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外社会工作立法模式研究及其对我国的启示[推荐阅读]

第一篇：境外社会工作立法模式研究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境外社会工作立法模式研究及其对我国的启

示

竺效 杨飞

2012-12-19 14:45:08 来源：《政治与法律》(沪)2008年10期

【英文标题】Research on Legislative Model of Social Work Abroad and Its Enlightenment

【作者简介】竺效，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杨飞，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北京 100088）

【内容提要】 专业化、职业化的社会工作必将是我国进行社会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环节。英美法系、大陆法系、混合法系许多国家地区的实践已经证明，社会工作立法对明晰社会工作者的公众形象、规范从业社会工作者的行为、提高专业社会工作服务的质量、维护社会工作服务对象的权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立法可以大致归纳为集中、分散和附属三种模式。我国应将采用集中立法模式，制定一部《社会工作法》作为该领域立法的标志性目标。以我国目前社会经济发展对专业化、职业化社会工作的急切需求程度和我国法治建设多年已形成的立法规律为策略抉择的大前提，综合考虑现有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社会福利发展水平、社会工作教育发展水平、社会工作实践水平、社会法部门的立法发达程度，建议我国采用分阶段立法、逐步建立以《社会工作法》统领相关配套法规、规章的社会工作法律体系。现阶段应先采用创制性授权立法的方式制定一部“低度具体”的《社会工作者法》。

【关 键 词】社会工作/立法/模式

一、我国社会工作立法需求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造就一支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十七大报告又为我们指明：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社会建设不仅关系到我国的未来，也关系到百姓民生和社会稳定。

伴随着经济和社会的高速发展，许多社会问题也随之增加，青少年犯罪、吸毒、失业、自杀、离婚、人口老龄化等问题不是单靠政府就可以解决的。以解决社会问题为导向的社会工作是伴随着近现代工业社会发展需要而产生的，西方的社会工作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此处所说时“社会工作”不是人们通常认为的那些在本职工作外所做的不计报酬的一般性的社会服务活动，它专指专业性社会工作，是由英文Social Work翻译而来，在一些国家这类事业还被称为社会服务(Social Service)或社会福利服务(Social Welfare Service)。其一般性学理定义可以表述为：“社会工作是以利他主义为指导，以科学的知识为基础，运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的助人服务活动。”①社会工作教育在我国已经有了近20年的发展，但由于没有得到社会的认可，缺乏法律制度的保障，使得本来为数就不多的社工专业毕业生多数未能从事社会工作，而目前民政系统社工实际从业人员绝大多数没有社工专业教育背景。

我国要在较短的时间内建设一支能肩负社会建设重任的专业化、职业化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并确保其进入正确、科学的发展轨道，科学、前瞻的社会工作立法必不可少。社会工作领域立法体系的建立必将有助于明晰社会工作者的公众形象，规范从业社会工作者的行为，监督专业社会工作服务的质量，维护社会工作服务对象的权益，从而引领我国的社会工作逐步向专业化、职业化迈进。

纵观两大法系社会工作立法先进国家，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于1945年制定了《社会工作注册法》，至1993年几乎所有州都建立了社会工作法律制度。英国于1962年制定了《卫生访问专员和社会工作员训练法》。如同美国，加拿大没有全国统一的社工立法，其最早的地方立法是1966年曼尼托巴省的《注册社会工作者机构社团法》。德国的社会工作立法大约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有16个州分别定有专门立法，但没有全国统一的法律。日本于1987年颁布了《社会福祉士与护理福祉士法》，其后又制定了《社会福祉士及护理福祉士法施行规则》等10余部配套法规。奥地利社会工作法是其2006年制定的《社会法典》之一部分。

反观中国，社会工作立法尚属空白，对社会工作者的规范刚刚起步。2006年7月1日，原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布了第九批国家职业标准，社会工作者的职业标准正式公布，社会工作开始走上专业化、职业化的发展道路。同月，原国家人事部和民政部联合发布了《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评价暂行规定》和《助理社会工作师、社会工作师职业水平考试实施办法》等规范性文件，2008年6月底举行了全国首次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中国首批社会工作者将在今年8月底正式诞生。

民政部与国家发改委曾于2006年11月联合出台了《民政事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其中，“完善民政法律法规体系”部分明确要求制定“社会工作者条例”，将社会工作者立法列为“十一五”时期民政事业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②《注册社会工作师条例》早已列入“民政部2007年度立法工作计划”。③目前，民政部等部门正在积极推动将《社会工作者条例》列入国务院立法规划。④

上述条例名称措辞的变化反复反映了立法理论尚存在争议，一些基本思路有待明确和统一。可以说，社会工作领域的立法工作已落后于社会工作的实践需求，但越是任务紧迫就越需要科学规划、合理决策。要研究制定符合我国基本国情的、能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工作领域的立法，我们首先需要全面了解和掌握现今世界各大法系、各地区法治和社会福利先进国家的相关立法，并从比较中借鉴、吸收境外国家（地区）关于社会工作立法的先进经验，以求能为我国社会工作领域的立法模式、立法步骤、当前措施等方面的战略决策提供启发。

二、各国或地区社会工作立法模式的归纳

立法模式，又称立法体例，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立法所采取的方法、结构、体例及形态，一般是统指法律以何种形态作为表现。就不同的部门法而言，国内学者一般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标准对立法模式进行了分类。如民事立法中就曾经出现过集中立法模式和分散立法模式的争论。⑤国际私法学者认为各国国际私法立法的主要模式有分散立法模式、专篇专章模式和单行立法模式三种。⑥本文所称社会工作立法模式则是指一国或地区在社会工作立法过程中，立法机关所采用的立法方法、结构、体例及形态的总称，以社会工作领域较完整的法律制度内容以何种形态作为表现为最直观的判断依据。

（一）集中立法模式

集中立法模式，也可称综合立法模式或统一立法模式，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立法机关制定一部内容全面的社会工作法，较完整地规定关于社会工作的各项制度。

集中立法模式的特点在于：第一，集中在一部法律中规定社会工作各项制度；第二，立法内容相对比较全面，一般包括了社会工作、社会工作者等核心术语的立法定义、社会工作从业许可制度、社会工作的服务规则、社会工作者的权利义务、被服务对象的权利义务、社会工作者的培训与继续教育、社会工作者协会及其权利义务、社会工作机构及其权利义务、社会工作者管理机构及其监管职责职权、当事人权利救济、执业纪律和法律责任等内容；第三，法律名称一般为“社会工作职业法”或“社会工作法”。

采用集中立法模式的代表如英美法系加拿大的艾伯塔省《社会工作职业法》、加拿大安大略省《社会工作及社会服务工作法》和混合法系马耳他⑦《社会工作职业法》等。根据是否采用划分章节或部分的立法体例以及法律条款的详略程度又可区分为两种风格。

加拿大艾伯塔省《社会工作职业法》对社会工作制度进行了综合性、专门性的立法，内容比较全面，结构比较完整，条文规定较为具体翔实。而且采取了分章立法体例，每条一般均围绕一个核心问题进行规范，各条、各款、各项之间层层细化。

该法总计65条，除第1条为定义条款，对“社会工作”、“注册社会工作者”、“协会”、“理事会”、“纪律委员会”、“执业审查委员会”、“大学协调委员会”等相关概念进行了立法界定外，其余64条被分列于10章中。各章依次为：第1章“专用名称”，共2条，包括专用名称和禁令等内容；第2章“艾伯塔社会工作者协会”，共3条，包括协会、理事会和理事会的组成等内容；第3章“注册”，共8条，包括登记册、注册主任、注册主任的职责、强制注册、豁免规则、强制注册的适用范围、注册主任的裁决及复审、大学协调委员会的职权、注册申请、注册和年度执照等内容；第4章“中止和吊销”，共7条，包括中止和吊销、申请撤销、吊销、注册主任职责、提交给部长的通告、虚假注册和资格欺诈等内容；第5章“执行审查委员会”，共3条，包括执行审查委员会、执行审查委员会的职权和调查或者审查的职责等内容；第6章“纪律”，共32条，包括（相关）定义、纪律委员会、执业不合格或者失职罪、投诉、初步调查、初步调查报告、纪律委员会分工、通告、投诉人申诉至纪律委员会、暂缓待决、受调查人的权利、听证会、进一步调查、向纪律委员会呈交的证据、证人、证人的出席和文件的提交、缺席或作证无效、受调查人缺席情况下的听证会、纪律委员会的裁决、纪律委员会的判决、诉讼费用与罚款的缴纳、书面决议、决议传达与听证记录、记录的检查、复审、申诉、向理事会提起申诉、申诉的通告与听证、委员会处理申诉的权力、向法院提起申诉、申诉的记录材料和法院处理申诉的权力等内容；第7章“通则”，共4条，包括判决、指示或者决议的承认、文件提交、由注册主任颁发的执照和免除责任等内容；第8章“规则与规章”，共2条，包括规则和规章等内容；第9章“处罚”，仅1条，规定了处罚；第10章“过渡、废止与开始”，共2条，包括延续注册和官员续任等内容。

而马耳他《社会工作职业法》虽然没有采取分章节的立法体例，但对社会工作立法的主要内容进行了较全面而又原则的规定，结构较完整，每条均围绕一个核心问题展开，并辅之以言简意赅的“条名”，使得各条款间紧紧相扣，构成逻辑的承接。该法共计19条，依次规定了法律名称缩写、解释、社会工作者从业证书、社会工作职业委员会、委员会的功能、证书的申请、委员会的（证书授予）决定、不授予证书的情形、纪律、申诉权、恢复原职、社会工作者协会、社会工作者合伙、适用于社会工作者合伙的条款、适用于合伙的条文、违法行为、行政罚款、（授权部长行政）立法和过渡性措施。

