形态工作为什么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进一步说，意识形态工作为什么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呢？习总书记又从两个方面给出了分析。一个是从理论上说，一个是从现实上说。从理论上思考，总书记提出了两个基础的理论。习近平总书记说，“党的群众基础和执政基础包括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精神上丧失群众基础，最后也要出问题”，“巩固党的群众基础和执政基础，不能说只要群众物质生活好就可以了，这个认识是不全面的”。习总书记点出了一个非常重大的理论问题，纠正了过去我们认识上的一种偏差。比如，过去我们认为只要物质基础搞好了，只要生产力发展了，人们的生活改善了，那么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自然就加强了、巩固了。但是现在看来，这个判断有一点简单。我们会发现，有时候会出现“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情况。有个学者很形象地说，当物质条件不好的时候，物质条件没有改善的时候，人们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过上好日子、吃饱饭，所以那个时候思想反倒简单，思想反倒好聚拢；一旦真正吃饱了饭，吃好了，穿暖了，过上物质有保障的生活的时候，那个时候人们就会出现多种多样的甚至无穷无尽的想法，这个时候思想反倒不容易统一，不容易凝聚起来了。而恰恰是在这样一个历史方位中，党的群众基础精神方面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了。所以，总书记这个判断契合了这个时代的时空方位。物质上出问题，肯定是影响党的执政安全；精神上出问题，最后也要影响到执政安全。从现实层面，习近平总书记说，“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也就很难守住。”这里面我们有很多教训，远的，如苏联解体；近的，从2010年开始蔓延在西亚、北非地区的各种各样的颜色革命，我们能看到很多例子。很多看似很坚固、很牢靠的政权，由于思想上的防线失守，导致了其他防线全盘失守，从而导致政权更迭。从实践中来讲，思想防线、意识形态工作确实非常重要。思想防线是一个前沿阵地，前沿阵地失守了，其他防线就很难守住。如果我们守住了思想防线这个前沿阵地，那么其他防线相对来说出问题的可能性就不大。所以，在这方面我们要提高警惕，严加深思、多加考虑。回顾过往，毛泽东同志非常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同时他也是一位意识形态大师、理论宣传大师。毛泽东同志曾经这样讲，“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不光靠了“枪杆子”，实际上还靠了“笔杆子”。共产党在推翻旧政权的时候，首先是在思想上、舆论上形成了对于旧政权的摧枯拉朽之势，使它在道义上、理论上、发展方向上丧失了合法性，丧失了真理性，丧失了道义制高点的位置，从而为共产党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取得全国政权营造了一个非常好的思想氛围和舆论氛围。毛泽东同志又讲，他说“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由此可见，掌握思想领导的重要地位和重要性。

原因二：意识形态领域面临挑战长久以来特别是当前，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面临诸多挑战。这些挑战是多方面的。首先，西方国家把我们的发展壮大视为对其价值观和制度模式的挑战，加紧对我国进行思想文化渗透，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斗争和较量是长期的、复杂的。今天，中国的崛起已经是一个定局。西方国家之所以忌惮中国的崛起，不仅仅是因为中国的崛起改变了国际经济秩序，而且他们认为中国的崛起还代表着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的崛起，这种崛起直接影响着它们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也会影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扩张，也对旧的世界格局特别是思想文化格局产生了一种在他们看来具有颠覆性的影响。中国的崛起可以从两方面看。作为道路来说，中国道路向其他国家展示了一种不同于西方的但同样也相对比较成功的道路，使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西方道路之外看到了另外一种可能性、选择上的可替代性，从而对西方所主导的道路产生了质疑。现实中这样的例子也是很多的。同时，中国的崛起也代表了一种意识形态的张力。正是由于中国的崛起，使很多发展中国家看到了在西方的话语体系和意识形态之外，还有一套新的能够论证自己本民族、本国家、本地区发展的正当性的话语和理念思路。这套话语和理念思路不同于西方原有的话语和理念思路，但它同样也是有效的。所以，西方国家对于中国渗透的背后有这样一个格局变迁的考虑，他们试图阻碍，甚至不愿意这种变迁发生。其次，我们看到国内有一些错误观点时有出现，有的宣扬西方价值观，有的专拿党史国史说事，有的以反思改革为名否定改革开放，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比如2015年4月，XX公司在微博上发起了一次名为“多谢行动”的营销炒作活动。XX恭喜“XX（微博网名）”与“烧烤”齐名，并称“若‘XX’开烧烤店就送10万罐凉茶”。为什么“XX”开烧烤店XX送这么多凉茶？这源于2013年时，“XX”微博里一段话：“由于邱少云趴在火堆里一动不动，最终食客们拒绝为半面熟买单，他们纷纷表示还是赖宁的烤肉较好。”该微博在当时已经受到各方的谴责。而这一次XX通过大V抹黑邱少云的语言进行营销炒作，更是惹火了很多网友。网友们纷纷表示“再也不会买XX了”。邱少云是我们军史中的经典人物，而这种典型被一个公众公司出于商业目的肆意抹黑，这本身就说明了意识形态工作的复杂性，以及许多公众乃至机构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幼稚。近年来，我们看到对抗日战争史、中国革命史、毛泽东、阶级、私有制、中国特色、“普世价值”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网上的各种谣传，比如“刘胡兰是小三”“董存瑞炸碉堡是凭空捏造”“雷锋典型系虚构”“狼牙山五壮士拔老百姓的萝卜”……各种抹黑英雄、虚无历史的现象此起彼伏，充分反映了意识形态领域复杂而严峻的形势，也充分说明了相当一部分公众意识形态素养还不够高、警惕性还不够强的问题。再次，在我国社会深刻变革和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的条件下，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相互叠加、集中呈现，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这一方面体现了社会的进步性，另一方面也带来了社会思想意识上的分歧乃至对立。比如，2014年11月《辽宁日报》发表了一篇编辑部文章，题目为《老师,请不要这样讲中国——致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老师的一封公开信》。《辽宁日报》听了好多高校的课，发现“‘呲必中国’的现象一定程度存在,有的还很过分,必须引起教育界的警觉和重视”。然而，我们看到的是，正是这封公开信引发了十分不同的评价。尽管支持《辽宁日报》的占大多数，但也相当一部分质疑的甚至是谩骂的声音，其中有很多还来自高校的教师甚至是所谓的知名教授。这个事件的背后也反映了我们面临的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复杂性。

