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理学论文--论网络实名制在中国的实施

第一篇：法理学论文--论网络实名制在中国的实施

论网络实名制在中国的实施

【摘要】 网络在带给人们便利的同时，也因为匿名制而导致了诸如诈骗犯罪、侵犯隐私的危害社会稳定的恶性事件发生，从而使得社会上要求网络实名制的呼声越来越高。本文运用所学的法理知识，联系实际生活，主要通过：

1.叙述网络实名制产生的背景，积极意义和必要性，采取的基本做法措施。

2.探究分析网络实名制在中国是否可行（理由：侵犯公民的言论自由权、隐私权，分析如何使公民权利受限，以韩国逐步废除网络实名制为例；未实现真正的监督，发挥网络的积极作用，着重说明网络监督在打击官员腐败等国家不良现象行动中的重要作用；从国情出发，说明实施有很大的困难，以杭州为例说明网络实名制的发展历程和现状）。

3.得出“网络实名制在中国无法实现”的结论。

4.提出解决网络匿名制弊端的办法（包括加强相关引导、提高法制意识、联系生活实际和个人感受）。

5.再次说明结论。

【关键词】网络实名制；网络匿名制；国情；言论自由权；隐私权；法治意识

绪言：网络作为信息时代的重要标志，在现代社会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网络实名制是伴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而提出的，它基于一定的社会现实，有一定的存在价值，但自提出以来就遭到了社会各界的反对和批评。中国正处于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必须慎重严谨的对待网络，并采取相应有效措施。根据中国现有的国情，是全面改革实施网络实名制还是坚持实施网络匿名制，这个论题值得在法学领域做一番探讨和研究。

一、网络实名制的基本概念

如今中国实施的网络匿名制为社会生活带来了很多危害：“柑橘蝇”“艳照门”“人肉搜索”······种种有关诈骗犯罪、侵犯知识产权、侵犯他人人格隐私的事件层出不穷，网络实名制应运而生。作为一种以用户实名为基础的互联网管理方式，网络实名制可以成为保护、引导互联网用户的重要手段和制度。它主要通过发行网络身份证、游戏实名登录、实行IA实名机制标准等多种方法规范实施。网络实名制能够防止不法分子匿名在网上散布谣言制造恐慌、恶意侵害他人名誉等一系列网络犯罪行为，并且能够有效的遏制网瘾，使民众看到更负责任的公平言论，有利于建立社会主义信用体系，提高个人信息的准确度，增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解决网络诚信问题。

二、根据法律权利及中国国情谈网络实名制

（一）、公民权利受限

1、言论自由权

此项权利指公民享有宪法确认的通过口头、书面、著作及电影、戏剧等手段发表自己意见的自由权利。若在网络上实行实名制，势必会使得网络用户言论自由权受到限制，会担心自己的言论是否恰当，是否会触犯他人利益招致报复，从而对发表意见心存顾虑，不敢在网络上公开个人看法感受，最终失去言论自由的权利。实施网络实名制的目的是减少网络的负面作用，而此举将会同样减少网络的积极作用。言论自由权以其广泛的内容、多样的形势，保护公民表达个人见解和意愿的权利不受侵犯，而实名制将会限制公民发表言论的自由，本身属于侵犯公民言论自由权的做法。

2、隐私权

隐私权是指自然人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秘密依法受到保护，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收集、利用和公开的一种人格权。如果实施网络实名制，就势必要了解集中网民的个人基本信息。伴随着网民在网上的活动，个人基本信息也随之流动以利于各网站运行。那这些属于个人隐私的资料会不会被泄露公布出去呢？这是网络实名制带给我们的又一个思考。韩国是世界上最先实行网络实名制的国家之一，在当时曾得到社会各界的赞同，也成为中国管理网络的范本。但现如今韩国却发布公告下令逐步废除网络实名制。这是由于当时网络自身的缺点和管理不善，数千万网民的基本信息被泄露出去，对他们的生活、工作造成了巨大的困扰，从而引发了全国对网络实名制的质疑和思考。也由于实名制带来的其它问题，韩国政府最终下令废除这项已经实行三年的制度。韩国在实名制方面遭遇的失败为中国提供了借鉴。尚且对于韩国一个小国都会发生信息泄露隐私侵犯的事件，对于中国又将如何保护公民的隐私，确保公民基本信息的安全呢？如果实施网络实名制是以公民隐私权的侵犯为代价，那它的实施定会违反法律基本要求，违反人民基本诉求。

（二）、无法进行有效监督

正是由于广大网络用户的积极监督和提议，众多腐败官员纷纷落马受到应有的惩罚，国家及各地区的各项制度得到完善，社会秩序和公民道德素养得到很大提升。之所以网民敢于向大众公开照片、内幕，敢于向政府、向社会团体提建议，敢于批判某些社会阴暗面，就是因为他们是匿名的，可以大胆发表自己意见而不必担心被报复，可以凭自己的良心呼唤一个真善美的社会。如果实施网络实名制，又有谁敢在网上批评不公正现象，检举腐败官员，清楚明白地说出自己的想法和意见？没有监督，没有民意，权利无法得到约束，最终急剧膨胀的强权会限制其他公民的权利，危害人民利益。实施网络实名制无法发挥网络最为重要的监督建议作用，从而导致绝对权力的上升，社会秩序的混乱及人民利益的受损。