（二）分散立法模式

分散立法模式，又可称为单项立法模式，是指在多部法律中分别规定社会工作各方面制度的立法模式。

分别立法模式的特点在于：第一，存在规定不同内容的多部法律，有些甚至具有并行的法律效力；第二，每部法律的内容均不够全面，一般一部法律只涉及社会工作的某一方面或几个方面制度，如集中在社会工作从业人员、社会工作者的考试、注册、证书、基本任务、职责及工作守则、职务津贴等方面，只有把多部法律的内容综合起来，才能够形成关于社会工作的比较完整的法律制度；第三，法律文件的名称一般有“社会工作者法”、“社会工作者注册法”、“社会工作证照法、“社会工作者行业规范”、“社会工作者行政规则”、“社会工作者许可规则”、“社会工作者职务津贴规定”等。

从理论上分析，采用分散立法模式的终极状态将是各部调整对象、效力层级不同的社会工作立法叠加在一起规范社会工作的基本问题。但从现有资料来看，境外采用分散立法的尚未有一个法域能达到这种理想状态，探究其原因可能是阶段性的立法往往仅完成了就最关键问题的法律调整，未能全面规范社会工作诸问题。

采用分散立法模式的如英美法系的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社会工作者法》、加拿大新斯科舍省《社会工作者法》、美国西弗吉尼亚州《社会工作考官委员会法规》、菲律宾《公共社会工作者法》、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社会工作注册条例》、印度尼西亚《关于社会工作者基本任务、职责及工作守则的规定》和《关于社会工作者职务津贴的规定》；大陆法系的奥地利《社会工作人员法》、日本《社会福祉士及护理福祉士法》、比利时瓦隆地区《社会工作者行业规法》；混合法系的南非⑧《社会服务职业法》等。

在这种立法模式中，除仅就社会工作中某一单项性的事项进行专门立法外，有为数不少的国家采取了围绕着社会工作主体——社会工作者展开相对集中的立法，内容比较全面，几乎可以涵盖社会工作者的从业资格取得、从业准入、从业行为规范、从业场所、权利义务、社会工作者行业协会、法律救济、法律责任等。典型代表如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社会工作者法》、奥地利《社会工作人员法》、日本《社会福祉士及护理福祉士法》、南非《社会服务职业法》等。这种立法方式为较多国家采纳，且立法的等级较高。这一现象揭示着社会工作立法的共性和趋势，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

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社会工作者法》共计51条，被划分为序言、理事会、规章、禁令、总则等五个部分，每条均围绕一个核心问题进行规范。主要内容包括：社会工作者的许可制度（如许可要求、登记、许可的必要条件、许可的救济程序）、社会工作者协会制度（如协会的目标、协会的成员、协会的财产、协会的会议、理事会）、协会的规章（如制定规章的程序、规章的目的、规章的备案）、职业纪律和法律责任制度（如职业行为委员会和纪律委员会、调查、纪律听证、纪律委员会的处罚权力、职业不当行为、开除和复职）、免责规定、立法机关对协会规章的审查等。

奥地利《社会工作人员法》共7章43条，各章未设章名；日本《社会福祉士及护理福祉士法》共5章，依次为总则、社会福祉士、护理福祉士、社会福祉士及护理福祉士的义务、罚则，另设有附则，共54条（不含附则）；我国台湾地区的《社会工作师法》共7章，依次为总则、资格取得、执业、社会工作师事务所、公会、罚则、附则，共57条。

南非《社会服务职业法》共计30条，采用了分章的立法体例，除第1条对“社会工作者”、“社会辅助工作者”、“学生社会工作者”，等主要概念进行释义外，其余29条被编排如下：第一章“南非服务职业委员会”，共13条，包括社会服务职业委员会的设立、委员会的宗旨、委员会的权力和职责、委员会的组成、职务的辞退和补缺、委员会的主席和副主席、委员会的会议、委员会的执行委员会、委员会的其他委员会、注册主任的任命、委员会的资金、财政和审计和职业理事会（设立、权力和宗旨）等内容；第二章“社会工作者、学生社会工作者、社会辅助工作者和其他从事经职业理事会确认之职业的人员的登记注册”，共6条，包括未注册人员不得从事由职业理事会确认的职业、违反和惩罚、社会工作者的注册、社会辅助工作者的注册、登记薄的保存、注册人除名、确认和恢复等内容；第三章“委员会的惩戒权力”，共2条，包括委员会对可疑的非职业的或不合适的行为的调查和委员会的处罚权力等内容；第四章“总则”，共7条，包括基于本法之请求而产生的法律援助、对被拒绝、惩罚或者吊销其注册的裁决不服提出申诉、责任的限定、规章、条例、废除《国家福利法》（1965年）中涉及社会工作者的条款和简称等内容。

（三）附属立法模式

附属立法模式是指在其他法律中附带地规定社会工作某一方面或几个方面制度的立法模式。这里所指的其他法律如社会福利法等并非专门规定社会工作制度的法律，但社会工作法律规则在这些法律中只是附带地被规定在一些章节之中，并非该立法的重点。

附属立法模式的特点在于：第一，规定社会工作一方面或几个方面制度的法律本身并不是关于社会工作的专门性法律；第二，内容一般不够全面，只涉及了社会工作的某一方面或几个方面问题；第三，法律名称一般为“社会服务法”、“社会福利法”、“社会照顾法”等。

采用附属立法模式的如大陆法系的韩国《社会福利事业法》和北欧法系的瑞典《社会服务法》等。

韩国的《社会福利事业》是社会福利领域的中央基本法律，共5章58条，另设有附则条款。韩国没有专门为社会工作者立法，有关社会工作者的法律规定被包含在《社会福利事业法》之中，在该法第一章“总则”中专门设有第11条“社会福利士资格证的交付等”、第11条之2“社会福利士的结束事由”、第12条“（社会福利士资格证的）国家考试”、第13条“社会福利士的录用及教育等”、第14条“社会福利专门公务员”⑨等条款规定。

瑞典《社会服务法》是社会服务基本法，共16章，每章单独编条文序号，条文总数超过120条，主要规定了社会服务的领域、社会福利委员会在各个领域的具体职责、政府在社会服务中的角色定位、社会援助的申请条件、私人服务的有关规定等。该法规定了社会工作者可发挥作用的领域，如未成年人照顾、老人照顾、残疾人照顾、生活救助、吸毒酗酒者的辅导、家庭辅导，对确定社会工作者在各领域中的具体作为以及政府和社会福利委员会在管理社会服务中的具体职责具有意义，但其关于社会工作者的规定很少，仅仅在第7条“私人服务条款”有一些相关的内容。

三、我国社会工作立法应采的立法模式

（一）应以集中立法模式的《社会工作法》为最终目标

通过对境外大陆法系、英美法系、混合法系、北欧法系有关国家社会工作立法模式的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应将制定一部属于集中立法模式的《社会工作法》作为我国社会工作立法的最终目标，并且要使得社会工作立法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中的社会法属于中义社会法，包括调整劳动关系、社会保障关系和特殊群体权益保障关系的法律规范。⑩而社会工作的立法所应调整的社会关系应主要归类为社会福利关系，是对社会保障关系和特殊群体权益保障关系在一定领域和程度上的综合，所以社会工作法应属于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组成部分的社会法部门。进而，我们可以明确社会工作立法应以社会法基本法理为基础，应与社会法部门内其他法律协调配合。

内容综合全面、采用章节体例、逻辑安排严密的社会工作集中立法可以极大地避免分散立法或附属立法可能造成时“权宜之计、内容不全；多头立法、相互冲突；重复立法、浪费资源”等缺点，从而起到有效规范和引领我国的社会工作，为社会建设保驾护航的作用。

（二）应分阶段逐步实现社会工作立法的目标

以我国目前社会经济发展对专业化、职业化社会工作的急切需求程度(11)和我国法治建设多年来已形成的立法规律为设计立法步骤的大环境，综合考虑我国现有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社会福利发展水平、社会工作教育发展水平、(12)社会工作实践水平、社会法部门的立法发达程度，受制于国内社会工作立法的理论储备匮乏等因素，笔者建议我国的社会工作立法采取分阶段逐步实现的战略，这既能尽快就一些社会工作急需、立法难度不大的问题先出台立法，同时在其出台后起到试点的作用，以求为制定较全面完整的社会工作立法提供理论研究、策略抉择、制度设计的必要时间，以提高立法的成功率。这一立法步骤大致可分为：

第一步，在十一五期间研究制定一部“低度具体”（即相对较为原则性）的《社会工作者条例》。

第二步，为《社会工作者条例》制定若干部配套性的下位法，通过3-5年时间的立法细化，形成围绕社会工作者这一社会工作实践主体展开的由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构成的较为系统的法律政策群。这些规章大致包括：《社会工作者从业资格考试管理办法》、《社会工作者从业证书申领管理办法》、《社会工作者从业证书定期检核与续证办法》、《专门性社会工作机构登记管理办法》、《公共机构社会工作者从业促进办法》、《民间机构社会工作人员财政补助办法》、《社会工作者继续教育和培训管理办法》、《社会工作者协会管理办法》、《港澳台地区社会工作者从业资格认证办法》等。