二、党员干部要提升意识形态能力提升意识形态能力，已经是我们党员干部所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必须着力在提升意识形态能力方面下一些工夫、多一些思考。

那么，意识形态能力包括哪些内容呢？我认为，党员干部的意识形态能力应当包括鉴别力、学习力、思考力、创新力和表达力这五个方面。下面我们就逐一从这五个面跟大家进行一个分享和分析。

（一）提高意识形态鉴别力

提高意识形态鉴别力有以下几个要点。第一个要点，要善于从政治的角度看问题。什么是从政治的角度看问题？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是大局。凡属根本、重大、原则、方向的问题，都是政治；凡是关系到这些方面的事务，也可以被上升到政治高度。而意识形态问题恰恰是具有高度政治性的问题。凡是涉及政治层面的问题都一定意义上与意识形态问题发生着直接而有机的关联。如果从政治的角度看，新常态就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了。在认识新常态的问题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准确把握内涵，注意克服几种倾向：首先，新常态不是一个事件，不要用好或坏来判断；其次，新常态不是一个筐子，不要什么都往里面装；其三，新常态不是一个避风港，不要把不好做或难做好的工作都归结于新常态，似乎推给新常态就有不去解决的理由了。经过习总书记这么一提醒，我们发现正确认识和把握经济新常态就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实际上有政治的考虑，那么这里面就有意识形态在内了。同样，如果善于从政治的角度看问题，我们也会发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习近平总书记讲，“我要讲清楚，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不是一回事，不能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翻版，更要防止有些人用他们的解释来宣扬‘新自由主义’，借机制造负面舆论。”善不善于从政治的角度看问题，最经典的例子是一个鲜明的对比：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与邓小平对待毛泽东。赫鲁晓夫是怎么对待斯大林？1956年苏共召开二十大，赫鲁晓夫作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赫鲁晓夫在报告中讲了三个问题：第一，斯大林搞个人崇拜，破坏了苏联共产党集体领导的最高原则；第二，揭露和抨击斯大林搞个人崇拜造成的严重危害；第三，把产生个人崇拜的根源及其严重后果完全归罪于斯大林个人的不良品质，归罪于斯大林一人。那么，邓小平是怎么评价毛泽东的呢？邓小平首先认识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他说，“这不只是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政治问题。”所以，邓小平首先强调“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邓小平说，“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毛泽东同志犯了错误,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邓小平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既纠正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和个人崇拜，又维护了毛泽东的形象和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巧妙地解决了一个全国人民思想信仰的问题。这为人们统一思想、维护团结、保证社会政治局面的稳定,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孰优孰劣，孰高孰低，我们能够看得出来了。二者之所以作出截然不同的判断，关键就在于善于不善于从政治的角度看问题。赫鲁晓夫简单、粗暴地对待斯大林，导致了思想的混乱，甚至为苏联解体一定意义上埋下了思想上的祸根。而邓小平则成功解决了如何评价毛泽东的问题，成功扭转了中国的方向，为改革开放的实施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邓小平是一个非常有意识形态智慧的人。对西方媒体来阐述自己的意识形态观时，他曾经这样说：“说我是改革派是真的，可是我也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如果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保守派，那么也可以说我是保守派。比较实际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的意识形态智慧在哪里呢？就是在坚持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坚持自己明确的底线和原则，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四项基本原则，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样一种智慧就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意识形态智慧。第二个要点，把握一条基本原则。提高意识形态鉴别力要把握一条基本原则。这个基本原则是什么呢？毛泽东讲，“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就是把敌人搞得少少的，把朋友搞得多多的。”应用到意识形态领域，就是要努力做到：把不利于我们的思想舆论搞得少少的，把有利于我们的思想舆论搞得多多的；把负能量、次旋律搞得少少的，把正能量、主旋律搞得多多的。习近平总书记有“三个地带”的理论，他说：“当前，思想舆论领域大致有红色、黑色、灰色‘三个地带’。红色地带是我们的主阵地，一定要守住；黑色地带主要是负面的东西，要敢抓敢管、敢于亮剑，大大压缩其地盘；灰色地带要大张旗鼓争取，使其转化为红色地带。”这就是把我们的地盘搞得大大的，把敌人的地盘搞得少少的，就是这样的一种思路。所以，我认为，高明的意识形态工作实际上是在坚持原则和底线的前提下推动形成最大公约数的工作。我们要坚持这一个原则，因为意识形态工作本身就是一个政治性非常强的工作。第三个要点，心里面要装几把尺子。哪几把尺子呢？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一把尺子，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一把尺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把尺子，中国国家利益与国家形象也是一把尺子。凡是涉及意识形态的问题，我们就要用这几把尺子量一量，有利的我们就要去做，有害的我们就要去反对。意识形态领域很复杂，有的是认识模糊，有的是思想方法问题，有的是政治立场问题，情况是不一样的。检验的标尺就是马克思主义、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不能以“左”的为标尺，也不能以右的为标尺。“左”和右的标尺一定意义上都有形而上的成分在，有了这几把尺子，我们就做到心里有数。我们要牢记几个关键词：一个是底线思维，一个是战略定力，一个是颠覆性错误。底线思维，就是一定要守住我们的原则和底线。刚才那几把尺子，我认为就可以作为原则和底线。战略定力，就是要明白我们做工作不是为了讨好某些人，不能因为别人批评、指责、谩骂我们就不去做，不能因为别人鼓掌、喝彩、叫好我们就去做，我们是为了自己而工作，这叫战略定力。同时，我们不能犯颠覆性错误。一些理论、一些口径、一些标尺，一旦松动，就有可能会犯下颠覆性错误。第四个要点，有些问题不妨想得多一些。对那些看似与意识形态工作不相干的事务要多想一想。比如，有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政府部门、重要行业82%的服务器、73.9%的存储设备、95.6%的操作系统、91.7%的数据库都是国外产品。在涉及国家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中，频频出现美国的“八大金刚”的影子，对于这种现象，恐怕我们就要多想一想，这些对于我们的意识形态安全有没有影响呢？如果联系一下我们开头提到的“棱镜门”，这些看似与意识形态不相干的事务里面，可能也隐藏着相当大的意识形态风险。对于一些流传甚广的网络帖子包括一些“正能量”的谣言也要多想一想。比如，所谓的哈佛大学校训，所谓的西点军校军规，所谓的德国幼教专家解读，所谓的美国XX学会的推荐……在裹挟着商业利益目的之外，有可能也会对很多人造成一种思想上的、价值观上的误导。对于一些所谓客观报道的新闻要多想一想。比如，美国在“9·11”事件之后，将袭击者直接定义为恐怖分子，并大加声讨。但是我国“3·01”昆明事件发生后，西方媒体仅仅称恐怖分子为攻击者，同时还提到了其他的向外国人开枪、向恐怖分子开枪等内容来淡化恐怖袭击的性质。在这些所谓客观的新闻报道的背后，实际上代表了一种具有偏见色彩的意识形态选择。对于某些所谓的客观现象要多想一想。比如，有的人认为中国的大学有思想政治教育课，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而西方的大学没有这方面的课程，所以他们就没有意识形态色彩。我们说西方的高等教育中充满了意识形态色彩，这个话当然牵强，但是如果说它不受意识形态影响，那肯定是不对的。在美国哈佛大学本科教育的核心课程中，文学名著和西方思想制度是两大门类，而这两类核心课程“就是经过精心设计，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向学生灌输具有倾向性的理论、学说和观点的课程，其目的是对学生进行西方主流价值观的教育”，是要“将共同的价值观念传输给来自不同背景的学生”。你能说这里面没有思想政治理论的教育吗？只不过他们做得更巧妙、更隐蔽。