（三）、具体实施困难

面对中国近三亿网民的国情，实施网络实名制是不现实的。它所花费的人力、财力、物力过于巨大，且由于众多相关法律不完善，一旦实施将会出现诸多漏洞，丧失法律的约束力。杭州曾在几年前出台《杭州市计算机信息网络安全保护管理条例》，要求网民上网必须提供真实姓名和身份证号码，但在措施下达半年多后，没有任何网站真正实施网络实名制，条例最终成为一纸空文。毕竟，这是极度困难也

是不现实的，网站无法核实访问者身份的真实性，若某网站单独行动实施实名，只会导致访问量的下降。因此推行实名制只可能是决策者的一厢情愿。网络实名制的争论在中国进行了十年，其间不乏一些政策措施出台，但每一项都不了了之。这只能说明，实名制是不符合现实社会发展趋势的。

无论从公民的言论自由及隐私权这些基本权利、网络匿名制在监督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还是实名制具体实施及发展现状看，网络实名制都是不符合中国国情和法律精神的。中国更需要强有力的监督和切实可行的政策，它不适合现阶段中国发展的需要，因此，中国不适合实施网络实名制。

三、其他解决网络匿名制弊端的措施做法

虽然相比实名制，网络匿名制更适合在中国实施，但它同样存在很多弊端需要有关部门采取相关措施加以引导。如通过举行一些普法活动及公益讲座加大教育力度，提高公民的法制意识；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对网络侵权犯罪等行为的监督和处罚力度；对舆论进行正确的引导，从而培养公民懂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意识，在全社会树立起正义公平的和谐风气。

结语：通过对网络实名制的了解，结合中国国情进行利弊分析及提出完善网络匿名制的措施，基于网络的积极作用及人民的利益需求，联系生活实际及现代社会状况，最终得出结论：中国应该在原来的基础上继续完善实施网络匿名制，网络实名制在中国无法实施。

【参考文献】

[1]石磊：《网络实名制的法理探析》，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0~68页

[2][美]欧文• M•费斯,刘擎、殷莹译：《言论自由的反讽》，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3][英]丹尼斯•罗伊德,张茂柏译：《法律的理念》,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109页

[4][美]安东尼•唐斯,郭小聪等译《:官僚制内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第37页

[5]韦锋:《树立和谐执法理念 推进依法行政进程》，苏州大学学报,2008年版，第1~2页

[6]孟德斯鸠,张雁深译：《论法的精神(上)》，商务印书馆,1961版，第44页

[7]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中国互联网发展概况》，2009年版，第62页

第二篇：论安乐死在中国实施的可行性

论安乐死在中国实施的可行性

安乐死，是指对无法救治的病人停止治疗或使用药物，让病人无痛苦的死去。在我国的定义是指换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和其亲友的要求下，经医生认可用人道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中结束生命过程。

由于现代意义上的安乐死涉及到不同的人或群体，包括安乐死本人、医务人员、安乐死者亲属及其他需要医疗救治者。由于各方的社会身份、社会角色、责任和义务的不同，各方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不同，导致不同的人人或群体具有不同的安乐死观念。同时，安乐死也暴露出其背后隐藏的关于人类自身道德困境的深层矛盾，这些矛盾既有我们所共同面临的生与死的矛盾、医学伦理决策道德原则冲突、人性自身的矛盾以及社会公正问题，同时还包括具有特殊性的传统“孝道”的片面义务价值取向。因此，关于安乐死的合法化问题广受社会争议。

目前，世界上荷兰是第一个将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条件是必须满足一定法律标准，其中包括：

（1）病人请求安乐死是自愿的、经过充分考虑的、一贯坚持的和明确的。

（2）医生与病人有足够密切的关系，使医生能够确定这个请求是否既是自愿的又是经过充分考虑的。

（3）按照目前的医学意见，病人的痛苦是不可忍受的，而且没有改善的希望。

（4）医生与病人讨论过除安乐死以外的可供选择的办法。

（5）医生至少应向一个具有独立观点的其它医生咨询。

（6）安乐死的实施应符合优质医疗实践。

由于安乐死的问题比较复杂，涉及法律、伦理、道德、医学等诸多方面，我国至今尚未立法。我国就此问题，在从多方面展开激烈的辩论。讨论中出现的分歧意见和国外大体相同。所以，就安乐死在中国的实施性，我想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述。

一、从我国的“立法”之路

我国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探索“安乐死”的立法之路。其中，在1988年七届人大会议上，最早在全国人大提出安乐死议案的是严仁英和胡亚美，两人分别是中国妇产科学和儿科专业的泰斗。严仁英在议案中写下这么短短几句话：“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但与其让一些绝症病人痛苦地受折磨，还不如让他们合法地安宁地结束他们的生命。”1994年全国两会期间，广东32名人大代表联名提出“要求结合中国国情尽快制定‘安乐死’立法”议案。1995年八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有170位人大代表递交了4份有关安乐死立法的议案。1996年，上海市人大代表再次提出相关议案，呼吁国家在上海首先进行安乐死立法尝试。在随后于1997年首次举行的全国性“安乐死”学术讨论会上，多数代表拥护安乐死，个别代表认为就此立法迫在眉睫。