第三步，在社会工作立法理论和立法政策研究的基础上，总结《社会工作者条例》法群的实践经验，在实际规模和内容已经达到“高度具体”（即内容相对较为具体可操作）的《社会工作者条例》法群的基础上研究制定《社会工作法》，并争取在2020年前全面完成该步骤的立法工作，初步形成《社会工作法》统领的由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组成的法律体系，鼓励和引导制定配套性的地方性法规或地方政府规章。

（三）《社会工作者条例》应采“低度具体”的统一立法形式

通过前文就立法模式的归纳，我们可以发现围绕社会工作者这一主体进行内容相对完整、形式相对统一的立法是分别立法模式中较为显眼的一种普遍做法，无论英美法系、大陆法系或是混合法系均有范例。对与我国同属大陆法系的奥地利、日本等境外社会工作主体立法的框架、内容的分析，应该对我们选择《社会工作者条例》的立法形态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通过分析与比较，我们可以发现社会工作主体统一立法存在两种技术方案。

其一为类似日本《社会福祉士及护理福祉士法》和我国台湾地区《社会工作师法》所采取的低度具体立法技术方案。即围绕社会工作主体进行综合性、专门性的立法，结构比较严密，立法涵盖的内容要点相对比较全面，但法律制度一般仅停留在原则性规定层面，其具体实施则需要制定多部配套性下位法。

其二为类似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社会工作者法》所采取的高度具体立法技术方案。即对社会工作者制度进行综合性、专门性的立法，内容比较全面具体，结构比较完整。

笔者建议，作为社会工作立法第一步的《社会工作者条例》采用低度具体的立法技术方案，在目前实践急需规范和引导社会工作从业主体的情势下，这即是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立法宜粗不宜细”、行政法规需要由配套性的规章细化的立法传统使然，也是我国目前专业社会工作实践经验和社会工作立法理论储备双重不足所使然。

（四）《社会工作者条例》采用行政法规形式符合现行实践条件

我国长期以来的立法经验告诉我们：国务院的立法具有先行性。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在一定程度上是为未来制定相关法律积累经验、准备条件。在走向法治的过程中，有些事项究竟应当由行政法规调整还是应当由法律调整，往往既难分清也不是非分清不可，在这些事项方面行政法规往往成为法律的先导或前身，通过行政法规的先行问世可以为以后就这些事项制定法律奠定基础、进行实践检验。在制定法律前先制定行政法规，也未尝不是有益措施。国务院根据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授权制定行政性法律文件，既可以代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解决一些权宜问题或特定问题，也可以为此后授权者就解决这些问题制定法律积累经验、准备条件。

因此，面对国内专业社会工作的实践尚无太多经验可以总结，关于社会工作的理论研究成果尚储备不充分，特别是社会工作立法方面的理论研究仅“悄然拉开帷幕”，而社会工作者立法已经成为我国当前进行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主体建设（即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的一件大事等现状，本文建议我国先采用国务院行政法规的形式进行社会工作者立法，即先由国务院制定一部《社会工作者条例》，这一行政法规在性质上属于创制性的授权立法。

待该条例生效适用一定时间后，可以根据执行情况，总结经验，再行制定社会工作专门性法律，将“社会工作者”列为其中专章，此为上策和社会工作立法的最终目标。当然根据将来立法条件的成熟度，也可将《社会工作法》的立法计划适当推迟，在此之前先制定一部《社会工作者法》，此为中策和社会工作立法的过渡性标志。下策则是社会工作立法始终停留在国务院行政法规或更低法律效力层次上，裹足不前，这将不利于我国社会工作的推动，有碍于社会建设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伟大事业，当然是不可取的。

注释：

①参见王思斌主编：《社会工作概论》（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4、11、12页。

②参见《民政事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第十六章“政策措施”第四十九节“完善民政法律法规体系”，资料来源于民政部网站http://，2008年5月21日访问。

第二篇：国外安乐死的立法对我国的启示

日本安乐死立法对我国的启示

安乐死对于现在的中国来说还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中国的历史传统中有提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至始也。”在当今的年代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在很多人得眼中自己的生命不单单是自己的，是父母给予的应当珍重。这里主要通过对于日本对于安乐死的立法来看到中国的情况，日本和中国的文化有着较大的相同度，在一定的程度能很好的说明问题。一．安乐死的意义

安乐死源于希腊的EUTHANASIA一词，原意为“快乐死亡”或“尊严死亡”。又由于安乐死是一种特殊的死亡形式，至今对它仍然没有统一的定义。目前，我国的学者普遍认为安乐死是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及其亲友的要求下经过医生认可，用人道的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中结束生命的过程，它的目的是通过人工调节和控制，使死亡呈现出一种良好的状态，以避免精神和肉体的痛苦折磨，达到舒适或愉快，即改善死者濒临死亡时的自我感觉状态，维护死亡时的尊严。二．日本安乐死的发展

日本最早的安乐死案例出现于1949年,直到1990年,共发生了六起安乐死案例,全部都是所谓的积极安乐死,并且是由亲属执行结束患者生命的。1976年,日本安乐死协会试图通过一项根据患者意愿撤除生命维持治疗措施的法案,这项法案起草于1979年,法案起草结束后,有关协会成员努力游说议会成员,但是最终由于社会的反对声音过高而没有进行表决。根据该法案起草者的意思,法案所倡导的安乐死应当是消极安乐死,也就是放弃生命维持治疗,而不是现在所说的积极安乐死或者辅助自杀。后来,安乐死协会开始改变策略,把注意力集中于患者活遗嘱的执行上,而不再试图改变法律。

2.1日本关于临终关怀,特别是终止生命维持措施的政策

日本卫生与福利部和医学会1989年印制了生命临终措施指导手册。该手册在前言中写道:根据探讨中的对人类尊严的尊重和患者家人心理负担的考虑,对于仅仅是为了延长患者临终生命的医疗措施需要重新思考。例如,对于心脏即将停止跳动和呼吸系统将要终止的病人,所采取的心肺复苏措施只能是延长患者的痛苦„„从今以后,类似情形的医疗保健措施应当尊重患者意思和自主决定权。而且。1992年3月,日本医学会生命伦理委员会印制了一份题为“给临终关怀医生的建议”的报告。这份报告基本肯定了患者的活遗嘱。

1994年,日本科学委员会死亡与医学保健专门委员会出版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明确指出,只要满足以下三个条件,停止生命维持治疗措施是可以允许的。第一、患者的病情是现有医学条件所无法逆转的;第二、必须病人在清醒时表达了自己的要求;第三、终止治疗措施必须由医生实施,而不能由患者家人实施。这份报告的主要内容集中在终止治疗方面,也多处提到了“有尊严的死”一词,尽管死亡与医疗保健专门委员会没有详细论及“安乐死”,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禁止“积极安乐死”。报告指出“杀死„„通过药物方式,尽管是为了减轻患者痛苦也不可允许。”

三．中国安乐死的发展

1988年7月5日，中华医学会、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法学会、上海医科大学以及其他有关单位，联合发起召开了“安乐死”学术讨论会。与会的各界代表一致认为，尽管中国在实际工作中，安乐死，特别是消极的安乐死几乎经常可以遇到（积极的安乐死，在中国已经公布至少7个案例，实际上大大超过此数），通常并不引起法律纠纷，但是考虑到中国的具体情况，现在还不存在为安乐死立法的条件。

自1994年始，全国人代会提案组每年都会收到一份要求为安乐死立法的提案。在1997年首次全国性的“安乐死”学术讨论会上，多数代表拥护安乐死，个别代表认为就此立法迫在眉睫。

3.1中国安乐死立法之路

第一次尝试：在1988年七届人大会议上，最早在全国人大提出安乐死议案的是严仁英和胡亚美，两人分别是中国妇产科学和儿科专业的泰斗。严仁英在议案中写下这么短短几句话：“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但与其让一些绝症病人痛苦地受折磨，还不如让他们合法地安宁地结束他们的生命。”

第二次尝试：1994年全国两会期间，广东32名人大代表联名提出“要求结合中国国情尽快制定‘安乐死’立法”议案。

第三次尝试：1995年八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有170位人大代表递交了4份有关安乐死立法的议案。

第四次尝试：1996年，上海市人大代表再次提出相关议案，呼吁国家在上海首先进行安乐死立法尝试。在随后于1997年首次举行的全国性“安乐死”学术讨论会上，多数代表拥护安乐死，个别代表认为就此立法迫在眉睫。

3.2中国安乐死事件

1986年发生在陕西汉中的我国首例安乐死案件，曾历经6年艰难诉讼。医生蒲连升应患者儿女的要求，为患者实施了安乐死，后被检察院以涉嫌“故意杀人罪”批准逮捕。案件审理了6年后，蒲终获无罪释放。但这并不意味着安乐死的合法性，安乐死仍是违法的，只不过由于蒲连升给患者开具的冬眠灵不是患者致死的主要原因，危害不大，才不构成犯罪。

2003年8月3日，我国首例安乐死案主要当事人王明成离开人世, 王明成的“安乐死”请求之所以被如此关注，在于他有一个特殊的身份——我国首例“安乐死”案的犯罪嫌疑人。但是在他自己却不能实现安乐死的愿望。三．结论