（二）提高意识形态学习力

第一，要把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看家本领。我们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掌握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提高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底线思维能力，正确判断形势，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我们做好各方面工作的看家本领，但首先它是我们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看家本领。意识形态理论工作者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这个犀利的武器在手，那是根本做不好的、看不透的、弄不明白的。

第二，要适当了解思想意识领域的热点问题。对于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等思潮的基本观点、基本立场、论证的基本方法，我们都要了解一下。比如，政治学领域的民主话题，法学领域的宪政问题，新闻学领域的所谓“新闻自由”，社会学领域的公民社会，都附着了大量的意识形态因素。对此，我们不可不察。举个例子，有人宣扬西方新经济自由主义的“比较优势”和“绝对优势”的自由贸易理论，表面上看起来是绝对客观可行的，对于贸易双方都是“双赢”的。但是，自由贸易理论一旦运用在贫富强弱不同的两国之间，贸易规则的制定权、行使权将极为不对称，根本就不是表面上的“双赢”这么简单，实际上是强国对弱国、富国对贫国的一种掠夺乃至剥削。所以，简单的理论推演背后，如果不用意识形态之眼去审视、思考，我们将犯下多么幼稚的错误。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在其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对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自由贸易理论进行了揭露。李斯特所在的德国当时是一个弱国、一个后发国家，而亚当·斯密所在的英国正是一个先发的强大的发达的国家。这种历史上已经揭示出来的问题，我们就要去思考，尽快地让自己在理论上成熟起来，不要犯别人曾经犯过的错误。无论是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还是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都是披着“中性”面纱而代表强国利益的“意识形态”理论。西方经济学中这种貌似“中性”的理论比比皆是。我们在学习和研究西方经济学的时候，不要被这种“中性”的外表所迷惑，而是面对这些理论要多思考。理论本身是一回事，理论的应用又是一回事，理论在不同时空场景中的应用恐怕比理论本身的推演更重要，更加值得我们思考。

（三）提高意识形态思考力

第一，善于观察问题。我们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和解决问题，坚定理想信念，提高辩证思维能力，做到虔诚而执着、至信而深厚。在善于观察问题方面，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作出了一个榜样。他在一次重要的讲话中提出了“八个能否”的标准。他说，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要看“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全体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人民群众能否畅通表达利益要求；社会各方面能否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国家决策能否实现科学化、民主化；各方面人才能否通过公平竞争进入国家领导和管理体系；执政党能否依照宪法法律规定实现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权力运用能否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反观某些西方理论家所提出的标准就比较简单、直接、粗暴、机械。比如，是不是实现选举了，是不是实现一人一票了，是不是实现政党轮替了，用这些表面的形而上的并不适合绝大多数国家国情的程序主义的东西来衡量民主，那么孰高孰低、孰优孰劣，大家是能够看清楚的，是能够想明白的。怎么看待西方民主呢？我认为西方民主有四重镜像。第一重是流传于西方理论家在著述中所阐释和论述的民主。我们称之为理想中的民主，只是表达对于民主这种状态的憧憬和理论的向往。这种民主不是一个现实的民主，包括西方国家也不是把这种民主直接拿来用的。这个民主要变成现实，就要设计，所以就落入了民主的第二个镜像——设计中的民主。通过权力机关的分设，通过一套监督制衡体系来实现这个民主。但是这个设计的民主，就如同我们盖大楼的设计蓝图一样，依然不是现实的民主，还要经过一层转化，转化成什么呢？那就是运行中的民主，这是第三重镜像。运行中的民主是设计中的民主与各个国家的具体国情相结合运转出来的民主。比如，所有设计的民主都不会设计两党制的体制，但在实际运行中由于这些国家阶级结构和利益团体的区分，就形成了事实上的两党制或一党独大制，这就是运行中的民主。而运行中的民主又被西方国家移植到很多非西方国家中，又发生了一次镜像上的转化，这就变成了移植中的民主。如果从民主的四重镜像来分析和看待西方民主，你会发现每经过一层镜像的转化，民主就会被打一次折扣，越到后面折扣就越厉害。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呢？很多人用理想中的民主来关照中国的现实，进行批评、指责、谩骂、嘲讽，而他们没有发现连西方用的是运行中的民主，并不是理想中的民主，如果用理想的民主来衡量，他们的民主也不达标。而他们却用理想的民主来衡量和评判别人，并且把移植中的民主强加于人，导致了很多国家出现很多灾难。所以，西方的政治经验有用没有用，关键看怎么用，用好了是良药，用坏了就是毒药。中医老早就有这个思维，大黄用好了是良药，人参用坏了也是毒药。我们不能够因为西方政治文明和意识形态的强势就丧失自我独立思考的能力，从而带上精神枷锁，拄上精神拐杖，这样的话就是舍本逐末，甚至是自毁长城，这样的教训我们在很多国家都看到了。第二，善于抓住关键。有哪些关键呢？习总书记提出了“13个如何”，我认为这“13个如何”就是当前和今后我们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关键问题，把这“13个如何”想清楚了，我们的意识形态工作就比较好做，如果想不清楚，那么意识形态能力就得不到提高。哪“13个如何”呢？第一，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第二，如何看待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第三，如何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性。第四，如何看待加强和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第五，如何看待自由、民主、平等的科学内涵和实践。第六，如何看待西方所谓“普世价值”。第七，如何准确把握“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第八，如何深刻领会新的发展理念。第九，如何科学认识经济发展新常态。第十，如何看待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第十一，如何看待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全面深化改革。第十二，如何看待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第十三，如何看待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如果我们在这13个问题上获得了一个明确而清醒的认识，那么我们的意识形态能力就将大大提高一步。第三，善于进行一些分析。这些分析有理论上的分析。比如，对于“普世价值”进行理论思考，“普世价值”为什么不能用？为什么要坚持我们精神上的独立性？同时，我们还要进行事实上的分析。看一看西亚、北非地区被所谓的“普世价值”折腾成了什么样子，我们就要引发思想上的警觉。同时，还要看一看当今世界的重大现实问题。比如，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对于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识国际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有什么样的深刻启示呢？这些问题想一想，我们意识形态思考力就会有所提升。当年，苏联解体、苏东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时候，很多人开始怀疑、悲观、失望，甚至质疑“中国的红旗到底还能打多久？”就在那个时候，邓小平说了这样的话，他说：“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20多年过去了，我们发现邓小平同志的判断是准确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并没有消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没有消失，反而一步一步在崛起。这就是分析力、判断力和思考力。有人说好莱坞是一个造梦工厂，很多人喜欢美国大片，好莱坞大片，但现在随着我们意识形态能力的提高，喜欢美国大片的人的立场和角度发生了变化。很多人说好莱坞是造梦工厂，我觉得可以在前面加上两个字，好莱坞是造美国梦的工厂，他们传达的都是美国厉害、美国伟大、美国拯救地球、美国拯救人类、生活在美国真好这样的价值观。所以，在这方面我们还是要多一些思考。随着文化能力的提升和思想素养的提升，对于所谓的美国大片，大家的判断力、思考力提高了，这些大片受到的追捧也不像以前那么强烈了，这是好事，这表明我们精神的独立性、思考的独立性在增强。