在此期间，1986年发生在陕西汉中的我国首例安乐死案件，曾历经6年艰难诉讼。医生蒲连升应患者儿女的要求，为患者实施了安乐死，后被检察院以涉嫌“故意杀人罪”批准逮捕。案件审理了6年后，蒲终获无罪释放。但这并不意味着安乐死的合法性，安乐死仍是违法的，只不过由于蒲连升给患者开具的冬眠灵不是患者致死的主要原因，危害不大，才不构成犯罪。另外，在2001年、2010年、2011年也都发生了安乐死事件。

自1994年开始，全国人民大会提案组每年都会收到一份要求为安乐死立法的提案。虽然目前在我国上海等地有悄悄实施安乐死的案例，但安乐死并未获得合法地位。这充分说明，在我国对安乐死立法的条件还未成熟，需要进一步的探索。

二、从生命神圣论与生命质量论之争

生命神圣论与生命质量论之争是安乐死中首要的伦理争议。生命神圣论否认安乐死具有伦理价值，认为人的生命“神圣不可侵犯”，任何人不得违背神的意愿而随意结束生命，包括自己的生命和任何他人的生命，即“人活着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义务”。

生命质量论则肯定安乐死具有伦理价值，突出强调了人权和人的社会价值的重要性，认为人具有社会属性，因此一方面人必须保证最低限度的生命质量才有必要继续存活，另一方面人具有社会价值，当社会价值被破坏时，人的生命质量就失去了意义，人有选择结束自己生命的自由。这种追求生命质量的做法，也可以被看作是维护生命尊严，如中国儒家文化中的“舍生取义”和西方的“为真理而献身”。

三、从救死扶伤、临终关怀原则与减轻痛苦原则之争

在医学伦理实践中对安乐死的反对与支持主要反映了两种医学伦理原则，即救死扶伤原则与减轻痛苦原则之间的矛盾。救死扶伤原则自古以来都是医家的根本行为准则和职业道德。成立于1947年的世界医学协会在充分肯定该誓言的基础上，制定了日内瓦法规，强调医生必须以保护生命为己任。因此恪守救死扶伤原则的人们认为安乐死违背救死扶伤原则，是变相剥夺他人生命，有悻于医生的职业道德的行为。减轻痛苦原则也是医学伦理实践中的一条重要原则，医生的职责除了治愈疾病还包括为病人减轻痛苦。安乐死的支持者认为为患者治疗疾病是减轻痛苦，当患者患有不可治愈的疾病并遭受极其痛苦折磨时，使其结束痛苦无痛死亡亦是减轻痛苦，是人道的行为。他们认为，现代医生的职责不仅在于“挽救生命”，还在于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减轻或免除病人的痛苦，以表现对病人的深层伦理关怀。

之前上课时在“22度观察”那期电视节目中看到，反对对安乐死立法的学者专家一直强调对生命的尊重，认为对痛苦中的临终病人进行临终关怀是最为人道的做法。但是，病人的痛苦有谁能体会的到？他们的肉体与精神上的痛苦不是仅仅用关怀就可以消除的。

四、从医学伦理决策中的道德原则冲突

安乐死中关于救死扶伤与减轻痛苦之间的矛盾其实反映了现代医疗实践当中伦理决策的困境，即现代医疗体系中伦理决策原则相互之间的冲突性。在现代医疗体系中得到较多共识的是以下四个原则：尊重自主，即要求尊重自主人的决策能力的原则；不伤害，即要求避免引起对他人伤害的原则；行善，即要求阻止伤害、促进利益和权衡利益与风险、代价的原则；公正，即要求公平地分配利益、风险与代价的原则。此四项原则是医疗实践中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其根本价值目标是一致的，即维护患者利益，但每一具体原则又有其各自的伦理依据和对象性要求，从而在具体医疗情境之中，它们之间往往会发生冲突、出现矛盾，即当我们从不同的伦理决策原则出发，会对同样一件事情得出不同结论。我们分别从尊重自主原则与不伤害原则出发，就会形成对待安乐死的两种不同态度。

五、中国传统“孝道”与现代亲情理念之争

在中国的安乐死讨论中，支持与反对的伦理之争主要表现为传统“孝道”与现代亲情理念之争。安乐死的支持者认为传统“孝道”与现代安乐死在意蕴上不能相容，因为现代安乐死本身就是人的现代亲情理念的表现，即家庭中各成员之间的权利平等，子女和父母都拥有对自身生存利益的决定权利，当遭受不可治愈的疾病折磨、难以忍受病痛的情况下，父母本人拥有选择安乐死的权利，子女要尊重父母本人的意愿才是孝顺父母；而且现代亲情理念还认为子女应注重在长辈生前关心长辈，尊重长辈、提高长辈生活质量，这样才是真正的“孝”的表现，否则只能表明子女的自私自利。反对安乐死者认为，安乐死的适用对象主要是老年人群体和病患者，以孝悌为基础的传统道德要求子女和亲属必须对患有重病的父母和其他亲属细心侍奉直到病人生命结束，而出于减轻痛苦致亲人速死的安乐死则有可能使子女背上“不孝”的罪名，这容易对中国以家庭为核心的社会传统伦理模式构成严重威胁，导致“血浓于水”的亲情纽带断裂。