在我国，受到儒家对于生死观念的影响，在“不知生、焉知死”的文化中，人们对于死亡充满了害怕和恐惧。死，总是和黑暗、鬼神等联系在一起。这种传统的文明在现代文明出现若干年之后，依然占据着一定的地位，“好死不如赖活着”的观念并没有被安乐地死所代替。在伦理，道德，观念，社会舆论以及国策等条件的束缚之下导致人民对于安乐死的要求不像西方国家那么的迫切。制度的不一样，历史的不一样导致者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文化，观念和意识。较于西方自由的人格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中国关于安乐死的研究源于日本的传入，所以在很大的一方面我们不能不说安乐死是一个外来的文化，中国对于这个问题很大程度的接受只在于传统的看法，即普遍接受了一种传统的安乐死定义，即无痛苦死亡法。

目前学术界依照不同的标准将“安乐死”分成不同的种类： 1.根据终止生命的行为方式不同，分为积极的“安乐死”与消极的“安乐死”。积极的“安乐死”又称为主动“安乐死”或仁慈助死，指医务人员采取促使病人死亡的措施结束病人的生命。消极“安乐死”又称为被动“安乐死”或任其死亡，是指对那些身患绝症处于极端痛苦的病人停止、放弃救治，包括停止使用生命的辅助设施和药物，使病人自然地死于疾病。

2.根据被实施安乐死的病人是否明确表达愿望，分为自愿“安乐死”和非自愿“安乐死”。自愿“安乐死”指的是患者在意志清醒的时候，有过明确的表示，不愿意忍受疾病的折磨，而愿意实施“安乐死”。如通过立遗嘱。而非自愿“安乐死”针对的是那些无行为能力的病人，主要是指脑死亡、植物人和先天性疾病的婴儿实施“安乐死”。

从日本的立法过程中我们可以大致的看出，安乐死在日本备受关注和争议,日本成文法律尚无关于安乐死的规定。但是从案例的处理方式上我们不难看出对于消极安乐死,虽然仍存在较大争议,但是日本社会和民众绝大部分能够接受它已经做出了肯定性规定。尽管消极安乐死从法理上讲在日本属于违法行为甚至是犯罪行为,但是由于其已经基本上被社会接受和认同,所以在日本还没有因消极安乐死而受到法律追究的案例。对于积极安乐死,日本社会和民众所持的是积极反对的态度,而且积极安乐死属于日本刑法上确定的犯罪行为。从日本发生的积极安乐死案例来看,行为人都以杀人罪的罪名受到了刑事处罚,但是,从量刑上看明显较轻,不同于其它杀人罪,这说明人们认为它的社会危害性较小。

而从中国的历史文化，学术界讨论，以及近年来关于安乐死案例的处理方式可以看出对于。中国对于安乐死的处理方式和态度和日本很类似，对消极安乐死有着较大的肯定性。而积极安乐死存在着很大的讨论。从中国政府对安乐死立法基本持者否定的态度来说，安乐死在立法方面有着很大的阻碍，其中积极安乐死是一大方面。

虽然国外荷兰，比利时等国家对于安乐死设立了法律进行规定，但是用于中国的现在的国情还是不符合的。在亚洲东方文化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中，从中国，日本等国家现在对于安乐死的立法态度以及讨论。对安乐死的认可只在存于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认可，不能接受安乐死的积极死亡方面。所以说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对安乐死的立法都会很片面的或是保持现状不立。文化，道德，观念，伦理等等思想上的影响对安乐死中国化的进程有着无可估计的阻碍。但是它的发展却也是必然的要求，人的自由，人的本性等人对于自身的追求，不可不导致于安乐死的进程的快速发展。因此，安乐死在中国的发展将是冲突传统，也是人的解放的发展。

第三篇：国外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及对我国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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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及对我国的启示

摘要：本文通过对国内外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介绍，指出我国应该借鉴日本、美国及澳大利亚的经验，建立一部土壤污染防治法，并突出强调我了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中所必须具有的原则及制度，预防原则、污染者付费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与公众参与原则是防治土壤污染所必须具备的原则，同时政府责任制度、经济刺激制度和土地恢复制度是保障土壤所不可或缺的制度，是保障土壤污染防治法建立后能够有效实施的根本保障。

引言

美国在上个世纪曾经启动了一项超级基金计划。为了解决地下水污染问题，投入２００多亿美元净化地下水。主要方法是把地下水抽出进行净化处理后再注回地下。计划执行一段时间后，科学家发现经过净化处理后的地下水，回到地下后水质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最后发现，原因来自土壤。土壤中的污染物使净化后的地下水再次被污染。科学研究发现，其实土壤污染与大气污染、水体污染息息相关，仅仅治理大气污染和水体污染，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做法，并不能够使整个环境质量和农产品质量得到根本的改善。由此，土壤重污染被当作一个重要的环保课题提了出来。当前，国外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开展的如火如荼，而我国尚处于初期阶段，因而有必要借鉴国外先进经验以弥补国内立法的不足。

一、国外土壤污染防治立法概况

（一）日本土壤污染防治立法

日本是最早在土壤保护方面立法的国家，为了解决日本日趋严重的市街地(市区)土壤环境污染问题，日本环境省于2002年制定了《土壤污染对策法》，在土壤污染防治法出台之前，日本先后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www.xiexiebang.com 免费法律咨询3分钟100%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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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了基于农用地、有毒有害化学物质、水质污染(与地下水相关的部分)防治法而建立的土壤污染对策体系，颁布了《农用地土壤污染防止法律》《土壤污染环境标准》《关于土壤·地下水污染调查·对策方针》《Dioxine 类物质对策特别措施法》等一系列法律，确立了预防对策和恢复对策的一系列措施。

2002年日本制定了《土壤污染对策法》，对调查的地域范围、超标地域的确定，以及治理措施、调查机构、支援体系、报告及检查制度(杂则)、惩罚条款进行了规定，并规定了成为土壤污染调查对象的土地条件及消除污染的土地基准等。该法案运用环境风险应对的观点，对工厂、企业废止和转产及进行城市再开发等事业时产生的土壤污染进行了约束。进一步加强了对预防原则、政府职责、土地标准的划分、激励机制等的规定。

（二）美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

美国的土壤污染防治法律主要是《超级基金法》，1977年的“腊夫运河污染事故”使得 美国颁布了超级基金法(Superfund Act)，建立了一套在法律、管理制度以及技术规范方面比较完善的土壤污染防治体系。《超级基金法》主要意图在于修复全国范围内的污染地块，明确清洁费用的承担者；规定包括土地厂房、设施等不动产的污染者、所有者和使用者应以追溯既往的方式承担法律上连带、严格、无限责任；制定了“危险登记评估体系”和“国家优先名单”的运作方式，并建立了超级基金以资助“棕色地块”的管理和修复；对土壤污染采取“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同时明确了政府的责任，规定了美国环保局(EPA)根据《超级基金法》实施整治行动时具体程序。

在“超级基金法”颁布后，针对环境问题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美国也陆续颁布了一些修订版和补充法案，如《超级基金增补和再授权法案》(Superfund Amendments and Reauthorization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www.xiexiebang.com 免费法律咨询3分钟100%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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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以下简称SARA)以及《棕色地块法》(Small Business Liability Relief and Brownfields Revitalization Act)，《棕色地块法》阐明了污染的责任人和非责任人的界限，并制定了适用于该法的区域的评估标准，保护了无辜的土地所有者或使用者的权利，为促进棕色地块开发提供了法律保障。

（三）澳大利亚土壤污染防治立法

澳大利亚环境成文法很多，主要是一些单项立法，综合性环境立法较少，属于“大环境法”的模式。澳大利亚环境成文法按其内容可以分为四大类：一是有关环境规划和污染防治的法规，包括土地利用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危险物品控制和污染防治等法规；二是保护自然遗迹和人文遗迹的法规；三是开发、利用和管理自然资源的法规；四是在相关法规，包括职业安全、劳动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刑事法律中有关环境保护的规定。

澳大利亚联邦有关土地的环境保护法律主要有：《海洋和淹没土地法》(1973年)； 《国家拨款(自然保育、土壤保育)法》(1974年)；《矿物(淹没土地)法》(1981年)。地方有关土地的环境保护法(包括6个州、2个区和首都的环境立法)主要有：(以新南威尔士州为例)《土壤保育法》；《土地委员会法》(1976年)； 《土地与环境法院法》(1979年，1983年修订)等。澳大利亚非常重视公众参与制度，并且在技术层面上给予了大力支持，如微灌技术、卫星技术等，另外，澳大利亚很重视从整个生态维护的层面进行土壤污染防治，如对国内某些区域土壤通过设立保护区的办法进行重点保护。

二、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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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涉及土壤保护的法律法规主要有《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水土保持法》、《土地复垦条例》、《基本农田保护法》、《农药安全使用标准》、《农用污泥中污染物控制标准》、《农田灌溉水质标准》及《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另外，为了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防止土壤污染，保护生态环境，我国于1995年制定了《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尽管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少,但大多针对经济利用、土地管理和利用、土地规划及土地权属问题等方面，对土壤污染防治的规定分散而不系统，缺乏具可操作性的细则和有威慑力的责任追究条款。现有土壤保护标准体系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可行性低，如《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中污染物指标偏少，缺少有机物指标，无法满足土壤污染控制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的要求，且未考虑土壤种类和母质复杂性，就在全国范围内统一以总量为基础；缺乏居住、工业建设项目中相关的土壤环境质量现状评价依据标准，缺乏居住、农田、采矿用地环境质量风险评价基准。