（四）提高意识形态创新力？

意识形态工作是一个特别需要创新的工作，不是简单的攻和守这么简单，它要求我们保持思想上最大的敏锐性和开放性，要不断地打破传统的思维定势，要不断地保持思想上的灵活性和多样性。第一，要善于进行理论创新。邓小平是一个理论创新大师，提出了“完整理解论”。完整准确理解毛泽东思想，从而强化了毛泽东思想中的“四个现代化”理念，为经济社会的发展解除了思想上的一个大障碍。同时，为了摆脱传统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思维定势，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论”，从而赋予了社会主义新的生命力、新的动能。这就是理论创造。中国也有很多其他的理论创新，比如协商民主，我们对“协商民主”这个外来词进行了中国式的改造，把它从一个具有强烈的自由主义理论背景的词改造成为一个合乎中国国情的词，所以我们讲民主协商、协商民主、政治协商，这就已经完全的归化为中国的一个词。对于“治理”这样一个具有新自由主义背景的词我们也进行了改造，所以我们有了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论。我们还提出了网络主权这样一个中国创造的词汇，而正是借助于网络主权、信息主权，我们在面对西方强势的网络霸权的时候就有了自己的正当性、道义的制高点、理论的制高点。第二，要善于进行内容创新。比如，《马克思主义能够给予我们什么——从个体受益角度所作的思考》一文认为，马克思主义能够给予我们的，从个体受益角度来思考，大致有三大主要方面：马克思主义给予我们科学把握世界和社会发展的思维与方法；马克思主义给予我们正确理解生活和人生命运的智慧与启迪；马克思主义给予我们充实精神世界并抚慰心灵的哲理与感悟。过去，我们都讲马克思主义给我们一个科学的理论指导，而这个文章却发掘出了马克思主义对于我们个体、对于我们心灵、对于我们精神世界的指导和抚慰作用，这就是一种创新。第三，要善于进行应用创新。意识形态工作中，应用创新也很重要。比如，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实际上就是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中国的具体实际中，这就是一个伟大的应用创新。邓小平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前加上中国特色，实际上就是在中国的语境中创造性的运用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也是一个伟大的应用创新。

（五）提高意识形态表达力

第一，要善于拿捏词句。比如，过去我们讲和平发展，后来一度我们使用了“和平崛起”这个词，但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和平崛起”这个词在意识形态的可接受性上、在意识形态传播力上，不如“和平发展”这个词更容易得到理解和接受。还有一个例子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两个不能否定”，这是拿捏词句的一个经典文本。习近平总书记讲，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这两者有机统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这就打破了过去在意识形态上的一个不可通约性，把两者的统一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实际上就是一项非常伟大而重要的、具有创造性的意识形态工作。比如面对西方的“普世价值”，我们提出共同价值。他讲他的“普世价值”，我们讲我们的共同价值，中国并没有脱离人类文明的大道，但是我们对于人类文明的价值有着自己的理解，而这个理解并不同于在西方语境下所创造出来的所谓的“普世价值”。还有“狮子论”，总书记说：“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这里面对词句拿捏达到了一个非常艺术化的高度。第二，要善于创新话语。比如毛泽东通过创造性地化用“实事求是”这个词，赋予“实事求是”这个词以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内涵，从而使实事求是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活的灵魂。邓小平通过“一国两制”一词创造性地解决了一个国家之内两种制度共容的理论解释问题，通过“摸着石头过河”揭示了改革开放方法论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通过“中国梦”这样一个词带动和激发了全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中国梦在意识形态方面也是一个创造性的典范，它激发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造力和想象力，提升了人民群众对于我们党的事业的参与感和效能感，同时让世界认同中国也有了一个比较好的切入视角。所以，有人说，中国梦不但有仙气，还很接地气，从而打通了各种语言的阻隔，为我们党开辟新的话语空间。而新的话语空间开辟的背后实际上是新的社会共识的形成、最大公约数的形成。“中国梦”的提出，出现了一系列与此相伴而生的话语，如民族复兴、人民幸福、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中国故事、个人梦、民族梦、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等，甚至产生了“中国梦”与“美国梦”“欧洲梦”的类比，为我们党开辟新的话语空间，在国际国内都赢得了思想上的一个公约数。第三，要避免掉入话语陷阱。比如，西方政治理论，西方的传播理论，在有意无意地设置了若干话语陷阱，我们稍加不慎就可能掉入话语陷阱，比如合法性、“宪政”、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民主和平论等。一方面，它们有一定的理论创新价值，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简单地用这些理论来观察和分析中国，我们可能就会被他们套上话语的牢笼、话语的紧身衣，从而挣扎不得，动弹不得，处处被动。再比如，我们国内也有一些话语有一定的陷阱性质。比如探讨“党大还是法大”、一党执政滋生腐败、人民性高于党性、党政分开，等等。甚至一些国外领导人发表的谈话也有助于我们提高对意识形态陷阱、话语陷阱的认识。比如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时候，日本首相安倍也有一个战后70年谈话，你看我们用抗战胜利、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他用的词叫“战后70周年”，这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削弱，本身就是对历史事实的认知与我们有偏差。那么，他对“二战”进行这样描述：“上次的大战有3百多万同胞失去了生命。胸怀祖国的未来，期待家庭幸福而阵亡的人们。战后忍受着酷寒或者灼热在遥远的异乡之地，忍受着饥饿和病痛死去的人们。广岛和长崎被投下了原子弹，以东京为首各个都市遭受轰炸，在冲绳地上战中，众多市民悲惨牺牲。”你看，他不提给其他各个国家造成了多大的伤害，造成了多大的灾难，反而把日本遭受的灾祸呈现在大家面前。这本身就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因素。再看他是怎么来为日本的罪责开脱呢？他说：“在日本，战后出生的人们目前超过全体人口的80%左右。不能让和那场战争没有任何关系，我们的子孙后代背负不断谢罪的宿命。”他这样一个态度就非常值得我们深思。在我看来，他这样的话语背后就一定意义上体现了陷阱性质甚至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质。这些我们都要警惕，都要思考。