安乐死立法和怎样实施是密切相联系的，对其立法后，在实施的过程中可能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例如病人亲属买通医生对患者蓄意谋杀。对安乐死立法就像一把双刃剑，用得好，可以减轻病人的痛苦；用得不好，就可能成为剥夺病人选择生命权利的借口，被一些不法不义之徒滥用。好多人认为，在我国，无论在医疗技术、医生的职业道德、公民的基本素质等方面都不具有对安乐死立法的条件，这还需要一个比较漫长的探索过程。

但是我认为，应该把对生命的选择权放在第一位。我们每个人都有选择生死的权利，我们应该尊重病人对生命的选择。对其合法化，虽然会有一系列的法律、伦理道德问题出现，但是纵观对其他问题的立法，虽有严格的法律限制，但仍会有人触犯法律红线。所以，安乐死与其他问题一样，只要我们制定严格的法律程序，加大对其的管理监控力度，必然可以减少违法行为的发生。这样可以减轻病人的痛苦，这也是对生命的尊重。

2011级信计1班

石艺臻 1157135 2012/12/16

第三篇：我国明年6月底前实施不动产登记和网络实名制

我国明年6月底前实施不动产登记和网络实名制

2013年03月29日 06:32 来源：中国新闻网

[推荐朋友] [打印本稿] [字号 大 中 小]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实施《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任务分工的通知，通知指出，党的十八届二中全会和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用3至5年时间完成《方案》提出的各项任务，加快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据新华社

一、2013年完成的任务（共29项）（部分任务摘录）

●组建中国铁路总公司。（2013年3月14日已完成企业注册登记）

●制定印发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国家铁路局“三定”规定和地方改革完善食品药品监管体制的指导意见。（2013年3月底前完成）

●制定印发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家海洋局、国家能源局“三定”规定。（2013年4月底前完成）

●严格控制新设行政审批项目，防止边减边增，今后一般不新设许可，因特殊需要确需新设的，必须严格遵守行政许可法的规定，加强合法性、必要性和合理性审查论证。（2013年4月底前提出并执行严格控制新设行政许可的具体措施）

●制定印发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三定”规定。（2013年5月底前完成）

●除法律、行政法规或国务院有明确规定的外，取消达标、评比、评估和相关检查活动。（2013年6月底前完成）

●整合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职责等。（2013年6月底前完成）

●取消一批不合法不合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项目，降低收费标准。（2013年9月底前完成）

●清理工商登记前置审批项目，提出拟取消的前置审批项目和改为后置审批的项目以及加强监督管理的措施，提出修改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的建议。（2013年9月底前完成）

●对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实行民政部门直接登记制度，依法加强登记审查和监督管理。健全社会组织管理制度，推动社会组织完善内部治理结构。（2013年12月底前完成《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等相关行政法规修订工作）

二、2014年完成的任务（共28项）（部分任务摘录）

●基本完成清理不合法不合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项目的工作，发布新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项目目录及收费标准并组织实施。（2014年6月底前完成）

●推动建立统一的信用信息平台，逐步纳入金融、工商登记、税收缴纳、社保缴费、交通违章等信用信息。（2014年6月底前提出方案）

●建立以公民身份号码为基础的公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2014年6月底前提出方案）

●建立以组织机构代码为基础的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2014年6月底前提出方案）

●出台并实施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2014年6月底前出台不动产登记条例）

●出台并实施信息网络实名登记制度。（2014年6月底前完成）

三、2015年完成的任务（共11项）（部分任务摘录）

●出台并实施以公民身份号码为基础的公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

四、2017年完成的任务（共4项）（部分任务摘录）

●基本建成集合金融、工商登记、税收缴纳、社保缴费、交通违章等信用信息的统一平台，实现资源共享。

●基本形成统一登记、各司其职、协调配合、分级负责、依法监管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新京报）（责任编辑：张厚为）

第四篇：论司法独立在中国

论司法独立在中国

肖庆宝

内容提要 所谓司法独立,一般的理解就是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司法审判权,不受立法机关、行政机关、社会团体、个人的干涉。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司法领域的司法不公、司法腐败、地方保护主义等现象，严重影响了法官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如何保障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成为司法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论文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部分是法院独立与法官的独立；第二部分是我国司法独立难之透析；第三部分是我国党的领导与司法独立；第四部分是司法独立与外部媒体的监督；第五部分法院院长的正当职权。

关键词 司法独立 法院院长 法官独立 党的领导

司法独立作为一项原则,最早产生于近代西欧国家,后来得到了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各国的法律确认。17世纪,英国著名学者哈林顿在其大洋国中声称:一个共和国的自由存在于法律的王国之中,缺乏法律便会使它遭受暴君的恶政。而建立法治共和国,必须实行权力 分立。在这里,哈林顿实际上已经提出了司法独立的概念,只是没有对此展开详细的论述而已。英国的另一位思想家洛克在其政府论中,第一次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分权理论。他认为,国家权力应划分为立法权、执行权和对外权,并由不同的机关来行使。洛克认为司法权只是执行权内容,执行权应对立法权负责,并受议会的监督。尽管他认为法律的执行和司法的保障是关系宪政的生存的问题,并没有提出系

①统的司法独立地位之理论。上述哈林顿、洛克等思想家虽然没有直接提出司法独立 公丕祥：《法制现代化研究》(第五卷).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版.第157页