与现行环境法律中体系性较好的大气、水、海洋污染防治法律相比，我国还没有形成有效的土壤污染综合防治体系，包括法律法规与管理体系、标准体系、监测监控体系、土壤修复技术体系等。制定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法》，规定专门、行之有效的制度和措施，填补法律制度的空白已成为当务之急。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相关法律的缺位已经逐渐在业内引起重视，在某些发展较快、经济实力较强的城市，已针对某些具体场地土壤制定了相关标准，如2002年，上海市政府为配合黄浦江两岸综合开发,制定了《黄浦江两岸滨江公共环境建设标准》。这也说明土壤污染问题受重视程度日益提高，建立相应的法律法规体系是规范土壤保护工作的迫切要求。

三、国外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对我国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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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确立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模式

与现行环境法律中体系性较好的大气、水、海洋污染防治法律相比，我国还没有形成有效的土壤污染综合防治体系，包括法律法规与管理体系、标准体系、监测监控体系、土壤修复技术体系等。回顾日本及澳大利亚，其土壤污染防治之所以运行的较为成功，与其完善的土壤污染防治体系是密不可分的，尤其是日本，早在1970年就颁布了《农用地土壤污染防止法律》，之后又制定了《市街地土壤污染暂定对策方针》等一系列与土壤污染防治有关的法律，直到2002年才颁布《土壤污染对策法》。当前，我国有关土壤保护的法律主要分散在各部门法中，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刑法》《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水土保持法》《土地复垦条例》《基本农田保护法》《农药安全使用标准》《农用污泥中污染物控制标准》《农田灌溉水质标准》《及大气、水、固体废弃物污染防治法》等。另外，为了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防止土壤污染，保护生态环境，我国于1995年制定了《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但《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仍然存在很多缺陷，如可行性低等。为了更加有效的保护土壤，在原有基础上对各法进行修修补补显然已不足以适应时代的步伐，因此，制定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法》，规定专门、行之有效的制度和措施，填补法律制度的空白已成为当务之急。

(二)确立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的立法原则

1、预防原则

土壤是一个半稳定状态的复杂物质体系，对外界环境条件的变化和外来的物质有很大的 缓冲能力。从广义上说，土壤具有自净作用，但是当污染物的数量和污染速度超过了土壤的净化能力时，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www.xiexiebang.com 免费法律咨询3分钟100%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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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了土壤本身的自然动态平衡，使污染物的积累过程逐渐占优势，从而导致土壤正常功能失调，土壤质量下降。预防原则从源头出了，控制污染物的产生是最有效、成本最低的方法。

预防原则实施最成功的国家是日本。日本的土壤污染防治法律体系中规定了一系列的预防原则条款，在大气方面，日本制定了《大气污染防止法》以限制烟尘排放，同时规定了《Dioxine法》，详细规定了Dioxine 类物质的排放标准；在水质方面，制定了《水质污浊防止法》，详细规定了排放标准、禁止将有害物向地下渗透等；在废弃物处理方面，制定了《废弃物处理法》，规定了填埋标准、最终处理场的建设标准等；在化学物质及农药方面，制定了《化审法》以处理特定化学物质的技术标准，《肥料取缔法》规定了防止土壤污染的标准，《农药取缔法》规定了有关土壤残留的登录保留标准等。

如上所述，我国还没有建立土壤污染防治体系，土壤污染的预防规定只是零星的规定在其他部门法中，因而，我国在建立土壤污染防治法律时，有必要在总则中明确规定预防原则，并将预防原则贯穿整个土壤污染防治法律体系中去，同时在分则条款中制定若干具体措施，如建立土壤污染监测、预报与评价系统，仿效美国制定“危险登记评估体系”，同时根据土壤环境容量确定具体的土壤环境标准；发展清洁生产，彻底消除污染源，包括控制“三废”的排放，加强污灌管理，控制化肥农药的使用，植树造林，保护生态环境等等；另根据欧盟的经验，废物管理是预防土壤污染的关键因素之一，其制定的《关于环境保护、尤其是污泥农用时保护土壤的86/278/EEC指令》，对农用污泥作出了规定，《关于废物的75/442/EEC指令》要求废物在处置时不能污染土壤[16]等都起到了很好的预防作用。

2、污染者付费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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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原则实施最成功的要属美国。美国政府根据超级基金法有权要求造成污染事故的责任方治理土壤污染，或者支付土壤污染治理的费用。拒绝支付费用者，政府可以要求其支付应付费用３倍以内的罚款。如“腊夫运河污染事故”中，污染者共赔偿受害居民经济损失和健康损失费３０亿美元，同时，美国在超级基金法中采取污染者即为“潜在责任人”的做法，建立了严格、连带和溯及既往的法律责任制度。土地污染者对其污染行为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且这种责任的追溯期永久。通过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可避免土壤环境污染纠纷无章可循、污染责任无法鉴定及土地修复责任无人承担的局面，改变我国在土壤污染方面对企业几乎无任何约束的现状，并制约因土壤污染修复或赔偿条例缺失造成的国外重污染工业纷纷迁移到我国的趋势。而且我国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许多造成土壤严重污染的老工业企业多为国有企业，加之历史上对污染土地不予重视等原因，在操作层面上实行“污染者付费”原则存在较大难度，因而，有必要在土壤污染防治立法中明确污染者付费原则，在污染土地治理与开发过程中，在“污染者付费”原则的基础上,体现“受益者负担”原理，建立严格、连带和溯及既往的法律责任制度，设立尽可能公平合理的责任机制并使之有效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推动与促进污染土地的治理和开发。

3、可持续发展原则

美国在棕色地块再开发中非常重视可持续发展原则，规定可持续发展有两个原则：其一，经济发展建基于生态平衡前提上，其二，公平地分摊发展的效益和不利的影响。同时假设了新发展模式：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转变；增长的效益要求理性的政策努力以保证公平；技术变革只是诸多可能解决问题的途径之一，并且未必是最好的解决途径；空间、时间、阶层的外在形式必须给以明确的考虑；社会经济--生物因素是互为关联的，忽视这种关联就会产生问题。美国棕色地带的再开发，除了把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www.xiexiebang.com 免费法律咨询3分钟100%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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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有的受污染地产修复为有生产能力的地区、有利于人类健康的环境外，同时强化了社区自身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因此，在土壤污染防治体系中确立可持续发展原则意义重大。

可持续发展原则的真正落实，需要对可持续开发加以规划，单纯依靠市场力量不足以取得环境、社会、经济的协调和统一发展，不能完全依赖市场进程来处理被废弃或未得到充分利用的地产，市场并不能保证理性的发展，对开发者有吸引力的往往不一定对整个社区有利。在一些差异大的因素诸如自然资源管理、城市经济进程、社会问题、经济流动性和市场准入问题、土地使用规划、城市开发和文化遗产的保护等方面，这一点就体现得更为鲜明。当然，土壤污染防治法律体系所关注的不仅仅是城市土地开发问题，但可持续发展原则的基本理念是相同的。

4、公众参与原则

公共参与原则是土壤污染防治法律体系形成之后能否具体落实重要体现，实施最为成功的是澳大利亚。从50年代澳大利亚农民开始普遍接受了保护环境的基本原则，通过改进耕作方式促进水土保持；80年代末，一个爱护土地(Land-care)运动在澳兴起，大批农民加入了各地的“爱护土地小组”这些农民在一起交流如何防治土地退化，政府给予支持，投入资金治理水土流失，还设置官员协调农民的活动。澳大利亚对改良天然草原，种植人工草地，合理利用草场非常重视，围栏面积4亿公顷，占草场总面积的90%，人工补播及改良草场面积已由50年代的6003公顷增加到现在的2700万公顷。

我国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必须确立公众参与原则，使农民逐渐树立保护土壤的理念。当然，理念的形成与落实可能并不能很快得以落实，需要一个过程，但澳大利亚的经验告诉我们，一旦农民接受了保护土壤的理念，土壤污染防治将起到明显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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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确立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的立法制度

1、政府责任制度

预防原则、污染者付费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及公众参与原则是土壤污染防治法律体系乃至整个环境法的重要原则，而政府责任是落实这几个原则的重要保障。美日澳都很注重政府职责，以澳大利亚为例，澳大利亚在联邦政府、州政府、地方政府三个层次都设有专门的环保机构，联邦政府设有环境与遗产部，州一级的环保机构较为复杂，以维多利亚州为例，政府设立了自然资源与环境厅，下设环境保护局、自然资源局和生态再循环局，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之间主要通过协商和合作方式来实现国家环境发展规划，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则主要采取直接干预方式使州环境规划得以实施，各级政府都直接主导相应层次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工作，绝大部分环保工作由政府直接参与完成[22]。再看日本，在土壤污染状况超过环境省所定的标准时，则将此地域设立为指定区域，由地方长官（都道府县）设立指定区域、进行公示并记录于台帐（称之为“指定区域台帐”），台帐的记载事项和保管要求由环境省令决定。都道府县的地方长官在没有正当理由时，不得拒绝阅览台帐的要求。美国也相继规定了联邦政府、州政府、地方政府和社区的责任，如EPA于2000年10月出台了正式的棕色地块经济振兴计划(Brownfields Economic Redevelopment Intiative)该项计划授权各州、社区和各类买下棕色地块的产权所有者(stakeholder)协同工作，对棕色地块进行合理的评估、清洁和可持续的再开发利用。