三、提高意识形态能力的若干原则

第一，要把握一个核心任务。意识形态工作是一个争取最大公约数的工作。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敌我攻守的工作。争取最大公约数的工作，在一定意义上既要有敌情意识、攻防意识，同时还要把握、了解核心任务。核心任务是什么？就是怎样让人家了解、理解、认同我的想法、说法，或者说怎样用我的想法、说法打动、感召、说服人家。意识形态工作本质是一个争夺人心的工作。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如果经过我们工作，人心凝聚力提高了，老百姓的认同感、认同度提高了，那么这个工作就是成功的；如果老百姓的认同度下降了，那么我们就要反思意识形态工作在哪里可能出现了偏差。第二，要坚持“双百方针”。我们党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主要指的是文艺，偏重于文艺，百家争鸣偏重于思想。那么我认为，在意识形态领域恐怕也要讲一讲“双百方针”。中国历史上讲“防民之口甚于防川”。邓小平同志也讲“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毛泽东也讲，“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所以，在意识形态工作上，我们还是要坚持“双百方针”。第三，要秉持“三不主义”。哪“三不”呢？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辫子。争取最大公约数，那就要善用“三不主义”。我们要秉持一种就事论事的智慧，是什么事就解决什么事，出了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第四，要坚持破立并举、重在建设。破立并举，既要有破，又要有立。既然意识形态工作有一定意义上的敌我攻防性质和功能，那么破还是要有的。我们要善于破，善于用“笔杆子”来对付“笔杆子”，善于用“枪杆子”来对付“枪杆子”。重在建设就是立，要大力加强能力建设，关键在于我们自己。《孙子兵法》讲，“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在意识形态问题上，我们要有这样的思想，要有这样的智慧，这样我们的工作就比较主动了。第五，我觉得要把握好三个基本维度。一是，重点解决好挨骂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形象地讲：“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经过几代人不断地努力，挨打、挨饿的问题基本解决了，但是挨骂的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甚至一定意义上成为我们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意识形态工作重点要解决好挨骂的问题。二是，在态度上要明确，要敢抓敢管、敢于亮剑。我们要着眼于团结和争取大多数，有理有力有节地开展舆论斗争，帮助干部群众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认识。三是，手上要有“几把刷子”。习近平总书记说，担任宣传思想部门领导工作的，除政治上可靠之外，总是需要在理论上、笔头上、口才上或其他专长上有“几把刷子”。”做到“坐下来能写字，站起来能说句，走起来能办事”。改革开放之初，我们面对的是思想僵化的问题，思想僵化就要解放思想，但是现在我们一定意义上面对的是思想分化问题，思想分化就要统一思想。而统一思想要比解放思想工作难度还要高。前者需要智慧和勇气，后者需要方法和艺术。所以难度更高，难度更大，要求我们刷子就得更多，要求我们具备的“刷子”就得更多才行。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也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

广大党员干部甚至包括我们的每一公民，必须提升自己的意识形态能力。只有我们的意识形态能力强了，我们才能不负这个时代。只有我们的意识形态能力得到了大大加强，我们才能更加昂首挺胸，阔步行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道上。

谢谢大家。

第四篇：提升农村司法公信力

提升农村司法公信力

维护基层公平正义

论文提要：

人民法庭是基层人民法院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化解基层（尤其是农村）矛盾，宣传法治思想，维护司法权威的重要使命。随着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有的城乡二元体系被打破，旧有的封建习俗与乡村文化亦逐步瓦解，获取信息能力显著增强。而与此同时，司法公信力却由于各种原因并没有在农村得到普遍认可与加强，造成目前农村各种纠纷、上访闹访事件层出不穷。本文旨在抛砖引玉，发现司法公信力在农村缺失的深层原因，完善农村司法公信力的衡量标准，为提升人民法庭司法公信力提出合理建议，从而唤得广大同仁对农村司法公信力建设的重视与研究。本文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为概述，简要介绍我国基层法庭的工作实际；第二部分为农村司法公信力不足的原因分析，主要从内外两个方面入手；第三部分为法院的工作目标与农村司法公信力衡量标准的划分；第四部分为提升农村司法公信力的建议。

一、概述

人民法庭是基层人民法院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化解基层（尤其是农村）矛盾，宣传法治思想，维护司法权威的重要使命。随着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有的城乡二元体系被打破，旧有的封建习俗与乡村文化亦逐步瓦解，获取信息能力显著增强。而与此同时，司法公信力却由于各种原因并没有在农村得到普遍认可与加强，造成目前农村各种纠纷、上访闹访事件层出不穷。本文旨在抛砖引玉，发现司法公信力在农村缺失的深层原因，完善农村司法公信力的衡量标准，为提升人民法庭司法公信力提出合理建议，从而唤得广大同仁对农村司法公信力建设的重视与研究。