司法独立在中国的理论,但他们的理论学说对英国宪政制度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688年的英国光荣革命使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与新贵族的妥协而告终。同年,国会通过了著名的权利法案,对王权实行一系列限制,同时规定非经法官的命令,任何人不受监禁,行政不得干预司法。权利法案以法律形式初步确认了司法的独立。1701年英国颁布了王位继承法,其中规定了法官终身制和法定薪金制,从而使司法独立获得了制度上的保障。

一、法院独立与法官的独立

1954年，我国第一部宪法用根本大法的形式确定“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1982年宪法第126条再次明确“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人民法院组织法第4条也作了同样的规定。可见，法院独立审判是指人民法院根据宪法和法律所赋予的权力，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所谓法官独立审判，是指法官全权审理和裁判案件时，只依据事实和法律，以自己的良知独立决断，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同时也不受法院内部非程序性的违法干预。主要包含以下几层意思：

（一）、法官审理案件过程中，独立于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

（二）、法官审理案件过程中，不受法院内部非程序性的违法干涉，但上级法院和本院领导按照一定的程序所进行的指导和监督应当接受。

（三）、法官审理案件只依据事实和法律。

（四）、法官审理案件必须保持中立，并根据自己的法律良知形成内心确信，作出裁判。

（五）、法官应对自己审理案件所作的裁判承担责任。

法官独立审判与法院独立审判有相似之处，但又是不同的概念，主要区别：一方面，两者的性质不同，法官独立审判是法院内部的审判制度，是法官的一种权利；法院独立审判是国家政治体制上的分权，是一种国家权力。另一方面，两者的内容不同，法官独立审判是由法院内部审理案件的职权界定；法院独立审判是国家机构中权力的分配。最后，两者的要求不同。法官独立审判要求提高效率，确保公正，强调职权利一致；法院独立审判是要求维护权力制衡，落实依法治国。可见审理案件的载体应该是法官，而不是法院，法官是法院独立审判的实现者。也就是说，实现法院独立审判，最终必须实行法官独立审判。①

二、我国司法独立难之透析

我国司法独立难的根本原因正在于司法机关的人事和财政受制于地方，如果司法机关不能在财政与司法官选任上同地方“断奶”，就很难确保在司法决策上拥有独立自主的意志，并容易滋生“地方法院是地方的法院”的怪胎。针对司法地方化的弊端，党的十六大特别提出，要“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按照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的要求，完善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职权划分和管理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这将会从制度上杜绝地方行政部门借经费问题干涉法院独立办案，增强了司法机关独立司法的“底气”。②

同时，上下级法院之间行政化体系也是制约法院独立的一大弊病。按照宪法规定，上下级法院之间只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但事实上，下级法院就一些拿 不准、不好定性的疑难案件，形成了向上级法院层层请示、汇报的惯例。而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上级法院的答复，下级法院必须遵守。这种做法直接了上 参见杨一平著:《司法正义论》法律出版社 1999年版.第205页 ②参见王利明著:《司法改革研究》 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44页 ①

司法独立在中国

下级法院之间的决策独立权，造成下级法院难独立的事实。因此，从组织法上明确上下级法院之间的隶属关系，割断下级法院在司法决策上与上级法的“脐带”，这也是实现法院独立的必要条件。

在内部体制上，司法独立还意味着在司法机关内部实现行政管理职能与司法职能相剥离，实现“法官独立”。每个法官的独立是司法独立的最根本的表现。正如德国法学家拉德布鲁赫所说：“法律借助法官而降临尘世”。在我国，无论是54年宪法还是现行宪法对于司法独立的表述都是法院独立，法官独立没有明确提出。这导致在法官独立的制度建设上一直处于空白状态，法院内部行政化倾向严重。

由于现实的司法机关总要履行与司法相关的行政管理职能，这些内部行政管理就有可能与审判工作交叉、混合甚至相互冲突，从而成为法官独立的绊脚石。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国法院在内部管理机制上，存在行政职能与司法职能严重错位的现象，使得司法领域内行政权和司法权不分，甚至以行政权代替司法权。例如在法官的选任上，我们通常有两套规则：显性规则是法院院长由同级人大选举，院长以下除助理审判员外均由院长提名、人大任命；隐性规则是院长、副院长由同级党委组织部门选拔考察提名，其他法官由院长或者法院组织部门选拔提名，并均由同级人大办理有关手续。无论是哪一种规则，其实质都是遵循由上而下的行政化运作方式。正如有的学者指出，这种行政化的选拔任命方式抽掉了法官独立的最重要基石，使得法官成为听令于上级的普通办事员，加上等级森严的晋升奖惩机制，司法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就在这种行政体制下被层层消解。

司法行政管理职能担负的是管理法院日常行政事务、保障法院审理和裁判案件的行政辅助及后勤服务。其有别于司法活动的不同性质决定了其具体承担者应属国家公务员序列，应按照公务员管理办法管理。司法职业追求的专业化和精英化要求将司法人员从一般的行政人员中分离出来，对其实行有别于行政官的专业化管理。司法体制改革就必须实现司法机关内部的职能分工，减少审判和检察工作的行政化色彩，并按照社会单位属性和宪法职能分别将司法机关的诸多功能进行科学整合，建立新的司法管理机制，形成行政管理与司法业务二元体制。这在管理体制上弱化了司法业务领导的行政化成分，有利于建立一种按照司法规律领导司法审判工作的新机制。①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在法院独立的同时实现法官独立，最终达成司法独立的完整目标。