中国之所以在责任问题上落实不好，就是因为政府责任不够明确，政府责任不但要规定，而且要落实到实处，只有这样，中国才能步发达国家后尘，2、经济刺激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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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刺激制度是指利用经济杠杆对人们的环境行为进行调控的一系列规定的总称[25]。这种制度是经济学中费用—效益原理在环境管理中的一种应用，行为人所投入的进行环境治理和保护的费用是与其本身的经济利益、社会效益密切相关的。经济刺激制度实施较为成功的是美国和日本。美国以税收方面的优惠措施，刺激私人资本对棕色地块治理和再开发的投资，据规定，用于棕色地块污染治理方面的开支，在治理期间，免征所得税。在日本，《土壤污染对策法》的实施使得原本作为其营销手段的调查和治理的措施，转变为一种主动的新型的土壤环境污染风险管理和降低环境风险的相关服务产业，即土壤污染评价、土壤调查对策工程中介、有关土壤污染的保险业务的开发等一系列的相关产业，在此背景下，日本的金融业也开始探讨在进行土地担保和贷款业务中应该增加因土壤污染而带来的风险等融资审查内容。

经济刺激制度是鼓励公众由消极到积极保护土壤的最有效方式，因而一部行之有效的土壤污染防治法律的制定便成为关键所在。我国可以在税收方面给予企业以优惠，规定用于治理土壤污染方面的开支呆以免征或少征所得税，同时在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时兼顾今后的土壤污染治理产业，考虑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净化和跟踪监测有机结合为一体的复合型环保业务和市场的发展前景以此形成专门的产业领域、将会改变产业结构，使环境保护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组成部分，从而降低人类的产业活动对环境产生的负向负荷，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3、土地恢复制度

日本在制定土壤污染对策法之前，相关法律已经建立起不同的土壤污染对策体系，如基于农用地土壤污染防治法律而建立的土壤污染对策体系，基于有毒有害化学物质特别措施法律而建立的土壤污染对策体系，基于水质污染防治法而建立的土壤污染对策体系（与地下水相关的部分），目前我国的土壤污染防治法律体系还很不完整，因而有必要在接下来的土壤污染防治法中建立一系列的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www.xiexiebang.com 免费法律咨询3分钟100%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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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污染恢复对策，如利用已有的生物技术---蘑菇群落、蚯蚓等；污染治理费用专款专用，即对于污染者所付费用及政府为治理土壤所拨款项必须用于土壤治理，不得挪作他用；采用补助金和基金手段来推动社会团体参与到土壤修复；加强对污染物的处理，如对农药及废弃物加强控制。

目前来说，任一原则的单独运用都不足以遏制土壤污染，因此，在大力推行预防原则的同时，必须加强对土壤污染修复，形成一套土壤污染防治的预防性、综合性、整体性、全过程的制度，争取从各个环节上防治土壤污染。

第四篇：国内外农业技术推广模式及对我国的启示（范文模版）

国内外农业技术推广模式及对我国的启示

摘要：研究和总结世界各国农业技术推广的经验，对完善我国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创新农业技术推广模式，加速农业科技成果产业化，增加农民收入，加快新农村建设等都具有重要意义。在概述国外农业技术推广历程和对国外典型的农业技术推广模式进行剖析的基础上，总结了国外农业技术推广模式对我国的启示． 关键词：农业技术推广；模式；启示

一、当代中国农业技术推广现状

随着我国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农村种养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国的农技推广体系在逐渐适应新时期“三农”工作的要求。农技推广体系的组织管理、推广工作的内容、推广人员的素质、推广的方法和手段有了很大的改进，但仍存在很大不足。

（一）、我国农业技术推广的模式主要有：

1、行政型，即政府主导。它是政府开展的新技术，新成果、新产品示范的推广。属于事业单位和非赢利性组织。其主要职能是将各级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的农业科研成果和先进适用技术普及到农民中去。推广经费主要来源于国家财政事业拨款，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是投资主体，技术承包或低价的技术咨询服务费来弥补弥补政府投资的不足。一般有“政府+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十农户”、“政府+科教单位十农户”、“政府十企业+农户”3种模式

2、教育型，即农业科研教学单位主导。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项目经费、项目创收经费和涉农组织及个人的捐款等。主要运行模式有“科教单位+基地+农户”、“科教单位+企业+农户”、“科教单位+推广机构七农户”等。这种模式能够充分发挥科教单位的科技优势和培训优势，最新的成果和技术能够直接应用到农村，迅速被农民掌握。

3、自助型，即农村经济技术合作组织(N G 0)主导。基于对技术的迫切需要，具有相同或相似技术需求的农业生产者自发组织起来成立了农民专业技术协会。经费来源于会员集资，大都以适用性较强且成本相对低廉的技术为重点，一般模式为“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十科技+农户”。

4、企业型，即农业龙头企业主导。以企业投资经营为主体，追求利润为目标，建立的产加销、农工贸一体化的运行机制。需经费完全由企业负责筹措，多以市场前景好、效益高、可以迅速开发的新技术为主，其基本形式可以简化为“公司十农户”形式，即农业技术推广过程的一端是企业化的科研机构和农业产业化龙头氽业，另一端是农业生产者，以“契约”为纽带，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共同体。

5、项目型，规模中等偏小的组织，如黄淮海平原农业综合开发。

（二）当代中国农技推广存在问题。

1、定位不清，管理和职能不分。政机构而设置的事业单位，管理体制一直没有理顺，多数地方改革后乡镇农业技术推广人员从事行政中心工作的时间都在70％以上，有些地方的农业技术人员当乡镇干部一样使用，根本无精力和时间专职从事技术稚广。同时，推广机构设置不规范，既有综合办站，又有专业设站，且名称不一，难以形成相对稳定和规范的管理体制。

2、运行机制与市场经济不适应。

3、经费不足，保障不力。研究表明，我国农业技术推广投资总强度(农业推广投资占农业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不仅低于工业化国家的平均水平，而且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黄季熄，2002)。农业技术推广的财政投资年平均增长率却只有6.41，还低于财政支农支出的增长率，即低于财政对农业的平均投入水平。

4、，农业推广的法律地位没有得到真正的确立。现行《农业技术推广法》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颁布的《农业技术推广法实施办法》显得很不适应，执法主体、推广机构的职能任务、保障措施和违法处罚条款等内容都不明确

二、国外农业推广体系的总特点

1、农业推广立法完善.如美国《史密斯-利弗法》，日本的《农业改良助长法》

2、经费来源以政府拨款为主。

3、层次分明，结构完善。

4、农业教育、科研坚持为推广服务。

5、科研、教育、推广职责分明，密切合作。

三、具体国家农业技术推广模式及其启示

(一)美国三位一体的合作农业技术推广模式。

1、模式：①农业科研、教育、推广的三位一体。1914年美国63届国会通过《史密斯和勒沃尔法》，规定美国农业部在州立大学建立农业推广站，州立大学推广站的教授，一般兼有教学、科研和推广三重任务，形成了以州立大学为依托，农业教育、科研推广有机结合的“三位一体”推广模式。②健全的推广体系和高素质的推广队伍。联邦政府推广机构设在农业部，州一级的推广机构设在州立大学的农学院，站长由院长或副院长担任。推广专家4000多名，全具有博士学位。县推广人员有大学推广站组织评审小组，按聘用条件择优聘用。县级推广员12000多人，25%有博士学位，硕士学位占绝大多数。③明确的推广指导方针和目标。④推广经费分级负责确保到位。农业科研、推广经费由州立大学统一管理，按推广项目及开支预算及时拨款。并规定，经费随国民经济增长增加预算，要求按1：4配套，同时吸纳私人企业、农牧场主的自愿资助⑤推广手段现代化，基层推广人员待遇高。

2、启示：①增加农业科研、教育、推广三者结合的力度。建议组成“三结合”领导小组作为常设机构或办事机构，明确职责，落实责任。②加强培训，提高推广队伍综合素质。③切实解决好推广经费，加快农业推广现代化。要增加推广人员的待遇，对工作突出者予以奖励。激励推广人员深入农村第一线。

（二)日本农业公务员与农协并行的农业技术推广模式。

1、模式。①上下携进，共同推进。由政府领导和建立一个从中央到各都、道、府、县全国的完善的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网络；而农业协同组织由全国农协联合会、县农协联合会和自治体的农业协同组合三级构成②以人为本，提高农民素质。在日本，农业技术推广是基于“激发农民的自觉性，诱导、发挥其能力”。技术员直接给农民讲课，直接上门服务，保证了技术的到位率。③生产生活并重，提高农业生活水平。为了使务农成为有吸引力的选择，日本农业技术推广同时涉及生产、生活两个方面。④⑤⑥

2、启示：①加快农技推广法和实施的制定，依法进行农技推广工作。日本《农业改良助长法》在日本农业法规上占有重要作用，其被多次修改，保证了法律的适应性和可操造作性。相对而言，我国《农业推广技术条例》修改不大，造成遇事找不到法律依据的现象。②推广体制和运行机制是农技推广机制顺利实施的重要保证，日本的具体做法（如专门技术员的设置）未必适合我国国情，但他们不断改革推广体制和运行机制，并以法律的形式实施，使其适应不同阶段的农村生产实际，之中落实到实处的工作方式是值得我们借鉴的。③面向未来，女里培养适应现代农业的现代农民。日本农业推广特别强调以“人”为对象，通过教育、培训，培养“善于思考”的农民。这也是我国新世纪农民应具有的素质。