二、农村司法公信力不足原因分析

由于农村与城市在人员构成、生活方式、经济地位等方面的巨大差异，造成了广大农民在知识体系、认知水平、道德观念与城市居民有很大不同，此点反应到司法领域，造成了司法公信力在城市与农村、居民与农民之间的不同标准。具体而言，农村司法公信力不足的原因包括以下几点：

外部原因

1、农村习俗与传统文化的影响

纵观我国的历史及社会发展历程，结合我国的国情，不难发现，农村在保留旧有习俗，传接传统文化方面与城市比较有着显著优势。大量的旧有习俗与传统观念在农民的头脑中根深蒂固，有时甚至高于法律。例如，农村中出嫁妇女不负责赡养父母，亦不继承遗产；订婚后，若男方悔婚，女方不退还彩礼，若女方悔婚，需退还全部彩礼；建造农村房屋时未经左右邻居同意，建造的房屋不能高于邻居的房屋等等。这些习俗大多与现有法律规定不符，但却得到广大农民的普遍遵守，一旦进入诉讼程序，法院的裁判与该类习俗不符，当事人及其他村民就会对法律的公平正义、法律权威产生怀疑。经调查发现，人民法庭审理的农村赡养案件，85%以上的当事人以女儿不负责赡养、分家时财产分配不均等事由进行抗辩，法院依法裁判后，当事人对裁判结果的认同率较低，上诉率较高；人民法庭审理的相邻关系案件，近70%的当事人以农村习惯，如散水的宽度一般不超过50厘米、门前道路排水沟应保持通畅等反驳对方的诉求，而原告方往往对该类习俗予以认可，法院在裁判时往往面临法律规定与农村习俗的利益抉择。

2、影视作品等现代传媒的不利引导

由于农村所特有的较为封闭的环境，其娱乐设施及项目较为单一，电视、电影、网络有着极为广阔的市场。我国施行的电视剧、电影的审核制度，并不对其内容的法律观念、相关法律事件进行审核，从而造成我国电视节目法律素养较低，大量的电视剧、电影情节中涉及的违法事件在剧情中得到了认可与赞扬。例如义愤伤害他人不会得到法律制裁、民事纠纷进行刑事处罚、非法上访闹访合情合理等等，该类剧情虽不具有实际意义，但却在无形中歪曲了我国的法律制度、法律规范，对广大观众，尤其是法律观念较为单薄的农民产生了不利影响，久而久之，观众就会以非法为合法、以无理为合理。

3、农村法制宣传不到位

通过调研发现，超过65%的被访农民表示从未接受过任何法律宣传及教育，亦未参加过任何普法活动，近三分之一的被访农民不知道我国的根本大法为《宪法》。而在改进措施一项中，90%的被访农民认为政府相关部门、司法机关应当在农村多举办一些普法活动，93%的被访农民认为中小学及相关部门应该开设法律知识课程，将自己的下一代培养成为知法、守法、用法的人。由此可见，广大农民具有学习法律的迫切愿望。但在实践中，农村的法律宣传工作做得有很多不足，以至于多数农民表示根本没有接受过法律教育。目前我国所采用的农村普法形式，大多内容呆板、形式单一，普遍做法包括：将部分法律条文在乡镇政府或村委会、路边街道的黑（白）板上一写了之，少数村落会在村广播中简要播放；摘抄法律条文编制小册子或宣传单发放给村委会，然后由村委会负责发放给广大村民。这些做法大多是为了应付区县的审查，黑（白）板的内容常年不换，字迹模糊难以辨认，村民关注度较低。乡镇编发的普法册子或宣传单发放到村委会后往往就不知下文，大部分村民往往从未见过。另外，法律条文是对生活现象的高度概括，是语言文字的精辟阐述，而相对应的广大农民的文化素质却并不高，让其通过简单描述而对法律有着深入理解明显脱离实际，而解释法律、讲解法律需要专业的法律人员，村委会组成人员显然不能胜任这项工作，从而造成农村不仅法律宣传力度不足，法律的解释运用在农村更是空白。

4、农民法律意识的欠缺

法律意识是农村法治秩序建立的基础，更是农村司法公信力产生的土壤。农民缺乏法律意识的重要表征就是“在当乡风乡俗与现行法律不一致,甚至相背时,多数农民就会将法律放到次等的地位,这是传统问题,也是意识问题。这也是

我国某些农村在宅基地划分、土地使用权分配等问题上长期 存在纠纷的重要根源。” 具体而言，我国农民法律意识的欠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一是厌法厌诉观念普遍存在。相对于城市而言，农村的生活环境较为封闭，村民间较为熟悉，相互往来较多，村民间的矛盾与纠纷很多时候都会采用私下和解、亲属调解等方式寻求解决，直接采用诉讼方式的村民，往往被其他村民所诟病；二是法律认识浅薄。在广大农村，农民一般无法区分民法、刑法、行政法等法律部门，亦不能区分拘留、拘役、有期徒刑等刑罚之间的差别，很多受访农民认为只要不实施伤人、偷盗、抢劫等行为就不算违法。三是受法被动，维权意识淡薄。大部分村民接触法院是因为被他人起诉，而且在诉讼时不能有效维护自身权益，接受法律知识、法律程序非常被动。当村民的合法权益受损时，增凯.论新农村建设中对农民法律意识的培养[J]，《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8月.亦不能有效维权。

内部原因

1、人民法庭法官对农村缺乏了解

“法官职业要求法官必须是被动、理性的法律适用者，但法官也是人，有自己的教育背景、感情和价值选择，这些个体性因素客观存在。”目前我国基层法官主要表现为两大人群，一是年龄较大、常年从事审判工作的原有人员，二是今年来通过公务员招考进入审判队伍的年轻干警，而后者逐渐成为基层法院的业务骨干。年轻干警有着深厚的法学理论知识与良好的教育背景，在法律条文的把握与运用方面有着明显的优势，但与此同时，年轻干警的不足亦较为明显，由于不同的知识水平、生活方式，年轻干警往往对农村的风俗习惯、处事方式缺乏了解，与农民打交道的能力还有待提高，从而造成部分当事人对审判的方式不理解、对裁判结果不明白，影响了农村司法公信力的提高。