三、我国党的领导与司法独立。

共产党的领导与司法独立的相互关系,是政治体制改革与司法改革的共同难题。其难点在于如何既保证党对司法工作的绝对领导,又不致损害司法工作应有的独立性。解决这一难题依赖于两个方面的共同努力:一方面,党要改革对司法工作的领导方式;另一方面,司法机关要正确对待党的领导。为此,党需要通过党规规范对司法工作的领导,而国家也需要通过立法等措施,进一步保障司法工作应有的独立性。

（一）坚持党的领导是实现依法治国的保证

历史的经验表明，执政党在国家民主政治建设上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甚至可以说，一个国家民主政治建设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政党对于民主政治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以什么样具体的措施来加强和培育本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共产党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对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起着更为直接的关键性作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动员、组织、协调、培育都需要执政党去领导，整个政治社会化的过程，都需要执政党去引导。因此坚持党的领导在任何时候都是不能动摇的政治原则。共产党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其权力的合法性有着深厚的历 ①参见肖金明;尹凤桐: 《论司法独立》.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03期.第6页

司法独立在中国

史渊源和现实基础。这种合法性：

1、是来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三座大山，人民选择和拥戴共产党领导的历史必然性

2、是来自共产党的先进性，以及这种先进性所蕴涵的党的纲领、性质、宗旨、任务的内在合理性，还有根据这种合理性所采取的革命行动。共产党的先进性适应了人民的要求，反映了人民的愿望，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利益;

3、是来自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人民通过选举各级人大代表所体现出来的广泛民主性及其民意基础;四是来自社会主义宪法和法律所确认的合宪性。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党的执政理念和价值追求，但党的领导方式要符合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要求。一方面，我们党是依法治国的倡导者，另一方面，实施依法治国是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走向成熟的标志。

（二）、司法独立是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

在中国，要真正走向法治之路，必须实现司法独立，必须积极、稳妥地进行司法制度的改革。司法独立是现代法治的一项重要原则，也是衡量法治国家的一个重要标志。司法权与行政权关系制度的理性化要求司法权独立于行政权，一个独立的司法权，既能处理由于政府和公众在法治框架内活动而引起的各种问题，又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先决条件，更是维护社会正义的最终的保障。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直接目的在于使出现的纠纷得以调处，使失控的权力得以驾驭，使受到侵害的权利得以救济，使紊乱的秩序得以恢复;其根本目的在于维护人民的利益、执政党的权威和法律秩序，保证国家长治久安。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就像体育比赛中裁判对竞技双方做出裁决一样：法官站在中立的立场，对纠纷涉及的事实进行调查，进而依据既定的法律做出公正裁断。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立与公正是司法的主要特征。其中，公正是司法的核心，是司法实现其社会调节器和稳定器功能的价值追求。司法公正，对于当事人来说，意味着一个人得到了他应当得到的结果;对于社会来说，意味着社会的稳定和秩序;对于国家和执政党来说，意味着由公道和正义所维系的民心。为了保证司法公正，国家就要赋予司法机关相对独立的地位，以防止一切非法的干涉和干预。马克思曾经对司法独立的核心-法官独立的问题谈了自己的观点。他说“法官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法官的责任是当法律运用到个别场合时，根据他对法律的诚挚的理解来解释法律。”①

在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司法独立与司法公正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司法独立也绝对不是排斥党的领导和执政，而恰恰是以适应司法专业特点的方式来维护和坚持党的领导地位，实施党的执政行为。司法公正独立完全是有利于维护和坚持执政党领导与执政的制度设计。这是因为，我们的宪法和法律是执政党领导人民制定的，我们的司法机关是依据宪法和法律设置并在执政

党的政治领导和人大民主监督下进行活动的，因此，司法机关以独立的方式保证司法公正实现的程度越高，其维护执政党的领导权威和人民利益的作用就越大。检察院应该同一切违法乱纪现象作斗争，不管任何机关任何人。不要提政法机关绝对服从各级党委领导。它违法，就不能服从。如果地方党委的决定同法律、同中央的政策不一致，服从哪一个?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服从法律、服从中央的政策。” 司法机关“服从法律，就是服从党中央的领导和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决定，也就是服从全国人民。

四、司法独立与外部的监督

司法独立与媒体监督，是现代各民主法治国家不可或缺的两个基本要素。司法 ①参见信春鹰,李林主编: 《依法治国与司法改革》.中国法制出版社 1999年版.第312页

司法独立在中国

独立作为一项现代法治国家普遍承认和确立的基本法律准则，是指司法权由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只能服从法律，严格按宪法和法律规定办事，准确适用法律，不受除法律以外其他任何因素的干扰和影响。它包括司法权的独立、司法机关的独立和法官的独立。司法独立的目的是为了追求司法公正。媒体对司法的监督意味着公众通过报刊、杂志、广播电视等载体对司法领域里的事件、事实或现象等，发表自己的看法、意见或言论，让这些事实、事件或活动接受公众的察看和督促，引起社会和人们的关注，以维护社会的良好秩序、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司法向媒体公开，接受媒体的监督，是一国司法民主、公正的标志。媒体是当今社会公众了解公共信息并表达意见的主要渠道。媒体的监督具有促进司法独立、司法公开和司法公正的价值，但同时媒体与司法之间也存在着冲突。①