（三)澳大利亚的农业技术推广模式。

1、模式：①垂直管理的农业技术推广模式。澳大利亚农业部设总的推广机构负责农业技术推广。各州农业部推广机构内设“推广领导办公窜”，在9个行政专区设9个分支机构。每一个分支推广机构又在1个相当于我国县的区域内分成4个次级推广机构。农业技术推广实行垂直管理和主任负责制，不受地方政府部门的干预，独立性较强。②澳大利亚农业科研服务体系较为完备。澳大利亚的主要农业科研机构有：澳大利亚科工组织(CSIRO)，政府部门如资源环境部及其研究机构，大学的农业研究所／中心，州农业部(即初级产品部，D P I，下同)及其研究机构，企业如谷物协会(GRDC)、园艺协会(HRDC)等的研究机构，以及联邦政府外交部国际农业研究中心(ACIAR)等科研、开发和国际合作协调组织。

2、启示：①合理利用资源，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澳大利亚在推广生态环保方面的经验：一是政府重视，全民参与；二是法制健全，协调有力；三是长期坚持，效果明显。澳大利亚是资源丰富而人口稀少的国家，但并没有因为资源丰富随意浪费资源。在中国，减少对农村的污染，防止土地的沙漠化，减少水土流失，保持生态平衡、促进植被的恢复和提高，加强农产品和食品进口检验检疫，是当前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迫切要求。②推进科技成果转化科技创新和科技推广。澳大利亚不断增加科研投入，推动科研成果尽快商业化的做法，值得借鉴。中国农业科研体制改革的方向，应是政府加大对农业科技的投入，形成多元化的科推广体系。

（四）以色列农业技术推广体系

参考文献：

1、胡乐琴 汤国辉 《当前我国农业科技推广的几种模式》 中国农业教育2006（2）

2、海 孙晓明 《澳大利亚、新西兰农业技术推广和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农业工程技术·绿色食品 2007（3）

3、董永 《国外农业技术推广模式及对我国的启示》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9（6）

4、聂闯．世界农业推广体系现状[J]．世界农业，2000．(1)：50—51．

5、孙明英 我国农业技术推广典型模式及其效应与创新，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 2009（6）

6、黄季馄等，农业科研与推广资金投入与使用情况，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2002

7、曾福生，农村合作组织是农业社会化服务的主导力量，农业现代化研究，2002

8、朱希刚，农技推广若干问题之我见，中国农技推广，1999(3)

9、林英．“以大学为依托的农业技术推广模式”探析．陕西农业科学，2007(5)．

10、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国外农业技术推广-十二国经验及启示》中国农业出版社2001年6月

第五篇：我国残疾人社会工作研究综述

我国残疾人社会工作研究综述

2011社工硕士 卢雅倩 M201174496

摘要：据国家局统计，截至2006年4月1日，中国各类残疾人总数达8296万人，残疾人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为6.34％。且残疾人是中国社会弱势群体中困难最多、问题最突出的群体，这就需要政府和社会给予特殊的支持与帮助。通过对近年来我国残疾人社会工作的相关文献分析回顾，从残疾人社会工作的理论依据、残疾人社会工作在我国开展的可行性、我国残疾人社会工作发展的历史、现状、所存在的问题、残疾人社会工作的视角、等角度来综述我国残疾人社会工作的研究成果，并根据这些来指出其存在的问题与缺陷，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建议、措施，以期构建和完善我国本土化的残疾人社会工作，实现残疾人现状的改善，为残疾人提供更多的福利，最终实现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宏大目标。

关键词：残疾人社会工作、研究综述、残疾人不仅是个数量庞大的群体，而且还是一个特殊的弱势群体。因此做好残疾人社会工作有着特殊的意义，这不仅关系到残疾人群体自身的福祉，更与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残疾人社会工作是对残疾人所做的工作，不同于一般的残疾人服务，而是社会工作者运用社会工作方法帮助残疾人补偿自身缺陷，克服环境障碍，使他们平等地参与社会生活、分享社会发展成果的专业活动。

本文就我国残疾人社会工作的历史、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所依据的理论基础、采取的视角等方面来对我国残疾人社会工作进行一个简单的综述。

一、残疾人社会工作的概念

残疾现象和问题由来已久。中外历代对此有不同的认识和应付的方法。传统上，对于残疾问题的认识多局限于疾病的范畴，对其定义和分类也简单和直接，例如: 盲、聋、哑、跛、疯等都属于残疾。以缺陷为标准，残疾人一般可分为听力言语残疾、智力残疾、肢体残疾、视力残疾、精神残疾等多种。

残疾人社会工作是对残疾人所做的社会工作。它不同于一般的残疾人服务，而是社会工作者运用社会工作方法帮助残疾人补偿自身缺陷，克服环境障碍，使他们平等地参与社会生活、分享社会发展成果的专业活动。

从上述界定可以看出,残疾人社会工作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工作。这种特殊性来自于残疾人的特殊性: 因为他们不似老人、儿童、贫困者那样由于社会或者自然环境条件的限制而使自己的社会生活处于困境之中。因此,如果说其它社会工作对象陷于痛苦和不幸的话，残疾人则是双重痛苦与不幸。这样，残疾人社会工作就更具重要性和艰巨性。

二、残疾人社会工作的理论依据

(一)供养理论

在各种社会中，对于残疾人，特别是失去劳动能力的残疾人的最初的、甚至认为是最好的办法是把他们养起来。他们的家人或社会通过对残疾人的经济上的供养而表示对残疾人的责任和爱。在经济不发达的社会，这种供养几乎只限于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残疾人，但在发达社会,对残疾人供养的范围在扩大。尽管不同社会对残疾人供养的内容和水平有不同，但是一般说来,这种供养大多限于经济方面,或者物质方面，而对他们的精神需求、对他们的能力估计不足。尽管对于残疾人，特别是严重丧失劳动能力的残疾人来说经济上的供养是完全必要的，但这并不是对残疾人进行关照的全部。

(二)回归社会理论

回归社会理论是针对将残疾人封闭起来进行供养和照顾产生的弊病而提出来的。将残疾人(精神病患者)收养于各种社会福利机构进行照顾，残疾人之间的刺激性的互动加上管理人员、医护人员对残疾人的消极的、冷漠的态度和严格管制会使残疾人处于消极的社会关系之中。我们认为应使残疾人(精神病患者)处于积极的社会关系之中,其基本方法就是走出封闭。于是改变院舍照顾这种既昂贵、效果又不好的福利模式的呼声就逐渐被人们所接受，让残疾人回到他们熟悉的社区中去接受照顾，让他们在一般的社会中过正常的生活成为残疾人照顾模式的普遍选择。社区照顾是使残疾人等福利服务对象回归社会的典型模式和比较好的选择。(三)增能理论

许多关于残疾人、老人的供养及照顾理论，在把服务对象看作是脆弱的一群时，忽视了人是有潜能的、是可以改变的这一社会工作的基本价值观念。增能理论则站在人的发展的立场上，认为通过一定的方法，残疾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他失去的机体的、社会的功能，并有助于他们进入一般的、正常的社会生活。增能不但在于增强其原本丧失的机体的功能，而且可以增强他们的生活信心，甚至可以减轻他们对社会的“拖累”。增能理论是以人的发展理论为基础的，它关注于人的基本价值的实现。按照增能理论的理解,增能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比如康复可以使残疾人已丧失的功能得以恢复,教育和培训可以发掘他们的潜能，外界生活、活动条件的改善可以减少他们表现自己能力的障碍，等等。

依据上述主要工作理论，在开展残疾人社会工作实务时主要采取社区康复模式、社会康复、职业康复、教育康复几种方法进行康复工作。通过这些具体实务工作的方法来对残疾人进行具体工作，并且是在根据不同残疾人的需要进行评估和系统分析之后做出计划的基础上进行，希望达到改善残疾人生活质量、帮助他们重新参与到社会生活的目的。

三、残疾人社会工作开展的可行性

我国残疾人数量众多，残疾人群体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庞大而特殊的社会群体，他们作为弱势群体中的特殊人群，其生存状况如何，不仅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家庭，而且影响到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安定的大局。残疾人问题是一个无法避免的问题，因此在我国残疾人工作的社会工作化成为一个必然趋势。

首先，从现有残疾人社会工作体系的不足出发。林友华认为，在我国，残疾人具体工作主要由民政、卫生、教育和残联、社区等系统和组织来负责。然而，民政部门由于面临的工作太复杂而应接不暇。残联由于天然的情感和责任心，主动做了许多应该由其他部门做的事，又力不从心。以及其他部门、组织等等不合适的工作举动，使得我国残疾人社会工作体系需要进行调整。只有专业的社会工作者才能有能力和精力为残疾人提供经常性的、具体的和周到的服务。

其次，从社会工作的本质和社会工作者角度出发。残疾人社会工作者可以运用社会资源，最大限度地利用社会保障政策、社会支持网络和专业技巧等，给各种类型的残疾人及其家庭提供不同形式的帮助，以达到助人的目的。

除了现实需求和服务的专业化之外，还有政府开始倾向于重视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随着我国各大高校社会工作学科和专业硕士学位的设置，2008年开始进行的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社会工作者的素质进一步提高，在实际工作中展现出其独特性。同时，学者们也开始越来越多地多这一领域进行研究，并总结经验，发展了社工作专业化方向。残疾人社会工作逐渐被各界认可和重视，为残疾人社会工作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可能性。

四、我国残疾人社会工作的发展历史、现状及面临的问题

（一）我国残疾人社会工作的发展历史、现状

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中国残疾人的生活责任几乎完全落在家庭中。中国对于残疾人的关怀与救助始于宋代，宋神宗时期曾设置福田院，收养幼老废疾者，设置漏泽园，凡老弱废疾者死后无力为葬，由漏泽园予以掩埋。清代设养济院，以收容麻风病人及残疾人为主。