2、法官的独立性导致案件事实的查清存在难度

法院与其他政府机构、党群机关不同，法院的职责是依法审判，而依法审判离不开独立审判。法官只有不受来自于法律规定之外的影响，宪法和法律才能切实得到维护。正是因为法官具有独立性，往往造成与其他部门较少业务往来，即便存在业务来往，许多部门为了避免错误，害怕承担责任而对法院的工作不予配合。22 贾春仙，乡土背景下的基层民事司法[J]，《中共太原市委党校学报》2011年6月 例如，当法官到村委会调查案件事实时，许多村干部以没有时间、不知道案件事实等理由加以推脱，拒不配合法院工作；到公司企业核实当事人信息或提取相关信息时，企业以负责人不在，单位没有权限等事由对法官不理不睬。从而造成很多在案件无法还原案件本来面貌，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最终影响了裁判结果的准确性，不利于司法公信力的提高。

3、个别法官的负面影响

目前我国的司法环境中，绝大部分法官都能够依法裁判，公平公正的处理每一个案件，但不可否认，极少数法官的不当行为给整个司法环境造成了极大的不良影响。随着我国反腐力度的不断加强，一批法官纷纷落马，并经媒体宣传之后，对司法公信力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在广大农村，“有人好办事”“有关系就能胜诉”的说法具有一定的市场，而个别法官的行为恰恰“印证”了农民的这些观点，造成了农村司法公信力的提升具有一定困难。

三、法院的工作目标与农村司法公信力衡量标准的划分

“定纷止争，案结事了”是近几年法院工作的总体要求，王胜俊院长到基层法院视察时又对法院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结案率高，调解率高，息诉率高，执结率高；大局意识强，群众意识强，管理意识强。在广大农村，由于厌诉思想的普遍存在，大部分当事人来到法院进行诉讼是迫不得已，是深层次矛盾的集中体现。人民法庭的法官不应当将目光仅仅局限在案件本身，而应当探寻更为深层次的矛盾，努力从根源上化解纠纷。因此，农村司法公信力的衡量标准应当分为以下几个层次：

第一层为服判息诉。当事人在接到法院裁判文书后，服从法院的裁判结果，并主动或被动的履行判决内容，使得案件本身终结。

第二层为案结事了。服判息诉并不代表案结事了，有时候裁判本身并没有问题，但是却因为一个裁判引发了其他一个或多个诉讼。可见，服判息诉只是在案件表面解决了纠纷，而没有从根本上化解矛盾，案结事了则是一次性从深层解决纠纷。

第三层为人和事满。在农村，原被告之间大多具有亲属、邻居、朋友等身份，双方之间往往在矛盾发生前具有一定的感情，由于案件的发生，使得双方感情逐渐破裂。通过法院的审判、明理、释法与调解，使得双方不仅握手言和，还要化干戈为玉帛，修复彼此之间的感情。

第四层为法治文化。每一起案件都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发生在社会之中，尤其是农村案件，当事人所在村镇的其他村民大多对案件的审理结果较为关注，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通过一次完美的审判，对某一地区产生良好的法律示范效应，不仅能使得裁判结果深入人心，更能提升某一地区的司法公信力。

四、基层法院（尤其是人民法庭）在提升农村司法公信力方面应当尝试的探索

1、加强宣传是提升农村司法公信力的重要方面

目前我国的法治宣传大部分集中在城市，而对农村的宣传则较为欠缺，形式也相对简单，大多采取宣传栏、粉刷标语的方式，农民对此往往不屑一顾，关注度较低。应当根据农村实际，创新宣传方式。经调研发现，入村开庭对于基本法律的宣传具有较好的实际效果，往往能够以点带面，使其他村民同样接收相应的法律知识；定期开展农村法律讲堂，讲解农民感兴趣的法律知识，例如婚姻、继承、赡养等，同样能取得不错的社会效果，但应当注意开展的时间与地点；除此之外，建立驻（包）村法官制度、定期放映法制宣传片等方式亦具有一定的宣传意义。

2、全面调解是提升农村司法公信力的有力保障

调解是高质量的审判，这一点在农村体现的尤为明显。经调研发现：在农村，机械的适用法律，不仅得不到当事人的理解，还可能造成双方矛盾加深、共同上诉上访。因此，建立全方位调解制度在农村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针对农村案件的特点，笔者认为全方位调解应当至少包括以下四点：一是庭前调解（发放起诉书副本时）。农村案件大部分不能就案论案，案件事实只是深层矛盾的表象之一，例如大部分赡养纠纷，都会涉及分家、财产分割、土地承包、孙子女抚养等，庭前调解的主要作用在于通过表象发现原被告双方的根本矛盾所在，为以后调解打下基础；二是庭后调解（毕庭后、宣判前）。通过庭审了解案件事实后，即便一方当事人表示不同意调解，法官也应当在毕庭后进行必要的调解工作，尤其是对情绪较大、可能败诉的一方，调解必不可少。在调解时，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不断变换调解方式、创新调解思路、着重从矛盾根源入手，既要解决本案争议，又要化解深层矛盾，避免案件结一增十；三是判前调解。对于经多次调解依然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的案件，在案件宣判前，应当通过电话或者谈话的方式进行判前调解，对于可能败诉的一方应认真释法明理，讲解证据规则，在努力促成调解结案的基础上，尽量减少信访风险；四是判后调解。裁判文书的发放并不意味着法官工作的终结，判后调解往往被大多数审判人员所忽视。很多时候，胜诉方出于对时间成本、执行成本及其他成本的考虑，同意败诉方减免部分费用从而换取案款的及时到位，而败诉出于经济考虑，有时会同意胜诉方的方案，最终使得执行一步到位。即便判后调解没有达到预期目标，亦可以使当事人看到法官在整个案件中为了促成双方和解所做的大量工作，赢得当事人的信任与理解，满足其受尊重的心理诉求。

3、法情相容是提升农村司法公信力的群众基础

农民对司法的信任不仅来自司法权威，更多的来自于对判决结果与自认公理的相互印证。何谓自认公理？大多体现为民约乡俗，在很多时候，当事人之所以对法庭的判决产生怀疑，就是因为判决内容与农村实际存在较大差异。那么如何做到法理与乡俗的有机融合呢？一方面，基层法官，尤其是人民法庭的年轻法官，应当勤下乡、多下乡、勤学习、多思考，深入了解当地的风俗习惯，学习老审判员的审判思维，重视现场调研，强化与基层组织的联络；另一方面，努力将民俗以法律的形式加以保护。在具体审判中，应当具体考察民俗的产生基础，并与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对比，尽最大努力将合理民俗纳入到法律保护的利益中来，切实保护当事人利益。若民俗与法律向违背时，应当耐心做好解释工作，争取以调解方式结案。