在我国，司法追求的公正与媒体强调的监督均有其宪法依据和现实合理性，代表着两种同等重要的不同价值，双方享有良好的互动基础，但这一本该协调并进的事物却一直处于“新闻舆论对司法权的监督零散而不成系统、随意而未成制度，使新闻舆论遏制司法腐败的效能远远未充分发挥出来”的无序状态之中。我们应当对司法与媒体的关系进行合理的构建，加强双方的约束与规范，从而将司法与媒体的关系纳入法治轨道，依法加以保障、引导和监督。

（一）媒体介入司法，应当以促进司法公正为目的。

传媒应当以正面报道司法为主，传媒对于司法的监督主要应放在以下方面：

1、对司法机关内部机制和司法人员非职务违法行为的监督，尤其是司法机关内部制约机制上所存在的一些深层次问题。

2、是对司法机关、司法人员职务行为的监督，尤其是对司法腐败现象进行揭露。

3、是对干预司法机关独立办案的外部势力实施监督，为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四是对现行的某些法律制度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实施监督，以利立法的完善和法律实施的平衡。

（二）媒体介入司法，应当遵守现行的法律法规。

要求司法机关依法办事，媒体自身也要依法行事。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一部新闻传播法，但散见于宪法、刑法、民法，三大诉讼法等诸多法律和法规中的有关规定，以及一些相关的规章制度，需要媒体和每位从事新闻工作的人士执行和遵守。传媒在报道和监督中享有的自由是相对的，其行为底线依然是人人都得遵守的法律，不能违背法律法规而我行我素。

（三）媒体介入司法，应当保持客观公正。

即真实性、严肃性、准确性、公正性。新闻媒体对司法的报道应当坚持真实性，即报道的客观性。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也是把握正确监督，防止不正当干预的基本原则。

五、法院院长的正当职权。

法院院长在司法机构中是一个特殊的职位,其职能及法院院长拥有的职权对整个司法过程产生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在特定环境中可能会成为主导性因素,如法院内部司法行政化。因此,对法院院长及其职权的研究是相当重要的。在我国法院体系里，院长的职权能够干涉司法审判的合理性、公平性，不能够正确贯彻实施法官的合理审判，这样就失去了司法系统的独立、不受外界干扰的合理性。虽然在理论上我国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相对独立，互不干涉，独立行使职权，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司法机关受行政机关的干扰很大，甚至受行政机关所干涉，我国是一府两院，①参见孙旭培;刘洁:《传媒与司法统一于社会公正》 法律出版社 2001年.第216页

司法独立在中国

政府、法院、检察院，三者相对独立，但在我国现实的国情下却不是这样，这与我国法律规定的互相矛盾，法院的财政与人事安排全部来自政府，受政府所牵制，这也是法院不能够公平审判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我国的立法还需要完善。

法院院长职权的正当行使应当在案件存在极大不合理、存在冤假错案、显失公平的情况下对案件提出异议，要求法官合议庭重新审理。其次对法院的组织机构的管理也有重大的义务，合理完善法院内部系统的组织机构、文化建制。还有法院内

①部司法行政化其职权在司法过程中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法院院长的职能是法院机构正常运转的必然，其管理职能、协调职能、法院文化建设职能都是不可忽视的。

结论

在加强司法独立的同时也应当看到，司法独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中国的司法独立与司法公正也需要一个“发育”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可以适当限制司法的独立性，加强对司法的监督和制约，使得法院和法官的行为即使不符合理性，也较容易得以纠正，使之危害较小。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司法改革方面，尤其是司法独立，理应做得比西方国家要好以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如今的国际形势和我国现今国情为我国司法改革提供了良机。我国应抓住机遇，加快我国司法改革的步伐，提高改善司法体制的速度，完善司法制度。在建立社会主义法治的前提下，从理念上确保法治的基本价值是最终实现司法独立的根本保证。我们要立足于历史和现实，抛弃古代群体本位的法治的价值系统，同时不使法治从属于任何的口号和运动。只有这样的司法独立才有可能最终的实现。要改善司法独立在特色主义中国的完美体现的前提是一定要确保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以及在外部媒体舆论的监督下才得以贯彻实施，其次是在法院独立与法官独立办案的统一性、法院院长在排除外界的干扰下合理行使职权，只有这样才能完善司法系统内部的司法独立，主次结合才能把中国特色的司法独立体现的淋漓尽致。只有这样，司法独立保证了司法的公正权威，司法的公正权威保证了整个社会关系的平稳，理顺了社会个体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将达到我国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

在探索司法独立的过程中，我们应当采取渐进的方式，切记过激；同时还要借鉴法治国家的经验。我相信，在制度和理论的保障下，中国的司法独立一定会取得更大的进步。

参考文献

1.公丕祥:法制现代化研究(第五卷).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版.第157页 2.孙北:《论法院院长的正当职权》 苏州大学报.15期.第3页

3.孙旭培;刘洁:《传媒与司法统一于社会公正》法律出版社 2001年.第216页 4.信春鹰,李林主编:《依法治国与司法改革》 中国法制出版社 1999年版.第312页