20世纪40年代,我国出现中国盲民福利会、中华聋哑协会等组织，但由于得不到政府的支持，不久即夭折。新中国成立后，残疾人获得了政治权利和基本生活权利。为开展残疾人工作，1953年成立中国盲人福利会，1960年成立中国盲聋哑协会。大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起地方协会和基层组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残疾人事业得到较快发展。1988年全国各类残疾人的统一组织---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成立。相继，全国各省、地、县、乡也成立了地方分会和基层组织。这种“半官半民”的组织极大地促进着中国残疾人事业的发展。199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的颁布和实施则使中国的残疾人社会工作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我国的残疾人社会工作已取得显著的成就。尤其是《中国残疾人事业“九五”计划纲要(1996--2000)》实施以来,，残疾人状况得到明显改善，形成了更加有利于残疾人事业发展的社会环境。由于该计划的实施,430多万残疾人得到不同程度的康复；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进一步提高；残疾人就业率由70%提高到80%； 829万农村贫困残疾人，解决了温饱问题，269万城乡特困残疾人基本生活得到保障；残疾人文化体育生活日趋活跃，特殊艺术和残疾人体育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残疾预防取得进展，多项预防措施逐步得到落实，减少了残疾的发生。广大残疾人自强不息，素质提高，参与社会生活能力增强，范围扩大。2000年,残疾人事业“九五”计划纲要的全面完成，使我国残疾人事业迈上了一个新台阶，达到一个新水平，为新世纪残疾人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我国还积极参与了“联合国残疾人十年(1983-1992)”和“亚太残疾人十年(1993-2002)”活动。我国残疾人事业的发展和经验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赞扬，荣获联合国“和平使者奖”和“ 联合国残疾人十年特别奖”。(二)我国现阶段残疾人社会工作面临的问题

尽管残疾人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方面应该享有同其它公民平等权利的观念已经在全世界得到公认，而且在世界各国，残疾人权利也普遍得到了法律的确认，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社会对残疾人平等的公民权的漠视常常使残疾人处于不利的地位。单纯的生理缺陷和残疾并不必然构成其经济与社会活动的障碍，障碍的程度是由残疾人与其生活环境之间的关系所决定的。因此，残疾人问题的实质是残疾人的平等的公民权利得不到实现的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残疾人的基本生活得不到最起码的保障，残疾人状况与社会平均水平相比还存在不小的差距，有些方面甚至呈拉大趋势，严重威胁残疾人的生存权；(2)残疾人很难享受与其它公民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发展的权利受到严重剥夺；(3)就业范围和选择的自由受到严格的限制,难以获得平等的就业机会；(4)缺乏医疗保障和必要的康复服务，由于自身的残疾和现实的障碍不能获得平等的社会参与机会；(5)权益受侵害事件时有发生，残疾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维护；(6)残疾人事业仍滞后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地区发展不平衡。

五、当前我国开展残疾人社会工作的推进策略

（一）立足于已有的制度框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残疾人事业得到了较快发展。在前文叙述残疾人社会工作的历史与发展中也有提到，在此不再赘述。

虽然取得了一些进步与发展，可是还是要继续推进我国残疾人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推进必须立足于已有的制度框架，而非脱离于此。对于已有制度框架内不适合残疾人社会工作发展的元素，可以而且应该进行改革，使之能够适应新的形势需要；对于制度框架内不具备但对发展残疾人社会工作又必不可少的条件，可以引入和增进。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可以就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革：第一，是社会新政体制方面，各级残疾人联合会的单位属性要界定明确。改变目前残联以社会团体身份兼具某些政府管理职能的尴尬局面。第二，将现有的残疾人教育和培训体系从国民教育序列中剥离出来，建设成一类特殊的社会工作机构或社区工作中心，以利于残疾人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和职业化。第三，是在既有宣传格局的基础上，以法律形式规定各类大众传媒的宣传义务，普及残疾人社会工作知识，渲染残疾人社会工作的氛围。

（二）确立新的残疾人观

用什么样的观点看待残疾人，是制定残疾人政策、开展残疾人社会工作的基础，也是决定对残疾人态度的最根本因素。旧的残疾人观把残疾人单纯看做是怜悯的对象，有的认为残疾人无所作为，是“废人”，是社会和家庭的负担；还有的认为残疾人是社会的“二等公民”，只能靠社会的施舍和恩赐来生活；种种对残疾人的歧视和偏见，不仅给残疾人及其家属带来精神上的巨大伤害,而且人为地在残疾人和主流社会之间制造屏障。在这种社会氛围下，即使有再多的保障残疾人的法规、条例,残疾人境况的改善仍然不容乐观。在全社会倡导树立正确的残疾人观，是推进残疾人工作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树立新的残疾人观，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是推进残疾人工作的重要前提，只有用新的残疾人观来指导解决残疾人问题，才有可能实现残疾人真正地、全面地回归社会生活。下面详细论述一下残疾人社会工作的优势视角探索。

从所掌握的资料发现，基于我国在开展残疾人工作中长期采用的问题视角而造成的不利影响，学者们探索出一种新视角，即优势视角。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里，“残”一直与“废”联系在一起，残疾人一般被成为“残废”，认为残疾人是社会的废弃者，是无法工作的无用之人。残疾人也因为自身身体或智力上的种种缺陷，往往会存在孤独、自卑、无助感。冷漠等心理问题。然而，残疾人也是渴望能获得正常人的同等对待以及心灵的共鸣。王亮认为，长期以来一直采取问题视角的模式影响了社会对残疾人的看法导致了残疾人个体对自己的悲观预期，也拉开了残疾人与残疾人服务提供者之间的距离。

目前残疾人群体中存在的诸多问题，都可以追溯到解决残疾人问题的问题视角模式。残疾人社会工作基于供养理论、回归社会理论和增能理论等理论作为开展残疾人社会工作的理论基础，从优势视角来研究和开展残疾人服务。优势视角在评估服务对象的问题和需要时，强调将他们的优点和能力包括进来，发掘和运用服务对象的优点和自身资源，发挥他们的主体性，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坦然面对生活中的挫折与不幸。社会工作中的问题视角和优势视角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模式。问题视角将关注点聚焦在案主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上，优势视角则是将关注点聚焦在按住自身能力和优势上。立足于优势视角，从多个角度对残疾人社会工作进行阐述，力图构建我国本土化的残疾人社会工作体系，更有利于残疾人社会工作的开展，有利于残疾人融入社会，获得自我完善和发展。

这部分内容也可看作是对我国残疾人社会工作所面临问题的一个解决对策，针对残疾人受歧视这一方面，改善他们所受到的现实对待，还有就是可以促进残疾人的就业。接下来一部分，就简单探讨一下一些建议和对策。

（三）建立健全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

残疾人的社会保障从具体内容上看, 可以分为以下几方面：残疾人生活保障、残疾人就业保障、残疾人医疗保障、残疾人教育保障、残疾人服务保障。在残疾人保障的这五个方面具体展开保障内容，分类进行。

（四）加强残疾预防工作

残疾人社会工作者的一个重要责任,就是要搞好残疾预防工作,杜绝和减少人为因素造成新的残疾。一方面,要搞好计划生育和优生优育工作，提高我国的人口素质。另一方面，要加强劳动保护，大力开展生产安全常识和劳动法制教育，采取有效措施，尽量避免工伤、交通事故及中毒事故发生。要本着以预防为主的原则，预防各种致残因素，把劳动事故和意外事故造成的残疾减到最低限度。

（五）加紧培养和培训残疾人社会工作人才

一个国家的残疾人事业发展如何，关键取决于该国残疾人社会工作者的队伍建设。残疾人社会工作在我国刚刚兴起，专业人才十分缺乏，专业素质也很低,远远不能适应我国康复事业的发展需要。因此，应在各医学院校、民政院校、高校社会工作系(专业)普遍开设一些康复社会工作、康复医学、康复心理学等课程，重视培养康复教学、科研人才和实际工作者。同时，要有计划地对现有康复工作干部、康复医务人员进行康复业务培训，使他们提高业务素质，掌握政策，增强实际工作能力。

六、我国残疾人社会工作研究存在的不足及发展趋势 虽然我国残疾人社会工作才处于起步阶段，但是我国学者在研究的过程中并不是一味地推崇西方理论与经验，而是结合实际情况进行。姚尚满指出我国现阶段残疾人社会工作面临的问题，首先是残疾人观念的落后，对残疾人的其实与偏见给残疾人带来很大的伤害，同时在残疾人和主流社会中间制造了一个屏障。其次是保障残疾人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残疾人社会工作组织系统不完善、不健全。在此，缺乏专业的残疾人社会工作者。

通过文献资料的阅读与梳理，可以看出，以上所列的问题已经逐渐受到理论和实务界的关注与重视，研究也日趋系统与成熟，这将为残疾人服务体系的建立健全和现存问题的解决提供有用的参考。但是，现有研究中仍旧存在一些不足，有待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比如，对残疾人社会工作服务体系的研究不够深入和系统；对社会工作如何具体介入残疾人服务的相关探索不丰富，内容较少；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发达地区、城市，边缘地区和农村的涉及较少等。

鉴于当前我国残疾人社会工作研究仍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深入而持久地开展符合我国现实情况的残疾人社会工作的研究，仍旧是一项艰巨而重大的任务。这就需要研究者的探究精神、政府的支持以及广大社会人士的共同努力，推进社会工作的研究向前发展的步伐，为残疾人群体谋福祉，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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