4、联动机制是提升农村司法公信力的有效途径

因为法官的职业特点、法院的管理制度等原因，使得法官在保持中立的同时，往往被孤立，从而造成案件事实的查明存在一定难度。因此，鉴于农村案件的特点，应当尽快建立联动机制，使得人民法庭、司法所、村委会、派出所、乡镇政府相互协调配合。首先，政策问题相互沟通。政策的及时性与法律的稳定性很多时候造成政策与法律的不一致，相关职能部门对于政策的把握往往更为及时准确，这就需要法官在审判时不仅需要大量的法律知识，更需要及时掌握政策动向，否则判决结果往往无法执行。

5、法院内部监督管理的完善与人民法庭法官素质的提高是提升农村司法公信力的内在要求 针对农村案件的特点，建立相应法院内部监督管理机制，从内部提升司法审判人员应对农村案件的能力是提升农村司法公信力的内在要求。例如构建诉调对接机制，成立调解组或设立专门调解法官，选取农村生活经验丰富、庭审驾驭能力强的法官担当这一角色，将可能调解结案或调解结案更利于执行的案件，例如离婚、赡养、抚养等，在转到主审法官手中前，先由调解法官进行调解工作，排查矛盾隐患，促进双方和解。

面对农村案件的独特性，人民法庭法官，尤其是年轻法官，应当不断提高逻辑思维能力、驾驭庭审能力、调解和服判息诉能力、准确适用法律能力、判决说理能力，在生活和工作中不断学习、勇于实践、加强锻炼、廉洁自律。同时需要法院党组织加大投入；需要政工纪检部门敢抓善抓，一抓到底；需要庭室全面配合，大力支持。只要坚持不懈地抓下去，法官的司法能力就会有一个较大提高，应对农村案件的能力也会有质的飞跃。

五、结语

司法公信力对依法治国理念的实现有着重要意义，关系到司法权威及司法作用的发挥，是建构法治社会的前提，是实现社会秩序、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需要。而广大农民对法制的认可更是提升司法公信力的关键。因此，通过有效措施提升农村司法公信力刻不容缓。

第五篇：亲和力公信力进一步提升

中公教育—给人改变未来的力量

亲和力公信力进一步提升

——党的十八大以来政法工作新气象

“北京6个劳教所均已摘牌。”新年第一个工作日，这则不算新闻的新闻依然为媒体所追逐，其背后饱含的是人们对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极大关注与期许。

党的十八大以来，按照总书记对新形势下政法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全国政法机关全力推进平安建设、法治建设、队伍建设，稳步实施劳教制度、司法权力运行机制、户籍制度等老百姓热切期盼的改革，政法工作的亲和力公信力进一步提升。

“登高望远”，建设平安中国

实现中国梦，平安梦是重要保障。党中央对政法工作提出新要求：“把平安中国建设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全局中来谋划，紧紧围绕‘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把人民群众对平安中国建设的要求作为努力方向„„”

在高起点上全面推进平安中国建设的战略大幕由此徐徐拉开。

食品安全、环境污染，无疑既是当下老百姓反映强烈的，也是长远影响民生福祉的重大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政法机关把打击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生态环境犯罪作为深化平安建设的抓手，完善了相关法律法规，开展一系列专项打击整治行动。统计显示，2013年1至10月，全国法院受理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案件1159件，1403人服刑；公安机关查处的涉嫌环境污染犯罪案件近300起，是此前10年立案的总量。

打防结合，坚持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成为政法综治战线创建平安中国新格局的新思路。如何做好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如何化解基层矛盾，成为各级政法机关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的必修课。

恶性犯罪案件多发高发势头得到遏制，社会治安持续好转，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进一步提升，一个建设领域更广、人民群众更满意、实效性更强的平安中国正在越来越明显地为人们所感受。

“刮骨疗毒”，整治司法顽疾

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是政法工作的生命线。预防和减少执法不公、司法腐败等问题的发生，各级政法机关狠下决心、频出实招。

2013年3月，坐了10年冤狱的张高平、张辉被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宣判无罪；中公教育—给人改变未来的力量

月，二人获得220余万元的国家赔偿。这正是全国政法机关转变观念、坚守防止冤假错案底线的缩影。

避免悲剧重演，致力兑现“绝不冤枉一个好人”的承诺，2013年7月，中央政法委出台首个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指导意见，就严格遵守法律程序，加强防止和纠正错案机制建设作出明确规定，并要求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在职责范围内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

执行难，党政机关拖欠款项执行更难。对此，中央政法委主导开展党政机关执行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积案等清理整治工作，集中化解了一批历史积案。目前中央政法委着手构建破解执行难的长效机制。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司法突出问题，各级政法机关还严格规范了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依法治理久押不决案件。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成为各级政法机关的共识和行动。一年多来，众多社会关注度高的案件庭审微博直播，生效裁判文书全部上网，积极推进检务公开，全面公开执法信息、开展开门评警活动，狱务公开制度化„„司法公开、阳光监督，公平正义正在以看得见的方式呈现。

“铁规禁令”，打造过硬队伍

1月3日，公安部发出通报：内蒙古乌海市乌达消防二中队打新兵事件，已得到依法依纪严肃处理，8名打人者被依法刑拘，16名责任人被依纪追责。

这是政法系统的反腐治贪、正风肃纪的一个典型案例。

2013年8月，上海法官嫖娼事件曝出后，社会哗然，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立即展开调查并对涉案人员严肃处理，最高人民法院要求各级人民法院整顿作风，严肃纪律，坚决清除队伍中的腐败分子和害群之马。

对于拥有300多万干警、经常同社会阴暗面打交道、手中又握有很大执法司法权的政法队伍来说，“知法犯法”既严重损害政法队伍形象，也严重败坏社会风气。

在思想上设置“警戒线”，措施上筑起“防火墙”，中央政法委态度鲜明：用铁的纪律带出过硬队伍！公安民警“三条纪律”、法官“十个不准”、检察官“八条禁令”，划定了政法干警必须遵守的纪律底线，架起了政法系统正风肃纪的“高压线”。

此外，全国律协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以诚信建设为重点的律师行风建设的意见》，将成立律师行风监督委员会，加强律师行风监督。

从强力反腐治贪，到密集出台“铁规禁令”，政法系统的内部整顿打出了一组标本兼治的“组合拳”，政法机关“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和庸懒散奢、冷硬横推、中公教育—给人改变未来的力量

吃拿卡要等不良风气得到有效遏制。

文章来源：陕西人事考试网（http://sa.offc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