5.肖金明;尹凤桐: 《论司法独立》.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03期.第6页 6.杨一平著;《司法正义论》.法律出版社

1999年版.第205页 7.王利明著;《司法改革研究》.法律出版社 2000年版.第344页

①参见孙北;《论法院院长的正当职权》 苏州大学报15期.第3页

第五篇：秘书礼仪论文论礼仪在秘书工作中的意义和关系

秘书礼仪论文论礼仪在秘书工作中的意义和关系

摘要礼仪与秘书人员辅助决策协调关系自身提高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它在秘书工作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是秘书人员不可忽视的一种修养和技能秘书工作不能忽视礼仪内容而礼仪在秘书全部工作中具有自己的特殊意义

「关键词礼仪秘书工作公共关系

秘书人员作

为领导的辅助者必须完成各种有助于领导管理决策的工作与事务这种工作特性决定了秘书

工作是一个外向性的岗位秘书人员必须在各社会组织的公务行为中广泛地接触各色人等处理各种关系安排

各种活动这些行为都含有礼仪的内容或直接就是一项礼仪活动如迎送客人宴请等等因此作为领导的浦助

者秘书与其他职能人员不同他必须代领导处理各种交往接待事宜礼仪内容贯穿于秘书工作的全过程它在秘

书的全部工作活动中具有重要意义并与秘书人员的其他工作结成了特殊的关系

秘书礼仪工作的意义

一礼仪是秘书工作与生俱来的职能之一

从秘书作产生那天起礼仪便是秘书工作的重要职能随着社会历史发展礼仪的内容和方式有了巨大的变化秘书人员礼仪素质和操办礼仪活动的能力要求也有了相应变化但无论这种变化多么广泛多么深刻礼

仪工作从未离秘书工作而去

秘书工作起源于奴隶社会当时的史官可被认为是我国最早的秘书人员史官执掌的工作内容极其宽泛其

中的重要职责便是负责主持祭祀婚冠大礼—这是典型的礼仪内容到了战国时期《周礼》详备地记载了周朝

史官的职务和分工这使我们了解到史官的工作内容与礼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从今天看去将史官定为秘

书人员一或从事秘书性质工作的辅助人员是较合适的而礼仪则是秘书工作的当然内容

为了更好地辅助领导决策并处理事务秘书承担了与自然与社会各种关系打交道的任务这个任务中的一切

安排打点是礼仪工作的主要内容礼的起源也与原始社会中的原始宗教祭祀活动分不开秘书以执掌祭祀

来为领导权威的决策行为和国家重大活动作准备作铺垫作为行动的参考系数领导权威无论是表示顺天承

运还是具体紧张的日理万机在当时总缺不了这种形式的辅助因为这种形式对领导权威行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起着重要的决定作用可见礼仪原是秘书辅助决策的重要手段

现代社会礼仪在生活中起着极重要的作用秘书工作对领导负责技术水平高工作质量好办事效率快固

然是秘书人员的重要素质体现但礼仪行为的得当职业形象的得体也是领导决策获得成功的有效因素秘书的形象会影响客人或员工是否接受你们的要求或想法通过秘书的态度姿势仪表谈吐给对方留下重要的印

象甚至是关键的印象饱满的精神真诚的热情积极的态度得体的举止本身也就是秘书人员素质高业务精的体现一般说来领导之所以选聘秘书很大程度上也是为礼仪的需要在礼仪的层面上开展工作从而辅助领

导进行决策活动领导的决策往往是刚性的强硬的在具体执行中不容许有任何伸缩而秘书的礼仪却是柔性的弹性的它可以缓冲决策的压力调节决策带来的紧张沟通因决策而产生的误解隔阂在任何社会条件下

礼仪总是人们共同的需求因此礼仪对秘书工作具特殊意义

二礼仪是秘书公关的辅助手段

利用宣传和传播的手段使一个社会组织和它的公众相互了解和适应这便是公共关系的任务秘书工作起

着信息的汇总和传播的作用建立良好的相互了解和信任的关系树立组织及秘书本人在各界公众中的良好形象

和信誉是秘书公关的主要内容在公共关系中要做好这些工作离不开礼仪应努力发挥礼仪的优势来为公关

服务礼仪可以调节感情润滑关系这与公共关系内求团结完善外求和谐发展的宗旨是相一致的公关的对象具有不同层次但无论是什么群体或组织都是由人组成的因此不能撇开礼仪搞公关拙于策划会使

公关实务失败而疏于礼仪同样不能使精良的策划得以完满体现可以说公关是礼仪最适用领域对礼仪的领

悟把握和运用程度的高下直接关系到公关实务的操办水平同时公关作为一种以传播手段来协调组织与公众

之间关系的行为不假以礼仪也不能实现传播的双向信息传递而由于公关活动中公众始终是变化着的不定的问题形成时有公众对象问题一旦消失这层意义上的公众也随之消失所以礼仪总在各种公众对象中以新

鲜的积极的感觉体现极大地帮助了公共关系的实施公关对象的多种多样形成了不同的员工关系顾客关

系媒介关系股东关系社区关系政府关系名流关系等要适应这不同的关系依靠顺意公众转化逆意公

众争取边缘公众取得公众的信任和理解这绝对少不了礼仪

公共关系的另一实务活动就是将社会组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